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克林顿政府以武力在国外推进民主的几点思考，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克林顿论文,在国外论文,民主论文,几点思考论文,政府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克林顿政府制定和推行参与与扩展战略，广泛进行干涉，在全世界推进民主。（注：笔者曾经在《国际政治研究》1998年第3期发表过《试论冷战后美国的干涉主义》。该文论述了美国在冷战后通过政治干涉、经济制裁、军事干预等各种途径，把自己的社会政治制度、经济模式、价值观念和生活方式推向全世界，以图赢得最大的国家利益。）美国打着联合国的旗号或以北约的名义对索马里、海地、波斯尼亚和塞尔维亚进行军事干涉。本文在考察克林顿政府“索马里国家建设”、“恢复海地民主”和前南地区“人道主义干预”的基础上提出几点思考，希望有益于了解美国的外交政策。
一、克林顿的参与与扩展战略
克林顿是冷战结束后的第一任美国总统。如何处理错综复杂的国际环境，采取什么样的有效外交以维护与扩大冷战的胜利成果，维护与扩展美国的国家利益，在美国展开了激烈的争论。（注：先后出现了布坎南的孤立主义，查尔斯·克劳斯海默的单极世界和约瑟夫·奈的多极世界观。布坎南主张美国撤回本土：从欧洲撤回武装力量，停止一切对外援助；废止冷战时期建立的同盟，采取保护主义关税，结束非法移民。克劳斯海默主张采取单边行动，保持世界经济中心地位，主宰世界政治，保持强大的军事力量，广泛以集体安全的名义进行干涉。奈认为美国虽有压倒优势的军事力量，但不能控制世界的政治与经济，还面临着许多挑战。）
克林顿政府经过近8个月的思考与外交实践，基本上厘清了外交思路，于1993年9月提出了扩展战略。其核心是推进美国的价值观和追求“全球民主化”：加强西方“民主堡垒”；消化苏东民主成果；对抗与演化民主的对手。用克林顿的话来说就是“扩大和加强世界以市场为基础的民主国家的大家庭”，“力求扩大那些自由制度下生活的国家的圈子”，“加快自由市场民主制度”，“努力减少敌视民主的政权的威胁”，支持“非民主国家的自由化”（注：克林顿1993年9月27日在联大的讲话。）显然这种战略带有全球主义、道德主义和干涉主义的冲动。克林顿强调美国负有特别的责任。美国的全球利益和历史使命促使我们反对那些危及其和平邻国的生存与幸福的国家，也不能容忍在它们的国内粗暴违反人权。美国应该而且必须进行人道主义干涉：“为了人道主义目标，我们不反对使用我们的军事力量。因这种力量的使用不是为了控制领土而进行的战争”。（注：Alvin Z.Rubinstein,Albina Shayvich and Boris Zlotnikov,The Clinton Foreign Reader：presidential speeches with commentary（M.E.Sharpe,2000）,p.5.）
1994年春，克林顿政府起草国家安全战略文件，并试图整合国务院、国防部和政府其他部门的意见分歧。（注：国务卿克里斯托弗主张“积极接触战略”，强调关键性地区的重要性。但他和莱克一样都强调经济自由主义，渗透着威尔逊的理想主义。ibid,p.5.）经过反复修改，7月克林顿政府的首份国家安全战略《参与与扩展战略》正式出笼。该文件所表达的立场同扩展战略基本一致，强调美国必须积极参与国际事务，实现全球民主化的战略目标：推广美国的价值观，实现与加强领导地位，实现国家利益目标；推进全球民主化，扩大民主国家的阵营。这一战略反映了克林顿的世界观以及政策主张：提升地缘经济的理念，建立民主、自由市场的国际秩序，强调合作安全与多边主义，进行人道主义干预等等。
1995年，克林顿在实现国家安全战略时发生了两个重要转变。其一，强调军事威胁和使用军事力量在推行外交实现国家战略目标时的极端重要性。他强调：军事力量是指导美国外交的不可或缺的部分；当外交手段不能解决问题、必须使用武力时，就使用武力；如果必须单独行动，美国就单独行动。当美国的利益和价值观面临威胁时，必须使用武力派兵到国外。但是克林顿同时表示要有选择地使用武力，并承认武力并不能解决民主扩展和社会经济发展的根本问题。其二，超越联合国采取多边行动，主要依靠北约等地区性组织来缔结与维持和平。美国出兵索马里和海地都有联合国安理会的授权。美国没有参与联合国组织的在波斯尼亚的维和行动。代顿协议签署后，美国才派兵参与北约执行和平行动。此时联合国在波斯尼亚的维和任务已经结束，由北约取代。
美国民主党在1996年总统竞选纲领中重申在全世界推进民主的战略目标。该纲领说，美国外交负有维护本国利益和保持其价值观的使命。维护和平与推进民主又是显示实力与积极外交的产物。纲领表示“在对美国安全关系重大的地区和国家推进民主”，“决心为促进民主而利用我们掌握的一切手段”。其中包括：其一，维护美国这一为所有珍视民主和人权者带来希望的灯塔，不断扩大市场民主国家阵营；其二，继续支持与有力资助传播美国价值观推动民主进程的机构及其活动，包括全国维护民主捐赠基金会（1982年为公开CIA的秘密活动而成立。每年花3000万美元支持几十个国家的政党、工会、持不同政见者以及新闻媒体。在苏东政治剧变中，该会表现得淋漓尽致）、自由欧洲电台/自由广播电台、亚太广播网、马蒂电台和其他推进民主并促进思想自由传播的努力。充分利用和抓住信息时代为传播民主制度所带来的“新机会”，履行美国的“责任”；其三，在可能的情况下进行外交活动，在必要时动用武力，在适当的时候同其他方面——我们的盟友、心甘情愿的伙伴、联合国以及其他安全组织——合作以分担我们领导的风险和代价。
奥尔布赖特是推行军事干涉、推进民主的积极鼓吹者和实践者。她认为美国应该成为当代历史的创造者，可以也必须把军事力量和外交手段结合起来，并果断地在全世界范围采取行动。早在1993年她就提出对南斯拉夫动武。她把世界上所有国家分为四类：民主国家、演变中的民主国家、无赖国家以及失败国家。美国的长远目标是把所有国家都纳入民主国家的阵营。（注：奥尔布赖特在1997年1月24日的记者招待会上把世界所有国家分为四类。第一类：看到有效的国际体系的好处，懂得规则，知道法则行之有效，知道外交关系可以向前发展的国家。这是最大的一类。第二类：新成立的或正在演变中的民主国家，它们非常希望成为国际体系的一部分并遵守规则，但可能不具备完全加入这个体系的条件。第三类：“无赖”国家，不仅看不到有效的国际体系的好处，还因为能破坏国际体系而自以为了不起。第四类：基本上失败的国家。美国的长远目标是设法把所有国家都纳入第一类。美国和西方国家要保证新生的民主国家有能力以适当的方式加入；对无赖国家进行孤立，使其认识到必须改变其行为，以便从国际体系中得到好处；共同努力使失败国家不再需要国际体系的照顾。（新华社华盛顿1997年1月24日英文电））她还提出了推进民主的全球新策略，主张建立一个由世界上的民主国家组成的全球新机构“民主俱乐部”。（注：为此她提出了一些基本的方式与原则：更有效地保护它们自己的自由并帮助那些可以自治的国家走完建立民主制度的最后几步；“21世纪……应该是民主的世纪。我们要大大强调把民主国家组织起来，用它们共同努力……从而使它们更好地互相合作”；任何国家“不是加入我们的组织，就是反对我们”；美国“是组织者，我们必须肩负重任”；俄罗斯“必须成为整个制度的一部分。我们不能让他们逃脱”。（《洛杉矶时报》1999年1月17日文：《奥尔布赖特阐述推进民主的全球战略》））
二、克林顿的对外军事干涉
冷战结束后，由于苏联的消失，没有一个国家或国家集团对美国构成挑战，没有直接的军事威胁来界定美国的战略和领导作用。美国每任总统面对新的威胁、挑战和机会来确定国家利益并采用相应战略和政策予以实现。克林顿利用武力来推进人权，干预种族冲突，推动民主化进程。美国的军事干涉频频发生，越来越引人注目。这是因为人道主义危机不断产生和加剧，美国趁势推行参与扩展战略，推进民主。美国支持任何声称、承诺推进民主化进程的个人或派别，实现政权的交替。（注：Demetrios James Caraley：The New American Interventionism：Lessons from Successes and Failures（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 1999）,p.2.）
克林顿政府在实施推进全球民主化战略中最棘手和严重的问题是如何对待与解决“支离破碎”或“失败”国家的内部冲突，以及这些国家的重建。冷战结束后，居住在这些国家的众多种族或文化团体宣称有权同现存政权分离实行独立。现存政权采取相应措施来维护秩序和国家的统一。内部的冲突不断加剧，造成难民潮、出现人道主义灾难，或涌入其邻国。处于弱者的一方呼吁外来干预。国际社会往往会响应这种呼吁采取相应的行动。一些大国为了国家战略目标和国家利益，以制止“大屠杀”及“种族清洗”、“种族灭绝”等人道主义为由，乐于实施这种干预。
克林顿政府认为，美国的积极介入是挽救这些失败国家或发生内战国家的根本保证，同时又是推销自己价值观和扩大民主的良机。以联合国授权的维和行动或自我授权维护人权、阻止人道主义灾难对索马里、海地、波斯尼亚和塞尔维亚进行军事干预。
所谓军事干涉，就是美国用军事手段迫使一个国家或政府走它所设计的道路，建立相应的政权。冷战后，美国的军事干涉就是在发生内战的国家进行军事卷入，并使用武力反对或消灭它所视为的敌人，其中包括“邪恶”的领导人，扶植它所支持的人，试图建立美国式的自由民主和自由市场，实现它推进民主化的战略目标。
这种军事干预同维和行动有严格的区别。美国打着维和旗号为军事干涉披上合法的外衣，用武装力量部署在某一特定目的地，以实现国家利益。
美国的军事干预、使用武力来推进民主大致分三步走：其一，利用武装力量在发生冲突的国家平息冲突，制止大规模屠杀和种族清洗；其二，驻扎武装力量支持已经取得的和平，即支持和平项目，监督与确保内战的停火及达成协议的实施；其三，驻军推进对象国的国家建设，建立美国所希望的自由市场和民主机制，推动民主化进程，更换美国所不喜欢的领导人。此三步紧密相联缺一不可。对美国来说使用武装力量是缔造和平、推进民主化的前提；国家建设和民主化是使用武力所谋求实现的目标。
克林顿政府之所以热衷于使用军事力量对外进行干涉、推进世界民主化，有着深厚的历史沉淀和现实的战略考虑。
第一，美国是一个具有干涉主义传统的国家。美国自建国以来就以救世主的理念与心态制定和实施外交政策，积极推行干涉主义。美国决策者们自认为负有历史使命、有能力担当和履行领导“自由世界”的责任。19世纪末20世纪初，美国垄断资本的势力急剧膨胀，决策者重新给国家定位和确立国家目标。美国的政策从民主的示范样板转变为捍卫自由、扩展民主。1898年的美西战争标志着美国由大陆扩张转入海洋扩张和区域扩张。美国国务卿约翰·海两次提出门户开放政策，侵略扩张的矛头指向中国。西奥多·罗斯福崇尚强权政治，推行“大棒政策”。罗斯福提出了“罗斯福推论”。（注：“导致文明社会纽带全面松弛的长期为非作歹或懦弱无能。在美洲，如同在其他地方一样，会最终需要某一文明国家进行干涉，如美国在西半球遭到这种为非作歹或懦弱无能现象中的罪恶昭彰的情况，为了恪守门罗主义，也不得不行使国际警察的权力”。）罗斯福推论为门罗主义安上了“军事利爪”，门罗主义演变成了罗斯福主义。此后美国对拉丁美洲的干涉不断。威尔逊扩大了美国的责任。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美国进入了全球扩张时代。杜鲁门扮演了西奥多·罗斯福“斗士”和威尔逊“牧师”的双重角色。美国为了推进它所界定的正义和价值观，推行它制定和通行的规则，实施了广泛的干涉和对国外采取了一系列军事行动。（注：在使美国国家利益最大化的前提下，这些行动要达到的具体目标是：确保那些支持至少不会反对美国外交政策的政权的安全；阻止建立共产党政权或推翻已建立的共产党政权或支持同情苏联等社会主义国家的政权；维持地方与地区的稳定，特别是关系到美国全球战略安全和航道安全的地方；支持民主和推进民主。美国认为地区的稳定与支持民主是密不可分的。）
第二，冷战的遗产。冷战以来建立的各种机构在持续发挥效用，它们都要有用武之地。为了遏制苏联和进行冷战的需要，美国建立了庞大的军事机器、情报机构、军事同盟、军事基地以及军工联合体。这些机构不但在照常运转，而且在新形势下得以加强。冷战的思维在继续影响和制约政府的决策。
第三，冷战经济向战争经济转化。美国的军费开支长年居高不下，并且成为许多集团的命根子。冷战后，不但军工联合体得以加强，而且战争逐渐形成了一种新的产业，即战争经济。这主要是指：制造夸大威胁、鼓吹战争的专业集团；军火供应和战地服务的承包公司；战争结束后的重建；给予外国培训军人、警察的服务。战争已经把政治和经济、硬实力和软力量相互结合起来了。战争不仅可以实现国家的战略目标也可以捞到经济上的好处。
第四，国内政治斗争的需要。根据历史经验，对外发动战争实施军事干涉可以提高总统的支持率和声誉，短期内能提高约10％。克林顿的对外出兵是根据联合国的授权，进行人道主义救援、恢复民主，制止种族大清洗。这样既抢占了道义高地又披上了合法外衣，故而赢得广泛的支持。不论是主张积极干涉的国际主义者还是主张退回美国的孤立主义者，为了维护人权和美国的理念都不会反对人道主义干涉，那怕是出动美国的武装力量进行军事干涉。媒体聚焦人道主义灾难，形成强大的社会舆论压力和公众的呐喊，影响和推动政府采取军事行动来阻止和结束这种大规模破坏人权、种族清洗和种族灭绝的罪行。不断涌现的难民潮也引起了各国的普遍关注。
第五，美国的特殊使命呼唤美国军人开赴国外战场。美国自认为是一个与众不同的特殊国家，这不仅是它较其他国家更加强大与富裕，道德水平高，深受上帝的宠爱，而且它负有推广其价值观、市场经济等民主理念和民主机制的历史使命，有责任把它的政治和经济制度传播到世界各个角落。冷战结束后，美国有责任在失败国家结束种族仇恨、政治压迫和经济困难的混乱局面。这些国家内战的爆发和扩展都会危及邻国乃至整个地区的和平与稳定、政治和经济安全。“如果不能适当处理这些冲突，不能做出某种努力来制止大屠杀和种族灭绝，就会侵蚀一个民主社会的精髓。”面对如此挑战，美国必须尽到自己道义上的责任。克林顿政府为了使出兵干涉有理，迫使统治者下台，提出了“邪恶的人”。美国说在邪恶的人的统治下没有民主的基础，必须被取代，重新建立整套民主机制。克林顿政府进行广泛的军事干预、推进全球民主是建立这样的假设基础之上：民主国家之间不会相互战争，只要扩大民主国家阵营，就可以维护和平与稳定；民主国家主张人权、民主、市场经济、自由贸易。这些都符合美国的国家利益。
第六，谋求美国最大的国家利益。如何界定美国的国家利益，美国历届政府的国家安全战略和政要的讲话都曾有过表述。一般把国家利益区分为：“根本利益”或“性命攸关”的利益，涉及到美国的生存安全和领土完整，这是不容谈判和不惜任何代价维护的利益；“重要利益”，关系到美国的社会福祉、生活的特点、经济繁荣和自由贸易；“人道主义利益”，关系到维护和推广美国的价值观和生活方式，在全世界支持自由、个人权利、法治和民主机构，促进人权。美国强调它在世界各地都有政治、经济、战略和人道主义利益。世界上每一个角落发生的事件都同美国的利益相关。当美国的国家利益面临威胁和挑战时，美国都必须采取相应的举措与行动。冷战结束后，美国提高了对人道主义利益的关注。美国把促进民主、法治、消除对美国安全的威胁、通过自由市场和自由贸易促进本国社会的繁荣，提升为重要的国家利益，不惜诉诸武力来维护与扩大这种利益。（注：Karin Von Hippel,Democracy by Force：U.S.military intervention in the post-cold war world（Cambridge Universitu Press,2001）,p.7；《基督教科学箴言报》，1998年3月30日，李·汉密尔顿文《给国家利益下定义》。）
总之，克林顿政府认为，冷战后美国获得了维持领导地位和推进其价值观的绝好机会。美国的领导作用扎根于美国的价值观念之中，体现领导作用的最佳办法就是全力推进自由民主化进程。因此美国有责任在全球促进自由和民主，输出美国的理念和制度，其中包括代议制、言论自由、政教分离、保护私有财产和个人权利。通过各种途径和方式，诸如利用榜样的力量和在必要时显示力量（即使用军事力量），用这些理念和制度帮助那些向自由市场和民主制过渡的国家。美国同时还具有完成历史使命、推进全球民主化的实力。冷战后美国进入了一个全球称霸的时期，这是一个美国独霸的时代。美国保持了超强的军事实力和无人匹对的全球影响力。美国以其力量优势和制度主导全球化。奥尔布赖特称美国是一个不可或缺的国家。布热津斯基说没有一个国家像美国这样如此有力地统治过世界。美国有军事、经济、技术和文化这四个关键领域的绝对优势：美国控制着所有的海洋，保持着大批海外驻军；美国的经济是世界经济发展的发动机；美国的科学和信息技术遥遥领先；美国式的文化具有无与伦比的吸引力。（注：法《新观察家》周刊1998年1月1—7日一期文：《妥善地统治世界》。）
亨廷顿指出，美国官员往往在单极世界的理念中进行思考与制定、推行外交政策。美国到处宣扬与强制推广各项原则、行为规范与制度，把它们说成对全世界都适应。财政部副部长劳伦斯·萨默斯用“仁慈霸主”来称颂美国的独特性、美德和力量。副国务卿斯特罗布·塔尔博特强调美国外交政策旨在自觉地促进普遍接受的价值观。（注：《外交季刊》1999年3—4月：《孤独的超级大国》。）某些美国人还强调：美国在促进全世界和平与推动全球民主进程中能够发挥“独一无二的作用”，这也是一项值得的“长期的投资”，符合美国人“核心理想中的根本利益”。
为了完成上述任务，克林顿政府制定了“参与规则”，采取军事、民事—军事的行动，支持和平行动以及开展国家建设完成民主化的使命。
第一，动用军事力量缔结和平
1992年12月，布什政府在当选总统克林顿的赞同与支持下，根据联合国安理会794号决议的授权派2.8万军队到索马里实施人道主义救援。美国将军指挥包括美军在内的一支3.7万人的多国部队。多国部队的进驻为联合国的人道主义救援工作创造了相对安全的环境。但是，1993年5月，克林顿政府决定将保障人道主义救援的维和行动变为索马里的国家建设。这是一项冒险的决策，导致了联合国维和行动的失败。1994年，克林顿政府利用军事威胁和率领由安理会授权组成的联军16000人迫使海地的军事独裁者塞德拉斯下台，并使民选总统阿里斯蒂德重返回海地，开始民主化进程。美国军队在联合国的授权下，以维和行动在索马里和海地都缔结了和平，为尔后的国家建设创造了条件。
第二，和平支持行动。
美国派遣军队参加在索马里、海地特别是前南地区的支持和平行动。为了平息南斯拉夫波斯尼亚爆发的内战，联合国安理会于1992年2月21日通过第743（1992）号决议，建立14000余人的联合国保护部队（联保部队）。美国没有派地面部队参加。1995年11月根据解决波黑问题的代顿协议的精神与要求，联合国安理会通过1031号决议，中止联保部队的使命，授权北约另组一支6万人的执行部队进入波黑。克林顿政府决定派兵2万在波黑执行协议支持和平行动。和平支持行动是一项极为复杂的使命。美国在实施中得到了一些经验与教训。其中包括：其一，目标应该是有限的和现实的。任何乐观的估计和不切实际的要求都不可能达到目的。和平支持行动并不能导致对象国自动发展或转变为民主国家，拥有稳定的民主。美国和国际社会应该意识到不能要求自己做比它能够做到的更多，不能超越能力所及。其二，支持和平行动主要是保障工作，保证维和人员、国际援助工作人员的安全，保障人道主义救援工作的顺利进行和救济物资的供应。其三，美国的和平支持行动主要是保障美国实施领导以及美国部队的安全，尽量避免同当地的派别直接交火。其四，美国必须及时调整政策和采取行动。美军在索马里遭到失败后决定立即撤离，而在波斯尼亚的使命则一再延长。
第三，国家建设和推进民主化。
美国使用军事力量缔造和平与支持和平行动的目的在于改造一个国家（国家建设）和在该国推进民主化。克林顿的扩展战略以及美军直接出兵干预开始了民主化进程。在“支离破碎”的失败国家进行国家建设，除了经济恢复发展，更重要的是通过外力建构政府，建立民主和安全。
美国国际开发署把扩展民主推动民主化的内涵界定为：支持民主愿望和价值；促进持久的民主制度的传播；鼓励普遍尊重法制、公正和人权；尊重妇女和少数民族、种族的权利；推进自由市场；建立文明社会和民主制度；自由与公平选举，自由选择政府并让政府对其行为负责；促进提倡司法、社会和经济平等；促进宗教和民族集团内部及它们之间的容忍；等等。（注：美新署华盛顿1994年3月8日英文电。）克林顿1996年11月20日在澳大利亚议会的讲话中强调，美国带有普遍意义的基本权利，其中包括人人受到应有的尊重，拥有表达他们意见和选择任何领导人的充分权利；在实行压制的国家和政权寻找政治对话；建立政党和政治组织；鼓励发展，提高竞争能力；推进自由。
为了实现国家重建，特别是推动民主化进程，必须强调与关注重建国家安全、建立民主机制和实行国际合作。三者缺一不可。重建国家安全是推动民主化进程的先决条件，只有建立了相对有效的安全才能开始民主化进程，只有不断推动民主化进程才能维持与保障国家安全。所谓建设国家安全，首先要有一个有政治权威的政权。只有这样才能进行军事（取消武装力量，保留警察部队，减少军费开支，实行非军事化，裁减军备，遣返军人，收缴武器等）、警察（组织警察队伍，重新培训警力等）和司法改革。通过这些改革，建立一个相对和平与安全的环境，展开国家的经济恢复建设工作，逐渐缓解经济困难，开展公民社会的建设，强化民主机制的改革。
美国支持的民主改革和民主化是国家建设的极为重要部分，实现民主化是美国出兵干预的目的。所谓民主化进程包含两层意思：其一，宣传、灌输和接受、树立有关民主的理念，即美国宣扬的普遍价值观和生活方式，诸如自由、平等、人权、私有财产等等；其二，建立民主机制，建立立法、行政和司法机构，政党制度；实施普选，改进选举程序，派驻选举国际监督员；建立与完善财会、审计制度；推动私有化等等。（注：Karin Von Hippel：Democracy by Force：U.S.military intervention in the post-cold war world（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2001）,p.11）
美国军队在国家建设和推进民主化的进程中扮演重要与关键作用。其一，缔造和平的主要力量。只有在军事干预赢得和平后，政治重建和国家建设才能开始；其二，美军的存在是维护和平不可缺少的力量。美国参与和领导了和平支持行动；其三，控制国家建设的活动与日程。美国的民事部门配合或在军队的保护下开展活动。
三、克林顿政府进行军事干涉的某些特点
克林顿政府在缔造和平与支持和平行动中有成功也有失败，而国家建设与推进民主化则是“任重道远”。美国为对外军事干涉付出了代价，背上了包袱，但效果并不尽如人意。从克林顿使用军事力量推进民主化设想与实践中我们可以找到一些特点。
第一，主动而慎重地使用军事力量。
美国在越战后的30年中对使用武力相对谨慎。不少美国的军政要人从越战的失败中得出了一些有益的教训。1984年美国国防部长温伯格宣称：武力只能作为最后的手段来使用，用之于保卫美国的切身利益而且有成功取胜的把握。武力的威胁不能用作外交的一部分，只有当外交努力失败、目标清晰并得到公众和国会赞同之后才能使用。（注：温伯格1984年11月28日在全国记者俱乐部的讲话。）这就是被称之为运用武力实现国家目标的温伯格主义。另一些人则从传统的地缘政治观点出发总结越战经验，认为美国能够也必须继续威胁与使用有限的军事力量支持外交取得有限的目标。舒尔茨国务卿在1984年12月说，没有实力支持的外交从最好的方面说来是无效的，从最坏处看则是危险的。（注：Department of state bulletin,1985.2,p.1—3）他坚持认为，总统使用武力并不需要赢得公众的支持。他相信如果这种行动同美国的利益和道义价值相一致的话，一定会赢得这种支持。
布什时期的参谋长联席会议主席鲍威尔将军赞同温伯格的观点：军事力量的威胁只有当美国领导人已经决定他们准备使用武力的时候才能起作用。威胁和使用武力必须是作为最后的手段，而且要保证决定性地使用。他强调美国政府使用武力必须要很快达到目标，最大限度减少美国士兵的伤亡与危险。（注：《纽约时报》，1992年10月8日。）这就是鲍威尔主义：只有在生死攸关的美国国家利益受到威胁，而且必须要在动用压倒性优势兵力以确保胜利的前提下才能投入战斗。
苏联解体冷战结束后，由于没有苏联的强势对抗，美国决策者经常使用威胁和使用武力来应付他们所面对的局势，用武力支持其外交以求实现国家目标。1993年1月20日，克林顿在总统就职演说中说：“当我们的重要利益受到挑战的时候，或者当国际社会的意志和良知遭到蔑视的时候，我们将采取行动——只要有可能，就进行和平外交活动，如果有必要，就使用武力”。莱克称美国面对挑战，要求有耐心地采取外交行动和有分寸地动武。克林顿和其他美国政要强调使用武力的必要性，但在决定武力的使用时比较慎重。克林顿政府的基本政策是：有效的外交必须是外交与军事的结合；武力是最后使用的手段；小心翼翼地有选择地使用武力；必要时一定使用武力。
美国在决定和实际使用军事力量方面面临着许多困难。这是因为：其一，政府各部门要经过充分协调，因为它们都有自己的立场与责任；其二，同盟国的协商，争取它们的支持至少默许；其三，国会赞同与批准以及社会公众的支持。美国的多元化政治制度，不同利益的表达和冲突对使用武力寻求目标会发出矛盾信号。这也会影响实现目标所选择的途径和解决问题的方法。其四，惩治敌人取得预期的成效并非轻而易举。美国作为唯一的超级大国也许可指望用“廉价”的手段以极小的代价取得某种程度的胜利。但是，要缔造和平、和平支持行动，特别是更替对象国领导人、参与国家建设、推动民主化，必须运用地面部队。美国就不可避免人员的伤亡，必然会引起国会和社会的普遍关注，甚至遭到反对。
第二，制定了军事干预的基本指导原则。
莱克较为系统地阐述了美国动用武力对外进行军事干预的基本原则。其一，美国战略的目标之一是“在与我们的利益息息相关的地区致力于推进民主和市场经济”。在何时何地运用武力依国家利益而定；其二，美国可能动武的原因包括：对美国及它的国内外公民、盟国的直接攻击；制止核武器和大规模杀伤性武器的扩散；损害美国最为重要的经济利益；反对恐怖主义；促进、捍卫民主；制止人道主义迫害，消除其灾难；制止侵略，维护地区与世界和平；维护美国的国际声誉，履行诺言等等；其三，上述每一种利益本身不会自然导致武力的使用，必须研究得失以及美国切身利益的权衡：完成的使命，承担的风险，成功的把握，需要付出的代价，能否保证安全退出；其四，一旦决定使用武力就必须提供一切手段，全力保证顺利进行并达到预定目标。（注：莱克1994年10月21日在哈佛大学的讲话。美新署华盛顿10月24日英文电。）
克林顿执政期间4次对外使用武力主要涉及到人道主义救援、人道主义干预捍卫和促进民主。美国决定军事干涉考虑到了对象国的实力和规模以及成功的把握。美国军事干预的对象国都是规模较小、实力较弱的穷国、弱国或支离破碎的失败国家。美国指望军事行动的胜利唾手可得。1992年克林顿赞同和支持布什出兵索马里，当时认为美国部队在他宣誓就职总统之前就能胜利班师。美国对付海地则是不费吹灰之力便使塞迪拉斯俯首称臣。美军驻扎前南地区的期限一再推迟也说明美国决策者当时对局势的估计过于乐观。
第三，注重多边行动。
克林顿和其他政要反复声称，美国积极主动参与国际事务，其行动方式确定为：在可能的情况下与其他国家一起行动，但是如果必须单独行动就单枪匹马去干。在一些不该单方面采取行动的情况下选择参加多边行动。
克林顿政府在采取军事行动时提出了多边行动和单边行动的两种选择。在8年的实践中，克林顿注重的是多边行动，实施多边主义。他曾强调美国“只能在多方面取得一致意见的情况下采取国际行动，必要时应通过单边行动来促进自己的利益，尽可能通过UN和NATO等国际组织和其他国家采取一致行动”。1995年之前，美国是通过联合国安理会的授权，率领多国部队对索马里、海地进行军事干涉。之后，参与了北约组织的波黑执行部队。为解决科索沃问题而对塞尔维亚的空袭则是它领导的北约行动。美国虽然具有单独行动的能力和引诱，但克林顿政府坚持多边行动。这是因为：其一，美国的能力有限，需要国际社会的支持。伦敦战略研究所所长约翰·奇普曼说：美国靠它自己的力量几乎能处理好能设想的任何军事威胁”，然而许多威胁的解除需要多国施加压力。美国意识到它的力量强大，但不是也不愿意充当“世界警察”；（注：《华尔街日报》，1998年5月1日。）其二，军事力量不是万能的，不可能解决根本问题。武力可以打败美国的敌人和不喜欢的人，但不能自动导致民主化，只是提供了这种可能。要实现民主化必须有国际合作；其三，多边合作可以分担风险与负担，加强在盟国和国际社会的领导地位。其四，为自己的军事行动实现自己的目标披上合法的外衣，使之更具号召力。
第四，依靠同盟，坚持领导，提出联盟的灵活性。
北约是美国在冷战时期建立和依靠的联盟。当时苏联的威胁甚至直接可能进攻是维系和加强同盟的基础。苏联消失后，这一基础已经不复存在。现在没有一种巨大的威胁足以为联盟提供巨大的长久凝聚力。盟国越来越多地强调并寻求自己的利益，加上美国自恃国力强大，目空一切。美国需要盟国，它毕竟没有取之不尽、用之不竭的财力、物力、人力、以及军事和外交资源。联盟是为美国的战略利益服务的。美国可以驱除那些没有共同战略、在政策和行动上不配合的盟友，包括昔日的老盟友。美国完全可以抛开它们，自己单独行动。克林顿提出了美国需要有建立联盟的灵活性问题，认为这种联盟应分摊风险与责任并分担领导的费用。（注：克林顿1995年10月6日在两党智囊团“自由之家”的讲话。新华社华盛顿1995年10月6日英文电。关于联盟问题，理查德·哈斯说得更加明确：两极体制时期的牢固联盟已经不能适应。冷战后出现了众多不同的威胁。美国必须根据情况组织起一些由国家或机构组成的临时联盟共同对付新的挑战。这是由紧急情况和某种必要性而不是由某种理论或战果的结果。（法《快报》周刊1997年11月20—26日一期文章：《美国式的新秩序》））克林顿政府在进行军事干涉特别是在对象国从事国家建设和推进民主化进程中，在采取多边行动中都体现了这种灵活性。
克林顿政府强调联盟的重要性，认为它是把对外政策和国际体系连结在一起的纽带。这个联盟应该有原则、力量和宗旨。美国坚持在联盟中的领导地位和发挥领导作用。克林顿强调在美国的利益和价值观受到威胁的地方以及美国能够产生影响的地方必须发挥领导作用。这也就是说美国的利益和价值观需要这样做而且我们能起作用的时候，必须采取行动并起带头作用。（注：克林顿1996年8月5日在乔治·华盛顿大学的讲演：《变化中的世界中的美国安全》。美新署华盛顿1996年8月5日英文电。）美国负有特殊的使命，具有独一无二的力量，发挥独特的作用，“只有我们继续担任领导，我们才能取得胜利”。其一，美国的领导作用扎根于它的价值观，负有捍卫普遍价值观的责任，有资格扮演领导者的角色，起到领导作用。其二，美国有能力完成领导者的任务。它有“一流外交”和超强的实力，并把两者有机结合起来。美国的军队是“世界上领导最得力，训练最有素，装备最精良和最受尊敬的”。其三，在实践中真正起到了领导者的作用。美国将军指挥由联合国授权组成的多国部队，主导了对塞尔维亚的大规模空袭。在历时79天的空袭中，美国出动的飞机占7成，90％的轰炸是美国干的。（注：《洛杉矶时报》，1999年9月5日。）这是北约实施的最大规模的军事行动，也被称之为“奥尔布赖特国务卿的战争”。美国的领导地位与作用保障它贯彻自己的意图，借用盟国的力量实现战略目标。
第五，克林顿主义质疑。
美国主导的对科索沃的军事干涉是北约与美国外交的转折点。它影响到美国国家利益的界定以及维护这种制度的有效合适政策的选择。科索沃战争表明，人道主义目标已经提升到克林顿外交的优先地位。（注：Demetrios James Caraley：The New American Interventionism：Lessons from Successes and Failures（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1999）,p.7.）1999年6月20日，克林顿提出在世界范围内停止民族清洗而进行干预的“克林顿主义”。他说“这是一个我希望将来能得到确认的重要原则。如果国际社会有力量阻止种族灭绝和民族清洗，我们应当加以阻止。无辜的平民不应当由于他们所属的宗教或民族或种族或部族而成为屠杀的对象”。对于“全世界发生的民族或宗教的冲突”，美国的普遍性原则是：“无论是发生在一个国家边界之内还是之外”，“国际社会”都应该制止它。“这正是我们在波斯尼亚所做的事情，只是这么做所花费的时间太长了。这正是我们在科索沃所做的和正在做的事情”。克林顿承诺，美国“准备承担在任何地方作战的责任”，采取军事行动。（注：《华盛顿时报》，1999年6月21日。（英）《简氏防务周刊》1999年12月22日一期文章：《全球安全面临的挑战》。）
克林顿使用军事力量进行人道主义干预、推动民主化进程受到批评、谴责和质疑。美国《外交》杂志前主编查尔斯·威廉·梅恩斯在《挥霍胜利》一文中指责克林顿政府根据三个虚假的假设（开放型经济将是各国推行的榜样，种族冲突是邪恶领导人所致以及军事威胁带来安全与稳定）来制定与推行政策，结果把世界搞得一团糟。克林顿试图通过军事干涉消除邪恶领导人，实行大选，建立美国式民主来解决民族与种族冲突是不现实的。这种冲突的实质是为生存而战，选举不会真正解决问题。美国通过军事威胁和使用武力强制冲突的一方按规矩办事，而对另一方提供保护。美国国家利益委员会称，克林顿没有搞清楚美国“性命攸关”的利益是什么，没有也不可能集中力量对付主要挑战。因此“缺少一种一致的、长期的战略或眼光”，忙于“民主扩展”，过于关注发生在索马里、海地、波斯尼亚、塞尔维亚等“二等”、“三等”冲突，造成了敌人不害怕、盟友不信任的尴尬局面。（注：《华盛顿时报》，1998年5月21日；《华盛顿邮报》，1996年10月6日。）批评者认为，这些军事干涉行动并不符合传统的根本甚至重要的国家利益。这些国家都是一些失败或被肢解的国家，没有威胁美国或它的主要盟国，不是美国商品市场和投资地区以及原料供应者，也不具重要的战略意义。无论从战略上还是经济上都不值得美国动武，不值得为此耗费巨大的人力、物力与财力，把自己拖得筋疲力尽。
克林顿采取军事行动、进行人道主义干预的合法性更受到普遍质疑。从传统的国际法的角度来看，出兵一个国家强制解决内部冲突是对主权原则的挑战。哥伦比亚大学教授路易斯·亨金早就指出：“使用武力本身就是对人权的一种非常严重的——最为严重的侵犯。它不能为任何捍卫其他人权而必须的主张所开脱。法律不能允许一国以人权遭到侵犯为理由而推行武力干涉，破坏别国政治独立和领土完整”。（注：Louis Henkin：Right v.Might Council on Folations Press,1989,p.61.）
一个国家拥有选择自己发展道路、社会制度和生活方式的权利，也有尊重他国选择的义务。克林顿积极鼓吹与推行干涉主义，使用军事力量为别国选择发展道路与生活模式，强制推广美国的价值观，推动全球民主化进程。这是一种十足的霸权行径。克林顿当政8年提出和采取的一些政策主张措施，如预防性外交，军事打击，空袭，单边行动，邪恶领导人的更迭，联盟的灵活性等等都被后来的小布什政府推向极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