透视日本经济形势及今后发展战略，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经济形势论文,日本论文,发展战略论文,透视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2003年日本GDP实际增长率达2.7%。2004年4月中旬，日本政府发表的月度经济报告称，日经济继续保持着回升的态势。于是，国内外对日本经济的看法也随之变得明朗起来。其实，即使在称做“失去的十年”中，日本经济也出现过增长率较高的年份。例如1996年的实际GDP增长率曾达到3.5%。但是，后来的事实证明，3.5%的增长率并不表明日本经济真正走上了复苏之路。
那么，当前日本经济的回升会不会又是昙花一现？归根结底，这是一个需要由今后实践回答的问题。本文只是揭示日本经济中无法在GDP增长数字上体现出来的一些变化，指出日本经济中仍然存在的问题。
一、日本经济低靡中发生的变化
“失去的十年”，“灰色的十年”，“低靡的十年”，提法虽然不同，但都是对20世纪90年代以来日本经济的描述。的确，在过去十多年里，日本经济出现了战后从未有过的长期低靡。从历史发展的进程看，发生在历经百年的追赶时代结束以后，相对于追赶型的经济增长而言，此次经济长期低靡，是日本向新的经济增长方式转变的过渡期。事实上，经济持续低靡的十多年，也是日本进行改革和调整的十多年。与十多年前相比，日本经济中出现了不少值得关注的重要变化。
（一）“非凯恩斯效应”的出现及其经济含义
在宏观经济调控方面，1965年以后，日本的习惯性做法是靠积极财政政策刺激景气回升，每遇经济危机或增长率下滑，政府都通过增加公共投资来刺激经济复苏。这种做法虽然保住了GDP增长率，但也带来两方面的副作用：一是弱化了经济机体的自律复苏能力，二是使财政赤字不断增加。近两年来，上述状况开始发生变化。
日本政府目前仍在千方百计地促进经济复苏，但使用的不再是扩大公共投资的传统手段。2002年度，公共投资较上年度预算减少11.7%，2003年度预算又比2002年度减少18.8%（注：［日］《经济学家》2003年11月10日临时增刊《2003年经济财政白皮书》，116页；财务省财务综合政策研究室编《财政金融统计月报》2003(5),88页。）。而公共投资的减少，并没有影响经济复苏的脚步。自2002财年第一季度（即2002年4～6月份）日本的实际GDP折合为年增长率达4.9%始，经济的复苏态势一直保持到了现在。日本经济学界将公共投资减少情况下出现的景气回升，称做“非凯恩斯效应”，认为政府强化“财政纪律”和“财政支出的节度”，降低了国民对未来负担的忧虑，增强了市场对发展前景的信心。
“非凯恩斯效应”在日本的出现不是偶然的，而是一系列改革措施综合作用的结果。就宏观层面看，改革的进展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1.改革规制体系。规制是日本政府干预经济活动的重要手段。规制体系曾对日本迅速实现赶超发挥过重要作用。然而，在追赶时代结束后，原有的规制体系却不利于社会生产力的可持续发展，成为改革的对象。在过去十多年里，日本政府先后撤销或放宽了7500多项规制，约占原有规制总数的近70%。2.压缩公共部门。中央政府由原来的1府21个省厅合并改组为1府12个省厅；政策性金融机构由12家精简合并为8家；将邮政系统改为公社制；改革特殊法人制度（注：日本的特殊法人类似于国营企事业单位，改革前共有163家特殊法人，45个互助合作性的法人外，日本对其余的118个特殊法人分别情况，进行了处理，有38家改为独立行政法人；45家或转为民营公司，或改为特殊公司；17家被撤并；18家暂时保留。），将大部分带有“官业色彩”的机构“下放”到市场。3.改造金融体系。增强了中央银行的独立性，强化了金融监督机制，扩大了直接金融市场（注：日本在维持原有证券市场的同时，先后开设了三个新兴证券市场：一是“孵化器市场”；二是“纳斯达克日本市场”；三是“扎斯达克市场”(JASDAQ)。）。到2002年3月末，日本国内非金融机构的筹资余额中，从直接金融市场筹资的比重达到33.8%，较1991年3月末上升12.5%（注：［日］日本银行经济统计课越智诚：《我国以间接金融为中心的金融构造发生了哪些变化？》，日本银行调查局编发《经济点描》2002(6)。），间接金融占绝对优势的传统金融体制已经发生显著的变化。4.改革税制。提高消费税率；简化个人所得税的累进档次；清理和简化租税特别措施，有重点地实施投资减税政策，从税制上促进研究开发、科技创新、风险投资和农业发展；创立合并纳税制度，促进产业重组等。
上述改革对“非凯恩斯效应”的出现具有直接或间接的作用。“非凯恩斯效应”在日本的出现具有重要的经济含义。这种现象表明，不使用扩大公共投资的刺激措施，经济也能复苏。事实上，日本的经济增长已开始摆脱对公共投资的依赖。显然，不依赖公共投资刺激的经济回升，是更具实质意义的经济增长。
（二）公司治理结构强化
在微观层面上，改革的进展集中体现在强化公司治理结构上。困扰日本经济的银行业不良资产问题，在相当大程度上源于不健全的企业经营。旧有的企业经营理念和经营方式，导致微观机制僵化，不良资产久久难以化解，结构调整难以推进。一个时期以来，日本一直在酝酿这方面的改革，其在制度上的落实便是修改《商法》的有关规定。修改后的日本《商法》于2003年4月1日起实施。现行《商法》规定：公司董事会下设三个委员会，一是监察委员会，二是任免提名委员会，三是薪酬委员会。《商法》还规定，三个委员会中的外部董事，均需占半数以上（注：［日］《商法》第21条，第5～39款。）。
有评论说：日本的《商法》新规定是美国式公司治理结构的翻版。但不可否认的是，修改后的日本《商法》在强化公司治理结构方面前进了一大步，对健全市场经济体制具有重要意义：一是有助于强化企业内部监督机制，促进企业合理经营；二是促进企业提高经营透明度，强化社会对企业的监督；三是提高普通投资人对企业的信任度，促进证券市场发展，从根本上扭转市场风险集中于银行的金融结构。
《商法》新规定付诸实施后，开始发挥再造公司治理结构、促进行业调整的作用。例如：索尼和东芝公司先后引进美国式的“公司治理委员会”制度；JFE持股公司（以日本钢管公司和川崎制铁公司为核心）2003年初发表中期经营计划，准备停开15条生产线（注：［日］《东洋经济统计月报》2003(4),104页。）；柯尼卡和美能达实行联合经营；西武与十合（原SOGO）联合，形成了日本国内最大的百货店集团（注：［日］《东洋经济统计月报》2003(7),105页。）等。频繁发生的大规模公司重组和经营合作，成为近来日本经济中引人注目的现象。与此同时，日本股市一改2002年“没有买方”的低靡状态，成交活跃。2004年3月日经平均股价恢复到11441日元以上，与上年同期相比，上升了40%以上；上市公司股票市值增加57%以上（注：［日］http://rank.nikkei.co.jp/keiki/market.cfm.）。
（三）高端制造业竞争力增强
日本经济持续低靡的十多年，也是日本产业进行痛苦改造、向世界产业高端攀爬的十多年。近期的情况表明，日本高端制造业的国际竞争力有了进一步增强。例如：2002年春季以来，世界IT业开始微弱回暖，日本的集成电路生产随即出现了持续高速增长，从2002年5月到2004年2月的22个月时间里，有21个月的增长率同比保持在两位数，其中，有13个月的增长率同比在20%以上，有7个月的增长率同比在40%以上。
显然，全世界集成电路的生产订单，有相当大部分落到了日本制造业者手里。这表明，日本在国际市场中具有极强的机动能力和应对能力，而这种能力与IT在日本企业中的普及分不开。可以说，IT的普及应用，给强大的日本制造业增添了“千里眼”和“顺风耳”，只要国际上有需求，日本马上能够抓住机会，满足供货。
（四）由专利进口大国向出口大国转变
日本经济后来居上的一个重要因素是大量引进先进技术。在过去相当长时期里，日本一直是世界专利贸易市场中的最大买主。1985年，日本用于进口专利等技术引进支出额相当于德国的1.95倍，美国的2.02倍，法国的2.41倍，英国的3.23倍。日本虽然在商品贸易方面保持顺差，但在技术贸易方面是逆差。日本在专利技术贸易方面的进出口比1971年为7.7:1，1980年为3.8:1，1990为2.4:1，2000年为1.1:1。这些数字表明，日本的技术贸易逆差大幅度缩小。
日本在大量引进先进技术的同时，致力于提高自身的技术开发和创新能力，不断扩大专利出口。1993年，日本的专利等技术出口规模达4296亿日元，超过英国（4050亿日元）（注：［日］文部科学省编《科学技术白皮书》2002年版，财务省印刷局2002年6月7日发行本，379页。），成为仅次于美国的专利等技术出口大国。2003年，日本的专利等技术出口额为14185亿日元，首次超过该项目的进口额（12673亿日元），成为专利技术的纯出口国（注：［日］《日本工业新闻》2004年2月13日。）。这意味着，日本在经济技术方面又迈上一个新台阶，不但在高档商品的国际市场上具有较强的竞争力，而且在专利技术贸易方面也占有重要地位。
泡沫经济崩溃后，日本GDP增长速度同过去相比确实大幅下降了，但上述情况表明，日本经济的内在质量在不断提高。
二、日本经济回升中存在的问题
2002年以来，日本经济打破了多年来的沉闷局面，出现复苏的迹象。但是冷静观察便会发现，尽管随着经济形势回暖，日本经济中原有的一些问题得到缓解，却一样也未消失，有的甚至还在继续恶化。
（一）通货紧缩仍然存在
泡沫经济崩溃后，在房地产、股票等资产缩水的拖累下，日本出现了持续的通货紧缩现象。近来，随着经济回暖，加之中央银行多次松动银根，增大货币供应量，通货紧缩有所缓和，但并未消除。
从消费物价（生鲜食品除外）指数看，2002年1月到2004年2月，其波动范围是-0.9%～0.1%。在26个月里，物价指数在0～0.1%的时间只有3个月，而在负数区间波动的则有23个月。
从面向企业的服务价格指数看，从2002年1月到2004年2月，其变动范围是-0.5%～-1.6%，始终没有脱离负数区间。这意味着企业经营仍然处在通货紧缩的压力下。
（二）财政状况继续恶化
日本政府尽管在努力控制财政支出，但由于税收减少，财政收支缺口仍在增大。2003年度财政预算的公债发行额达364450亿日元，比上年度增加64450亿日元，其中，赤字公债300250亿日元，比上年度增加68150亿日元，中央财政预算对债务的依赖程度达44.6%，比上年度预算高出7.7%。
据日本政府测算，到2004年3月末，包括地方财政赤字在内的政府债务余额对GDP之比，将由上午同期的153.4%增至163.3%（注：［日］财务省财务综合研究所编《财政金融统计月报》2003(5),18页。）。如按总人口分摊，目前日本政府对国民的人均借款余额达525万日元。2004年度，政府仍将发行30万亿日元以上的赤字国债。
随着日本人口结构的老龄化，社会保障需要的财政支出越来越多，在原有社会保障制度不变的情况下，财政状况的恶化将难以遏制。日本政府虽然制定了发展战略和推进改革的政策，但缺乏相应的财政手段加以推行。巨额政府债务也给企业和国民带来沉重的心理负担，因为偿还国债的负担最终要落在企业和国民头上。日本政府的巨额债务，影响着国民的消费信心。
（三）银行不良资产率下降的成果能否巩固有待观察
日本银行业2003年中期决算（2003年9月末）表明，132家银行的不良资产余额合计为28.33万亿日元，比2002年度末减少5.89万亿日元。有些大银行（例如东京三菱银行）的不良资产率已降至4%以下。这固然与日本政府采取的加快解决银行业不良资产问题的政策措施分不开。但要看到，近来银行业不良资产率的下降还得益于以下三方面因素：一是随着经济回暖和股市回升，使一部分不良资产自动消解；二是2003年初各大银行进行大规模的扩股增资（注：2003年初，三井住友金融集团增资4503亿日元，东京三菱集团增资3500亿日元，瑞穗集团一举发行了10830亿日元的优先股。）；三是允许银行将核销不良资产的预计退税额计入自有资本。后两项因素等于加大了作为计算银行不良资产率的分母。从这些情况看，日本银行业不良资产率的下降，很难说是银行改善自身经营的结果。因此，不良资产率下降的成果能否巩固，仍待观察。
到目前为止，日本政府对银行资产的严格核查，主要针对的是全国规模的大银行。所谓在2004年度内将银行不良资产削减一半的目标，也是对全国规模的大银行提出的要求。至于诸多地方银行和中小金融机构的不良资产问题，则暂时被放在了一边。这也就是说，解决银行业不良资产的工作在日本远未结束。
（四）失业率仍在高位
随着经济回暖，日本的失业率有所下降。到今年2月末，完全失业率已由2002年末的5.4%降至5.0%。但是，就业形势依然相当严峻。许多年轻学生一毕业即面临失业的问题；博士读完后，因找不到合适的工作而不得不当“博士后”的人也越来越多。
此外，随着日经平均股价上升，日本的长期利率也开始回升。以新发行的十年期国债为例，2004年3月份的平均年利率升至1.435%，与上年同期(0.70%)相比上升了1倍多。利率升高给今后的日本经济增添了一个不利因素。
三、日本经济今后的发展战略与走势
当前，日本经济正处在划时代的大转折时期。随着历时一百多年追赶时代的结束，适应追赶需要而建立的经济体制面临着全面改革。今后一个相对长的时期内，制度改革和结构调整将是日本经济面临的最重要课题。
（一）改革的目标与发展战略
日本经济体制的改革目标可以概括为：适应世界经济发展潮流，打造简洁而高效的政府，充分发挥自身增长潜力，强化民间经济自律增长能力，实现由民间需求主导的经济持续增长。
在朝着上述目标改革的过程中，日本首先需要解决过去遗留下来的一系列问题。对此，日本政府的计划目标是：在2004年度内（即到2005年3月末），彻底解决银行不良资产问题；改革财政支出结构，对社会保障制度进行调整，到21世纪下一个十年的初期，使基础财政收支恢复平衡。
为了使日本经济在21世纪能够继续保持增长活力，日本政府出台了多项措施，加快培育新的经济增长点。这方面的政策措施集中体现为“六大战略”：人才战略、科技实力战略、经营实力战略、产业发掘战略、振兴地方经济战略、全球战略。为将“六大战略”落到实处，在每一项战略中，都列出了若干“行动计划”，六大战略中共包括30项“行动计划”。例如，为落实“科技实力战略”的“行动计划”有5项：一是财政预算向四大战略技术领域倾斜（注：这里的四大战略技术领域指的是环境与能源技术、IT技术、生物技术和纳米技术。）；二是促进新型产学官协作；三是为科研成果产业化提供支持；四是普及IT技术，提高产业素质；五是充分利用和保护知识产权。
（二）提高经济增长质量
就日本政策当局的主观愿望来说，改革的重要目的之一是为了保持经济持续增长，正如日本现任首相小泉纯一郎所言：没有改革就没有成长。但是，客观来看，今后的日本难以再有过去那样的高速增长。这是因为：日本过去的高速增长与后发展效应有着不可分割的关系，随着追赶时代结束，后发展效应在日本已经消失。当然，这并不是说改革对推动日本经济增长没有意义。
日本的改革，实际上要解决的是经济增长转型问题，即由追赶型的经济增长向自主开拓型经济增长转变，这种转型是由历史发展进程决定的。推进改革的意义在于加速实现经济增长方式的转型。否则，日本将难以真正摆脱经济长期低靡状态。
渡过转折期后的日本经济，更大的可能性是回归常速发展。所谓常速发展，就是与生产力水平相似的其他发达国家大体相当的发展速度。当然，常速发展中并不排除有些年份的经济增长快一些，有些年份慢一些。从长远发展看，从全要素生产力的基本构成方面看，日本拥有勤劳好学的国民和高素质的劳动力，有充裕的资金，有较强的实用技术开发能力，在渡过转折期后的经济发展上不会逊色于欧美等其他发达国家。
经济增长包括质与量两个方面，就经济增长的速度或数量方面看，日本不大可能再现过去的高速增长奇迹，但是经济增长的质量会进一步提高，形成中低速度、中高质量的经济增长。在产业结构方面，一方面发展“静脉产业”（注：“静脉产业”是循环经济的重要组成部分，泛指与各类废旧物资的回收、处理、再生、利用等相关的产业。），进一步改善环境质量；另一方面继续向高端产业转移，巩固和提高日本的非价格竞争优势。此外，通过对教育制度及相关方面的改革，使日本成为人才大国。通过加速结构改革，取消和放宽限制，为技术创新和产业创新提供适宜的社会经济环境，到2005年前后，将日本建设成世界最先进的IT国家，使日本经济逐步走上“科技创新立国”之路。
（三）贸易重心东移保障出口和经济增长
以往，日本的贸易和经济增长严重依赖于美国，就是对这种依赖关系的一个生动描述。“美国经济一打喷嚏，日本经济就感冒”，如今，这种情况已经发生了很大变化。就贸易总量看，美国仍然是日本的第一大贸易伙伴，但就贸易增量看，日本对美国的出口增长已大为放缓，有时甚至是大幅度减少。2003年，日本对美国的出口比上年减少9.8%。日本对美国的贸易依赖程度由1985年的29.8%降至2000年的25.0%，2003年进一步降到22.1%。同期，亚洲在日本贸易中的比重由1985年的27.2%上升到2000年的41.0%。
在亚洲市场中，日本与中国的贸易发展尤其迅速。2001、2002和2003年，日本对中国出口的增加幅度分别为14.9%、32.3%和33.3%。与此同时，中国对日本的出口也在迅速增长。据日本官方统计，2002年，中国对日出口额达77277.9亿日元，首次超过美国（72371.8亿日元），成为对日出口最多的国家。2003年，中国对日出口达87306亿日元，比美国对日出口（68213亿日元）高出28%。中国在日本外贸中的比重已由1985年的6.2%上升到2003年的16.8%。
日本外贸重心的东移，使其能够借助快速发展的亚洲新兴市场，加快产业结构升级，特别是能够搭上快速前进的中国经济列车，维持出口的快速增长。根据日本官方发表的统计资料计算，2002年，日本出口增量的38.9%是由中国市场提供的需求。2003年，日本出口总额比上年增加了24403亿日元，其中的67.9%（16580亿日元）是对中国出口的增加，这对于拉动日本经济增长无疑具有重要意义。
就近期而言，今明两年，如果日本国内不出现大的变故，国际环境不发生大的动荡，包括中国在内的亚洲经济仍能保持快速增长势头，中日关系维持较好状态，日本经济的回升态势仍可得以延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