后发现代化的发展逻辑与现实悖论——从国家与社会的分离看社会现代化，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社会论文,悖论论文,逻辑论文,现实论文,国家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国家与社会的分离是贯穿于整个现代化过程中的、一个具有核心意义的问题，它对于现代化的理论与实践的研究具有视角和方法意义。然而在较长时期里，发展中国家对于现代化的兴趣集中在经济迅速增长、科技进步、工业化、城市化、政治现代化等等方面，对于国家和社会的分离与现代化之间的关联尚缺乏足够的意识。事实上，国家与社会的分离不仅体现和标示着早发与后发现代化各自不同的经验路径和发展逻辑，而且，后发国的国家与社会分离过程所特有的状况本身正是后发现代化实践发生许多现实悖论的根由所在。
几十年来，后发国家在现代化实践中普遍遭遇了种种曲折，各自的经验和教训都包含了一个共同的启示，即：关于国家和社会的分离及其与之关联的后发现代化的发展逻辑和现实悖论，仍有进一步探讨的必要。这种探讨对于后发国在国家与社会的分离过程中寻求国家与社会之间的合理关系，对于加速社会转型和实现现代化有着重要意义。
本文从后发现代化的特有逻辑、后发现代化的现实悖论以及后发现代化的国家与社会之间的合理关系，阐述一点个人的看法。
一、早发现代化的经验路径和后发现代化的发展逻辑
自从“权力”从社会中升华出来，成为凌驾于社会之上的国家权力以后，国家与社会之间的关系开始发生，历史进入了由国家主宰社会的时期。至封建社会晚期，在特定的经济、政治、文化历史背景下，西欧在国家与社会的关系上进入了社会与国家分离的过程。这一过程后来向全球扩展并一直持续到现在。
按照马克思等学者的研究，现代工业社会是以国家和市民社会的分离为特征的。（注：参见俞可平编：《全球化时代的“社会主义”》，中央编译出版社1998年版，第166页。）因此， 国家与社会分离是社会现代化的重要共同点和标志。由于各国现代化启动的历史背景不同，国家与社会分离的具体过程也就各不相同，正是这种分离过程的差异和特殊，体现和标示着早发现代化和后发现代化各自不同的路径与逻辑。
（一）早发现代化的经验路径
15世纪末，地理大发现和远程贸易的兴起启动了近代西方社会的现代化进程，西方社会三大领域的变迁促成了国家和社会的分离过程：在经济领域，生产和贸易的发展使自由市场经济成为普遍的社会经济形式，市场机制逐渐取代了封建权力的干预，社会经济活动与前现代性的政治统治制度相分离。狭隘的城市经济由于拓宽了生产、市场和贸易领域，成长为广阔的现代性地域经济和民族经济。一套以市场化原则为基础的产权制度和交换规则的经济体制也随之确立。在政治领域，国家、政治和法律层面也发生了相应的变革；统治权力及机构走出了君主政体的私人性领域，演变为公共性的权力机构；多元主义的政治民主制度取代了封建专制制度。科层官僚制度代替了传统的家长制的管理地位，成为政府行政管理的理性化操作程序和技术手段。宪法和法律则为私有产权制度和契约性交换规则提供了法制保障系统。在文化领域，随着市民阶层在经济和政治上的胜利，资产阶级公共领域的反封建政治功能逐渐消退，一种表达多元社会利益的批判性的现代公共舆论领域开始形成。三大领域的变化标示着西方社会系统发生了一系列结构分化和功能转变。社会最终从国家的阴影中脱颖，成为具有现代性的经济、政治和制度性文化的社会。
上述西方社会的由三大领域的变化所标示的国家与社会的分离过程，是一种由社会自身孕育起来的自然历史过程。在分离过程中，社会是分离的动力源，是积极的推动者，国家则是分离的障碍力量，是消极被动的方面。分离过程始终遵循一条由下而上的路径，最后，强大的市民社会摧毁了旧的国家和政府，并且按照自己所要求的结构功能构造出了一个现代性的国家和政府。可见，西方早发国的“国家与社会的分离”，更准确的说法应当是“社会与国家的分离”。
西方的国家与社会的分离过程呈现了一条早发现代化经验路径：自发形成的市场经济成为社会变迁的牵引力量，其影响逐渐向社会的政治、法律、文化和价值观念等各个领域扩渗，导致了整个社会的结构分化和功能转变，最终实现了向现代社会的转型。分离过程十分清楚地显示了“路径”的自发、内发、早发以及自下而上的特征。显然，这一路径和特征与后发现代化的发展逻辑有根本的区别。但是，它对于后发现代化的研究和实践产生了极大的影响。
（二）后发现代化的发展逻辑
后发现代化是由于早发国文化传播与挑战等社会外部力量的影响和刺激而启动的社会现代化。战后获得民族独立和解放的发展中国家的现代化均属这一类型。后发现代化的这种区别于早发现代化的外发性特征，是以其自身的国家与社会高度同一状况为依据的，这一状况是决定后发现代化发展逻辑的、不容选择的前定制度性条件。换句话说，后发国的现代化是在国家与社会高度同一基础上推动的现代化，由于国家与社会缺乏足够的分离过程，导致了社会不具备基本的权利意识，以及自管理、自调节和制衡国家的能力，形成了后发国的国家与社会之间的特殊结构，这种特殊结构又决定了后发现代化的特有发展逻辑，即：国家成为行为主体，自上而下地推动现代化进程；通过国家集中领导、政府的干预来组织和促进市场经济发展，在完善市场机制的同时推进国家与社会的分离，促进社会自管理、自调节和监督、制衡国家的能力的不断增强；以宏观调控和政策、舆论引导的方式取代对经济及文化的行政管制和直接干预，实行代议制民主并向大众参与和监督的直接民主逐渐过渡，从而形成“强国家强社会”的现代社会结构。如果说早发现代化是社会重构了一个新的国家，那么后发现代化则是由国家来塑造一个新的社会。这是一种完全不同的发展逻辑。
根据社会现代化的道路和模式，后发现代化可大致分为两种类型：一种是参照西方早发现代化路径的后发现代化，另一种是社会主义道路的后发现代化。
西方早发式的后发现代化主要出现在有殖民统治史的发展中国家。由于殖民统治的影响，其国家与社会的分离也呈现出市场经济先行、社会各要素和组成部分的变化与经济市场化过程在结构功能上相一致的早发式特点。然而，殖民统治者引入的西方社会制度与本土社会原有的传统制度形成了奇特的混合（在南亚、拉美一些国家主要是封建主义与资本主义的混合，在非洲则是土著部落制与资本主义的混合（注：参见胡格韦尔特：《发展社会学》，四川人民出版社1987年版，第111～132页。），导致了经济、政治、法律、文化等各个领域的二元性社会结构。殖民化腐蚀了旧的权威和习俗惯例，瓦解了本土社会赖以整合和控制的传统体系；由于社会自身缺乏自管理和自调节能力及必要的制度设置，不具备新的社会整合和控制系统，致使社会松散，国家权威和政治统治随时面临着合法性危险。在这类国家里，由国家来组织和推动现代化的后发逻辑与“弱国家弱社会”的现实结构之间是相互冲突的。而且，这种结构所特有的政治腐朽和社会分崩离析往往又导致军人政权，进一步障碍了国家与社会分离、国家还权于社会的进程。可以认为，国家、政府的无权威和政治腐朽是西方早发式的后发现代化的最大障碍，也是这些国家的现代化过程跌宕起伏的根本原因。
社会主义的后发现代化又有两种情形：苏联模式的东欧现实社会主义（Real Socialism）现代化和具有本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现代化。二者的共同点在于，都是在国家与社会高度同一的基础上推进的现代化。这种实践隐含了一个预设前提，即通过国家集中领导可以使经济高速发展、赶超西方发达国家。在这一预设中，国家与社会的分离对于现代化的重要意义被忽视了，一个具有自主意识与能力的社会对于国家及其权力机构所具有的的监督、制衡与促进、推动作用被取消了。无需讳言，这一预设对社会主义后发现代化实践的影响甚深。例如，改革开放前的中国就是国家与社会高度同一基础上推进现代化的典型。国家通过生产资料国有制及其所衍生出的身份制、行政制、单位制等等次级制度化结构，控制了几乎所有的社会资源和社会机会；社会失去了应有的权利，国家取代了社会，国家就是社会。（注：参见郑杭生等著：《中国社会结构和社会关系研究》，首都师范大学出版社1997年版，第61页。）中国的赶超型工业化战略、计划经济体制、政企合一等，都曾经是以国家与社会的高度同一为逻辑的。这种状况直至到改革开放才发生了变化。
与国家和社会高度同一相应的“强国家弱社会”结构是社会主义后发国推行现代化的前定制度性条件，由于充分发挥了国家集权领导对经济的推动作用，社会主义后发国在国民经济的恢复时期出现了明显的发展势头。但是，这仅仅只实践了后发逻辑的一半，而未能充分理解和遵循后发逻辑的另一半——使国家与社会分离、让国家权力逐渐回归，以便塑造一个具有自主意识和能力的现代社会。随着时间的推移，与国家和社会高度同一相应的“强国家弱社会”结构便逐渐显示出它的负面机制，使社会主义的后发现代化进程出现了过分曲折和严重滞后。因此，社会主义后发国普遍实行了改革：注入市场机制、发展私有经济、培育社会的自管理和自调节能力、推进国家与社会的分离。无疑，这些改革具有后发逻辑的必然性。
二、后发现代化的现实悖论
如果我们把视线聚集于后发逻辑，会惊异地发现，后发逻辑自身潜在地包涵了一个悖论：后发逻辑既要求国家集权领导、政府行政干预来推进现代化，又要求集权国家主动地培育和塑造一个能够监督和制衡国家权力的、具有自觉的权利意识和自主能力的现代社会。从现实的角度看，由权力主体自觉地培育和塑造出一个制衡权力自身的他物，正是后发悖论的症结所在。尽管对于后发现代化过程国家的重要作用，一些发展理论（如“迟发展理论”和一些发展经济学理论）曾进行了多方面的研究，但对于后发现代化过程中国家所具有的这一复杂使命（塑造出制衡自己的社会）却缺乏应有的关注和探讨，这种状况极大地妨碍了人们对后发悖论的深入认识。
由于大多数后发国都有国家与社会高度同一、国家取代社会的漫长历史，后发悖论在现代化过程的经济、政治、文化等各个领域的实践中，不可避免地会强烈地表现出来。
例如，经济领域经济体制转轨中的国家调控与市场调节。国家与市场是对整个社会的经济生活具有重大影响的两种系统。国家是运用人为设置的多级行政系统对经济运行进行主观调控，市场则是由“看不见的手”对经济活动自发调节。二者对资源的配置效率和结果是有区别的。经济体制转轨就是要改变由国家与社会同一状态所造成的国家、政府和经济之间的直接关系，剪断行政系统对社会资源的垄断和控制，把资源配置权力让渡给市场，也即是让渡给社会。在后发现代化既定的社会和制度空间内，经济体制转轨或国家权力的让渡受到国家与市场的双重制约，国家及其行政系统控制力的减弱和市场调节力的增强构成了经济体制转轨和权力让渡的过程。在这一过程中，国家调控和市场调节两个方面也都会表现出各自的悖谬。
从国家调控方面看，国家既要通过行政系统干预来促使市场调节力的成长，又要依照市场经济的逻辑来限制行政对经济的直接干预。在促进与限制之间，国家常常处于现实的两难抉择。此外，庞大的行政系统既是维持国家权力的结构要件，又是现有条件下推进市场经济的重要工具。经济市场化必然带来行政系统控制权的让渡，这就挑战了系统内部某些阶层和群体的既得利益，将削弱系统的动力源，严重的情况下甚至会动摇国家权力的政治支持基础，最终也将阻碍市场经济的发展。因此，在寻求政治支持和推进市场化方面，国家也面临两难抉择。
再从市场调节方面看，市场化的结果必然是以市场的自发调节力取代行政系统的人为控制力。然而，现有制度条件决定了市场本身要依赖行政隶属网络才能求得发展，因而也就难以避免行政权力与资本、行政官僚与市场精英的勾结，反而强化了行政干预。这不仅增加了交易成本，降低了经济效益，而且瓦解了市场经济的公平和效率原则，扭曲了市场经济本身。所以，市场经济也陷入了深刻的现实悖论。
又如，政治领域政治现代化过程中的政治专制与政治民主。国家与社会的分离也表现为政治专制与政治民主两种力量的消长。政治专制不仅是国家与社会高度同一的产物，而且具有延续国家和社会高度同一的再生产机制。正是通过政治上的专制和集权，国家垄断了几乎所有的社会资源，维护不合理的经济制度和经济关系，抑制社会自管理和自调节能力的发展，阻碍着社会与国家的分离。政治民主则与市场经济相互关联，因为随着经济市场化和社会利益结构分化，一个由不同利益群体组成的市民社会逐渐形成，社会的权利意识和自主能力不断提高，表现这些变化的多元政治倾向也随之发展，推动了政治领域中国家权力向社会的回归。所以，在后发现代化过程中，从传统的政治专制向现代的政治民主转变是国家与社会分离在政治领域的集中体现。
一方面，政治专制倾向在后发现代化的一定发展阶段上有其必然性。由于后发现代化需要国家、政府的有力组织和推动，因而有必要实行政治集权。然而，经验表明，后发国家的政治集权在实践中往往蜕变为政治专制。例如，在苏联模式的“现实社会主义”后发国家里，政治集权被推向了专政统治的极端，造成了个人专断、人治重于法治、政治不平等、党政干部成为特权阶层、官员严重腐败等等政治弊端。（注：参见俞可平编：《全球化时代的“社会主义”》，中央编译出版社1998年版，第22页。）在一些西方早发式的后发国家中，专制政治统治与自由市场经济的混合，构成了官治金融、官商勾结、黑金政治和各种寻租现象的制度性土壤。这些由政治专制导致的社会问题深刻地反映出政治领域中的后发悖论。
另一方面，政治民主化仍是后发国家普遍发展的政治主流趋势，一些西方早发式的后发国家推行了大众性政治参与制度。从一定意义上说，民主政治也是大众参与的政治，政治参与水平的高低是政治民主化程度的一项重要识别指标。然而，许多事实说明，在后发国现有的社会和文化、国民素质等前提下，大众政治参与水平越高往往越可能动摇现行的政治体制和制度，甚至危及整个社会的整合和秩序。这种消极的实践后果导致了人们了对大众政治参与的疑虑，增加了政治民主化的阻力，这反而助长了政治专制倾向。所以，后发现代化在推进政治民主化方面也常常隐入两难境地。
再如，在文化领域中，文化现代化过程的制度性文化与非制度性文化。制度性文化是以占统治地位的文化价值观（理想、信念等）为核心的，体现为社会制度规范（如政治和法律制度、社会政策、社会规章制度、道德伦理和部分习俗等等）的文化有机系统。制度性文化与国家及政治的根本制度相联系，具有一元性和刚性特征，是社会成员共同遵守的文化。非制度性文化是未经制度化和规范化的各种文化形态，它体现了文化的多样性和异质性，反映着社会中不同个体、群体的观念形态和行为样式。
制度性文化和非制度性文化的关系是国家与社会的关系在文化领域中的体现。制度性文化和非制度性文化是其共同的经济基础——市场经济——不同侧面的文化表现。制度性文化表达了宪法、法律等制度规范体系所确定的市场经济及其交换原则、产权制度、交易活动的文化合法性，它包容和涵盖了市场经济最基本、最一般和最普遍的特征，是为社会成员所共享的。所以，制度性文化具有使国家促进社会整合和社会控制的重要功能。非制度性文化是市场经济中个体或群体之间互动和交易的多样化和个性化特点的文化表现，它直接而生动地反映了人对于自我表达、独立无羁、标新立异，以及对于冒险和奋斗、创业和成功的强烈追求。由于非制度性文化使社会中的多元利益获得了文化表达，它的存在和发展对于社会权利意识和自主能力的增强是极有意义的。
后发现代化的国家与社会的分离过程也是制度性文化与非制度性文化遭遇各种后发悖论的过程。在制度性文化方面，由于其本身固有的制度化和规范化性质，使之具有相对稳定的特征，面对迅速发展的经济和社会，制度性文化往往反应迟缓、变革滞后，显示出一定程度的传统和保守倾向。又由于制度性文化代表着社会的秩序性和规则性，强调组织和纪律约束，容易衍生出抑制社会活力的负功能。这些后果都会对制度性文化的社会控制和社会整合功能的实现造成障碍，影响其对于现代化的促进作用。但后发现代化过程，制度性文化遭到的最大问题在于其文化价值观所受到的挑战。在西方早发式的后发国家，西方的个人主义、功利主义和拜金主义价值观对乡土社会的亲族忠诚、重情感和义务的传统文化价值观带来冲击，削弱了原有制度性文化的社会整合和社会控制功能。在社会主义的后发国家，经济市场化的过程中出现了种种社会现实问题，如贫富差距扩大、权力阶层的腐败现象、社会道德和精神文化的危机，等等，都直接向社会主义的两大核心价值观——平等和效率——的合理性提出了挑战。由于社会主义价值观是其整个制度性文化的基石，这种挑战显露了社会主义后发国在制度性文化方面所遭遇的最深刻的现实悖论。
非制度性文化内含有反限制、反约束的特质，常常表现出不同程度的反制度化倾向。这些特质和倾向既有增强社会的权利意识和自主能力、推进经济市场化、加速国家与社会分离的正功能，也有助长社会离散趋势、削弱社会整合的负功能。在社会转型时期，由于社会变化速率加快、不稳定因素增加、社会中不合理现象的存在等原因，非制度性文化的负功能很容易得到表现。但更应关注的是非制度性文化中的逆流——反制度性文化的存在。社会中的违法犯罪、反对现行制度、权力阶层的腐败等等在文化上的表达构成了反制度性文化。反制度性文化不仅与制度性文化及其价值观直接对抗，而且因其本质上也是反市场经济原则的、反社会的，所以也与非制度性文化的主流相背逆。在后发国家，反制度性文化具有的顽固性和发展趋势，说明了非制度性文化本身存在的深刻冲突和悖谬。
以上仅仅是后发现代化过程的现实悖论中较典型的方面，实践中后发悖论还有很多。这就要求后发国家要根据后发逻辑，在国家与社会分离的过程中培育起国家与社会的适宜关系，以加速后发现代化的过程。
三、互为发展的前提——后发现代化过程的国家与社会
根据后发逻辑，在国家与社会的分离中，二者之间应当形成相互补充和促进、互为发展前提的关系，这是实现后发现代化的一个基本要求。其中，国家对于现代化的组织和推动是必不可少的，没有国家的这一作用就没有后发现代化；社会应拥有自己的权力领域和制衡国家的能力，没有这样的社会也就根本没有现代化。国家与社会的这种关系和结构对于后发现代化具有的根本性的意义，应当是后发现代化实践的基本目标之一，并通过经济、政治、文化各个领域的国家与社会的具体分离过程逐渐趋近这一目标。由于在后发现代化过程中，国家不仅是推进现代化的主体，也是促进“分离”的主体，因而对实现这一目标负有更多的使命和责任。
首先，在经济领域，应当坚持国家的宏观调控和政府行政系统的干预是推进经济市场化和后发现代化的必要手段。尤其在目前经济全球化趋势迅猛到来之时，后发国家的利益更容易受到强国和跨国资本的侵蚀，因而比以往更需要国家和政府作为经济发展的强大后盾。但是必须明确，国家调控和政府行政干预的目的不是为了满足国家和政府运用权力的需要本身，而是在于促进经济市场化的发展，保障市场调节机制的发挥。这一点应成为衡量国家调控和政府行政干预是否合理的基本尺度，也是国家、政府在经济领域抉择如何退与不退、如何有所不为和有所为的理性原则。
其次，在政治领域，后发国家一定时期的政治集权对于保持政治稳定和推进政治民主是必要的，但必须防止政治集权在实践中以各种形式走向政治专制。在这方面，最有效的制约措施仍在于推行大众性的政治参与和政治监督，并逐渐使之成为一种政治制度。大众政治参与和政治监督不仅能抑制政治权力的腐朽和蜕变，而且作为民主政治的重要组成部分，能够极大地促进政治民主化进程。应当明确的是，实行大众政治参与和政治监督的目的在于维护市场经济的发展，防止政治权力的滥用，而不是为了摧毁合法的政治权威、瓦解社会秩序。为此，后发国家一方面要加速政治体制改革的步伐，在转变政府职能、精简机构、建立高效和廉洁政府、确立和完善法治等方面要有实质性的举措；另一方面，要进行关于民主的国民教育。因为民主政治不仅仅是一套政治体制和制度设置，而且也是一种精神理念、文化传统、大众素养和社会性行为方式。只有从普通国民到权力精英都理解并愿意实行民主的价值观时，民主才具有实践意义。总之，维护市场经济和实现民主政治是后发现代化在政治领域的根本目标，无论是政治集权还是大众政治参与，如果背离了这一目标，都会丧失自身的合理性和合法性。
其三，在文化领域，为市场经济和政治民主提供明确的法理依据和制度保障是制度性文化存在的依据。因此，制度性文化应提高对于经济和社会发展的反应速度和灵敏度，以便加强自己对市场经济和政治民主的服务功能，扩展对非制度性文化的包容性，这将有利于文化多元化的发展以及社会自身的成熟壮大。此外，后发现代化过程也是一场文化冲突过程，文化价值观则是冲突的焦点所在。由于后发国家的文化价值观所普遍受到的挑战，使得对于文化价值观的审查和论证比以往任何时期都更为重要。近年来，亚洲金融危机和经济全球化趋势使文化价值观对于民族国家利益的重要性进一步凸显出来。所以，后发国家需要随着现代化实践的发展，更新对于文化价值观的论证，以便为包括制度性文化在内的整个民族文化奠定更为合理的、更为牢固的价值基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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