项毅[1]2004年在《论二十世纪西方写实主义艺术》文中研究说明在西方艺术史中，写实主义的传统可以上溯至古希腊时期的古典艺术。纵观西方传统艺术，写实主义手法的运用一直是艺术表现的主要手段。但不同的时代对写实主义概念的理解会有所不同，文化的进步，视看方式的转变，都使得写实主义在各个时期有了不同的理解方式。尤其是在二十世纪现代主义思潮的影响下，写实主义已同传统的写实艺术的面貌大不相同。本文试图从古希腊古典艺术的源头开始，分析写实主义的发展脉络，以探寻二十世纪写实主义艺术的美学根源。
叩颖[2]2016年在《论二十世纪八九十年代区域型小说作家群的生成》文中进行了进一步梳理二十世纪八九十年代,以湘军崛起为标志,中国当代文坛如雨后春笋般相继出现了大量的以省区命名的区域型小说作家群。立足于本省区独特的地域文化和区域文化,在政府、评论界和期刊的联合推动下,区域型小说作家群不断成为文坛的热点,引起了人们的广泛关注,对中国当代文坛产生了极其深远的影响。这种独特的群体性作家的生成,同时也为新世纪作家群的出现提供了一定的借鉴意义。因此,论文将研究的重点放在了二十世纪八九十年代区域型小说作家群的发生上,并从叁个方面进行深入地探讨:首先,从发生学角度分析二十世纪八九十年代影响区域型小说作家群生成的文化语境。作为一种人情交往的表现形式,文人结社传统必然会对区域型小说作家群的形成产生一种潜移默化的影响。新时期在西方文化思潮影响之下形成的文化热和寻根思潮,加速了区域型小说作家群的发生。大众文化的兴起在改变着文学生产、传播、读者接受的同时,也影响了作家们的创作心态,促使作家们以群体姿态来应对社会的变化。其次,二十世纪八九十年代不同的区域型小说作家群,生成的主导力量也是错综复杂的。主要包括:一是在作家群体意识增强下主动生成的作家群。以九十年代南京青年作家群为代表,他们通过加强公共交往、创办同人刊物、策划文学事件等方式增强其群体成员的凝聚力。二是权力话语的导向作用。政府出台文艺政策积极引导作家的创作,各文化职能机构积极地发现和培养作家,努力扶持文学精品,促成各省区作家群的生成。叁是评论界的推动。文学创作必然离不开文学批评。在区域型小说作家群的生成中,评论家起到了很大的作用,他们或者在政府作协的组织下对某种文学现象进行批评,或者是自觉性地对某个作家创作或某省区创作进行集中评论。最后,通过梳理区域型小说作家群的生成语境和主导力量,对二十世纪八九十年代的区域型小说作家群从整体上进行一个价值判断,指出其对挖掘各省区的区域文化、强化群体自身创作力和促进各省区的文化产业、区域经济发展所做出的独特意义。在分析作家群生成的同时,本论文也指出了区域型小说作家群存在的问题,其群体创作越来越呈现一种共性消减、个性突出的倾向,在其生成过程中也逐渐显露出一种同质化的倾向。
张华[3]2017年在《论二十世纪初留日学生群体的戏剧观念》文中提出在二十世纪初中国戏剧的革新运动中,留日学生群体起到了突出而关键的作用。他们的戏剧观念虽基于当时改良社会的现实诉求,却不乏对戏剧艺术本体内容的思考。它既在戏剧功用和创作理念上显示出艺术对于政治、社会、人生的多方位关注,又在戏剧审美价值和精神内涵等方面体现出对中国现代戏剧发展方向的主动探索,从而成为上世纪初中国戏剧观念现代化的重要组成部分。鉴于此,本文从戏剧功用观、戏剧创作观、戏剧审美观等方面对该群体的戏剧观念进行梳理和探讨。
原帅[4]2013年在《1985年文学场一瞥》文中研究指明1985年在80年代文学,甚至在20世纪中国文学史上都是非常重要的一年。从80年代开始,学者们就已经意识到1985年的重要性,他们发现很多重要的文学事件和文学作品都发生在这一年。但是,他们并没有对此进行详细地阐释。因此,论文的目的和价值就在于,通过详细地描述1985年文学场转型从而指出1985年在20世纪中国文学史中的意义,并对80年代新启蒙主义意识形态进行反思。1985年文学场转型的文学史意义是,“文革”结束后,延安文学传统从企图恢复到最终失效,新启蒙主义从开始建构到取得话语霸权,与此相关的文学制度、文学观念、评价标准、文学史观等都发生了变化。由于1985年文学场相当复杂,所以论文选择其中六个具有文学史症候意义的文学现象进行分析,它们就是正文的六个章节。第一章以王蒙80年代前期的小说创作为研究对象。通过细读发现王蒙的小说具有一种“悖论”的话语特征,而这种“悖论”产生的原因是王蒙纠结于情感记忆与理性反思、官员(党员)与知识分子两种不同文化身份、处在延安文学传统和新启蒙主义的夹缝中。于是,他不得不使用晦涩的文风和小说文体实验的方式来表达他那些具有异端色彩的历史反思。《活动变人形》是王蒙的历史反思由政治层面向文化层面转型的代表,不仅参与到当时的“文化热”中,还影响了80年代家族小说的发展。第二章以市井小说和汪曾祺的小说创作作为研究对象。市井小说更注重文学的审美价值,一定程度上淡化了延安文学传统对文学社会价值的强调,推动了文学观念的变革。它在80年代前期的重新崛起,既反映了中国现代化新阶段的开始,而且推动了20世纪中国文学审美范畴由“乡土”向“城市”转型的过程。汪曾祺因为“文革”中的“样板戏”经历,在新时期初并没有被主流文学界接受。他通过激活40年代的文学传统,不仅在赞美美好人性上与主流意识形态达成“共谋”,进入80年代文学场,而且为新启蒙主义提供了可以借鉴的文学资源和想象。《受戒》就是作者与文学场复杂关系的产物,它和《异秉》一同在反思传统文化和小说文体实验两个方向影响了1985年的寻根文学和1986年的先锋小说。第叁章从文学运动的角度分析寻根文学。寻根文学是80年代第一次由青年(知青)作家、批评家和地方文学期刊、出版社“组织”的文学运动,从参与人员的选择、文学会议的召开、文学宣言的集体亮相、文学论争的主动引发、小说创作和文学批评的及时跟进以及文学史书写,所有环节都被有效地组织起来。寻根文学不仅获得了极高的文学史地位,而且文学编辑、作家、批评家成功地推动了新时期文学的变革并争夺了部分话语权。组织文学运动成为新兴文学力量介入当代文学的一种有效方式。《棋王》正是在寻根文学运动的组织下完成了经典化,同时对它的阐释权也被寻根文学垄断了。文学论争是80年代知识生产的方式之一,第四章以叁次有关“现代派”的文学论争作为研究对象,揭示1985年话语转型,即经典马克思主义话语的失效和中国现代主义话语的建立。与此相关的是先锋小说和“新潮批评”的兴起。《沉重的翅膀》是延安文学传统所生产出的最后一部文学经典。通过对《沉重的翅膀》叁个版本的对比发现,从创作动机、出版发行、组织座谈会和文学批评、多次修改文本、解决作家生活问题,到最后获得第二届茅盾文学奖,延安文学传统(文学制度)全部参与其中。但是由于文学评价标准的变化以及《沉重的翅膀》所代表的“改革小说”自身的缺陷,它难以吸引作家、读者、文学史家的关注,延安文学传统重要组成部分的社会主义现实主义小说最终失效。第六章详细梳理了“二十世纪中国文学”的生产过程。钱理群、黄子平、陈平原叁人在1985年所提出的这一概念,既是中国现代文学学科转型的标志,又是新启蒙主义文学史观建构的经典文本。它受到1985年文学场中各种新启蒙主义话语的影响,同时,新启蒙主义通过文学史观的建立推动中国现代文学学科和高等教育制度的转型,进一步巩固了其话语权威的地位。
武菲菲[5]2018年在《延安戏曲改革与20世纪中国文艺大众化》文中提出延安戏曲改革在短短数年间产生了《兄妹开荒》《白毛女》《逼上梁山》等一大批优秀剧作,有效地参与了新的民族国家的建构,同时创造了秧歌剧、新歌剧的新型艺术形式,并对京剧、秦腔等传统戏曲进行了改造,使因成熟而封闭的中国传统戏曲重新走向对现实生活的开放,焕发出与时代同行的活力。延安戏曲改革不仅是延安文艺的代表性成就,也是20世纪中国新文学史上冲突最为激烈、张力最为丰富、历史地位最为关键的文化事件。深入清理认知延安戏曲改革,可以为客观理解延安文艺乃至20世纪中国新文学史提供一个新的视角,发掘总结“中国经验”,为中国当下的大众文化的发展以及世界文化的发展提供思路,从而铸就“中国话语”,树立“中国形象”,传播“中国文明”。本文主要由绪论、正文、余论叁部分构成。绪论部分从史料整理、外部研究、内部研究叁方面深入清理了延安戏曲改革研究史,指出延安戏曲改革研究存在着“片面的深刻”的不足,只有引入“文艺大众化”的研究视角,才能尽可能地贴近延安戏曲改革的历史现场,完整地把握20世纪中国新文学的历史经验。正文由四章构成。第一章,“20世纪前期中国戏曲改革与文艺大众化”:文艺大众化是20世纪中国新文学极力倡扬和推进的文学主潮,其实质是知识分子以文学为载体,努力将现代思想最大程度地普及到作为社会主体力量的民众中去。戏曲作为融合音乐、舞蹈、美术、文学为一体的综合性视听艺术形态,以其天然的大众性品格成为20世纪中国新知识分子启蒙民众的首选利器。因此,晚清以来,戏曲改革一直是戏曲发展的主要趋势,也是20世纪中国文艺大众化努力的重要方向。在文艺大众化思潮的统摄下,晚清戏曲改良在理论和实践方面都有所成就,但最终止步于传统形式和启蒙内容相互冲突的难题。“五四”文学革命则直接绕过了这一难题,选择了从西方舶来的话剧,而将戏曲排除出启蒙文学领域。30年代以后,知识分子重新拾取这一深受民众喜爱的艺术形式,企图对其进行改造以促进启蒙,却陷于“旧瓶装新酒”的戏曲形式与内容冲突的漩涡无法自拔。戏曲改革与文艺大众化同时遇到了急需突破而无从突破的困境。第二章,“20世纪中国文艺大众化中的延安戏曲改革”:延安戏曲改革以其醒目的成就同时突破了 20世纪中国文艺大众化努力和戏曲改革的瓶颈,以延安文艺座谈会召开为界可分为前后两阶段。第一阶段是理论与实践探索阶段,“民族形式论争”是其主要理论背景,“大戏热”和传统古装戏曲的演出是其重要实践背景。第二阶段是实践展开阶段,在“以工农兵为主要对象,在普及中提高”的方针指引下,延安知识分子积极汲取民间文化资源,创造出秧歌剧、新歌剧的新型艺术形式,并对秦腔、京剧等传统戏曲形态进行了锐意革新。第叁章,“现代主题与民间趣味的互补——延安戏曲改革文本分析”:在延安戏曲改革中创作的众多戏曲剧本里,“反抗”和“劳动”是最主要的现代思想主题,这既是对“五四”启蒙精神的传承,也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重要成果。与现代思想主题相匹配的是民族审美趣味,大团圆结构是中国传统戏曲的基本模式,在“五四”时期被全盘推翻,延安知识分子顺应民间审美习惯,重新拾取这一结构并予以改造,最终形成了一种崭新的戏曲大团圆结构。第四章,“20世纪文艺大众化经验对当下大众文化的启示”:文艺大众化的根本出发点是对民众进行思想启蒙,启蒙是人类永不停止的追求,也是一个永远无限接近的目标,因此,文艺大众化是一种永远在推进的文化思潮,而不是一段已经终结的文化实践。大众文化正是文艺大众化思潮在中国当下的具体表现形式。在关注现实、坚持批判,全面理性地面对文化全球化和民族化的问题上,20世纪中国文艺大众化可以提供给中国以及全球大众文化的发展宝贵的“中国经验”。余论部分在上述论述的基础上,进一步思考了在文艺大众化视角下延安戏曲改革研究的意义价值。总之,延安戏曲改革以现代思想启蒙主题的注入和民族审美趣味的征用为两翼,使20世纪中国文艺大众化真正落到了实处。从文艺大众化视角出发,全面审视延安戏曲改革,不仅具有文学史意义的学术价值,更能为当下的中国文学及世界文学发展提供丰富的“中国经验”。
杨芸[6]2011年在《浅论二十世纪初期中国油画“中西融合”的有益探索》文中进行了进一步梳理以"西学东渐"和新文化运动为背景的二十世纪早期油画在中国艺术发展中占有非常重要的地位。它紧跟国际艺术潮流、与西方现代艺术同步,同时在"洋为中用"和"艺术救图思想"为出发点的前提下,早期艺术家们进行了"中西融合"的不懈探索。
周慧[7]2017年在《戏曲舞台现代叙述方式的导演探索与建构》文中提出有别于传统,甚或古典,同时又承续其本体精神的“戏曲舞台现代叙述方式”,是以理解和适应现代(当代)观众的审美需求为出发点和归宿点,通过“纵向继承”和“横向借鉴”的途径对各种艺术资源进行甄别、筛选与有效融合的产物。其不仅具备与时俱进的“开放”与“兼容”姿态,具有综合程度更强的艺术表现力,也拥有保证舞台演出实现整体性艺术要求的主创团队。由于题材内容的变化、文本体制的演进、舞台形态的更迭、观众审美取向的转换等综合因素的共同作用,使得“戏曲舞台现代叙述方式”的探索与建构成为了一种不可避免的历史必然。历史与时代对中国戏曲提出这一要求的同时,也为其创造并提供了相应的可能:戏曲艺术本身即具备随历史进步而不断发展变化的特性,同时,两次国门打开为其提供了理论参考,科技的日新月异为其提供了物质准备,而新中国政府对戏曲的重视及相关“戏改”政策更为其提供了政治保障和外力支持。因为导演的自身能力,曾经的历史明证以及相应观念的形成等缘由,所以,“戏曲舞台现代叙述方式”探索与建构的重任,便有选择地落在了“导演”的身上。由此,所谓“戏曲舞台现代叙述方式的导演探索与建构”,也即成为本文所要研究与探讨的内容。由于主、客观,内部、外界,自身、社会等多方因素的共同结果,原本分属两个不同审美系统、遵循不同美学原则、具有不同创作思维、运用不同方法手段和追求不同审美效果的戏曲导演和话剧导演,共同构成了“戏曲舞台现代叙述方式”的探索与建构主体。从上世纪叁、四十年代延安时期“推陈出新”的初步尝试开始,经上世纪“改革开放”后八、九十年代的“全面探索”,直至新世纪以来的“整合回归”,“戏曲舞台现代叙述方式的导演探索与建构”历经了叁个不同的历史时期,呈现出了具有鲜明时代特色的创作风貌,也相应地暴露出了不同的问题。从上述叁个阶段,长达近百年的探索与建构过程中,本文总结归纳出了“继承传统精神与开拓现代品格”、“关注‘一度’文本与统筹‘二度’舞台”和“把握‘赛场’与抓住‘市场’”等叁组具有对立统一关系和规律的“多维观照”之创作经验。如同任何事物都具有其两面性一样,“戏曲舞台现代叙述方式的导演探索与建构”同样有其积极的、值得称道的一面,也有其消极的、引人深思的一面。本文以为,由于“戏曲舞台现代叙述方式”与时俱进、开放包容的艺术特征,所以,关乎此项内容的导演探索与建构,也依旧还在路上。同时,这一探索与建构也将永远处于“继承传统”与“开拓创新”的相互影响、相互制约的两难与纠葛中。但无论如何,观众,永远都应该是探索与建构最重要的检验标准。
潘皓[8]2009年在《日本当代油画的研究与分析》文中认为日本一百多年的油画历史几乎是紧跟西方美术的发展史,它追随过学院派、印象派、现代主义、欧洲抽象、美国抽象、波普乃至后现代油画,这种情况和经济、文化、建筑等各领域一样。从日本的明治时代(1893),日本人便前赴后继地虚心而又充满激情地、贪婪地吸收西方美术的精华,可以说正是他们这种热情与谦虚,让他们本来的传统与西方文化发生了热烈的交溶与冲突。他们敢于面对批评,进行了诸多改革与尝试,融会东西方的精华。历经近百年的发展,当代日本油画基本形成了具有自己民族特色的一套油画体系。本文以充实的材料为依据,系统而详细分析了当代日本油画的发展状况、油画的传入、发展轨迹和变迁。介绍了接受西方的新思潮和承载日本美术界发展的各种社会机制以及对日本油画发展起很重要作用的社会环节,深入探讨了日本接受外来文化的态度与方法的精神因素,力图梳理和提供较为清晰的当代日本油画的脉络和现实实态,剖析它存在的各种利弊的深层原因并提出自己客观的见解和思考。在当前信息时代的发展中,西方强势文化与全球化趋势正日益消解着民族的差异,尤其是在发展中国家的传统文化趋向被西方同化危机下,日本是亚洲率先走向现代化的国家。一百年前它是中国向西方学习的桥梁,今天它仍然可以作为我们接受和吸收西方文化的镜子,所以通过本文对日本当代油画的研究与透析,它所获得的成功和失败及面临的各种困惑与处境,对我国油画艺术今后的发展和前进,肯定会起到积极的借鉴作用。
林树帅[9]2017年在《“破”与“立”视域中的五四话剧新论》文中研究表明本文的研究对象是五四话剧。文章尝试从五四时期中国话剧"破"与"立"的角度出发,系统考察五四话剧的生成与发展问题。试图阐明在此过程中,五四话剧于戏剧观念、理论生发、剧本创作以及艺术探索等方面为中国话剧的现代化做出的历史贡献及遭遇的历史困境。论文除绪论和结语之外,共分为六个部分。第一章关于"破",主要讨论的是五四话剧创生的基本前提问题,即要在戏剧领域打破旧的营垒,通过对旧戏和文明戏的彻底批判,来为五四话剧的出现开拓必要的空间、谋求历史的合法性。在旧戏批判一节中,论文以时间为线索,详细论述了"新青年派"从舞台形式到思想内容对于旧戏的具体批判内容,同时回顾了在批判过程中由于出发点不同而导致的张厚载与"新青年派"之间错位的论争,这场论争客观上带动深化了旧戏批判的方向与力度,同时也澄清揭示了一些关于中国戏曲的本质特征,不无益处。在文明戏批判一节,则以民众戏剧社成员为主力,聚焦于戏剧的标准问题,以严肃端正的现代戏剧观念来对一味追求利益、自甘低下趣味的堕落的文明戏进行反拨与纠正。其批判视角主要落实于了后期文明戏的旧戏化、商业化与内容趣味等方面。第二章则以探讨五四话剧的"立"为主要内容,这里主要涉及两个问题,一是认识论层面的以"易卜生主义"为标志的现代戏剧观念的确立与方法论层面的现实主义创作理论的探索;二则是具有现代启蒙精神内涵的话剧文本的出现,通过在中国话剧文学现代化转型过程中两部剧作,即南开学校的《新村正》与胡适《终身大事》考察比较,明确了《终身大事》作为中国第一部现代话剧作品的历史地位与意义。第叁章是对五四戏剧理论进行了必要的历史考察。五四戏剧理论总体上经历了一个由外来引进到形成独立自我的现代戏剧理论的这样一个过程。第一节关于西方戏剧理论引进的介绍,包括除现实主义以外的各种戏剧思潮、理论的译介,如宋春舫对西方浪漫派、表现派的介绍,田汉对新浪漫主义的思考;冰心、洪深、熊佛西对西方戏剧文学中悲剧、喜剧等基本理论的介绍与研究;宋春舫所呼吁的西方现代剧场理论等等。第二节则主要分析了以陈大悲《爱美的戏剧》为标志的独立自主的现代戏剧理论的生成、以熊佛西与向培良为代表的现代话剧艺术与批评理论的建设。第四章则主要是对五四话剧文本的审视与考察。首先,五四时期的中国现代话剧文学的起步在很大程度上是依赖于对西方近现代戏剧文学的借鉴甚至是模仿来作为原动力进行创作的,通过对西方近现代优秀剧本文学层面的学习逐步达到进行现代剧本的自我创作。因而在这个过程中,就出现了一批有其历史与现实背景的具有时代特殊色彩的模式剧与译编剧作品。其次,五四的社会问题剧则是当时广泛传播并被接受的易卜生主义在话剧文学领域内的直接体现,从艺术与美学追求上看,它秉持的是五四时期对于文学所特别强调的现实主义精神;而从价值理念与主题选择上看,它又服膺于五四所倡导的一系列现代社会的价值观念,是五四时期"为人生"文学的重要组成部分。第五章探讨的则是五四戏剧美学的表现与变化,即话剧艺术的探索。这主要体现在叁个方面:一、现代舞台人物形象的确立,其中包括舞台人物形象体系选择上的变化、现实主义描写方法的运用以及典型人物的塑造等;二、是戏剧冲突的"外"转"内",通过五四前后两部《孔雀东南飞》的冲突模式的转变,揭示出五四话剧题材关注视角的转移;叁、是戏剧语言的朴素与诗化表现特征,五四前期,话剧需要担负起真实地观照中国社会现实的重任,因而所需要的是客观、直接并且富于戏剧情境所处生活状态的写实性戏剧语言;而随着五四落潮后的文学形势为戏剧美学的调整提供了必要的"土壤",如剧作家群体心态的变化、视角的调整,文学潮流的兴起(如现代派)以及戏剧运动的倡导(如国剧运动)等等,或多或少地促进了话剧艺术创作中的戏剧语言风格的诗化转变。第六章主要论述的是五四话剧现代化所面临的历史困境。困境之一,是五四话剧的政治化倾向,虽然政治化为五四话剧的现代化注入了根本的动力,但在一定程度上又曲解并压倒了五四话剧的现代内涵,并决定着五四话剧艺术的美学认知与探索选择。困境之二,是五四话剧实践的小众化现实,其原因在于五四话剧的现代性内涵及其艺术表现同大众的审美认知与心理定势之间的错位与隔膜、五四剧人对于话剧大众化的认知误区与实践局限以及五四话剧演出的动机与态度问题。困境之叁,是五四话剧现代化与民族化的抵牾,其表现在五四时期对于话剧的现代化建构压倒、遮蔽了其应有的民族化诉求,同时还表现在国剧运动派在戏剧民族化问题上的探索对五四话剧现代化造成的消极影响。
胡星亮[10]1996年在《论二十世纪中国戏剧思潮》文中研究说明20世纪中国戏剧思潮,大致可以划分为四个发展阶段。 1898年—1916年是第一个阶段。在这个历史时期内,中国社会曾多次发生重大的变革。在帝国主义野蛮侵略下逐渐觉醒的中国人民,为了中华民族的再次崛起,英勇斗争,发愤图强。师夷以制夷,成为有识之士强国强民的重要战略思想。因此,西方各种进步的思潮先后被译介进来,要求变革的时代呼声日益高涨。社会政治革命的强烈刺激和资产阶级维新派、革命派对戏剧艺术用以宣扬现实变革的热切呼唤,都强有力地推进着戏剧界的改良或者革命。戏剧观
参考文献：
[1]. 论二十世纪西方写实主义艺术[D]. 项毅. 江西师范大学. 2004
[2]. 论二十世纪八九十年代区域型小说作家群的生成[D]. 叩颖. 兰州大学. 2016
[3]. 论二十世纪初留日学生群体的戏剧观念[J]. 张华. 西南民族大学学报(人文社科版). 2017
[4]. 1985年文学场一瞥[D]. 原帅. 广西师范大学. 2013
[5]. 延安戏曲改革与20世纪中国文艺大众化[D]. 武菲菲. 陕西师范大学. 2018
[6]. 浅论二十世纪初期中国油画“中西融合”的有益探索[J]. 杨芸. 电影评介. 2011
[7]. 戏曲舞台现代叙述方式的导演探索与建构[D]. 周慧. 上海戏剧学院. 2017
[8]. 日本当代油画的研究与分析[D]. 潘皓. 中央美术学院. 2009
[9]. “破”与“立”视域中的五四话剧新论[D]. 林树帅. 山东大学. 2017
[10]. 论二十世纪中国戏剧思潮[J]. 胡星亮. 学术月刊. 1996
标签：文艺理论论文; 文学论文; 话剧论文; 艺术论文; 炎黄文化论文; 文学历史论文; 文化论文; 延安时期论文; 写实主义论文; 沉重的翅膀论文; 启蒙思想论文; 戏剧论文; 作家论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