东方硅岛：新加坡的半导体产业，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新加坡论文,半导体产业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F43/47
［文献标识码］B
［文章编号］1006-8279(2002)03-0076-03
半导体产业一直是西方经济转换升级的心脏，它强有力地推动了诸如英特尔、太阳微系统公司、得克萨斯仪器设备公司、国际商用机器公司等的发展，使它们走到了世界技术发展的最前沿。在东方，相同的半导体产业也正在以不同的方式演绎着这个戏剧性的变化。如，日本、韩国、新加坡等国家与台湾地区。
统计数据显示：1960年，新加坡人均收入1300美元；到1995年，人均收入达到了25000美元，被OECD称为“充满活力的亚洲经济”。新加坡经济的飞速发展是通过全身心地专注于制造业来实现的，尤其是在电子制造业上，而最近则是在半导体产业上。
新加坡是如何迅速地变成了一个技术充满活力的国家呢？正如东亚其他案例的情况一样，这一传奇故事的背后在于技术杠杆在起作用。但是，这一杠杆作用不是通过国内公司的发展来实现的，而是通过多国公司的合作战略来实现的，并且这一战略是在一个审慎的制度与政策蓝图下实施的。这一蓝图通过包括从多国公司到新加坡本土公司在内的参与，通过鼓励、帮助，促进了技能、技术和进入市场的快速转移与扩散。
（一）
与跨国公司合作来谋求产业的发展。60年代，美国经济学家奎因曾预言：跨国公司会对技术转移产生重要的推动作用，并倡导各国利用跨国公司所具有的丰富技能与知识。他对在这个过程中将会遇到的所有危害提出了纠正的政策性建议。但是，人们对他的理论并没有充分的理解。绝大多数的国家对跨国公司抱有极端的态度，只允许它们在苛刻的条件下开展工作。通常，这些条件起到了严格限制技术和知识有效转移的负面作用。长期持续和固化这样一种观点：认为跨国公司对本国所提供的帮助极小或无。而新加坡则是世界上采取与奎因分析相一致，并且已经得到了好的回报的极少数国家之一。
通过跨国公司投资来进行发展的战略，其关键是杠杆作用的理念。杠杆作用的确切含义是什么？在最广泛的意义上说，它是需要用来创建能力的资源。汉美尔与柏雷哈里特把这看做是“资源杠杆作用”的战略之一。他们从攻击者应用策略联盟来侧面包围对手的战略（如Komatsu公司挑战Cterpillar或Honda公司挑战福特公司与通用公司）中，总结出资源杠杆的理念。在整个经济发展中也能够看到同样的情况。在新加坡，像经济开发局，以及后来的国家科学技术局，它们一直是“资源杠杆作用”的倡导者。它们已经制订出产业升级计划的“战略性框架”，预测未来能力的需求与基础设施的需要，并预先适当地安排好计划以满足其要求。
考察本土国从跨国公司追求杠杆作用知识的状况，人们可以勾画出一个基本的纲要，或流程“转移图”。我们根据技术学习情况，找到两个技术扩散的主方向：本地公司技术能力的扩展和这些能力在职员与市场中扩散。公司可以看做是沿着两个方向的演化来获取能力的。一个方向是扩大功能能力，公司从与跨国公司的接触开始，然后随着环境的变化，接触到越来越多的各式各样产品、产品开发和各种不同形式的市场，从而使这些能力得到提高。另一个方向是进入市场能力的提高，公司从低级的承包商发展到跨国企业，从事第三者承包工作，就像一个出口商，最终形成拥有自主权的小跨国公司。沿着两个方向的发展使公司获取能力，这些能力既是广泛的生产制造能力，又是各种不同市场的开发能力。例如，成为一个拥有完全自主权的公司。
新加坡电子产业与半导体产业群的发展。新加坡产业化与现代化的战略一直集中在制造业上，在60年代初期，当这一小岛国的制造资源还是极少的时候，就是如此。制造业的产出以年增长率21%的速度扩大，在1995年超过了800亿美元，此后仍维持一定适中的发展速度。这是新加坡经济发展以及就业来源的“根基”。许多制造业的产量都是由跨国公司来生产的，当然相当一部分是出口的。
工业中电子产品、石油产品和加工产品一直是新加坡制造业的主流，在70年代与80年代至少占了整个国家产出的一半。新加坡的电子产业部门一直持续增长，70年代以几乎每年41%的爆炸性速度增长，80年代降到了平均19%的平稳适中的发展速度，到90年代的前半叶发展速度为16%（在后半叶仍然保持平稳的发展速度）。90年代的后期，电子产业群占据了整个制造业产出半数以上的份额。
新加坡电子产业实际上是以两个高技术产业部门为主导，即半导体产业与计算机数字存储器（硬盘驱动器）产业。新加坡电子与半导体产业涵盖了几乎整个跨国公司的合作活动。60年代提供廉价的劳动力与稳定的工作条件。此后，合作活动深度与广度一直持续与稳定地提高。跨国公司由美国、日本，最近还从韩国和台湾地区，一浪接一浪滚滚而来。新加坡把运用杠杆技能与从这些公司中获取知识的实际能力转变成为了一门高级技巧。它的核心半导体产业群涵盖了许多IC晶片制造产品与测试以及集成产品。围绕着这些产品，新加坡本土的硅片铸造和测试与集成水平得到了相应的提高。本土的专业化产品材料与设备供给，通过瞄准卖方发展与“供给提升”的战略来与跨国公司结盟。在这些实践活动中，本土的企业发挥了重要的作用。尤其是在诸如电子合作生产、加工制造金属品与精密机械设备等部门。这些产业群支持半导体产业部门与其他产业IT产业部门（如硬盘驱动器）的发展。
关于新加坡半导体产业创造性的数字是十分令人震惊的。新加坡经济发展局统计的数据表明，90年代后期有50多家公司在半导体产业部门从事生产活动。这些公司雇用了2万余名就业人员（大多数为高技能的人员）。1995年产出达到90亿美元，1996年为83亿美元，此后基本保持稳定。大多数产品是通过跨国公司的集成、测试和包装，以及晶片制造与铸造活动来完成的。所有这一切都是在跨国公司内或与跨国公司合作有关的增值，没有新加坡本土公司生产的品牌产品。在这些公司中只有查里德雷特半导体公司是新加坡本地的企业。新加坡所追求的战略一直是吸引跨国公司；后来还包括在新加坡建立培训和研究与开发机构，以及建立国内成长起来的企业的内部技能与技术转移系统。这些后来成长起来的企业，如MBE技术公司，它生产的镓或砷化物晶片已投放市场。到1998年，新加坡所拥有的先进晶片制造产品不少于11个，这些产品形成了新加坡半导体产业高附加值的“前端”运营核心和未来产业扩张的前提基础。
跨国公司合作的杠杆动力。对新加坡应用杠杆作用战略的解释，必须从这样的问题开始：跨国公司自身的前景是什么？在新加坡高技术产业活动中，它们从投资中得到些什么？在劳动密集型的生产中，新加坡一直在其岛屿上单一地鼓励提供就业机会和推动“商业文化”。在这些劳动密集型生产的初始投资之后，新加坡积极寻求跨国公司参与高附加的投资活动，并放宽到各类最为简单的集成元件之外。惠普和SGS—汤姆逊公司是这些跨国公司中最先投资于半导体产业部门的。它们如此做的原因具有启发性。
例如，惠普公司对内在的技术转移采取开明的政策。公司站在有益于提升工程技能的立场上，把工程技能放宽到从初始流程技术设想到整体技能的设计。在80年代，IC设计中心对外开放，这是惠普在亚洲的第一例，也是新加坡的第一例。设计中心成功地开发出为惠普计算器、键盘和显示器所应用的新IC产品。自此，惠普提高了新加坡的业务，包括IC晶片制品，涉及到为光电子设备应用的镓砷化物晶片（不是硅片）产品。1988年，惠普在新加坡建立了亚太销售中心，并且在第二年建立网络软件开发中心，开发亚太地区的通讯发展网络软件产品。
（二）
跨国公司对晶片生产的投资。跨国公司的主动出击，更加广泛地驱动了半导体产业在新加坡经济中的扩散。1985年，SGS—汤姆逊公司成为第一个在新加坡建厂生产前端晶片产品的跨国公司。对SGS来说，那时在新加坡建立这样一个高技术的工厂，这是极为大胆的一步，但这被实践证明是有远见的决定。惠普公司是另一个在高前端半导体生产制造活动中投资的跨国公司。1987年，惠普公司在新加坡建立了它第一个海外晶片生产制造厂。
80年代后期，第三轮以跨国公司为主导的风险投资把新加坡带入了记忆芯片生产的理想地。得克萨斯仪器设备公司和惠普公司，连同日本的佳能公司与新加坡的EDB公司一起，主动出击，以“技术半导体”公司的名称进行风险投资。技术半导体公司第一个在新加坡建立DRAM生产厂，工厂由得克萨斯仪器设备公司提供技术，并接受大量的订单，并于1993年9月建成，它带动了新加坡半导体技术提升的步伐。
90年代后期，跨国公司直接投资减少，开始与新加坡的本土企业建立合资企业。这是由于新加坡国有产业部门在提高IC晶片生产能力中所起到了作用。
新加坡国有产业的投资。新加坡对国有产业的投资是补充新加坡对跨国公司依赖的不足所一贯采取的战略，目的是利用大公司来培植高技术能力，这些能力在国有产业部门内一直都得到成长。国有产业部门于60年代建立，它是保护其他至关重要行业的手段，被证明是目前许多新加坡本土高技术企业成长的温床。例如，新加坡技术集团公司(STG)。集团公司早在新加坡革命时就成立，是安全防卫设备生产企业。政府的鼓励企业转向从事商业性的合作生产。这些合作不仅不会干扰它们基础设备生产与供给的功能，而且还能充当它们自身的技术杠杆调节者。这样，新加坡很快就在船舶修理与维护、轮船建造、武器生产和飞机的维护的领域获得了生产技能与技术，当然所有这些都是在周密调控和成熟的商业环境下实现的。对STG来说，转向从事半导体生产是明智的举措。
跨国公司活动的扩大。直接杠杆活动的主动出击，并没有使新加坡政府从吸引跨国公司和促进它们扩大经营活动的基础战略中转移注意力。越往后发展，新加坡政府越热切需要对跨国公司施加影响。新加坡权威机构在走向成熟和充满自信。因为很清楚，新加坡能够提供某些很重要的东西。线性技术公司的案例是后到的典型。1989年，该公司在卡兰(Kallang)租用了一块基地开设了一个小的测试与修整工厂。此后，公司扩大了这些小厂，把它们变成公司面向全球的测试与修整的供应基地。公司还进一步增加了IC设计，以及面向亚太仓储与调配的两个功能，并在1994年进一步提升了新加坡工厂的级别，使它成为服务亚太的线性公司区域总部。
在早期到达的案例中，如，SGS—汤姆逊公司自1985年建立IC制造厂后，就继续扩大了它的活动，1988年工厂的技术能力扩大到整体MOSIC的水平，此后还在新加坡的业务中确立了几个研究与开发项目，到90年代中期，公司在新加坡设置了三个这样世界性项目的领头中心。
90年代，SGS—汤姆逊公司意识到了亚太在公司整个世界性业务中日益增加的重要地位，于是在新加坡建立了地区性总部。在惠普公司的案例中，该公司在新加坡的业务一直持续不断地增长，到90年代中期上升至州级城市中最先进生产与工程中心。惠普在追求自身在东南亚利益的过程中，还调节了新加坡对技能、技术和资源转移的需要。
提高集群的技术能力。在90年代，新加坡政府进一步采取积极主动的举措来扶持半导体产业活动更为广泛的扩散和加固技术能力的根基。在政府的推动下，成立了许多研究开发机构。这是重要的一步：新加坡自身在集体公共部门技术能力开发上的一系列先进投资。就半导体产业而言，这些积极主动举措的重要一步就是创建新微电子研究所(IME)。它于1991年建立，是新加坡政府与国家大学赞助建立的研究机构。它的使命，正如创建宗旨所清楚说明那样，从事微电子领域相关的研究与开发，支持与参与新加坡的微电子产业。有些开发项目直接受命于在新加坡的企业，有些则是由IME与企业联合（采取台湾创新模式）研究开发。例如，1995年，一部分企业加盟IME组成一个联合体，来改进诸如球形网格阵列的包装技术。这一措施聚集在诸如提高电子的性能与小型化技术的核心的技术特性上，总共有12个参与企业。随后，通过IME形成一个更为宽泛的联合体，涉及电子包装研究与开发等更为广泛的领域。电子包装技术研究联合体(EROC)在建立的第一年有11个注册企业。联合体的成员之一，沙尔文斯公司是德国的电气巨头，它重新组建了全球四个最优秀半导体生产中心，新加坡是其中之一，负责开发高级IC包装技术。这样，IME就充当了“经纪人”的角色，把拥有高级技能的企业联合起来，以保证这些技术扩散与拓展。
最近，更为重要的产业繁殖阶段是由政府促成的三个“晶片制造园”的建立，一个在沃德兰兹，一个在坦派内斯，第三个在帕塞尔。沃德兰兹晶片制造园向TECH DRAM设备厂和查特里德新厂提供了扩大生产所需的空间。坦派内斯晶片制造园向Hitdni与Nippon钢铁DRAM合资企业提供了场地。帕塞尔晶片制造园则主要向飞利浦与TSMC合资企业提供了场地。每个晶片制造园都提供有专业化的电厂和水厂，以及废品处理设备和高质量的土地与服务。
新加坡政府以平等参与者的身份在吸引晶片制造投资方面起到积极的作用。为了吸引投资，1994年新加坡政府建立10亿新加坡元集群发展基金（90年代末增加至20亿新加坡元），这一基金由政府负责管理。基金通过支持目标项目（如半导体程序能力开发项目）来对产业能力的构成提供支持。
可以说，到90年代末，半导体产业在新加坡已经完全地建立起来了，并且正在走向世界技术的前沿。然而，就世界性的标准来说，新加坡的半导体产业仍然还是很小，还不能生产任何由“新加坡制造”的品牌IC产品。
（三）
新加坡战略的有效性。新加坡半导体产业持续落地生根的象征意义有许多方面，包括晶片制造的种类与规模的扩大、研究与开发中心繁衍以及新加坡公司进入的国际联盟等。新加坡虽然弱小，但是通过积极追求强化自我行动，进一步的象征意义将会包括辅助产业（例如，硅晶片供应）入主新加坡和新加坡企业向海外扩张。
但就它所有混合的情况来看，在90年代后期半导体产业发展所达到的阶段上，还存在着明显的不足。随着产业的发展，一些可以弥补的不足会随之解决（例如，扩大厂商范围和加大支持力度与辅助产业的聚集）。但是，有些不足却是源自跨国公司杠杆战略自身。这样，新加坡的半导体产业仍然保持着较为广泛地为外国所拥有的状态，绝对依赖在新加坡的跨国公司运行来进行技术的升级与新产品的开发。90年代中期，还没有IC产品贴上“新加坡制造”的标签——虽然实际上有许多IC产品在新加坡生产。但仍在别人的商标名称下，在别人的合同下。不可否认，本土产业升级（例如ASA）与本土晶片制品成功的例子在数量上极少，本土创新能力还不明显——尽管各种各样IME吸纳的项目，仔细地瞄向了产品，这些产品支持了新加坡生产厂商的小生存战略（例如开发包装技术的球状网格列阵）。
美国学者波特认为，新加坡所做“太少太迟”，以至于还不能创造持续性的、具有国际竞争能力的高技术产业。实际上，半导体部门的出现情况与波特的评价是相互矛盾的。新加坡所追求的产业创造与所开展的追赶努力相当明显的，并且致力于减少由杠杆战略本身所创造的初始依赖性的努力，也是相当明显的。这些内容至少包括以下五个方面的特征。
1.半导体产业集群活动的深度与广度：新加坡已经做出了无数的努力，以保证涉及到在“价值链”中与半导体生产各个步骤相关的所有步骤。到90年代后期，所有一切都是这样做的，包括硅晶片的生产。新加坡不仅仅是一个“外国产地”，而是通过采取审慎的公共政策建立起来的一个集成半导体产业群。
2.半导体服务的质量：新加坡对某些“低价”跨国公司的半导体并不是不清楚的，它是要吸引美国与日本公司的奶酪。不仅仅是在岛上给它们安排活动，而是要设置高质量的晶片生产服务。建立在查特里德的硅铸造厂吸引的顾客，不仅有艾斯特尔与布鲁特里（两者都以同等的自身参与查特里德铸造新厂）领头的美国半导体厂商，而且还有领头的日本厂商（90年代中期）。在查特里德、惠普与鲁申特之间所进行的合资中，其质量是可以经受最终考验的。同样，在辅助公司中，例如ASA与MIT，一直都有资格为跨国公司的消费者提供完善的供给。
3.支撑性的基础设施：晶片制造园提供的服务，包括可信赖的电厂、清洁的水源和环境保护以及训练有素的服务与人力资源支持，再加上引导高技术企业的有利环境。这一个环境是政策实施高度集中的结果，它以专业化晶片制造园的形式来提供，而不是“市场压力”行为的结果。同样，它还促进了真正新加坡产业群的出现。
4.与其他产业群的联系：半导体部门的生存能力依赖于已经进入的高级化学公司和以上所有的精密工程公司（例如在集成与测试设备上固定产品与模具）。新加坡已经做出很大的努力来保证此类产业创建与成长——包括诸如ASA与MIT此类的外国公司和本土新加坡企业。
5.本土公司的雏形：指责新加坡完全依赖跨国公司的观点，为大批本土成长起来公司的事实所反驳，这些本土公司涉及IT、电子和半导体服务部门，尤其是诸如查特里德半导体公司的国有企业部门的高技术合资雏形。尽管它们的总产出还不能与跨国公司相比较，但是基础已经确立，并且由这种由国内企业所带来的增值将继续增大。
毫无疑问，促使新加坡成功的原因并不是对“市场力量”的依赖，而是新加坡政府机构的不断干预，它们塑造与扶持了产业的发展。早在世界银行意识到市场拉动发展与政府干预的互补性之前，新加坡的政府机构就积极地进行了政策干预，以吸引外资和“鼓励”产业升级。在其他积极主动的举措中，如30亿美元经济发展补助计划（1995-2000年；资金的其中一部分，政府已经确立它为半导体部门的产业集群开发基金）和政府发起的半导体生产能力开发项目等，这些做法持续到了90年代。
新加坡的经验表明，其他寻求模仿新加坡成功经验的国家同样也要投入精力与资源来开发可比较的体制，这是一个很苛刻的要求，这在将来将被证明是区分追求这种战略成功与不成功因素的一个重要标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