評閻若璩的厚今薄古法——《尚書古文疏證》研究之六，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厚今薄古论文,古文论文,之六论文,評閻若璩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閻若璩生當疑古思潮盛行的時期，而定古文《尚書》爲“僞”亦是清朝官方的文化政策。清代學者陳履和述：“伏思我朝《四庫全書總目提要》一書，皆奉高宗純皇帝欽定，刊布海內，古文（《尚書》）二十五篇之僞，朝廷早有定論。”①由于這樣特殊的歷史條件，因而當閻若璩的《尚書古文疏證》一出，就受到熱烈追捧。古文《尚書》之僞，遂成“定案”。改革開放以來，學者們本著實事求是的態度，開始對疑古時代的許多“僞書”進行反思。有學者著《先秦僞書辨正》，對先秦四十九部僞書“重新考證”。②有學者著《審核古文〈尚書〉案》，對閻若璩的《尚書古文疏證》作“全面甄別”，認定所謂“僞古文《尚書》”的“定案”無法成立。③雖然有學者提出异議，進行駁難④，但反思的大門已經打開，真理將愈辯愈明。
經過長期研究探索，對于閻若璩《尚書古文疏證》（以下簡稱《疏證》），筆者發現其采用了八種不正當的辨僞方法。“他的絶大部份證據都是似是而非，因而是不能成立的”。⑤
《疏證》的第一種辨僞方法是二難推理。如它把古文《尚書》與其他文獻進行比較：發現相同是古文“剽竊”，若有不同是古文“改竄”，二者都可證明古文之“僞”。這樣的二難推理，共有三種程式，二十三條具體實例。這些推理嚴重背離歷史事實，“只不過是玩弄没有意義的文字游戲”。⑥
其第二種辨僞方法是吹毛求疵。它有“用周禮的規定去尋找夏代、商代文獻的‘僞’證”等五種程式，共二十七條實例，“都是無中生有，是非顛倒，有些是非常可笑的”。⑦
《疏證》第三種辨僞方法是虛張聲勢。它有“胡扯無關《尚書》古文者”、“宣傳懷疑古文歷史”、“開列條目而不作文”、“大談僞書易撰”等六種表現，共六十五條實例。這些超過全書一百二十八條的半數，都是“胡拼亂湊或無內容的空條”。⑧
其第四種辨僞方法是顛倒先後。它有“胡編他籍文字‘竄入’古文書”、“臆造古文書‘忘采用’他籍引文”等六種程式，涉及近五十條實例，“都憑主觀想象，胡扯亂編，嚴重背離歷史事實”。⑨
本文所要集中剖析的，是其第五種辨僞方法。本來，《尚書》有今文和古文之分，是因爲其發現和流傳過程的不同。自秦火之後，漢初伏生從自家壁中發得《尚書》若干篇，他以今文書寫，教于齊、魯之間，此即今文《尚書》。至景帝時，河間獻王從民間徵集，獲得大量古書。《漢書·景十三王傳》載：“獻王所得書，皆古文先秦舊書《周官》、《尚書》……之屬。”⑩武帝時，魯恭王又于孔子宅壁中得古文《尚書》多篇。這些古文《尚書》流傳至魏晋間，形成明確的傳授關係，東晋初由梅頤獻上而公布于衆。應該說，《尚書》中今文和古文兩部份，都具有極珍貴的價值，它們是《尚書》的雙璧或雙翼。可是，閻氏《疏證》對《尚書》的今文和古文，采取完全不同的態度：對今文千方說好，對古文百般說壞。這樣的辨僞方法，姑名之曰“厚今薄古”。經梳耙整理，閻氏的厚今薄古法，約有如下六種表現：
一、祈鬼神盼今文“孤行”
《疏證》“第五十九言《書》之隱見亦有時運，古文盛行已久後當廢”說：“道之行廢繫于命，予則謂《書》之隱與見亦有時運，初非人意料所能及者。嘗思緯書萌于成帝，成于哀、平，逮東京尤熾……焉能料二百載後，其學浸微……又思天下所廟祀者……讀《風俗通義》，城陽景王祠遍滿琅邪、青州六郡……讀《明一統志》，僅莒州一處存耳。懸絶如此，豈非鬼神，亦關氣運、冥報，各有時代。古文《書》二十五篇，出于魏晋，立于元帝，至今日運已極……安知後不更有歐陽氏出，請以删讖緯者删此古文，尊正義者尊伏生（今文）三十一篇，俾其孤行乎！亦《書》之運也，吾終望之維持此運者。”（11）
這一條“疏證”，祈望依靠“時運”、“鬼神”、“氣運、冥報”的佑助，有人出來像“删讖緯”那樣“删此（《尚書》）古文”，而使今文“孤行”，有許多觀點值得評論。
首先，它把《尚書》古文比作“讖緯”，這是極不恰當的。讖緯是一種神學，預言吉凶，把自然現象神秘化，對社會的變動、王朝的更替推波助瀾，造成社會的不安定因素。這種神學，在西漢後期因得到統治者的支持而盛行，但它對社會的發展是不利的，因而“二百載後其學浸微”，乃極自然。而《尚書》古文是記載上古三代歷史事實的史學，它像《資治通鑑》一樣，對人們的行爲、國家的治理有借鑒和懲戒作用，對社會的文明與進步是十分有益的。它不可能如閻氏所說“有時運”，“盛行已久後當廢”。
其次，它把《尚書》古文的流傳比做“廟祀者”，更是荒唐可笑的。其舉例稱，漢代“城陽景王祠滿遍琅邪、青州六郡”，而到明代“僅莒州一處存”，這顯然是由于政治勢力的興衰所致，而絶對不是如閻氏所說：“豈非鬼神，亦關氣運、冥報，各有時代。”古文《尚書》的流傳，當然與統治者的文化政策關係極大，但更重要的，是它的真實性及其學術價值。如果古文《尚書》是真實的古文獻，有珍貴的學術價值，它不可能像“讖緯”和“廟祀者”那樣，盛行一段時間後就遭廢斥或衰落。《疏證》謂“古文《書》二十五篇”，“至今日運已極”，這個如讖緯般的預言，絶不會實現。
再說，閻氏要藉助鬼神、氣運、冥報的力量，請出能人來“删此古文”，並“尊伏生”今文，“俾其孤行”，這對中國文化將是一個不小的灾難。筆者曾撰文論證，“古文《尚書》補充許多歷史事實”，“保存大量格言和成語”，“可考知舊籍引語的背景和用意”，“可訂正舊籍引文之誤”，“可糾正舊注之誤”。（12）歷史上經常引用的警語名句“民惟邦本，本固邦寧”，就出自古文《尚書》中的《五子之歌》。有著這樣珍貴價值的古文《尚書》，怎可“删”除和“廢”斥？在閻氏《疏證》行世、“僞古文《尚書》”“定案”後，有相當長的一段時間，學者們從事歷史研究不敢引古文《尚書》了，有些《尚書譯注》的本子乾脆把古文部份删掉，大有使今文“孤行”的勢頭。不過，自改革開放以來，不少學者反思疑古時代的錯誤，古文《尚書》的珍貴資料開始重新得到運用，學術界又呈現出勃勃生機。
還應該指出，閻氏《疏證》對于古文《尚書》，有一種非理性的憎惡，因而往往感情用事，不能實事求是地進行研究。如第十七條對皇甫謐責難說：“皇甫謐，高名宿學……渠實得孔書，載于《世紀》，有不因之而重者乎？是使此書首信于世者，皇甫謐之過也。”（13）按魏晋之際的學者皇甫謐，從其外弟梁柳處“實得”孔傳古文《尚書》，因而在其所著《帝王世紀》中大量載有古文《尚書》之文，計有《五子之歌》、《仲虺之誥》、《湯誥》、《伊訓》、《君牙》、《伯冏》（即《冏命》）等篇。（14）皇甫謐相信孔傳《尚書》是真古文獻，在其著作中充分運用其資料，進行轉述和論證，他對于中國優秀文化的傳播是有功的，爲什麽要對之責難而稱其爲“過”呢？
《疏證》此條接著又說：“賾雖奏上得立于學官，然南北兩朝猶遞相盛衰，或孔行而鄭微，或鄭行而孔微，或孔、鄭並行。至唐初貞觀，始依孔爲之疏……是使此書更信于世者，孔穎達之過也。”（15）按唐孔穎達相信孔傳《尚書》是西漢以來長期流傳的真古文獻，因而作《尚書正義》用孔傳本進行疏證，並詳細論述該書的流傳過程，指出漢代學者如鄭玄、馬融等因不見古文而造成的錯訛。（16）孔穎達對流傳的各種《尚書》本子進行甄別、選擇，並作詳盡的疏理、論證，他對于《尚書》學以及許多古籍是一大功臣，爲什麽又要稱其爲“過”而加以責難呢？
對于古文《尚書》的憎惡，閻氏《疏證》更有不可理喻者。此條接著又說：“吾族之有敗類，猶吾之一脉也，乃若斯人固循循然，固斌斌然，而終非吾之族類也，吾恐吾祖宗之不血食也！僞古文何以异此！”（17）按學術研究，討論古文《尚書》的真僞：真者評論其價值，放心使用其資料；僞者追究其原因，對其資料必須慎用。但閻氏卻把“古文”比做一個人，“斯人固循循然，固斌斌然，而終非吾之族類也”；若“斯人”繼續存在下去，“吾恐吾祖宗之不血食也”，即祖宗没有人來祭祀，“吾族”就要敗亡。因而他想出了八種不正當的辨僞方法，必欲置“斯人”于死地而後快。這實在不是一個學者應有的態度。
二、虛構古文亡于西晋亂
要證明古文《尚書》之“僞”，首先要證明西漢時發得和徵集的真古文《尚書》已經亡佚。于是，閻氏虛構了一個“古文亡于西晋亂”的論斷，以其證今傳古文《尚書》之“僞”作爲鋪墊。《疏證》“第二言古文亡于西晋亂，故無以證晚出之僞”說：
嘗疑鄭康成卒于獻帝時，距東晋元帝尚百餘年，古文《尚書》十六篇之亡，當即亡于此百年中。後讀《隋書·經籍志》：“晋世秘府所存，有古文《尚書》經文，今無有傳者。及永嘉之亂，歐陽、大小夏侯《尚書》並亡。”……永嘉喪亂，經籍道消……故古文《尚書》之亡，實亡于永嘉。嗟乎！嗟乎！出于伏生之口者，秦火不得而焚之；
出于孔氏之壁者，□亂遂得而滅之矣。（18）
在其他場合，《疏證》還不斷宣傳這一論斷。如第一百十三條說：“原來當兩漢時，安國之《尚書》雖不立學官，未嘗不私自流通，逮永嘉之亂而亡。”（19）第一百二十條又說：“古文《書》至東漢始有訓注……故有時合而爲一，則如《漢志》所載……合則永亡，晋永嘉之亂是也。”（20）
上述關于古文《尚書》亡于西晋永嘉之亂，而且是“永亡”的論斷，突出地表現了閻氏《疏證》厚今薄古的用心。既然《隋書·經籍志》云，“永嘉之亂，歐陽、大小夏侯（今文）《尚書》並亡”；閻氏自己也說，“永嘉喪亂，經籍道消”，爲什麽只有古文《尚書》亡而今文不亡呢？《疏證》解釋道：“（今文）出于伏生之口者，秦火不得而焚之；（古文）出于孔氏之壁者，□亂遂得而滅之矣。”這完全是胡攪！此條討論的是，“永嘉之亂”對《尚書》古文和今文的銷毁，而閻氏卻說今文“秦火”不得焚，這不是偷换概念嗎？再看《漢書·儒林傳》記：“秦時焚《書》，伏生壁藏之……漢定，伏生求其《書》，亡數十篇，獨得二十九篇，即以教于齊、魯之間。”（21）可見今文“秦火”不得焚，是因爲“伏生壁藏之”。閻氏謂“出于伏生之口”，乃其胡編亂造。《疏證》千方百計開脫今文而“滅”“亡”古文，這就是其運用的厚今薄古法。
然而，古文《尚書》並没有在永嘉之亂中滅亡，它的傳授脉絡記載于唐孔穎達撰的《尚書正義》中。其引《晋書》云：“晋太保公鄭沖以古文授扶風蘇愉，愉字休預。預授天水梁柳，字洪季，即（皇甫）謐之外弟也。季授城陽臧曹，字彥始。始授郡守子汝南梅賾（當作‘頤’），字仲真，又爲豫章內史，遂于前晋奏上其書而施行焉。”（22）對于這一段傳授記載，著名史學家陳夢家曾作過查證。他說：“自鄭沖到梅頤的傳授，皆有史籍可考，其時、地、人三者都相符合。”（23）據《晋書·鄭沖傳》，沖卒于晋武帝泰始十年，即公元274年。梅頤“奏上其書”，“學者一般推定其事在（東晋）元帝建武元年至太興元年”（24），即公元317-318年。而永嘉之亂發生在晋懷帝永嘉四年至六年，即公元310-312年，其時古文《尚書》正由鄭沖一代又一代傳至梅頤手中，妥爲保管，怎麽可能“滅”“亡”？
况且，古文《尚書》的流傳，還有孔氏家族的一個系統。《後漢書·儒林列傳》說：孔氏家族“自安國以下，世傳古文《尚書》”。（25）根據現代學者的研究：“今傳本古文《尚書》、《孔叢子》、《（孔子）家語》，很可能陸續成于孔安國、孔僖、孔季彥、孔猛等孔氏學者之手，有著很長的編纂、改動、增補的過程。”“東漢中晚期，這種（古文）《尚書》本子逐漸傳播流行。”（26）孔氏家族有著衆多的學者，他們有一種事業精神，長期保存並修訂古文《尚書》，使其日臻完善。因此，古文《尚書》更不可能在動亂中消亡。閻氏《疏證》厚今薄古，虛構“古文亡于西晋亂”，是違背歷史的真實的。
三、藉《孝經》、《禮經》詆毁古文
出于對古文經籍的憎惡，閻氏又在古文《孝經》和《禮經》上做文章。《疏證》“第二十言古文《孝經》以證《書》”云：“草廬吳氏其論始定，曰：‘以桓譚《新論》所言，考證古文（《孝經》）皆不合，參諸邢氏疏說，則其僞也决矣。’愚謂桓譚《新論》足以證今古文《孝經》之僞，豈不足以證古文《尚書》之真哉？”（27）
閻氏上述言論，語意比較含糊。實際上，其標題爲“古文《孝經》以證《書》”，目的就是以古文《孝經》之“僞”來證明古文《尚書》亦“僞”。然而這條路是行不通的。首先是因爲，古文《孝經》的情况與古文《尚書》完全不同。《孝經》的今文和古文，只是文字有异同和章節的增減分合；而《尚書》的今文和古文，有著完全不同的篇名、內容和發現、流傳過程：兩者不能進行類比和由此及彼的推論。
再說，古文《孝經》之“僞”，也是不符歷史事實的。據史記載，關于《孝經》今文、古文之争，唐開元年間，曾“詔令群儒質定：右庶子劉知幾主古文，立十二驗以駁鄭；國子祭酒司馬貞主今文”，找些證據“以駁孔”（28），雙方辯論難分難解。劉知幾議曰：“愚謂行孔廢鄭，于義爲允。”即要行古文，廢今文。司馬貞議曰：“望請準式，《孝經》鄭注（今文）與孔傳（古文）依舊俱行。”（29）可見關于《孝經》今文和古文的真僞優劣，在唐時也未能得出一致的結論。閻氏《疏證》欲以“古文《孝經》之僞”來證古文《尚書》，他的前提就是不能成立的。
《疏證》“第二十一言古文《禮經》以證《書》”又說：“《禮》與《尚書》，同一古文……而在《禮》者……奕代猶知寶之，欲輯爲經；而在《尚書》者，雖卷篇次第，確有源委，甚至明指某句出某篇，如‘載孚在亳’，‘征是三’，‘厥篚玄黄，昭我周王’，皆以爲是僞書。則以《禮》未爲諸儒所亂，而《書》則爲晚出之《孔傳》所屈厭也，豈不重爲此經之不幸哉！”（30）
這裏，閻氏《疏證》藉古文《禮經》而把古文《尚書》貶斥一番。其中列出古文《尚書》中的某些句子，接著就說“皆以爲是僞書”。有什麽證據嗎？没有。不列證據而信口亂說，是閻氏《疏證》的一貫做法。
然後，《疏證》又說：《尚書》“爲晚出之《孔傳》所屈厭”，“重爲此經之不幸”。什麽叫“屈厭”？查遍各種辭書，如《辭源》、《辭海》、《漢語大辭典》等，均未見此詞，應該又是閻氏胡編亂造的詞語。按其字面和邏輯來看，大概是糟蹋、損害之意。前已闡述，《孔傳》是孔氏家族世代專注之業。《孔傳》實包括孔氏家族保存的古文、今文《尚書》各篇文字及其對整部《尚書》的傳解。閻氏《疏證》中有許多條目，因《孔傳》中有些地名出現在武帝之後，就指《孔傳》爲“僞作”。那不是實事求是的態度。孔氏家族的學者自西漢、東漢一直延續到三國，難道他們對先輩的傳解作些修訂，就變成“僞作”了嗎？唐孔穎達纂定的《尚書正義》，稱《孔傳》爲“孔氏傳”而不是“孔安國傳”，應該是考慮到這部傳解是孔氏家族共同撰著的成果，而非成于孔安國一人之手。《孔傳》保存了《尚書》中缺失的二十五篇文字，又對整部《尚書》作了傳解，而且它所保存的《尚書》今文部份，也比伏生保存的今文《尚書》爲優。如孔傳《尚書·禹貢》在叙述“青州”時，有“嵎夷”（31）這一地名。《史記·夏本紀·索隱》“按：《今文尚書》……作‘禺鐵’……鐵，古‘夷’字也。”（32）查《說文解字·金部》云：“鐵，黑金也。”“銕，古文鐵，從夷。”（33）由此可見，今文作“禺鐵”是錯誤的。“鐵”之古文作“銕”，並非“鐵，古‘夷’字也”。今文因“古文‘鐵’從‘夷’”而誤“夷”爲“鐵”，幸有《孔傳》本而予以糾正。且今文之“禺”，也當從孔傳作“嵎”，因爲這是一個山區的地名。
由上述分析可見，《孔傳》對于《尚書》，不但没有“屈厭”，而且彌補了相當多《尚書》缺失的篇章，大大地充實和豐富了《尚書》的內容；又對整部《尚書》作了深入淺出的傳解，爲人們讀懂《尚書》提供了方便；它所保存的今文部份，也較伏生所傳有優勝之處。可以毫不誇張地說：《孔傳》古文的出現，决非“此經之不幸”，而是《尚書》之大幸。閻氏《疏證》厚今薄古，詆毁《尚書》古文，與歷史事實完全背離。
四、爲堯舜禹名號改今誣古
《疏證》“第五十九言重華、文命與放勛皆帝王號，僞作者不知”云：“堯、舜、禹亦皆有號，放勛也，重華也，文命也，三者即是也。何以別之？《孟子》引古《堯典》曰：‘放勛乃徂落。’……他日引堯之言爲‘放勛曰’，則可知其以是爲號也矣。唯至僞古文出，‘重華協于帝’，‘文命敷于四海’，不將‘重華’、‘文命’二字各斷爲句，與今文‘放勛’字面一例，而竟連下文‘協于帝’、‘敷于四海’，自不得解作號，而謂是史臣讚頌之辭矣。予痛其以僞亂真，而並古帝王之休稱鴻號、冠絶千載者亦掩没而不彰，豈不甚哉！”（34）
以上這條論述，有許多不符史實之處：
首先，關于堯號放勛，《尚書·堯典》的記述是這樣的：“曰若稽古帝堯，曰放勛欽明文思安安。”孔傳：“若，順；稽，考也。能順考古道而行之者帝堯。”“勛，功；欽，敬也。言堯放上世之功，化而以敬明文思之四德，安天下之當安者。”（35）可見這裏的“放勛”，是史臣讚美“堯放（仿）上世之功”，並非堯的“號”。至于《孟子》引《堯典》“放勛乃徂落”（36），實際應該是“帝乃殂落”（37）；《孟子》引堯之言爲“放勛曰”，是孟子認爲堯號“放勛”，故如此說，實際未必。閻氏《疏證》論述堯的名號，不引今文《尚書·堯典》的記述，而以《孟子》所言作爲證據，充分表現了其在學術上不實事求是的態度。
再說，“重華協于帝”一句，見今《尚書·舜典》。孔傳：“華爲文德，言其光文重合于堯，俱聖明。”孔穎達疏述此句的來歷云：“齊蕭鸞建武四年，吳興姚方興于大航頭得孔氏傳古文《舜典》……乃表上之。事未施行，方興以罪致戮。至隋開皇初，購求遺典，始得之。”（38）司馬遷《史記》述：“虞舜者，名曰重華。”（39）其根據應該就是《舜典》開頭的這句話，可見它的來歷是比較早的。“文命敷于四海”一句，見《尚書》古文《大禹謨》開頭。孔傳：“言其外布文德教命”；孔穎達疏申述：“禹能以文德教命布陳于四海。”（40）司馬遷《史記》述：“夏禹，名曰文命。”（41）其根據應該也是《大禹謨》開頭的這句話。“重華”、“文命”二句話，它的出現比較早，影響相當大。閻氏《疏證》稱這二句是魏晋間出現的“僞古文”，與歷史事實完全不符。
關于“放勛”、“重華”、“文命”是否堯、舜、禹的名號，在歷史上是有争議的。雖然孟子、司馬遷有上述說法，但不少學者提出异議。朱熹在注《孟子》時說：“放勛，本史臣贊堯之辭，孟子因以爲號也。”（42）觀上引《尚書·堯典》記述，其論至確。《史記·夏本紀》“夏禹名曰文命”下，司馬貞《索隱》曰：“《尚書》云‘文命敷于四海’，孔安國云‘外布文德教命’，不云是‘禹名’。太史公皆以放勛、重華、文命爲堯、舜、禹之名，未必爲得。孔又云‘虞氏，舜名’，則堯、舜、禹、湯皆名矣。”（43）司馬貞認爲，堯、舜、禹、湯都是“名”，而“文命”從《尚書》孔傳來看不是“禹名”，司馬遷把放勛、重華、文命當作堯、舜、禹之名，“未必爲得”，對《史記》之說提出批評。這應該是有見地之論。
閻氏《疏證》在堯、舜、禹名號問題上，隱瞞今文《尚書·堯典》的記述，而改以《孟子》之說當作“今文”；又把《舜典》“重華協于帝”、《大禹謨》“文命敷于四海”，這與《堯典》“放勛欽明文思安安”非常相似且出現較早的二句，誣爲“僞古文”。從《堯典》、《舜典》、《大禹謨》開首的這三句文字來看，“放勛”、“重華”、“文命”分明是“史臣讚頌之辭”，而非“帝王號”。因此《疏證》之感嘆：“予痛其（古文）以僞亂真，而並古帝王之休稱鴻號、冠絶千載者亦掩没而不彰，豈不甚哉”，完全是無病呻吟。所謂古文“以僞亂真”，是根本没有的事。這裏，閻氏的厚今薄古法，表現爲改今誣古，事實十分清楚。
五、查他籍引文保今斥古
他籍引《書》之文，在今傳《尚書》中找不到，這可能是古文的缺失，也可能是今文的缺失。但閻氏《疏證》卻千方百計保護今文，斥責古文，表現出完全不同的態度。《疏證》“第七十七言《史記》有《夏書》曰，今忘采用”云：“（《史記》）《河渠書》首引《夏書》曰：‘禹抑鴻水十三年，過家不入門，陸行載車，水行載舟，泥行蹈毳，山行即橋。’余謂‘禹抑鴻水’，與《孟子》合；‘十三年’，與今文（《禹貢》）‘作十有三載乃同’合；‘過家不入門’，與《孟子》及今文（《益稷》）‘啓呱呱而泣，予弗子’合；‘陸行載車’以下，又與《尸子》及今文（《益稷》）‘予乘四載’合。其事事有根據，非苟作如此。魏晋間人竟以世所童而習之之書，書且開卷便見，忘其采用，豈非天奪之鑒，褫其魄，與吾今日以口實也哉！”（44）
按《史記·河渠書》有引《夏書》的一段話，據閻氏《疏證》分析，它有許多地方與今文《尚書》的《禹貢》、《益稷》等篇的叙事相“合”，“其事事有根據”。但這段引文，與今文《尚書》的詞句不同，很可能是今文《尚書》有所缺失，或者司馬遷對《夏書》引用其意而改動了文字。不管屬于何種情况，《史記》這段引文，既然與今文中的多篇叙事相“合”，應該與今文《尚書》關係密切，從今文《尚書》中查找。但閻氏接著筆鋒一轉，稱這段引文，是“魏晋間人”在僞作古文時“忘其采用”，並惡毒地指責是“天奪之鑒，褫其魄”云云。《史記》這段引《夏書》之文，在今傳《尚書》中未見，明明是今文《尚書》的問題，但閻氏只說引文與今文如何相“合”，再指責僞作古文的“魏晋間人”“忘其采用”，並用侮辱性的語言進行呵斥。其實，所謂“魏晋間人”“忘其采用”，完全是閻氏主觀想象的臆造，在歷史上不可能發生那樣的事。這裏，《疏證》查找引文缺失，保今斥古，事實十分明顯。
《疏證》“第七十八言《說文》有《虞書》、《商書》、《周書》等曰，今忘采用”又云：“（《說文》）有安國所不載辭至多……《虞書》曰……《商書》曰……《周書》曰……《尚書》曰……《書》曰……右皆魏晋間忘其采用者。”（45）
這一條與上條同樣，《說文》中有不少引《虞書》、《商書》、《周書》及《尚書》、《書》之文，在今傳《尚書》中未見，這可能是今文的缺失，也可能是古文的缺失，因爲《說文》未引篇名，不知這些引文屬今文還是古文。但《疏證》又采取保今斥古的辦法，對今文的問題隻字不提，而獨指古文，稱“右皆魏晋間（僞作古文時）忘其采用者”。其厚今薄古法，運用爲保今斥古，再一次作了生動的表現。
《疏證》還有一種原文“出自”引文或原文“剽竊”引文的怪論。如其第八條說：“（古文《胤征》）‘先時者殺無赦，不及時者殺無赦’，此出《荀子·君道篇》所引《書》曰：‘先時者殺無赦，不逮時者殺無赦。’”（46）按《荀子·君道篇》所引《書》，即古文《尚書·胤征》。因此，前者是原文，後者是引文。說原文“出”自引文，何等怪誕！但閻氏爲了把古文《尚書》證成“僞作”，不惜發表此種奇談。
按照閻氏《疏證》的手法，同樣可以說：“今文《尚書·洪範》‘無有作好，遵王之道；無有作惡，遵王之路’（47），此出《荀子·修身篇》所引《書》曰：‘無有作好，遵王之道；無有作惡，遵王之路。’（48）”這樣，便可把今文《尚書·洪範》證成“晚出”的“僞作”了。但閻氏《疏證》的厚今薄古法有一條原則：保今斥古。以原文“出自”引文的怪論來證“晚出僞作”的方法，《疏證》絶對保護不用于今文，而只對古文進行證“僞”和斥責。
《疏證》第七條又說：“晚出之古文……亦知剽竊……即于《墨子》，亦知剽竊‘文王若日若月，乍照光于四方，于西土’，亦知剽竊……”（49）按古文《尚書·泰誓下》曰：“惟我文考，若日月之照臨，光于四方，顯于西土。”（50）《疏證》謂古文“剽竊”的《墨子》引文見《兼愛下》篇。（51）對比古文《泰誓》和《墨子》引文兩段文字：古文自然貼切，文句通順流暢；而《墨子》引文較欠强，不通順。《泰誓》是武王的誓師講話，《墨子》引文怎能直稱其父爲“文王”？且引文“乍照光”，語甚淺薄。顯然，古文《泰誓》是原文，《墨子》引文因記憶不清，只引其大意而語詞欠妥。說原文“剽竊”引文，實在是荒謬之論。
依閻氏《疏證》之手法，同樣可以說：“今文《尚書·呂刑》亦知剽竊《墨子》‘皇帝清問下民，有辭有苗’；（52）今文《尚書·康誥》亦知剽竊《孟子》‘殺越人于貨，閔不畏死，凡民罔不’；（53）今文《尚書·洛誥》亦知剽竊《孟子》‘享多儀，儀不及物曰不享，惟不役志于享。’（54）”這樣，今文《呂刑》、《康誥》、《洛誥》都成了“晚出”的“僞作”。如依閻氏的八種辨僞方法，作一本《尚書今文疏證》，則整部今文《尚書》，都可證成伏生的“僞作”。但閻氏《疏證》的厚今薄古法，决不對今文作如此論證。它嚴格遵循這樣的原則：保今斥古。其對于今文和古文，實行態度鮮明的區別對待。
六、用不實理由揚今貶古
例1.《疏證》第九十八條抄録姚際恒之言云：“伏書之誓，《甘誓》、《湯誓》、《牧誓》、《費誓》、《秦誓》凡五篇。誓辭之體，告衆皆以行軍政令及賞罰之法爲主……若《秦誓》，則因敗悔過，別是一格……今《泰誓》上中下三篇，僅有賞罰二語，絶口不及軍政。惟是張目疾首、洗垢索瘢，若恐不盡。嗚呼，誓辭至此，蕩然掃地矣！”（55）
按此條將今文五篇誓辭，與古文《泰誓》三篇進行比較。其先定一條標準，“誓辭之體，告衆皆以行軍政令及賞罰之法爲主”，然後對今文前四篇誓辭褒揚一番。至于《秦誓》一篇，既没有行軍政令，也没有賞罰之法，因爲其是今文，故稱其“別是一格”，不予貶抑。說到古文《泰誓》，因賞罰之法談得少，稱“僅有賞罰二語”；因未到决戰時刻，軍事政令談得少，稱“絶口不及軍政”。接著加以許多不實之詞，什麽“張目疾首、洗垢索瘢”，甚至“蕩然掃地”云云，極盡污蔑、貶斥之能事。
其實，古文《泰誓》有著許多獨到的優點：一、它保存許多千古名句，如“民之所欲，天必從之”；“天視自我民視，天聽自我民聽”；“樹德務滋，除惡務本”，等等。二、它有許多哲理性的警句，發人深省，如“受有臣億萬惟億萬心，予有臣三千惟一心”；“受有億兆夷人離心離德，予有亂臣十人同心同德”，等等。三、它有許多鼓舞人心的誓言，感情充沛而真摯，如“我武惟揚，侵之于疆，取彼凶殘，我伐用張，于湯有光”，等等。應該說，古文《泰誓》是一篇有著豐富內容的千古奇文。閻氏《疏證》揚今貶古，完全背離歷史的真實。
例2.《疏證》第一百十三條抄録吳 之言曰：“安國所增多之書，……皆文從字順，非若伏生之書屈曲聱牙，至有不可讀者。”（56）第一百十七條又記鄭瑗之言曰：“觀商周遺器，其銘識皆類今文《書》，無一如古文之易曉者……豈有四代古書而篇篇平坦整齊如此”；“（古文）《泰誓》曰：‘謂己有天命，謂敬不可行，謂祭無益，謂暴無傷。’此類皆不似古語。”（57）
按《疏證》中有大量關于古文“易曉”、“皆文從字順”，而今文“難曉”、“屈曲聱牙”的言論，言下之意就是古文爲“僞作”，而今文乃真古文獻。實際上，這只是一種偏見，與事實完全不符。如古文《大禹謨》曰：“惠迪吉，從逆凶，惟影響。”（58）古文《說命》曰：“惟干戈省厥躬”，“惟 學半。”（59）豈不“難曉”、“屈曲聱牙”？再如今文《禹貢》曰：“導黑水，至于三危，入于南海。”（60）今文《洪範》曰：“五行：一曰水，二曰火，三曰木，四曰金，五曰土”；“五事：一曰貌，二曰言，三曰視，四曰聽，五曰思。”（61）豈不“易曉”而“文從字順”、“平坦整齊”？
再說，古文《泰誓中》“謂己有天命”的一段話，是《墨子》引用過的。《墨子·非命下》引“《太誓》之言”曰：“謂人有命，謂敬不可行，謂祭無益，謂暴無傷。”（62）《墨子》所引，怎麽可能“不似古語”？可見抱著厚今薄古的偏見去尋找古文的毛病，不可能得到正確的結論。
例3.《疏證》第一百十六條録郝敬之言云：“《堯典》、《禹貢》，其辭簡奥，叙事樸直有體……《堯典》、《皋陶謨》、《禹貢》三篇，文辭最古，法度森嚴，有頭尾，有血脉，有分段，有照應，爲千萬世史書冠冕……故《尚書》以伏生二十八篇（今文）爲真古文……至于二十五篇（古文），清淺鬆泛……孔《書》諸篇，辭義皆浮泛，如《伊訓》不切放桐復亳，《說命》不切帝賚良弼，《君陳》、《畢命》不切尹東郊，其他皆然……《秦誓》自然處高于《左》、《國》，《費誓》雖列編末而簡奥淵深……若夫《伊訓》、《說命》，風格卑弱，尚不敢望《秦誓》，乃得與典謨並列，真是千古不平事。”（63）
這一條，完全以空洞抽象的詞語對《尚書》的今文和古文進行褒貶：遇到今文，用好詞褒揚，如“簡奥深淵”，“法度森嚴”，“高于《左》、《國》”，“爲千萬世史書冠冕”；遇到古文，則用差詞貶損，如“清淺鬆泛”，“風格卑弱”，“辭義皆浮泛”，還有幾個“不切”、“不敢望”、“不平事”。究竟如何“不切”，則没有具體分析。其結論是：二十八篇今文是“真古文”，二十五篇古文當然是“僞作”了。
實際上，古文中有許多千古不朽的名篇：如《伊訓》是大臣對王初即位時的訓戒，苦口婆心，寓意深刻，所云“三風十愆”，具有警示作用；《說命》記録殷王武丁選拔奴隸說爲相的過程，王與說有許多精彩睿智的對話，讀來令人神往；《君陳》記成王對君陳的教誨，《畢命》記康王對畢公的囑咐，在周初局勢動蕩的背景下，這些都是歷史的極好教材。閻氏《疏證》運用厚今薄古法，盲目揚今貶古，對《尚書》的研究是極不利的。
例4.《疏證》第一百十八條抄録王充耘之言，在褒揚今文和貶損古文數篇後說：“《蔡仲之命》一段絶與《太甲》篇相出入：言‘天輔民懷’，即是‘克敬惟親，懷于有仁’之說；‘爲善同歸于治，爲惡同歸于亂’，即是‘與治同道罔不興，與亂同事罔不亡’之說；‘惟厥終，終以不困，不惟厥終，終以窮困’，即是‘自周有終，相亦罔終’之說。吾意古文只是出于一手，掇拾附會，故自不覺犯重耳。”（64）
上述言論，有一個證古文爲“僞作”的方法非常簡單：只要尋找兩篇古文，其中有些語句個別詞相同，即可證明“古文只是出于一手”。若依此法，同樣可以說：“今文《多方》與《多士》絶相類：《多方》‘我惟大降爾四國民命’，‘今爾奔走臣我監五祀’，‘今爾尚宅爾宅，畋爾田’（65），即是《多士》‘予大降爾四國民命’，‘亦惟爾多士攸服，奔走臣我多遜’，‘今爾惟時宅爾邑，繼爾居’。（66）可見今文只是出于一手，掇拾附會，故自不覺犯重耳。”這樣，全部今文便證成伏生“出于一手”的“僞作”了。然而明眼人一看便知，這是疑古時代所玩弄的手法：挖空心思，尋找一點瑕疵，再擴大至全部。其實，今文二十八篇與古文二十五篇，內容都極其豐富。所謂“出于一手”，即由一個人“僞造”，是絶對不可能的。
綜上所述可見，閻氏在《疏證》中的厚今薄古法，運用得相當廣泛，它有六個方面的表現，涉及近二十條具體實例。它或者祈鬼神佑助，盼望有能人出來“删此古文”而使今文“孤行”；或者千方百計保護今文，稱今文“秦火不得而焚之”，而捏造古文“滅”“亡”于西晋戰亂，並反復宣傳；或者藉某些經籍也有今古文之争，詆毁古文《尚書》“皆以爲是僞書”，古文“屈厭”了今文《尚書》，“爲此經之不幸”；或者在堯、舜、禹名號問題上隱瞞今文《堯典》的闡述，而改以《孟子》之言爲今文，又把《舜典》、《大禹謨》中出現較早、影響甚廣的兩句話誣爲“僞古文”，痛加責難；或者在查找他籍引《書》之文時，保護今文只說其好，而把缺失之過全部推到古文頭上，並加以侮辱性的惡毒語言。《疏證》中還有原文“出自”引文或原文“剽竊”引文的怪論，這種怪論和指責也絶對遵循保今斥古的原則，不用于今文而只對古文。還有許多條目摘録他人言論，用一些空洞抽象的詞語或歪曲事實的理由，褒揚今文，貶斥古文。以上林林總總厚今薄古的表現，說明閻氏《疏證》並非在進行實事求是的學術研究，而是在特殊的歷史背景下，采用一些不正當的手段和方法，去達到證古文爲“僞作”這一不真實的特殊目的。
隨著閻氏《疏證》所運用的二難推理、吹毛求疵、虛張聲勢、顛倒先後、厚今薄古等八種辨僞方法的一一揭露，古文《尚書》這部在國學史上具有極其珍貴價值的古文獻，將撥開“疑古”的重重迷霧，在改革開放的大好形勢下，重新爲國人所認識和啓用，爲繁榮學術文化事業作出新的貢獻！
①陳履和：《〈古文尚書辨僞〉跋》，《崔東壁遺書》第十册《古文尚書辨僞》，上海：亞東圖書館，1936年。
②劉建國：《先秦僞書辨正》，西安：陝西人民出版社，2004年，第1～386頁。
③張岩：《審核古文〈尚書〉案》，北京：中華書局，2006年，第1～380頁。
④房德鄰：《駁張岩先生對〈尚書古文疏證〉的“甄別”》，《清史研究》2011年第2期，第1～21頁。
⑤楊善群：《辨僞學的歧途——評〈尚書古文疏證〉》，《淮陰師範學院學報》2005年第3期，第396～401頁。
⑥楊善群：《評閻若璩的二難推理——〈尚書古文疏證〉研究之二》，《儒家典籍與思想研究》第四輯，北京：北京大學出版社，2012年，第118～140頁。
⑦楊善群：《評閻若璩的吹毛求疵法》，《中國經學》第十二輯，桂林：廣西師範大學出版社，2013年。
⑧楊善群：《評閻若璩的虛張聲勢法》，《傳統中國研究集刊》第十一輯，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13年，第284～302頁。
⑨楊善群：《評閻若璩的顛倒先後法》，待刊。
⑩班固：《漢書》卷五十三《景十三王傳》，長沙：岳麓書社，2009年，第617頁。
（11）閻若璩：《尚書古文疏證》卷七，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7年，第971、983～985頁。
（12）楊善群：《論古文〈尚書〉的學術價值》，《孔子研究》2004年第5期，第31～34頁。
（13）《尚書古文疏證》卷二，第135頁。
（14）楊善群：《古文〈尚書〉流傳過程探討》，《學習與探索》2003年第4期，第120頁。
（15）《尚書古文疏證》卷二，第135頁。
（16）孔穎達：《尚書正義》卷二《堯典》，《十三經注疏》第2册，北京：北京大學出版社，2000年，第24～26頁。
（17）《尚書古文疏證》卷二，第137頁。
（18）《尚書古文疏證》卷一，第33、39～41頁。
（19）同上，卷八，第1118～1119頁。
（20）同上，卷八，第1180～1181頁。
（21）《漢書》卷八十八《儒林傳·伏生》，第1009頁。
（22）《尚書正義》卷二《堯典》，《十三經注疏》第2册，第25～26頁。
（23）陳夢家：《尚書通論》，北京：中華書局，1985年，第117頁。
（24）李學勤：《〈尚書孔傳〉的出現時間》，《古籍整理研究學刊》2002年第1期，第3頁。
（25）范曄：《後漢書》卷七十九上《儒林列傳》，北京：中華書局，1964年，第664頁。
（26）李學勤：《竹簡〈家語〉與漢魏孔氏家學》，《孔子研究》1987年第2期，第64頁。
（27）《尚書古文疏證》卷二，第129、175～176頁。
（28）《欽定四庫全書總目·孝經正義》，《孝經注疏》，《十三經注疏》第26册，第1～2頁。
（29）王溥：《唐會要》卷七十七《論經義》，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1年，第1665～1666頁。
（30）《尚書古文疏證》卷二，第179頁。
（31）《尚書正義》卷六《禹貢》，《十三經注疏》第2册，第169頁。
（32）司馬遷：《史記》卷二《夏本紀》，北京：中華書局，1982年，第55～56頁。
（33）許慎：《說文解字》卷十四《金部》，北京：中華書局，1963年，第293頁。
（34）《尚書古文疏證》卷四，第260、324～325頁。
（35）《尚書正義》卷二《堯典》，《十三經注疏》第2册，第29頁。
（36）朱熹：《孟子集注》卷九《萬章章句上》，《四書章句集注》，北京：中華書局，1983年，第306頁。
（37）《尚書正義》卷三《舜典》，《十三經注疏》第2册，第84頁。《舜典》原合于《堯典》。
（38）同上，第60頁。
（39）《史記》卷一《五帝本紀》，第31頁。
（40）《尚書正義》卷四《大禹謨》，《十三經注疏》第2册，第103頁。
（41）《史記》卷二《夏本紀》，第49頁。
（42）《孟子集注》卷五《滕文公章句上》，《四書章句集注》，第260頁。
（43）司馬貞：《史記索隱》，《史記》卷二《夏本紀》注，第49頁。
（44）《尚書古文疏證》卷五下，第469、522～523頁。
（45）同上，第469、525～526頁。
（46）同上，第92頁。
（47）《尚書正義》卷十二《洪範》，《十三經注疏》第3册，第368頁。
（48）王先謙：《荀子集解》卷一《修身篇》，《萬有文庫》第一册，上海：商務印書館，1934年，第23頁。
（49）《尚書古文疏證》卷一，第84頁。
（50）《尚書正義》卷十一《泰誓下》，《十三經注疏》第3册，第333頁。
（51）孫詒讓：《墨子間詁》卷四《兼愛下》，《諸子集成》第四册，上海：國學整理社，1936年，第75頁。
（52）同上，卷二《尚賢中》，第37頁。
（53）《孟子集注》卷十《萬章章句下》，《四書章句集注》，第319頁。
（54）同上，卷十二《告子章句下》，《四書章句集注》，第341頁。
（55）《尚書古文疏證》卷七，第981～982頁。
（56）《尚書古文疏證》卷八，第1113～1114頁。
（57）同上，第1157頁。
（58）《尚書正義》卷四《大禹謨》，《十三經注疏》第2册，第105頁。
（59）同上，卷十《說命中》、《說命下》，《十三經注疏》第2册，第297、301頁。
（60）同上，卷六《禹貢》，《十三經注疏》第2册，第191頁。
（61）同上，卷十二《洪範》，《十三經注疏》第3册，第357、359頁。
（62）《墨子間詁》卷九《非命下》，《諸子集成》第4册，第174～175頁。
（63）《尚書古文疏證》卷八，第1145～1153頁。
（64）《尚書古文疏證》下册，第1163～1164頁。
（65）《尚書正義》卷十七《多方》，《十三經注疏》第3册，第545～547頁。
（66）同上，卷十六《多士》，《十三經注疏》第3册，第504～505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