地位分层与当代中国的科技精英，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当代中国论文,地位论文,精英论文,科技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C0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0－5935(2013)01－0001－10
科学界的社会分层研究历来是科学社会研究的重要主题之一，居于分层体系顶端的科技精英更是科学分层中最受关注的群体。科学社会学的创始人默顿及其门人弟子，对科技精英多有论述。中国的学术界和科研管理部门也对科技精英、高级科研人才等议题有着浓厚的兴趣。本文在先前研究成果的基础上，结合2009年全国科技人员调查的数据资料，分析当前中国的科技精英群体，并探讨科技精英的地位一致性以及精英形成的优势积累等问题。对中国科技精英的研究，不仅能够深化和扩展对高级科研人才乃至整个科技人员群体的认识和理解，而且能够与国外科学社会研究的理论成果形成对话，更可以为中国科技政策、科技发展和人才培养提供决策依据。
一、学术脉络中的科技精英研究
早期的精英理论是由帕累托、莫斯卡和米尔斯等人建立的。帕累托最早提出“精英”概念。帕累托写道：“让我们假设在所有人类活动的部门中，人们给予每个人一个表明其能力的指数，有点像人们在学校教的不同课程中给考试打分一样……这样我们就建立了一个类别，属于这个类别的人在他们各自的活动领域中拥有最高的指数，我们称这个类别为精英。”[1]帕累托所说的精英可以分为广义的精英和狭义的精英：广义的精英是指在自己的活动范围内取得成功并达到职业等级较高层次的人；狭义的精英只适用于统治精英，即成功者中执行政治或社会领导职能的小部分人。帕累托认为，精英地位主要是社会选择过程的结果，但不同领域中的精英及其社会选择是不同的。帕累托还探讨了精英与社会变迁的关系。他认为社会的发展过程是政治精英的无限循环过程，是新的精英不断挑战和取代旧的精英的过程。作为精英循环理论的批判者，莫斯卡提出了“精英再生产”理论。他认为，精英的形成有两种方式：一种是渐变机制，即下层社会的一部分人地位不断上升，最终导致现有精英的新陈代谢，类似于精英的循环；另一种是突生机制，即无论是被统治阶级还是统治阶级，都存在自己的精英，两种精英在权力斗争中发生相互替代，类似于精英再生产。米尔斯的《权力精英》则揭示了美国社会中工业精英、政治精英和军事精英的合作与转换。[2]
精英存在于社会生活的各个领域。但是，关于精英的研究主要集中于经济精英和政治精英。转型国家的精英循环与再生产尤其是学者们热烈讨论的话题。相关研究成果可以归结为以下四点：其一，集中讨论中欧、东欧和中国等转型国家或地区，上述三者在20世纪80年代和90年代的社会政治变迁中展现出不同的轨迹；其二，关注政治资本、人力资本、社会资本和个体选择等因素对精英地位获得的影响，以及市场转型、政治进程、传统文化、制度变迁等宏观社会背景对精英的塑造；其三，提出了二元路径理论、庇护性流动理论、政治忠诚筛选论、机会—流动互动论、精英机会论和资本转型论等充满争议又颇有启发意义的理论观点；其四，在精英地位获得方面，政治资本和教育的回报问题是争论的焦点，前者反映再分配的逻辑，后者则反映市场逻辑，或者说，政治资本的背后是忠诚，而教育的背后是能力。①
与经济精英和政治精英问题所激发的热烈讨论相比，关于科技精英的研究成果相对较少。当代科学技术的社会研究，主要有“科学技术与社会”、科学社会学、科学知识社会学和科技人类学等几个研究领域。科技精英研究主要存在于默顿路线的科学社会学之中，通常与科技奖励、科学分层等主题密切相关。默顿、科尔兄弟和朱克曼等人坚持功能主义分层理论和精英主义的科学观，认为科学知识的重大突破是科学精英做出的，科学中的多数成果是少数科学精英贡献的，因此科学的发展主要依赖于科学精英的工作。[3]381[4]237－248[5]89朱克曼研究了作为典型科技精英的诺贝尔奖获得者的社会出身、师徒关系、获奖成果、论文产出等等，揭示了科学精英成长中的优势积累机制及其限制，成为科学精英研究的经典范例。[5]344－347
关于中国科技精英的研究也产生了若干研究成果。这些研究主要涉及以下几个方面：其一，精英群体的个体和社会特征，例如出生地域、年龄结构、社会出身、学历结构、师承关系和留学状况等等；[6]184－186[7]其二，科技精英的基本素质，如思维方式、理论修养、社会责任感、创新精神、导师风范；[8][9]其三，科技精英的角色、功能与影响；[10][11][12][13]其四，科学精英的成才规律或形成机制；[14][15][16]其五，中国院士群体与诺贝尔奖获得者群体的对比研究；[7][17]等等。
中国的科技精英研究深受默顿学派的影响，或结合默顿学派的理论成果进行理论探讨，或运用问卷、访谈和相关文献进行经验研究。就目前的研究进展来看，存在以下四个问题：首先，理论探讨偏多，经验研究成果较少；其次，较多关注特定群体尤其是院士，缺少对精英群体的整体研究；第三，科技精英研究与科学分层研究脱节，科学分层研究则与宏观社会分层研究脱节；最后，未能充分结合科学社会研究的新进展和中国的经验资料，检讨和反思默顿学派的理论命题并加以本土化。因此，在研究中国科技人员总体分层状况的基础上，分析中国的科技精英群体，并结合中国特定的社会、历史和文化探讨相关的理论命题，是极有必要的。具体来说可以分为三个问题：其一，中国的科技精英是否存在，其群体特征是什么样的？其二，中国科技精英的地位一致性程度如何？其三，中国科技精英成长历程中是否存在优势积累，其作用方式和影响程度如何？本文尝试就上述问题做出有益的探索。
二、地位分层与科技精英
(一)科技人员的分层结构
与一般社会分层类似，科学界的分层也有若干不同的标准、维度和相应的分层形态。例如，性别分层、年龄分层、学科分层或机构分层，高产者与低产者、高引证者与低引证者的区别，以及收入和权力的差异等等。科学分层的经典范式是默顿学派提出的以科学承认为依据的分层。科学承认包括以科学家的名字命名，正式的奖励或奖章，赋以会员身份，以及授予头衔或爵位等等，[3]297－303或者可以分为荣誉奖励、职业地位和知名度三个维度。[4]51－66从功能主义理论出发，默顿、朱克曼和科尔兄弟等人在区分精英与非精英的基础上，揭示了科学分层的金字塔形结构。例如，朱克曼对美国科学界的分层结构的描述是：1位诺贝尔奖获得者；13位全国科学院院士；2 400位获得博士学位的科学家；2 600位有资格列入《美国男女科学家》一书中的科学家；4 300位载入《全国科技人员登记册》的科学家；6 800位自封的科学工作者。[5]11－14
中国科技人员的社会分层研究深受默顿学派的影响。例如，曹聪借用朱克曼的类比，对中国科学界分层结构的描述是：一位中科院院士；251名全职教授；836位资深科学家；2 089位科学家或工程师；3 236位自然科学和技术活动从业人员。[6]15姚昆仑则从职位职称和科技奖励的角度来分层。他把中国科技界划分为六个层次：第一层次，两院院士(国际性的有影响的科技奖励、国家科技奖励等)；第二层次，首席科学家、首席专家、总工程师、博导等(省部级科技奖励以上)；第三层次，教授、研究员、教授级高工等(省部级科技奖励、有影响的论文和专著)；第四层次，副教授、副研究员、高工等(省部级科技奖励、有影响的论文和专著)；第五层次，助理研究员、讲师、工程师等(有一定成果)；第六层次，其他科技人员。[18]
在梳理科学分层研究的基础上，本文根据韦伯的多元分层思想，结合中国科技人员分层与分化的现状，提出了新的分层观点。依据2009－2010年全国科技人员调查的数据资料，本文按照收入、管理职务等级、专业活动组织资源、科研项目、职称以及荣誉奖励等6项指标，运用聚类分析方法，将中国科技人员分为上层、中上层、中层、中下层、下层五个层级。②其中，上层是科技精英，处于分层体系的顶端，约占总体比例的7.7％。中上层所占的比例为19.4％，中层所占比例为18.1％。另外，中下层和下层所占比例分别为28.9％和25.9％。聚类分析结果如表1所示。
(二)科技精英及其典型特征
从科技人员的社会分层状况中可以看出，当前中国科技界确实存在着明显的精英群体。科技精英在收入、权力和声望等分层维度上远远高于其他科技人员。
首先，科技精英群体在收入、荣誉奖励、专业活动组织资源和科研项目等指标上都是佼佼者，并且在这四个指标上都远远领先于其他四个层级。例如，科技精英的收入水平大约是平均收入的2倍多，荣誉奖励是平均水平的4倍多，组织资源是平均水平的7倍，科研项目是平均水平的6倍。另外，相当一部分科技精英拥有各级管理职务(45.7％)，绝大部分都拥有正高级职称(79.6％)。相比之下，一般科技人员大都没有管理职务，在职称层级方面也明显低于精英群体。
其次，科技精英不仅在一般社会分层方面居于优势地位，在科学分层方面的优势更大。从表中可以看出，在荣誉奖励、组织资源和科研项目等科研活动密切相关的几个指标方面，科技精英群体具有更大的优势。例如，科技精英的收入水平是中上层的2倍，而荣誉奖励、组织资源和科研项目则分别是后者的4倍、14倍和10倍。科技精英与其他较低层级在这些指标上的差距更有天壤之别。
依据聚类分析结果以及相关数据，本文总结了各个层级在性别比、平均年龄、党员比例、第一学历、最后学位、技术职称、管理职务、学术兼职、荣誉奖励和科研项目等方面的特征。如表2所示。
科技精英的典型特征可以概括为：
(1)性别：以男性为主。男性占70.9％，女性占29.1％。
(2)年龄：以36－50岁的中年科技人员为主，平均年龄为42.32岁。根据以5年为间距的年龄分组频数分析可知，41－45岁年龄段所占比例最高(30.3％)，46－50岁年龄段次之(18.3％)，36－40岁年龄段居第三位(13.7％)。
(3)政治面貌：多数为中共党员(61.9％)，另有较高比例的民主党派成员(8.2％)。
(4)学历学位：第一学历以本科为主，其中非重点大学本科(40.2％)和重点大学本科(42.0％)各占一半左右。最后学位多数为硕士或博士(53.7％)，学士学位约占三分之一(34.1％)。
(5)技术职称：绝大多数科技精英拥有高级职称(88.9％)。其中正高级职称占77.9％，副高级职称占11.0％。
(6)管理职务：相当一部分科技精英拥有各级管理职务(45.0％)，其中处级以上管理职务占19.7％。
(7)学术兼职：拥有较多的学术兼职。科技精英人均拥有2.56个省级科技团体兼职或非核心期刊编辑职位，相当于1个核心期刊兼职。③
(8)荣誉奖励：获得较多的荣誉奖励。科技精英人均获得4.15项省部级科技奖励或荣誉称号，相当于2项国家级科技奖励。④
(9)科研资源：掌握较多的科研资源。科技精英人均主持6.60项省部级科研项目，相当于2项国家级科研项目。⑤
(10)科研成果：科技精英拥有较多的科研成果。例如，科技精英以第一作者的身份人均发表15.11篇SCI//EI/ISTP论文。
(三)科技精英的地位一致性
地位一致是指根据不同的标准测量出来的社会成员地位水平基本上都是相当的，社会成员在每个地位等级体系中都差不多处于同一水平。
数据分析结果显示，中国科技人员的收入、职称和管理职务三个分层指标上具有较高的一致性。其中，收入与职称的相关系数为0.196，收入与管理职务的相关系数为0.223，职称与管理职务的相关系数为0.292。科技人员的职称和管理职务尤其具有较高的一致性。如表3所示。
科技人员的组织资源、科研项目和荣誉奖励是与其科学活动密切相关的。进一步的分析发现，科技人员的组织资源、科研项目与荣誉奖励具有更高的相关性。其中，组织资源与科研项目的相关系数为0.318，组织资源与荣誉奖励的相关系数为0.402，科研项目与荣誉奖励的相关系数为0.389。
由此可见，科技人员的社会分层具有较高的地位一致性。这也就意味着科技精英具有较高的地位一致性。换句话说，科技精英不仅拥有较高的收入、职称和管理职务，同时占有较多的学术兼职、社会兼职和荣誉奖励等等，而且某一方面的优势还有助于其他资源的获取。笔者对2000年至2011年20位国家最高科学技术奖获得者的研究发现，他们大都担任过学院(或系、研究所、研究员)领导职务，世界性或全国性学会或协会的主席/副主席、理事长/副理事长、会长/副会长，若干高校的兼职院长或名誉教授，多次获得国家级、省部级和社会力量设奖的科技奖励，以及劳动模范、先进工作者等荣誉称号。例如，2011年国家最高科学技术奖获得者吴良镛曾担任清华大学建筑系主任、清华大学建筑与城市研究所所长、清华大学人居环境研究中心主任，曾兼任建筑工程部科学规划建筑城市规划组副组长、国际建筑协会副主席、人类聚居学会副主席、中国建筑学会副理事长、中国城市科学研究会副理事长、中国城市规划学会理事长，先后受聘为加拿大不列颠哥伦比亚大学、澳大利亚悉尼理工大学、美国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法国高等社会科学研究院、德国卡塞尔大学等机构的客座教授等，还获得世界人居奖、何梁何利科技进步奖、梁思成建筑奖、教育部优秀建筑设计奖等多项科技奖励。马建光对23位“两弹一星”科技精英的研究也发现，他们都曾任过各自专业研究所、研究院、设计院、科技委、中科院的副所长或所长、副院长或院长、副主任或主任、总工或副总工等两个或多个职务，不但是各学科专业研究者、学术带头人，而且是各项任务的组织者、领导者。[14]
科技精英地位一致的根源在于中国特定的科技政策和管理制度。这些涉及人才培养、人事管理、职称评聘、薪酬福利等方面的政策和制度，从中央到地方乃至单位一以贯之，规定、鼓励或允许科技人员追求地位一致。专业人员担任行政职务，职称评定与科研项目、奖励挂钩，工资待遇与职称等级和行政级别对应，以及科技人员业余兼职，等等，都得到政策制度的认可。这些环环相扣政策和制度造就了科技精英较高的地位一致性。
例如，新中国成立以来，强调科技人员要“又红又专”，在改革开放之后则变为专业与行政“双肩挑”。《中共中央关于科技体制改革的决定》(1985)中提出：要选拔有组织管理能力和开拓精神的科学技术人员担任各级领导职务，并且采取措施培养大批具有现代科学技术和管理知识的各类新型管理人才。江泽民在《推动科技进步是全党全民的历史性任务》(1989)的讲话中提出：要继续从优秀科技人员中发展党员、选拔干部。这就造成了高级科技人才担任行政职务的现象，导致了职称与管理职务的一致性。
又如，科技人员的技术职称评聘中有多方面的要求，其中主持较高等级的科研项目是主要指标之一。同时，为了提高课题完成质量，课题资助方也会对主持人的职称和学术经历等提出要求。《南京大学教师高级职务岗位申报要求(理科)》规定，申报教授岗位必须主持国家级科研项目(课题级)1项以上；《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重点项目管理办法》要求申报重大项目或重点项目的科技人员需有正高级职称，等等。这就从两个方向上促进了科研项目与职称的一致性。
科技精英的地位一致现象是把双刃剑：一方面，它避免了类似于“脑体倒挂”现象的错位和尴尬；另一方面，它在一定程度上造成了“赢家通吃”的局面，加剧了科研资源和报酬分配中的不平衡、不公正，也带来了两极分化、资源浪费、学术腐败和阻碍新人成长等问题。为此，应当继续发挥科技精英在科技创新中的核心作用和在科学领域中的“守门人”作用，同时努力探索充分照顾一般科技人员的利益诉求、充分调动一般科技人员的积极性和能动性的若干制度或机制。尤为重要的是，对于相对弱势的青年科技人员和基层科技人员，要在科研资助、薪酬福利、社会保障等方面予以适当的倾斜。
三、优势积累与科技精英的地位获得
(一)默顿学派的优势积累议题
优势积累被认为是推动科技精英成长的核心机制。默顿、朱克曼、科尔兄弟等人对此都有讨论。默顿在《科学的规范结构》(1942)和《科学中的马太效应》(1968)都曾提及优势的积累。⑥他不仅描述了优势积累的过程，而且指出优势积累导致了科学的社会分层。默顿指出：“个人的自我选择与制度的社会选择相互作用，影响人们在某一特定领域中接近机会结构的一个个可能性。当个人的角色表现达到了制度所要求的标准时，尤其是当它大大超过这些标准时，这便开始了一个积累优势的过程。在这一过程中，个人获得了持续扩大的机会以更进一步地拓展他的工作(以及获得与该工作有关的奖励)。由于精英机构在其领域中具有相对多的促进研究工作的资源，有幸进入这些机构的天才就会更有潜力获得明显的积累优势。这样，奖励系统、资源分配系统以及社会选择机制，就会借助于提供一种分层的机会分配以扩大科学家作为研究者的作用，从而在科学中产生和维持某种阶层结构。”[19]
朱克曼在对诺贝尔奖获得者的研究中勾画出的优势积累的轨迹是：出生于教育和经济状况较好的家庭，在名牌大学接受本科教育，在著名高校或研究机构接受研究生教育，在科学精英指导下学习，更早得到学位，更早和更多地发表著作，在知名机构中任职，更早获得学术升迁，在获得诺贝尔奖之前获得若干其他奖励。她也承认，科技人员可以通过自身的努力弥补某一阶段的劣势。朱克曼总结说，诺贝尔奖得主的事业的综合图景与优势积累所显示的模式相当一致，即个人的成就与报偿交互递长，螺旋式上升，形成了一种等级森严的分层制度，而且正是严格遵守科学上任人唯才的原则导致了人们在科学上的成就和分配科学奖励上的明显的不平等。[5]345科尔兄弟则认为，科学在很大程度上接近其普遍主义理想，而在科学偏离理想的几乎所有情况下，都可以发现优势积累在起作用；而且从功能主义理论的角度来看，优势积累有助于实现科学共同体的研究目标。[4]255－368
关于优势积累的观点可以总结为以下几点：科技精英的成长经历中存在优势积累机制；先赋因素或前一阶段的优势使得获奖人员在其后的发展阶段中居于有利地位；获奖人员并非在学术成长中的每个阶段都具有明显优势，而是在其中的若干阶段或环节拥有优势；家庭出身、学历学位、任职机构、科研成果和科技奖励是优势积累过程中的关键环节。
(二)中国科技精英的优势积累
自默顿学派提出科技精英成长中的优势积累机制之后，“优势积累”得到广泛的认同和接受，成为科学社会学的基本原理之一。可以说，“优势积累”在一定程度上成为“黑箱”。因为自从朱克曼依据对诺贝尔奖获得者的研究提出这一观点之后，极少有学者从经验证据出发对此加以检讨，尤其缺少对优势积累机制在不同的社会结构、文化传统和科学发展阶段中是否以及在多大程度上发挥作用的反思。鉴于朱克曼的研究主要涉及家庭背景、学术出身、初始任职、科研成果和奖励等环节，加上关于中国科技人员的研究也大都涉及上述环节，本文也将深入分析中国科技精英的家庭背景、学术出身、初始任职、科研成果和获奖情况。
家庭背景对地位获得具有一定影响已经成为社会分层与流动研究的共识。在科技精英研究中，朱克曼发现诺贝尔获得者大多出生于社会经济背景较好的家庭；[5]97曹聪对中国科学院院士的研究则发现，父母的教育程度以及对教育的重视，而非家庭经济状况，对院士的成长有重要影响。[6]77－83本文将比较科技精英与一般科技人员的家庭背景差异，进而探究家庭经济状况和文化教育状况对科技精英的影响。其中，家庭经济状况主要用父亲的职业来体现。改革开放之前以及之后的相当一段时间内，中国社会被身份制度和户籍制度分割为干部、工人和农民三个层级，并在住房、医疗、就业、教育等方面实施有差别的福利待遇。本文将科技人员的父亲职业也分为干部、工人和农民三大类。数据显示，除了科技精英的父亲职业“干部”类别的比例略高之外，二者的差异并不大。需要注意的是，不管是科技精英还是一般科技人员，出身干部家庭的比例极高(考虑到干部在总人口中所占的比例)。这意味着，父亲职业可能主要影响子女进入科技领域的选择，而不是影响子女进入科技领域之后的职业发展。
科技精英的父亲受教育程度略高于一般科技人员。科技精英的父亲在大专、本科和研究生等教育层次上的比例略高于一般科技人员，而在高中及以下的教育层次上比例低于一般科技人员。但是总体来说，科技人员的父亲受教育程度远远高于一般社会成员(根据《中国统计年鉴2011》的数据，2010年全国每十万人拥有的受教育程度人口为：小学26779人，初中38788人，高中和中专14032人，大专及以上8930人)。这暗示着，父亲教育程度的作用机制可能与父亲职业类似。
科技精英的学术出身包括第一学历⑦和最后学位。从第一学历的比较来看，科技精英的第一学历的层次明显高于一般科技人员。在较为低端的“中专”和“大专”两类中，科技精英的比例明显要低；而在较为高端的“非重点本科”和“重点本科”两类中，科技精英的比例明显高于一般科技人员；尤其是“重点本科”一类，科技精英的比例要比一般科技人员高出12.5％。最后学位的比较情况与第一学历类似。在较为低端的“无学位”和“学士”两类中，科技精英的比例低于一般科技人员；在较为高端的“非重点本科”和“重点本科”两类，科技精英的比例明显高于一般科技人员。仍须注意的是，整个科技人员群体都具有较高的学历学位层次。因为直至20世纪90年代末高校扩招前，中国的本科和研究生招生一直维持在较低数量⑧，以至于本科毕业生长时间以来都是稀缺人才。
改革前的中国社会是单位社会。单位级别曾经长期作为分配各类资源的依据而存在，级别越高，科研资源就越充足，学术发展空间往往也就越大。因此单位级别成为区分任职机构等级的重要标准。从最初任职单位的主管部门级别来看，科技精英的最初任职单位级别高于一般科技人员。科技精英任职于中央部委和省部级单位的比例高于一般科技人员，而任职于地市级、区县级和乡镇级单位的比例低于一般科技人员。最为明显的是，科技人员就职于省级单位的比例最高，并以此为中心向两边呈递减趋势；而一般科技人员就职于地市级单位的比例最高，并以此为中心向两边呈递减趋势。因此从任职机构出身来看，科技精英无疑要优于一般科技人员。
从科研成果来看(以发表论文的数量来衡量)，科技精英的科研成果明显超过其他科技人员。无论是第一作者身份还是其他作者身份，无论是SCI期刊论文还是核心期刊论文，科技精英的论文数量都是一般科技人员的3倍以上。例如，科技精英以第一作者身份平均发表15.11篇SCI/EI/ISTP论文，12.88篇核心期刊论文；而一般科技人员仅仅发表3.71篇SCI//EI/ISTP论文，3.88篇核心期刊论文。前文已经提到，科技精英获得了比其他层级更多的科技奖励。此处，本文进一步比较了科技精英和一般科技人员获得国家奖、省部奖和社会奖的比例。数据分析结果发现，科技精英获得上述奖项的比例明显高于一般科技人员，而且在获得声望和影响力较高的国家奖和省部奖方面的优势更为明显。17.30％的科技精英获得过国家级科学技术奖励，44.98％的科技精英获得过省部级科技奖励，而仅有2.25％的一般科技人员获得过国家级科技奖励，8.53％的一般科技人员获得省部级科技奖励。
(三)对优势积累的反思与探讨
曹聪对中国科学院院士的研究发现，尽管新中国成立以来经历了巨大的社会政治变迁，但中国科学精英的形成模式类似于朱克曼在对诺贝尔奖获得者的研究中发现的优势积累模式，科学家的认可与提升也在很大程度上独立于政治、文化和历史的波动。[6]186本文通过对中国科技精英成长历程中的若干关键环节的分析，发现中国科技精英在早期几乎没有优势可言，而是在进入科技领域之后确立了对一般科技人员的绝对优势。这一发现对优势积累理论提出了挑战，或者至少可以说中国科技精英的成长与优势积累观点存在一定距离。
笔者认为，首先有必要对优势积累这一经典议题进行深刻的反思与检讨。优势积累必然受到社会形势、社会价值和科技发展态势等因素的影响。首先，优势积累的前提是相对稳定的社会发展形势。在相对稳定的社会中，对“优势”的认识与实践是一致的、相对持久的，如此，之前环节的优势才能带来之后的优势并积累起来；反之，则优势积累便无法实现。其次，优势积累机制可能在强调个人主义的社会比在强调集体主义的社会中发挥更大的作用。默顿学派所在的美国奉行个人主义价值，更强调精英主义和个人出类拔萃。相比之下，传统中国社会却有更多的集体主义的成分，更讲究“中庸之道”。新中国成立之后，对集体主义的强调有过之而无不及。第三，科技精英的优势积累可能与科技事业发展的态势有关。在科技事业发展相对平缓的时期，科技人员不得不在诸多环节取得优势才能进入精英行列。而在科技事业飞速发展，大量人员涌入科技领域的时候，很可能先行进入某一研究领域所造成的优势更为重要。此外，在中国社会中，与科技人员和科学活动密切相关的科学组织体制、科技发展规划、知识分子政策、人事管理制度等等都可能会对优势积累机制产生一定的影响。
更为重要的是，中国的科技精英与一般科技人员在家庭出身方面几无差异，在学术出身和机构出身方面存在较小差异，而在科研产出和科技奖励方面存在很大差异，这似乎突显出后天的努力而非优势的积累。在剧烈变迁的中国社会中，在知识技能只能依靠习得而非继承或遗传的科技领域，个体在社会场域中的积极实践应该能比优势积累机制能更好地描述或说明科技精英的形成。为此，我们应该积极吸收建构主义科学知识社会学的理论视角、思路与方法，充分关注科技人员的活动场域、策略选择与具体实践，充分注意科技人员所在的更大社会场域对科技领域乃至具体的科技人员的影响或塑造。在当前中国社会结构与变迁的背景之下，尤其要注意市场化进程、社会转型、政策导向、科技体制改革等宏观因素对科技精英的影响。
四、结语
依据对科技人员分层状况的研究，本文发现，中国科技人员队伍中存在一个精英群体，该群体在收入、职称、管理职务、科研项目、组织资源和荣誉奖励等方面具有明显优势。科技精英的典型特征是男性、36－50岁、中共党员、研究生学历、高级职称、科研资源多、科研成果丰富。与一般科技人员相比，中国的科技精英在家庭背景、学术出身和机构出身等环节上的优势不大，但在科研成果和科技奖励方面远远超过一般科技人员，因而展现出与默顿学派的优势积累命题不同的成长轨迹和地位获得模式。这引发了我们对精英研究的默顿范式的反思，也蕴含着新的研究灵感。
科技精英研究主要是由默顿学派开启和拓展的，其研究路线也是默顿式的。默顿路线的特色在于，强调将科学共同体作为科技人员和科技活动的与境组织单位，假定科技人员都是“规范人”，并且普遍采用假设检验式的量化研究方法。但是，它严重限制了科技人员的社会活动场域，忽视了科技人员的主体性和能动性，搁置了科技人员科学研究和社会活动的社会情境，而且对科技发展和科技人员群体的时代特点把握不足。这就束缚了科技精英研究的视野和思路，限制了对科技精英的深刻理解。
后实证主义科学哲学的兴起，当代社会理论的解释学转向，行动理论与结构理论的融合，以及建构主义科学知识社会学的发展，激发了对时间、空间、行动、情境、建构等理论议题的探讨，对于科技精英研究颇有启发。尤其是在建构主义科学知识社会学研究中，科技人员的主体性，个体行动的情境性、局部性、权益性和策略性，活动场域的扩大化，以及研究方法的多样性，对科技精英研究具有很高的借鉴和参考价值。有鉴于此，应将科技精英研究拓展至宏观、中观与微观相结合，历史研究与横断研究相结合，个案研究与比较研究相结合的整体框架中。关于中国科技精英的研究，要关注市场化、社会转型、权威国家和政策导向，关注行业领域、任职单位、关系网络，关注科技精英的利益建构、策略选择和行动，以及科技精英的生活轨迹。笔者认为，以下几个问题亟待进一步的研究：
首先，科技精英的个人生活史。个人的生活历程既反映了个人的抉择与实践，更在个人身上浓缩了宏观社会历史变迁。个人生活史研究有助于发现科技精英的重要转折或关键因素，挖掘科技精英的自我互动以及与外部世界的互动，从而实现对科技精英深入的、全方位的、历时性的认识和理解。
其次，科技精英的社会场域及其实践。科技精英在社会场域中的个人努力和社会实践是其成为精英的关键所在。因而，应当分别探讨科技精英所在的各个类别和层级的社会场域，进而深入发掘科技精英在这些关键场域中的制度背景、利益建构、策略选择与实践，还要在此基础上分析个体实践与场域的互动关系，发掘其理论内涵。
第三，宏观社会结构及其变迁对科技发展、科技人员群体乃至科技精英的影响。其中，中国的威权国家、转型社会、市场化进程，以及科技发展规划、知识分子政策、科技政策等等，不仅直接对科技精英的形成产生影响，还通过影响科学事业的发展间接塑造了科技精英。
另外，在科技精英研究中，尤其要注意认识中国传统文化的特殊性，理解中国社会结构与历史变迁的特殊性，抓住中国科学建制与科学发展的独特性，把握中国组织和群体的独特性，并将其置于比较研究的视野之中。唯有如此，才能更好地认识和理解中国的科技精英。
收稿日期：2012－09－22
注释：
①关于转型国家的社会流动与精英地位获得的研究成果很多。比较有代表性的是《市场转型与社会分层：美国社会学者分析中国》(边燕杰等主编，2002)、《社会分层与流动：国外学者对中国研究的新进展》(边燕杰等主编，2008)、《无须资本家打造资本主义：后共产主义中欧的阶级形成与精英斗争》(吉尔·伊亚尔、伊万·塞勒尼和艾莉诺·汤斯利，2008)、《新古典社会学的想象力》(伊万·塞勒尼等，2010)
②其中，专业活动组织资源包括担任国家级或省级科技团体的领导职务，以及担任国内外核心期刊和非核心期刊的编辑。荣誉奖励包括获得从国际级到单位级各个级别的称号头衔和科技奖励。
③科技团体分为国际团体、国家级团体、国家级分团体和省级团体、省级分团体，每参加一个团体相应赋值为3、2、1、0.5；参与各级别期刊编辑情况，分为国外期刊、核心期刊、非核心期刊，分别赋值为3、2、1。上述各个级别科技团体和期刊得分的总分即为科技人员的学术兼职得分。
④称号头衔分为国际级、国家级、省部级、地市级、单位和民间六个级别。每获得一个称号得分依次是3、2、1、0.5、0.2、0.5。获得科技奖励也分为国际级、国家级、省部级、地市级、单位和民间六个级别。每获得一个称号得分依次是3、2、1、0.5、0.2、0.5。各个级别分值的总和即为科技工作者的荣誉奖励总分。
⑤科研项目级别分为国际级项目、国家级项目、省部级项目、地市级项目、本单位项目、横向合作项目，每个项目分别赋予的分值为3、2、1、0.5、1。各个级别科研项目得分的总分即为科技工作者主持科研项目得分。
⑥“只要不干涉主义的民主容许不同部分的人的不同优势得到积累，容许那些同已被证明的能力差异无密切关系的差异存在，民主过程就会通过政治过程加强调节”(Robert K.Merton,1973:273)。“马太效应除了在科学奖励和交流系统的作用外，还有另一种制度作用，至少也需要加以简单的分析。这种作用表现在优势积累原理上，在诸多社会分层系统中发挥作用的这一原理导致了相同的结果：富者以一定的速率越来越富，而使穷者变得相对更穷。”(Robert K.Merton,1973:457)
⑦第一学历，即国民教育系列的普通全日制教育的学历，也就是要排除高等教育自学考试、全日制自学考试、成人高考脱产班、成人高考函授(业余)班、电大、网络教育等其他形式的在职教育。以上内容来自http://baike.baidu.com/view/1306909.htm
⑧1978年中国高等教育招生数量为40.2万人，1988年达到67.0万人，1998年达到108.4万人。从1999年开始，高等教育招生数量大幅度跃升，2000年即达到220.6万人，2010年则高达661.8万人。以上数据来自2011年《中国统计年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