平民教育与中国现代民族国家——论晏阳初的平民教育思想，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平民论文,中国论文,民族论文,思想论文,国家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G725；K825.4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006-0766(2008)06-0024-06
晏阳初(1890-1990)的百年人生，是20世纪中西文化交汇所孕育出来的一朵奇葩。他不无传奇色彩的生命历程，是中国传统文化同西方现代民主与科学观念有机融合的结晶，是通过平民教育事业而奏响的中国现代性的交响曲。本文将晏阳初的平民教育思想纳入20世纪中国民族国家形成和发展的大背景中，分析、发掘和评价其相关思想中的合理性资源，以深化我们对于中国的后发现代性和中国现代民族国家自身特征的认识和思考。
晏阳初走上历史舞台，正值中国五四运动前后内政外交跌宕起伏的民族危亡时刻，挽国难狂澜于既倒，解民生困厄于倒悬，成为他终生矢志不渝的追求。由他创立并为之奋斗终身的平民教育，是以中国传统之“仁”和西方基督之“爱”为基本价值关怀，以贫苦大众的基本文化素养和现代公民意识为教育目的，以西方民主和科学作为挽救民族危亡的教育救国运动。这一运动大约经历了发轫阶段(1918-1919)、城市平民识字教育阶段(1920-1925)、乡村建设阶段(1926-1937)、抗战及抗战以后阶段(1937-1949)和海外发展阶段(1950年以后)等5个不同的历史时期。在乡村建设阶段，晏阳初将平民教育具体化为“四大教育”和“三大方式”，认为中国最大的问题，体现为农民身上的愚、穷、弱、私这样四种病态的人格状况[1]247，主张以“四大教育”攻克之，即以培养知识力的“文艺教育”攻愚，以培养生产力的“生计教育”攻穷，以培养强健力的“卫生教育”攻弱，以培养团结力的“公民教育”攻私[1]175，强调四大教育是“整体救治、可行的建设计划”，应当通过以学校教育为主、家庭教育和社会教育为辅的“三大方式”来具体实行之[1]257，259。晏阳初为寻求通过现代文化素养和公民教育，使不发达民族国家的平民大众自强不息以摆脱贫穷落后状况的途径，贡献了毕生的精力。1989年，美国总统乔治·布什在晏阳初99岁寿辰贺辞中指出：“您一生服务于发展中国家的乡村平民，给了众多美国人极大的鼓舞。通过寻求给予那些处于困境中的人以帮助，而不是施舍，您重申了人的尊严与价值。我对您通过给予平民更多的自由和机会来帮助他们摆脱贫穷所作的努力表示赞赏。您已使无数人认识到：任何一个儿童决不只是有一张吃饭的嘴，而是具备无限潜力的、有两只劳动的手的、有价值的人。”[2]804
晏阳初创立并终生实行的平民教育，是一个旨在通过提高不发达国家人民的现代性素质，培养其相应的观念和能力，通过自身努力最终建设一个民主科学的现代民族国家的教育过程。贯穿这一过程的就是上述“四大教育”及其“三大方式”。其间突出了两个相辅相成的教育目标：一是以识字为基础或起始点的科学文化素养和能力的培养，二是以民主自治为核心的现代公民意识教育。在晏阳初的平民教育思想中，这两个目标的相互交织，构成了平民教育过程发展的基本动力，由此可以将以晏阳初为代表的平民教育，看作中国现代民族国家这一现代性的民族——政治理念得以普及化、大众化的一个重要环节。
在1922年撰写的《平民教育新运动》一文中，晏阳初引用“民为邦本，本固邦宁”这句古训，强调指出：“吾国男女人民号称四万万，估计起来，至少就有大多数一个大字不识，像这样有眼不识文的瞎民，怎能算做一健全的国民而监督政府呢？怎会不受一般政客官僚野心家的摧残蹂躏呢？‘本’既不固，‘邦’又何宁呢？”[1]31在这段话中，有这样两层意思，一是现代民族国家是一个以民为“本”的国家，政府必须接受国民的监督；二是国民要能够履行自己的职责，保护自己的权益，必须要有起码的文化知识。以救国难、纾民困为宗旨的平民教育，在这里找到了它的逻辑起点和归宿——“以识字教育为起点，而以公民教育为正鹄”[1]64，识字教育是它的起始，公民素质教育是它的最终目的：“在共和国家人人都有做公民的资格，人人都有受公民教育的权利。我们要大多数民众都能施行公民的权利，就得给他们一种公民教育。可是人若不先识字，连名字都不会写，那么关于种种公民活动，如怎样选举，怎样参与政治，是万不可能的。所以我们对今日的‘平民’如果真要实施公民教育，必须从根本上着手，必须从识字教育着手。”，[1]64围绕着这一起点，瞄准着最终目标，晏阳初做了大量的工作。笔者认为，其中这样几项工作对于今天的中国具有启示意义：
1.编纂教材。教材为施教之根本，编纂出一套适合平民教育对象需要的识字课本，一开始就是晏阳初关注的焦点。1918年在法国实行华工教育时，晏阳初就强调要以“工人的需要和心理为依据”编写课本，在教学实践中边实验边改良[1]32，以求教材与施教对象的需求相契合，这一点遂成为平民教育课本编写的传统。根据中国平民大众的现实生存条件，晏阳初总结出推行识字教育有三难：一是中国文字艰深而形成的“文难”，二是平民忙于生计而无暇读书的“忙难”，三是因贫穷而无钱买书的“穷难”，因此必须以“最合经济原则”亦即“用最少的时间，最少的金钱，设施最不可少的教育”作为编写方针[1]86-87，达到用最短的时间学会最常用的文字这一教学目标。从1918年在法国尚呈雏形的600个左右汉字的识字课本开始，到1920年代中期编写成一套1000个汉字的“平民千字课教材”，晏阳初为教材的编纂殚精竭虑，积累了大量的经验，开现代中国扫盲教育之先河。至1926年，由于这套四册本教材令人瞩目的实效性，已在全国销售达300余万套[1]70。可以说，晏阳初的平民教育对于20世纪上半叶大众文化素养的提高及国民意识的觉醒，起了重大的推进作用。
2.白话文教学与民族语言的建构。中国的现代语言运动并非如西方那样，是印刷语言和大众化阅读造就了想象性的民族意识，而是挽救民族危亡的现实忧患催生出中国现代民族语言。五四新文化运动尤其是新文学运动、白话文运动都是由民族危难激发起来的民族语言的现代性再造过程。100多年以来，通过开民智的手段达到靖国难、纾民困的目的，一直都是中国现代印刷语言的基本焦虑和冲动，平民教育也应当从这一角度来理解。在现代印刷语言出现之前，自秦代的“书同文”算起，已经有了延亘两千年之久的古典书面语言——文言文，这就决定了与中国现代民族国家相关的民族语言的兴起，一开始就从两个路径展开：一是推倒艰深晦涩的文言文，建立与口语一致亦即“言文一致”的现代印刷语言，二是通过统一方言土音以建立统一的民族语言为目的的“国语统一”。由于中国幅员辽阔，地域性文化和方言众多，中国现代语言运动一开始就有一个内在矛盾，即究竟由哪一个地域的方言文学和区域性语音来统一书面语和口语的发音[3]？
这一内在矛盾也反映在平民教育中。晏阳初认为，要达成平民教育的目标，必须遵循“所学即是所用，所用即是所学”[1]35的方针，文化普及必须与受教育者的日常生活息息相关且有用，学习者方有兴趣持之以恒地学习下去。强调识字教育应当教给学生“日常生活必需之文字”、“公民必具的常识”和“专门职业的知识”[1]100，扬弃了传统文化及教育与社会大众及生活相脱离的弊端，使教育与国民大众的社会生活实际密切联系起来，凸现出平民教育的现代性价值取向，但却相对忽视了方言土音的统一问题；因此，在处理白话文教学与注音字母、简体字之间的关系上，则经历了一个不断丰富的认识过程。晏阳初认为五四“文学革命”的一个最大成果，就是用口语与印刷文字相一致的“白话文”，取代了艰涩难学的古文，“白话是民众中运用最广的口语，在民众中产生了大量的白话文学，因此，白话也是平民教育的最有效的工具”。用白话文进行识字教育，其工具性的功能，首先是书面文字与民众日常口语的一致性，从而“极大地简化了学习书面语的过程”，平民的识字过程方能“以最短的时间、最小的代价、获取最大限量的词汇”[1]52-53。为达此效果，尚须以课外读物、注音字母和简笔字辅佐之。课外读物以浅显的文字、实用而有趣的内容吸引识字者扩大阅读量和范围，以巩固学习的效果；注音字母则可以解决自学过程中遇到的生字的读音和字义问题，“故须设法利用注音字母，直接既可以注音，间接又可以统一国语”[1]71；简笔字则以其“易记易写”的特性，“甚合一般平民之脾胃”[1]70。然而在实际的学习过程中，却很容易产生对于注音字母的依赖性，“学生因其易学，往往只注意字母而忽略汉字”，简笔字则因其在当时写法不规范也造成了教学上的困难[1]71，72。在4个月的速成识字过程中，学生在学习读写生字的同时还要克服方言障碍以便学习注音和简体字，遂产生“对于时间极不经济”而难以完成教学计划的问题。在1927年3月的一篇文章中，晏阳初不无矛盾地认为“平民千字课”的编纂，须“将简体及注音一概取消”，又强调从便利学生自学的角度看，注音字母的教授和学习似不应当在平民教育内取消[1]99、101。到了1938年的《农村建设要义》，他又说：“认识了注音字母，读物只要字字注音，就可以字字发出正确的音，念得下去。所以我们民国二十年以后出版的平民读物《农民报》等，都全部注音。现在，教育部已经定为法令，小学及民众读物，一律用注音汉字印刷，这不但是学术影响政治的实例，也是中国基本教育的大进步。”[4]40从以上描述中不难看出这样一个微妙的区别：在晏阳初1920年代的相关论述中，主要侧重于平民教育的启蒙功能，强调识字教育的开启民智的效果，因为言文一致的识字运动旨在强化平民大众作为民族共同体基本成员的国民意识及其自我认同感；而1930年代随着民族存亡的日益严峻，政治统一的民族主义生存焦虑逐渐占了上风，平民教育通过“国语统一”促进民族复兴的民族主义功能得以强化。汉语体系中的方言土音之间的巨大差异一直为现代语言学家所公认，而言文一致的白话文教学如果离开了注音字母的辅佐，的确不利于克服方言土音不统一的格局。打破这一传统格局以强化民族国家的政治认同感，注音字母的教学自身不再仅仅是一个教育学问题，遂成为事关“国语统一”甚至民族统一大局的政治问题。晏阳初对于注音字母与平民识字教育的关系，才会从1920年代的自相矛盾逐渐走向1930年代的大加肯定，强调这是学术与政治密切相关的“实例”和中国现代教育的“大进步”。显示出晏阳初的平民教育思想，有一个从启蒙主义为主导向民族主义为中心的转化过程。这一过程深刻说明了这一思想与20世纪中国民族国家及其文化建立过程息息相关，是这一过程生动的教育学写照，是中国现代文化的有机组成部分。
3.生存技能培训。尽管生存技能培训即所谓的“生计教育”是1929年实行乡村教育时才着力强调的做法，但早在1926年7月的《平民教育三问题的解答》一文中，晏阳初已经意识到平民教育对象都是处于贫困之中的贫苦民众，其中“尤以农民为甚，故不能舍平民生计于不问”，“盖在乡村推行平教，实与农民生计有密切关系”[1]74。生计教育既是在乡村推行平民教育、达到乡村建设目标的关键环节，又是学以致用、学用结合这一现代性教育原则的进一步展开。在农村推行平民教育，首先是识字，继之则为“增加其生产之知识技能，期改善整个的农村生活”的现代农业科技培训[1]193。具体做法为：创建“生计巡回训练学校”，让已接受了识字训练的农民在其中再接受相关优良品种种植技术的培训，毕业后这些受训农民即为“表征农家”，即示范专业户，通过这些表征农户的示范效应诱发周边农户接受农业科技教育的决心和热情，并负责讲解推广之，此其一；其二，为减轻农产品中间销售损失，组织农民建立信贷和销售合作社，以增加农民实际收入。如此一来，“农民一方面受到了科学的生产技术培训，另一方面又受到了合作社经济组织的培训。科学生产训练有益于改变农民传统迷信心态——靠天吃饭，从而过渡到建立起可以征服自然的科学心理。在开展合作运动的训练中，乡民们学到了现代公民教育的本质东西，即‘合作’二字”[4]188。“科学心理”与“合作”精神都是西方现代公民教育的根本。在相关生计教育的论述中，晏阳初的思想整合成了一个“识字教育→生计教育→公民教育”的整体性的教育体系。
在抗日战争的烽火硝烟中，这一体系更具体化为以“农民抗战教育运动”[1]540为时代内涵的民族生存和发展教育模式。在1934年发表的《关于民众教育的任务》一文中，晏阳初将农民视为其“民众教育”的对象，强调“四大教育”须以“生活化”即与农民的实际生活相联系来“解决生活的痛苦”，从而“达到以教育改造生活的目的”[1]354；在1935年的《中国农村教育与农村建设问题》一文中，晏阳初认为“四大教育”中，“最急迫者有三”，第一，培养知识力，使农民了解现代民族意识与国家观念，借以自强自觉；第二，培养科学的生产力，使其具备改变物质生存状态的能力；第三，培养组织纪律的能力，使其能够捍卫赖以生存的家园[1]367。九一八事变后，民族存亡危机激发了国民大众的现代民族意识，“我们从亡国灭种的危机中开始觉悟了中国民族的整全性和不可分性，生则俱生，死则俱死，存则俱存，亡则俱亡。这是民族自觉史的开端，是真正的新中国国家的序幕”[1]516。现代民族国家的理念本质上是一个普及的全民性概念，对于中国这样的农业国度而言，民族国家的合法性取决于广大农民对这一理念的认同程度。不仅中国的政治基础、经济基础都在农村，国民的基本组成要素也在农村，广大农民才是“固国强国的雄厚力量”。在抗战的大背景中，如果忘记了农民，放弃了农村，则“亡中国的不是别人，还是我们自己，自己毁灭自己的基础，自己放弃自己的基础，如何不亡国”[4]34，35！通过知识力、生产力、健康力和团结力的教育，启发广大农民的抗战意识，“农民能一齐抗战，整个民族便可解放而得独立自由”[2]555！所以说：“无穷的后方，广大的民众，优秀的农民，等待我们，去开发，去指导，去培养，去组织，去运用，去复兴中华民族。这就是农民抗战教育的使命。”[1]521全民动员的抗日战争，既是中华民族起死回生的契机，更是她复兴的起点，“农民抗战教育运动”既是中国民族国家理念普及的主渠道，又是中国现代民主政治的摇篮。中国现代民族国家理念的建立过程首先是一个充满了民族危机忧患意识的救亡教育过程。
4.公民素质教育。作为晏阳初平民教育思想的出发点，公民素质教育又是其最后归宿。早在1920年代，晏阳初就强调“民为邦本，本固邦宁”是现代民族国家的基本价值取向，而“固本”的途径，就是通过旨在“提高文盲及穷人的文化及道德修养水平”的平民教育，造就出一个有文化有才智的统一的中国[1]61，62。平民教育的最后目的，则在于“使二百兆失学男女皆具共和国民应有的精神和态度”[1]113，实现人民大众从没有文化的“不如物”的“非国民”，向有文化、有组织且具有现代性素质的“国民”的转化[1]230，以“养成有知识、有生产能力和公德心的整个人”[1]124。1930年代以前，晏阳初公民素质教育的主要倾向在于“以民为主”的民主政治参与能力的建设方面，认为乡村的平民学校要做到“民有”和“民享”，关键在于“民治”，即村民自治。村民自治并非无中生有的空穴来风，而是发掘和利用传统的“族长会议制度”，“发展盛行于氏族和家庭单位中的高尚品德”，从传统文化和乡土制度出发来开启民智，以“创造出一种现代民主”，这就是他所谓的“作新民”[1]171。或者说，他希冀在这些传统条件的基础上，通过平民教育打开广大民众的“脑矿”，“从根本上唤醒民众，使他们知道人民都应该参与政治运动，人民都能参与治政，才是真正的民主的政治”[1]127。可惜天不假年，抗战的烽火迅速阻断了这一极有意义的中国特色现代民主政治实验的路径。
1930年代以降，随着民族生存危机日益严峻，晏阳初的公民素质教育则从民主素质和能力的培养亦即“脑矿”的开发，向“重新发现‘民族魂’并使之在现代世界中重现活力”这一新的取向转化[1]263。他1934年撰写的《中华平民教育促进会定县实验工作报告》将四大教育又称之为“以人民全部生活为起点，以民族改造为目标”的“新民教育”，其内涵除了文艺教育即文化知识性教育和旨在改善生活条件使之具备现代经济意识的生计教育外，重点在于“公民教育”。后者旨在训练受教育者的“公共心与合作精神”，“在根本上训练其团结力，以提高其道德生活与团结生活”，“培养民众的团结力、公共心，使他们无论在任何团体，皆能努力为一个忠实而有效率的分子”[1]329。这里所谓的“公民教育”，其重点在“团结力”、“公共心”、“忠实而有效率”等不无国家主义色彩的团体合作精神上；1942年，根据国内民主政治发展的新趋势，晏阳初提出了“实现民主政治的广义的教育”这一命题，强调“民治”(是“人民自治”而非以前的“村民自治”)是现代民主的真谛，“民主政治主要的关键不在民享、民有，基本的还是民治。无民治，谈民享，你不配；谈民有，不给你。若是真能民治，他敢不让你享，敢不让你有吗？因此我们要研究，子子孙孙地研究，寻求实施民治的方案，教育民众，达到民治的目的”[4]157。这里所讲的“广义的”公民教育，是指在培养人民大众文化知识、卫生知识和科技能力基础上，培养其实行民主自治这一新型政治的能力，使其能够真正地参与政治、影响政治，从而建立起一种“新的领导权”，亦即形成一种新型的政治运行机制或民主政治生态。具备了这一民主自治能力的广大中国农民，“必须首先成为自己社团中的一名合格成员，然后再成为自己国家和世界的一名合格的成员”[4]205，重点在于个体服从国家和团体需要即忠诚于民族国家这一救亡的时代性特征上。
抗日战争胜利以后，晏阳初在回顾和总结平民教育历史经验的几篇文章中着重指出了三点：(1)强调公民“组织力”的培养。在世界局势由“个人时代”进入“集团时代”的情况下，国家间的竞争主要是国家综合力量的竞争，尤其是“整个国民力量”之间的竞争。而中华民族在战后的生存和发展，关键在于战后新型民主政治的“团体化”和“纪律化”：“必须把全国人的力量，凝结成一个力量，才可自存。这就不能不依赖组织，不能不依赖广大农民群的组织力，不能不依赖教育以培养农民的组织力。”[4]318这一论断不仅是战后中国民主政治走向的真实反映，而且还涉及了后发现代型国家民主类型的特殊性及其培训问题。(2)新型民主政治的运行基础在于人民，大部分的中国人生活在乡村，平民教育的主要任务在于启发包括广大农民在内的中国人的自觉意识，自觉地掌握自己的命运，“自己改革，自己创造，自己建设”，同时这种改革、创造和建设又必须具备相应的知识和能力，方能“去达到他们的理想与改造的目的”[4]278。这一论断不仅涉及战后中国民主政治建设的着眼点，而且也涉及广大发展中国家国民意识建构的具体对象以及相关教育的价值取向。(3)强调中国这样的落后国家赶超先进国家的主要途径，在于提高人民的文化水平，发展人自身的相关能力，“我并不赞成降低三分之一的人的生活水平来以便和其他人拉平，我赞成提高三分之二的人的水平拉平”[4]367。这就是说，通过知识力、生产力和团结力的综合性教育培养发展中国家人民的现代性基本素质，是使这些国家得以充分利用传统的经济政治和文化资源，在全球化的“集团时代”求得生存和发展的关键。如何培养和发挥人自身的综合能力，是第三世界国家生存和发展的重中之重。
综上，与中国现代民族国家建构的节奏和历程息息相关，晏阳初相关公民素质教育的思想，经历了三个不断递进和丰富的阶段。在1920年代，其思想的重心在于将缺乏现代文化知识和素养的平民尤其是广大农民，转变为具有现代科学文化知识和民主自治意识的国民，即所谓“开民智”阶段；1930年代以降，晏阳初主要关注这一国民素质的培养，致力于培养“团结力”、“公共心”、“组织力”及其对于新型民族国家的忠诚或认同，即所谓中国现代民族国家的“认同教育”阶段；抗战以后，晏阳初更是将公民素质教育纳入新的世界政治格局之中，强化了发展中国家在新格局中如何生存和发展的问题意识，接触到了后发现代性国家在发展途径和民主形式方面与西方相区别的特殊性，强调了教育和人的现代化问题，即关注广大第三世界国家的现代化及其人民的生存和发展。相对于今天处于改革开放过程中的中国，晏阳初的这些思想具有如下的意义：
(1)致力于在中国建立一个民享、民有和民治的现代民族国家，始终是晏阳初平民教育思想的核心线索。平民教育的基本着眼点就是“以民为本”，即从改善平民大众生存条件出发以提高他们的综合素养，最后达到“本固邦宁”的目的；强烈的现代科学与民主意识和对中国民族生存困境的忧患意识，始终是晏阳初思考问题的基本依据；灵活且因地制宜的教育教学方法，根据形势的发展与时俱进地调整平民教育的思想内涵及其方略，使平民教育始终保持与中国现实的密切关联，是平民教育事业取得巨大成功的前提条件。
(2)晏阳初的平民教育思想实现了教育与国民素质提高之间的有机结合。他十分注重平民教育的内容方法、实际效果与中国20世纪社会实际和受教育对象的生活实际相符合，尤其是抓住了平民大众识字率低、谋生难、无暇顾及学习的实际情况，将相关生存技能的教育作为盘活整个平民教育体系的轴心，从而在中国这样的农业国家找到了一条贯通教育、民众、社会发展的途径。由于晏阳初平民教育思想始终把现代公民素质和能力的培养作为出发点和最终目的，平民教育遂成为现代中国经济社会中培养公民的国民意识、构建现代民族国家的基本着眼点，爱国主义教育、公民道德教育、民主意识教育和相关能力的培养在其平民教育体系中被连为一个有机整体，且具有很强的可操作性。这些宝贵的经验对于当前处于迅猛发展过程中的中国经济社会，尤其具有借鉴意义。
(3)70年来，晏阳初从事平民教育一直注重中国特色，反对抄袭和模仿外国，要建立“中国化”的政治、社会科学和教育，以符合中国人的需要和中国人的心理[1]65，129，198，强调所学与所用相结合且具有实效性，教育内容要为广大受教育者所喜爱并接受，在这一方面，晏阳初无疑是成功的。但是，在思考平民教育的“所以然”时，虽然归纳出了“愚”、“穷”、“弱”、“私”四大人格弊端，并针对四大弊端制定出了四大教育和三大途径，但其间忽视了两个重要问题：一是四大弊端只是各种社会条件所产生的结果，要根本革除弊端，仅仅从教育学出发是不行的。特别是一个国家国民的整体的现代性素质，与该国家经济社会发展的整体水平是互为前提互为表里的两个方面，由于没有进一步深究产生这些弊端的所以然，未能深刻反思中国社会的现代化途径与西方现代化途径之间的关系与异同，因而晏阳初的相关思考中，一直将欧美发达国家的现代化模式视为人类现代化的唯一途径。由于缺乏对于中国现代性自身特征的深层思考，当然也就影响了其思想的进一步深入发展，此其一；其二，1950年代以降，当晏阳初将其平民教育思想和方法推向世界其他国家时，他仍然认为在中国发现的四大弊端，“以及针对这些积弊而发展出的对症下药方案，其他各国情况完全一样”[4]475，同样忽视了对于造成各国贫穷的政治经济文化根源亦即其所以然的进一步考量。因此，晏阳初的平民教育思想所倡导的，是一种以西方现代性为基本尺度的教育救国论。在当今世界全球化的格局中，民族国家的现代化发展绝非仅仅是一个教育学问题，也绝不能忽视对于现代性的民族特征的深究。这是我们进一步发掘、提炼和反思晏阳初平民教育思想，进一步发展中国现代教育体制从而更有效地实施科教兴国战略的一个历史坐标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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