企业家理论研究的意义与分类综述，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理论研究论文,企业家论文,意义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F270[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671—8372（2004）01—0026—06
随着改革开放的不断深入，我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系逐渐完善，“政企分开、权责明确、产权清晰、管理科学”的现代企业制度逐渐在我国企业中建立起来，企业的管理与经营逐步走上科学、规范的道路，同时，企业家的地位也越来越高，对企业家的研究也越来越多。因此，有必要对企业家的研究进行梳理，进一步明确研究意义与方向，实现理论的创新。
一、对企业家进行研究的意义
1.从宏观上看，企业家是国家富强的基础
企业家与经济增长密切相关，企业家是社会的宝贵财富。我国和世界各国的发展证明，一个国家的经济发展水平同企业家密切相关。企业家的多寡往往是衡量一个国家、一个地区经济发展程度的重要标志。企业家活动的水平、企业家的数量与宏观经济发展存在正相关关系。在当今世界，一个国家的企业实力如何，直接决定着该国在世界中的地位。一个国家企业实力雄厚、规模大、数量多，在全球竞争市场中占据重要位置，这个国家肯定在世界经济中占据同样的重要地位。政治是一个国家在全球格局中的一个重要因素，但政治的基础是经济，弱国无外交，这是不争的事实。企业要想在激烈的竞争中立于不败之地，可以开发的、有价值的、新的唯一资源对象，就是它的雇员。从这个意义上来说，人力资源已经成为造就商界王者的第一资本，而企业家作为异质型人力资本，对企业的发展更是作用巨大，
企业家是企业创造财富的核心力量。政府可以管理国家财富，但政府并不能直接创造国家财富。只有企业强大起来，国家才能强大。在美国，改写历史和控制国家运转的不是政治家，而是掌管商业帝国明星企业的、被冠之以“新美国英雄”的企业家。研究表明，人力资本影响经济增长有两个主要途径：一是对本国技术发明的影响；二是对从国外引进技术速度的影响[1]。一个国家必须具备一定存量的人力资本才能保证对现代先进科学技术的学习、传播和应用。企业家作为企业这个技术创新主体的决策者，对技术创新的程度和速度有较大的影响，从而进一步影响到经济增长的速度。我国经济学家也对人力资本在促进经济增长中的积极作用进行了深入的研究（表1）[2]。
表1 国内生产总值增长的来源（1966—199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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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项目 │ 计算结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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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固定资产存量增长对国内生产总值增长的│ │
│ │67.5 │
│ 贡献率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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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力资本存量增长对国内生产总值增长的 │ │
│ │30.6 │
│贡献率│ │
├───────────────────┼─────┤
│自主(或内生)技术进步对国内生产总值增 │ │
│ │1.9
│
│长的贡献率│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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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上表粗看起来固定资产存量对国内生产总值增长的贡献最大，2倍于人力资本存量的贡献。但是由于在通常情况下，我国固定资产投资占了GDP的25％以上，而公共教育支出却只占GDP的2.5％左右，这说明固定资产投资是公共教育支出的10倍以上，而固定资产存量增长对GDP增长的贡献只是人力资本存量增长对GDP增长贡献的两倍。根据边际效益计算，投资于人力资本上的公共教育支出对经济增长的贡献是物质资本投资对经济增长贡献的4.53倍。
2.从微观上看，企业家对企业绩效的影响作用巨大
从经济学的角度看，企业家的能力和努力是企业创新和获得利润的基础。按照新古典经济学的解释，企业家才能与资本、劳动、土地一样属于生产要素范畴，因为完全竞争市场不存在长期利润，企业的持续收益包括企业家才能所带来的混合性准租。可见企业家机制越有效，企业家的能力越强，工作越努力，企业的经营绩效就越好。如果把企业的绩效拓宽为不仅包括财务绩效，而且包括企业的能力状况，比如机会识别能力、组织适应性和创新能力[3][4]，这种正向联系似乎得到了加强。熊彼特式企业家通过创新使企业规模扩大并形成垄断性市场结构，反过来又推动了新一轮创新。企业家的这种创造性工作，是企业利润的主要源泉。
从直观上和市场均衡的角度看，发现和实现一定的利润并保持企业的生存与竞争能力，不仅仅是当代奥地利学派代表人物柯斯纳所认为的，是企业家的直观目的，而且应该还是对企业家活动的基本要求。对于价格均衡的反应，企业家要进行熊彼特所说的创新的“造势”作用，通过创新破坏价格的均衡，创造一种价格“势差”，从而获得企业的准租金。同时又努力维持这种价格“势差”，获得一定时期的准租金。企业家充当柯斯纳所称的“市场均衡器”的“中间商”角色，努力发现市场机会，洞察市场价格变化，“发现哪里购买者的买价高，哪里销售者的售价低，然后以比其售价略高的价格买进，以比其卖价略低的价格卖出”[5]，使市场达到均衡。
从企业发展的进程来看，由古典的所有者与经营者合一的企业为主的时代发展到以两权分离为特征的现代企业为主的时代，最主要的原因就是作为企业主的人力资本已不能满足社会化生产时代的企业必须产生经营绩效的要求，而被迫退出企业经营的历史舞台，只作为企业的所有者而存在，把经营企业的重担交给具有经营才能的职业企业家。更进一步，现代企业建立企业家激励机制的动因，正是由于企业家通过物质的或非物质的因素激励，激发企业家内在的工作动力和努力水平，全身心地投入到企业经营中去，从而提高经营业绩。
从企业的生命周期理论看，企业家是我国企业长寿的保证。对于我国企业的寿命问题，有各种不同的观点。许多人从企业的外部环境中找原因，认为我国企业生长的环境太差，民营企业生存的空间比较狭窄；也有人认为是社会目前的急功近利和浮躁心态使然。更有人从制度的角度对为什么中国企业家短命进行了探讨，认为企业的产权不清可能是导致“国”字号企业短命的最主要原因，即取决于对企业本质的认识-企业是谁的？国家经贸委一个调查报告表明：亏损企业有60％是因为领导班子出了问题。而领导素质较高的企业人均利税等指标高出其他企业达85％-350％。由此看出，经营者在决定着中国企业的兴衰是不争的事实。企业家是企业是否长寿的最关键因素之一。
3.从企业的经营角度看，企业家是实现企业管理创新的关键
近20年来，国企的体制不断发生变化：从一元化领导到厂长负责制，到企业承包制，到资产经营责任制，到公司制；从“老三会”到“新三会”的并存；从独资向多元结构的过渡，逐步建立起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框架。同时，社会和经济的发展也使企业的外部环境发生了更大的变化。一是计划经济体制正在转向市场经济体制；二是卖方市场已经转向买方市场；三是市场由封闭格局转向开放格局，国企赖以生存的原有基础和条件发生了巨大变化。这些变化要求企业管理要由被动形态变为积极主动形态，要求企业管理要以市场为导向，要求企业管理要遵守国家法令、法规，并按照企业内部的各项规章制度进行，要求我国企业管理要同企业管理的国际标准接轨，按照国际准则和国际惯例办事。
而企业家是企业管理创新的核心。企业的兴衰关键就在于企业家的管理能力。在市场竞争过程中，面对各种突如其来的事件，企业家能否善抓机遇，对企业的成败起着至关重要甚至是决定性的作用；在企业组织内部，企业家要协调全体员工同心同德，群策群力，完成企业的目标；在对外交往中，企业家要同各社会阶层的人打交道，包括业务伙伴和上级领导等，与它们磋商、谈判业务或争取得到支持帮助，为企业赢得良好的外部环境。企业是股东、员工、消费者、供货商、经销商的利益共同体，只有各个方面都受益，都满意，企业才可能永续经营下去。
4.从人力资源角度看，企业家是特殊的人力资本
企业家人力资本地位的特殊性。企业家在现代企业中拥有不同于一般人力资源的权、责、利。他们掌握着企业的经营决策权，拥有对企业内部的其他生产要素进行组织协调、优化配置，以最大限度地发挥各种生产要素的对内功能和创新与风险管理等各种对外的竞争功能。企业家的劳动是一种高级、复杂的劳动。
企业家人力资本资源的稀缺性。企业家人力资本的稀缺性不仅在于其自身生产周期较长，培养成本较高，更在于企业经营者很多，但真正能够成为企业家的则较少。熊彼特认为创新职能是区分一般企业经营者和企业家的重要标准。只有那些富有冒险精神，勇于率先把“创新”活动付诸实践，在竞争市场上赚得超额利润的才是企业家。企业家是一个职能的而非实体的、具有动态性的概念（见表2）。
表2 企业家同一般经营者的比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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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管理 │市场│ 风险 │未来│人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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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企业家│创新│创造│ 富有 │预见│稀缺│
├───┼────┼──┼────┼──┼──┤
│经营者│常规、传│适应│不倾向于│现实│大量│
│ │统、经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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企业家人力资本度量的不可测性。其一，企业家的劳动要受很多随机因素或非企业家个人所能控制的因素影响，复杂程度很高，很难使其程序化，其劳动成果也很难被客观评价或测量；其二，由于企业家的经营行为具有“不能观投入”的性质，他的努力程度、经营能力、决策正确性、投资倾向、风险态度等，很难用简单的指标来衡量。
企业家人力资本所有权的不可替代性。委托代理关系下，企业家人力资本是巴塞尔（Barzel）所说的“主动资产”，它的所有者—企业家—完全控制着资产的开发利用。因此，当人力资本产权约束的一部分被限制或删除时，产权的主人可以将相应的人力资产“关闭”起来，从而导致人力资本在德姆塞兹（Demsetz）意义上的“残缺”。这种残缺可以使这种资产的经济利用价值顿时一落千丈。更重要的是，这部分被限制和删除的人力资本的产权，根本无法被集中到其他主体的手里而做同样的开发和利用。
企业家人力资本激励中的“道德风险”性。委托—代理理论认为，作为委托人的股东与作为代理人的经营者之间，在信息不对称的情况下，会产生代理人在最大限度地增进自身效用时可能做出不利于委托人的行为的“道德风险”（Moral Hazard）。由此造成的契约不完全性，必须依赖于代理人的“道德自律”。企业家的道德风险主要表现在两个方面：一是偷懒（Shirking）行为，即经营者付出的努力小于其获得的报酬；二是机会主义（Opportunism）行为，即经营者付出的努力是负方向的。克服或防止代理人的道德风险行为，关键是处理信息不对称问题。按照经济学家Jensen等[6]的说法，委托人必须给予代理人适当的激励来减少他们之间的利益差距和花费一定的监控成本来限制代理人偏离正确轨道的活动。具体来说，一是委托人通过剩余索取权的分享形成激励机制，将代理人的努力诱导出来，从而克服偷懒行为；二是委托人通过信息的交流建立监控（约束）机制，将代理人的能力逼迫出来，从而防止机会主义行为。
二、企业家理论研究的分类
关于企业家和企业家创新的研究是一个涉及科学、技术、经济、社会等多个领域的问题，各领域的学者从其自身视野出发来研究企业家及其创新问题，得到了许多的结论。
1.企业家研究划分的现状
Stevenson[7]将有关企业家的研究划分为三类（见表3）：企业家的行动会导致什么事情发生（what）；他们为什么要这样做（why）；以及如何做（how）。
表3 企业家研究的分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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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究线索│原因 │行为 │结果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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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要问题│为什么│如何 │什么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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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础学科│心理学，社会学│管理学│经济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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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入个体、环境│ │企业家引起经济│
│ 贡献 │等变量│ │增长，区分企业│
││ │ │家与管理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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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第一类，研究者关注的是企业家行动的结果，而不是企业家或他们的行动，这种观点主要由经济学家所持有，如熊彼特、柯斯纳或卡森等。第二类则以“心理学/社会学的方法”为主。如Mcclelland和Collins ＆ Moore，主要研究作为个人的企业家，他们的背景、环境、目标价值和动机作为个体的企业家行动的原因成为研究者兴趣所在。个体企业家以及环境与企业家行为的关系成为研究的重点。第三类关注的是企业家如何行动。在这种情况下，研究者分析企业家管理的特征，企业家如何实现他们的目标而不管他们追求这些目标的原因。企业家可以从实践的观点来理解——企业家做什么，或者如何能够成为一个成功的企业家。这类研究介于原因和结果之间的企业家的管理行为。
根据研究工作的需要，国内的学者按照不同的划分标准对企业家理论的研究提出了不同的分类模式。如：根据企业家在企业中的作用主要体现在其能力和行为两个方面，而且二者之间并不具有必然的联系，很难把他们放在同一个框架下，而只能分开研究的特点，企业家的理论研究可归结为两种模式[4]：
（1）职能研究模式。侧重于从企业家的内涵出发，对企业家的职能、角色进行界定，其特点是将企业家的能力作为内生变量来处理。主要研究什么是企业家，其职能是什么，企业家必须具备什么条件，企业家与一般经营者或管理者的区别是什么。主要代表人物有：奈特、熊彼特、柯斯纳、卡森、莱本斯坦、张维迎等。
（2）实体研究模式。侧重于从外延上规定企业家在企业中的角色定位，其特点是将企业家的能力作为外生变量来处理。这一模式的研究有时或一般不使用企业家这一名称，而是使用经营者、经理、CEO等名称，其关注的重点也不是企业家的特征，而是将企业家置于一个特定的环境中，研究其行为特征。主要包括：企业家的激励、监督和约束机制，背景是所有权与控制权的分离。主要代表人物有：哈特、詹森、法马、德姆塞茨、李垣等。
在经济学理论发展的不同阶段，对企业家的地位和作用的认识也不同。在主流经济学家的微观经济理论中，强调的是完全信息和完全市场，企业的发展不需要企业家的积极作用，管理和决策都是无足轻重的，企业家这一角色自然就没被主流经济学家们放在研究视野之中，完全排除在经济理论体系和研究之外。非主流经济学家赋予了企业家不同的角色，对主流经济学的企业理论发起冲击，构建了系列的企业家的理论，并逐步形成了关于企业家的理论体系。
在经济学理论发展的不同阶段对企业家研究的侧重点也不同。古典经济学家主要侧重于探讨企业家的职能，新古典经济学家的研究侧重点是企业家的特质，80年代兴起的新自由主义经济学侧重研究企业家的作用。根据这些观点，对企业家问题的研究，“按照由浅入深、由低到高、承前启后的思路不断发展”，可划分为9种模式[8]，如表4。
表4 企业家理论模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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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模式 │主要学术贡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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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经营模式 │企业家的基本职能是经营职能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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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资本模式 │企业家是“资本”的所有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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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力资本模式│企业家是人力资本的所有者，人力资│
││本具有报酬递增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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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创新模式 │企业家管理职能的核心是创新，创新│
││是经济发展的根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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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决策模式 │企业家是决策者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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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组织模式 │组织决定企业家行为，企业家有权选│
││择自己的组织形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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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交易费用模式│提出交易费用，制度变迁的方向是降│
││低交易费用水平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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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团队生产模式│企业家的合约性生成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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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代理模式 │管理阶层地位不断上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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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对企业家研究的再分类
根据研究的需要，我们对企业家理论按研究内容的形态划分为静态研究和动态研究两大类。为了说明企业家应该干什么，必须具备哪些条件，揭示企业家的客观状况，静态研究又可分为职能的研究和素质的研究两类，在这些研究中，企业家是一个抽象的、静态的人。动态研究分为激励理论与行为理论两种，主要研究企业家可能如何做，怎么让他做，在这些研究中，企业家是具有主观意识的、能动的、动态的人。
职能模式的研究重点是说明企业家的职能是什么，是对企业家的定位。包括对企业家的三种基本研究模式：经营模式、创新模式和决策模式。经营模式的观点是：企业家是经营者，只有具有经营才能的人，才能称为企业家。企业家是继土地、劳动、资本之后的第四生产要素，企业家是经营自有资本或借贷资本的经理人。其代表人物有坎梯龙、魁奈、萨伊。创新模式的主要观点是：企业家与一般的管理经营者有本质的不同，只有具有创新精神的人才可以称为企业家。企业家是个动态的概念，而非固定的职业。促进经济发展的企业家之创新力量是“看不见的资源”[9]或“无形资产”[10]。正是企业家的“创造性破坏”产生了动态性的经济运动与经济发展。其代表人物是沃克与熊彼特。决策模式的代表人物有哈耶克、柯斯纳和西蒙，他们认为企业家就是决策者。
素质研究的理论包括资本模式、人力资本模式两种，是对什么样的人才可以成为企业家一类问题的回答。资本模式的研究强调企业家是一定“财产”的所有者，资本与财富或财产是同义词，而企业家的特质是人格化的资本。马克思就持有这样的观点。而张维迎教授“财富往往成为判断一个人是否具备企业家能力的信号”的观点，是资本模式研究的深化。为了寻求我国企业家的所有权与主体地位，张维迎、杨瑞龙、周业安等还从“资本雇佣劳动”这个古典经济学命题出发，明确了企业家之所以成为企业家的前提条件[11][12]。人力资本模式研究的代表人物马歇尔等认为，企业家是其特殊禀赋——人力资本的所有者，这种人力资本具有报酬递增的特性，充分肯定了企业家的特殊地位与贡献。国内学者对企业家的本质进行了更深层次的挖掘，认为企业家的人力资本是一种异质型人力资本[8]，是企业家效率性人力资本、动力性人力资本、交易性人力资本的集合体[13]。
企业家激励理论是从所有者的角度出发，研究如何激发企业家的创造性与创新意识，提高企业绩效，解决的是企业家创新的动力问题。信息经济学认为，企业家与所有者的信息不对称、激励不相容和责任不对等，会使企业家产生“道德风险”或“逆向选择”，必须设立必要的激励合同激发企业家生产性努力，减少机会主义行为[14]，甚至把容忍作为控制的手段之一[15]。随着所有权与管理权的分离，论述两权分离的委托代理理论迅速发展，获得了一批关于委托——代理模式下，不同产权结构——外部治理结构下，不同内部组织制度——内部治理结构下，企业家的契约关系、激励和监督方式等成果。张维迎[9]也利用委托代理理论对公有制体制下，所有者与企业家的委托代理关系虚置时的企业家行为的优化进行了研究。李垣等[4]认为，企业改革的突破口既不是产权或治理结构，也不是市场环境，而是系统的企业家机制的建立。“资本家是由模糊的资本概念支撑”[16]，不能只从资本市场看，所有者是委托人而企业家是代理人，还应从劳动市场看，企业家是“专用性”、“独特性”人力资本的所有者，是不能从企业的外部机制决定的问题，此时所有者是代理人。因此需要建立双重委托——代理关系的企业家机制，防止人力资本所有者或物质资本所有者单独或排他性地拥有企业家职能的无效率。
行为理论是研究企业家如何在企业内部实施领导和管理职能的内容，有领导模式研究与选择模式之分。领导模式研究侧重于考察企业家管理的运行体制和结构。不同的企业，需要采取不同的企业领导模式。罗伯特·坦南鲍姆和沃伦·施密特以高度专权、严密控制为一个极端，以高度放手、间接控制为另一个极端，以领导者运用职权的程度和下属享有自主权的程度为基本特征变量，将领导模式看作一个连续分布的变化带，在这个变化带中，由领导者、下属、环境三方面共同决定了七种典型的领导模式[17]。罗伯特·豪斯和特伦斯·米切尔在1974年秋发表了著名论文《关于领导方式的目标——途径理论》，从权变因素与领导方式的恰当配合考虑，提出指示型的、支持型的、参与型的、成就导向型的四种企业家领导模式。经验学派的代表德鲁克按照中心是工作和任务、成果、关系，列举了职能制结构、任务小组结构、联邦分权制即事业部制结构、模拟分权制结构、系统结构五种领导模式。领导模式是对企业家的宏观决策方式进行的研究，告诉我们有多少种模式可供选择，但没有告诉我们具体的微观决策过程。选择模式理论研究的侧重点是企业家通过何种变量，如何确定权重，在什么条件下做出什么样的决策的，是对企业家决策选择机理的分析与推证。我们的研究就属于这个范围。
综上所述，我们将企业家的研究理论分类如图1，这为进一步的研究明确了研究方向和思路。
图1 企业家理论研究分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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