越商竞争力及其提升对策分析——基于与晋商、徽商比较的视角，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视角论文,对策论文,晋商论文,竞争力论文,徽商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F717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8-293X(2007)05-0007-04
越，或称于越、越州，是绍兴的古称。越商作为绍兴商人的通称，由来已久，古时，“三缸一
头”曾是越商产业特征的写照，但越商的兴起并为省内外学者所关注是在改革开放，尤其是上个世纪90年代浙商群体不断活跃以后。绍兴是浙江省的一个地级市，从地理位置出发，越商是浙商的构成部分，从越商的产业结构类型、政府的作用、越商的风格气质、所具有的“个众”特征等方面考虑，越商更是浙商的重要构成部分。
一、越商是浙商的重要构成部分
绍兴地处东南沿海，是我国古代越民族的生息之地。春秋战国时代，绍兴成为越国的都城，秦汉三国两晋南北朝时称会稽，隋唐北宋又称越州，南宋以后改称绍兴，一直至今。延续越民族古风、善于抓住改革开放所带来的商机而成长起来的越商，是浙商的重要构成部分。
1、以市场为导向、科技含量低、资金投入不多、以加工、制造为主的劳动密集型产业，是越商成为浙商重要构成部分的产业基础。旧时，“三缸一头”是绍兴的主要产业类型，“三缸”指染缸、酒缸、酱缸，“一头”是指打锡泊所用的头，均是劳动密集型的，在绍兴均具有一定的历史。早在先秦时期，绍兴的稻作文化、纺织文化、酒文化、剑文化已开始产生，越国尤其是越王勾践时期，纺织业、酿酒业已有一定水平。到秦汉三国时期，绍兴成为当时全国四个最大的麻织中心之一，两晋南北朝时期，绍兴“丝绵布帛之饶覆衣天下”，越布“比绢方绡，既轻且丽”，说明绍兴的纺织产品在当时具有较高的声誉。至南北朝时期，丝绸业异军突起，越绫越罗风行天下，隋炀帝时，越州进贡的耀花绫，被朝廷视为丝绸极品[1]，直至现在，绍兴的产业基本属于劳动密集型，纺织业占据绍兴经济增长中的半壁江山。
浙商的产业结构属于劳动密集型。张敏杰(2007)研究认为，浙商一开始在产业结构的选择上以市场为导向，单个企业规模不大，产品也“小”，所经营的皮鞋、服装、打火机、低压电器等几乎全是科技含量低、资金投入不多的商品。[2] 吕福新(2007)认为，浙商主要从事与人民群众生活密切相关的传统产业。[3]
2、政府在越商的成长过程中起了主导作用，是越商成为浙商重要构成部分的体制基础。越商的成长与政府的作用密不可分。政府在产业发展规划、政策引导、指导越商进行战略调整、缓解要素制约等方面发挥作用。政府凭借财政力量，强力支持相关企业、产业发展，利用各种渠道推介产品，凭借较强的服务能力为企业、产业发展构建市场平台，帮助引进人才、职业培训等方面也展示了指导作用。
浙商是随着政府的作用成长起来的。张敏杰(2007)认为，政府对浙商成长起了主导作用。浙江省各级政府长期对姓“资”、姓“社”的问题奉行不争论的开明态度，对于浙商的创业，首先是积极地鼓励和大胆地支持，并且采取干预政策，促进人力及资本的积累，通过法治稳定政府秩序和经济程序，进而提供了一个和平的社会发展环境供浙商创业。章剑鸣(2007)认为浙商的成长在于浙商具有稳健的政治态度，既善于经营市场，更长于经营与政府的关系。[4] 越商作为浙商的一个构成部分，在成长过程中能够服从政府的主导作用，政府也善于发挥这种主导作用，从而尽可能避免了市场的盲目性、滞后性、自发性所带来的一些弊端，有效地驾驭市场经济的运行。
3、凭借独特的人文特征成就了各具特色的集聚经济，是越商成为浙商重要构成部分的经济基础。越商的成长是历史传统积聚的产物，同时也是“个众”特征有效发挥的结果。近几年，绍兴经济迅速增长，位于浙江省和长江三角洲地区前列，其主要的推动力量是绍兴的产业集聚。据浙江省委政策研究室资料，至 2004年，绍兴市年产值10亿元以上的产业集聚有58个，年总产值2647亿元，在浙江省11个城市中仅次于杭州市。大唐袜业、嵊州领带、崧厦伞业、山下湖珍珠等产业聚集在全国乃至全球具有一定的影响力。大唐镇集聚了8500多家袜业企业，4.5万从业人员，2006年产值278亿元，主要产品产量占全国市场 65％、世界市场35％的袜业；嵊州市集聚了1100多家领带企业，5万多从业人员，2006年销售额100多亿元，产量占全国90％、世界40％的领带产业；崧厦镇集聚了1200多家制伞企业，近3万从业人员，2006年产值4.1亿元，占全国伞业产值25％的伞业。绍兴市各具特色、自成规模产业集聚的形成受绍兴历史文化，尤其是越文化中的卧薪尝胆精神的影响。卧薪尝胆精神激励下的越商具有吕福新(2007)所说的“个众”特征，其创业、创新源于企业主自求生存、发展之需。
浙商就“个众”特征而言，主要是指各个商人及其企业都是以个人的独立自主为基础和根本的，浙商把这份“个众”特征演绎成为“草根性”“务实性”“敢为性”“民众性”等，成就了浙江集聚经济繁荣的景象。据浙江省委政策研究室资料，2004年底，浙江省拥有年产值10亿元以上的产业集聚601个，全省90个县(市、区)中，有82个形成了产业集聚，产业集聚的工业总产值占浙江全省全部工业总产值的64％。
4、不畏艰苦、敢于拼搏创业的风格气质是越商成为浙商重要构成部分的精神因素。张敏杰(2007)认为，创业精神成了浙商的基本素质。吕福新(2007)认为很多浙商出身于泥水匠、打铁匠、修鞋匠、理发匠等，数百万连普通话都不会讲、讲不好的浙江农民到全国各地经商，从事各种别人瞧不起的艰苦行当。章剑鸣(2007)认为，勤俭刻苦、自强不息的人生态度是浙商文化的内涵特征之一。数以百万计的浙江人发扬“两板”作风——白天做老板、晚上睡地板，“四千”精神——走遍千山万水、历尽千辛万苦、说过千言万语、想尽千方百计，自主自立，自强不息，不断创业。
越商，大禹的子孙，越王勾践的后代，受越文化的熏陶，延续着“三过家门而不入”“卧薪尝胆”“十年生聚、十年教训”的古风，不畏险恶，见微知著，创新创业，成就了绍兴经济的繁荣。正如战明华(2005)认为的，一个地区商人的精神区别于其他地区商人的特殊之处是植根于当地的特殊社会文化特征。受卧薪尝胆精神的熏染，在人多资源贫乏的现实面前，越商作为浙商一个构成部分，自然就具有不畏艰苦、敢于拼搏、自强自立进行创新、创业的风格气质。
二、越商竞争力及其表现
越商是浙商的重要构成部分，浙商文化的内涵特征涵盖了越商文化的内涵特征。相关研究已对浙商文化的内涵特征进行了揭示和总结(吕福新，2007；张仁寿等，2006；[5] 章剑鸣，2007)，并已成为本文的参考文献。本文尝试着从浙商文化与晋商文化、徽商文化比较的视角，来展示越商文化的内涵特征，并由此展示越商的竞争力。
1、工商皆本的历史文化传统，成就了越商以第二产业为主进行创新、创业的产业类型特征，易于发扬光大。越商工商兼融，特别是先工后商的产业类型，符合历史与产业发展规律。历史上的晋商、徽商主要以商业为主，在没有工业发展的情况下，从事商业、服务业，一时间能促使经济繁荣，但往往缺乏持久性。晋商、徽商曾在中国历史上，尤其是明清时期辉煌昌盛，票号、典当行、盐商、茶商等曾是晋商、徽商的产业特色，属于商业的范畴，票号也是随着商业发展而创立起来的。然而，现在的山西经济、安徽经济与晋商文化、徽商文化没有多少联系，晋商文化、徽商文化只成了山西经济、安徽经济可以传颂的历史。越商作为浙商的重要构成部分，与历史上民间工商文化传统之间，都具有一种清晰的传承关系(陈立旭，2005)。[6] 纺织业、制酒业、编织业、伞业、建筑业、珍珠养殖业等是越商从事的主要产业，而这些产业具有一定的历史传统。《越绝书》中“劝农桑”，越王勾践时期“夫人自织”，隋唐时期的越绫越罗以及“日出华舍万丈绸”等都是绍兴纺织业具有悠久历史的写照；从《国语·越语》中越王勾践用酒、犬、猪奖励民众生育，到绍兴城内“投醪河”的来历，再到陆游诗中“城中酒垆千百所”，以及旧时绍兴农村家家户户到冬天做米酒的场景，无不证明着绍兴酒业的悠久历史；从1600多年前，今嵊州一带的村民选取优良的毛竹、旱竹等编制各种日用品、工艺品，到东晋诗人许询用“良工眇芳林，妙是融动聘，篾短秋蝉翼，因助望舒景”诗句赞美嵊州竹编，以及20世纪50年代，嵊州竹编产品在法国巴黎世界博览会上获奖等，体现着嵊州竹编的悠久历史。
2、卧薪尝胆精神激励了成千上万规模较小，但参与面较广的越商群体创新创业，宜于民众广泛参与。绍兴经济是老百姓经济。越商主体是地位低下、文化素质不高的普通老百姓，经营的商品是资本、科技含量低、附加值低的小商品。小商品的市场结构属于垄断竞争或接近完全竞争市场，市场进入壁垒较低，宜于普通老百姓参与。而历史上的晋商、徽商的主体是文化人(王进，2006；[7]栾成显，2005[8]。文化人数量较少，在农耕经济时代尤其少，而且文化人凭借其拥有的文化知识，与政府联合或利用政府政策进行商业活动，在这一前提下，出现两方面结果。一方面出现资源分布不均衡，另一方面文化人一旦经商成功，往往会促成大生意，从而出现文化人经营的商品，其市场结构往往是寡头垄断市场的结果。历史上晋商曾利用明朝推行的开中制，经营盐业。开中制是明朝廷借助于商人的力量运粮到边防，然后给商人“盐引”，即经营盐业许可证的制度。盐在当时是朝廷垄断的产品，且是暴利的产品。商人凭借“盐引”到盐产地管理机构取盐，然后贩盐获利；历史上的徽商，尤其是一些大徽商并不纯粹是商人，有的兼官职，这种商人叫“儒商”，有的是地主。栾成显(2005)研究认为，从整体上看，徽商还是把儒放在第一位的，一部分徽商通过科举考试，发迹官场，走儒家读书做官之路。晋商、徽商文化人亦商亦儒的主体特征既使他们“富可敌国”“财雄天下”，也是其后来衰败的原因之一。当晋商、徽商失去了与朝廷联系的机会，他们的获利机会也就改变。从这个意义上说，受政治体制影响较大的商邦，其商业的持久性、参与面决定于政治体制。
3、现代越商的发展展示了服务型政府的形象，具有亲和性的政府便于越商和谐发展。晋商、徽商繁荣于封建王朝专制的社会。在“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的逻辑思维环境下，晋商、徽商善于抓机遇，服从朝廷强制性命令，钻政策空子，成就了一时的辉煌。如，晋商利用明朝的开中制贩盐；利用清朝统一的机会开通茶路，贩茶；利用清朝银子硬通货地位创立票号，控制当时中国的金融业等。然而，今天越商生存的环境不是专制政府所能提供的。
越商需要的是与其和谐共处的亲民型政府为其出谋划策，查漏补缺。即使在越王勾践时期，为了发展越国经济，勾践倡导“夫人自织”，以使民众形成种桑养蚕的风气。但越王毕竟是春秋霸主，在成就灭吴称霸大业以后，“逐范蠡”“杀文种”，致使范蠡另辟他处从商续业。在漫长的封建王朝统治的年月里，越商虽不断积聚独特的文化传统，但不能昌盛强大，在新中国建立后计划经济时代，越商的发展依然处于休整时期，只有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环境下，政府奉行“发展是硬道理”的法则，允许、鼓励、支持越商创新、创业，越商不断成长，绍兴经济迅速发展。正如张敏杰(2007)评价所有浙商群体一样，浙商的每一桶金，是在改革开放之初挖掘到的；浙商的发展壮大则几乎与中国由传统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转型的进程及综合国力的提升相同步的。从这个意义上讲，越商的繁荣从一个侧面反映了政府形象的转变、效能的提高。
三、进一步提升越商竞争力的对策
越商具有竞争力的原因之一在于越商文化具有独特的内涵特征。在现代经济学中，文化属于制度范畴，作用于经济增长。微观经济学原理揭示，要素作用于经济增长受边际收益递减规律的影响，文化与劳动、资本等其它要素一样，也受边际收益递减规律的影响，明清时期，晋商、徽商能繁荣一时，说明那时晋商文化、徽商文化对当时经济增长的边际贡献率较高。改革开放，尤其是90年代以来，浙江经济受到了省内外各界人士的关注，“浙江现象”一词被理论界、新闻界、党政部门广为使用，说明目前浙商文化对经济增长的边际贡献率较高，但我们预期这种边际贡献率也会有一个下降的过程。因此，需不断挖掘、丰富越商文化涵义，进一步提升越商的竞争力。
1、树立合作共赢的理念，提高产品附加值，增强越商整体竞争力。
受传统文化和历史因素的影响，越商目前的产业主要停留在劳动密集型产业上，如纺织业、食品业，建筑业等，尤其是纺织业占据了绍兴经济的半壁江山。且越商的企业规模不大，产品也“小”。在今天消费者讲究产品差异化的时代，品牌、商标等方面形成的产品差别对提高产品附加值异常重要的情况下，越商通过合作共赢来实现新的增长显得十分重要。通过媒体宣传、政策鼓励、法律法规约束等形式引导越商走合作共赢之路。越商抱团出击，遵循产业结构演进规律，通过一边购买国际公司，用国外的技术和资本改造提升企业档次，一边增加资本投入，提高R&D支出占产品销售额的比重，加强人力培训，这种双管齐下的方式提升第二产业档次，同时积极发展金融、保险、物流、公共服务、零售商业等现代服务业，提高第三产业在经济增长中的贡献率。
2、转变民营企业管理模式，提高越商主体科技知识水平。
越商是由广大老百姓构成的商人群体，受历史因素的影响，越商的科技知识水平较低。越商和浙商的其他商邦一样，凭着“两板”作用、“四千”精神，遵循历史文化传统，艰苦创业，促进了绍兴经济增长。新古典增长理论、新经济增长理论揭示技术管理将替代劳动、资本成为现代经济增长的主要源泉。今后，绍兴经济增长的主要影响因素是技术、管理。因此，无论是本来科技知识水平较低的老板和员工，还是受过一定教育的知识界人士，都要注重学习、培训，逐步养成终身学习的观念，让学习成为越商的一种习惯，这样自然能提高科技知识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率。同时，转变以血缘、亲缘、地缘等关系为依托的家庭管理模式，引入职业经理人管理模式，专职管理越商企业，提高管理水平。针对目前职业经理人市场信息不对称的问题，可建立由相关机构对职业经理人资格进行认定的制度，并备案索查，接受公众监督。
3、建立健全社会服务体系，进一步打造绍兴市服务型政府的形象。
服务型政府是指政府遵循民主科学的决策机制，严格按照法定权限和程序履行职责，着力履行社会管理者职能，进行经济调节和市场监管的政府形象。政府对越商竞争力提高已有一定的作用，这是进一步提升越商竞争力的基础和前提。面对经济增长的新问题，目前政府应在建立健全社会服务体系方面有所突破。首先，政府应建立以资金融通、信用担保、创业保险、技术支持、信息服务、人才培训等为主要内容的民营企业服务网络，促进越商发展。以前绍兴市上述社会服务比较欠缺，制约了民营企业的发展。以资金融通为例。一段时间内，越商的资金融通主要通过自筹或非正规、小范围的借债集资方式进行，融资规模小、风险大，不利于越商的发展。今后越商不断成长，会出现大企业、大企业家，传统的融资方式将为股票类、贷款类、基金类、项目融资类、财政支持类融资方式所取代，从而能适应大企业资金融通的需求。其次，要加快建立健全商会、行业协会等中介组织。政府职能转变后，企业家应通过商会、行业协会自愿组织起来，加强行业自律，增强谈判能力。再次，政府要善抓机遇，适时支持、指导越商进行战略性调整。在资金、技术、人力等方面支持企业推进品牌建设，实施“以质取胜”战略，以品牌建设为载体使越商逐步实现从数量型增长向质量型增长转变。
越商承袭了“卧薪尝胆”“十年生聚，十年教训”的古风，发扬了工商皆本的历史文化传统，艰苦创业，锐意进取，成就了改革开放后绍兴经济的繁荣。越商以其独特的文化内涵成为浙商的重要构成部分。回眸曾经辉煌一时的晋商、徽商，越商在产业结构、民众参与度、政府作用等方面明显具有优势。今后，通过树立合作共赢的理念，提高产品附加值，转变民营企业管理模式，提高越商主体科技知识水平，以及建立健全社会服务体系等方面着力，以提高越商整体的竞争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