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当代文学在瑞典，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瑞典论文,当代文学论文,中国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访谈时间：2014年10—12月 访谈地点：瑞典斯德哥尔摩——中国北京 人物：万之(原名陈迈平，笔名万之。旅居瑞典的中文作家、翻译家、出版人) 白亮(北京外国语大学中文学院教师) 白亮：万之老师，您好！非常高兴您能接受我们的访谈。这次讨论，主要想请您谈谈“中国当代文学在瑞典”翻译与接受的基本情况、现状与新的形势。我们希冀透过这一文化实践的讨论和分析，了解中国当代作家、作品在瑞典的翻译与接受的大致状貌，以及与此相关的诸如历史传统、现实拘囿、文化差异、国际环境、海外读者反响和传播效果等一些基本问题。我想作为一位曾密切参与过中国八十年代文学进程的作家，也作为一位在瑞典生活多年的翻译家和出版人，您丰富的经历、独特的视角会对历史场域的具体情形和现场氛围的细部情况进行精彩的解说。 万之：首先感谢你的导师程光炜教授和你邀请我做这个书面访谈，因为我到海外后，与国内的中文文学研究者接触和交流有限，机会不多，所以通过这个访谈，我能了解到你们的见解和想法，对我也非常难得。 在谈“中国当代文学在瑞典”翻译与接受这个话题之前，我想先进行一下说明，在谈文学时，我现在倾向于把“中国”改成“中文”，把一个政治范畴的用语改为文学和文化的用语。这样眼界可以拓宽许多，在讨论范围上还可以包括海外的中文文学在内。比如说，我在谈“中文”当代文学在瑞典翻译与接受这个问题时，可以包括已经定居海外的中文作家如北岛、杨炼和马建的情况，也可以提到台湾中文作家诗人杨牧或小说家林海音作品在瑞典翻译出版的情况。 白亮：您将“中国”置换为“中文”，侧重谈“中文(中国)当代文学”的翻译与接受，是一个有意思的切入点。在我看来，除了您刚才提到的政治和地缘因素外，中国文学的海外传播，或因为历史的关系，或因为文化的关系，也或因为以上种种兼而有之的复杂关系，会在不同国家和地区之间呈现出各不相同的传播和接受面貌。基于此，我们希望进一步在具体国别及对象上展开讨论。那么，请您先谈谈中国文学在瑞典译介与传播的历史脉络。 万之：关于中文文学在瑞典译介和传播的历史脉络，我推荐你和有兴趣的读者去查阅江苏人民出版社出版的《跨文化对话》第二十一辑“中国—瑞典文化专号”。这套丛书由北大教授、比较文学研究会会长乐黛云和法国学者李比雄主编，南京大学教授、比较文学研究所所长钱林森执行主编，注重中国和其他国家文化的交流、对话和比较，其中包括多部按国别编辑的跨文化对话专辑，如中法、中意、中德、中日专辑等。中瑞专辑的特约编辑正好是我。在这本专辑中，收录了三十多篇中瑞学者专家的论文，比如书中有我撰写的一篇介绍瑞典作家、诺贝尔文学奖得主马丁松如何受到中国道家思想影响的文章。这些文章回顾了中瑞三四百年来的文化交流史，涉及文学、考古、历史、出版等很多方面，资料非常丰富，有一定的史料价值。从另一个层面讲，这些丰富的材料非常能说明瑞典对中国文化有着特殊的兴趣，而且还是由来已久的。 我还要特别强调的是，在这本专辑中，瑞典汉学家、斯德哥尔摩大学中文系主任罗多弼教授的论文“瑞典汉学：过去、现在和未来”，对你提到的历史脉络有着比较清晰而概括的介绍和分析。罗教授把历史脉络划分成为几个阶段，又根据各阶段汉学家代表人物的学问和兴趣特点，说明“汉学”这一概念在瑞典也被不断拓宽：早期的著名汉学家高本汉专注研究古代经典文本，是真正的汉朝及汉朝之前的“汉学”；高本汉的弟子马悦然从研究古代经典发展到对现当代文学的翻译介绍；罗多弼又是马悦然的弟子，他们这代汉学家是20世纪六七十年代即中国“文革”时代开始学习中文的，不仅把瑞典“汉学”的内涵和外延更加拓宽，而且重点也从古代转到了当代，包括当代文学，甚至包括了当代通俗文学的研究(比如与罗多弼同时代的汉学家盖玛雅就完成了专论中国相声艺术的博士论文)。 与上述这些历史脉络对应的还有中文文本的译介，这同样也经历了一个从古代到现代再到当代的转变过程。在最早阶段，译介的主要对象是中文古代文本，比如瑞典文译著中就有《道德经》(译者是一个从瑞典到中国的传教士)等古代文献。到马悦然阶段，虽然他翻译过唐诗，以及《水浒传》和《西游记》这样的古典名著，还重译了《道德经》等古籍，但因为中文教学需要，他的视野也逐渐转往现代和当代，比如六十年代他翻译过毛主席诗词，八十年代他出任欧洲汉学协会首任会长后，主持了翻译项目《中国现代文学1900-1949》，其中包括小说、诗歌、戏剧、散文等四卷(不过，这都是之前已翻成英文的作品)。特别是一九八五年，他被遴选到诺贝尔文学奖评奖机构——瑞典学院当院士之后，担负起一项重要任务，即帮助瑞典学院了解中文文学并物色诺贝尔文学奖得主，于是更重视在世的作家特别是当代中文文本的翻译。比如他自己翻译了沈从文的作品《边城》，据他自己说，如果沈从文一九八八年不辞世的话，“肯定”很快能获得诺贝尔文学奖。因为这个奖不授予已经去世的作家，所以沈从文之后，马悦然转向更年轻且活跃的当代作家。这一阶段，他翻译了北岛、顾城的诗歌，李锐的小说《厚土》《银城》《无风之树》等，以及曹乃谦的短篇小说集《到黑夜想你没办法》等等。据说，马悦然翻译的诗人和作家往往都被看作竞争诺贝尔文学奖的有力人选。 在历史脉络中，一九九○年是一个重要年份，这不仅是一个新阶段的开始，而且这一时期使得斯德哥尔摩一度成为中文当代文学在海外译介与传播的中心之一。因为它标志着瑞典汉学的重心继续从古代往当代大步地移动，而中文当代文学的译介范围也不断拓宽。现在看来，这里面包含着很多因素，比如罗多弼教授在这一年接替马悦然出任斯德哥尔摩大学中文系主任是其中之一。罗教授本来是研究中国思想史的(已不局限于古典的“汉学”)，虽然几乎不翻译中文文学作品(只翻译过张天翼的一篇小说和冯至的一些诗歌)，但他对当代文化和政治非常有兴趣，也写过介绍当代中国社会政治和文化的著作。二十世纪九十年代我们一起在斯德哥尔摩操办过很多有关中国话题的大型国际会议，请过很多有中国背景的学者和汉学家来斯德哥尔摩，讨论当代中国社会、政治经济和文化方面的问题，其中自然也包括大陆的中文文学。 另外还有一个重要因素，就是我和北岛在北欧重新出版了《今天》文学杂志(北岛任主编，我是社长兼编辑)，以及该杂志编辑部的迁移。《今天》在海外复刊后，主要发表此时生活在海外的一批中文作家，比如北岛、杨炼、顾城、多多、孔捷生、刘索拉、徐星、李陀、刘再复、刘宾雁、苏晓康等。作为编辑的我，当时关注的还是国内作家的作品，尤其关注“文革”之后的大陆中文文学，因为七十年代末我在北京参与编辑“老”《今天》杂志时，就结识了史铁生、韩少功和孔捷生等作家，和阿城、马原也成为好友(阿城的《孩子王》由我改编为电影；在作家出版社所出的新星丛书里，马原的第一部小说集《冈底斯的诱惑》是我写的序)，所以我比较熟悉新崛起的作家和作品。另外，我们还负责介绍和推出一些“新人”，包括朱文、韩冬、吴晨骏、忆沩等小说家，他们都是在海外复刊的《今天》上首次被推介出来的作家。 这一年，《今天》编辑部也从奥斯陆迁移到了斯德哥尔摩，这次搬迁和罗多弼出任斯德哥尔摩大学中文系主任有直接关系。事情的经过是这样的：一九八六年，我在挪威奥斯陆大学戏剧系攻读博士学位，同时也在奥斯陆大学中文系教书，而汉学家杜博妮当时正好是该大学中文系主任。那段时间，我和杜博妮共同翻译一些中文文学作品，以及合作关于中文当代文学的研究项目，还在奥斯陆一起举办过中国表演艺术的研讨会，也请来过北岛等人讲课。其实，《今天》文学杂志在海外复刊重办的起点是奥斯陆，这有赖于杜博妮的大力支持。我们出资把我刚才提到的这批作家中不少人请到奥斯陆来开会，开会时差不多每个人都带来了最新创作的作品，陆续几年聚齐了这些作品，才有了海外《今天》第一期的出版。到了一九九○年，斯德哥尔摩大学中文系老师陈宁祖(马悦然的夫人)患病要手术，病假一年，罗多弼就请我来代课。于是《今天》编辑部也就随我在这年九月搬到了斯德哥尔摩。 我想，《今天》这样一份中文文学杂志在瑞典编辑出版，使得不少海外的中文作家、中文作品，以及包括一些国内的作家作品，都可以在这里汇集和呈现，由此看来，斯德哥尔摩一度成为海外一个小小的但也是相当重要的中文文学中心，也言不为过；另外，我们曾经在二十世纪九十年代每两年出版一本《今天》(英文版)的双年选刊，由伦敦大学赵毅衡主持编辑。这不仅让瑞典文学界不少人知道《今天》杂志，而且也让欧美读者见识到了中文作家和作品，比如，最新版的《世界文学史》(瑞典文)里，就特别提到了《今天》杂志，这是该书提到的唯一一份中文文学杂志。从这两个方面可以看出，海外复刊的《今天》既面对中文地区，也面对世界，所以《今天》在瑞典的“落脚”，使得中文文学在瑞典的翻译与接受呈现出一定的特殊性，这在其他国家是不常见的。 白亮：您刚才介绍了中国文学在瑞典译介与传播的历史脉络，尤其提到《今天》在海外复刊的一些细节，以及这本文学杂志与中文作家、作品互动的情况，这些史实对拓宽中国当代文学海外传播的研究视角很有帮助。那么，我还感兴趣的是，在这一历史脉络中，有哪些翻译家？他们翻译了哪些作家的作品？接下来就请您谈谈近年来瑞典翻译中国当代文学作品的大致状貌。 万之：关于这个问题，还得继续从我在斯德哥尔摩大学中文系代课说起。一年代课期满之后，陈宁祖回来上课，但罗多弼教授很重视中文当代文学的教学和研究，让我留下来继续教这方面的课程，最好还能多举办与此相关的讲座。于是，我在教学中就计划选编一本中文当代文学作品选，用于学生们在学习中国当代文学时参考，初步打算入选的作家有莫言、余华、苏童、马原、格非等等。编选作品选首要的工作是把这些作家的作品翻译成瑞典语，可是当时我并不知道在瑞典有哪些汉学家可以翻译，只好求教于罗教授。他听完这个计划非常感兴趣，在他的支持和引荐下，我把选出来的作品分给十多个斯德哥尔摩大学中文系的毕业生去翻译。也就是在这个过程中，陈安娜的翻译才能得以被发现和认可。安娜当时是瑞典南方隆德大学中文系博士生，她最初的研究方向是关于中国历史的(她的博士论文主要研究五四运动时期的社团)，并没有将来从事中文文学翻译的打算。不过，她还是欣然接受了我们分配给她的翻译任务——苏童的中篇小说《舒农》。一段时间后，所有的译文都交了上来，于是我们打包交给瑞典的鹤出版社去出版。“鹤”是一九九○年新成立的出版社，创建人是和罗多弼同时代的汉学家罗德保，他是一个很有文学修养的人，八十年代翻译过鲁迅、茅盾和巴金等作家的作品。罗德保看了所有译文之后，认为其他人的翻译还欠火候，根本不能采用，只有安娜的译文不错。可是安娜只翻译一个中篇是不够出一本书的，所以他又让安娜再翻译一篇，于是，安娜翻译了苏童的另一个中篇《妻妾成群》。后来这两篇译作就合并为一个翻译作品集出版——名为《大红灯笼》(当时张艺谋根据《妻妾成群》改编的电影就采用了这个名字)，这是安娜作为中文文学翻译者出版的第一部译作。安娜从此也一发不可收拾，成为继马悦然之后瑞典翻译中文文学的主将。 现在从所译作家人数上看，陈安娜翻译的应该是最多的，而且绝大部分的中文作品都是作家们一九九○年后出版的，包括莫言的《红高粱家族》《天堂蒜薹之歌》《生死疲劳》和《蛙》，苏童的《大红灯笼》和《碧奴》，韩少功的《马桥字典》，余华的《活着》《许三观卖血记》和《中国的十个词》，虹影的《背叛之夏》《饥饿的女儿》和《K》(中文本《英国情人》)，马建的《拉面者》和《红尘》，张炜的《古船》，阎连科《丁庄梦》和《受活》(将出)、贾平凹的《高兴》和《秦腔》(将出)，刘震云的《我不是潘金莲》和《一句顶一万句》(将出)以及任晓雯的《岛上》(将出)等。还有一部短篇小说集，其中收录的作家包括苏童、棉棉、朱文、虹影、韩冬、余华、陈染、吴晨骏等(差不多就是我编选的那部教材的作品，其中所有译文都是安娜独立翻译完成的)。此外，安娜还翻译过一些并非自己主动选择而应瑞典的出版社之邀翻译的作品，比如卫慧《上海宝贝》、春树的《北京娃娃》和艾米的《山楂树之恋》等。 通过以上的介绍，我想瑞典近年来翻译中文当代文学作品的大致状貌，以及哪些翻译家翻译了哪些作品，基本上就清楚了。除了前面已提到的作品，需要补充的无非是不同阶段还翻译过哪些具体的作品。古代的不用细谈(除上述马悦然翻译过两部古典小说外，还有前两年陆续出齐的共五卷本的《红楼梦》，另外瑞典的一个博士生还翻译了《孙子兵法》)。马悦然本人爱好诗歌，据说年轻时有过当诗人的愿望，所以他翻译过不少中文诗歌，除毛泽东、北岛、顾城之外，还翻译出版过闻一多的《死水》、艾青的《今天：七个诗人》、现代诗选《战鼓隆隆》等，近些年他还翻译出版了台湾地区的一些作家的作品，比如商禽的诗集、杨牧的诗集、《台湾九诗人诗选》，林海音的《城南旧事》(待出版)等。 另一个值得提到的翻译家是秦必达，他属于罗多弼这一代的汉学家。二十世纪八十年代她曾经翻译过张洁的《方舟》和张贤亮的作品，后来则主要为瑞典国家电视台翻译中文电影和电视片的字幕。最近她退休了，时间就比较宽裕，正在为我的出版社翻译余华的《兄弟》。还有一个瑞典汉学家叫夏谷，是马悦然的学生，罗多弼的同窗，二十世纪七十年代就开始学习中文，后来在瑞典国家广播台当文化节目主持人。夏谷也是一个很有文学底蕴的人，他的博士论文是论中国古典文学理论的，后来也成书出版了，书名叫作《空宫》，很有特点，抓住了中国美学中既有宫殿之庄严典雅而又讲究空灵的方面。夏谷自己也翻译过一些中文文学作品，比如孔捷生的《百官图》，殷健灵的儿童文学作品等。此外，马悦然的夫人陈宁祖也和他人合作翻译过张贤亮的《男人的一半是女人》、张辛欣和桑晔的《北京人》等。还有一位瑞典汉学家谢诗婷，博士论文研究的是张天翼的儿童文学作品。她在瑞典南部一个城市的市报当编辑，安娜翻译的那些中文作品，她都在这家报纸上写过书评介绍，这些书评最后还结集成为一本书——《当代中文文学：对现代性的追求》。 白亮：我看到过这样一些材料，其中，瑞典汉学家马悦然在复旦大学的演讲中列举了这样一组数字：2005-2007年，译成瑞典文出版的英语文学作品占到七成以上，法语作品占3.6%，德语作品占2%，西班牙文只有1%，而来自亚洲和非洲的作品数加起来还不到1%！另外，陈安娜女士在一篇访谈中谈到过这样一个细节：她翻译莫言的《生死疲劳》历时六年，可将这一译稿交给鹤出版社出版时，老板怕亏本不肯印刷，后来她答应不要翻译费才开印。《生死疲劳》最初只印了1000本，甚至仓库里还剩不少《红高粱》，而莫言获得诺贝尔文学奖后才让这些滞销的作品宣告售罄。我记得您还讲述过这样一件事，您和一位汉学家一起翻译过王安忆的作品，出版社先预付了您一千美元稿费，说好这笔钱从每年的图书销售额里扣回，可是现在已经过去十年了，一千美元还是没能扣清，因为书卖得实在太少了。从这些材料和数据中我们确实可以看出中国当代文学在海外市场的边缘化程度。那么，中国文学在瑞典翻译和引介的渠道是什么？读者们通过哪些途径了解中国当代文学？有哪些出版社、报纸、杂志等关注着中国作家作品呢？ 万之：你所引的一些出版数据都是真实的，是可以说明问题的。其实不仅中文文学作品的出版如此，其他文化产品，如中文电影、电视、美术、音乐、戏剧和舞蹈等等，在瑞典所占市场比例也都是微不足道的。简言之，在世界语境内，欧美文化处于强势，而中文文化处于弱势，其影响力是有限的。 瑞典读者要了解中文当代文学，主要还是通过作品，所以最主要的渠道和途径还是依靠瑞典出版社出版的译著，瑞典现有出版社大约一千家左右，股份制的较大的出版社(年营业额一亿瑞典克朗以上的)只有十一家，绝大部分是个人经营的小出版社。比如出版韩少功作品的是瑞典最大出版社博涅什出版社，出版虹影作品的是另一大出版社北方出版社，而出版莫言作品的鹤出版社和出版余华作品的废墟出版社都是规模很小的。当然，个体出版社出版中文文学作品也有一些问题和缺点，主要是既不职业化又不专业化，因为没有专业设计和专业编辑，出版的书质量就比较差，错字和排版问题很多，纸张和装订也很糟糕。此外，个体出版社如果没有发行经验和市场渠道，作品翻译出版后如果没有及时给媒体送书，没有在报纸上发表书评，那就在读者群中没有形成广泛的影响，也会有损于“传播”的效果。 在我看来，媒体介绍和报刊书评也是一条重要的渠道。瑞典文学界非常重视报纸的书评，尤其是《每日新闻》和《瑞典日报》这两家大报，相当于美国的《纽约时报》或英国的《泰晤士报》，能在这些报纸上刊登书评，是作家和作品得到承认的标尺之一。我举一个例子：莫言获得诺贝尔文学奖的消息传出之后，瑞典媒体上曾出现过一些反对的声音。不过，在莫言来斯德哥尔摩领奖的当天，《瑞典日报》同日刊登了三位瑞典资深文学评论家的书评，分别评论他的代表作《红高粱家族》《天堂蒜薹之歌》和《生死疲劳》。在书评中，三位评论家细致地分析了作品，都认同莫言所取得的显著的文学成就，因而认为他获得诺贝尔文学奖是实至名归。这些书评见报之后，媒体的政治性“鼓噪”也就基本偃旗息鼓了。 瑞典的文学杂志不多，有一份可以算瑞典少有的世界文学杂志叫《驼队》，专门介绍非欧美的文学，因为所有公共图书馆都订阅，还得过文化部的嘉奖，所以在瑞典有相当的影响力。这家杂志发表过很多中文当代文学书评，还曾经出过两期中文文学专号，都是请安娜和我帮助策划编辑的。另外，瑞典还有一家图书馆杂志，读者主要针对图书馆员工。这份每月出版的杂志上都有新书的书评，如果著作得到好评，瑞典各地图书馆就会跟进买书，有非常好的推广效果。比如阎连科的《丁庄梦》被翻译出版后，这家图书馆杂志刊登了一篇质量颇高的书评，出版社立刻接到了各地图书馆总计五百多册的订单。瑞典是个小国，全国才九百万人口，一般来说，一本书出版之后能销售两千本就不错了，可以不赔本。 中文作家到瑞典来访问，直接面对瑞典文学界和读者介绍自己的创作和作品，尤其是把访问和自己瑞典文版的作品结合起来，也是促进“传播”的一条重要渠道。瑞典的出版社在出版中文作品时，往往会邀请作家来参加新书发行的活动，大出版社可以负担旅费，小出版社有时也能申请到瑞典文化部的旅费资助。比如莫言的第二本书《天堂蒜薹之歌》出版时，鹤出版社就申请到了钱，邀请莫言和王安忆一起来瑞典。余华、阎连科、马建、虹影等作家都在自己的作品出版时来过瑞典。有时这些出版社还和北欧其他国家合作，比如挪威邀请中文作家访问的时候，就会请作家经过瑞典时停留并参加一些文学活动。在我印象中，参加过这些会议和文学活动的海外中文作家、评论家包括杨炼、友友、多多、赵毅衡、孟悦、严力等，国内的包括史铁生、余华、格非、朱文、林白、朱伟、陈思和、陈晓明等。此外，我也为瑞典笔会组织过当代中文女作家的会议，邀请来的女作家包括龙应台、张辛欣、吴青和虹影等。 白亮：您刚才提到了一些具体的翻译家和所翻译的作品，也涉及了文学作品外译和传播的渠道。另外，有这样一种情形，即在瑞典翻译出版的中国当代文学作品，一部分是由于其反映中国当代文学特有的活力和创造力而受到译介者(主要是汉学家)的青睐，从而促进瑞典的社会民众对中国文学的了解；另一部分作品则是因为在商业上的成功或社会上的轰动效应而引起译介者的关注。我想，中国当代文学在瑞典能否被“正常”地译介、传播和接受，既取决于译者与翻译内容的选择和翻译策略，也同时取决于国家间关系、中国的文化地位、瑞典的主流意识形态、中国与瑞典之间在文学的历史、观念和审美方面的差异，以及读者的期待视野、审美情趣和教育体系内的教学等，正是这些因素使得中国当代文学在瑞典的传播与接受呈现出复杂性和多样性。那么，想请您具体谈谈中国当代文学在瑞典受到关注、研究、传播的背景和原因，这其中隐含着怎样的话语机制、文学理念和文化接受？ 万之：你的总结大体不错，我也基本同意你所概括的“中文(国)当代文学在瑞典的传播与接受呈现的复杂性和多样性”。当然，这里面的复杂，不只是你说的“译介者的青睐”或商业的考虑，还有其他因素，比如译介目的不同，结果也有很大不同。举个例子：作为在瑞典讲授当代中文文学课的老师，我也可以算译介者，九十年代初我就编教材的目的就是为了让学生把握中国八十年代出现的那批作家的创作特点，才选一些中文当代文学作品翻译成瑞典文，也就是你说的“教育体系内的教学”。因为我的出发点在教学本身，甚至要考虑学生的阅读水平和数量，所以只好选择不太长的作品，那么我就不太多考虑瑞典社会民众的兴趣，故事是否精彩而能抓住读者，更不考虑商业利益，书是否卖得好等等，当然和作品是否为“禁书”也没有关系，这更不是选择推荐给瑞典学院考虑诺贝尔文学奖的候选作品，那样就必须是另一种标准。 此外还有“经济”因素，当时中文系里没有这笔译介作品的经费，罗多弼教授只好找毕业生翻译，而且事前都说好是为了教学，是没有翻译费的，只当是提供给大家一个锻炼的机会，基于这样的因素所以选取的作品也不能长，最后译作水平的参差不齐也情有可原。说到经济因素，有一点你没有提到，可能也没有体会到，那就是瑞典特殊的出版环境。瑞典是高税收高消费高福利的国家，是全世界物价最贵的国家之一，所以在瑞典出版一部作品的成本是相当高的。出书费钱，买书也贵，书越厚越贵，这不只涉及读者购买力，更是影响译介、出版和接受的重大因素。举例来说，莫言的长篇小说《生死疲劳》的中文字数是四十九万字，在瑞典翻译出版时，将购买版权(预付金)、翻译稿费、封面设计和装帧费、印刷和装订费、发行费等等相加起来，出版社的预算大约是二十万克朗(差不多等于二十万人民币)，这其中还不算出版人维持自己生活的工资。在瑞典，因为人口少，所以买书的人毕竟有限，图书销量也有限。按出版社每本书可回收一百克朗的话，《生死疲劳》如果不销售两千册，就收不回二十万的成本，更别提出版人自己的工资了。即使出版社每本收一百克朗，但发行部门和书店还要再加收钱，还要加上税，那么《生死疲劳》书店售价要两百克朗(相当两百元人民币)，这也不是一般读者愿意花高价购买的。当然，莫言得了诺贝尔文学奖之后就完全不一样了，这本书一下卖出三万本，也就是说出版社相当于获益三百万，可见诺贝尔文学奖产生的巨大影响力。 从经济因素方面看，无论汉学家多么“青睐”一部中文作品，也未必能促成它的翻译出版，因为出版社首先考虑的是成本及回收的效益。安娜翻译中文作品后，总是要花费很多精力去游说瑞典出版社出版，有的最后成功了，比如余华的《活着》和《中国的十个词》、韩少功的《马桥字典》、陈染的《私人生活》等等，还得到翻译费；有的是靠不拿翻译费来推动，比如苏童的《大红灯笼》和莫言的《生死疲劳》；还有的一直未能谈妥，比如任晓雯的《岛上》，都翻译好了交给几个出版社去读，至今没有成功，安娜还非常喜欢苏童的《米》，给很多出版社推荐过，也没有成功。 马悦然的情况和安娜又不同，他在瑞典文化界的资历深，地位比较高，也曾是斯德哥尔摩大学中文系主任，不过我认为最主要的，他是诺贝尔文学奖评选机构瑞典学院的院士，所以他的“青睐”要比安娜的“青睐”有分量得多，出版社也很买他的账，他翻译什么就给他出版。他翻译的北岛、李锐和曹乃谦的作品，基本都被出版了。可以这么说，他在译介中文文学方面，有一定的话语权。如果我说得直接和坦率一点，马悦然的话语权属于一种诺贝尔文学奖话语权。因为很长一段时间，瑞典出版界相信，马悦然作为瑞典学院院士，他看重的中文作家迟早会得到诺贝尔文学奖，那么哪怕出版社暂时赔钱，一旦作者得奖，还是可以赚回来。所以马悦然曾经在二十世纪九十年代连续出版北岛的诗集，一般都很顺利就能找到出版人，出版社赔钱也出，因为他们相信北岛会得诺贝尔文学奖。这种“诺贝尔文学奖因素”，也是你没有提到的，但很重要，是不少瑞典出版社决定出版中文作品时可能考虑的因素。 由此来看，瑞典出版社出版中文文学作品，有几个方面的动力，汉学家、翻译家的“青睐”和推荐是其中之一，但受经济因素的制约；而是否能获得诺贝尔文学奖的考虑也是其中之一，在这种情况下，经济方面的考虑就不是那么突出了。当然，还有其他因素，比如瑞典出版社也受欧洲大陆和英美图书市场的影响，在他国已经出版的中文作品，再加一些媒体的宣传炒作等等，瑞典出版社也会跟进，然后联系水平较高的翻译将作品译成瑞典文出版，比如《上海宝贝》《北京娃娃》等就是在这一情状下出版的。还有就是现在不少中文作家有了国外经纪人，经纪人会主动出击，联系瑞典的出版社，希望他们购买瑞典文版权。当然，他们关注的更多是图书市场，主要是从商业利益出发。 白亮：哪些因素对中国当代文学作品的翻译、选本等产生影响确实是值得我们关注的问题。我认为还有一个话题值得深入讨论，就是在一定的文化语境空间中，一个国家，一个民族的文化心态，译者本人的文化立场在很大程度上也会决定译者翻译策略的选择。关于这一话题，有三个突出的“表现”值得我们注意：“译介主体”“选择性翻译”“改写和增删”。至于译介主体，刚才您已经做了详尽的说明，我想简单说明一下后两个。所谓“选择性翻译”，也就是异识文学作品在“海外传播”中的增量问题(程光炜语)。有些汉学家在选择中国当代文学作品翻译介绍给西方读者时，往往把一些“闯祸”的作品视为“异识”作品，这些作品一旦被纳入这种意识形态系统，其文学价值便会大大增量。这些作品也因此变为“名作”“名著”而广为流传。但是，这种文学筛选程序所存在的问题，是依据文学评价标准的意识形态化，作品的艺术价值逊位于其社会价值，被它选择的作品可能往往都不是作家本人最优秀的作品。比如，卫慧的《上海宝贝》因为在中国“遭禁”，所以很快被外译并被广泛宣传，作品中一些露骨描写就仿佛有了某种正当性。所谓“改写和增删”，是译者和出版者在语义层面和形式层面对译文进行有意识的改写和增删。比如苏童的《妻妾成群》和《红粉》在被译成法文时候，不仅存在着一些明显的语义理解错误，而且原文的形式特征也没有被尊重和保留。所以，译者的翻译行为背后隐藏的是译者的文化心态和固有的思维模式，以及译语国对原语国文学文化的阐释和接受倾向。那么，关于中国当代文学的“外译”，我们想听听您的见解，并请您谈谈当代文学外译为瑞典语时遇到的具体问题。 万之：“传播”中文文学，首先当然依靠懂中文的汉学家、翻译家，这是中文文学能够对外“传播”的最主要的渠道。瑞典汉学家和翻译家在中文文学的译介方面还是很有成绩的，译介的作家面很广。尤其是马悦然和陈安娜的翻译，对高行健和莫言先后获得诺贝尔文学奖，确实起到了积极的作用。不过，我需要强调的是，在瑞典的大学里，学中文的都在中文系，即使你研究和翻译中文文学，也不会被纳入文学院，因为在瑞典的大学的文学院，没有人研究中文的文学。目前来说，中文当代文学在瑞典(也可以包括欧洲其他国家)的传播与接受主要局限于汉学层面，可我们要知道，在西方，汉学本来就很边缘，并不在西方的学术和文化主流之内，所以就显得比较边缘化、小众化，也缺乏系统性，难以进入主流文学的阅读与研究层面，这是一个明显的现状。 前面我提到过，诺贝尔文学奖是瑞典汉学家和出版家选择翻译中文当代作品的一个重要因素。那么你可以想象，为了要让瑞典学院的评委们院士们尽量了解原文的文学品质，译介主体当然不会去修改原文。事实上，瑞典学院在评选中也非常注重去理解原文，不看你译文是否出色，因为他们不是给译文发奖，译文修改得再好，如果原文有问题，那么他们也不会给这个作家发奖。据我所知，瑞典学院的评委们经常会想办法绕过译文去努力把握原文，比如对于莫言的作品，他们不管译文好坏，他们会努力去比较不同语种的版本，比如德文版和法文版，最终对原文的文学品质得出结论，而不是评价翻译是否出色。所以，有些说法说莫言是靠安娜的译文出色而得奖，我不太同意，如果不是作品本身出彩，即使译文再出色，也没有用。所以，不管别的国家的“外译”是什么情况，有哪些汉学家或者翻译家去如何修改甚至篡改原文，在瑞典的这个特殊“诺贝尔文学奖”语境里，翻译者们大多是不修改原文的。也可以这么说，瑞典两位主要的翻译家马悦然和陈安娜“青睐”什么作品，翻译和推荐什么作品，从来不是因为那是本“禁书”，而是因为那是一本他们认为有文学品质的“好书”。至于你提到的“闯祸”或“异识”作品，我想再说几句。“文革”后的当代中文文学，有过很多所谓“越轨”的作品，就是你说的“闯祸”的作品。比如过去谈“爱情”是禁区，可张洁的《爱，是不能忘记的》最先涉及这个话题，并被传诵一时；“性”也曾经是当代文学讳莫如深的，可张贤亮的《男人的一半是女人》也冲破了这个禁区。这些作品，我认为既有文学史和文化史的价值，也有社会学的、政治上的和意识形态的价值，所以，如果我给学生讲中国文学课，我会提到这些作品，这是为了让他们了解文学史。 通过我们的讨论，我希望你现在更明白我在开场白里为什么要把你说的“中国”改为“中文”的意义了。还有人从文化政治学出发，认为汉学家喜欢的是那种书写中国苦难和不幸的作品，或是社会黑暗的作品，因为这样符合西方那种“自我/他者”框架下的自我优越化的口味，当然也不能排除有这样的中文作家是出于这样的心理来写作。这是比较深的问题，我不能展开谈。但是我希望我们的讨论框架应超出这样的中西文化“自我/他者”的俗套。因为从文学史看，甚至从亚里士多德时代的美学来看，人类有欣赏悲剧的审美需要，就是所谓“净化”心理的需求。 白亮：最后，就您的个人阅读史而言，您觉得新世纪以来中国当代文学较之以前有什么明显的变化？中国当代文学如果想扩大在海外的影响，有效地走向世界，作家以及中国学者们还需要在哪些方面做出努力？ 万之：正如我刚才提到的，虽然当代中文文学现状是弱势的，但前景还是让人乐观的。当代中文文学现在确实受到越来越多的关注，其标志倒不在于作品是否畅销，而在于世界各地许多标志文学成就的奖项陆续授予了中文作家，比如莫言获得诺贝尔文学奖就是最好的证明。其他如阎连科最近获得卡夫卡文学奖，余华获得意大利米兰文学奖，杨炼连续夺得意大利诺尼诺文学奖和卡普里文学奖，还有北岛、苏童、毕飞宇、韩少功、贾平凹、王安忆等，都得过一些比较重要的文学奖。再如余华的《活着》，在瑞典已入选为教育部给高中生推荐阅读的五十部世界文学经典书单里，在这个书单上，还有古希腊悲剧索福克勒斯、莎士比亚、但丁、易卜生和托尔斯泰等大家的作品，我当然不是说余华和这些经典大师可以平起平坐了，但能占有世界文学五十分之一的地位，这也并不简单。据我所知，余华《许三观卖血记》也被收入意大利的高中生教材中的“国际文学”部分。还有个迹象，是“企鹅”那样的国际大出版集团也到北京来开业了，这也可以被看作是中文文学受到重视的一个标志，因为企鹅毕竟是老牌的出版业主，对于经典作品有较高的鉴赏力，当然这里面也有精明的商业评估，知道中文文学将会或已经有利可图。 至于我的文学价值观，其实是越来越超越了时间的。新不新，变不变，现代不现代，现在对我越来越没有意义。所以我没有太多时代的观念去看文学的变化。文学不需要与时俱进。我倒更喜欢文学价值能超越时间的作品。如果作品过时了，说明文学价值低，只有政治或历史价值。比如《伤痕》这样的作品，虽然传诵一时，但那就是一时而已，已经不能打动今天的读者了。所以，我希望的是中文作家超越时代，而不要念念不忘去歌颂这个时代，就如我们今天还被诸如莎士比亚戏剧等很多伟大经典作品所感动一样。标签：文学论文; 诺贝尔文学奖论文; 中国当代文学论文; 莫言作品论文; 当代文学作品论文; 炎黄文化论文; 当代作家论文; 翻译专业论文; 翻译文学论文; 文学历史论文; 天堂蒜薹之歌论文; 艺术论文; 翻译理论论文; 当代历史论文; 诺贝尔论文; 作家论文; 书评论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