试论科学发展观的价值向度,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科学发展观论文,试论论文,价值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发展是人类在理性支配下为达到一定目的而进行的建设性活动。一般而言,它涉及三类关系,一是人与物的关系,二是人与人的关系,三是人与自然的关系。如何处理这三者的关系形成了发展观的基本问题,也是在发展观上不同价值向度的分水岭,蕴含其中的价值理念、价值原则和价值尺度构成了社会发展的灵魂。一个社会选取何种发展价值向度,它也便属于何种形象的社会。因此,应该采取何种发展价值向度,将直接关系到一个社会的发展理论与实践,并对社会发展的最终结果产生关键性的影响。
一、传统发展观:以物为本的价值向度
尽管传统发展观几经变迁,但总体来说,传统发展观坚持的是以物为本的价值向度,把发展视为经济的增长和物质财富的累积,一切有利于经济发展成为社会评价的最高尺度。在这种以追求经济增长为核心目标的单向度发展观的导向下,世界各国在物质文明方面取得了辉煌成就,社会生产力空前提高。与此同时,在这样的价值指向下,社会系统失调、贫富两极分化、生态环境恶化等问题接踵而至;人和社会的价值缺失,人的精神状态、人格状态严重失衡等现象普遍存在;经济发展和社会发展显露“一条腿长,一条腿短”的弊端。因此,经济发展并不必然地带来社会进步,并不必然带来人的全面发展。在人类财富滚雪球般增大时,人自身却变得越来越不完整,越来越工具化,越来越边缘化、片面化。拜金主义、享乐主义和极端个人主义成为终极价值,使人与人之间的关系变得功利化、商品化,人生的全部意义淹没在对物的极度追求中。这些问题的出现及其加剧,已将人类逼入了发展的“困境”,以至出现“高增长,低发展”或“有增长,无发展”的现象。这种“无发展的增长”实际上是“恶的增长”、“畸型发展”,它已经完全背离了经济发展的本真价值。人们不能不问,这样的发展是否必然良善?是否天然合理?是否普遍公正?答案当然是否定的。
传统发展观之所以步入了困境和危机,从发展自身的逻辑来看,其原因在于将发展片面化为物质财富的增长,而发展其实具有丰富的内涵。世界著名的发展思想家、联合国《人类发展报告》的主持人哈克对此给予了有力说明,他提出了人文发展指数的观点,指出社会发展应从以物为中心转向以人为中心,并由此提出了发展的新模式,即发展是以对人的关注为中心;发展的目标是为了扩大人的选择,而不仅仅是收入;发展注重平等、持续、生产和赋权;发展是全方位的,它涉及经济、政治、文化,包括经济增长、社会投资、人民权利、基本需要、社会安全、人民生活等各个方面。从伦理视角和价值清理来看,其原因在于它所关注的只是“如何能够发展”、“如何发展得更快”,而忽视了“应当怎样发展”和“为了什么而发展”这个目的论、价值论问题。正如美国学者威利斯·哈曼博士所说:“我们惟一最严重的危机主要是工业社会意义上的危机。我们在解决‘如何’一类的问题方面相当成功”,“但与此同时,我们对‘为什么’这种具有价值含义的问题,越来越变得糊涂起来,越来越多的人意识到谁也不明白什么是值得做的。我们的发展速度越来越快,但我们却迷失了方向。”传统发展模式成功地解决了“如何发展得更快”的问题,但在解决这种发展“值不值得”、“应不应该”的价值问题上却是失败的。它追求的惟一价值目标就是效率的提高和物质财富的增长,缺少了对人本身的关注和对人道价值的关注。
因此,必须对发展的价值前提作出价值批判,即对发展所赖以进行的价值假定和价值承诺给予批判性反思,对引导社会发展的价值理念、价值原则、价值尺度进行前提性的检讨和追问。要将发展的“能够(做)的”和“应当(做)的”区分为两大异质问题,分别进行价值考量。对这一主题的深入研究无疑是对人类的发展历史、发展进程、发展方向的清理和批判,它的思想成果是对传统发展价值的解蔽和超越,其目的在于“协调当下的秩序与其价值目的之间的关系,是区别现象与本质的努力,是考察事物基础的努力”(霍克海默语),从而使人类的发展保有伦理的空间维度、伦理的时间维度及伦理的时空耦合,即保有公正性。科学发展观正是这种反思的新成果。
二、科学发展观:以人为本的价值向度
党的十六届三中全会提出要“坚持以人为本,树立全面、协调、可持续的发展观,促进经济社会和人的全面发展”,这是我党第一次系统地提出以人为本的发展观并把它写入中央文件,意味着我党在发展观上实现了由以“物”为本到以“人”为本的价值向度的转变。它的提出是世界上最大的发展中国家在总结全球可持续发展战略实施10余年和国内改革开放、现代化建设20多年的经验基础上对发展问题的深刻认识。它是中国政府对发展认识的新的里程碑,是引导中国现代化进程的指导思想。
科学发展观追求的是“合理的发展”,关注的是发展的意义,即“为了什么发展”和“什么样的发展才是好的发展”这一发展的核心问题。这一问题对于人类的生存和可持续发展来说是至关重要的,由此出发可以使人们的全部生活保持生机勃勃的求真意识、向善意识和创美意识,从而不断推动社会向未来敞开自我超越和自我创造的空间。以人为本的发展观认为,人是社会发展的本质,发展的最终目的就是使人本身获得全面发展。发展的终极价值不是经济的单方面增长,而是实现人的全面发展,是使全体人民获得幸福。任何发展,如果不同时导引社会与人的进步,就毫无价值可言。以人为本的发展符合社会发展的最终目标和价值标准,因为只有把人自身的发展作为社会发展的根本目标,社会各方面的发展才有意义,这正如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前总干事费德里科·马约尔指出的:“人既是发展的第一主角,又是发展的终极目标。”
科学发展观作为一种建立在价值判断基础上的发展观,是以人为本的价值取向的多重统一。
1.公平尺度与效率尺度的统一
公平与效率的问题,是当代社会发展提出来的但没有得到很好解决的一个重要问题。一方面,我们要提高生产效率,促进经济发展,消除贫困,谋求富裕;另一方面,又必须处理好人们之间的利益关系,实现公正平等,让发展的成果惠及全体人民。当然,在人民生活普遍较低的情况下,发展的主要任务是发展生产力,积累物质财富,因此,“效率优先,兼顾公平”的价值观具有一定的合理性。但是,效率并不总是天然合理的尺度。
经过20多年的改革开放,我们已经基本实现小康,物质层面的贫困暂时解决了,而发展过程中累积的社会问题纷至沓来,于是公平的价值诉求也日益凸显。目前我国经济社会发展存在着五种严重的不平衡现象:农村和城市发展不平衡、区域发展不平衡、经济发展与社会其他方面的发展不平衡、社会发展和自然发展不平衡、国内发展和对外开放不平衡。据统计,我国的贫富差距基尼系数超过0.4的国际警戒线;在银行存款中,20%户占存款总量的80%,80%户只占总量的20%;农村落后于城市15—20年;上海、江苏、浙江、广东的GDP为全国GDP的40%。应当承认,这是长期强调增长优先、效率优先的必然结果。
然而,贫富差距悬殊的发展不是真正的发展,不公正、不均衡的发展也不是真正的发展,或者说,科学的发展不应当导致社会公正的严重丧失。发展是一项基本人权,“争取每一个人应享有的权利”是社会发展和人类文明的重要标志,发展应当惠及全体人民。全面的小康社会是收入差距合理、发展相对均衡的社会。收入差距过大不仅不能体现全面小康社会的价值观,也会使经济发展缺乏内在的动力,甚至使之遭遇严重挫折。“共同富裕”是经济增长和社会公正的统一,是效率原则与公平原则的最佳结合。因此,在未来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过程中要谋求共同富裕,实行“五个统筹”,在发展生产力的同时,通过公平来促进增长和效率,坚持“效率与公平并重”。这是真实的发展,它是普遍公正的,这种公正性体现在:空间维度——国际公正(国家与国家之间的公正)、域际公正(地区与地区之间的公正)、族际公正(民族与民族之间的公正)、群际公正(阶层与阶层之间的公正)和时间维度——代内公正、代际公正。具体而言,在空间维度上,公正的发展不仅要使国与国之间的发展保持目的性关系,而且要在群与群、群与己等主体间的关系保持和谐、平等的状态。虽然人类整体的发展不可避免地要以牺牲众多个体(包括部分国家、地区、民族、阶层、个人)为代价,甚至可以说,人类社会的进步是在牺牲中得到的,但是,这种自然式的社会竞争法则是人类社会并未成熟并未理性化的初始表现,而不是伴随人类始终的必然法则。人类的发展与个人的发展、每个人的自由发展与其他人的自由发展相协调不应该只是一个可望不可及的梦想。在时间维度上,人类在生态危机的警告下,发现当代人的生存与后代人的生存始终处于一个时序上,一旦一个时代过度超用自然资源必然危及后时代的生存,如何保持人类的可持续发展是当代人面临的难题。就处在转型时期的中国来说,达致空间维度和时间维度的公正性具有更大的难度,但并非不可能。有学者说,这关键取决于坚持三个共同原则:一是共同发展原则,即发达地区与不发达地区,城市与农村,占有资源的行业与不占有资源的行业要相互支持,相互带动,共同发展;二是共同分享原则,就是让全体人民共同分享经济增长的成果,特别要注意低收入城市人口和农村人口的共享,这是当前中国改革发展成败的关键所在;三是共同富裕原则。不仅要把共同富裕作为一个社会理想目标,而且要把共同富裕作为一个分配基准、原则,实实在在地贯彻到政府的分配方案中。
2.工具尺度与价值尺度的统一
传统发展观把经济增长本身看作目的和惟一的价值尺度,把人只是看作发展的手段或工具,从而颠倒了目的和手段的关系。当人们把发展仅仅看作是物质生活的改善,生产力的增长,工业化的进步时,其实这就遮蔽了发展的价值清理和伦理审视:它不考虑发展是什么样的发展,是为什么的发展,是为谁的发展,发展的终极价值是什么等关系人的意义、生活的意义和社会的意义等等重大问题,从而使发展等同于经济的增长、等同于工业化的进程、等同于善。这就难免导致发展的手段和发展的目的的双重迷失。
这种迷失的严重后果,用英国著名学者吉登斯话说,就是四大全球性的“发展代价”:第一类是现代社会发展对世界生态体系的冲击,这不仅表现为人所共知的环境问题,更为严重的是维持人类生活所必需的物质资源尤其是世界工业化国家的生活方式,将在较为中期的未来受到威胁;第二类是大规模的贫困,这种状况的绝对贫困现象不仅仅是发展不足导致的,也是资本主义的发展本身导致的;第三类是大规模的毁灭性武器的普遍存在,以及集体暴力可能性隐约可见的情况等。核武器的存在是世界安全的巨大威胁,集体暴力问题是指冷战结束后因民族、宗教、道德标准、性别等不同而引起的地区性冲突和群体之间的冲突;第四类是对民主权利的大规模压制和被剥夺了政治权利的人数的增加。
现代社会之所以产生这些后果,从发展社会学看,是由现代社会的结构特点决定的,而其根本原因仍然在于把人当作发展的服务者,而不是把实现人的全面发展作为发展的价值目标,我们在日夜追赶发展,而其实追赶的是发展中最为显见的物质、经济、利益,而忘却了其中的核心——人自身的发展。浸淫在传统发展观的人类中心主义并没有看到人的全面自由发展的重要性,恰恰相反,它只看到附属于人外在需要的物质基础,从而把外在性当成内在性,把工具性作为目的性。
在发展与人之间,发展是为人的发展,而不是相反,社会发展需要经济增长,这是确定无疑的。但我们不能将社会发展归结为经济增长的惟一向度,正是在这个地方,当代经济学把发展指向了一个不归之路,因此,当代社会发展的危机在其深层的根源上是当代经济学的哲学基础存在着严重危机。社会发展首先要以经济发展为基础,但社会发展的最终目标却不是为了发展经济而已,而是为了人的生存和发展,是为了满足广大人民群众日益增长的物质需要和精神需要。在这个意义上,经济增长、社会进步是社会发展的手段,而人的各种需要的满足、人的全面发展则是目的,人才是发展的终极目的和尺度。显然,目的与手段不能错位或颠倒。
但是,仅仅把发展当做工具是远远不够的,我们还必须追问人们追求社会发展的目的,应当运用价值手段对有关发展的那些看似明晰和确定的前提和观念作出分析和解剖,即进行价值意义上的“解蔽”和“超越”,由此使人们的全部生活保持生机勃勃的求真意识、向善意识和创美意识,从而不断推动社会向未来敞开自我超越和自我创造的空间。
科学发展观恢复了发展的本真,凸现了以人为本,突出了发展的价值尺度,强调社会发展对人的价值意义,特别注重文化价值对社会发展的影响。如佩鲁指出的:“更重要的是,各种文化价值‘在经济增长中起着根本性的作用’,经济增长不过是手段而已。各种文化价值是抑制和加速增长的动机的基础,并且决定着增长作为一种目标的合理性。”科学发展观重新检查当代经济学的哲学基础,审视经济增长和文化价值在发展中的地位,界定发展与人的合理关系,这就使工具尺度与价值尺度在某种程度上得到统一。
3.功利尺度与道义尺度的统一
在一个不全面的、较低级的、不发达的小康社会中,要全面实现以人为本是不可能的。社会发展要以人为本,强调的是社会发展要以人的发展为目的,不能“以物忘人”;强调的是社会发展要以全体人的共同进步为追求,而不是少数人的发展。不能仅用物理性和技术性的眼光来看待发展,当然也不应仅用物质性和技术性的指标来衡量发展的价值。而在以往的发展理论中,发展显著地表现为“物质性指标多而社会性指标少”,“技术性要求多而人文性要求少”,这“一多一少”,反映的是发展观上的认识误区。
以人为本是发展的灵魂。发展应当包括经济、政治、文化、人的素质、生产方式和生活方式等全面发展的内容,经济的发展是社会发展的一个最基本的向度和指标。要实现以人为本,首要的仍是发展物质生产力和精神生产力,如果只看到解放生产力,发展生产力,就可能忘记发展生产力的目的;反过来,如果只强调以人为本,而忘记了还要解放生产力,发展生产力,这样的“以人为本”最后也是要落空的。在邓小平看来,使国家发展起来就是最大的人道主义。“发展才是硬道理”,只有在发展中,才有可能谈可持续发展。可见,科学发展观并不排斥功利尺度。
然而,西方经济学主宰的传统发展观已经完全陷入了见物不见人的功利泥潭。它关注的是利益的最大化,把人与人的关系全部换算为物与物的关系,把人与社会的关系片面化为人与经济的关系,以至于人的发展就是物质的发展,“社会的”就是“经济的”。这便掩盖了人与人之间的冲突。佩鲁说,在发达国家掩盖了市场法则对工人和无劳动能力的阶层的危害,在发展中国家掩盖了富有者与穷光蛋之间的冲突,在发达国家与发展中国家的关系上掩盖的是发达国家的工资收入者、社会下层集团与发展中国家的处于饥饿死亡边缘的社会下层的冲突。
因此,功利的尺度不能取代或放弃道义的尺度。发展需要处理如何在一定阶段上把功利尺度和道义尺度统一起来的问题。割裂这种统一的发展是恶的发展。伊恩·迈尔斯把它具体化为:发达国家并非尽善尽美,它们向其他国家所提供的具有诱惑力的物质进步模式存在着严重缺陷;第三世界正在输入发达国家的大多数社会问题,但却没有获得发达国家更多的物质影响;世界某一地区的物质繁荣与另一地区的贫困如影随形;过于注重物质需要的满足和无限制的扩张,轻视社会的、政治的、非物质方面的提高;在国家之间和国家内部,世界呈现出不公平和不平衡的发展格局以及呈现出对人的潜力进行压制的现象等。
良善的发展既要首先调动优秀者的积极性,让一部分人先富起来,又必须充分关注社会弱势群体,着眼于共同富裕;既必须使人的聪明才智得到最大的发挥,又必须使老弱病残孤寡皆有所养,得到最大的保障;既必须使当前的社会问题及时解决,又必须考虑长远的、全局的、根本的社会利益的发展。这是以人为本的价值取向的内在要求。在社会发展的目的设定上,必须考虑到少数人的利益和多数人的利益的统一,发达地区的利益与落后地区的利益的统一,眼前的利益和人类长远利益的统一。用迈尔斯的话说,以人的发展为核心的社会发展是有利于社会各成员的人类发展,它还含有四大附加要素:第一社会平等,即人的发展对于社会的所有成员都有同样的可能;第二地区间的平等和国际平等,它指的是在尊重社会的完整性这一方面上(即不以经济剥削、政治控制和文化压迫去阻碍其他社会成员实现其人的发展),社会允许并促进其成员的发展;第三,关心未来的生存,要特别强调保护生态环境和尊重那些有助于显示民族文化特征的历史成就和价值;第四,注重现在,以遥远的未来的名义压制现代人也是不公正的。
正是在这些方面,科学发展观显示了其良善。科学发展观认为,发展必须是全体人的发展,只有少数人的“发达富贵”,没有绝大多数人温饱、健康的发展,不是合理的、人道的发展;发展必须是社会、经济、生态相统一的发展,而不是经济的单一发展,企图以经济增长代替其他发展是片面性的、数量化的,不是全面的、协调的、有质量的发展;发展必须是当代人与后代人的发展,而不是当代人短暂的发展,不考虑后代的发展是非可持续的发展。
4.生态尺度与“人态”尺度的统一
社会、经济、人口、资源、环境的协调发展和人的全面发展是科学发展观的基本指向,它包括两层含义:人与自然之间关系的协调发展;人与人之间关系的协调发展。而这两方面是密切相关、不可分割的。
人与自然之间的协调发展是科学发展的前提和条件。在传统发展观中,既然人的物质满足是人类发展的根本目的,那么一切自然资源都只有为人类服务才具有存在的必要性。因此,开发自然,征服自然,把人的利益凌驾于自然之上就是人类本质力量的最终表征。表现在哲学思想上,自然则只有“为我”的价值即工具价值,而没有“自在”的价值即内在价值。但是,自然不仅是人类生存和发展的“菜园”,而且是人类得以持续生存和发展的“家园”;人类不仅是自然的享用者,而且是自然的看护者。手段性和目的性的背离使人类在追求经济增长中付出了巨大的代价——人类从自然所获得的收益大约只是代价的四分之一而已。传统发展观把追求GDP增长等同于发展,迫使人们在自然资源的开发和利用上,不能不采取贪得无厌、竭泽而渔式掠夺眼前的资源,以满足当前这一代人的需要而无法顾及子孙后代的生存和发展所需要的基本的生活条件。“吃祖宗饭,断子孙粮”是传统发展观的必然结局。因此,当前的生态危机与其说是自然失衡的表征,是“天灾”,毋宁说是人与人之间关系紧张对峙的反映,是“人灾”,是“以天灾形式出现的人灾”(池田大作语)。或许人们对传统发展观所带来的种种代价的分类和分析还有一些歧见,但人们颇为一致的看法是:传统发展观最大弊端在于使地球伤痕累累。沉重的教训使人类明白:“发展是第一要务”,同时,“环境是发展的第一基础”。无论人类多么地渴望发展,没有可持续性的环境、资源、生态就没有可持续性的发展。
然而,当前人们在谈论可持续发展的时候,似乎普遍忧患的是生态环境问题,而悬置了“人态”——人的精神生态、人格生态问题,往往只看到环境的恶化,却没有注意到人的恶化与边缘化,这是极其肤浅的。马克思深刻地指出:“人们对自然界的狭隘关系制约着他们之间的狭隘关系,而他们之间狭隘的关系又制约着他们对自然界的狭隘的关系。”当功利尺度、效率尺度被推向极致时,就必然忽视把人的终极价值作为目的的价值尺度,导致对精神价值和人类情感的冷落。其实,人的问题是社会的根本问题,环境问题归根到底仍是人的问题。人如何对待自然界实质上就是人如何对待自身。
科学发展观从“人与人的关系”与“人与自然的关系”二者互为逻辑前提入手,立足于人的尺度来处理人与自然的关系,因此是一种人道主义的价值观;立足于自然的尺度来衡量人与人的关系,因此是一种环境主义的价值观;立足于从共时态来处理人与自然的矛盾,要求实现当代人之间在开发自然与保护自然上的权利与义务对等;立足于从历时态来看待人与自然的矛盾,要求实现代际之间的持续发展,既不能以未来人是未在场的理由来为了满足在场的当代人的需求大肆掠夺资源,污染环境,也不能为了留待未来人足够的自然资源而压制当代人需求,牺牲当代人的直接利益和人的发展。科学发展观是处理人与自然矛盾的伦理观,它是“人同自然界完成了的本质的统一,是自然界的真正复活,是人的实现了的自然主义和自然界的实现了的人本主义”。它坚持“生产发展,生活富裕,生态良好”的文明发展的道路,坚持实现人的自由、全面发展,坚持生态尺度和“人态”尺度的统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