毛泽东与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事业，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马克思主义论文,事业论文,毛泽东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如何对待马克思主义，包括要不要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和如何实现马克思主义中国化这样相互关联的两个方面。这对中国共产党来说，是一个关系中国革命兴衰成败的至关重要的问题。早在1938年10月中共六届六中全会上，毛泽东就提出：全党必须“学会把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理论应用于中国的具体的环境”，“按照中国的特点去应用它”，“使马克思主义在中国具体化”，并强调是“全党亟待了解并亟须解决的问题”（《毛泽东选集》第2版第2卷第534页）。六中全会还以决议形式号召全党，要“学会灵活的把马克思列宁主义及国际经验应用到中国每一个实际斗争中来”。在这里，毛泽东从确立指导中国革命最基本的原则的高度上，提出马克思主义必须与中国革命的实践相结合的问题。在他看来，坚持马克思主义普遍真理，坚持马克思主义的基本立场、观点和方法，是实现中国化的前提；如果离开了这个基点，所谓的“中国化”就会走入歧途。同时他又认为，中国共产党人对于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应用，“必须将马克思主义的普遍真理和中国革命的具体实践完全地恰当地统一起来，就是说，和民族的特点相结合，经过一定的民族形式，才有用处，决不能主观地公式地应用它”（同上，第707页）。他尖锐地指出，洋八股必须废止，空洞抽象的调头必须少唱，教条主义必须休息，而代之以新鲜活泼的、为中国老百姓所喜闻乐见的中国作风和中国气派。他曾把中国共产党的历史，概括为是马列主义的普遍真理和中国革命的具体实践相结合的历史，这无疑是对党的历史及其基本经验的深刻总结，而毛泽东思想正是这种“相结合”的产物。毛泽东确立的马克思主义必须中国化的思想原则，是我们党在理论上成熟的重要标志，从而为中国革命和建设的胜利奠定了最重要的思想理论基础。正如邓小平所说：“毛主席最伟大的功绩是把马列主义的原理同中国革命的实际结合起来，指出了中国夺取革命胜利的道路。”“没有毛主席，至少我们中国人民还要在黑暗中摸索更长的时间。”（《邓小平文选》第2卷第345页）
党的十五大通过的党章写道：“毛泽东思想是马克思列宁主义在中国的运用和发展，是被实践证明了的关于中国革命和建设的正确的理论原则和经验总结，是中国共产党集体智慧的结晶。”应当说，在中国共产党进行的革命与建设的历程中所做的三件大事，都凝结着毛泽东的不可磨灭的历史功绩，都闪烁着毛泽东思想的智慧和光辉。这三件大事是：
第一，完成无产阶级领导的反帝反封建的民主革命任务，结束了近代中国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历史。在一个落后的半封建半殖民地国家如何把资产阶级性质的民主革命同社会主义的前途联结起来，这是一个新的历史课题。以毛泽东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依据新的时代特点和中国社会特点，从理论与实际的结合上作了科学论证。毛泽东在《新民主主义论》等文章中，对于中国应当并且能够建立什么样的国家，这个国家应当实行的政治、经济和文化制度及其发展前途等问题作了系统的回答，从而确立了完整的新民主主义理论。中国革命终于在毛泽东科学理论指引下，走上适合中国国情的正确道路，取得了民主革命的伟大胜利，建立了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国革命在从挫折到胜利的过程中，实现了马克思主义普遍原理和中国具体实践相结合的第一次历史性飞跃。
第二，基本完成对私有制进行社会主义改造的任务，消灭剥削阶级，在中国确立了社会主义制度。1956年我国基本完成了对农业、手工业和资本主义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在这个改造过程中，中国共产党在社会主义的历史上第一次成功地实现了马克思曾经设想过的对资产阶级的和平赎买，创造了一系列由初级到高级的国家资本主义的形式来引导资本主义工商业向社会主义逐步过渡；在农业合作化中，也创造了一系列由初级到高级的向社会主义集体经济过渡的形式，使社会主义改造的理论和实践具有中国自己的特色，从而用新的经验和思想丰富和发展了科学社会主义理论。我国社会主义改造虽然还存在一味求纯和后期工作过于急促和粗糙等值得调整与解决的问题，但改造的顺利完成，从基本方面说是健康的、正确的，从而使我国进入了初级阶段的社会主义社会。社会主义制度的确立，代表了我国历史发展的正确方向，为社会生产力的进一步解放和发展开辟了广阔的前景。这是共和国历史上的一个重要的里程碑。
第三，逐步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在新时期创立的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理论即邓小平理论，是党实现马克思主义普遍原理和中国具体实践相结合第二次历史性飞跃的重要标志。对这一理论的探索，薄一波提出的“始于毛，成于邓”的概括，恰当地评价了两代领导核心对这项伟业的历史性功绩。毛泽东作为一位伟大的探索者，在建国初期，他对于寻找我们自己的建设道路就有所思考，而在“八大”前后一年多的时间里，则进行了多方面的、集中的探索。后来虽然发生了“左”的失误，但是，在探索中国自己的建设社会主义道路的过程中，就其正确和比较正确方面的趋势来说，是提出了许多具有长远指导意义的重要思想，积累了探索的实践经验，这对于我们正在从事的这项事业来说是起了开拓性的积极作用，有着十分重要的理论和实践的意义。这些重要的理论观点和方针政策，择要分述如下：
其一，提出了要“走自己的道路”的重要思想，开启了对适合我国情况的社会主义建设道路探索的先河。在我们党内，对于苏联体制模式和经济发展战略方面的弊端，最早察觉到的是毛泽东。他对建国初期照抄苏联的办法，“总觉得不满意，心情不舒畅”。斯大林逝世后，苏联一系列深层次的问题暴露出来，这更使他觉察到苏联经验并非十全十美。1955年底，他就在中央领导集体的小范围内，提出了“以苏为鉴”的思想。在这个思想指导下，通过广泛调查研究，着手总结自己的经验，寻求适合我国情况的社会主义建设道路。他曾说：“1956年4月提出十大关系，开始提出自己的建设路线，原则和苏联相同，但方法有所不同，有我们自己的一套内容”。他在《论十大关系》中提出的“要把国内外一切积极因素调动起来，为社会主义事业服务”（《毛泽东著作选读》下册第720页）的基本方针，具有长远的指导意义。
其二，创立社会主义社会基本矛盾学说，为社会主义改革提供了理论依据。他运用对立统一规律分析社会主义社会，指出社会主义社会的基本矛盾仍然是生产关系同生产力之间的矛盾、上层建筑同经济基础之间的矛盾。只是这两组基本矛盾不同于旧社会那样的对抗性质，而是可以通过自身的调整求得解决。正是这些矛盾推动着社会主义社会不断地向前发展，是社会主义社会发展的动力。这个理论实际上提出了社会主义改革的任务，对于我们今天仍然起着指导作用。邓小平指出：关于社会主义社会基本矛盾，“从二十多年的实践看来，这个提法比其他的一些提法妥当”（《邓小平文选》第2卷第182页）。毛泽东还指出，在社会主义制度建立之后，“我们的根本任务已经由解放生产力变为在新的生产关系下面保护和发展生产力”（毛泽东著作选读》下册第771-772页），这就提出了党的根本任务的转变问题。他还提出了关于正确认识和处理社会主义社会两类不同性质矛盾的理论，并着重阐明了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是社会主义国家政治生活主题的思想。这对于加强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建设，具有重要意义。
其三，在理论上对社会主义发展阶段进行了探讨。他根据我国社会主义建设正反两方面的经验，同时研究了国际经验，将“进入社会主义”和“建成社会主义”加以明确区别；从事物发展部分质变的观点出发，认为社会主义可能分为不发达的社会主义和比较发达的社会主义两个阶段。建设不发达的社会主义要一百年或更长的时间，而建设比较发达的社会主义比建设不发达的社会主义需要的时间更长。这些思想启动了对社会主义发展阶段的研究，有着重要的理论和实践的价值。邓小平在谈及社会主义初级阶段时，就曾说它是“不发达阶段”。
其四，提出逐步实现“四个现代化”的任务。建国以后，毛泽东多次提出实现社会主义工业化、现代化的问题，后来形成了两步走的战略步骤：第一步，建立独立的、比较完整的工业体系和国民经济体系；第二步，实现农业、工业、国防和科学技术四个现代化。这是周恩来根据党中央和毛泽东的思想在三届全国人大一次会议的政府工作报告中提出的。这成为沿用至今的四个现代化的标准提法。同时对于实现这一目标的时间，他曾作过很有创见的设想。他说：我看大概要一百年吧。有个五十年可以勉强像个样子；有一百年，就了不起，那就和现在大不相同了。这同邓小平讲的本世纪末达到小康水平、下世纪中叶达到中等发达国家的水平，在基本思路和时间设想上是一致的。
其五，强调了科学技术的重要作用。社会主义改造基本完成之后，毛泽东根据国内主要矛盾转化的新特点，提出现在的任务，由革命到建设，由过去的革命到技术革命和文化革命。他在1958年写的《工作方法六十条》中提出，从今年起，“把党的工作的着重点放到技术革命上去，这个问题必须引起全党注意”。在“四个现代化”提法形成的过程中，他又用“现代科学文化”代替原来“现代化的交通运输业”的提法。他还提出工人阶级必须有自己宏大的技术干部队伍，要“赶上世界科学先进水平”等问题。
其六，在经济发展上，提出“又要重工业，又要人民”的重要思想，提出了走工业和农业同时并举、轻工业和重工业同时并举的中国工业化道路。他提出的“以农、轻、重为序”安排国民经济计划的思想，“以农业为基础，工业为主导”的发展国民经济的总方针，以及使农民就地成为工人发展农村工业的思想，对我国经济建设仍有着重要的指导意义。
其七，提出了涉及经济体制改革的若干设想。他对在社会主义公有制经济占优势的前提下允许非社会主义经济成分存在的问题作了探讨，提出“可以搞国营，也可以搞私营。可以消灭资本主义，又搞资本主义”。要允许处在非法状态的“地下工厂”、“地下商场”合法化，变成地上的，合法雇工，可以开夫妻店，也可以开私营大厂，还可以吸引华侨投资，二十年、一百年不要没收。他甚至提出可以让外国人来中国办工厂、开矿山，向他们学技术。他在分配方面鉴于苏联的教训，提出了国家、集体、个人三者兼顾的原则。这时陈云提出的“三个为主，三个补充”的著名思想，也是这方面探索的重要成果。这些虽然还没有直接提出经济体制改革问题，但在理论上对苏联模式是一个突破。
其八，提出了涉及管理体制改革的一些设想。他根据我国建设的实践经验和国际经验，针对在体制上权力过分集中的问题，提出要有中央和地方两个积极性，这比只有一个积极性好得多。认为“正当的独立性，正当的权利，省、市、地、县、区、乡都应当有，都应当争”。同时又要“顾全大局，互助互让”（同上，第731页）。对向企业扩权的问题，提出“工厂在统一领导下的独立性”，要有点“独立王国”。他还曾支持在一些工业、交通运输部门试办托拉斯的倡议。在企业内部管理上，总结出了“两参一改三结合”的经验，把这作为改善企业管理，建立人与人之间的平等关系提出来。
其九，提出共产党和民主党派“两个万岁”的思想，实行“长期共存，互相监督”的方针，进一步明确了多党合作与政治协商制度在我国社会主义政治生活中的长期性和战略性地位。
其十，提出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方针。他坚持彻底的唯物辩证法，认为在社会矛盾面前，不应当采取回避矛盾的态度，而应当承认矛盾并妥善加以解决，因而主张“放”的方针，而不赞成“收”的方针。这不仅反映了科学和艺术发展的客观规律，而且对巩固和发展社会主义有着重要的指导意义。
十一，提出“爱国一家”、“爱国不分先后”的思想与和平解放台湾的倡议。毛泽东曾表示，台湾如果回归祖国，照他们自己的方式生活，可以搞他们的一套，并且可以保存军队。在新时期，邓小平根据新的形势，把毛泽东提出的对台工作的原则进一步系统化、理论化，形成了独具特色的“一个国家，两种制度”的构想。
毛泽东为寻求一条有别于苏联，符合于中国情况的社会主义建设道路作了不懈的努力。他的这种探索所取得的思想成果及其积累的实践经验，为后来形成比较系统、比较成熟的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理论奠定了重要基础。这种探索对于巩固和发展社会主义的重要性和深远意义，不仅为我国改革开放二十年来的新局面所证明，而且为苏联及其卫星国所发生的严重倒退从反面作了证明。毫无疑义，毛泽东作为这种探索的开创者的历史功绩应当用最浓的笔墨记载在史册上（胡绳语）。当然，毛泽东在探索中提出的思想观点，有的是成熟的和比较成熟的，如关于社会主义社会矛盾学说等；有的提出了没有做好；有的提出了没有坚持甚至后退了。由于这种探索本身所代表的正确的发展趋向还不成熟、不彻底，以至在它随后的发展中还受到错误趋向的暂时压抑。所以这样，从根本上说，是因为我们面临的是要回答“什么是社会主义和如何建设社会主义”这样一个新的历史课题，我们对此还缺乏经验，还不能不经历一个从幼年到成熟的过程。正因为这样，包括“大跃进”、“文化大革命”这样严重的失误，都应当说是在这种探索的过程中出现的失误。因此，我们既要正视这种错误，又要正确地总结历史的经验教训，把坏事变成好事，不断开拓、完善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的事业。
在我国社会主义建设的新时期，邓小平曾深情地说：“毛泽东思想培育了我们整整一代人。我们在座的同志，可以说都是毛泽东思想教导出来的。没有毛泽东思想，就没有今天的中国共产党”。“毛泽东思想永远是我们全党、全军、全国各族人民的最宝贵的精神财富”（《邓小平文选》第2卷第148-149页）。他力排来自右的和“左”的两方面的干扰，领导全党科学地评价毛泽东和毛泽东思想。他深知，对毛泽东的评价，对毛泽东思想的阐述，不是仅仅涉及毛泽东个人的问题，这同我们党、我们国家的整个历史是分不开的。“要看到这个全局”。他强调：“毛泽东思想这个旗帜丢不得。丢掉了这个旗帜，实际上就否定了我们党的光辉历史。”（同上第299、298页）苏联解体的惨痛教训告诉我们，正确对待和维护人民群众为之骄傲的历史，特别是慎重对待历史遗留问题和领袖的功过是非问题，是一个至关重要的问题。从赫鲁晓夫“解冻”到戈尔巴乔夫“新思维”，就是从否定斯大林开始，进而否定列宁，最终抹杀了整个苏联的历史。俄国一位历史学家这样说过：共产党人应该抛弃斯大林的活动中消极的东西，接受其中积极的、对建设和复兴强大和独立的国家有用的东西来武装自己，不能再听任那些仇恨和掠夺祖国的人再诋毁斯大林了。他们已经干成了一件坏事：在对斯大林谩骂式的欺骗性批评的掩护下破坏了强大的国家——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联盟。这是用血的代价换来的一个认识。
值得注意的是，我国改革开放以来，每当国内外出现政治风波的时候，总会出现否定毛泽东和毛泽东思想的思潮。其实这是不足为怪的政治现象，因为国内外敌对势力是深深懂得他们这样做的必要性。邓小平在八九风波酝酿期间就说过：“我们已经对建国以来历史事件的是非，特别是‘文化大革命’的错误，作出了恰当的评价。对毛泽东同志的历史地位和毛泽东思想，也作出了恰当的评价。对毛泽东同志晚年错误的批评不能过分，不能出格，因为否定这样一个伟大的历史人物，意味着否定我们国家的一段重要历史。这就会造成思想混乱，导致政治的不稳定。”（同上，第3卷第284页）邓小平正是以一个无产阶级革命家的气魄和睿智，娴熟而正确地解决了这个关系全局的问题，并且始终坚持历史决议的立场。
邓小平领导的这场对毛泽东的历史地位和毛泽东思想的正确评价，应当说是可以同他创立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理论相媲美的又一个伟大贡献。总结历史，是为了开辟未来。正如他自己所说：“因为我们现在的路线、方针、政策是在总结了成功时期的经验、失败时期的经验和遭受挫折时期的经验后制定的”。“归根到底就是恢复和坚持毛泽东同志提出的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根据这条思想路线来探索中国怎样建设社会主义”（同上，第234、254页）。
江泽民在十五大报告中指出：“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一定不能丢，丢了就丧失根本。”“在当代中国，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是一脉相承的统一的科学体系。”这深刻说明它们之间是继承和发展的关系，而不是互相割裂、更不是互相对立的关系。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是马列主义同中国实际相结合产生的两大理论成果，都是我们党的指导思想的组成部分。我们要高举党的理论旗帜，迎接新世纪的到来，创造更加辉煌的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事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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