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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各国档案工作和档案事业建设实践基础上产生和发展起来的档案学，明显地具有各国的特色，因而在我国档案学研究中出现了所谓“欧美档案学”、“苏联档案学”、“国家档案学”等各种提法和概念。各国档案事业、各个档案馆的建设，各有其特色，这是好事，应该予以提倡。档案学作为一门科学来说，各国的档案学研究各有某些特色，也是必然的；但是，特色太多就不一定是件好事了。因为档案学的理论、原则，特别是档案学基础理论，只适用于本国，不适用于大多数国家，就不是真正的科学理论。
世界进入20世纪后，特别是20世纪下半叶，随着新技术革命的到来，信息技术的发展，各国经济、政治、文化、科学技术的国际联系非常密切，档案工作国际交流也越来越频繁。反映到档案学研究上，各国的特色渐渐被各国的共同问题所替代。1994年出版的《档案学词典》，在1984年开始编纂时，曾经设有数百条“外国档案学”的词目，到后来分类编排时，发现除了实体性的词目（外国档案机构、档案界人物、档案书刊、档案法规、古代档案名称）之外，与我国完全不同的“外国档案学”词目就为数不多了。最后只得取消“外国档案学”的类名。再从一些理论来看，也能说明这一点。来源原则和全宗理论，各国已通行，不必多说，仅提两点：
一、我国60年代提出的“档案形成规律”理论与外国提出的“文件生命周期”理论有什么不同呢？我看没有什么本质区别。“档案形成规律”实际上是全世界的档案形成规律，并不是中国特有的。“文件生命周期”理论同样也适用于我国，我国也存在文件生命（文件运动、档案形成）周期问题。
二、我国于50～60年代提出的将档案价值区分为“档案对于档案形成者所具有的利用价值”（80年代称为“第一价值”）和“档案对于档案形成者以外的组织或个人所具有的利用价值”（80年代称为“第二价值”）的思想，同样适用于全世界。这与美国档案学家谢伦伯格1956年提出的将文件的价值区分为“原始价值”（又译“第一价值”）和“从属价值”（又译“第二价值”）的思想非常相似，也可说是“异曲同工”。
以上这些，充分说明了我国与外国在档案学研究上的共性是非常明显的。应该说，这是档案学研究在20世纪下半叶的新发展，而且这一发展势头还将继续下去。
我非常赞成吴宝康同志关于“全面（世界性）地建设档案学”（《中国档案管理精览·序》，中国档案出版社1996年出版）的设想。随着电子文件和电子档案的出现，国际互联网络的迅猛发展，在下一个世纪档案学研究中各国的差别将越来越少，建设成适用于全世界的档案科学是完全可能的。
为了提高我国档案学研究的科学水平，必须克服档案学研究中外分家的现象。除了专门研究中国档案工作的分支学科之外，从档案学基础理论到各门分支学科，均应面向世界，研究全世界档案工作领域中的问题。从世界各国档案工作的实际经验中找出它的普遍规律，上升为理论，用以指导实践。实际上，档案保护技术学、档案复制技术、计算机辅助档案管理、电子档案管理等分支学科早已中外不分了。但还有不少分支学科中外分家的现象十分严重，影响了这些学科的发展。
比如我们常讲“各级机关的档案，由机关内设立档案室集中管理”（陈兆祦、和宝荣主编：《档案管理学基础》，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86年版，第52页）。这是一种规定，一种实际做法，并不是具有普遍指导意义的理论。如果我们统观全世界档案机构设置，就可以发现，档案从它的形成者产生之后，送到终极性的档案馆之间，普遍地保存在一种过渡性、中间性的机构之中，这可以说是一种规律。在我国，这种过渡性的机构称为档案室或联合档案室。在外国，称为登记室、文件保存所、机关档案馆、联合机关档案馆、中间档案馆、档案中心、文件中心等等。从全世界来看，这种过渡性的档案机构，有各机关、学校、企业设置一个的，也有许多单位合起来设置一个的。这两大类过渡性的档案机构，各有各的优缺点，在不同的环境条件下应设置不同种类的过渡性档案机构。这是比较全面的一种理性认识，不局限于一时一地的具体经验，具有普遍的指导意义。这样也避免了简单地认为档案室是中国的，文件中心是外国的片面认识。档案室外国也有，只是由于语言文字、传统习惯的不同而称为登记室、机关档案馆、文件中心。相当于我国联合档案室的，前苏联称联合机关档案馆，法国称档案中心，美国和加拿大称文件中心（除了一个企业、一个学校、一个组织的文件中心外，还有保存几十个单位文件的文件中心），马来西亚称文件服务中心。
又如，我们研究著录，只研究文件级和案卷级两种，这是国家标准《档案著录规则》规定的，是不能不研究的。但是，作为档案学的一门分支学科（档案管理学或档案检索学）来说，这样做太简单化了，也应该研究美国以“系列”（全宗与案卷之间的一个类别，包括几个案卷、数十个案卷甚至数百个案卷）级著录档案的问题。虽然系列级著录的缺点是著录不细，检索不深，但有其优点，即省时省事，投入少，容易做到。美国也有文件级、案卷级著录档案的，但保存大量档案的档案馆，多数采用系列级著录。我国用文件级、案卷级著录档案的时间也不长，经验也不多，如果工作中遇到困难，特别是人力、财力不够时，也不妨可以考虑一下系列级的著录方式。
又如我们研究文件立卷、归档问题，对案卷提出许多详细的要求，当然这也是《机关档案工作业务建设规范》规定的。但是作为档案管理学来说，为什么不能研究一下有些国家采用案卷不装订、不编卷内文件目录、不编张号以及只写简明的案卷标题等各种简便做法呢？即使这种简便做法从整体上不可取，但它是否有合理之处呢？它的最大优点是能节省大量的人力资源，在当今机构改革、人员精简、讲究效益、强调效率的时候，是否我们也可以对它进行一些研究和借鉴呢？
总之，在世界范围内需要研究的问题是很多的。我国的档案学研究必须从中外分家的束缚中解放出来，面向世界，面向未来，研究全世界档案领域中的共同问题，使档案科学发展到更高的水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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