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关于马克思哲学革命的理解，主要有从解释世界的哲学转变为改造世界的哲学、存在论境域的根本转变和实践观点的思维方式转换等三种基本观点。随着认识的不断深化，在当代哲学发展的整体观照中理解马克思的哲学革命，并将其内在逻辑作深入展开，可以更清楚地看到它所蕴含的哲学思维方式的更根本转换。马克思研究哲学的目的在于具体地揭示人类社会发展的规律，这一出发点本身，意味着哲学从抽象普遍性的终极追寻，回到对具体事物的实践理解。这也正是马克思哲学革命的内在逻辑。这一内在逻辑的展开，就是哲学从理论上的抽象普遍性终极追寻到在实践中为具体事物的理解提供整体观照。不断展开这一内在逻辑，不仅能更好地理解当代哲学的发展，而且能更到位地把握马克思主义哲学时代化，更深入地理解为什么马克思具有如此巨大的现实影响力。
关键词：马克思；哲学革命；内在逻辑；整体观照
关于马克思的哲学革命，学术界的主要共识是：马克思将“实践”作为最基本的概念引入哲学，带来了哲学的“实践转向”，从而实现了哲学的伟大革命。而对于由此所导致的哲学革命的具体理解，则迄今仍存在一些根本性的问题。当代大数据的发展，为哲学的出发点和最终目的提供了重要启示。在当代哲学和科学的整体观照中，通过其内在逻辑展开理解马克思的哲学革命，当是马克思主义哲学时代化的历史性任务。
一、关于马克思哲学革命的理解
对马克思哲学革命的通常理解，所根据的主要是马克思的著名命题：“哲学家们只是用不同的方式解释世界，而问题在于改变世界。”[1](p61)由此，马克思的哲学革命被理解为从“解释世界”的哲学转变为“改变世界”的哲学。关于从马克思的这一著名命题理解其哲学革命，海德格尔对命题的考察当具重要参考价值：“解释世界与改变世界之间是否存在着真正的对立？难道对世界每一个解释不都已经是对世界的改变了吗？对世界的每一个解释不都预设了：解释是一种真正的思之事业吗？另一方面，对世界的每一个改变不都把一种理论前见(Vorblick)预设为工具吗？”[2]鉴于作为“改变世界”的哲学，马克思主义哲学也是“解释世界”的哲学，而作为“解释世界”的哲学，其他哲学也是以“改变世界”为目的的，孙正聿教授进一步指出，这种通常的理解和解释，“显而易见地包含两个方面的悖论性问题”。[3]在解释世界和改变世界的存在论理解中，在具有内在相关的理论和实践的关系中，不存在一个从解释世界到改变世界的根本转向问题，充其量只是在一个循环结构中，不同出发点之间的相对转换。一方面，理论以实践为前提基础；另一方面，人类实践越来越必须有理论作为前提。理论和实践之间这种呈螺旋式上升的循环关系，在逻辑上意味着：对于马克思的哲学革命，必须有更深层次的考察。
哲学的革命性变革跟整个立足点的根本转变密切相关。王德峰教授等由“存在论境域的根本转变”理解马克思的哲学革命，将马克思的感性实践落到了其根基之上。这也正是“从存在论境域的根本转变这一意义上来理解马克思所完成的哲学革命”的意义所在。“我们正是应当从存在论境域的根本转变这一意义上来理解马克思所完成的哲学革命。这种革命否弃了西方哲学向来所因循的知识论的路向，亦即从根本上否弃哲学对于世界的‘理论的’态度，而代之以‘实践的’态度。”[4]这里似乎又涉及类似的循环，只是这一循环位于更深层次。由于其螺旋式上升性质，这一更深层次的循环则意味着，感性实践和存在论境域并不意味着否弃西方哲学的知识论路向，知识论的路向并不与生存论的路向相对立，与之相反，它们与理论和实践一样内在相关，是人类活动整体机制的重要构成部分。正是在这个意义上，从根本上否弃哲学对于世界的“理论的”态度而代之以“实践的”态度，一方面比哲学对于世界只有理论的态度深入了一步，另一方面同时走向了相对的另一极。因为由理论和实践关系的生存论理解可以看到，对于世界的理论的态度和实践的态度仍然呈现出一种内在的循环关系。存在论境域的根本转变，只是意味着对传统知识论的排斥。哲学在对于世界的理论的态度和实践的态度之间的循环，意味着从认识论的循环深入到存在论的循环。
马克思哲学革命的存在论意义毋庸置疑，由于他把哲学研究的目的与发现人类社会发展的规律相联系，事实上就不自觉地将哲学安放在人类存在的基础之上，但认为“马克思的哲学革命是一场存在论上的革命”，[5]的确存在过度解释之嫌。这也是为什么包括存在主义大师海德格尔在内的许多哲学家不能接受这一观点的重要原因。海德格尔是承认马克思的哲学革命的，但并不认为那是存在论意义上的。在《关于人道主义的书信》中，海德格尔的确有这样的说法：“绝对的形而上学连同它的由马克思与尼采所作的倒转一起都归属于存在的真理的历史之中。”[6](p379)而且明确认为“马克思以他的方式颠倒了黑格尔的观念论，这样他就要求给予存在先于意识的优先地位”。在海德格尔看来：现今的“哲学”满足于跟在科学后面亦步亦趋，这种哲学误解了这个时代的两重独特现实：经济发展与这种发展所需要的架构。马克思懂得这[双重]现实。对于马克思来说，存在就是生产过程。这个想法是马克思从形而上学那里，从黑格尔的把生命解释为过程那里接受来的。生产之实践性概念只能立足在一种源于形而上学的存在概念上。[2]海德格尔关于马克思的这些评述，不可避免地与其成熟的存在论立场有关，但通过将马克思的理论与科学联系在一起，质疑其存在论性质，应当说不无道理。它也意味着，关于马克思哲学革命的理解，还应当进一步深入到哲学思维方式转换的更深层次。
由于认为将马克思的哲学革命理解为从“解释世界”到“改变世界”的转变包含悖论性问题，孙正聿教授把实践的哲学意义理解为“实践观点的思维方式”，认为“因为‘实践观点的思维方式’是一种具有革命意义的解释原则，因而才构成了哲学史上的马克思主义哲学革命”。由于“实践观点的思维方式”不是把实践当成作为“世界本原”的“本体”，而是从“实践观点”作为“思维方式”的反本体论的哲学革命来阐释马克思主义哲学，因而把实践的哲学意义理解为“实践观点的思维方式”，就把这种思维方式看作是“马克思用以揭示人类历史发展、探索人类解放的世界观和方法论”。[3]这一观点的重要性，便在于从哲学思维方式的层次考察马克思的哲学革命。由于把实践的实体理解推进到思维方式理解，实践不再是“一个被描述的对象”、“一个实体性的哲学范畴”，因而使关于马克思哲学革命的实践理解又深化了一个层次。
从这一层次考察，在西方哲学从近代到现代的发展中，不少哲学流派都以各自方式实现了哲学思维方式的转换。因而新的问题是：怎么理解马克思由哲学思维方式的转换所实现的哲学革命与其他哲学思维方式转换之间的关系？这一问题涉及哲学及其思维方式的关联。
由于哲学的不同性质，思维方式和哲学具有特殊的关系。一方面，思维方式都是由哲学基本观点决定的；另一方面，哲学本身又受着其思维方式的影响。在这里，哲学与其思维方式又呈现出一种循环关系。它意味着与一般意义上的思维方式不同，哲学的思维方式涉及哲学本身发展的逻辑，甚至包括哲学的出发点和最终目的。继续深入考察，还会发现更多这类循环。这些层层深入的循环，意味着某种层次递进的整体结构，它表明：在对马克思哲学革命的超前性必须有足够估计的同时，还必须在当代哲学发展的整体观照中，作进一步深入的探索。
由于历史的原因，涉入存在论语境之后关于马克思哲学革命的理解，海德格尔的观点自然具有重要地位。在海德格尔关于尼采哲学的论述中，可以得到理解马克思哲学革命的重要启示。在海德格尔看来，“‘上帝死了’这句话意味着：超感性世界没有作用力了。它没有任何生命力了。形而上学终结了，对尼采来说，就是被理解为柏拉图主义的西方哲学终结了。尼采把他自己的哲学看作对形而上学的反动，就他言，也就是对柏拉图主义的反动”。[7](p771)正是作为“被理解为柏拉图主义的西方哲学”的终结，尼采的“上帝死了”和马克思的哲学革命具有内在逻辑交叉，二者都意味着哲学思维方式上的深刻变革。尼采哲学和马克思的哲学革命虽然都实现了哲学思维方式的转换，但它们在哲学思维方式和哲学本身的循环关系中，却具有层次上的关键区别。
宪问耻。子曰：“邦有道，谷。邦无道，谷，耻也。”(孔子的学生原宪问什么是耻。孔子说：“国家有道，固当出仕食禄。国家无道，仍是出仕食禄，那就可耻了。”)
尼采主要是由对理性主义——具体地说对抽象性，对抽象概念的“木乃伊”性质的反思，走向哲学思维方式的变革，海德格尔正是由此走向现代西方哲学的深处。海德格尔充分揭示了，通过哲学思维方式的根本转换，尼采哲学的确意味着“被理解为柏拉图主义的西方哲学”的终结，但尼采不仅不是像马克思那样立足于感性实践，更为重要的是，他和海德格尔都不像马克思那样，在哲学思维方式的层次触及哲学的根本出发点和最终目的。
马克思的哲学革命，就在于哲学出发点和最终目的的哥白尼式转向：将哲学的出发点从传统哲学的抽象终极本质转向人的感性实践。这一点的最好解释，就是恩格斯《在马克思墓前的讲话》和马克思恩格斯《德意志意识形态》中的两段话。
1.3.1 本研究使用状态焦虑量表（SAI）［32］评估患者的焦虑程度。术前1 d和术后第1天分别评定患者术前和术中（回忆在术中情况）的SAI分值，记为SAI1和SAI2。
《在马克思墓前的讲话》中，恩格斯的一段话被认为“发现了人类历史的发展规律”：“人们首先必须吃、喝、住、穿，然后才能从事政治、科学、艺术、宗教等等；所以，直接的物质的生活资料的生产，从而一个民族或一个时代的一定的经济发展阶段，便构成基础，人们的国家设施、法的观点、艺术以至宗教观念，就是从这个基础上发展起来的，因而，也必须由这个基础来解释，而不是像过去那样做得相反。”这段话所说明的，同时也是一种新的哲学观的发现。因为在终极意义上，用观念解释“直接的物质的生活资料的生产”，意味着以抽象普遍性理念解释具体的生活实践，而这正是自柏拉图以来西方传统形而上学的实质。这段话正好表明，马克思将这个基本关系颠倒了过来，这无疑是革命性的。这一点，在马克思和恩格斯《德意志意识形态》的一段话中，表达得更为清楚：“它不是在每个时代中寻找某种范畴，而是始终站在现实历史的基础上，不是从观念出发来解释实践，而是从物质实践出发来解释观念的形成。”[8](p92)这段话不仅把以观念解释实践到以实践解释观念这一革命性转换说得更清楚简洁，而且进一步点明了马克思的哲学“不是在每个时代中寻找某种范畴”。传统形而上学最基本的特征，就是抽象普遍性的终极追寻，而这种新的哲学与以抽象普遍性范畴为终极追寻的传统哲学正好相反，清楚地表明了马克思哲学所实现的哥白尼式革命。正是这一点，马克思的哲学革命在逻辑上先于尼采和海德格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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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马克思哲学革命的内在逻辑
从马克思哲学思想的发展过程看，马克思的哲学革命的确发端于其《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但在《关于费尔巴哈的提纲》中还只是初步涉及，而其真正到位的表述应当是在《〈政治经济学批判〉导言》中。在这样的理解中，马克思的哲学革命就不仅与康德的“哥白尼式革命”不同，而且虽然不同却有直接的逻辑关联。这一点，在马克思的相关论述中可以看到详细的具体进路。
1.马克思对抽象普遍性终极追寻的批判
至关重要的是，马克思和恩格斯不仅架通了人类认识的这一鸿沟，从而揭示了人类认识的整体过程，而且着重就抽象上升到具体过程作了深入探索。这意味着，马克思的哲学革命把哲学的最终目的从寻求理论上的抽象普遍性，推进到思维中的具体个别性，使哲学致思从普遍抽象进到思维具体，达到了人类认识过程整体机制的贯通：从感性具体到思维抽象再到思维具体。这一整体过程蕴含着整个人类认识发展的内在逻辑，从中可以看到马克思哲学革命的更高层次意蕴。
马克思从事哲学研究的目的与传统形而上学完全不同，这成了马克思哲学革命的逻辑出发点。在这个意义上，正是马克思的哲学革命，意味着将传统形而上学对抽象普遍性的终极追寻拉回到感性实践。也正是在这个意义上，我们必须在更深层次挖掘马克思哲学革命的内在逻辑。
马克思的哲学革命绝不仅仅是把科学的实践观引入哲学，把实践的观点当作哲学的首要的、基本的观点，使哲学发展从为解释世界而建立严密理论体系的体系哲学转向为同时改造世界而面向现实生活的实践哲学；马克思的哲学革命也不仅仅是在实践基础上超越了近代哲学主客二分的思维方式和传统思辨形而上学；马克思的哲学革命甚至也不仅仅是一般地实现了整个哲学思维方式的革命性变革，在实践维度超越了传统哲学的基础主义和本质主义根基；马克思的哲学革命更在于实现了哲学出发点和最终目的的革命性转换。只有这样，才能更深刻地理解马克思哲学革命更深层次的内在逻辑理路。
在马克思看来，“无内容的抽象”就是“抽象的无内容的形式”，“它的内容也只能是形式的、抽去一切内容而产生的内容。因此，这就是普遍的，抽象的，适合于任何内容的，从而既超脱任何内容同时又恰恰对任何内容都有效的，脱离现实精神和现实自然界的抽象形式、思维形式、逻辑范畴。”马克思认为，这种抽离了自然界和精神内容的思维形式是“人的思维普遍异化”。[11](p114)任何抽象命题都只能是在被抽象时抽离掉所有的具体条件下，才能完全成立，只有在相似的条件下才是普遍有效的。因此，如果把这种抽象的相对性误认为是可以与具体条件相脱离的普遍“本质”，并因而进一步将抽象普遍性本质作为哲学的终极追寻，就必定使哲学之舟搁浅在抽象的沙滩上。
关于通过对具体事物的概括，并将这种概括产物看作这类事物的本质，从而将事物乃至世界的抽象本质看作哲学的终极追寻的迷误，马克思和恩格斯在《神圣家族》中也有极为生动的揭示，并由日常事物一直推及黑格尔哲学的本性。
以抽象普遍性为哲学追寻的最终目的，意味着在现实事物背后有一个在先存在的本质。这正是传统哲学的迷误所在，这也正是马克思在谈到经济范畴时所深刻揭示的。在致帕·瓦·安年科夫的信中，马克思指出：“经济范畴只是这些现实关系的抽象，它们仅仅在这些关系存在的时候才是真实的。”[12](p536-537)马克思并由此揭示了范畴的形成和性质。在《政治经济学批判》中，马克思进一步谈到：“只要我把具体事物不同于它的抽象概念的一切方面抽掉，那么具体事物当然就成了抽象概念，丝毫没有不同于抽象概念的地方。”[13](p202)这样，作为实体的具体事物就变成了具有较少具体条件限制，因而具有更大灵活性的抽象概念。这在思维活动中的意义是非同寻常的，正像实物变成具有抽象价值的货币，抽象概念在思维过程中变得十分灵活，同时，也可以比较随意。这既正是人类思维活动中从具体到抽象的魅力所在，也是其易于走向迷误的重要原因。
在西方传统形而上学中，人们常常把具体事物看作现象，而把从这些具体事物抽象出来的概念看作具体事物的真理和本质，正如马克思和恩格斯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中就所有制理论所说：“先从事实得出一个抽象概念，然后宣称这个事实是以这个抽象概念为基础的。”[14](p569)感性实践作为出发点，意味着“非对象性的存在物，是一种非现实的、非感性的、只是思想上的即只是虚构出来的存在物，是抽象的东西”。[15](p169)“被抽象地孤立地理解的、被固定为与人分离的自然界，对人说来也是无。”[15](p178)因而，抽象普遍性如果成了哲学的终极追寻，就会出现哲学与现实相脱离的情况。对脱离现实实践的抽象，马克思和恩格斯的揭示十分深刻，因而对它的批判也入木三分。
式中,vk是指爆轰产物压力为pk时对应的碎片速度。可以看出：铅层速度vs是爆轰产物半径rk的一元函数，即，在爆轰产物推动铅层加速过程中，任一时刻的铅层速度都可以定量求解，铅层速度vs的最终峰值为v0。
马克思和恩格斯对抽象本质的分析，既是对黑格尔哲学抽象普遍性终极追寻——也就是对传统思辨形而上学——的精辟分析和批判，更是对建立在感性实践基础上的哲学的精美阐释：“思辨的理性在苹果和梨中看出了共同的东西，在梨和扁桃中看出共同的东西，这就是‘果品’。各种特殊的现实的果实从此就只是虚幻的果实，而它们的真正的本质则是‘果品’这个‘实体’。”[16](p276-277)从哲学基本观点看，这显然是本末倒置了。马克思还说，“所有的德国哲学批判家们都断言：观念、想法、概念迄今一直统治和决定着人们的现实世界，现实世界是观念世界的产物。”“德国唯心主义和其他一切民族的意识形态没有任何特殊的区别。后者也同样认为思想统治着世界，把思想和概念看作是决定性的原则，把一定的思想看作是只有哲学家们才能揭示的物质世界的秘密。”[17](p16)马克思和恩格斯把抽象概念看作是“强加于”具体事物的“本质”，而事实上，它们只是“观念的本质”。
马克思哲学革命的性质，在某种程度上说就是将传统形而上学的头足倒置重新“颠倒”了过来。而将这种做法重新颠倒过来，就从传统形而上学的抽象普遍性终极追寻回到了现实的人的存在，这正是马克思所要得到的结论。在从抽象普遍性终极追寻到对具体事物的感性实践的路向中，可以看到马克思与此密切相关的重要论述。在《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中，马克思这样写道：“说什么生活有它的一种基础，科学有它的另一种基础——这压根儿就是一种谎言。”[11](p81)这句话几乎就是在说：包括哲学在内的科学并不是有一个不同于生活的基础，或者说，哲学和科学的基础并不是抽象普遍性本质，而就是生活的基础本身，而生活的基础就是感性存在。正因为如此，马克思的哲学革命“从根本上终结了全部理性形而上学”。[19]在《黑格尔法哲学导言》中，马克思指出，“人不是抽象的蛰居于世界之外的存在物。人就是人的世界，就是国家，社会。”[8](p1)因此抽象普遍性追寻的最终目标应当回到感性实践，回到现实的人。抽象普遍性追寻怎样回到具体现实性？这正是马克思哲学革命所解决的一个最重要的问题。
2.马克思在人类认识整体过程中对哲学思维方式的把握
在逻辑上说，马克思的哲学革命发生于人类认识发展的整体过程中对哲学思维方式的澄清，归根结底是对人类认识的发展从感性具体到思维抽象，再到思维具体这一过程整体把握的结果。关于这一整体过程，马克思作了既系统又深入的研究。
【例4】某生态系统中存在着如图1所示的食物网，若将C的食物比例由A∶B=1∶1调整为2∶1，且调整比例前后A同化的能量不变，能量传递效率按10%计算，则该生态系统能承载C的数量是原来的___倍。
首先，马克思对从具体到抽象和从抽象到具体两个不同的认识阶段作了系统考察。以“人口”概念为例，马克思对从思维抽象到思维具体作了非常清晰的论述。他在《〈政治经济学批判〉导言》中说：“抛开构成人口的阶级，人口就是一个抽象。如果我不知道这些阶级所依据的因素，如雇佣劳动、资本等等，阶级又是一句空话。而这些因素是以交换、分工、价格等等为前提的。比如资本，如果没有雇佣劳动、价值、货币、价格等等，它就什么也不是。因此，如果我从人口着手，那么，这就是关于整体的一个混沌的表象，并且通过更切近的规定我就会在分析中达到越来越简单的概念：从表象中的具体达到越来越稀薄的抽象，直到我达到一些最简单的规定。于是行程又得从那里回过头来，直到我最后又回到人口，但是这回人口已不是关于整体的一个混沌的表象，而是一个具有许多规定和关系的丰富的总体了。”[18](p17-18)抽离了具体的相关条件，“人口”或“阶级”就是“一个抽象”，“一句空话”。随着抽象程度的增加，这些“越来越简单的概念”只能是“越来越稀薄的抽象”。而这些“最简单的规定”的意义，主要在于回过头来构成“具有许多规定和关系的丰富的总体”。
高中语文老师要想在语文教学中实行“翻转课堂”教学法，首先，必须要在头脑中有一个宏观的框架。从高一到高三、选修到必修，学生需要学习哪些知识，对于知识应该掌握的程度，在哪个阶段需要学习哪些知识，教师都要做到心中有数，要有明确的教学计划。
其次，马克思特别着意对从抽象上升到具体的过程作了深入探讨。可以说，马克思的主要工作，就是在从事这一阶段的研究。他在《<政治经济学批判>导言》中说：“具体之所以具体，因为它是许多规定的综合，因而是多样性的统一。因此它在思维中表现为综合的过程，表现为结果，而不是表现为起点，虽然它是现实的起点，因而也是直观和表象的起点。在第一条道路上，完整的表象蒸发为抽象的规定；在第二条道路上，抽象的规定在思维行程中导致具体的再现。”[18](p18)这就是从抽象上升到具体的方法。马克思深刻地认识到，“从抽象上升到具体的方法，只是思维用来掌握具体、把它当作一个精神上的具体再现出来的方式。但决不是具体本身的产生过程。”在此，马克思还具体论述到作为思维具体的概念的性质：“具体总体作为思想总体、作为思想具体，事实上是思维的、理解的产物；但是，决不是处于直观和表象之外或驾于其上而思维着的、自我产生着的概念的产物，而是把直观和表象加工成概念这一过程的产物。”[18](p19)从“抽象的规定”到“具体的再现”，认识达到思维的具体。而作为“许多规定的综合”，思维具体则具有极为丰富的内涵。它们作为“思维的、理解的产物”，不是对对象的简单反映，更不是对象的镜像。
最后，马克思还对从具体到抽象的过程及其产物的性质作了深入研究。他明确指出：“简单范畴是这样一些关系的表现，在这些关系中，较不发展的具体可以已经实现，而那些通过较具体的范畴在精神上表现出来的较多方面的联系或关系还没有产生，而比较发展的具体则把这个范畴当作一种从属关系保存下来。”[18](p20)由此，马克思不仅揭示了从具体到抽象认识的阶段性质，而且揭示了抽象概念的历史生成及其性质。并深刻地认识到，合理的抽象总是来自具体的条件中，因而其适用性也不能脱离这些具体的条件。
马克思之所以在先实现了这一哲学革命，仍然由于其感性实践的出发点。可以说，其实连马克思哲学革命本身的性质，也是实践的。由于哲学发展本身的历史性，应当不难理解，马克思并没有在当代哲学的意义上自觉地完成这次哲学革命，但由于他的感性实践的观点，由于将哲学研究的目的与具体揭示人类社会的发展规律相联系，而他又将揭示人类社会发展规律的出发点放在了感性生活中，因而马克思的哲学革命的客观发生，不仅不需要将其作超越历史时代的处理，只是要将其内在逻辑加以展开，而且由于其感性实践观点，能够更好地理解当代哲学的发展。事实上，马克思的哲学革命与当代哲学的整体发展构成了逻辑上的整体对应。这也从一个侧面说明，理解马克思哲学革命的内在逻辑，应当将其放在哲学本身发展的历史和逻辑整体观照之中，并在其展开中进行。
从具体到抽象阶段是必不可少的，即使在现代认识的前沿也同样如此。实证科学的发展对思辨概念的排斥，结果必定回到18世纪的唯物主义，从而使实证科学和思辨哲学(不是思辨哲学体系)之间出现鸿沟甚至断裂。这是人类整体认识过程的断裂，恩格斯深刻地揭示了这种现象，他在《卡尔·马克思〈政治经济学批判。第一分册〉》中指出：“平庸的资产阶级理智这匹驾车的笨马，在划分本质和现象、原因和结果的鸿沟面前当然就一筹莫展了；可是，在抽象思维这个十分崎岖险阻的地域行猎的时候，恰好是不能骑驾车的马的。”[18](p40-41)理性之马一旦驾上车，就不再能展翅，理性之翼就不可能奋飞，也就不可能逾越实证(经验)知识的鸿沟。
在西方哲学史上，由于对抽象观念的先验理解，导致柏拉图哲学对西方哲学的长期规制，以致怀特海有这样一个著名的说法：“欧洲哲学传统最保险的一般概括，即是由一系列关于柏拉图的注脚构成。”[9](p39)后来人们把它表述为：“2500年的西方哲学不过是柏拉图哲学的一系列注脚。”这显然不能仅仅由柏拉图哲学的丰富性，理解为“主题、问题以及甚至在很大程度上之后所有西方哲学的术语都源自柏拉图著述中的胚芽”，否则甚至连存在主义哲学都会面临悖论性处境：“存在主义哲学是与这种柏拉图传统彻底决裂的努力，但柏拉图思想中却具有存在主义的方面。”[10](p79-80)西方哲学之所以不过是柏拉图哲学的一系列注脚，更深刻的理解当与柏拉图理念论所导致的西方哲学抽象普遍性终极追寻密切相关。这就涉及柏拉图之后西方哲学的出发点和最终目的，而这正是马克思的哲学革命不同于其他哲学流派所实现的哲学思维方式转换的根本所在。
马克思的哲学革命，正是建立在对抽象普遍性终极追寻的批判基础之上。在对黑格尔哲学的批判继承中，马克思就作了这样一种转换，从而把一个将抽象普遍性作为出发点和最终目的的传统哲学极端化典型，转换为以现实的感性实践为出发点和最终目的的现代哲学，实现了哲学的伟大革命。
马克思的哲学革命，最值得称道的是并非简单地否定传统形而上学的抽象普遍性终极追寻，更为重要的是由此明确了抽象普遍性及其追寻的意义。正是在这里，我们可以更好地理解为什么马克思并没有像尼采等哲学家那样，完全否定抽象普遍性甚至形而上学，从而走向另一极端。
对传统形而上学单纯的否定与颠倒，意味着还没有真正摆脱传统形而上学的本质，这正表明尼采与马克思有根本区别。与尼采不同，马克思是在抽象普遍性的整体观照中，探索具体的人类社会发展规律。这正是认为马克思仍然保持在黑格尔的形而上学里的主要原因。“与黑格尔相对立的马克思并不在自己把握自身的绝对精神中，而在那生产着自身和生活资料的人类中看待现实的本质。这一事实将马克思带到了离黑格尔最远的一个对立面中。但也恰恰是通过这样一个对立面，马克思仍然保持在黑格尔的形而上学里。”[20](p446)正是在这个意义上，马克思并不是与黑格尔为敌，更不是与全部形而上学亦即与整个柏拉图主义传统为敌。这正是马克思的感性实践哲学不同于走向另一“形而上学”极端的尼采哲学之处。
马克思哲学革命的内在逻辑，意味着将哲学的最终目的，从抽象普遍性的终极追寻转向抽象普遍性对具体现实认识的实际作用和意义。由此展开，就可以进一步看到马克思哲学革命对于哲学思维方式的革命性转换。不断展开这一内在逻辑，不仅能更好地理解当代哲学的发展，而且能更到位地把握马克思主义哲学时代化。
三、马克思哲学革命的内在逻辑展开
从马克思哲学研究的目的在具体揭示人类社会发展的规律，可以将马克思哲学革命的内在逻辑作进一步展开。在《资本论》中，马克思写道：“以货币形式为完成形态的价值形式，是极无内容和极其简单的。然而，两千多年来人类智慧对这种形式进行探讨的努力，并未得到什么结果，而对更有内容和更复杂的形式的分析，却至少已接近于成功。为什么会这样呢？因为已经发育的身体比身体的细胞容易研究些。并且，分析经济形式，既不能用显微镜，也不能用化学试剂。二者都必须用抽象力来代替。而对资产阶级社会说来，劳动产品的商品形式，或者商品的价值形式，就是经济的细胞形式。在浅薄的人看来，分析这种形式好像是斤斤于一些琐事。这的确是琐事，但这是显微解剖学所要做的那种琐事。”[21](p7-8)抽象概念体系具有普遍性的特征，这对于把我们的认识推升到更高层次的整体是至关重要的，但这种抽象普遍性不仅必须来自对现实的具体个别事物，而且必须用于对相对具体事物的整体观照，从而让相对的局部认识得到进一步深入和到位才有意义。而且这种意义是根本的，因为没有这种更高层次的整体观照，就不可能真正理解较低层次的内容。这已经涉及诠释循环(hermeneutic circle)的重要机制——在部分的理解中理解整体，同时在整体的理解中理解部分。作为诠释循环机制的重要方面，其中在整体的理解中理解部分就是整体观照。
刑事立法政策与邻近学科刑法之间的关系密切。刑法是调整犯罪与刑罚的法律规范体系，以刑事法律规范为主体，以法律原则为辅助，属部门法、规范法范畴;而刑事立法政策则是一种高于刑法单一学科的政治考虑，相对于犯罪与刑罚其具有更宏观的战略规划。刑事立法政策的首要目的即为从宏观上指导刑事立法，为刑事立法提供依据。刑事立法政策之于刑法的指导作用是显而易见的，有学者认为刑事立法政策探讨的问题即是，刑法如何制定，以便其能起到最好的实现其保护社会的任务。［3］刑事立法政策决定刑事司法的基本价值取向。可以说，指导刑事立法是刑事立法政策区别于其他刑事政策的“个性价值”与“类别价值”。
关于诠释循环的整体观照机制，早在马克思那里就已经有十分到位和形象的理解和表达。在《〈政治经济学批判〉导言》中，马克思深刻地指出：“人体解剖对于猴体解剖是一把钥匙。反过来说，低等动物身上表露的高等动物的征兆，只有在高等动物本身已被认识之后才能理解。”[18](p23)这不仅与把抽象普遍性看作不同于具体事物现象的本质的理解全然不同，与抽象普遍性终极追寻的哲学致思截然相反，更为重要的是，它意味着马克思哲学革命完整的逻辑形态，已经在他的研究中客观地具体体现出来了，特别是在对资本主义的研究中。可以说，马克思的《资本论》这部巨著，就是对作为思维具体的“资本”范畴的刻画。这与从具体存在抽象出“资本”，得到抽象的“资本”概念是完全不同的两回事。从马克思的《资本论》，我们既可以看到从抽象普遍到思维具体的光辉典范，更可以看到一个哲学世界观整体观照的经典案例。
“通过多种形式常年抓好员工的海洋环保培训，如今‘碧海工程’理念已经渗透到每一个岗位、每一个员工，成为全员自觉行为。”新胜利五号钻井平台异体安全监督员许康说。
由这一经典案例和马克思的相关论述，可以引出进一步的结论：抽象普遍性追寻的最终目的是给我们对具体事物的认识提供整体观照，使我们能更好地认识具体的个别事物。在这样的哲学致思中，即便我们的抽象思辨离现实再远，也会像恩格斯在《谢林和启示》中所说的，“在抽象思想的斗室内散发出自然界的新鲜气息”，[22](p265)而这正是马克思哲学革命的重大意义所在。由此将马克思哲学革命的内在逻辑加以展开，就涉及哲学思维方式更根本的转换：从理论上的抽象普遍性终极追寻到在实践中为具体事物的理解提供整体观照。马克思哲学革命的内在逻辑展开，可以在当代西方哲学和科学的发展中看到其整体形态。这不仅表现在当代哲学发展普遍的实践转向，在逻辑上与此密切相关；而且与当代哲学和科学中关于哲学终结的观点具有内在逻辑关联。虽然任何关于哲学终结的观点本身必定是另一种意义上的哲学观，即使霍金基于科学理论基础得到的同样结论，也是如此。霍金“哲学已经死亡”的结论，所得到的则是“依赖模型的实在论”。[23](p4)其实，在马克思那里，早已有比这更耐人寻味的表述。
正是由于意识到所有以抽象普遍性为终极追寻的哲学都进入误区，马克思常常在贬义上使用“哲学”和“哲学家”概念。这不仅本身就是其哲学革命性质的明显表征，而且表现了马克思哲学革命的逻辑理路。
马克思的哲学革命，不是像康德式职业哲学家那样，通过哲学本身发展的探索导致，而是源自探究人类社会发展规律这种具体的需要和目的。这种需要和目的，以抽象普遍性作为终极追寻的传统形而上学根本无法满足和达到。唯一的选择就是在传统哲学批判的基础上，在出发点和最终目的层次根本转变哲学的思维方式。而在这一过程中，费尔马哈无疑是最重要的哲学家之一。
作为黑格尔哲学的一种“反弹”，费尔巴哈主张哲学的起点是具体而不是抽象。正是从这一起点，马克思在黑格尔的辩证法基础上走向了哲学革命。那就是扬弃传统形而上学的抽象普遍性追寻，让哲学的最终目的回到具体事物的理解，回到感性实践。
回到具体事物的理解，在哲学上就是回到感性实践，这正是感性实践不同于哲学史上任何抽象实践的关键所在。它所导向的不只是一种以实践为重要基础的哲学，而是一种行动哲学。
从根本上说，关键不是有没有实践观念，而是在什么样的哲学基本观念基础上理解实践。在西方哲学中，有的流派甚至把实践作为抽象普遍性终极追寻的归宿，而不是把实践看作感性地立足于具体事物的理解。
以抽象普遍性作为哲学的终极追寻，而不是立足于感性的具体事物，不从感性实践出发，哲学就没有根基，这正是马克思所说的“在思辨终止的地方，在现实生活面前，正是描述人们实践活动和实际发展过程的真正的实证科学开始的地方。关于意识的空话将终止，它们一定会被真正的知识所代替。对现实的描述会使独立的哲学失去生存环境，能够取而代之的充其量不过是从对人类历史发展的考察中抽象出来的最一般的结果的概括。这些抽象本身离开了现实的历史就没有任何价值。它们只能对整理历史资料提供某些方便，指出历史资料的各个层次的顺序”。[8](p73-74)在《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中，马克思表述得更为具体：“科学只有从感性的意识和感性的需要这两种感性出发，才是真正的科学。”[11](p81-82)马克思的深刻之处，就在于将具体感性和抽象普遍性在更高层次上结合起来了。马克思之所以在转向感性实践，强调感性具体的同时，仍然坚持宏大叙事，就在于他意识到整体和部分的关系机制。以宏大叙事为最终诉求，所反映的是抽象普遍性的追寻。这种追寻的终极性质，已经表明不是哲学的最终目的取向，但对宏大叙事的一概否定又走向了另一个极端。而马克思之所以认为“全部社会生活在本质上是实践的。凡是把理论引向神秘主义的神秘东西，都能在人的实践中以及对这个实践的理解中得到合理的解决”，[8](p56)则因为从社会生活来说的人的生活，把理论引向神秘主义方面去的神秘东西，就是抽象普遍性终极追寻所得到的范畴规定，而这些终极范畴规定本身必须在实践中才能得到合理的理解和解决，因为它们本身就是人们在实践中思维规定的结果。
1996年1月，泛海系作为股东之一的民生银行正式成立，成为中国第一家主要由民营企业发起设立的全国性股份制商业银行，注册资金为13.8亿元。
在水泥稳定碎石施工结束后，一定要保证养护工作能够超过7h。市政工程完工后，要控制初期的使用率，避免过度使用，从而导致工程使用寿命下降，造成市政道路破损，在道路使用过程中，要控制首期车辆的承载能力，控制车辆通行率，在保证相关的因素稳定后在开放道路通行。
总之，马克思的哲学革命远不只是简单地将“实践”概念引入哲学，更重要的是在哲学方式上对人类知识发展抽象普遍性发展阶段的超越。事实上，哲学本身就是从实践开始的。马克思的哲学革命也不只是对主客二分思维方式的超越，中国传统哲学和一些西方哲学流派早就这样做了。马克思的哲学革命实质上是哲学出发点和最终目的的根本转换，即从抽象普遍性终极追寻转向抽象普遍性对具体事物理解的整体观照。“马克思用以揭示人类历史发展、探索人类解放的世界观和方法论”，正是这种整体观照的重要成果。
与人类所有认识的最终目的一样，哲学的最终目的也是对具体事物的理解，只是随着认识的深化，这种对具体事物的理解越来越必须有抽象普遍性认识的整体观照；而与人类其他所有认识方式不同，哲学是以思辨的方式为具体事物的认识提供抽象普遍性的整体观照。这是马克思哲学革命内在逻辑展开可以得到的重要结论之一；这也表明必须更深入地看到马克思哲学革命的丰富逻辑内涵；唯此，我们也才能理解马克思的哲学为什么具有如此巨大的现实影响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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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arx’s Philosophical Revolution and the Contemporary Development of lts lnternal Logic
WANG Tianen
(Department of Social Sciences，Shanghai University，Shanghai 200444，China)
Abstract：As far as the understanding of Marxist philosophicalrevolution is concerned，there are mainly three basic viewpoints：the transformation of philosophy from interpreting the world to changing the world；the fundamental change of ontological field and the transformation of the thinking mode in a practical-view.To understand Marx’s philosophical revolution in the whole light of the development of contemporary philosophy with the deepening of cognition，we can see more clearly that it contains a more fundamental transformation of philosophical way of thinking.The purpose of Marx’s investigation of philosophy is to reveal the law of the development of human society concretely.This starting point itself means that philosophy returns to the practical understanding of concrete things from the ultimate pursuit of abstract universality.This is also the internal logic of Marxist philosophical revolution.The development of this internal logic is that philosophy return from the ultimate pursuit of abstract universality in theory to the providing of a holistic view for the understanding of concrete things in practice.Developing this internal logic continuously may not only better understand the development of contemporary philosophy，but also better grasp the modernization of Marxist philosophy，and better understand why Marx has been having such great practical influences.
Key words：Marx；philosophical revolution；internal logic；in the whole light of
中图分类号：B0-0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0-579(2019)01-0049-09
收稿日期：2018-05-18
基金项目：教育部哲学社会科学研究重大课题攻关项目“人工智能的哲学思考研究”(编号：18JZD013)；国家社科基金重点项目“大数据相关关系和因果关系研究”(编号：17AZX003)
作者简介：王天恩(1954-)，男，江西莲花人，哲学博士，上海大学社会科学学部教授、博士研究生导师。研究方向为信息哲学、信息文明、大数据和人工智能的哲学问题等。
(责任编辑：余小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