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央银行的独立性与政治经济周期：理论与实践，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中央银行论文,独立性论文,理论论文,政治论文,经济周期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1 政治经济周期理论模型
假定全体选民只关心就业水平和通货膨胀率[1]，且投票人是短视的，他们并不考虑在位者任期早期的宏观经济实绩，也不考虑今后经济可能的表现。那么，在选民偏好既定的情况下，政府实施的就是保证其能够再次当选的政策。“全部政治史都显示，政府的地位以及政府在普选中保持选民的能力取决于政府经济政策的成功”(希布斯，1982)。现有相当多的证据也表明，选民是以执政党和民选总统提供低水平失业和通货膨胀的能力为基础来对他们进行评判的。从长期来看，社会中收入和福利的增长是技术变化与人口增长的速度的函数，而技术变化与人口增长是难以通过政府政策促使其变动的变量。但是，从短期来看，通过改变现存资本和劳动量的利用率，可以改变收入。这样，一个追求选票数量最大化的政党可能遵循的一种策略就是采用短期宏观经济政策以改变失业率或国民收入增长率。如果对于宏观经济环境的变化，各种数量指标比价格反应更为迅速(奥肯，1981)，政府就可以操纵宏观经济杠杆以便减少短期失业，而通货膨胀的全部影响在稍后一段时间才会充分显现出来。无论是现任的政党还是反对党赢得了选举，他们都会在选举之后通过采用充分的通货紧缩政策把通货膨胀从经济中挤出去[2]。
威廉·D·诺德豪斯(William·D·Nordhaus,1975)和C·邓肯·麦克雷(C·Duncan MacRae，1977)使用类似于菲利普斯曲线的适应性预期的模型，提出了寻求选票的货币政策将会形成经济周期的思想，经济运行往往围绕大选日期而波动。
每一条选民欢迎程度等高线代表投票人所认知的并给在位者带来相同投票比例的U和gP的组合。为了说明为什么要实行周期性的宏观经济政策，假设投票人的眼光是短视的。投票人关心选举日的(U，gP)组合，但不关心在位者的任期中以前的经济指标。选民欢迎程度等高线在选举前夕离原点(0，0)越近，投票人越支持在位者。图1中曲线所附的百分比数字显示了投票支持率。
在这一背景下，选票最大化政策寻求在选举日时达到与原点尽可能接近的欢迎程度等高线上的一点。结合图1和图2的内容，显示SRPC[,2]上的D点是在位者最好的。政治性经济周期就是从在位者为到达目标点D之前所做的准备工作中形成的。假设一条垂直的长期菲利普斯曲线(LRPC)，假设经济活动开始于点A，则在位者必须降低短期菲利普斯曲线SRPC。这意味着推动经济沿着图2中所示的下面路线运动：点A到点B到点C再到点D。
设想上任政府发现自己当选后处于点A，此时现实的和预期的通货膨胀都等于gPA。为了达到点D，必须将SRPC从SRPC[,1]下移到SRPC[,2]。这意味着将预期通货膨胀率下降到零。(SRPC[,2]代表gP[e]=0时的权衡关系)。在简单的适应性预期方式下，当局要将预期通货膨胀率下降到零，惟一的办法是将现实的通货膨胀率降低到零。短期内，将通货膨胀率下调到零将使经济向东南方沿SRPC[,1]移动到点B，暂时提高失业率U。一旦gP[e]下降到零，SRPC向下移动，经济从点B移动到点C。新的SRPC是SRPG[,2]。经济回到了LRPC，但是通货膨胀率降低了。
为了最大化再次当选的希望，当局将在新的选举前夕出其不意地提升通货膨胀率，使经济向西北方沿SRPC[,2]移动到点D。在SRPC[,2]上所有的点中间，点D能赢得最高的选民欢迎程度，该点是SRPC[2]与选民欢迎程度等高线相切的点。选举结束之后，在新一轮执政时期，该周期重复出现。
该理论的必要条件之一是政府经民主选举按期产生(总统终身制没有理由会产生这样一种周期)，还要求选举之间的间隔期是固定的。该政策也适合，至少是可能适合当政的政府具有随机确定下一次选举日期的权力、任期可变的议会体制[3]。
2 政治经济周期：中国的实践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经济史资料记载，胡鞍钢从以下六个方面记录了政策周期，这包括：政策背景，发展目标，指导方针，政策内容，经济影响；政治影响。
从1953年起开始大规模的工业化建设，到1976年“文化大革命”结束，我国共经历了5个经济周期。从1977年到现在，又经历了5个周期。在前5个周期中，曾有三次“大起大落”。每次“大起”，GNP增长率的高峰都在20％左右(1958年为23.1％，1964年为16.6％，1970年为19.1％)。1977年后，曾有四次大起，GNP增长率的高峰明显下降，但仍然较高，均超过了10％。详情如图3所示。
第一个周期(1977-1981年)。1976年是“文化大革命”后期的一个波谷，经济增长率为-1.6％。1976年10月粉碎“四人帮”。1977年，经济增长率上升为7.6％。1978年达到高峰，经济增长率超出11％，达到11.7％，出现经济过热。这次经济过热，起初表现为投资过热和国民经济重大比例关系严重失调，随后财政用于消费的支出大幅增加，形成大量财政赤字，导致国民收入超分配。针对经济过热，进行了改革开放以来的第一次紧缩型宏观调控。
第二个周期(1982-1986年)。1982年、1983年，经济回升，经济增长率分别回升到9.1％和10.9％。1984年，经济增长率远远超出11％，达到15.2％的高峰，经济再次出现过热。投资需求和消费需求双膨胀，社会总需求超过总供给。针对经济过热，进行了改革开放以来的第二次紧缩型宏观调控。
第三个周期(1987-1990年)。1987年，经济增长率又超出11％，达到11.6％的高峰，经济再次过热。1988年，经济增长率仅略有下落，为11.3％。投资需求和消费需求双膨胀。针对经济过热，进行了改革开放以来的第三次紧缩型宏观调控。
第四个周期(1991-2001年)。1991年，经济增长率回升到9.2％，进入了新一轮经济周期的上升阶段。在这种态势下，1992年初，邓小平同志南巡视察，发表了重要讲话，为我国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事业打开了一个新的局面。但由于当时我国改革开放才十来年，原有的计划经济体制还没有根本转型，原有体制下的投资饥渴、急于求成、层层片面追求高速度等弊端还没有被克服。在这种情况下，经济增长很快冲出10％，达到14.2％的高峰。投资需求和消费需求双膨胀。煤电油运和重要原材料的供给全线紧张，金融秩序混乱，明显出现了经济过热。1993年上半年，过热态势继续延续。针对经济过热，进行了改革开放以来的第四次紧缩型宏观调控。
第五个周期(2002年至今)。2002年，经济增长率回升到8.3％。2003年，上升到9.3％。2003年11月召开的中央经济工作会议指出：“目前，我国经济发展正处于经济周期的上升阶段”[5]。
政策反复变动的原因是中国国情限制因素的现实性与领导人发展目标的主观性之间的矛盾和冲突。总结四十多年来中国经济发展最重要的教训就是往往脱离国情、超越国力、急于求成、大起大落。
领导人急于求成的主观原因是，轻视和低估中国国情的限制因素及其作用；忽视经济发展客观规律，夸大主观意识作用。从决策体制看，缺乏对领导人的权力制约机制与失误纠错机制[6]。
3 中国的政治经济周期与中央银行的独立性
有关研究表明，中央银行独立性较强国家的通货膨胀率往往较低，独立性较弱国家的通货膨胀率往往较高(Parkin，1987；Alesina Summers，1991)。那么，为什么中央银行的独立性程度和通货膨胀率成反向关系呢?根据公共选择理论，政府的目标是多元的，而中央银行的目标只有一个：那就是稳定通货。如果中央银行处于政府的控制之下，那么它就会成为政治家政治斗争的一种工具，物价稳定自然也就成了一句空话，因为通货膨胀性的货币政策不过是其他政府政策——试图达到高就业目标，或保持巨额预算赤字——的一个分支。米尔顿·弗里德曼指出：“通货膨胀在任何时空下都是一种货币现象。”他确信，所有的通货膨胀都源自货币供应的高增长率。当“通货膨胀”被定义为物价水平持续而快速的上升时，大多数经济学家(无论是货币主义者还是凯恩斯主义者)都同意弗里德曼的观点，货币才是通货膨胀之源。例如，1983—1993年间，拉美国家中，阿根廷、巴西和尼加拉瓜的货币增长率都很高。这些国家的高货币增长率与德国恶性通货膨胀时期的原因类似：阿根廷、巴西和尼加拉瓜不愿意通过提高税收为政府支出筹措资金，由此造成的大额预算赤字(有时超过GDP的15％)就通过发行货币来解决。
凯恩斯主义分析表明：高通货膨胀不可能由财政政策独自推动。因为政府支出水平的持续增长并不是一种可行的政策，政府可能支出的总量是有限的，不可能大于国内生产总值。事实上，在远未达到这一限度之前，政治过程就中断政府支出的增加。无论是公众还是政治家对于政府支出水平都有他们认为合适的具体目标水平，虽然稍微偏离这种水平能被容忍，但大偏差是不允许的。公众的和政治的观念对政府支出能够增加的程度约束较紧。而且，政府赤字只有在下列两种情况下才可能是持续通货膨胀的根源：一是赤字是持续的而非暂时的；二是政府以创造货币而非以对公众发行债券来应付赤字。
供应方面的现象也不可能是高通货膨胀的根源。AS—AD模型表明，供应冲击的净结果是回到原来价格水平上的充分就业，而没有引起通货膨胀，再次的负向供应冲击再次使总供应曲线左移，将导致相同的结果：价格水平将暂时上升，但通货膨胀不会发生。
政府往往具有滥用掌握的政策工具的冲动。相机抉择的政策制定者往往面临使经济膨胀从而降低短期失业的刺激。在Barro和Gordon的新古典模型构架中，这种政策工具的重复使用将会使公众的通货膨胀预期提高，导致更高的通货膨胀，但却最终并不影响失业水平。于是，可行的政策规则是事后予以明确，强化政策规则，重要的制度设计便可以由独立的代理机构予以提供，如中央银行，它可以不服从政府的相机抉择。Neumann(1991)认为，对中央银行独立性法律地位的确定，在无限时间段里，对政府承诺物价稳定是行之有效的制度设计[7]。
这里需要说明的是，选取M2作为货币供给量是因为M2能够比较充分地反映我国的货币供给。通过对图4两条曲线的形状，可以直观地反映出货币供给量变化正是导致我国经济波动和大起大落的原因(因为比较直观，本文就省掉了回归分析)。
纵观我国的历次经济波动，我们很容易发现，经济的起伏波动与宏观经济政策的松紧度之间有着密切的关系。我国经济周期波动之所以比较剧烈，是与因我国宏观经济政策的力度过猛所产生的外部冲击过强有关系的。可以说，在投资政策与货币政策上的猛放与急收是导致我国经济大起大落的一个主要根源。这主要体现在：
第一，投资率的剧烈波动促成了经济的骤热与骤冷，其结果是，经济周期表现为短促的扩张期与漫长的衰退期相搭配的不良组合。长期以来，我国的经济增长都是靠大量的投资来推动的，粗放式的经济增长方式使得我国的投资率不仅高于美国等发达国家，而且也高于印度等与我国国情相近的发展中国家。与此相适应，我国经济增长率的波动幅度也大大高于美国的波动幅度，并明显高于印度等国经济增长率的波动幅度。
第二，货币供应量增长率的剧烈变动引发了通货膨胀率的剧烈波动。改革开放以来，我国货币供应量的变动是非常剧烈的，这种变动决定了这段时期我国的物价波动也是较为剧烈的。货币供应量的变动与物价增长率变动之间的相关性是很强的。一般而言，在货币供应量增长的同时或是一两年之后，通货膨胀率必然会上涨。我国的货币供应量的增长率的异常变动是导致物价剧烈波动的主要原因。1988年与1994年出现的两次物价异常上涨是与1987-1988年以及1992-1993年货币的超量投放直接相关的。从另一个角度来看，由于中国政府当局为了加快经济增长和提高就业率，往往存在一种追求铸币税最大化的本能冲动，而中国中央银行缺乏独立性就使得这种可能性变成了事实。所以，铸币税最大化理论也可以用来解释我国的经济周期。
中国经济的这种政治经济周期构成了一种政治性景气循环，而且其不断增强的原因可以说源于中国政治体制自身的变化。而且不仅中央如此，地方也是一样，作为考核和选拔干部的指标，所管地区的经济增长率备受重视，这也加剧了此种倾向。但是，财政的扩张和金融的放宽所带来的这种繁荣不久就会导致物价上涨等景气过热的现象产生，政府又不得不转而实施紧缩政策。这即是执政中期到执政后期经济增长放慢的原因。
最为关键的结论是，在中国，中央银行一直属于财政部，听命于政府部门；现在虽然分离了，但是在这种集中制度下，中央银行的独立性非常有限，往往受制于政府纲领的影响。中央银行独立性的缺乏导致了政府对央行的可操纵性，间接导致了经济增长的大起大落[8]。
4 结论与启示
(1)经济扩张期与历次党代会或重要人代会具有一一对应关系。笔者发现，每次党代会或重要人代会召开当年或下一年，经济增长率都呈上升趋势，至少要高于上年经济增长率。例如，从1977年至1992年，一共召开四次党的全国代表大会，党代会召开当年GNP平均增长率为9.2％；第二年为11.1％；第三年开始下降，为8.9％；第四年降为8.0％；第五年最低，为6.7％。
党代会具有很强的政治动员作用，产生新的领导人，提出新的奋斗目标，拟定新的经济计划，制定新的经济政策，发出新的战斗动员口号，以动员全党全国响应党的领导人的号召，在党内外和全国上下普遍取得共识，掀起新的经济建设高潮。这种政治动员对经济扩张具有十分明显的作用。
(2)政府(无论是中央政府还是地方政府)主导下的经济改革必然激励政府官员倾向于控制对经济发展至关重要的金融资源。这一方面满足了政府主导改革方向的政治诉求，另一方面；政府从握有的金融资源中可以获得大量的租金(无论是政治租还是经济租)。因此，从这个角度看我国中央银行的独立性问题，或更准确地说银行系统的相对政府的独立性问题在短期内难以有实质性突破。
(3)与此同时，我们也看到市场经济的发展和金融市场秩序的扩展同时塑造着具有独立政治、经济利益的社会主体，政府对市场经济发展模式的控制必然被迫趋于淡化，市场自发演进将成为大的方向。分立的市场主体，独立的利益集团将逐渐形成政治互动、经济互动的社会自组织模式，在这种环境下，包括公众在内的市场主体和政治家主导的政府行政当局必然在中央银行独立性问题上逐步达成一致，正如前面综述中所言，政治家、金融利益集团、公众的理性选择将随着社会经济环境的变化汇聚到一点——中央银行真正的独立性由此才能得以确立并维系。所以，从长远来看，我们相信中央银行独立性制度设计是市场效率增进型或市场敏感型的帕累托改进，但我们目前所能做的只能是打破制约金融市场化改革的种种藩篱，促成微观金融市场秩序的自发演进，为中央银行独立性创造出政治、经济上的可能性；反之，认为中央银行独立性只是政府决策问题的观点是错误的，没有良好微观金融市场基础的中央银行独立性如果不是流于形式，而无实质内容，就是会把既有问题搞得更加含混复杂。
(4)“政治性经济周期”所描述的公众与货币当局之间的博弈过程在中国基本上不存在，因此，从这种理论出发讨论中国的中央银行独立性问题显然是“风马牛不相及”。西方经济学者从政治周期考察中央银行独立性问题的角度值得借鉴，但中国的政治经济周期有其自身特点，政治家的目标函数不是选票最大化，而是政绩信号显示的最大化。中央当局的偏好直接决定着地方官员的偏好，“以经济建设为中心”这一主流的中央当局偏好在短时间内还未改变，因此，伴随着换届选举而出现的投资冲动是造成经济周期性波动的一个重要原因。这一投资冲动的推动力可能不是来自于中央货币当局(像西方国家那样)，而是来自于各级政府与银行系统的暧昧关系。因此，在中国当前的环境下仅仅强调中央货币当局的独立性，意义并不太大，而强调中决货币当局独立性带动下的整个金融系统的市场化才是问题关键所在。也就是说将中央银行与行政当局的隔离只是第一步，更为重要的问题是整个银行金融系统与行政当局的隔离，国有银行股份制改造，外资、民营银行的市场引入会加速金融部门远离行政当局和靠近市场机制的过程，否则单纯的中央银行独立性只能是一个空架子。这完全不同于西方以产权明晰的私人金融机构为主导的金融市场体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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