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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当代视野
树有根，水有源，即使是划时代的伟大思想理论，也都有它的历史渊源和思想借鉴。邓小平同志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理论是马克思主义与中国实际相结合的最新成果，是以他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发展马克思主义的伟大创造。但是，这个理论所回答的关于经济文化比较落后的国家如何建设社会主义的问题，在历史上并不是第一次遇到的。马克思在19世纪70年代末期探索俄国社会的发展道路时，最先接触到了这个问题，并提出了一系列天才的设想和被实践证实了的真知灼见，实际上成为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的活水源头。研究和比较马克思晚年的探索与邓小平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之间的源与流和继承与超越的关系，将有助于我们加深理解邓小平同志开拓时代和创造未来的伟大历史功绩。
一
19世纪40年代，当马克思主义刚刚产生的时候，经济文化落后国家的概念还不甚清晰，它们作为一个独特的社会形态，其历史、现实和未来发展的特殊性问题还没有被提出来。马克思在《德意志意识形态》和《共产党宣言》中用“世界历史”思想涵盖了全球，断言，整个世界，其中包括东方落后国家，都只有在资本主义的共同基础上，才能跨进“世界历史”，走向未来。由于缺少现实材料，对东方世界了解不深，落后国家如何建设社会主义的问题，远未纳入到马克思的视野中来。
19世纪50、60年代，随着世界殖民化进程的加速，东方各民族的反抗斗争也日益加剧。中国的太平天国革命和印度的民族大起义强烈地震撼了西方世界，东方国家在世界历史发展中的地位和作用问题引起了人们的注意和关切。马克思从50年代起就大量地阅读了有关东方的历史和游记等方面的著作，对这些国家的历史和现实有了较为深刻的了解。1859年，马克思在其著名的《政治经济学批判》序言中，第一次提出亚细亚生产方式概念，用以概括东方国家普遍存在的土地公有、农村公社和专制国家三位一体的现实。同时又把这一概念向历史探伸，视其为整个人类社会原生形态的缩影。马克思认定，在古代亚细亚原始公社末期，东西方就已分道扬镳：在西方，公社解体，相继进入了奴隶、封建和资本主义形态；而东方各国却以不同形式将亚细亚生产方式保存下来。亚细亚生产方式概念的提出，标志着“世界历史”思想的深化，面对历史，马克思已经肯定了东方落后国家的特殊性，但是面对未来，他依然认为，世界各国的社会发展进程都是前后相继，大体一致的，西方资本主义就是东方的未来，全世界只有通过资本主义发展阶段，才能走向理想的大同之路。
19世纪70年代中期以后，马克思的认识发生了巨大的转折和飞跃，这又特别体现在他对俄国未来社会发展前景的思考中。俄国是东方社会的一种类型，也是世界上唯一比较完整地保留了村社及土地公有制的国家。1861年废除农奴制的改革不但没有缓和人民的不满情绪，反而使国内各种社会矛盾都空前地激化起来，革命形势迫近。在“推翻沙皇制度似乎指日可待”（《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2卷506页）的形势下，一个尖锐的现实问题提到马克思的面前：如果俄国革命爆发并取得胜利，那么，俄国将向何处去？是按照原来设想的框架，走西方资本主义的老路，还是另辟蹊径，探索一条既有利于社会发展又造福于人民的通向世界历史的捷径？正是在对这个问题的深沉思索中，马克思第一次突破了原来西方式的社会主义构想图式，触及到了东方落后国家如何建设社会主义的问题，并尝试给以科学的答案。
二
社会主义作为一种理想和学说，是近代社会发展的积淀，是人类先进思想的伟大成果。马克思批判地继承了欧洲三大空想社会主义者的思想遗产，在唯物史观和剩余价值学说这两大发现的基础上，实现了社会主义由空想到科学的伟大变革。《共产党宣言》、《反杜林论》和《哥达纲领批判》等就是凝聚了科学社会主义思想成果的不朽文献。毫无疑问，科学社会主义理论不仅回答了西方先进的资本主义国家如何建设社会主义的问题，也为东方经济文化落后国家的社会主义实践提供了思想指导。但是从根本上来说，它以欧美发达的资本主义国家的革命为课题，是马克思长期居住西欧，亲身实地研究和考察资本主义实践的结晶。所以，这个理论不仅没有提供关于东方落后国家如何建设社会主义的具体答案，而且由于地缘、历史、人文等多方面的巨大差距，东西方在革命和建设的步骤、目标和方略等重大问题上都存在着明显的不同。以为有了科学社会主义理论，落后国家也就有了建设社会主义的现成答案的想法是天真的，不切实际的。
严格地说，马克思当时面对的俄国是与西方完全不同的另一个世界。俄国与西方发达的资本主义国家的根本区别体现在以下两点上：第一，资本主义刚刚开始发展，生产社会化的水平很低，资本主义的大机器生产以及与之相应的一整套机构还未建立起来；第二，存在着以村社组织为依托的农村土地公有制，这种古老了土地公有制形式虽已遭到资本主义的侵蚀，开始瓦解，但基本框架依旧存在，是俄国现实占主导地位的土地关系。这样，在俄国这块神奇的土地上就保留了落后的生产力与性质先进的公有制土地关系的奇妙的结合，它虽然在现实形式上是极不自然的，是一种强扭在一起的结合，但它历史久远，已经存在了上千年。马克思面临的任务就是要打碎这种结合机制，找到一种新的结合链，使公有制的生产关系依附在社会化的大生产上，从而建立起新的社会主义生产方式。这就需要面对俄国现实，正确地分析和对待这两大基本要素。
对于俄国经济文化落后的局面，过去马克思总是把它归咎于资本主义发展滞后，认为是野蛮的沙皇专制和农奴制所造成的恶果。所以自19世纪50、60年代以来，马克思一贯主张俄国必须经历资本主义的冲击，才能解放社会生产力，预言，如果爆发农民起义，“俄国的1793年就会来到”（《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2卷725页）。可是到了19世纪70年代末期，马克思的看法有所改变，与先前更多地肯定资本主义在发展生产力方面所作出的贡献相对照，这时，马克思更多地看到了它与生产力发展相对抗的一面。1881年2月马克思在给俄国女革命家查苏利奇的书信草稿中说：“资本主义生产一方面神奇地发展了社会的生产力，但是另一方面，也表现出它同自己所产生的社会生产力本身是不相容的。它的历史今后只是对抗、危机、冲突和灾难的历史。”（《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9卷443页）因此，为了发展社会生产力，俄国今后不应采取资本主义方式，跳越资本主义卡夫丁峡谷是时代提供给俄国社会发展的唯一正确的选择。
对于俄国的村社土地公有制，过去马克思一向把它看成是沉重的历史包袱，是阻碍俄国社会发展的渊薮之一。自19世纪中叶以来，民粹主义思潮在俄国兴起，一些民粹派思想家竭力证明，由于村社土地公有制的存在，俄国人具有先天的优越性，是“天选的社会主义的人民”（《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8卷614页），俄国农民是“真正的社会主义者”（同上书，第617页）。在他们看来，俄国的特殊性使它有可能避免西欧经历的资本主义发展阶段，直接由村社土地公有制过渡到共产主义。19世纪70年代以前，马克思对于民粹派所掀起的这种俄国特殊论的喧嚣一直持否定和蔑视的态度，坚持认为，俄国在世界历史发展面前并不存在什么特殊性，村社土地公有制并不是俄国的救赎之路。1855年2月13日，马克思在致恩格斯的信中，表示了对民粹派创始人赫尔岑的反感，说“我不愿意在任何时间和任何场合同赫尔岑一起出面，因为我不赞成这样的意见：似乎旧欧洲要用俄罗斯的血液来更新。”（《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8卷第433页）1870年2月10日，马克思在给恩格斯的信中再次表明了他不同意肆意夸大俄国村社的作用，说“对于这种共产主义的黄金国，我从来不抱乐观的看法”（《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2卷421页）。同年3月5日，马克思在致拉法格夫妇的信中，仍然批判了“对俄罗斯民族的‘无限完善的能力’和俄国形式的公社所有制的天意性质还抱有一些幻想”（同上书，第646页）的看法。
可是到了19世纪70年代中期以后，马克思改变了对村社土地公有制的评价，他认为，公社本身并不是消极的东西，相反，它是“俄国社会复兴的因素和俄国比其他还处在资本主义制度压迫下的国家优越的因素”（《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9卷431-432页）。过去人们经常谈论消灭村社土地公有制，那只是因为没有公正地对待它。“如果在农民解放的时候（指1861年废除农奴制──作者注），农村公社立即被放在正常的发展条件下，其次，如果主要靠农民来偿付的巨额国债，以及通过国家交给转化为资本家的‘社会新栋梁’的其他巨款，都用于进一步发展农村公社，那末，现在谁也不会再考虑到消灭公社的‘历史必然性’了。”（同上书，第431页）“总之，在俄国公社面前，资本主义是处于危机状态，这种危机只能随着资本主义的消灭、现代社会的回复到‘古代’类型的公有制而结束”（同上书，第432页），所以应该消灭的是资本主义，而不是公社，公社及其土地公有制作为一种社会复兴因素恰恰应该保存、发展和进一步完善。任何人为地消灭土地公有制的行为都“不是使当地人民前进，而是使他们后退”（同上书，第448页）。
正是基于上述两方面的分析，马克思得出结论，俄国不能通过发展资本主义和消灭村社土地公有制来改变落后面貌，实现社会的复兴，相反，应该在保存和完善村社土地公有制的前提下，跳越资本主义卡夫丁峡谷，使社会主义的实践一步到位。马克思的这个判断和结论恰恰与邓小平第二次复出实际主持中央工作时所面临的现实和作出的抉择相辉映。
十一届三中全会前夕，文化大革命刚刚结束，中国面临十分错综复杂的局面。一方面，生产力遭到巨大破坏，国民经济几乎濒临崩溃的边缘；另一方面，又存在一个一大二公、几乎无所不包，但又百孔千疮的公有制。这与当年俄国的形势有几分类似，对于邓小平来说，也有一个中国向何处去的问题。一些主张资产阶级自由化的人，鉴于文化大革命所造成的深重灾难和普遍存在的逆反心理，主张全盘西化，走资本主义道路，这就要毁掉城乡的公有制经济，向私有制倒退。相当多的人则困惑迷茫，无所适从；更有些人思想僵化，无视现实，热衷于“左”的思潮，主张“按既定方针办”，企图沿着僵化的、没有生机活力的旧体制继续走下去。时势造英雄，时代选择人。面对这困难的现实和诸多的主张，邓小平力排众议，一方面提出了四项基本原则，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坚持以公有制为主体的社会主义制度和方向；另一方面，又提出改革开放的伟大战略，改造旧的经济体制，实现社会主义公有制的自我发展和自我完善，这又与马克思当年主张跳越资本主义卡夫丁峡谷，保存和完善村社土地公有制在很大程度上是十分相似的。
马克思晚年的探索和他所提出的跳越资本主义卡夫丁峡谷的设想，过去长期沉埋，在中国鲜为人知。但是，经济文化落后的国家如何建设社会主义的共同环境和共同课题，使马克思和邓小平联结在一起，出于对俄国和中国的历史和现实的深刻理解和对两国人民现实命运的无比关切，他们在不同的历史时代却提出了避免资本主义和进一步完善公有制的共同构想，这不是偶然的巧合，而是真理的唯一性、历史的必然性的光辉体现。
三
邓小平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理论不仅在经济文化落后的国家必须越过资本主义，坚持社会主义这一根本点上与马克思晚年的设想息息相通，而且在社会主义建设的具体目标、步骤和方法等一系列问题上也取得了完全的共识：
首先，在社会主义发展阶段上，都坚持了社会主义初级阶段论，确立了共同的近期奋斗目标。与发达的资本主义国家不同，那里由于存在着高度社会化和现代化的生产力，在无产阶级革命胜利后，立即可以建成一个标准的社会主义社会。而东方落后国家由于生产力水平低下，革命胜利后必须经过长期的发展过程，把生产力提高到与西方资本主义国家大体相近的水准，才能建成合格的社会主义。所以，象俄国和中国这类经济文化比较落后的国家革命胜利后建立起来的不是成熟的社会主义，而是初级阶段的社会主义。这个结论是严谨的，有说服力的，无论是马克思或邓小平都准确无误地再现了这个思维的逻辑进程，以不同的方式表达了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基本思想。马克思在致查苏利奇的书信草稿中反复强调，俄国跳越资本主义卡夫丁峡谷只是指跳越资本主义的政治制度，即资产阶级专政时期，而与资本主义制度相连带的高度社会化的生产力水平则是不能跳越的。社会主义的物质基础就是拥有资本主义所达到的现代化的生产力，离开了这个前提，企图在落后的小农经济基础上实现社会主义，那只能导致空想的社会主义。马克思认定落后的俄国已经具备了进行革命并直接在村社土地公有制的基础上建设社会主义的条件，那是因为马克思开阔视野，突破了生产力水平的民族界限，认为即使俄国生产社会化水平还不高，但由于俄国不是“脱离世界而孤立存在的”（同上书，第444页），“和资本主义生产是同时代的东西”（同上书，第431页），“生存在现代的历史环境中，处在文化较高的时代，和资本主义生产所统治的世界市场联系在一起”（同上书，第444页），这一切就决定了俄国可以在落后的生产力条件下率先进行革命，借助同时并存的外部条件来加速发展生产力，在短时期内把被资本主义落下的经济文化水平赶上来。十分明显，这种社会主义与西方发达国家革命胜利后所建成的成熟的社会主义相比，是初步的，低水平的，实际上，马克思所设想的跳越卡夫丁峡谷式的社会主义就是初级阶段的社会主义，这与邓小平的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理论思路是完全一致的。可以说，马克思跳越卡夫丁峡谷的设想开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理论的先河，对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的理论和实践提供了有力的思想支持和史学根据。
其次，在建设社会主义的途径和手段上，都坚持了开放和吸取资本主义肯定成果的基本国策，在发挥内部潜能的同时，十分重视外部条件的作用。马克思的跳越卡夫丁峡谷的论断，虽然只是一个设想，但它具有可操作性，是一个现实的科学范畴。它与以往一切空想社会主义的最大区别在于它能正确地对待资本主义。与西方国家不同，对俄国跳越卡夫丁峡谷的设想来说，资本主义不是作为母体，而是作为与它并存的外部条件而存在的。俄国本身还没有经过资本主义灾难，资本主义的技术、资金和整个与社会化大生产相适应的管理方法，对设想中已经跳越了卡夫丁峡谷的俄国来说，都是有益的和可资借鉴的。马克思的跳越卡夫丁峡谷设想的立论和根据就在于俄国现存的村社土地公有制可以和资本主义社会化大生产相结合，因此，在俄国跳越了资本主义发展阶段的同时，还必须“吸取资本主义制度所取得的一切肯定成果”（同上书，第451页），这是能不能在村社土地公有制基础上建成社会主义的关键。马克思当时就曾严厉地批判了自由派思想家的错误主张，指责他们是“资本主义制度的崇拜者”，要他们证明：“要在俄国使用机器，它必须经过机器生产的孕育期。请他们给我说明：他们怎么能够可说是在几天之内就把西方需要几个世纪才建立起来的一整套交换机构（银行、信用公司等等）在俄国建立起来呢？”（同上书，第444页）可见，在马克思的心目中，俄国在跳越卡夫丁峡谷的同时，不仅必须发展大机器生产，而且与资本主义一整套相对应的交换机构也必须相应地建立起来。其途径就是吸取资本主义的现成成果，加以改造，使之和村社土地公有制相结合。马克思当年曾提出问题：完善俄国村社所需要的“设备、化肥、农艺上的各种方法等集体劳动所必需的一切资料到哪里去找呢？”马克思自己回答说：“和它同时并存的资本主义生产在给它提供集体劳动的一切条件。它有可能不通过资本主义制度的卡夫丁峡谷，而享用资本主义制度的一切肯定成果。”（同上书，第438页）
但是，要有效地把资本主义肯定成果吸取过来，就不能闭关锁国，而必须实行开放政策，敞开国门，和世界经济接轨，纳入全球经济一体化的轨道。不实行开放政策，吸取资本主义肯定成果就是一句空话。在这个意义上可以说，马克思是落后国家实行开放政策的先驱者，也是两种制度和平共处思想的奠基人。显而易见，不实行和平共处的对外政策，两种制度经常处在战争交手状态，是不可能吸取资本主义肯定成果的，这都是马克思跳越卡夫丁峡谷设想的题中应有之义。
吸取资本主义肯定成果的思想同样是邓小平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的有机组成部分，他所倡导的对外开放政策，就是为了打开国门，吸取资本主义世界的一切有价值的东西，邓小平认为，开放是与改革相对应的另一翼，只有在经济上深化改革的同时，充分调动起外部条件机制，与之相呼应，中国经济才能走上高速腾飞的正轨。所以，他既重视意识形态问题，强调精神文明建设的重要，但又从不以意识形态的对立而自缚，能从全人类历史发展的广阔视角来理解资本主义的文明成就。他在南巡讲话中说：“总之，社会主义要赢得与资本主义相比较的优势，就必须大胆吸收和借鉴人类社会创造的一切文明成果，吸收和借鉴当今世界各国包括资本主义发达国家的一切反映现代社会化生产规律的先进经营方式、管理方法。”（《邓小平文选》第3卷373页）在开放和吸取资本主义肯定成果问题上，马克思和邓小平达到了惊人的一致，马克思是邓小平理论的前驱者。
第三，马克思的跳越资本主义卡夫丁峡谷的设想与邓小平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理论有着共同的思想基点，都倾注了对人的价值和命运的深切关注。马克思是伟大的人类学家和共产主义人道主义者，他的学说远远超越于人道主义的水准，它以共产主义为目标，以消灭剥削和实现生产力的充分发展为手段，是对人道主义理想和道路的极大的提升和彻底的解决。马克思一生对历史发展与人的价值和命运的相互关系的认识及演变，反映了他寄予人的全面发展的崇高理想，是马克思人学理论的辉煌篇章。在19世纪70年代中期以前，马克思将自己的目光向历史倾斜，他慎重地权衡了历史进步与人的现实际遇的关系，在现实与未来、目前与长远之间作出了明智的选择。当他断言东方社会必须经历资本主义而走向世界历史时，他选择了历史进步这一最终目标，把资本主义所造成的磨难当作历史发展的铺路石，认为是人类企求长远未来所必须付出的代价。所以在他论及英国侵略印度的后果时，不仅出于对印度人民的深切同情，强烈地谴责了英国的侵略行径，而且还看到了事情的另一面，它给印度带来资本主义的物质文明，履行了“在亚洲为西方式的社会奠定物质基础”的“建设性的使命”（《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2卷70页）。鉴于此马克思才写道：“的确，英国在印度斯坦造成社会革命完全是被极卑鄙的利益驱使的，在谋取这些利益的方式上也很愚钝。但问题不在这里。问题在于，如果亚洲的社会状况没有一个根本的革命，人类能不能完成自己的使命。如果不能，那末，英国不管是干出了多大的罪行，他在造成这个革命的时候毕竟是充当了历史的不自觉的工具。这么说来，无论古老世界崩溃的情景对我们个人的感情是怎样难受，但是从历史观点来看，我们有权同歌德一起高唱：‘既然痛苦是快乐的源泉，那又何必因痛苦而伤心？……’”（同上书，第68页）。
但是到了19世纪70年代中期以后，我们看到，马克思观察问题的视角有所改变，更加向人的价值和命运倾斜。马克思在给《祖国纪事》杂志编辑部和查苏利奇的书信草稿中反复申明，他之所以主张俄国革命胜利后不再重蹈资本主义的历史覆辙，而要跳过它，其根本出发点是企图借助俄国现存的村社土地公有制，使人民“不经受资本主义制度的一切苦难”（《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9卷129页），“不通过资本主义生产的一切可怕的波折”（同上书，第431页），而“享用资本主义制度的一切肯定成果”（同上书，第437页）。可以看出，马克思晚年既十分关注俄国的社会进步和生产力发展问题，作出了跳越资本主义卡夫丁峡谷和吸取资本主义肯定成果的论断，又更加关注人的价值和命运，由承认资本主义的不可避免性到主张跳越资本主义卡夫丁峡谷的转变，就是马克思对人的价值和命运无比关切的生动体现，也是他的共产主义人道主义理想和原则所使然。
同样，在邓小平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理论中也十分重视人的价值和命运问题。江泽民同志在学习《邓小平文选》第三卷报告会的讲话中曾作出精彩的概括：邓小平“尊重群众、热爱人民，总是时刻关注最广大人民的利益和愿望，把‘人民拥护不拥护’、‘人民赞成不赞成’、‘人民高兴不高兴’、‘人民答应不答应’作为制定各项政策和方针的出发点和归宿。”（《人民日报》1993年11月4日）在他看来，改善人民生活提高人民福利是天经地义的，是共产党一切决策的核心和出发点。他提出的抓住机遇，深化改革，加速发展，八年经济上一个新台阶的新思路，其目的就是增强社会主义国家的综合国力，同时给人民以实惠，造福于中国老百姓。他对社会主义本质的概括也以最 终达到共同富裕为目标，他超越“姓社姓资”的抽象争论而提出“三个有利于”，其中之一就是“有利于提高人民的生活水平”。深切关注人的价值和命运是贯穿邓小平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的红线，马克思和邓小平在服务于人民、造福于人民这一根本宗旨上，是一脉相承，完全一致的。
马克思学说和邓小平理论的统一和一致表明，邓小平是马克思学说和事业的忠实继承者和完成者，邓小平的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理论“姓马”，内在于马克思主义思想体系之中，是马克思主义发展的最新成果。决不允许把会么“实用主义”和“经济主义”的帽子扣到这一理论的头上。
当然也要看到，由于时代和条件的限制，马克思晚年跳越卡夫丁峡谷的设想还很不完善，特别在具体操作上还很朦胧，仅仅是一个尚未最后完成的新的思路和设想。而邓小平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已经远远超越马克思当年的跳越卡夫丁峡谷的设想水平，处于实际运作状态，因而更丰富、更具体、更富有创造性。在邓小平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中包含有马克思学说中见所未见和闻所未闻的崭新创造，如对社会主义本质的概括，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和一国两制等等。邓小平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理论是当代中国的马克思主义，它已经成为一个完整的理论系统，并在中国人民的社会主义实践中发挥着越来越大的指导作用。这是马克思晚年探索的成果所不能比拟的。这就使我们更加确信，在当代中国，“坚持邓小平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就是真正坚持和发展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人民日报》，1993年11月4日）
邓小平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是一个博大精深的逻辑系统，把它放到马克思主义和科学社会主义发展史中来研究，既看到它对马克思主义的伟大创造一面，又看到他对马克思学说的继承和完成的一面，这是一个新的研究视角，还刚刚开始起步，有赖于哲学界同仁共同努力，涌现更多的研究成果，达到更高的水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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