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反倾向斗争的历史经验，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倾向论文,经验论文,历史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反倾向斗争，是我们党思想建设的一个重要方面和重要内容。错误倾向的出现和存在，具有客观的历史必然性。革命党只有对反倾向斗争具有清醒的认识，并用正确的方法来处理，才能达到胜利的彼岸。改革开放20年来，我们党在邓小平理论的指导下，科学地总结了党史上反倾向斗争的历史经验，正确处理了反倾向斗争，保证了改革开放的顺利发展。而改革开放本身就是反倾向斗争的伟大成果。
1978年5月11日， 《光明日报》以特约评论员的名义发表了一篇影响中国历史进程的文章《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文章冲破“两个凡是”的禁锢，为解放思想、实事求是思想路线的重新确立开辟了道路，成为中国新时期第一次思想大解放的前奏。这篇文章的发表，是冲破“左”的障碍的结果，是新时期正确路线同“左”倾思想第一次交锋的初步胜利。
粉碎“四人帮”之后，由于当时中央领导人坚持“左”的理论和“左”的政策，使刚刚挣脱“文化大革命”灾难的中国人民，又陷入了没有“四人帮”的“文化大革命”之中。当时中央领导人在十一大上的报告，表明了“四个坚持”，即：第一，坚持“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理论”；第二，坚持“文化大革命”是完全必要，非常及时的观点；第三，坚持反右，反对反“左”；第四，坚持用政治挂帅、群众运动和大跃进的模式搞经济建设。这“四个坚持”的根据就是“两个凡是”，或者说，“四个坚持”是“两个凡是”在思想、理论、政治、经济领域的具体化。
中国的历史又一次发展到一个关键时刻。如不突破“两个凡是”的禁锢，中国历史则无法前进。如同邓小平所说：“不打破思想僵化，不大大解放干部和群众的思想，四个现代化就没有希望。”（注：《邓小平文选》，第2卷，143页。）
就在这样一个关键时刻，邓小平郑重地指出：“我们必须世世代代地用准确的完整的毛泽东思想来指导我们全党、全军和全国人民，把党和社会主义的事业把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事业，胜利地推向前进。”他坚定地表示“‘两个凡是’不行”。（注：《邓小平文选》，第2卷， 38～39页。）《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这篇载入中国历史史册的文章，就是在这样的背景下诞生的。
这篇文章的发表，是中国历史前进的一个标志。但是，历史的前进不是一帆风顺的。于是这篇文章引发了一场关系中国历史命运的大较量。有人组织力量对这篇文章进行围剿，斥责“这篇文章理论上是荒谬的，在思想上是反动的，在政治上是砍旗的！”这篇文章和它所代表的观点面临着被扼杀的险境。
又是在关键时刻，邓小平表态了。他指出：文章符合马克思列宁主义嘛，扳不倒嘛！他气愤地表示：连实践是检验真理的标准都成了问题，简直莫名其妙。他说，“所谓理论要通过实践来检验，也是这样一个问题。现在对这样的问题还要引起争论，可见思想僵化。”（注：《邓小平文选》，第2卷，128页。）他旗帜鲜明地表示，“这是不是叫高举毛泽东思想的旗帜呢？不是！这样搞下去，要损害毛泽东思想。”（注：《邓小平文选》，第2卷，126页。）他号召全党、全军“打破精神枷锁，使我们的思想来个大解放”（注：《邓小平文选》，第2卷，119页。）。
1978年6月2日，邓小平在全军政治工作会议上的讲话中，系统地总结了毛泽东领导我们反倾向斗争的成功经验，为新时期反倾向斗争奠定了坚实的理论基础。他说，在战胜了使中国革命遭到严重失败的王明“左”倾路线以后，毛泽东同志总结了这次斗争的教训，在1936年和1937年写下了《中国革命战争的战略问题》、《实践论》、《矛盾论》等一系列不朽著作，奠定了我们党的思想理论基础。他强调了毛泽东的那句名言，只有人们的社会实践，才是人们对于外界认识的真理性的标准。邓小平还深刻总结了毛泽东领导整风运动的历史经验。整风运动是继五四运动以来中国近现代史上的又一次伟大的思想解放运动。通过整风运动，我们党从“左”的束缚中解放出来，确立了毛泽东倡导的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邓小平这一系列的论述，为新时期的思想解放运动，指明了正确的方向。
在邓小平的支持下，这场较量终于取得了决定性的胜利。20年前的这场真理标准的大讨论，是当代中国一次伟大的思想解放运动。它打破了过去盛行的个人崇拜和教条主义的精神枷锁，冲破了“左”倾思想和“两个凡是”的束缚，击中了林彪、“四人帮”的思想体系的要害，使广大干部群众对“四人帮”路线的极左实质有了更为深刻的认识，为清算“四人帮”的假马克思主义提供了有力的思想武器；同时，也启发和触动人们对马克思主义根本问题的思考，推动了人们纠正毛泽东晚年的“左”倾错误，为大规模的拨乱反正，解决历史遗留问题创造了条件，为十一届三中全会实现伟大转折作了充分的思想准备。
1978年12月13日，邓小平在中央工作会议闭幕会上作了题为《解放思想，实事求是，团结一致向前看》的重要讲话。这个讲话实际上是十一届三中全会的主题报告。在这个讲话中，邓小平对真理标准问题的讨论作了历史性的科学总结。他深刻地指出，“关于真理标准问题的争论，的确是个思想路线问题，是个政治问题，是个关系到党和国家的前途和命运的问题。”（注：《邓小平文选》，第2卷，143页。）江泽民同志认为：1978年邓小平《解放思想，实事求是，团结一致向前看》这篇讲话，是在“文化大革命”结束以后，中国面临向何处去的重大历史关头，冲破“两个凡是”的禁锢，开辟新时期新道路，开创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的宣言书。
新时期第一次思想大解放，推动了中国社会的深刻变化，带来了人的解放，引起了改革开放的重大突破。改革实际上就是清“左”除旧。因为，旧的体制、机制和观念，很大程度上是“左”的产物，是在长达20多年的“左”的影响下逐步形成的。在新旧体制交替过程中，人们往往会用老眼光来观察新事物，不自觉地成为“左”的东西滋长的土壤。
1987年4月邓小平在题为《吸取历史教训， 防止错误倾向》的重要谈话中，又一次对这次思想大解放作了深刻的总结。他说，粉碎“四人帮”之初，“左”的错误没有完全纠正。1977年和1978年，中国还处于徘徊状态。直到1978年底我们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他认为，“这八年多的经历证明，我们所做的事情是成功的，总的情况是好的，但不是说没有干扰。几十年的‘左’的思想纠正过来不容易，我们主要是反‘左’，‘左’已经形成了一种习惯势力”，“我们既有‘左’的干扰，也有右的干扰，但最大的危险还是‘左’。习惯了，人们的思想不容易改变。”（注：《邓小平文选》，第3卷，228～229页。）
20年来，中国经历了三次思想大解放。三次思想大解放，贯穿着一条反“左”主线。
1992年1月至2月，邓小平视察南方的重要谈话，成为当代中国思想解放的又一里程碑。江泽民同志指出：1992年邓小平南方谈话，是在国际国内政治风波严峻考验的重大历史关头，坚持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的理论和路线，深刻回答长期束缚人们思想的许多重大认识问题，把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推进到新阶段的又一个解放思想、实事求是的宣言书。就是在这个“宣言书”中，邓小平提出了“中国要警惕右，但主要是防止‘左’”（注：《邓小平文选》，第3卷，375页。）的科学论断。
1997年在中国历史发展的又一个关键时刻，江泽民同志在十五大上的政治报告中，高举邓小平理论伟大旗帜，冲破了姓“公”姓“私”的束缚和“所有制崇拜”，实现了一系列重大的理论突破，是中国新时期第三次解放思想、实事求是的“宣言书”。十五大报告强调，“要警惕右，但主要是防止‘左’，保持清醒头脑，克服各种干扰，坚持邓小平理论和基本路线不动摇。”
在纪念改革开放20周年的时候，我们应当认真总结反倾向斗争的历史经验，要警惕右，但主要是防止“左”，坚持从“左”的束缚中解放出来。历史和现实情况都表明，在高举邓小平理论伟大旗帜和坚持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理论及基本路线问题上，我们遇到的主要干扰，是来自“左”的干扰。只有警惕右但主要是防止“左”，才能保持清醒头脑，克服干扰；才能毫不动摇地高举邓小平理论伟大旗帜，坚持党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基本路线和基本纲领，把我们的事业全面推向21世纪。
为此，我们应当深入研究以下几个方面的问题：
1.进一步揭示右与“左”给革命和建设造成的危害，以及在坚持基本路线问题上产生的影响。
邓小平在南方谈话中指出，“右可以葬送社会主义，‘左’也可以葬送社会主义。”这是对历史经验的深刻总结。我们应当重点研究社会主义时期“左”和右的问题，进一步揭示在高举旗帜问题上，在坚持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理论和基本路线的问题上，“左”的理论观点及其危害和右的理论观点及其危害。在这个问题上，主要危害来自“左”的理论观点及其影响。
在社会主义时期，我们主要是超越阶段的“左”倾错误，“文化大革命”使这种“左”倾错误发展到顶峰，使我国的社会主义建设遭到极大的破坏。在社会主义社会的发展阶段问题上，国际社会主义运动中具有深刻的历史的教训。在苏联，从斯大林开始就超越阶段，赫鲁晓夫提出20年建成共产主义，后来勃列日涅夫等人宣布建成了发达的社会主义，最后招致了社会主义的失败。
长期以来，“左”的倾向成了一种习惯势力和思维定势。所谓“左比右好”，“‘左’是方法问题，右是立场问题”，“宁‘左’勿右”的理论与观点的确是根深蒂固。这些错误的理论观点，构成了高举邓小平理论伟大旗帜的主要思想障碍。
2.深入研究“左”与右的内在关联。
“左”与右思想方法是相通的，在实践结果上也是相通的。“左”的理论可以产生“左”的政策，这是人民所熟悉的。同时，“左”的理论也可以产生右的政策。只有论证了这个问题，才能全面揭示“左”与右的内在关联。例如，大革命时期共产国际的“左”的理论，主要表现在两个方面：一是套用俄国革命的模式，认定国民党是工农党或小农小资产阶级政党；二是套用欧洲资产阶级模式，把中国资产阶级的两面性截然划分为两个阶段。由此产生了两大方面的右倾政策：一是重视国民党轻视共产党，从而依赖国民党及其政权；二是认定蒋介石政变就是资产阶级叛变，从而认定汪精卫是中国小资产阶级的代表，把大革命的赌注下在汪精卫身上，结果汪精卫便成了中国大革命的“送命汤”。又如，土地革命时期“左”倾机会主义对待十九路军上海抗战和福建事变，就是明显的政治上的右倾保守主义。
3.深刻总结党的历史上反右防“左”经验教训，特别是改革开放20年来反倾向斗争的历史经验。
邓小平说，“有右的东西影响我们，也有‘左’的东西影响我们，但根深蒂固的还是‘左’的东西。”，“中国要警惕右，但主要是防止‘左’。”（注：《邓小平文选》，第3卷，375页。）这是对党的历史上反倾向斗争历史经验的科学概括。邓小平经历了我们党内所有反倾向斗争，并受到“左”倾错误的多次迫害。在我们党内，邓小平关于反倾向斗争的总结，无疑是最具有权威性的。
在党的历史上，我们往往以“左”反右，结果既反不了右，又助长了“左”。这个教训太深刻了。
1989年的政治风波是由资产阶级自由化泛滥而引起的，是右的集中表现。在这场斗争中，邓小平领导我们毫不动摇地坚持了“一个中心，两个基本点”的基本路线，反右防“左”，为我们树立了警惕右但主要是防止“左”的光辉榜样。
邓小平认为，对于反倾向斗争，“我们必须保持清醒的头脑，这样就不会犯大错误，出现问题也容易纠正和改正。”（注：《邓小平文选》，第3卷，375页。）
20年来，在邓小平理论的指导下，我们党清醒地估计到反倾向斗争的客观性和尖锐性；又妥善地、成功地处理好了反倾向斗争，“不搞运动”，“不搞争论”，强调“发展才是硬道理”和“三个有利于”标准；既排除了错误倾向的干扰，又促进了改革开放的深入发展。这是我们党更加成熟的一个重要标志。
4.深入探讨右与“左”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理论和基本路线问题上的主要表现与危害。
邓小平指出，“有些理论家、政治家，拿大帽子吓唬人的，不是右，而是‘左’。‘左’带有革命的色彩，好像越‘左’越革命。‘左’的东西在我们党的历史上可怕呀！”他说，“右的东西有，动乱就是右的！‘左’的东西也有。把改革开放说成是引进和发展资本主义，认为和平演变的主要危险来自经济领域，这些就是‘左’。”（注：《邓小平文选》，第3卷，375页。）
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左”的倾向主要表现在：
在学风上，“左”表现为明显的教条主义倾向。江泽民同志1990年6月9日在中央党校的讲话中指出，“左”的主要表现是停留在过去对马克思主义的某些原则，某些本本的教条式理解上，或者停留在过去对社会主义的一些不科学的甚至完全扭曲了的认识上，或者停留在改革开放前那些超越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不正确的思想和政策上。在十五大报告中他又说，对待马克思主义，有个学风问题：究竟是从本本出发，还是用马克思主义的立场观点方法来研究和解决中国的现实问题。因此，要高举邓小平理论的伟大旗帜，必须反对“左”的倾向；要丰富和发展邓小平理论，更要反对“左”的倾向。
在思想认识上（理论上），“左”主要表现在对资本主义与社会主义关系的认识上。在这个问题上，我们长期以来处于一种不清醒的状态，过分强调了社会主义同资本主义相对立的一面，而没有注意研究其相互借鉴和继承的一面。建党时期同基尔特社会主义的论战，实际上没有解决问题。抗日战争时期毛泽东的认识达到了很高的水平。他认为，中国应该让资本主义有一个广大的发展；我们建立新民主主义社会，是新资本主义；我们是新民主主义的资本主义。三大战役前夕毛泽东否定了“新资本主义”；建国后，他说新民主主义社会实质上就是初级的社会主义社会。到了“文化大革命”时期，在错误理论的指导下，社会主义同资本主义的对立到了荒缪的程度，甚至提出了“宁要社会主义的草，不要资本主义的苗”荒唐口号。
在政治上，“左”表现为保守倾向。在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这个最大的政治问题上右倾动摇，夸大阶级斗争在社会生活中的比重，甚至把一定范围内存在的阶级斗争视之为主要矛盾；反对改革开放的伟大决策，反对党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决策。这种“左”的保守倾向，是以阶级斗争为纲在新的历史条件下的曲折反映。在1992年前后，“左”的观点集中表现在姓“社”姓“资”问题上；在1997年前后，“左”的观点集中表现在姓“公”姓“私”问题上。
5.认真探讨警惕右但主要防止“左”的途径与对策。
这涉及到三个方面的问题：
一是如何从理论与实际的结合上、历史与现实的结合上有效地进行宣传教育，切实提高干部与群众的理论水平和认识水平。特别是使我们的各级干部对反倾向斗争有清醒的认识，并能掌握处理反倾向斗争的正确方法。使干部和群众认识到错误倾向的实质与危害，认真解决为什么必须毫不动摇地高举邓小平理论伟大旗帜，毫不动摇地坚持初级阶段理论和基本路线、基本纲领。
二是如何从法规和制度上把正确的理论观点变成可操作的东西规范下来；用法规和制度规范干部和群众的行为，使干部和群众在行动上毫不动摇地高举邓小平理论伟大旗帜，毫不动摇地坚持基本路线和基本纲领。
三是加强对“左”的理论产生右的政策的研究。对于“左”的理论可以产生“左”的政策以及“左”与右必然会产生右的结果，研究论著和历史资料都比较多，论证得比较充分；但对于“左”的理论也可以产生右的政策的论点，无论理论研究还是历史资料的挖掘都显得十分薄弱。而这个理论论点以及这方面的历史资料的理论意义和实践意义尤其重大。我们理论工作者应力图在这方面有所突破，用实际行动来纪念改革开放20周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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