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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示：前苏东地区“左派复兴”的现象引起国际舆论的强烈关注，对此需做一些基本分析，方能廓清事实，了解走向，把握这一历史动向的实质。
今日“左派”面面观
与因“左派复兴”而下台的势力一样，今日前苏东的“左派”也是形形色色的。大体上可以分类如下：
1、旧社会党或“重建”的社会党，即1945年前东欧各国原来的社会民主主义政党。剧变后它们中的一些党“重建”，成为民主制下重现的“历史党”之一，如捷克社民党，波兰社会党、罗马尼亚社民党、匈牙利社民党等，现已与两德社民党合并的前民德社民党也可算这类势力。此外几乎所有前苏、东国家都出现了得到社会党国际承认的、与“前共产党”无瓜葛的“真正的”社会党，但这些党除蒙古社民党因与民族党合推奥其尔巴特竞选总统获胜而成为执政党外，其余均尚在野。
2、新社会党或“改建”的社会党，即由原共产党宣布解散后另建的、宣布奉行社会民主主义的政党。目前“复兴”而“重新”执政的波、匈、保、立四党与一直在台上的罗、南（塞尔维亚与黑山）两党均属此类，俄罗斯的劳动人民社会党也近似于这类政党。应该说，此类政党从意识形态到组织原则不仅都已与本国的旧社会党和西方的社会党国际诸党无甚区别，而且为了急于摆脱历史包袱，还往往走得比旧社会党和西方的社会党更远。如波兰社民党在成立大会上不仅取消了一些以前的标语，连社会党国际诸党开会时例挂的“自由、公正、互助”之类的标语也未挂出。整个会上唯一的标语是：“波兰是我们愿为之奋斗的唯一价值”。拉科夫斯基曾感慨地说：西德的勃兰特天天在讲“社会主义”，而我们回避这个词儿如同回避病菌一般。其实何止波兰，匈牙利报刊也曾提到：匈社会党文献中“社会主义”一词出现的频率比西方社会党还要少。然而，东欧新、旧社会党之间却未能因此而握手言和。实际上它们的矛盾已完全失去了意识形态意义而成了纯粹的历史旧帐与“正统”之争。只有匈牙利的新、旧社会党关系较好。匈牙利社会党也因此成为东欧新党中第一个加入社会党国际的党。
3、“半社会党”，即那些已宣布以“民主社会主义”为目标，在组织原则上也放弃了集中制，但没有通过“解散——改名——重建”的程序而直接延续下来的党，主要有捷摩共、蒙古人民革命党等。它们与社会党的区别主要在于对历史旧帐的认识不同，由于没有改名、重建，它们不能象已经“解散”后又“新生”的那些党那样对过去不负责任，一笔骂倒，但就正面的纲领而论，它们与社会党已无实质区别。
4、民族主义化的“共产党”，以1993年恢复的俄联邦共产党为典型，“小南斯拉夫”的塞尔维亚社会党在一定程度上也有此种性质。恢复后的俄联共在组织原则上坚持“民主集中制”，不允许党内有派，在经济上主张恢复行政命令体制，在国体上主张恢复前苏联。但其他方面则与过去的共产党截然不同：它完全拒绝国际主义，主张“人民政权，国家观念，爱国主义”，提倡“俄罗斯民族利益”优先，建议以为“民族利益”的团结来取消阶级斗争。
该党一些成员表示，在其执政后，一切罢工的企图（包括在私营企业内）和“煽动阶级仇恨、唆使工人反对企业主”的呼吁都将被视为“破坏国家团结”而受到“无情制止和严厉惩罚”。一些人甚至称阶级斗争为“犹太复国主义者和共济会会员的臆造之说”。该党在反对外资的同时表示要对本国私人资本彻底取消利润所得税。俄刊指出：“任何一个资产阶级国家都从未向自己的资本家们赠送过如此优厚的礼物”。该党否定无神论，认为把东正教立为“新俄罗斯”的国教是可能的。俄共对东正教神职人员敞开大门，对其他宗教的态度则“取决于它们有利于还是有害于加强俄罗斯国家观念”。
该党与俄罗斯其他“共产主义”组织如“共产主义工人党”和“联共布”相互仇视，却同“俄罗斯民族统一”等公开反共的民族主义团体关系亲密，与保皇党，哥萨克军官联盟也能和睦相处，与日里诺夫斯基的自民党则经常在议会中合作。
5、“正统派”共产党。如俄国的共产主义工人党与联共布、匈牙利的社工党等。这些党是原来的共产党解体后既不愿社民党化又不愿民族主义化的残余部分。
6、工联主义者与左派农民党。包括对剧变后政府持反对派立场的工会与参加左派联盟的农民政党。它们一般都奉行“劳动高于资本”的原则。典型的工联主义（如波兰的团结工会左派）一般都既反对国有制也反对私有制，而要求工人自治，“民主治厂”。但在私有化成为大势所趋时，有的工会团体却会出于“公平”的理由而成为最极端的“大众私有化”的主张者，并极力排斥“有利于富人与权贵”的拍卖方式，如罗马尼亚全国工联就以倡导“100%的无偿分配”著名。由于对企业家、知识界与官员表示不信任，有的工会组织往往表现得很“左”，频频发动工潮，是促使中、右政府垮台，造成“左派复兴”的重要力量。但这些组织往往又为维护“道德”形象而坚决与共产党的后继者划清界线。而在缺乏政党后援的情况下，教会往往得以介入，从而使其又带有某些“右翼”色彩。因此，这种类型的力量实际上是可“左”可“右”的民粹主义势力，但在它们反对中、右政府时，就成了“客观上的”左派。
以上种种“左派”在目前的“复兴”浪潮中并不是利益均沾的。一般地说，在“复兴”中崛起的主要是新社会党，举凡波、匈、保、立等国莫不如此，民族主义化的“共产党”只有俄联共成了气候，但也仍处于在野状态。曾一直掌权的塞尔维亚社会党是上述两类的中间型。至于旧社会党，则虽被社会党国际视为正统，终因基础太差，几年来并无多大起色，除捷、罗两党外它们在各国连议会都未能进入。“正统共产党”与“半社会党”则实际上继续处于衰落过程中。至于工联主义，则是“天生的反对派”，只能依附于其他政治力量而起作用，或是为其他政治力量上台作“嫁衣裳”。
因此可以说，目前东欧的“左派复兴”，实际上主要是新社会党的复兴。而这些新社会党又唯恐被人“误解”，表现得极为低调。波兰社民党在大选中得票第一，却不愿出头组阁，而要把农民党的帕夫拉克推出来当总理。匈牙利社会党已取得单独执政的资格，却不惜能以很大的让步换取“自民盟”的合作，组成联合政府。一般地说，这些党除非无人理睬，都要尽力找人合作，不愿单独执政，但它们对“正统共产党”却避之惟恐不远。由于右派一般都拒绝合作，所以它们一般都只能与中派即自由派结盟。而在右派执政，自由派处于反对派地位的国家，这种结盟实际上也扩大了自由主义的势力。
综上所述，“左派复兴”中受打击的主要是民族主义与右翼保守主义，而不是自由主义；而在“复兴”中崛起的又主要是社会民主主义，而且是持低调态度的新社会党。因此，“左派复兴”的综合结果就十分清楚：它趋向于形成的，是自由主义——社会民主主义的二元格局，而这样的一种格局无疑正是西方议会民主制中最典型的两党制格局。剧变后出现极右专制的危险得以大减，而剧变前的旧体制“复辟”的可能性并未增加。显然，这样的局面并不意味着“剧变”后东欧转轨的方向有所改变，甚至可以说它在一定程度上是有利于转轨的。
“时钟”毕竟造出来了
在前苏、东地区，意识形态的相对化的确是事实，因此那里的左、中、右都不能理解为纯粹的“主义”结合，而它们中每一方对其他方面的“主义”也不是完全排斥的。比如说，“激进的”大众私有化曾被我国一些论者认为是右派的行为，然而在保加利亚，“大众私有化”恰恰是社会党提出的；在罗马尼亚，也是一般认为属左翼的工联主义者提出了恐怕是全世界最“激进”的“100%大众私有化”主张。在波兰，别莱茨基的中派政府提出的大众私有化方案在议会中因左、右派都反对而被否决，然而左派政府上台后公布的私有化方案中却又包含了大众私有化的内容。在俄罗斯，大众私有化也是由中派推行而左、右两翼皆极力反对，就是中派之中也不是没有持异议者。但在1994年7月大众私有化结束后，却谁也不敢说要废除此举的结果了。因为不管左派还是右派都知道，把“分”下去了的东西再收回来是要得罪人的。
再者，如今除极左与极右两个极端外，政治上多党制、经济上市场化这些基本方向在东欧政坛上是得到左、中、右各方一致认同的。政治“钟摆”只是在这个范围内摆动。在目前的东欧，竞争规则的建立远比竞争场上哪一方占优势更有意义。从这个角度考察“钟摆”，远比着眼于它的“摆向”更能了解其实质。
例如，俄罗斯目前的新议会如果仅从意识形态上去分析，它的组成显然要比“10月事件”中被摧毁的旧议会更“左”，俄国内外的部分舆论也曾因此惊呼新议会比旧议会更难对付。然而一年多的事实证明并非如此。相比之下俄国的政局总的说来要比10月事件前有序得多，身为俄共党员的杜马主席雷布金与叶利钦、切尔诺梅尔金乃至盖达尔都能建立良好的工作关系，这与并非俄共的哈斯布拉托夫简直不能同日而语。其实道理很简单，“左”的议会与右的或中派的政府并立，总比“两个政权并存”要好。新杜马尽管比旧“人大”更左，但重要的是它比旧“人大”更象个议会，而不是象1917年时的苏维埃。因此1994年的俄政局一方面存在着左派复兴趋势（与东欧不同的是，俄的“左派”民族主义色彩更浓而社会民主主义色彩更淡），另一方面其运作规则却比一年前更为“西方化”。如果未来不发生社会爆炸（鉴于俄经济至今未能走出谷底以及最近车臣局势所显示的时弊，这种可能不能排除），俄的政治钟摆是不会改变转轨方向的。
俄罗斯这种以民族主义色彩的“左”针对自由派的摆动，在整个东欧是绝无仅有的。俄罗斯尚且如此，以社会民主派的上升为标志的波兰，以及以民族主义和右翼国家主义的衰落为标志的匈牙利、立陶宛、保加利亚与乌克兰就更不用说了。既然造出了时钟，自然就会有钟摆，重要的不是这种钟摆向何方，而是时钟毕竟造出来了。事实上，正如波兰《论坛报》的一篇文章所说，左派在议会民主范围内的复兴，不仅打破了“右翼崇拜”的神话，而且也证明了左派当初放弃政治垄断的做法是正确的。而对于那些断言放弃政治垄断就意味着死亡的“左派”来说，目前的这种复兴与其说是对他们的鼓舞，勿宁说是对它们的又一次打击。捷克总统哈维尔在波、匈这南北二邻左派上台后也说：“当今欧洲的威胁并不来自前共产党人，而是来自民粹主义。”①后者可能把“时钟”砸碎，这才是真正的威胁所在。
得权容易掌权难
导致东欧“左派复兴”的又一个背景，是从魅力政治（卡里斯马政治）向理性政治转化过程中对政治素质提出的新要求。
东欧的剧变是以对理性政治的追求作为主要动因之一的，但是剧变本身采取的街头政治方式却包含了浓厚的“魅力”成份，一批并无政治经验的人因其魅力被推上了政治舞台，如医生贝里沙（阿塞拜疆）、电工瓦文萨（波兰）、剧作家哈维尔（捷克）、音乐家兰茨贝吉斯（立陶宛）、诗人加姆萨胡尔季阿（格鲁吉亚）等等。这些人中的瓦文萨、哈维尔在议会制国家当总统主要起道义形象作用，并不直接介入行政，而在一些总统制国家则不然，“魅力领袖”往往以魅力取人，使一大批外行充斥了各种政府职能部门。阿塞拜疆前总统埃利奇别伊的顾问竟是6个在校大学生，父子两代诗人的格鲁吉亚前总统加姆萨胡尔季阿更是浪漫得可以，他管辖下的各部消息闭塞，瞎指挥成风，外交部长在记者面前错误百出，被记者形容为“土皇帝”。俄罗斯外交委员会的一个委员就出访事宜请教前苏共中央国际部的工作人员，得知从马德里到罗马必须办理签证时，竟然问道：“怎么，这两个城市不在一个国家里？”诸如此类的笑话层不出穷。因此，舆论日益要求熟悉政务的“管理专家”重新出山，而这些“专家”当然在曾长期执政的“前共产党人”中要比从街头进入机关的民主派中多得多。所以目前连一些思想倾向并不左的传媒也欢迎“前共产党人”复出。有的认为这是“我们今天的生活和健康思想的逻辑要求”。有的把左派中的管理人才比作职业演员，他们“无论演英雄还是演坏人都会演得成功”。现在令人担心的不是左派“复兴”，而是肯出山的旧人员太少，因为不少有经验的前官员都下海发财去了。②
九九归一
然而，“得权容易掌权难”的问题不仅对中、右派存在，“重新”上台的左派也面临新的考验，他们在野时所抨击的许多政策可能正是他们上台后面临的“别无选择的选择”。虽然转轨进程最困难的阶段已在原政权之下熬过，左派上台时面对的形势已比他们的前任宽松，但部分正是由于左派的反对而未能完成的“不得人心的任务”，如今却摆在了他们自己面前。目前东欧经济复苏的势头虽然从波兰、捷克扩展到了匈牙利、斯洛文尼亚，立陶宛、拉脱维亚与爱沙尼亚等国，但这些国家中只有捷克的经济增长属出口拉动型，波、匈等均为财政拉动型，因而仍然面临财政赤字引发通胀的威胁。换言之，只有捷克通过激进的改革闯过了结构——产权改造这一险关，从而基本摆脱了抑制通胀，（这需要紧缩财政）与刺激生产（这要求扩张财政）的两难选择。于是我们看到了一种讽刺：由于捷克左派抗议的微弱而顺利实现了的改革创造了一种环境，使得捷克左派倘若上台的话其日子会好过得多——然而也正是由于改革的成功使自由派政府声望不减，左派难以上台；而波、匈改革的波折使原政府声望扫地，给左派复兴创造了条件，但是也给当了家的左派增加了困难。
以匈牙利为例，原右派政府因奉行保守政策而拒绝实行财政紧缩的狭义“休克疗法”并在下台前还以扩张财政促使经济出现“复苏”，当时的社会党在把这个政府抨击为十事九非的同时，唯独对这种“保守疗法”表示欣赏。然而到社会党上台接任时，却发现银根太松所结下的酸果必须由自己来啃了。社会党总理霍恩惊呼：如果不采取紧急措施，匈今年的财政赤字将比去年翻一番还不止（从1997亿福林到4000亿福林）！他一连说了三个“没想到”：“我没想到匈牙利财政状况是如此之坏，没想到储备是如此之少，更没有想到国库如此空虚”。新政府的财政部长更警告说：如果不大力紧缩财政，“那么到1995年或1996年初，匈牙利就将成为丧失支付能力的国家！”③于是，左派执政的匈牙利不得不在剧变5年之后开始“休克疗法”的补课，以“令人不快和不受欢迎的”“强制性措施”，进行空前严厉的财政紧缩，削减社会福利、冻结工资、放开物价，让货币贬值、企业破产、失业增加。为此，左派政府声称已经准备“和工会将有激烈的斗争”！而最终解决这种困境“只能靠加速私有化”。④
于是，以批判“休克疗法”争取民心而“复兴”的左派上台伊始，就已准备充当比其右派前任更为严厉的主治大夫，实施更猛烈的“休克”。然而在民主体制下要人民忍受这一切是需要一种精神支撑的。在1990年的东欧，这种支撑的资源来自所谓“反对派的道义感召力”与“人民的信任及耐心”。而1995年的社会党政府自然不会有这种道义资源的支持，至于人民的耐心如果可以无限使用的话，右派政府也不会被赶下台了。正是因为人民已无耐心才得以重新上台的社会党难道能对这种耐心再寄予奢望吗？
社会党政府看来完全明白这一点，因而它唯一可以强调的就是“从自己做起”，以清廉公正、身先士卒的形象感召全国人民共渡难关。上台伊始的社会党立即宣布“休克”的第一针首先扎向政府，立即中止机关基建投资，“彻底停止”购买小汽车（甚至报废的也不准更新），不准大宗采购，冻结行政人员工资，并实行裁员撤衙，缩减编制。政府说它知道“这一切从财政角度看意义不大，因为这省不了几个钱”，但却可能以此激励士气，使人民相信它先天下之忧而忧的决心。
显然，在这种状况下“加速私有化”，也很难保住原右派政府实行了四年多的“只卖不分”的原则。在公民投资能力贫乏的情况下，只有大众私有化才能既“加速”这一过程，又可使人民在付出“休克”代价之后得到某种产权补偿，并以起点平等的精神凝聚社会。更何况社会党政府选择的合作伙伴——自民盟早在作为右派政府的反对党时就一直建议采取这一步骤。因此尽管这一方法自有其弊，照笔者看来最后恐怕社会党还得走这一步，正如继匈之后也重掌国柄的保加利亚社会党已经宣布他们要搞“大众私有化”一样。
很可能，“左派复兴”后的匈牙利最终也要在社会党领导下走上左派并未复兴的捷克人所走的路。至于是否能取得成功就要看它能否好自为之以及运气如何了。只是，如果它不幸而失败下野，人们也不要象1990年那样唱什么“历史的终结”的调子。因为，正如历史不会为左派所“终结”一样，它也是不会为右派所“终结”的。
注释：
①《参考消息》1994年7月6日。
②《今日前苏联东欧》杂志（华东师大编）1993年第6期，18页。
③贝凯希·拉斯洛：《摆在我们面前的是深重的过去》匈《人民自由报》1994年8月19日。
④贝凯希·拉斯洛：《摆在我们面前的是深重的过去》匈《人民自由报》1994年8月19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