十三年来党建理论的丰富与发展，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党建论文,十三年论文,理论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马克思主义的党建学说，是关于无产阶级政党建设和实现领导作用的科学理论，是马克思主义的重要组成部分。在无产阶级政党组成、发展和自身建设中，在党领导人民群众夺取政权、巩固政权、运用政权和建设社会主义的过程中，我们党对其中客观规律的认识不断深化，对“建设一个什么样的党，怎样建设党”的根本问题的认识不断深化。随着党的事业不断进展，党的建设的理论也不断进展。以毛泽东为核心的第一代中央领导集体和以邓小平为核心的第二代领导集体在革命和建设中都创立、发展了具有中国特色的无产阶级政党的建设理论。党的十三届四中全会以来，以江泽民为核心的第三代中央领导集体在继承马克思主义党建理论的基础上，在推进党的建设的新的伟大工程过程中，丰富和发展了党的建设理论，推进了我党不断提高领导水平和执政水平，不断提高拒腐防变和抵御风险的能力，领导现代化建设，不断开创新局面。本文就十三年来党的建设理论的创新和贡献作些研究和概括。
一、一代伟人解决一代人的历史课题
邓小平曾对新时期党的建设十分关注，提出了一系列重要的思想，形成了邓小平关于党的建设理论的框架。他对党成为现代化建设的坚强核心，坚持、加强和改善党的领导，坚持党的基本路线、思想路线、群众路线，坚持民主集中制、严肃纪律、增强党内团结，坚持在整个改革开放过程中反腐倡廉，要把干部和共产党员教育好，坚持处理同外国党关系的原则等方面都有重要而精辟的见解、思路。1989年6月16日，邓小平在与中央领导的谈话中说：“党委应该聚精会神抓党的建设，这个党该抓了，不抓不行了。”（注：《邓小平文选》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3年10月版，第314页。）这说明，邓小平对党的建设在20世纪80年代后期一个时间段中的重视力度不够，有一定“淡化”的情况是不满意的。邓小平退休之后，聚精会神抓党建的任务就历史地落到以江泽民为核心的第三代领导集体身上了。
13年来，江泽民遵照邓小平的嘱托，在加强党的建设方面下了大力气。1989年下半年以来，以江泽民为核心的党中央制定了有关加强党的建设的决定、规定。江泽民有关党建的讲话、批示，一个接着一个地公开发表，形成了全党重视党建、抓党建的很好政治氛围，取得了相当可观的成果。1989年7月底，中央政治局通过了《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近期做几件群众关心的事的决定》；1989年8月28日，党中央发出了《中共中央关于加强党的建设的通知》；江泽民在国庆40周年大会上的讲话，强调加强党的建设；十三届六中全会通过了《中共中央关于加强党同人民群众联系的决定》；1990年初公布了中国共产党完善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制度的意见，公布了改善党对工青妇组织领导的通知；公布了江泽民《为把党建成更加坚强的工人阶级先锋队而斗争》的讲话；1992年党的十四大报告，提出加强党的领导的重要战略思路；1993年11月2日，推出《邓小平文选》第3卷，将邓小平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作为党的指导思想；1994年十四届四中全会通过了《加强党的建设的决定》，提出党的建设的“新的伟大工程”；1995年江泽民提出“三讲”（讲学习、讲政治、讲正气）的重要思想，并依此为重要举措，在全党开展干部教育活动；1996年6月21日江泽民在纪念中国共产党成立75周年座谈会上的讲话，系统论述了干部队伍健身的重要战略思路；1997年，党的十五大详细提出了党的建设的重要战略思路；2000年2月，江泽民在广东考察时又提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以后多次予以强调；2000年6月28日在全国思想政治工作会议上，江泽民提出“四个如何认识”的重大课题；2001年江泽民“七一”讲话，全面阐述“三个代表”的科学内涵，在党建方面作出了理论创新；十五届六中全会，党中央通过了关于加强和改善党的作风建设的重要决定，体现了我们党与时俱进的品格；江泽民2002年的“5·31”讲话尤其是在2002年11月召开的党的十六大的报告中系统提出了加强党的建设的一系列新观念、新要求、新判断。
二、“三个代表”重要思想是江泽民关于党建理论方面的标志性论述
马克思主义在形成和推进中形成了它的党的建设理论。列宁在领导十月革命过程中建立了一个坚强的无产阶级政党，有一个完整的建党学说。中国共产党在革命、建设和改革中，须臾也离不开党的领导，也形成了具有中国特色的党建理论。毛泽东、邓小平、江泽民三代党中央领导人都作出了他们杰出的贡献。
如果说，毛泽东的党建理论最重要的一点，就是他对于一个党在农民成分占多数的情况下，怎样建立和建设一个无产阶级政党，作了系统回答，我们可以称之为“以思想建党”为特点的党建理论；邓小平党建理论最重要的是，他在总结“文化大革命”破坏制度的教训的基础上，提出制度问题更带根本性、全局性、稳定性、长期性，并集中在1980年8月18日的谈话中提出了党的制度建设的战略性的思想，体现出以“制度建设”为特点的党建理论；那么，江泽民的党建思想集中体现在“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上。也就是江泽民把党的任务和党的宗旨作为一个有机整体，提炼出具有时代动态感的、精辟的三句话：“始终代表中国先进生产力发展要求，代表中国先进文化前进方向，代表中国最广大人民根本利益”（注：江泽民：《论党的建设》，中央文献出版社2001年版，第497页。），作为党的建设的总体性、纲领性的要求，形成了他的党建理论的标志性论述。
“三个代表”的理论，可以理解为党适应时代变化，开发党的各方面功能的一种体现，是继承发展马克思主义的最新体现。
首先，从世界观方法论层面来看，“三个代表”是符合历史唯物主义、辩证唯物主义的。历史唯物主义有三大原理：一是“生产力是最革命、最活跃的决定性因素，是推动社会发展的根本动力”；二是“文化是经济基础和政治结构在观念形态方面的反映，文化一旦形成就具有相对独立性、具有巨大反作用”；三是“人民群众是创造历史的主体”。“三个代表”与三个原理完全吻合，是马克思主义原理在新的实践中的典范性应用。“三个代表”又是一个有机整体，而且是动态发展的。
其次，从党建学说层面来看，“三个代表”又继承丰富了马克思主义党建理论关于党的性质、宗旨、纲领、任务方面的学说。
党的性质一般地说包含两个要素：阶级性和先进性。共产党的工人阶级性质与资产阶级政党相区别；共产党的先进性与工人阶级中的工联组织相区别。少数同志以为，“三个代表”没有说“工人阶级性质”，是否要搞“全民党”了。这是错误的，至少是一种误解。我们从来都是鲜明地坚持工人阶级先锋队性质的。江泽民在广东谈话时说：“在对外开放和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条件下，我们党如何始终保持工人阶级先锋队的性质，更好地代表最广大人民的利益；在社会经济成分、组织形式、物质利益和就业方式多样化的趋势进一步发展的条件下，如何始终保持全党同志按照党的奋斗目标，按照国家和人民的最高利益来行动，维护和加强党的坚强团结与高度统一，这是我们在新的历史条件下加强党的建设的重大理论问题，也是重大现实问题。”（注：江泽民：《论“三个代表”》，中央文献出版社2001年版，第1-2页。）“三个代表”论述又丰富了党的性质方面的理论。如果说，以前我们讲到党的性质，是更强调阶级性，在阶级性的前提下谈先进性，如今，我们要更强调先进性，而且认为先进性是具体的、历史的、发展的。当然，我们仍然鲜明坚持党的工人阶级性质，先进性是阶级性的集中表现。
党的宗旨是为人民服务，“三个代表”要求代表“最广大人民根本利益”，当然完全一致。“三个代表”思想又渗透在党的纲领之中，成为一条红线。党的根本任务是发展生产力，“三个代表”要求代表先进生产力发展要求，两者不仅是完全一致的，并有新的时代感的概括。有少数同志认为“三个代表”论述新意不够，认为党过去一直说“发展生产”，“发展文化”。石仲泉同志说，过去我们党讲发展生产、发展文化，一般是从“党的任务”层面来说的，“三个代表”论述则是将党的任务和宗旨形成有机整体，提升到纲领性要求来规定的，这是一个很有创意的判断。
再次，“三个代表”理论判断突出了具有新世纪动感的四个理念：
一是突出了“先进生产力”的理念。我们党以前在生产力和生产关系这对矛盾上，较多地关注“生产关系”，以为生产力没阶级性。在实践中出现的没有把生产力发展放到应有位置的问题，与这种理论认识有一定关系。新时期，邓小平总结了这个教训，在他提出的社会主义本质理论的“五句话”中就凸现了“生产力”问题。邓小平指出：“社会主义的本质就是解放生产力，发展生产力，消灭剥削，消除两级分化，最终达到共同富裕。”（注：《邓小平文选》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3年10月版，第373页。）江泽民提出的“三个代表”论述继承了邓小平的这一思想，也突出了“生产力”问题，而且又有发展，是“先进生产力。”当然，代表先进生产力发展要求，并没有离开生产关系，这“发展要求”四个字，是要求我们认识和把握规律，这是既包含生产力发展的规律，又有生产关系适应生产力发展的规律。
二是突出了“两手抓，两手都要硬”的理念，既重视先进生产力的发展，又重视先进文化的发展，这是十分明白的。从“代表先进生产力”和“代表先进文化”这两方面来说，这两者也形成有机整体。发展先进生产力，需要先进文化的智力支撑和文化依托，没有代表社会发展趋势的文化知识、理念的武装，就难以在发展先进生产力中有更大的作为。同样，先进文化的发展，也离不开最新经济运行方式和新科技手段的介入，否则文化发展就难有更大的实力，也难有更多的魅力。国际文化发展中的文化产业手段的运用，高科技对文化表现力的提升，成功例子不胜枚举。这些方法在我国的文化发展中也开始运用。从中我们可以体会到“三个代表”中所体现的“两手抓”的重要性。
三是突出了“最广大人民”的理念，认为“最广大”是“最紧要的”。“三个代表”思想中的前两个“代表”，一般地说，知识分子、科技人员发挥的作用相对更大一些，这是应该承认的。然而有些同志由此认为，党不再主要依靠工农群众，而是依靠知识分子、科技人员了。这种想法至少是一种误解。首先，发挥知识分子、科技人员的作用，与依靠工农并不矛盾。社会的发展从任何角度来观察，每一项工程，每一个活动都离不开最广大的民众。这“最广大”3个字，我以为除了知识分子、科技人员群体，特别要注重联系4方面人群，一是最广大工农，从单位来说是最多数的职工群众，我们的方针、政策、措施制定和实施，一定要考虑对“多数人群”影响怎么样；二是困难群众，也有人称之为“弱势群体”，包括下岗的人群、困难企业、贫困地区、受灾地区、工资受拖欠单位的人群，还包括退休的人群，患病的人群，体察他们的困难，尽可能伸出社会援助之手，体现社会公平；三是发展市场经济中产生的新阶层、新群体，“七一”讲话所概括的“六类人”或“七种人”，他们也是党的执政基础，也要兼顾好他们的利益，使他们更同心同德地与我们一起搞现代化建设；四是青年群体，他们是祖国的未来，特别要予以关照，他们在各种思潮的影响下，政治判断能力相对欠成熟一些，我们要从政治上、生活上、事业上多关心、多培养他们，使党的事业后继有人。
四是突出“共产党员主观能动性”的理念。“三个代表”是一个“要求”，这个“要求”是发挥党组织和党员的主观能动性，也就是要求党组织和党员认识生产力发展、文化发展、民众利益发展中的规律性问题，由此产生理性思路，制定路线方针政策措施，再将此落实到群众之中，去推动社会文明的发展。共产党员在认识客观世界和改造客观世界上应该有自己的作为。
三、党的建设已形成一个系统工程
江泽民的党的建设理论已形成了具有时代特点的体系，这些重要思想正在指导我们完成“新的伟大工程”的各方面要求。
江泽民党建理论体系以“三个代表”思想为标志，并以“三个代表”思想为主线，在政治建设、理论建设、思想建设、组织建设、队伍建设、作风建设、制度建设方面有一系列的论述，形成了一个党的建设的系统工程。这些具有创新意义的论述主要有：
1.在2000年2月广州谈话中提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2000年5月上海讲话中认为这是“立党之本、执政之基、力量之源”。（注：江泽民：《论党的建设》，中央文献出版社2001年版，第398页。）十六大把“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与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一起确定为党的指导思想。（注：江泽民：《在中国共产党第十六次全国代表大会上的报告》，2002年11月8日。）
2.在经济建设成为党的中心任务的历史条件下，江泽民重新强调党员尤其是党的领导干部的政治意识、大局意识。克服党内存在的只埋头经济、埋头业务，以业务代替政治的不良倾向，提出这种政治意识包括了政治方向、政治立场、政治观点、政治纪律、政治鉴别力、政治敏锐性。
3.在新时期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推进中，经过十四大到十五大，江泽民提出了新时期党的指导思想——邓小平理论，与马克思主义、毛泽东思想一起成为带领我们前进的三面旗帜。并号召全党继续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当代化的进程，要与时俱进，永葆青春。
4.为了克服80年代后期党建力度下降的问题，提出了新时期加强党的建设的新的伟大工程，即“要把党建设成为用邓小平理论武装起来、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思想上政治上组织上完全巩固、能够经受住各种风险、始终走在时代前列、领导全国人民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马克思主义政党。”这成为我们党的建设的一个总目标。（注：江泽民：《论党的建设》，中央文献出版社2001年版，第263页。）
5.针对新时期党员尤其是党的领导干部面临的各种挑战和考验，江泽民提出并实施以整风精神开展讲学习、讲政治、讲正气的马克思主义教育活动。讲学习，主要是学习马克思主义、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学习中央文献和其他法律的、市场经济的、科技的、历史的知识，开阔眼界，提高党员的基础素质。讲政治是核心，讲正气是党的作风的反映，这“三讲”形成有机整体，对加强党性锻炼，提高党性修养发挥重大作用。
6.发挥党的优良传统，紧紧围绕党的政治路线的制定和贯彻来加强党的建设。江泽民多次强调党的建设要紧密联系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党的基本路线的贯彻来进行。要求我们把握经济建设这个中心工作，做改革开放的促进派，并在2001年全国社会治安工作会议上的讲话中对四项基本原则有新的认识和发展。
7.深入研究社会主义基本理论问题，坚定党员的社会主义信念，加强和改进党的四项政治工作。江泽民提出“四个如何认识”，即如何认识社会主义发展的历史进程，如何认识资本主义发展的历史进程，如何认识我国社会主义改革实践对人们思想的影响，如何认识当今国际环境和国际政治斗争带来的影响，研究社会主义理论的重大历史课题，为党员坚定社会主义信念和加强党的思想政治工作提供基础性的理论指导。（注：江泽民：《论“三个代表”》，中央文献出版社2001年版，第54-62页。）
8.继承和发展马克思主义关于党的纲领的思想，十分有创造性地表达了我们党是最高纲领和最低纲领的统一论者。“七一”讲话对最高纲领的表达是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中具有创造性的概括，克服了过去对最高纲领实现时间估计比较短，对最高纲领实现的共产主义社会设想比较具体的毛病，更切合实际地来对待和规定最高纲领，并强调实践现阶段的最低纲领，一步一步地去实现最高纲领。这个理论阐述是我们看待和规定党的奋斗目标上的一次进步。
9.加强以民主集中制为核心的制度建设。民主集中制是党的根本组织制度。江泽民高度重视加强以民主集中制为核心的党的制度建设，重申邓小平关于“一靠教育，二靠制度”的思想，重申“制度问题更带根本性、全局性、稳定性、长期性”，强调要加强制度建设，切实保障各级党组织和党员的民主权利。在决策程序上提出要坚决贯彻“集体领导、民主集中、个别酝酿、会议决定”的十六字方针。
10.积极探索共产党执政规律，形成“总揽全局、协调各方”的执政方式的理性认识。在处理党委与人大、政协、政府的关系上，我们逐步形成了党委站高一步，看前一步的总揽全局的格局，然后发挥人大、政协、政府各方面的作用，并发挥好协调的作用。这就形成了既发挥各方面的功能和积极性，又在党的领导下进行的很好的执政方式。
11.总结苏东发生剧变的教训，十分重视党的基层组织建设。江泽民谈到苏东教训时多次说，“基础不牢，地动山摇”，“党的基层组织是党的全部工作和战斗力的基础，要适应新形势新任务的要求，不断加强和改进基层组织建设。”要求围绕贯彻基本路线，做好基层组织工作，要加强责任制，并探索党在新经济组织中的工作方式和途径。
12.适应新形势，提出吸收各阶层各方面人群的优秀分子入党的新举措。江泽民在“七一”讲话中提出，正确判断一个人政治上先进与落后的标准问题，正确认识新的社会阶层中的广大人员是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建设者，提出“能否自觉地为实现党的路线和纲领而奋斗，是否符合党员条件，是吸收新党员的主要标准。”这是党建理论上的一个重大创造。
13.政治路线确定以后，干部就是决定因素。江泽民提出：“培养讲政治、懂大局、善于治党治国的领导人才尤为重要。”要求在实践中锻炼干部，抓紧培养优秀年轻干部，并注重干部实绩，坚持人民公认、改进选拔、任用方法，改革干部人事制度，形成让优秀人才脱颖而出的良好政治环境。
14.保持党同人民群众的血肉联系，成为党的作风建设的核心问题。80年党的历史的重要启示之一，就是必须始终紧紧依靠人民群众，诚心诚意为人民谋利益，从人民群众中汲取前进的不竭力量。始终保持同人民群众的血肉联系，这是党的优良作风，是党的基础所在，宗旨所在，是党的根本工作路线。要保持这种血肉联系，就必须切实克服官僚主义、形式主义等脱离群众的不良风气，做到体察民情，了解民意，集中民智，珍惜民力，为民办实事。
15.坚持理论联系实际的马克思主义学风，坚持“一个中心，三个着眼于”。学习的目的在于应用，江泽民提出，一定要以我国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的实际问题、以我们正在做的事情为中心，着眼于马克思主义理论的运用，着眼于对实际问题的理论思考，着眼于新的实践和新的发展。这是对优良学风的精辟概括。
16.从严治党，增强党的凝聚力和战斗力。江泽民继承从严治党的优良传统，提出“治国必先治党，治党务必从严”的重要指标，要求把“党要管党”落到实处。还指出，从严治党的关键在于“从严治吏”，要治理好领导班子和领导干部。
17.加大反腐败斗争的力度，树立党的廉洁形象。江泽民提出“反对腐败是关系党和国家生死存亡的严重政治斗争”的重要论断，反映了我们党反腐倡廉的决心。江泽民还提出反腐败斗争的六条原则，即“围绕经济建设为中心”、“突出重点”、“从领导干部做起”、“严格依法办案”、“不搞群众运动，人人过关”、“惩治腐败与扶持正气相结合”。还要求从源头上防范和治理腐败，做到标本兼治，并把治理腐败与深化改革结合，以系统工程的运作来做好反腐倡廉的工作。
18.作为党的建设的整体布局，强调了制度建设。江泽民在党的十六大报告中提出：“一定要把思想建设、组织建设和作风建设有机结合起来，把制度建设贯穿其中，既立足做好经常性工作，又抓紧解决存在的突出问题”。（注：江泽民：《在中国共产党第十六次全国代表大会上的报告》，2002年11月8日。）在这方面，江泽民继承和发展了邓小平关于党建的思想，将制度建设贯穿于其他各方面建设之中，使党的建设规范化、程序化、制度化。
19.加强党的执政能力建设，提高党的领导水平和执政能力。十六大报告提出各级党委和领导干部要提高五方面的能力，即科学判断形势的能力、驾驭市场经济的能力、应对复杂局面的能力、依法执政的能力和总揽全局的能力，不辱使命、不负重托，提高为人民服务的本领，为人民掌好权、执好政。
20.十六大把党的性质确定为“中国工人阶级先锋队，同时是中国人民和中华民族的先锋队，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领导核心，代表先进生产力发展要求，代表中国先进文化前进方向，代表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注：江泽民：《在中国共产党第十六次全国代表大会上的报告》，2002年11月8日。）
四、对执政党历史使命认识的深化
十六大对“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作了科学的论断和定位。江泽民在报告中指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是对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和邓小平理论的继承和发展，反映了当代世界和中国的发展变化对党和国家工作的新要求，是加强和改进党的建设、推进我国社会主义自我完善和发展的强大理论武器，是全党集体智慧的结晶，是党必须长期坚持的指导思想”。（注：江泽民：《在中国共产党第十六次全国代表大会上的报告》，2002年11月8日。）这也就是将“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定位为党的指导思想，定位为治党治国的纲领。
首先，“三个代表”重要思想有深刻的科学内涵和广阔的科学外延。科学内涵，着重从“三句话”本身作理解。这方面，江泽民“七一”讲话作了深刻、全面、透彻的阐明，也可以说是从“狭义”理解“三个代表”。另外，“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已被确定为指导思想，它必须是一个科学体系。胡锦涛在2002年9月中央党校的讲话中明确提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是一个涵盖经济政治文化各方面的科学体系。也即“三个代表”的科学外延涉及共产党执政的内政、外交、国防，治党治国治军的各个方面。这也可以说是从广义理解“三个代表”。
其次，十六大提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反映了当代世界和中国的发展变化对党和国家工作的新要求”，（注：江泽民：《在中国共产党第十六次全国代表大会上的报告》，2002年11月8日。）这表明，“三个代表”不仅是治党的纲领，还是治国的纲领。中国共产党是执政党，执政党的主要任务是治理国家，治党也是为了治理国家，所以“三个代表”不仅是治党方面的要求和纲领，同样是治国方面的要求和纲领。
再次，因为是党和国家工作的新要求，所以，“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的提出，也可以说是我们党对“什么是社会主义，怎样建设社会主义”，“建设一个什么样的党，怎样建设党”的认识的深化。然而，从一个科学体系的认识角度来看，邓小平理论体系和江泽民“三个代表”思想体系的特点有相同的方面，也有个性不同的方面。相同方面是，两者都是中国共产党领导现代化建设的理论，解决不少相同的历史课题；不同特点在于，江泽民“三个代表”思想突出强调党的建设。外国学者科恩说，一个科学体系由“核心概念”、“解释模式”和“操作模式”构成。我分析，邓小平理论体系的“核心概念”是“解放和发展生产力”，对“一个中心”的抓住不放，“改革是第二次革命”等。这些是邓小平领导下的中国最鲜明的特征，是纠正过去党的认识上偏差的反映，也是中国在世界挑战面前最急需应答的课题。正如邓小平所说，要认识“什么是社会主义，怎样建设社会主义”的问题。江泽民第三代中央领导集体，在邓小平第二代领导集体领导取得成果的基础上，有继承、继续把握这一课题的一面，同时又有在党的建设方面全面推进新的伟大工程的特点。所以，从这个意义上说，“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的“核心概念”是党的建设，也就是说江泽民思想体系的“切入点”是党的建设，是“三个代表”思想。
本文是从以江泽民为核心的第三代领导集体的党的建设成果角度展开的，所以有关“三个代表”思想对治国治军的渗透和具体表达的新思想，恕不展开论述。由治国方面的内容对党建问题如何进一步认识，本文再作几点分析。
其一，关于党的思想路线的丰富和发展。
党的思想路线是党制定纲领路线政策的认识论基础。共产党的思想路线总是以马克思主义的哲学思想为基础的。十六大修改的党章中，对思想路线有一段完整的表达。倘若作简要表达，我认为，从中国文化的特点出发，毛泽东将“一切从实践出发”的唯物论反映论用“实事求是”的根知来表达，“实事”是客观实际，“是”就是规律，“求”是寻求和研究。这一概括在延安时期提出，有很强的针对性，针对王明搬教条来指挥中国革命造成的损失。邓小平在新时期用了八个字——“解放思想，实事求是”，来表达党的思想路线，也十分有针对性。“解放思想”，毛泽东在1958年大跃进时也说过，邓小平用“解放思想”，作为精神状态当然是继承共产党人的传统，但提出的针对性与毛泽东提出时不尽一样。邓小平是针对“走出文革的阴影”，要敢于否定被实践证明的“左”的失误，从实际出发来认识现代化建设中的问题，认识过去的教训。“实事求是”则是从中国实际出发，走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道路。
以江泽民为核心的第三代中央领导集体在思想路线的表达上又增加了“与时俱进”的新涵义。十六大报告说：“与时俱进，就是党的全部理论和工作要体现时代性，把握规律性，富于创造性。能否做到这一点，决定着党和国家的前途命运。”（注：江泽民：《在中国共产党第十六次全国代表大会上的报告》，2002年11月8日。）我认为，“与时俱进”，强调了党要适应变化的实际，根据时代新要求、民众新需求来制定各种方针政策。江泽民在“5·31”讲话中提出了要适应“《共产党宣言》发表150多年以来的世界经济、政治、文化、科技的变化”，“建国50多年来的变化”和“改革开放以来的变化”，（注：江泽民：《在中国共产党第十六次全国代表大会上的报告》，2002年11月8日。）在动态变化中去思考问题，创新理论，制定政策。
其二，对党的先进性的认识。
本文在第二部分已阐述了党的属性——阶级性与先进性的关系。党的十六大提出：“党的先进性是具体的，历史的。”也就是说党的先进性不因为你的“称号”是共产党就是先进的，它要有具体表现。“历史的”则是指在不同的历史阶段，由于历史任务的不同，党的先进性的表现也有不一样的情况。比如在革命时期，表现为分清敌我，站稳阶级立场，对敌斗争坚决而有成绩。在现阶段，由于阶级斗争在一定范围中存在，对敌斗争、阶级觉悟仍然是重要政治素质，不可缺少。但“党的先进性”主要表现在哪里呢？十六大报告说：“离开发展，坚持党的先进性，发挥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和实现民富国强都无从谈起。”“党的先进性必须放到推动当代中国先进生产力和先进文化的发展中去考察，归根到底要看党在推动历史前进中的作用。”（注：江泽民：《在中央党校省部级干部2002年春季班结业典礼上的讲话》，《人民日报》2002年6月1日。）所以，十六大鲜明地提出“发展是执政兴国第一要务”的重要论断，表达了当代中国共产党人对党的先进性的认识和把握。（注：江泽民：《在中国共产党第十六次全国代表大会上的报告》，2002年11月8日。）
其三，关于党的执政基础和执政为民的认识。
共产党执政，有两个最具决定性的因素应该牢牢把握，一是利益关系的协调和整合，二是全体人民积极性的调动和发挥。这就需要党在治国过程中时刻遵循对党的执政基础的认识和执政为民的思想。
十六大报告指出：“在我国社会深刻变革、党和国家事业快速发展的过程中，妥善处理各种利益关系，把一切积极因素充分调动和凝聚起来，至关重要。”（注：江泽民：《在中国共产党第十六次全国代表大会上的报告》，2002年11月8日。）利益关系的协调和整合，十分重要的一点在于处理传统阶层、群体和新阶层、群体的关系，处理已经富起来的群体和困难群体的关系。传统阶层、群体包括工人阶级（知识分子在内）、广大农民群众，新阶层包括民营企业的创业人员和科技人员、受聘于外企的管理技术人员、个体户、私营企业主、中介组织人员和自由职业人员，要使他们各尽其能、各得其所而又和谐相处。调动积极性则是对分配关系的处理和对个人、局部财富所得的认识。十六大提出了“四个尊重”，即“尊重劳动，尊重知识，尊重个人，尊重创造”，提出对海内外各类投资者创业活动的尊重，对合法的收入（包括非劳动收入）的保护，对一个人的评价标准看贡献而不以财产多少来判断，要形成创业机制，营造干事业和干成事业的社会氛围，从而让一切劳动、知识、技术、管理和资本的活力竞相迸发，让一切创造社会财富的源泉充分涌流，造福人民。至于对“先富起来的人们”与“困难群体”，我们不搞劫富济贫，不能将“先富人们”的活力和积极性打掉，而要继续发挥这部分人们的工作活力，同时更关心困难群体。从分配原则上坚持“效率优先，兼顾公平”，主张第一次分配讲效率，不吃大锅饭，不搞平均主义；第二次分配讲公平，保证全体民众都有基本生存需求的满足，体现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
在这方面，我们党的认识深化了。在“以阶级斗争为纲”的年月，我们主观上想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而结果是不恰当地激化了人民内部的矛盾，我们主观愿望是想为人民谋更多的利益，然而没有很好形成干事业和干成事业的氛围，也没有创业的机制，不恰当地压抑了不少人的积极性，财富非但没有充分地涌流，大家非但没有富起来，反而因为搞平均主义，极大地损害了社会中最具活力的积极分子的利益，使得他们中的不少人体力、精力和智慧的投入减少，结果使社会的活力减弱，使社会进步的步伐减缓。新时期以来，在邓小平和江泽民的领导下，这种情况从根本上得到改变，这个20多年以及13年的变化，国内外都给予了高度评价。这些说明党的认识有了深化，党的建设有了世人瞩目的成功。
总之，办好中国的事情，关键取决于我们党。这是从邓小平到江泽民的一贯思想。江泽民强调：“关键取决于我们党，不仅取决于党的正确的理论路线方针和政策，也取决于各级党组织贯彻落实党的理论路线方针政策的能力和水平，也就是说，取决于我们党的领导水平和执政能力。”（注：江泽民：《论党的建设》，中央文献出版社2001年版，第484页。）可以说，江泽民的一系列党建方面的思想，就是贯穿了“三个代表”的红线，落实到提高党的领导水平和执政能力上。
由中国共产党组织形成的社会力量，是现代化建设的最大的可利用资源。我们坚信，在以胡锦涛为总书记的党中央领导下，我们党一定能加强自身建设，并领导全国人民继往开来，与时俱进，开拓创新，不断取得一个又一个新的胜利。
标签：党建论文; 邓小平理论论文; 政治文化论文; 党的纲领论文; 领导理论论文; 江泽民论文; 历史主义论文; 历史政治论文; 邓小平论文; 社会主义革命论文; 科学论文; 时政论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