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汉藏语言的共性和类型，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藏语论文,共性论文,类型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一
语言的类型比较研究与历史比较研究几乎有同样悠久的历史。从研究和学科的发展来说，科学的语言类型学研究却远远滞后于其他语言学科，这不仅因为20世纪在历史主义和进化论基础上建立起来并取得辉煌成就的历史比较语言学和强大及其长期占据的主流地位，更是因为类型学研究从一开始就进入了不能自拔的误区。首先，传统的类型学以与历史比较语言学对立的面貌出现，片面强调语言的共时性和变异性，在类型性质的认识和界定上采取了非历史主义的态度，不能历史地看待语言的类型及其发展；其次，传统的类型学采取了孤立和封闭的研究方式，割断了与语言学其他分类学科如历史分类、地域分类、接触分类、功能分类，特别是语言共性研究等的关系，使语言的类型研究陷入一个局促的境地；再次，盲目追求类型分类的统一性和整体性，以有限的标准无限地对语言进行分类。事实证明，以所谓独立或离散的结构标准对语言进行统一和整体的分类，是不成功的，长期以来语法中心观所导致的形态类型分类的失败就是明证。现代类型学在宏观上将语言的类型研究与语言的共性研究结合起来，并对共性进行了再认识，承认了共性的普遍性和局限性，正确认识了类型分类的统一性和局域性、共时性和历时性，使语言的类型研究与历史研究联系起来，扩大了类型研究的视角和范围；在微观上深入研究了类型分类的各种参项，并且延伸到语言结构如语音、语法和语义等各个方面，通过这种研究提高了语言类型分类的科学性和准确性。当然，现代类型学还没有完全摆脱语法中心观和分类参项研究上的原子主义，还没有将类型的分类研究与语言学其他分类学科的研究全面和科学地结合起来，使语言类型学真正成为一门独立学科。汉藏语言是一群具有独特类型的语言，在亚洲乃至世界语言宝库中占有重要地位，是类型研究的一种不可或缺的样本，本文将以汉藏语言为依托，对语言的类型和共性进行一个综合的探讨，以推动语言类型的研究和促进汉藏语言类型学的建立。
二
语言的共性和类型的研究都不是新课题，近些年来对语言共性和类型进行再认识，选择新视角，开拓新领域，不仅因为风行一时的生成语法的语言能力观建立在语言普遍共性的基础之上，更重要的是语言学家要为语言的普遍分类寻找一种新的途径，探求新的方法，摆脱所谓形态类型分类的桎梏，使语言类型学建立在一个更加科学的基础之上，并使语言的其他分类学科能从语言类型的研究中分享到科研的新成果。由于新的类型研究特别是与共性结合起来的类型研究历史短，还属于探索的阶段，对共性和类型的概念、性质、术语、研究的目的、对象和范围、它们与其他语言分类学科的关系等都还没有统一的认识，因此择要作一个综合的探讨并说明我们的认识、方法和目的，就成为本文的一个重要目标。
共性和类型 语言的共性传统上指语言的普遍特性，指语言所共有的特性，而且专指语言的结构特性，排除了语言的历史共性、功能共性、文化共性等其他共性的泛称涵义。语言的普遍特性首先基于人类具有作为共同物质基础的相同的语言器官；其次，人类具有共同的思维形式和规律，语言作为思维的载体必然受到思维形式和规律共同性的制约；再次，语言又是一个符号系统，要受到符号使用规律的制约。比如，一切语言的语音结构都有辅音和元音的要素，而且清辅音总比浊辅音多；超音段音素中语调是一切语言共同使用的要素；任何语言的语法结构中都使用一定的手段指明特定结构单位的功能意义；任何语言都有表示“主题”和“述题”两部分的结构形式，以表达已知信息和新信息；作为语义载体的各级语言结构单位在语流中既承载基本意义或理性意义，同时承载附加意义、应用意义和功能意义，等等。这是狭义的共性，与类型和分类无关，研究的目的是探求人类语言作为一种符号系统和结构的性质和基本属性、语言符号与其他信息符号的关系和差异、人类思维形式化或语言化的过程、手段和规律等，这最后一点更是以生成语言观研究共性的主要目的。新的类型研究从更广泛的意义上理解语言的共性，即限制作为研究对象的语言的范围，从全部语言变为部分语言，承认局域共性，也就是部分语言所共有的特性。共性本身就是一种类型，类型区分的依据则是共性。从研究的目的来说，普遍共性强调语言的同一性，而局域共性则重视共性的限度，强调语言的差异性，正是这一点使语言的共性研究与语言的分类和类型研究结合起来。普遍共性与局域共性并不对立，而是层级的关系，局域共性的研究是普遍共性研究的基础，普遍共性应从局域共性中升华而来；局域共性是普遍共性的分解，应在普遍共性研究成果的指导下进行。局域共性的研究及其成果的意义和价值已远远超出语言类型学的范围，它对语言其他分类的学科，如历史分类、地理分类、功能分类都将产生深远的影响。
普遍性和局域性 指共性和类型的范围，即从全部语言还是局部语言中概括共性，对全部语言还是局部语言进行分类。普遍性指共性和类型研究在理论上以人类全部语言为对象，是对语言的一种统一性分类。如传统上按形态将语言分为孤立语、粘着语、屈折语、综合语等，后来萨丕尔(E.Sapir)提出概念类型、结构技术和综合程度3个综合性的标准，将语言分成简单纯关系的、复杂纯关系、简单混合关系的和复杂混合关系的4类，打破了传统的四分法。葛林伯格(J.H.Greenberg)（注：Joseph H.Greenberg,A quantitative approach to the morphological typology of language.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American Linguistics 26,1960.）改进了萨丕尔的分类标准，提出5类10指数，并加以量化，还是将语言分为分析、综合、粘着和多式综合等类。尽管标准、方法不同，却依然都是根据单一参项，研究普遍共性和进行统一分类。对语言进行整体和统一的分类研究是不太成功的，首先，我们迄今所掌握的语言数量有限，无法确定今天所掌握的语言包括了一切语言结构形式，整体和统一的分类在理论上不够严密，在实践上无法控制反例；其次，语言是不断发展变化的，较难确定可变和不可变特性以及变化和非变化特性，处理的语言越多难度越大；再次，语言的发展是不平衡的，不同语言所映射出来的结构共性或类型常常是一个连续体，加上语言的接触和影响，共性常常具有交叉性，处理的语言数量越大越难把握。因此，对语言的整体或统一分类的研究，或者失之抽象，无法验证，如生成观点的形式共性研究；或者信息量小，比如语言分为有声调语言和无声调语言，缺乏认知和科学的价值；或者遇到大量的反例和连续现象，如语言的形态类型分类，失去科学性。局域性指共性和类型的研究限定范围，以一定的语言为对象，是对语言的一种离散性的分类。比如汉藏语言、印欧语言、阿尔泰语言等不同语言类型，同一语言的不同方言类型等。根据局域共性对语言进行分类，将共性研究与类型和分类研究结合起来，也是将结构共性的类型分类研究与其他语言学分类研究紧密结合起来，成为一种跨类的综合分类研究，不仅拓宽了类型学研究的领域，而且能加强、促进和配合其他语言分类学科的研究。比如语言历史分类上的难题可以通过类型研究来协助解决，局域性的类型研究可以借助历史分类的成果选择范围和参项。汉藏语言系属分类上存在的问题较多，更需要借助于类型的研究。当然，历史分类和类型分类不是同一种分类，不能替代，比如
从共时的观点来说佤语、回辉话、五屯话等虽然有相同或相似的结构，却不是同一系属。但这两种分类可以相辅相成，达到单独研究难以取得的积极效果。如果将类型研究纳入历时的轨道，从历时的观点来研究类型，历史类型学就能与发生学分类更好地结合起来。（详见下文“历时性和共时性”）
转换性和本体性 指共性和类型的性质和内涵。不同的语言观念、研究目的和研究方法决定对语言共性本质的认识。生成语言观使用演绎法通过对个别语言的深入研究，探寻人类的语言能力，即思维在语言表达上的心理机制和转化过程，这种先验的人类建立任何语言系统的抽象结构和原则的能力就是语言的共性，研究语言共性就是研究人类语言的这种深层结构及其向各种表层语言形式转化的规则和规律，也就是所谓抽象结构对具体结构的制约关系，就这一点来说具有类型学的意义。这种共性具有高度的抽象性和先验性，是所谓“形式共性”或“转换共性”。传统的语言观使用归纳法对具有统计学意义的抽样语言样本进行比较研究，从语言系统各层级的结构要素和关系中归纳和概括出语言的普遍或共同现象，探索人类语言发生和发展在结构上的共同性。这种共性具有具体性和可验证性，是“实体共性”或“本体共性”，与生成观点强调结构的转换不同，这种传统的观点强调语言结构的本体。使用这种方法既可以归纳和概括语言的普遍共性，也可以归纳和概括语言的局域共性。
历时性和共时性 指共性和类型的时间属性。类型学是以与发生学对立的面貌出现的，一开始就脱离了历史主义的轨道，定位于共时性，类型学就是共时类型学。其实，语言是一个历史范畴，语言结构是发展变化的产物，现实的“共时”都是历史的“共时”的延续和发展，在历史的时序中，随着时间定位的改变，任何一个时点都可能具有“共时”的性质。由时间定位决定的“共时性”反映了时间的历史本质。我们将共性和类型放在历史的层次中来考察，首先，想走出传统类型学绝对共时性的误区，提出相对共时性的概念，将语言共性和类型的研究与语言的历史研究结合起来，将类型学分类与发生学分类结合起来。建立历史类型学，通过语言历史类型的构拟，使语言亲属关系的确定更加准确和科学。由于共性和类型具有了历时性质，具有共同发生关系的语言就必然具有相同的类型（历史的），因为在构拟语言的历史类型时必然要排除语言本体的普遍共性、借用渗透的共性以及其他发展和偶然的因素。既然语音可以通过不同语言的比较进行历史的构拟，语言的共性和类型同样可以通过不同语言的比较进行历史的构拟。比如通过汉藏语言语音结构的比较，完全可以肯定汉藏语言原始类型的语音结构中是不使用声调（字调）手段的，同样通过语法结构的比较，可以肯定汉藏语言原始类型的语法结构中动词没有人称的标记。类型的构拟可能比语音的构拟要困难，但这不能成为类型学只能进行共时研究的借口，就像语义结构研究的困难不能否定语义具有严格的结构特性一样。现代的语言学还没有证明语言类型的任何局限性，更没有证明类型渗透的必然性和不可识别性。其次，通过共性和类型发展变化的研究，特别是动态参项的研究，不仅拓宽了研究的领域，而且可以克服传统上对语言发展变化的离散和分解的理解，加深对语言发展变化的整体性认识。对汉藏语言的系属研究来说，进一步对发生学分类的同源词决定原则来说，历史类型的研究会起到决定性的推进作用，因为从理论上说，历史的类型对语言亲属关系的识别，应该是更为重要和有力的证据。
共性的参项 参项是体现共性的指标，类型分类的标准，具有量度的作用。语言本体的共性由反映语言系统各层级的结构要素和关系的重要参项来体现。所谓参项是指能反映语言系统的结构特性、关联语言结构各层级、具有重要功能意义的项目。比如音节中音素的配列关系、语音基本结构单位的构成方式、语言功能结构单位的序位（主动宾的序位如SVO、SOV、OSV等）、语言结构单位的功能标记手段（屈折、词缀、虚词等）等。传统上把语言共性和类型的参项局限于语法的项目，类型的共性等于语法的共性，类型的分类等于语法的分类，所谓形态类型就属于这种性质。这种认识具有明显的片面性，因此这种分类必然缺乏成效。从语言结构的整体性和系统性来说，语言的结构面貌主要由语音、语义和语法3个不同层面的子结构来体现，从理论上说，参项应由这3个方面产生，但由于语义结构研究的滞后，参项至少要从语音和语法两个结构中选择。一般来说，参项的普遍性与抽象性成正比，比如语音结构中的超音段音素、语法结构中的序位等是比较抽象而具有普遍性的参项，适用于绝大多数语言，而区别语素基本意义和功能意义的声调、使用形态还是虚词作为语法标记等这些参项，则是比较具体而具有局域性的参项。参项的抽象性与研究目的有关，研究普遍共性必定要选择抽象层级较高具有普遍性的参项，而研究局域共性则普遍性和局域性的参项都可以选择，而更多选择抽象层级较低的局域性参项。参项的普遍性即统一性，研究语言的普遍共性必需选择统一的参项；参项的局域性即具体性，研究语言的局域共性要根据研究的目的和对象具体选择不同的参项。比如研究汉藏语言共性所必需的声调手段和虚词标记的参项，不一定是研究印欧语言共性的参项。
综合性和标志性 指参项的包容属性。这种属性与下文的绝对性和倾向性涉及到共性和类型研究的理论和方法。体现语言的结构共性和作为分类的标准，可以选择多项参项，也可以选择单项参项，传统上选择单项参项，如选择形态参项作统一的类型分类，或者选择序位作局域的类型研究（注：黄行《我国少数民族语言的词序类型》，《民族语文》1996年第1期。）等。单项参项无论其抽象程度多高，只具有标志性，性质与将语言分为有声调语言与无声调语言一样。单项参项不能反映语言结构的整体或全貌，只是一种特性的聚合，在科学的认识价值上有明显的局限性，以此作普遍共性和统一分类研究的困难已如上述，即使作局域性研究也很难与其他语言学分类研究结合起来。有时候虽与其他分类研究结合起来，如上述黄文通过序位的研究将类型学研究与发生学研究结合起来，取得成绩，但也只说明了汉藏语言与阿尔泰语言在类型上的标志性差异，因为序位的类型差异还不能比较完整和充分地体现这两种语系语言的结构类型差异。真正要体现这两类语言的结构类型差异必须采用多项参项，即综合的参项，才能充分体现这两类语言的类型特性以及它们各自的局域共性。综合性的多项参项具有描写性，对语言的结构共性具有多角度、多层次的描写意义和作用，而标志性的单项参项仅仅是语言结构特性一个侧面的反映，只具有比较的价值。当然，标志性的单项参项的类型分类也有实践的价值，因为它在分类上的排他性，可以为其他语言学分类研究提供参证。综合性参项在分类上具有更强的排他性，能更好地解决分类上连续度所带来的模糊性，使得共性的概括和类型的区分更加准确和科学。在研究局域共性选择综合性参项时不仅要强调具体性和典型性，还要强调蕴含性，即参项之间的关联性。理想的综合性参项应该都是双向“蕴含”和关联的。比如研究汉藏语言的局域共性时，只选择使用声调手段这个语音参项是不够的，还要选择声调的载体是单音语素、声调在共时和历时上与声韵母的关联等参项，才能更好地与非汉藏语系的声调语言从类型上区分开来。
绝对性和倾向性 指参项又一种与共性和类型研究在理论和方法上有密切关系的属性，即参项的分布属性。绝对性指参项在作为对象语言的范围内具有分布上的统一性，理论和操作上都不能有反例。如任何语言都使用标记功能结构单位的手段，汉藏语言的音节可以分为声母和韵母两个基本结构单位等。前一个参项对全部语言而言，后一个参项则限于汉藏语言的范围。倾向性指参项在作为对象语言的范围内具有分布上的主流性，允许有反例。倾向性参项只具有典型的意义。比如声调作为汉藏语言的一个标志性参项只具有倾向性，因为在汉藏语言中虽然有声调语言占绝对优势，是主流，但也存在不使用声调手段的语言或方言，因此声调的参项只是倾向性的参项。长期以来，类型学研究强调参项的绝对性，事实上还没有一种成功的类型分类是依靠绝对性参项的。特鲁别茨柯依为印欧语言选择了6个综合性的参项，有人以美洲印第安人的塔克尔玛语具有这些特点而不是印欧语否定他的观点，这是以参项的绝对性否定倾向性的著名例子。大家承认这6个参项将印欧语系语言与其他语系语言区别开来有重要价值，是将类型学与发生学分类结合起来的一种尝试，只是为了强调类型学的独立性和与发生学分类的不能兼容性而否定了共性和类型研究中参项的倾向性。否定了参项的倾向性差不多等于否定了类型学的研究，因为按照绝对性参项进行的类型研究鲜有成就。现代类型学研究各种语言共性和类型分类的参项，比如格标记、关系小句、生命度等等，都是倾向性的参项，因为还没有证明这些参项在所有语言中具有同样的结构意义和价值。再如当前类型学研究中常使用的定量方法，如上述葛林伯格的形态类型分类有5类10个指数，设定指数的最小值是1，对不同语言这10种指数进行统计后，综合指数在1至1.99的是分析语，2至2.99的是综合语，3以上为多式综合语，而粘着指数在0.5以上的就是粘着语。所以要进行量化的统计，正说明了这些指数在不同语言中分布的参差性，也就是这些参项的倾向性，它们只具有统计上的典型意义，如果这些指数具有分布上的绝对性就完全没有必要进行什么统计了。研究实践证明，由于语言结构的复杂性、矛盾性和变动性，完全选择绝对性的参项所概括的共性和分类，或者操作上发生无法克服的困难，或者这些共性和类型没有太大的认知意义和科学价值。这本来是科学研究中典型和例外的老问题，却长期困扰着类型学的研究。我们不能因为汉藏语言有极少数的语言和方言没有声调，就否定声调是汉藏语言的一个重要的
共性参项。参项的倾向性的缺陷可以由综合性来弥补，因为我们认为汉藏语言的共性是一种综合性的共性，声调只是一个参项，无论量化与否，那些没有声调的汉藏语言在其他参项上具有与汉藏语言明显的一致性。
动态性和静态性 指参项的变化属性。动态性是指参项所反映的语言结构的发展变化特性。共性和类型的研究是一种静态的研究，强调的是共时的静态特性，但从历史主义的观点来看，共性和类型都是一种历史范畴和发展范畴，语言结构发展变化的共同性理应是共性和类型研究的一个重要参项。特别是从研究局域性的共性和类型，选择综合性参项的立场出发，语言结构上的共同性只可能有两种原因：一是发生上有共同的来源；二是语言相互影响的结果。我们排除平行发展的第三种可能，即偶然因素造成的共性，是因为作局域的研究，范围有限，而且综合参项有较大的具体性和排他性，在各种参项上要具有整体的偶然性，几乎是不可能的。我们还排除了第四种可能，即语言本体的普遍共性，这种特性是所有的语言共有的，没有排他性，在进行局域性的共性和类型研究时自然不可能选作参项。在这样的前提下，尽管一般来说不同类型的语言结构在发展和变化上“可能”具有一定的相同和相似性，而作局域性类型研究时，相同类型的语言在发展和变化上则“必然”具有一定的相和相似性。因此，这种动态的相同或相似性同样可以作为一种共性的参项和类型的标志。
三
汉藏语系的发生学分类问题至今仍是世界语言学界关注的一个热点。汉藏语言发生学分类问题的解决，很可能成为解决历史比较语言学理论方法“瓶颈”的一个突破口。在众多尝试中，拓展类型学研究的领域，将类型学与语言学其他分类学科结合起来，特别是与语言的历史分类结合起来，无疑是解决难题的一个有效途径。这种设想的实现，必须先研究汉藏语言共时的类型，然后进一步研究历时的类型，本文所作的是前一项工作。真正与发生学分类关联的是历史类型学，我们说具有共同起源的语言必定有相同的类型，指的是历时的类型。因为类型学的研究还不太成熟，汉藏语言又缺乏这方面的基础性研究，加上汉藏语言在历史关系上的复杂性，直接进行历时的类型研究还不具备充分的条件。汉藏语言处于亚细亚农业生产方式的区域，在语言关系上远比欧洲畜牧业生产方式区域的语言复杂，历史上形成的语言共性，与发生和地域都有密切的关系，因此从汉藏语言的整体类型来看，具有明显的多元性和连续性或过渡性特征。以序位特征来说，一直作为汉藏语言与虚词并立的一个重要语法手段，却呈现出多元性和连续性特征，在类型分类上缺乏典型性和标志性，勉强以设定指数的量化办法分类，只能达到分类的目的，对语言的其他分类，特别是对历史分类缺乏独立的说明和解释价值。因此，序位作为汉藏语言类型研究的一个参项，只能是综合参项之一，其类型上的重要性远不如功能上的重要性。我们根据上述对共性和类型的认识，以及研究的目的，通过比较，从语音、语法两个方面为汉藏语言选择综合和倾向的参项（限于篇幅，有关发展变化的共性和参项另文讨论）。从理论上说，这些参项都应具有逻辑上的蕴含性，但由于这些参项本身的价值不相同，即各自的倾向度高低不同，因此这种蕴含性只能是相对的，我们强调参项的综合性正是这个原因。如果要量化，在与其他语系语言进行比较时，赋予这些参项一定的值即可，比如完全相同的为2，相似的为1，不同的为0，这样汉藏语言与其他语系语言在共性和类型上的比值就会显现出来。汉藏语言内部的类型比较，同样可以采用这种量化的方法。任何一种语言在结构上符合或基本符合这些参项，就与汉藏语言具有类型上的一致性。
（一）语音参项 语音参项的选择根据4个原则：第一，音素的选择特征；第二，音素的组合特征；第三，音素的功能特征；第四，语素的音素构成特征（这是语音和语法的中介层面，我们放在语音层面来讨论）。
1.塞擦音：(1)发音时没有间歇；(2)连续中不能分开；(3)发展中不能分析。
汉藏语言塞擦音无论从实验和心理来说，都是一个单位，与欧洲类似的情况不同，既不能分开变读，也不能随机生成。以藏语为例。第一，藏语的语音分析受属于印欧语言的梵语分析的影响，因此复辅音的分析极为细致，但一千多年前创制的藏文中，塞擦音是一个字母；第二，藏语安多方言牧区土语有c
这一套舌面中塞擦音音位，但音系配列中没有相应的独立的c和音位；第三，藏语四合、三合结构的复辅音声母向二合或单辅音声母发展是普遍性趋势，换句话说，四合、三合结构的复辅音在音系中已不复存在，如mbr或者读mb，或者读
，或者读b。可见，塞擦音至少在音位上的单一性无庸置疑。汉藏语言有丰富的塞擦音，藏缅语言有三四组：
，每组包括清、清送气、浊3类；汉语和苗瑶语言大多是二三组，而壮侗语言则只有一两组。塞擦音是一个音素选择特性，作为一个参项是它音位上的单一性和丰富性。
2.声调：(1)多类性；(2)单音节性；(3)辨义性；(4)对比性；(5)对应性；(6)多型性；(7)多层性；(8)羡余性；(9)协变性；(10)多元性。
多类性指声调的系统特性，即汉藏语言声调系统中具有调阈和调域都不相同的字调和语调两个子系统；单音节性指声调的载体特性，即汉藏语言的声调是一种与音节共生的非自主语音特征，与音节有固定联系和对应关系，并由音节中全部带音音素所承载；辨义性指声调的功能特性，即声调具有表述和区别理性意义和关系意义的功能；对比性指声调的形式特性，即声调在实现辨义功能时所使用的对比手段，包括两个意思：一是声调系统中调阈和调域的相对性；二是声调表示语法意义时形式上的相对性，即同一个语法意义并不像表达词汇意义时那样具有固定的形式，而是通过形式的对比来表示；对应性指声调与音素的关联特性，即声调与音节中的音组有共时或历时的关联，比如汉藏语言中一般来说清声母音节声调读得高，浊声母音节声调读得低，或者至少清声母音节是一个调类，浊声母音节是一个调类，再如带长元音韵母或塞音韵尾韵母的声调在调值和调类上都具有区别性等。共时的对应性造成羡余性（详见下文“羡余性”），历时的对应性则是声调发展变化的制约因素（详见下文“多元性”）；多型性指声调的型式特性，即汉藏语言的声调包括音高的高低和变化两种基本因素，高低体现于音域，变化区别在曲拱，使声调的不同的形式类别多到十多种，最多可达到15种（侗语）；多层性指声调的结构特性，即汉藏语言在3个语言平面或层次上使用声调手段：字调、词调（或语素调）和语调，在音节、词或语素和句子3个平面上表达词汇和语法意义。比如一个音节可以3种身份出现：作为一个词汇单位，承载字调，表示词汇意义；作为一个语法结构单位，承载词调，表示语法意义；作为一个完整的意义单位，承载句调，也表示语法意义；羡余性指声调的关联特性，即上述声调与声韵母处于共时性的共生状态，共同承担语言的表达功能，形成羡余特征。比如长短、松紧元音、塞音韵尾与声调的共生状态；协变性指声调的动态特性，即汉藏语言的声调在语流中由于受到邻近声调的影响或模式的制约常常发生相应的变化，形成声调的变化或动态形式；多元性指声调的发生特性，即汉藏语言声调与声韵母的历时性关联，这种历时性的共生状态，是声调发生的制约因素，通过比较可以知道汉藏语言的声调是通过不同的制约因素形成的，在起源上具有多元性。（注：详见瞿霭堂《论汉藏语言的声调》，《民族语文》1993年第6期和1994年第1 期；《汉藏语言调值研究的价值和方法》，《民族语文》1985年第6期。）
汉藏语言除嘉戎、珞巴等少数语言和藏、羌等少数语言的个别方言没有声调外，都有声调。汉语和苗瑶壮侗诸语言没有无声调的语言，而且声调数量多系统复杂，各语言的调类基本对应，分化的因素大体相似，除少数情况外，至少有4个调，多则10多个。苗瑶壮侗诸语言一般都有七八个调，侗语最多有15个调。藏缅语言有少数无声调的语言和方言，声调数量少系统简单，各语言的调类大多无对应关系，分化的因素差别较大，一般只有三四个调，一两个调和五六个调都是少数。声调也是一种音素选择特性，尽管世界上声调语言众多，但要在上述10个特性上都符合，几乎是不可能的，因此汉藏语言的声调参项具有标志性。
3.音节：(1)限制性；(2)层级性；(3)对等性。
音节结构差异应是语言间语音结构差异的重要内容之一。限制性指音素的配列特性，即汉藏语言音素在音节中出现的位置和数量都有严格的限制，如声母中的前置辅音和韵母中的辅音韵尾至多只有七八种，声母中的后置辅音和韵母中的介音只有三四种；这种音素的限制性同时制约了音节的形式，少的只有三四种形式，如布依语（羊场话）的音节有3种形式，多的有十多种形式，如嘉戎语（梭磨话）的音节有15种形式；层级性指音素的组合层次特性，即汉藏语言的音节由音元、音素、音组三个层级构成，音组是一个独立的层级单位，而且是语音结构中的一个基本单位，能本质、简明地反映语音之间的联系、语音结构的主要层级性和基本音义单位的语音结构特征，并能充分体现和说明语音发展的机制、过程和规律，是经过物理－心理实验证明了的整体感知单位。音组包含声母和韵母两个部分，在音节中形成两个中心：声母以基本辅音为中心，韵母以主要元音为中心，基本辅音前后的前置辅音和后置辅音以及主要元音前后的介音和韵尾，都具有读得轻而短的附属性质，并在发展中作为一个聚合单位发生类推的变化。对等性指语音与语法的关联特性，即汉藏语言音节与语素具有对等性，一个音节即一个语素，换句话说，语素具有单音节性。
汉藏语言内部音节结构特征的差异主要表现在复辅音声母、元音长短、松紧的附属特性和辅音韵尾3个方面。汉语没有复辅音声母，苗瑶壮侗语一般只有一二十个复辅音声母，少数地方也有四五十个的，结构比较简单，只有带鼻冠音或后流音两种形式，而且大多还是腭化(-j)和圆唇化(-w)的复辅音，三合复辅音较少，大多是二合复辅音；藏缅语言复辅音声母较多，一般都有几十个，多的地方如嘉戎语有二三百个，结构也比较复杂，前置辅音七八种，后置辅音三四种，而且三合复辅音较多。汉语只有少数方言如粤方言的元音有长短的区别，苗瑶语言元音基本不分长短，壮侗语言则元音分长短的语言较多；藏缅语言中也有一些语言元音分长短，不过性质与壮侗语言不同，壮侗语言是闭音节元音分长短，而藏缅语言则开音节元音分长短。部分藏缅语言元音分松紧，汉语、苗瑶壮侗语言都没有这种现象。汉语辅音韵尾一般只有两三个，粤、闽和部分赣、客家方言有6个韵尾，苗瑶语言一般也只有两三个，而壮侗语言中有六七个韵尾的语言较多；藏缅语言除彝语支语言大多没有辅音韵尾外，一般有五六个，多的语言有八九个，而且有卷舌音、边音和擦音等韵尾，还有复辅音韵尾，是其他语族语言所没有的。
（二）语法参项 语法结构的差异主要反映在标记上，所谓标记即表示语法结构单位语法意义的形式，是语法结构的纽带，逻辑关系的符号，功能单位和类别范畴的标志，主观态度和意志的记号。从理论上说，语法的结构关系是由这些标记来体现的，因此语法结构各个层次的任何一个单位，作为结构的一个成员，它的结构身分或语法身分，都由标记来指定。进一步推理，每一个结构成分必然都带有结构的标记。标记可从广义和狭义两方面来理解：广义的标记包括语形、语义和语用三个方面；狭义的标记专指语形，即语言的形式标记。本文只讨论狭义的标记，即语形标记，其他标记留待另文。根据汉藏语言的语法结构特点，加上汉藏语言各结构层级在标记使用上具有统一性，我们将标记分为5个参项：虚词、形态、重叠、序位、异素。我们不难讨论标记的形式，也讨论标记的意义，即它的功能意义，因为要说明一种语言的语法结构，除主要使用什么标记形式、哪一个结构单位需要使用什么标记形式等形式特征外，什么语法意义需要使用标记来表达，如数、性、人称、方向等理性意义是否语法化，不同的语言有不同的选择，语法化的语言需要标记出来，不语法化的语言就没有标记，因此这也是一个重要的结构特征。一个语言有数标记，一个语言没有，这两种语言当然有结构的差异。传统类型学只讲形式，不讲内容，忽略了内容一经形式的标记，就直接影响了结构，是对结构的一种片面的理解。
1.虚词：(1)理据性；(2)两面性；(3)多功能性；(4)多源性。
理据性指语义特征，也是与实词的关联特征，即汉藏语言的虚词常常与相关的实词并存并现，在语义的关联上也十分明显，有时甚至程度不同地附带了实词原来的词汇意义和语法意义。两面性指结构特征，即虚词一方面在结构上具有离散性，大多是独立的单音节，具有声调，能与词、词组和句子等不同的语言单位组合，这是与实词相似的一面。另一方面，与实词的形式相比，往往又具有一定的依附性，如常常轻读，有时声调变得模糊，发生减缩变化等，这是与形态成分相似的一面。多功能性指功能特征，有两个意思：一是指虚词使用于词、词组和句子多种语言结构层次。二是指虚词具有多种语法功能：(1)定位功能，即确定语言功能单位的地位、顺序和属性的功能，如指定主语、宾语等；(2)定指功能或指别功能，即确定语言功能单位的特性、作用和范围，如标记不同时态、方向、处所等；(3)关联功能，即确定语言功能单位之间的一些逻辑关系，如表达因果、转折、让步等；(4)整合功能，即将语言功能单位组合起来并改变其属性的所谓名物化功能，如使动词或形容词名物化。多源性指发生和发展的特征，如介词、辅助动词、时态助词大多来源于动词，疑问助词来源于否定词，领属性助词来源于代词等，此外还有减缩式的虚词，由实词与实词、实词与虚词或虚词与虚词减缩而成。（注：详见瞿霭堂《论汉藏语言的虚词》，《民族语文》1995年第6期。）
汉藏语言内部虚词使用的差异表现在功能上，比如汉语、苗瑶壮侗语言有补语助词，藏缅语言没有，而藏缅语言有主语、宾语助词和辅助动词，汉语和苗瑶壮侗语言没有；再如汉语、苗瑶壮侗语言的领属性定语助词除了表示领属、修饰和限制关系外，还有名物化的作用，藏缅语言没有后一种功能；又如时态助词藏缅语言一般都有六七个，而汉语和苗瑶壮侗语言一般只有两三个。世界上使用虚词的语言众多，但与上述汉藏语言虚词的有关参项比较起来，像英语这样大量使用虚词的语言，虚词的功能和范围都比汉藏语言要小得多，其他特性的差别就更大了。
2.形态：(1)单音节性；(2)单义性；(3)后置性；(4)离散性；(5)共生性。
单音节性指形式特性，即汉藏语言的形态以附加法为主，而且这些形态成分都是单音节的；单义性指语义特性，即一个形态成分常常表示一种语法意义；后置性指位置特性，即形态成分一般放在添加单位之后；离散性指结构特性，即形态成分与添加单位之间有时可以插入一个其他的成分；共生性指功能特性，即形态手段与其他方式共同表达一定的语法意义，如藏语动词的时态。
汉藏语言中汉语、苗瑶壮侗语言基本不使用构形的形态手段，主要藏缅语言使用。藏缅语言使用内部屈折形态手段表达人称代词的格、动词的态、式、人称等语法范畴；使用附加法表达动词的人称、方位、语态和名词的从属等范畴等。（注：详见瞿霭堂《论汉藏语言的形态》，《民族语文》1988年第4期。）
3.重叠：(1)原音重叠；(2)变音重叠；(3)变形重叠；(4)减音重叠；(5)增音重叠。
原音重叠指重叠的语素不发生任何变化，但双音节词重叠可分ABAB式整体重叠和AABB式分体重叠；变音重叠指重叠的语素发生语音变化，主要是发生韵母和声调的变化；变形重叠指重叠的语素发生形态变化后再重叠；减音重叠指双音节或多音节词只重叠部分语素，有AAB和ABB两种基本形式；增音重叠指增加一定语素再重叠。（注：详见瞿霭堂《论汉藏语言的形态》，《民族语文》1988年第4期。）
汉藏语言重叠量词表示“每一”、“逐一”、“全体”等意义；重叠形容词表示程度加深；重叠动词表示动作的“短暂”、“试行”、“不经心”等意义，藏缅语言还表示时态和语态；重叠代词（主要是疑问代词）表示“多数”、“全体”、“强调”等意义。重叠作为标记，也是世界语言一种常用的手段，但比较上述汉藏语言重叠的方式和内容的各个参项，特别是汉藏语言的重叠是语素的重叠，就能表现出明显的类型特征。
4.序位：(1)V-O；(2)A-N；(3)Aux-V；(4)Po；(5)Pre。
V-O指动词－宾语顺序；A-N指形容词－名词顺序；Aux-V指助动词－动词顺序；Po指介词前置；Pre指使用前缀。
汉藏语言内部序位的参项不统一，这5个参项是汉语和苗瑶壮侗语言的共性，而藏缅语言却基本与这5个参项顺序相反，最后一项藏缅语言是前缀和后缀并用。可见，序位作为汉藏语言一种共性缺乏统一性，只能以多数语族的语言的共性作为代表。序位在汉藏语言中是一个重要的语法标记，但没有共性和类型上的典型性。
5.异素：指以不同的语素或词表示相关的语法意义。比较来说，这种标记在汉藏语言中使用较少，而且主要使用于藏缅语言，大多用来表示判断和存在动词的类别范畴。
上述综合性的参项反映了汉藏语言整体的共类和类别性，而且具有描写的意义，能在一定程度上反映出汉藏语言的主要结构面貌，体现了语言共性和类型研究的一种设想，严格来说无论在理论和方法上都带有实验的性质。汉藏语言共性和类型的研究刚刚开始，还需要通过更加广泛的比较，进行多视角、多方位和多层次的研究，并与其他语言学的分类研究结合起来，从而建立科学的汉藏语言类型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