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人类的文明交往，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人类论文,文明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一
文明交往是人类跨入文明门槛之后、直到现在、而且还将持续发展的基本实践活动。
人类历史是生生不已的变动过程。从茹毛饮血的蒙昧时期，进步到今天这样的文明世界，在很大程度上是在于总结过去的历史，尤其是在于总结文明交往的历史。
人类的交往是伴随着生产力同步发展的历史过程，因而是历史交往的过程。交往是人类不同于动物的社会本性。交往在逐步克服野蛮状态的历史过程中，使人类不断走上更高文明层次的社会。
人类社会历史不仅仅是社会因素相互作用所推动的物质运动，而且是人们世代积累所创造出来的、有内在联系的文明形态及其交往的序列，其本质是以价值关系为媒介的主客体辩证的文明交往过程。
人类在生产劳动中，表现了双重的交往关系：自然关系和社会关系。在这双重关系基础上建立起来的人类社会，是人同自然交往过程中完成的本质统一。
语言的使用，文字的产生，国家和法律秩序的建立，既是人类文明交往中的肇端，又是人类进一步创造物质文明、精神文明、制度文明和生态文明的依托。人类、自然和社会之间的关系，在文明交往的基础上更为密切了。
但是文明交往的经常伴随者是野蛮和残暴，人类身上的人性和动物性总是交织在一起。交往的总趋势是从野蛮到文明的演进，然而，历史交往有时也出现从文明到野蛮的倒退。历史上既有如皮埃尔·艾索贝里在《第三帝国》中所揭示的1933—1945年纳粹统治时期攻击民主、抛弃传统、以知识为耻、以无知为荣、人人自危的德国社会的退化和堕落。现实中也不乏破坏生态文明、社会规范、滥捕乱吃野生动物的公害和国耻（吃）。其他如愚昧、疯狂的事，在文明交往中总是层出不穷。这些事实在总文明交往史上尽管还只是冰山一角，但仍不失为观照人类自身的一面镜子。
文明交往和生产力发展同为人类的基本实践，然而文明交往使生产力的潜在可能性变为实际的现实性，使生产力得以继承、发展，并从偶然的个别发展成为社会的共同财富。马克思和恩格斯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一书中指出：“某一地方创造出来的生产力，特别是发明，在往后的发展中是否失传，取决于交往的扩展情况。只有交往具有世界性质，并以大工业为基础的时候，只有一切民族都卷入竞争的时候，保存住已创造出来的生产力才有了保障。”这是文明交往全球化的新阶段。
文明交往形成的交往力，同生产力相互作用，分别组成了人类社会发展进程中的横线和纵线，彼此交叉壁连，纺织成了色彩斑烂的多样性历史画卷。不同国家、不同民族、不同文明之间的交往，不同性质的文明与野蛮之间的矛盾交往运动，与不同国家、不同民族、不同水平的生产力和生产关系之间的矛盾一起，推动着历史的前进。
生产关系从本质上说，是人们在生产和交换过程中形成的人与人之间的交往关系。社会成员在社会分工体系中形成的不同地位和结合方式，只有通过彼此交往，才能得到维系和实现。在生产过程中人们对生产资料的占有、对产品的交换和分配，都辩证统一于交往实践活动之中。交往是生产关系的“粘合剂”。此外，生产关系是交往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交往不仅是物质交往，它还包括人与人之间的感性和精神变换活动。这就是人们精神生产活动及其能力、产品等交换和交流的精神交往。
精神交往改变着人们的主观世界和人与人的精神关系，并且使精神生产的理论成果，凝结成政治、法律、宗教、文艺、道德、哲学等意识形态上层建筑。精神交往虽是上层建筑意识形态得以建立的前提条件，但其基础是物质交往。正如马克思和恩格斯在前引书中所说：“观念、思维、人们的精神交往在这里还是人们物质关系的直接产物。”
总之，生产力、生产关系、上层建筑意识形态的形成和发展，既离不开物质交往，也离不开精神交往。交往在整个历史发展过程中构成了一个有联系的交往形式的序列，这种序列在不断实行新旧更替，但其内容总归于交往的直接产物——物质文明、精神文明、制度文明和生态文明。
文明交往的意义，不但表现于交往的内容和形式在新陈代谢中由低级向高级演进、由野蛮状态向文明化上升；而且也使历史交往由地域的、民族的交往，走向世界性的普遍交往，使历史逐步转变为全世界历史。这是人类历史上一个意味深长的巨变。文明交往的每一进展，都包含着全球性的发展趋势。这种趋势是人类活动范围随着交往扩大的表现。这种趋势在十六世纪加快了发展步伐，逐渐形成为当今的全球化交往。
文明交往是人类历史发展的动力，是人类历史变革和社会进步的标尺，是人类文明发展的里程碑。
二
人类文明交往的基础，是人类的生产实践活动，而生产实践活动的前提，是人类的社会交往，即社会关系或联系。
人类文明交往的基本内容是：物质文明、精神文明、制度文明和生态文明。只讲物质和精神文明，不讲制度文明，是对人类文明由物质生产开始而伴随文化观念进步过程中人和人关系的疏略。只讲物质、精神、制度文明，而不讲生态文明，也就疏忽了人类社会与自然环境的综合性和整体性交往关系；其结果便忽视了生态文明系统对人类文明交往的制约作用。
贯穿于物质、精神、制度和生态文明四大交往的主线，是人与人、人与自然之间的主体—客体—主体的多种关系和普遍的社会联系。
物质交往，提高了人们富裕文明生活；精神交往，升华了人们思想文明境界；制度交往，推动着人们社会文明规范的完善；而生态文明交往则增进了人类社会与自然环境的和谐与统一，保证了社会的持续发展。
文明交往的形态是以社会经济形态为基础的。史前的原始蒙昧社会，其经济基础是采集渔猎经济，其交往是前文明的原始交往。从人与人之间的关系上看，这一段人类文明的前史基本是长达数百万年积淀的血缘关系史。血缘性是原始交往的主要特点。母系和氏族是交往的主要组织形式。交往范围处于狭小地域的点线空间状态。原始交往遗传给文明交往的许多基因，如家庭、种族等等，它本身虽不在文明交往史的参照系之中，却给文明交往留下了许多印记，影响了不同文明的形成和特征。
人类文明交往史肇端于农耕畜牧的自然经济初期，这个时期是由血缘关系发展而来的人的地缘关系。地缘性表现在两个先后联系的过程：先是按地区组成的农村公社和畜牧业部落，取代了“包括许多世代的成员”的血缘家庭公社；继而建立起有人口、领土和文化联系的国家。尽管农村公社和畜牧部落作为基层仍存在于社会组织之中而呈封闭、孤立状态，但国家（由邦国而帝国）中的人与人的关系，在相互交往中，却逐步扩大着陆上和海上的交往范围。
地缘性交往在农耕畜牧的自然经济时期，由原始狭小地域的点线空间交往，发展为区域空间的文明中心之间的面上交往。农耕世界与游牧世界之间不同形式的交往特别频繁。交往主体随地缘的扩大而表现为种族、民族、国家乃至宗教共同体，而等级制、宗法制成为关系文明交往的纽带。这是被以后称为“传统文明交往”的一大特征。
地缘性交往的频繁，使血缘性交往日渐淡化，交往的主体随之强化，以国家、民族、地区为单位的自我中心主义，在交往过程中膨胀起来。自居为天下之中的“中华”以及自古的“华夷之分”，古希腊文明及西方诸国的视其他外族为“蛮族”，称游牧世界为“野蛮世界”，都是自我中心主义的表现。这种表现还同一些大帝国统治者的“世界之主”的霸权意识有关。地跨亚、非两大洲的亚述帝国的君主们，即自称为“王中之王”，甚至自称为“宇宙之王”。地跨亚、非、欧三大洲的波斯帝国的君主们，也有称为“天下四方之王”、“世界之王”。总之，自诩为世界的主宰。此种自我中心主义不是这些统治者的专利，也不是传统交往所独有，它成为地缘性特征而积淀于大众社会心理深处，并长期影响于后世的政治文化交往过程。欧洲中心论、霸权主义、种族歧视、地区偏见等当代的交往之垢，皆源于此。
人类文明交往史转折于工商业经济时期，其特点是由地缘性的区域交往发展全球化的现代交往。这个历史转折始于西欧的农本向重商发展，并在此基础上实现的以大机器生产为特征的工业革命和以全世界为市场的外向性商品经济。工业的历史是一本打开了的关于人本质力量的书，它蕴藏着人同自然界之间的历史关系。商品不仅仅是经济学意义上的一种人类生产的特殊产品，而且是代表着人类的一种特殊文化，它是人类发展到商品经济时代的文明交往的凝结物，并深刻反映着人同自然交往的普遍性的价值观。这种价值观的特点是全球化，如马克思和恩格斯所说：“不断扩大商品销路的需要，驱使资产阶级奔走于便于各地。它必须到处落户，到处创业，到处建立联系”。
全球化这个词出现于20世纪80年代，但其原本概念可以追溯到近代葡萄牙、西班牙、荷兰、法国、英国的国际商业贸易战时期。15至16世纪的哥伦布发现美洲、达·伽马的非洲航行和麦哲伦环绕地球，打开了人类全球交往之路。海路大通之后，殖民帝国之间的长期商战以及瓜分土地的争霸战，使交往深入各大陆腹地。17、18，特别是19世纪，全球已经联结为一体，一个由世界市场力量推动的开放的全球性格局已经形成。20世纪是全球化交往发展的一个关键性世纪。它经过两次世界大战这样人类社会空前规模的历史交往，用这种热战的交往形式，把全球化推向一个新阶段。热战过后，政治家们希望营造一个新秩序，防止类似的全球性冲突的重演，成立一些国际性机构，尤其是第二次世界大战后，先后成立了联合国和十几个国际组织。
但热战过后的半个世纪，世界在冷战的全球交往形势下度过了四十多年。随着冷战的结束，全球化成了一股势不可挡的潮流，对各国经济、文化和政治交往带来了巨大影响。在经济交往中，世界贸易如滚雪球般的不断扩大，各公司竞相通过兼并或收购其他公司以满足全球化市场的需要。联合国人权事务高级专员玛丽·鲁滨逊统计，1999年，500 家公司操纵着33%的全球国民生产总和及75%的全球贸易。互联网促进了经济交往的步伐。但“电子货币”是全球经济交往的真正动力。在全球货币市场上，现在每天交易额超过1万亿美元。 伦敦经济学院院长安东尼·吉登斯形象地说：“在新的全球电子经济中，基金管理人、银行、公司以及数以百万计的投资商，只需要按一下鼠标，就可以把大笔大笔的资金，从世界一端传到另一端。”西方文化的广泛传播，使文化全球化失去平衡，呈现出从富国向穷国传播一边倒的状态。这种文化全球化交往对文化多样性构成威胁，于是许多国家的有识之士发出了下列呼吁：必须扶持本土文化和民族文化，使之同西方文化并驾齐驱。政治全球化交往需要建立国际政治经济新秩序，文化全球化也同样需要有一个新的文化交往秩序。
信息网络化和知识经济文明，是冷战后全球交往的总特点。其交往速度之迅猛为前所未有。交往的距离感已被消除。不同肤色、不同民族、不同文化背景的人，都被卷入这个势不可挡的大潮之中。但是，全球化是一柄锋利的双刃剑。文明交往仍然伴随着野蛮交往。纷争、冲突迭起，令人忧虑的问题丛生，新情况层出不穷。如何取利而去弊，需要对文明交往内涵及作用作一些深入的知识。
文明交往对社会进步具有重大作用。不仅各民族、各国家之间的相互关系，取决于每一个民族、每一个国家的文明交往的发展程度；而且每一个民族、每一个国家本身的整个内部结构，也都取决于它的生产以及内部和外部文明交往的发展程度。
文明交往既表现在民族、国家之间，也表现在人群、集团之间，还有地区之间。文明交往是世界走向普遍联系的桥梁和纽带。
文明交往中的各个文明群体的主客体地位是多类型和多变动性的。基本的类型是同为主客的对等性的交往、主客转化性交往和主客不平等交往。
文明交往不限于非日常交往。它大量地表现为日常生活中的交往，如上下级之间、不同辈份之间、师生之间、医生和患者之间，等等。在现代化的进程中，开拓精神的道德人格和消费主义生活人格的转变与矛盾，日常生活世界的多样性、有序性和可持续发展性，都围绕着以人的发展为中心向前演进。因此，文明交往既是历史哲学概念，也是人生哲学概念。从根本上讲，它是文明的交往史观。
历史上形成的不同文明，常常是不同国家、民族之间关系矛盾的潜在根源。不同文明之间的冲突和融合，构成了文明交往史上的诸多绚丽篇章。中华文明是人类历史上有数的独立起源的古文明之一，自古以来，绵延流传、未曾中断，举世罕见。哪些中断了的古文明和新兴起来的各种文明，都应在交往系统中找出兴衰存亡的缘由。
文明交往是一个双向的或多向的相互作用的过程。各个文明之间既相互影响、相互渗透，又相互冲突、相互抗争，其常态是相对的静态平衡和动态平衡。
三
文明交往因社会历史状况错综复杂状况而在形式上表现为多种多样。大致而言，和平与暴力是两种基本的交往形式。
文明交往的和平形式是经常的、大量的和主要的交往形式。无论是古代的各文明中心之间，还是跨大陆的各帝国之间，或者是民间的商旅、教旅、学旅之行，和平形式的交往，一般占有主导地位。
商业贸易是政治交往、社会交往、文化交往的先导、中介和沟通的渠道。商业贸易维系着古代东西方“丝绸之路”的交通大道。商业贸易在新航路开通之后的西方列强争夺殖民霸权的长期商战中，又同战争的暴力交往形式结合在一起。卡尔·克劳塞维茨在《战争论》中把战争比作“贸易”。他看出了商贸同政治的相似和交叉。马克思则从更广义上看待商业贸易。他用德文verkehr和英文commerce 来表示“交往”一词，就是赋予了广义性交往概念以历史性物质基础和辩证的动态内容，表明交往的历史联系，从而把交往看成是同生产力发展相伴随、以商业贸易为交换手段而建立起来的社会关系。事实说明，商业贸易不但是随着分工扩大而从生产中分离出来的经济交往形态，而且就其开放本性而论，最能反映文明交往在人类社会发展中的作用和表达交往和生产力关系发展的程序。
文化交往、特别是文艺交往是各民族、各国家最容易接触和接受的和平交往方式。文学交往是沟通人们心灵、加强了解和增强友谊感情的重要渠道。文学交往属精神文明方面的文化交流，它赋有提高世界人民精神境界，并使民族文学汇流成全人类共同精神财富的世界文学。如果说思想交往要靠理性、靠逻辑，艺术则靠感触、靠感情交流。艺术之桥是心灵之桥。世界各族人民，无论语言习俗多么歧异，肤色种族多么不同，音乐、绘画、歌舞、雕塑、工艺美术等艺术，都可以听，可以欣赏，可以在审美情趣方面进行交流。人与人的感情是相通的，人类有共同的善良愿望。正义、和平、安定，为人心所向，邪恶、战争、混乱，是人心所恶。不同文明的人们，可以在真善美的艺术世界中交流感情。文化交往的涓涓细流，滋润着人类的心田，成为推动人类社会走向文明化的重要动力。
但是，暴力交往形式，在人类历史上赫然在目，挥之不去，占有颇多篇章。征服、掠夺、抢劫、破坏、凶杀，特别是战争，从人类社会一开始，就因为种种缘由而大量存在着。马克思恩格斯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一书中曾指出：“对野蛮的征服者民族说来……战争本身还是一种经常的交往形式；在传统的、对该民族来说唯一可能的原始生产方式下，人口的增长需要有愈来愈多的生产资料，因而这种形式也就被愈来愈广泛地利用着。”
奴隶社会和封建社会的残暴面，突出地表现在暴力交往形式的普遍性上。开拓疆土、移植人口、掠夺资源、控制商路等动因，使游牧世界与农耕世界之间、农耕世界之间的暴力交往层出不穷。前者如3至6世纪以日耳曼人和匈奴人为主体的游牧民族入侵浪潮、7至13 世纪阿拉伯半岛游牧民族的东征西伐和13至15世纪蒙古草原民族的纵横驰骋。后者如亚述帝国的扩张、波斯帝国的攻战、亚历山大帝国的远征、罗马帝国的征讨、奥斯曼帝国的征伐。这些战争其实也是“双刃剑”的性质，战争过程的破坏性、野蛮性与战争后果客观上的进步性与文明性并存。游牧世界与农耕世界之间的暴力交往，实质上是游牧文明和农耕文明之间的冲突和交融，最终导致了游牧民族的农耕化。农耕民族之间的暴力交往，也使得文化的沟通和融合过程加快了。暴力交往是一种急风暴雨式的残酷交往形式，它具有和平交往所不具备的冲击力量，其结果是交往范围的迅速扩大和交往程度的空前扩展，并常常导致社会形态的更替。
暴力交往在农耕世界和工业世界之间，以及在工业世界之内，也是频繁进行的交往形式，而且规模越来越大。西方工业文明的扩展，是在炮舰政策之下进行的。列强之间的战争，也有由地区而演变为世界范围的战争。还有其他诸多形式的战争交往，如国内战争、武装起义，民族解放战争、恐怖活动等形式的暴力交往，战争在暴力交往形式中具有普遍性。人类五千年文明史中记录在案的大型战争有1万4千多次，平均每年近3次。中国自古以来发生的大小战争不下3万次。20世纪的100年内， 硝烟蜂起，两次世界大战，震烁全球。尤其是第二次世界大战，是人类社会空前规模的历史交往，全世界80%的人口和84个国家及地区卷入了战争，世界上每个领域和各个角落都感受到它的影响。这次全球性“热战”之后的“冷战”，也是一种交往形式，它把交往范围伸延到宇宙太空。
人类文明交往史是和平和暴力两种形式的交织史，也是和平交往日益深入人心的历史。“和为贵”，是人类的文明交往的准则。文明交往的任务是消灭暴力交往的根源，把和平和发展结合起来，把历史交往引向法制秩序和道德规范的轨道上来。
四
在文明交往的诸多因素中，以下几点最为重要：
主体和客体 社会历史上的所有现实的人，都是交往的主体。交往是主体的人的多向实践活动过程，因而交往的客体不仅包括人，还包括自然物，但归根结底是人与人的交往，所以交往的主体与交往的客体是两个相辅相成的最基本的因素。主客体关系是以主体间性为其依赖，而主体间性关系又是以主客关系为条件、为背景的。人、自然、他人三者构成了一个“主体—客体—主体”交互对称和稳定的哲学三角形对称的整体文明系统。人类文明中的发展过程，就是人类不断征服自然和社会世界，而造成人类与世界的对立与疏远，再不断从这个对立和疏远中解放出来，恢复人类与世界的亲密无间的交往过程。唯其如此，人类文明史在“主体—客体—主体”系统运行中，呈现出文明与野蛮交织而成的悲欢离合的交响曲，它既不失为对种种美好理想与圆融的憧憬，而实际又是永远地缺憾和烦恼。人类社会文明正是在这种大分大合的否定之否定的交往中为自己开辟进步的道路。
交通和科技 “主体—客体—主体”的交往进程中，离不开交通和科技要素。交通是文明交往洪流奔腾向前的大动脉。交通可以通俗化为“路”，而“路”是人类为了生存和发展、为文明进步而“走”出来的。文明交往因“路”而通畅、而扩大活动范围。人类文明交往史有各种各样的“路”，大致上都以物质和精神交往媒介为内容的，如毛皮之路、香料之路，尤其是贯通三大洲的丝绸之路、环绕地球的新航路在历史上为最突出。交通因素之所能发挥作用，与运输、通讯、传媒中的科技进步紧密相关的。车船的改进，指南针的运用，现代蒸汽、电动交通和通讯的日新月异，都是科技因素作用的具体表现。今日的信息网络之路，全球化的超时空交往，是交往方式的革命和信息传播方式的革命。在信息网络之路上，交往的主体是中心和平等的，个人实现了对其交往关系的自由占领。人们由信息网络之路上所结的机缘，组成了新型的共同体，正在对实践交往的单一取向——“利益共同体”的形成，产生强有力的冲击。于此可见科技拓宽和深化了人们的世界视野，极大影响了人们的思维、生活、劳动和社会结构，使文明交往在正确解决人的物化和物的人化关系的基础上，再上升到一个新的层次。
民族和国家 民族是文明的基本单位。国家是获得了国家形态而拥有主权的民族。但民族并不是和国家的发展都处于同步状态。在当今世界上共有3000多个民族，民族国家约有200个。 民族和国家的关系有三种情况：一个民族只分布于一国；一个民族分布于数国；众多民族共同处一国。民族和国家都有自己独特的传承文明和文明交往，失去了自身文明的民族和国家，便失去了民族和国家的独立性。在文明交往中，一个民族或国家只有坚持本位文明、又善于吸取外来文明，方能立足于世界文明之林。在多民族国家中，能处理好主体民族文明与亚体文明关系，是保持多样性统一的关键。全球化并不能消除民族国家作为独立交往的主体性，虽然民族国家在交往中面临着全球网络经济等诸多方面的挑战。地区集团化趋向在全球交往中日益炽烈，民族国家纷纷在地区集团化中寻找自己的地位。欧洲联盟、非洲统一组织、东南亚联盟、阿拉伯国家联盟、美洲国家联盟、七十七国集团、亚太经济合作组织，以及联合国和所属的国际诸组织，都表现了现代交往的新特征。然而民族国家仍然是全球化交往中的基本政治经济安全利益的独立因素。
地缘和环境 地缘是一个地区内人群的生活方式、文化传统、群体性格、体质形态等种族或民族异质性指数的根源。人类对生物生态环境和社会生态环境的适应性交往，是物质财富和精神财富赖以创造的文化实践。环境的多样化，决定了文化的多样化。地缘在自然环境上，与环境是一致的，在社会环境上，又是不一致的。文明交往就是某一地缘文化对环境的社会生态的适应性交往，其内容包括地缘、时间、特别是人类三个方面。环境是文明起源和发展的支撑性条件。人类对环境的文化适应性交往的存亡，决定了人类文明的兴盛和衰亡。所谓适应性交往，就是通过开放性和互动性的动态平衡，不断调整和更新文化来适应变化了的环境，以创造和传承民族文明。以文明的交往史观来观察现代文明，面对当前发生的种种生态危机，人类必须重视地缘环境因素的重大作用，处理好人类文化与文明和地缘环境的关系。人类必须用新的交往，即文明交往来对待地缘环境因素。合理开发利用和保护自然资源、发展清洁生产技术和绿色产品，尤其是实行文明的适度消费方式，做文明人，所有这些，都是交往文明化的方向。
宗教和文化 宗都是文化的价值核心和内在精神，所有民族文化的各门类，都体现了该民族文化的宗教精神。同时，宗教的具体表现形式又与文化的各种表现形式并列，而成为文化的一个部分。宗教与文化的密切联系，使之成为文明交往的基本要素。文明交往离不开宗教或近似宗教的价值系统带来的强烈文化政治归属性。起源于西亚的基督教西传欧洲，其后又辗转远播于各大陆，发展成为全球性的宗教。晚起的伊斯兰教，以西亚为中心，扩散于亚洲、分布于欧美，成为与基督教世界相并立的伊斯兰世界。古老的佛教和近似宗教的儒家伦理文明体系，光耀古今，对全球文明交往带来深远影响。中华文化曾深受惠于印度佛教。后者自汉代传入、后汉三国译经、南北朝和唐代对文学交流的深化，一直到宋、元、明时期，对哲学、文学、艺术、建筑等带来很大影响。佛教也由于传入中国而得到延续光大，隋唐以来，佛教与中国文化融合而形成诸多教派，进而传至朝鲜半岛、日本、越南等地。宗教因素之重要，于此可见一斑。
语言与文字 语言因素在人类文明交往史上的作用，如同制造工具和火的使用一样巨大。文字是语言的进一步发展，是文明的重要标志，是文明交往的基础媒介和思维手段。语言文字是文明的载体和形式，是文明交往的工具。语言文字不但使人类交流感情、互换知识和使用知识系统化、使知识代代相传、使文化世世传承，而且使人与人之间变得更易理解和被理解。语言文字在文明交往中的作用，可以形象地喻为心灵的窗口、个性的外壳，是通往一个民族、一种文明灵魂的门户。在政治交往中，每一个大宗教，每一个大帝国，都有自己的语言文字，并通这种语言文字把宗教和帝国的独特文明，传播开来，形成自己的文明圈。帝国在推广自己的文明同化政策时，语言文字成为同化的首要标志。语言文字在殖民帝国时期发挥传播西方文明的作用，既表现于葡萄牙文、西班牙文、荷兰文、法文、德文、俄文之于诸国的势力范围，更突出地表现于不列颠帝国的文明交往活动上。英语不但通过用于包括昔日殖民地美国在内的不列颠帝国范围内，而且事实上成为今日国际上的通用语言。英语攻势在学术界和经济界最为强烈。英语成为网络世界的母语。网络对英语普及的推动力，超过了昔日不列颠帝国的任何行动。尽管法国为保持法语纯洁化而作了种种努力，但在日常生活中英语化潮流仍迅速向前推进。处于此种困境的不只是法国一国，普京宣布，将通过净化俄语以扳正俄罗斯民族的脊梁。不过，一些媒体公司已经注意到汉语、印地语、西班牙语、日语在全球市场的重要地位。随着互联网日益深入欧美以外地区，英语的使用率将大大下降。
利益和正义 利益是文明交往的驱动因素。在文明交往中，几乎出现的所有问题，都可以从利益因素中找到答案。只要把利益物化为经济利益、政治利益、文化利益，如此种种的利害关系，使我们会立刻觉察到文明冲突与融合的症结所在。但是，利益因素必须和正义相结合，特别是在法律前提下的道德与利益的结合。利中有义、义中有利，方能使文明交往有深厚的根基。以纯利交者，利尽交绝，其交脆弱而短暂。以纯义交者，义固高洁，然曲高寡合，其交者鲜。惟有义利之交，义利相融，其交不断。如果说，在一个封闭的、一元的社会中，一种价值取向的高度纯洁的道德体系，尚能显示其作用；而在一个开放的、多元的社会中，就必须吸纳市场行为道德等各种合理价值的道德，使之在主导价值的导向下，进入社会大众生活。义利如何结合？其结合的起点，在于人们相互交往的起码、基本和普遍能接受的理解、关心和同情上。这种在人们交往中的道德行为，来自于设身处地、将心比心的最普通的情感支持。我们可以用“己所不欲，勿施于人”，这种恕道原则来表达这种结合的起点。这个起点排除了损人利己和高尚自我主义的普遍性，为现实生活中人与人之间通过正当手段实现自我利益，确立了基本道德权利。当然，道德并不停留于起点，而在起点上走向理想的精神和物质文明相得益彰的崇高境界，实现义利的更高层次的结合。
五
文明交往是由一系列的属性所组成的有机整体。它包括以下几种基本属性：
实践性 文明交往的本质属性是实践性。人类生存和发展的基本实践活动是生产实践和交往实践。精神文化和物质文化的生产实践总是伴随着文明的社会交往实践。物质文化的生产是精神文化的基础，而文明的社会交往则是物质生产和精神生产的前提。人类之所以成为人类，就在于从事这些实践活动来创造社会文明与社会进步，从而与野蛮的动物世界划清界限。人类也正是在文明交往实践中不断克服自身的动物野蛮性、不断加强人的文化性，从而建立和发展文明社会有序的人与人、人与自然的和谐关系。文明交往的实践过程，也就是人类审视自身成败得失、改变自己命运的过程。文明交往是人的社会行为。这种行为见之于实践，既受情感的支配，也受理性的支配。亚当·斯密在分析人类的经济活动时，设定了理性经济人的前提。在分析人的道德行为时，又诉诸人的同情心。文明交往不能忽视情感在人们行为中的作用，因为情感决定了大多数人的行为，而且情感是人的生命的自然表露。然而，文明交往更重视行为中的理性选择，因为理性交往是实践的升华。
互动性 这是同实践性直接相关的基本属性。文明交往是一个人与人、人与自然关系的互动系统。惟其有互动，才有交往；惟其有不同文明的互动，才能有文明用之不尽的源头活水。交往就是有“交”有“往”，彼此互动，或者多向互动。文明交往是动态的，而动态的最大特征是互相依存性和互动性。文明交往过程就是一个双向的或多向互动的奔流不息的过程。人类在这个复杂多变的交汇网络中，既互相接触、彼此发现、相互沟通、相互理解，又相互摩擦、碰撞、矛盾和冲突，也不乏对抗、分裂、压迫、侵略和反抗。互动性是人们在社会生活中的普遍联系的表现。在社会生活中，每个人的利益和需要，都同他人有普遍的联系，因而个人的行为总是关系到他人、涉及到社会。人与人在现实交往中，是互为主客体的关系。不文明的行为如损人利已者，不可能永远处于主体地位。若遇到同样行为主体的客体，他的利已不文明行为就会落空或成为受害者。个人之间如此，群体之间、民族和国家之间，人与自然之间，无不受互动性的制约。至于不同文明之间，互动性则表现为互相冲突、互相融合、互相渗透等彼此交往的复杂形态。
开放性 同互动性直接相关的属性是开放性。互动性的强弱不但决定着文明交往的发展程度，不但决定着一个文明的兴衰存亡，而且也决定着开放的态势和秩序。文明交往的开放性是任何一种文明昌盛的标志。一个有生命活力的文明，总是敞开大门，欢迎其他文明，并在交往的涵化基线上，广为吸收消化自己发展所需要的外来文明成分。这种涵化基线是对自己本土传统的扬弃、转化和创造性，是对外来文明在感情可以接受、理性能够升华的主动性。开放性表现在文明交往过程中，态度是积极的，基本的涵化原则是“化外”，而不是“外化”。只有开放中的“化外”，才能保持本土文明的基线，创造出新的文明。而且只有保持主动的、积极的开放性，文明才能发展。面对先进的外来文明，理性的选择，只能主动接受先进文明，积极面对会伴随先进文明带来的邪恶，并在涵化基线上加以整合。开放性是全面的，包括外部的、内部的，尤其外部的新知识、新思想、新方法、新技术、新管理技能等。开放性首先是与世界交往，是对外开放。这种开放性如同物理学、化学和生物学为我们提供的关于开放系统下与外界“交换能量”才能发挥作用的科学原理那样，人类的文明史发展进程也表明，保持外部环境的开放性，扩大文明交往的范围，是发展生产力和文明成果传承的保证。如果说，“能量交换”使火山岩在高温高压环境下产生了瑰丽的宝石，那么，在广开国际交往、实行面向世界的开放环境下，古老的文明必将在本土文化基线上实行创造转化中获得新生，重现其世界辉煌。
多样性 文明交往的开放性，必然导致文明交往的多样性。文明交往作为人类的社会实践活动，反映着纷繁的人生现实，因而其变迁轨迹呈现出复杂性和多变性，在联系形式上表现为多样性。人类社会文明的多样性，如同生物界的多样性一样，是社会进步的常态，是世界存在的基础。文明的多样性决定了文明交往的多样性。文明交往的多样性，是世界丰富多彩多姿的反映，也是人类历史发展绚丽变幻多端的内在表现。各种文明本身和各种文明之间，都经历着不同的文明交往之路，具有不同的历史发展背景、社会制度和价值观念，传承着不同的思想文化和生活方式。文明交往多样性正象文明的多样性一样，是世界充满活力、竞争和创新的动力和源泉。这两种多样性是对非此即彼的两极思维的否定，是对异质性思维的肯定。不能把这两种多样性视为一种异己的状态，也不能追求一种单一的文明结构和交往方式，因为这是同文明和文明交往多样性的基本属性相抵牾的。
迁徙性 迁徙性是人类群体在文明交往过程中的空间位移变迁。从公元前第二千纪中期到公元14世纪，这种迁徙性集中表现在游牧世界诸民族对农业世界进行历时长久、规模巨大和地域广阔的三次空间位移浪潮。印欧人、闪米特人、匈奴人、突厥人、鲜卑人和拓跋人、阿拉伯人、蒙古人的迁徒浪潮，对亚、欧、非大陆的农业世界，进行了猛烈的冲击。在游牧马背文明与牛耕农业文明的长期交往中，一方面游牧世界范围不断缩小，农业世界范围逐渐扩大；另一方面是王冠纷纷落地，许多帝国走向衰落，而在民族关系上，出现了民族的产生、发展、吸收、扩展、聚合、分解、乃至消亡的文明深化现象。这种现象在近现代工业文明与农业文明交往中，随着殖民帝国的争夺势力范围更加扩大了。西方列强信奉“主一客”式的交往观，即把自己一方视为统治的主体，把被征服的他方视为顺从和受支配的客体，进行对外扩张和殖民统治。他们残酷剿杀当地居民，贩卖黑人和华工，强迫进行迁徙。他们把被征服者视为“野蛮人”，把西方文明视为惟一文明，把西方现代化视为惟一现代化模式，把自己视为时代惟一主宰。这种西方中心论式的“全球交往观”，盛行了几百年，至今余孽犹存。这同全球化、多样化的人群位移潮流是相左的。随着越来越多移民流、出国热、难民潮在世界各地流动（国际劳工组织统计，1999年在国外工作的约为1.3亿， 彼得·斯托克在《工人无国界》中认为，无记录的流动人口估计为1500万），将形成一些独特的文化社群。移民改变了当地伦理文化结构。迁徙性带来了民族之间的文化方面的理解和被理解。在美国，当今经济繁荣背后，是一支移民组成的推动力量。
六
人和人的关系，构成了人类文明交往进程的总链条。
人们生活在与自己发生关系的世界里。人们是从其相互关系中改造自然、感受社会、品味人生的。
人和人的关系，可称之为关系文明或制度文明，它决定着文明交往的协调与和谐。由这种文明形成的规范性关系，随着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的发展，越来越成为社会进步和文明评判的基本参照。
人类文明交往的总链条，是由一系列相互联系和彼此区别的环节组成。基本环节有：
冲突与整和 文明的冲突与整合，是一对长期互相伴随的矛盾统一的交往环节。冲突的英文conflict，包括斗争、战争等内容，尤其是指长期性的，用于不同文明之间更为合适。整合的英文integration， 是指综合集成为和谐之整体，并有融合的含义，因而被现代社会学和文化学确定为重要理论范畴。冲突和整合是文明发展和社会进步过程中矛盾与协调的不同侧面。无冲突便无整合，无整合难以化解冲突。冲突和整合表面上是政治文化方面的矛盾或统一，实际上是不同文化传统人们之间的碰撞或选择，核心问题在于如何对待不同文化观点的人，而根源是经济政治利害关系。不同文明之间的冲突，是可以解决的，其基本途径是在本土文化基线之上的整合，即取长补短、转化集成、宏观继承、综合创新。
有秩与无秩 关系文明或制度文明的特点是秩序。弱化、转化冲突，缓合社会矛盾，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基本的秩序环境。但无序化在历史交往中是经常存在的。文明交往史告诉我们，任何一种内外秩序的建立与发展，都取决于制度化的安排。历史交往的文明化，凭借着制度化安排，克服无序化，从而一步步由远古走到现在，并且将一步步走向未来。制度化安排的实践，为建立不同文明相处的合理秩序，提供了有益的经验。这就是在国家内部的社会公德秩序、职业道德秩序、市场理性秩序，以及基本公民意识的法治秩序；在国际交往中的平等、和平、对话、协商、合作和共处的交往原则。无序与有序环节的互相转化，构成了人和人关系链条上的制度中介。文明交往的良好制度的有序化，是人类超越对物的依赖，进而走向自由全面发展的必由之路。
外化和内化 不同文明之间的交往，具有复杂化的特征，特别需要具体的个案分析。一般说，总是先进文明对后进文明的融化，即使是后进文明的民族，征服了先进文明的民族，也会逐渐被先进文明所融化。但实际过程要复杂得多，而且在内化和外化方面，表现出多向化和多样性特点。历史上的希腊化、罗马化、儒学化、基督教化、伊斯兰化、西方化，以及汉化、胡化等都含有丰富的内容，并充满着互斥、互动、互容和互相渗透的交往关系。在文明的同异关系上，经常是同异并存、求同存异、 异中求同、 同中化异。内化的基本形态是“涵化”（acculturation）。涵化在传入和接受外来文化方面， 表现在民族涵化基线上的吸收。它有种种实用的观点，如“中体西用”、“西体中用”、“中西互为体用”、“西化”、“化西”等观点。此外，尚有“消极模仿”和“积极融合”两个过程，贯穿于涵化基线之上。外化与内化确实是文明交往中最关键的环节，它与时俱进，能够使“内圣”化出一个新“外王”。
现代与传统 现代与传统这一对矛盾统一的交往环节，是历史交往过程中过去各时代发展的当代表现。每一历史时代的时代与传统，都有自己的独特内容和形式。从原始采集渔猎文明到古代农牧业文明，尤其是近代工商业文明到当代信息网络文明，时代与传统这对环节愈来愈凸现出其重要地位。如何调节好现代与传统这对环节的积极运行，成为发展中国家的老、大、难问题。许多国家为此付出了沉重的代价，也有国家在调节这对环节方面找到了结合点和平衡度，从而软化和消解了现代化的阻力。无论是失败或成功的实践，其教训和经验者集中于现代性与传统性的相互契合与选择的适度问题上。适度有三：渐进性的改革速度；传统性中精华与现代性的相通或相似度；传统性中保守内容的群体性思维行为定势与现代性的沟通转化度。所谓适度是指谨慎寻觅传统性与现代性的深层联系，使之适应市场经济的发展。从交往角度看，二者不是绝对枘凿不相合，水火不相容，而是有联有交，今从昨日来，又将向明天去，不能断绝割裂。传统性是活在现代大众之中的过去的文化，通过这些活文化来发现现代人的生活，成为与现代性接轨的宝贵财富。趋新浪潮与回归传统是当前现实生活中不断出现的共生现象；可是一些西方政论家如亨廷顿等人的焦点，却往往关注在现代文明与传统文明之间的对立和冲突上。
全球与本土 传统不仅是本土的，它还包括外来文化与本土文化相互作用而产生的新成果。在中外文明交往史上，争论不休的“老子化胡”、道教的“承负说”、佛教的“轮回说”，以及佛道两教的“出世”、“入世”之争，都是外来文化与本土影响的表现。禅宗则是佛教本土化的表现。世界进入全球化的、普遍的历史交往时代，地域性的文化传统，如果不能适应交往的开放扩展趋势，就可能失传而不再成其为传统。当今的全球化影响着全球60亿人的生活。它是技术、特别是信息技术所推动的国际金融资本流动和思想文化的渗透，它已经触及到世界的穷乡僻壤和采集渔猎部落。文明交往的全球化阶段，与以往人的关系的血缘、地域的不同之处，表面上看，是交往范围的空前扩大，地球变为“村庄”；实质上在于交往借助于跨国公司、资本市场和信息技术等新的方式，在民族国家之间形成了一些新的联系。这些新联系的特点，是经济交往的国际性引起的经济全球化、人口流动带来的文化—政治层面的一元与多元化和高科技发展导致的生态环境国际化。这些特点表现为交往的世界化、复杂化和无序化。商品世界、政治世界、文化世界、生活世界互相交叉，推动着全球化与本土化的新结合，并以本土化的形式，绘制着体现传统性底色的千姿百态的民族国家现代化图景。
人类和自然 人类与自然的关系实际上是人与人的关系。这是因为人类对自然的影响是社会性的，而不是生物意义上的。社会是人类同自然界完成了本质的统一。同时，人类同自然的关系，是通过人与人的关系来实现的。此外，人类对自然关系的评价，也是以人的价值观为尺度的。因此，把人类定义为社会关系的总和时，人类与自然的关系就是人与人的关系，这就是问题的实质。人类和自然这一对交往环节，包括着多维关系，基本凭借是人的知、意、情、行四种基本社会心理功能和由此产生的认识关系、欲求关系、情感关系和行为关系。认识关系是科学之维，欲求关系是实用之维，情感关系是审美之维，行为是实践之维。认识与欲求之维，过去都建立在主体与客体二分的对象思维方式之上，结果导致了人类和自然的双重分离。把人类本是自然界一部分，进而定义为万物之灵，人类与自然的关系就变为支配与被支配的关系，悲剧和灾难也就在以造物主自居者的超限度索取情况下发生了。惟有情感之维是打破主客二分的对象思维方式，通向行为之维，使万物相通、万物一体，实现人类与自然的双重拯救，即马克思所说的“人的实现了的自然主义和自然界的实现了的人道主义”。用情感之维，统合认识、欲求和行为之维，改变其人类中心主义基础，方能从根本上维护人的自由、尊严、人格及人的中心地位。
除了以上围绕人与人关系的诸交往环节之外，人们日常生活世界交往行为中的需要、感受、语言、习惯及社会价值观念的协调与互动关系，消费休闲生活、审美情趣和艺术的追求，都应纳入以人为中心的多样性和有序性的可持续发展之中。民族性、传统性、现代性都会在全球化的文明交往中，获得和谐的发展。
七
文明交往是人类智慧、善良和爱心的持续不断积累的结晶。它在发展的总轨迹线上所呈现的，是逐步摆脱人类的野蛮性而日渐文明化。
文明交往的发展总特点，是由自发性向自觉性的演进，是由自在走向自为，是由情绪化走向理智化，是由必然走向自由，是由对立、对抗走向对话、合作。
文明交往所追求的目标是人与人之间的和睦相处，是人与自然之间的平衡和谐，是民族之间、国家之间的平等互利，是对自己文明的自尊、欣赏和对异己文明的尊重、宽容、乃至欣赏，是抱着爱其所同、敬其所异的广阔胸怀和对人类共同美好理想的追求。
和睦与和谐是人类的理想境界，自尊和尊他是人类的文明愿望。但是，不和睦、不和谐、自卑和斥他始终是这种理想与愿望的伴随者。这种对立面的统一状况，集中表现为文明交往与野蛮交往互存于人类历史交往的长河洪流之中；而分别体现为“和”、“斗”的交往哲学上，而又归总于“合”与“分”之争。“和”是根源于人类心灵深处的思想，“斗”是现实境遇中的存在状态。“和”与“斗”都是有生命力的、深刻的、具有全人类意义的思考和智慧。和谐、平衡与不和谐、不平衡，“和”与“斗”、“合”与“分”确是互为依存，而且同为人类和自然发展前进动力。
文明交往所倡导的是不同文明的共存、共处和在平等公平的基础上共同发展，是对不同文明的感性同情、理性探索和深刻理解。理解是打开文明交往门户的钥匙；深刻的理解，可以解开文明交往的深层次之谜。但深刻理解，源于感性的同情和理性探索。因此深入研究历史上和现实中文明交往的问题，十分重要。当然，“和”与“斗”、“合”与“分”的哲学问题是总的理论问题，需要窥其总貌。不过，研究文明交往领域的专门理论，更为关键，因为哲学总问题不能代替专门问题。或者说，文明交往需要自己的哲学，需要自己本领域的文明交往史观。
文明交往论所研究的基本课题，是对人类文明及其交往规律的认识。例如文明交往中出现的不平衡性问题，其中包括在静态上表现为现实文明的差距，在动态上表现为发展速度的变动性与暂时性，在进程中表现为文明的交替超越性、先进与落后的互变性。例如人类的生存和发展、人的价值和命运问题在文明交往中地位和作用，以及文明交往中的冲突与融合等问题。特别是全球化、信息化、多样化与文明交往的特征及规律性问题的研究，可以提高对交往理性的认识，有助于深化研究文明问题和文化战略问题，为建立建全国际新秩序，提供历史和理论上的参照。
研究文明交往论的基本课题，不能从理论到理论，作纯抽象的探讨。以马克思主义的交往史观为指导，注重对诸多具体的历史个案作具体分析，从而得出具体的理论，是科学的研究途径。只有以科学的精神，以丰富的历史和现实事实为依据，对各种典型个案进行实事求是的研讨，才能客观全面地回答文明交往中的问题。
概括地说，文明交往就是不同文明之间和相同文明之内的人与人的社会联系。这种联系又涉及人与自然的关系。文明交往就是人与人、人与自然之间联系的文明化问题。研究文明交往的历史、现实、内容、形式、因素、属性、环节、特征和规律，可以了解人类文明交往进程的不同侧面。现在流行的“文明冲突论”、“历史终结论”、“文明融合论”、“文明整合论”、“文明危机论”等理论，都应当在各个历史和现实的个案研究中接受验证。
21世纪将是人类文明交往过程中的历史的新阶段。人们对文明交往的未来，理应持冷静与乐观的态度。因为文明交往已经达到了一个新的历史水平，虽面临种种挑战，但它的总趋势是现实主义与理想主义的互换和提高，总的特点是多样性的统一，是文明程度的提高和社会的不断进步。文明交往既是人类追求的理想目标，又是对现实创造的积极肯定。人类已经和必然继续沿着社会进步的阶梯，永不停止地拾级而上，步入一个又一个文明交往的崇高境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