试论商代的蚕丝业，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商代论文,蚕丝论文,试论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内容提要 我国的蚕丝业源远流长，商代把蚕丝业的发展推向一个崭新的阶段。本文从文献、甲骨文、考古资料等方面较为系统地论述了商代蚕丝业的发展水平。
关键词
商代蚕丝业新阶段
我国是世界上最早养蚕、织帛的国家。据文献记载养蚕是黄帝的妻子嫘祖发明的，她“始教民育蚕，治丝茧以供衣服。”〔1〕根据考古资料至迟在新石器时代晚期，先民们已开始发明养蚕、织帛。进入奴隶社会后，蚕丝业发展很快，商代已达到相当高的水平。本文试从文献、甲骨文、考古资料三个方面，浅析商代蚕丝业的发展状况。
文献所见商代蚕丝业
嫘祖发明养蚕织帛，是我国出现蚕丝业的最早文献记载，说明我国蚕丝业有着悠久的历史。到了夏禹时，则出现了“执玉帛者万国”的可喜局面，“夏后氏之绸练”〔2〕闻名一时。在商代，除甲骨文外，记 述本朝历史的文献资料较少。孔子就曾深有感触地说：“夏礼吾能言之，杞不足征也。殷礼吾能言之，宋不足征也。文献不足故也；足，则吾能征之矣。”〔3〕因此， 我们今天要找到直接反映商代经济的可信材料是比较困难的。尽管如此，后世文献中，也还可以从以下几个方面，间接地反映出商代蚕丝业的发展状况。
一、商朝初年，商汤祷于桑林的传说。先秦诸子的书，如《墨子》〔4〕、《荀子》〔5〕等都有关于此事的记载。唯成书于战国末年的《吕氏春秋》记载稍详，其文曰：“昔者汤克夏而正天下，天大旱，五年不收，汤乃以身祷于桑林。”〔6〕商汤祷雨的地点有成片的桑林，那 里应该是栽桑养蚕较为发达的地区。殷人重视蚕桑，卜辞中也有营造桑林的记录（详后）。
二、伊尹生于空桑的传说。《列子》记载“伊尹生乎空桑。”〔7〕屈原在《楚辞》中发问：“水滨之木，得彼小子，夫何恶之，媵有莘之妇？”〔8〕《吕氏春秋》记载稍详：“有侁氏女子采桑， 得婴儿于空桑之中，献之其君。”〔9〕这个生于空桑的婴儿就是伊尹。 郦道元所作《水经注》记载最详：“昔有莘氏女，采桑于伊川，得婴儿于空桑中。言其母孕于伊水之滨，梦神告之曰：臼水出而东走。母明视而臼水出焉，告其邻居而走，顾望其邑，咸为水矣。其母化为空桑，子在其中矣。莘女取而献之，命养于疱，长而有贤德，殷以为尹，曰伊尹也。”〔10〕夏商之际，伊水之滨，在黄河中游，土地肥沃，气候温和，伊尹出生于空桑之地，那里当是一个蚕桑业比较发达的地方。
三、帝太戊时发生桑谷俱生的现象。《史记》载：“帝太戊立，伊陟为相。毫有祥桑谷共生于朝，一暮大拱。帝太戊惧，问伊陟。伊陟曰：‘臣闻妖不胜德，帝之政其有阙与？帝其修德’。太戊从之，而祥桑枯死而去。”〔11〕《论衡》：“殷太戊，桑谷俱生。”谷，即楮树〔12〕。古人迷信，以为桑谷俱生乃不祥之兆。这个传说反映出殷人对与桑有关的事是敏感的、重视的。
四、后人在讲到商朝末年纣王的残暴统治及奢侈生活时，提到商代宫妃穿着华美的丝绸衣服。《管子》曰：“昔者桀纣时，女乐三万人，晨嗓于端门，乐闻于三衢，是无不服文绣衣裳者。”〔13〕《帝王世纪》说纣“多发美女以充倾宫之室，妇女衣绫纨者三百余人。”《说苑》引墨子对禽滑釐说：“纣为鹿台糟丘，酒池肉林，宫墙文画，雕琢刻镂，锦绣被堂，金玉珍纬，妇女优倡，钟鼓管弦，流漫不禁，而天下愈竭。故卒身死国亡，为天下戮。非唯锦绣絺紵之用邪？”〔14〕可见，丝绸已是商代晚期供王室奴隶主贵族享受的高贵华丽的衣着和装饰品，因而把“锦绣被堂”、“锦绣絺紵之用”归结为商纣王穷奢极欲，导致身死国亡的一条重要原因。
根据以上文献资料表明，我国蚕丝业早在商代之前已有一定的生产基础，商汤建国后，统治者十分重视发展蚕桑，商代末期上层统治者已经穿上了华美的丝绸衣服，成为贵族们享用的奢侈品。
甲骨文所见商代蚕丝业
殷墟甲骨文是记录商王活动的资料，是研究商代历史的基本史料。下面我们根据甲骨文中的蚕、桑、丝、帛等字，考察甲骨文所反映出的商代蚕丝业的情形。
考古所见商代蚕丝业
我国早在新石器时代晚期就已掌握了丝织技术，并开始了人工养蚕。我国早在距今七千年前的浙江余姚河姆渡遗址出土的牙雕小盅的外壁上就发现饰有编织和蚕纹图案〔32〕。1926年在山西夏县西阴村距今约五千多年前的仰韶文化遗址中发现有一个“半割的似丝的半个茧壳”〔33〕。八十年代在河北正定南杨庄仰韶文化遗址发现两件蚕蛹，同时发现既可理丝，又能打纬的骨匕70件〔34〕。1983年在河南荥阳城东青台村仰韶文化遗址里也发现有炭化的丝织物〔35〕。北京平台上宅仰韶文化遗址中发现“陶蚕形饰〔36〕。八十年代在内蒙古红山文化遗址中发现玉蚕〔37〕。对前列河姆渡文化、仰韶文化、红山文化出土的与蚕有关的遗物，审慎的研究者还不敢轻易断为家蚕遗物。六十年代末期，在浙江吴兴钱山漾良渚文化遗址出土约距今四千七百年的绢片、丝带、丝线等丝织品。发掘者说：这些丝麻织品除一小块绢片外全部炭化，但仍保有一定韧性，手指触及尚不断裂。〔38〕经浙江纺织科学研究所专家对出土丝织物的鉴定，原料均为家蚕丝，绢片为平纹组织。钱山漾遗址里的丝织物的发现，确切的说明了我国早在四千七百年前就已经开始饲养家蚕，并且懂得用家蚕丝织造绢帛。（应该说丝织技术的掌握略早于蚕的家养，因为野蚕茧照样可以利用来抽丝）。1963年江苏梅堰遗址良渚文化层出土的黑陶器皿上有蚕纹装饰，共刻有形象逼真的玉蚕五条〔39〕。与良渚文化时代大约一致的甘肃临洮齐家坪齐家文化出土的二连罐的腹部有6条蚕纹〔40〕，其布局工整，疏密繁简错落有致，蚕身略 微弯曲，颇有蠕动之感。距今四千多年的陕西神木石峁龙山文化遗址里也发现了玉蚕〔41〕。从前引资料可以看出，至迟约在四千多年前的良渚文化时（即新石器时代晚期，绝对年代为距今四千七百年以上），先民们已懂得了养蚕、织帛。
蚕丝业进入奴隶社会后，有了更进一步的发展，反映夏代蚕丝业的考古资料很少，能证明商代蚕丝业的考古资料主要有：
1937年，瑞典丝织物学者西尔凡根据马米尔博物馆及远东博物馆所藏的青铜觯及青铜钺上有绢丝断片的研究，认为殷代绢织物的技术已经达到绫织的阶段〔42〕。所以郑振铎说：“就那织纹看来，殷代的织工已达到高度的发达境地。”〔43〕故宫博物院收藏的商代青铜器和玉器上，其中有几件留有花纹丝织物印痕〔44〕。1950年在安阳武官村殷代大墓出土的3件铜戈上，“皆有绢帛”的痕迹，有的“裹有极细的绢纹。”〔45〕1985年在山西灵石旌介村发掘的商代晚期墓葬的青铜器上发现蚕纹〔46〕。在河北藁城台西商代遗址的奴隶主贵族墓葬中，出土的青铜器上，往往发现有丝帛包裹或覆盖的痕迹，在第三十八号墓出土的铜觚上附贴着绢帛的痕迹最为清晰〔47〕，经放在五倍显微镜下观察，有四处比较清晰，都是平纹组织，“计有平纹的‘纨’，平纹及纱类，平纹绉丝的‘縠’，纺纱类的纱罗等，特别是生产绉这种富有弹性而轻盈透明的丝织物，需要有较复杂的工艺技术”〔48〕。“泾阳商末古墓中器物盛装的祭品及麻片、丝绸、草绳、树叶都保存得相当完好。”〔49〕在江西新干大洋洲乡商墓中的大部分青铜器物上有丝织品包裹的痕迹，“不论大型或小型铜器上均残留有尚未全朽的木质，镞翼则有丝绢织物印痕。”〔50〕在殷代妇好墓出土的丝织品共有6 种：一是各种平纹绢类，可辨识的约有20余例；二是用朱砂涂染的平纹丝（绢）织物，这为研究我国丝绸的印染工艺提供了珍贵资料；三是单经双纬组织之缣；四是双经双纬的绢绸；五是回形纹绮；六是纱罗组织的大孔罗，每米大约有1500—2000个拈回，属于目前所知的我国年代最早的纠经机织罗标本〔51〕。除贵族墓葬外，一些平民墓葬中有时也发现有丝织物，如安阳后冈的一个人祭坑内埋有73个个体，部分人架上发现附有平纹丝织物及粗麻布〔52〕。另外，在安阳后冈的祭坑中还发现了丝线、双股三缕线绾成的丝绳，残长4厘米〔53〕。
对出土的商代丝织物，经科学研究发现：“其织法主要有三种，一是普通的平纹组织，二是畦纹的平纹组织，三是文绮。花纹虽是简单的复方格纹，但已需要十几个不同的梭口和十几片综，这便需要简单的提花装置的织机〔54〕。殷代刺绣的实物也有发现，花纹作菱形纹和折角波浪纹〔55〕。
从上引考古资料我们可得到这样的认识，商代丝织物品种类繁多，既有美丽的丝绸，又有绚丽的刺绣，并发明了用于织丝的纠经机织罗。丝织品主要在贵族墓中出现，可见丝织品主要为奴隶主贵族所拥有，以供他们安逸享乐的生活。平民墓中偶尔也发现丝织物，但一般平民是否都能够穿上名贵的丝绸服装，则还不敢肯定。
综上所述，根据文献、甲骨文、考古资料的考察说明：我国的蚕丝业源远流长，早在新石器时代晚期先民们就已经开始从事养蚕、织帛的事业，商代则把蚕丝业的发展推向一个崭新的阶段，这为尔后三千年我国蚕丝业的发展，走上更高阶段，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注释：
〔1〕罗泌《路史》后纪卷五。
〔2〕《礼记·明堂位》。
〔3〕《5论语·八俏》。
〔4〕《墨子·兼爱》。
〔5〕《荀子·大略》。
〔6〕《吕氏春秋·顺民》。
〔7〕《列子·天瑞》。
〔8〕《楚辞·天向》。
〔9〕《吕氏春秋·本味》。
〔10〕《水经注·伊水》。
〔11〕《史记·殷本纪》。
〔12〕《论衡·顺鼓》注释，第三册895页，中华书局1979年版。
〔13〕《管子·轻重甲》。
〔14〕《说苑·反质》。
〔15〕郭沫若《卜辞通纂·考释》，167页，日本东京印行，1933年版。
〔16〕陈邦怀《殷代社会史料征存·蚕示》。
〔17〕〔18〕〔19〕〔20〕胡厚宣《殷的蚕桑和丝织》，《文物》1972年11期。
〔21〕〔23〕温少峰、袁庭栋《殷墟卜辞研究——科学技术篇》，373页，四川省社会科学院出版社，1983年版。
〔22〕《诗·幽风·东山》。
〔24〕《周礼·天官·家宰》。
〔25〕于省吾《甲骨文字释林·释桑》75页。
〔26〕陈邦怀《殷代社会史料征存·
大邑》。
〔27〕转引自周匡明《桑考》，载《农业考古》1981年1期。
〔28〕李孝定《甲骨文字集释》卷六，2059 页。
〔29〕〔54〕〔55〕《我国古代蚕桑丝绸的历史》，《考古》 1972年2期。
〔30〕《周礼·考工记·氏涑丝》。
〔31〕李孝定《甲骨文字集释》卷十三，3903页。
〔32〕《浙江余姚河姆渡遗址第二期发掘的主要收获》，《文物》1980年5期。
〔33〕李济《西阴村史前的遗存》22 —23页。
〔34〕《河北正定南扬庄发掘一处重要仰韶文化遗址》，《史前研究》1985年3期。
〔35〕《青台仰韶文化遗址1981年上半年发掘简报》，《中原文物》1982年1期。
〔36〕《北京平台谷上宅新石器时代遗址》，《文物》1989年8期。
〔37〕《文物考古工作十年》（1979—1989），48页，文物出版社，1990年。
〔38〕《吴兴县钱山漾遗址第一、二次发掘报告》，《考古学报》1960年2期。
〔39〕《江苏吴江梅堰新石器时代遗址》，《考古》1963年6期。
〔40〕陈炳应《群蚕图》， 《中国文物报》1988年10月10日。
〔41〕转引自卫斯《中国丝织技术起始时代初探》，《中国农业》1993年2期。
〔42〕陈显泗《我国最早的蚕桑和丝绸》，《郑州大学学报》1979年1期。
〔43〕转引自王晓《建国以来我国古代纺织机具的发现与研究》，《中原文物》1989年3期。
〔44〕转引自《两件有丝织品花纹印痕的商代文物》，《文物》1979的12期。
〔45〕郭宝钧《1950年春殷墟发掘报告》，《考古学报》1951年5 期。
〔46〕《文物考古工作十年》（1979—1989），41页， 文物出版社，1990年版。
〔47〕《藁城台西高代遗址》，60页，文物出版社，1977年版。
〔48〕〔52〕宋镇豪《夏商社会生活史》，373、368页，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4年版。
〔49〕《泾阳商末古墓群出土一批礼器》，《中国文物报》1991年9月15日。
〔50〕《江西新干大洋洲乡商墓发掘简报》，《文物》1991年10期。
〔51〕《殷墟妇好墓》，18页，文物出版社，1980年。
〔53〕《殷墟的考古发现与研究》，414 页， 科学出版社，1994年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