苏公绝唱，草原生辉——从苏秉琦“三部曲”、“三模式”理论看内蒙古古代文化对中华文明的伟大贡献，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内蒙古论文,绝唱论文,对中论文,草原论文,贡献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我国已故的考古学界泰斗，中国考古学会会长苏秉琦先生，在其遗著《中国文明起源新探》（1997年·香港商务印书馆）中，对于内蒙古地区的古代文化在中华文明起源和发展，以及中国古代国家形成过程中的伟大贡献，给予了完整的论述和高度评价，提高了内蒙古的知名度。
在分析了中国近万年的历史发展总趋势后，苏先生提出了“三部曲”和“三模式”的理论。即中国古代史经历了从“古国”到“方国”再到“帝国”的三部曲；中国古代国家的发展有三种模式，分别为：1.“原生型（指内蒙古的红山文化，夏家店下层文化）；2.次生型（指中原地区的以夏商周三代为中心，包括之前的尧舜，其后的秦共五代）；3.续生型（指内蒙古等地北方草原民族创建的王朝，其以秦汉以后入主中原的鲜卑、契丹、蒙古、女真为代表）。
在中国古代国家起源的三种模式中，内蒙古地区即占其中的两种，故而它的影响和贡献特别重大，这一理论的提出，是苏秉琦先生通过多年研究考察，走遍了长城内外、大江南北之后，又多次来到内蒙古地区，与当地考古学者共同研究，从局部到整体，从微观到宏观反复论证才逐步形成的。最后，在苏先生89岁高龄的时候，他在助手和香港商务印书馆同仁的协助下，以口述的方式，完整地叙述了他毕生研究成果。苏秉琦先生指出：在史前时代，内蒙古地区的氏族社会发展，在当时居于领先地位，距今8000年的赤峰兴隆洼文化，已到了由氏族向国家进化的转折点，其文明的起步期超过了一万年。在兴隆洼遗址（赤峰敖汉旗），发现了用真玉精制的玉器，标志着社会大分工的形成。在距今7000年的赵宝沟文化遗址（赤峰敖汉旗），发现刻有猪龙、凤鸟和以鹿为原型的麒麟陶尊，充分说明社会分化已很明显。而在中原，这类最早的“艺术神器”，是距今6000年的河南濮阳西水坡的龙虎堆塑，要比内蒙古地区晚1000余年。
内蒙古地区由氏族向国家过渡较早的原因，一是由于这里的沙质土壤易于开发（中原是黄土，南方是红土，均较坚韧），二是因为这时的先发明了桂叶形的大石耜（石犁），从而提高了生产力，增大了农业收获，促进了人口的繁衍。但是，正是由于以上原因，这一地区的水土流失也最早，因而导致了早期农业衰退，以及农牧业结合或畜物业的发展。在距今5000年前，内蒙古的红山文化率先由氏族社会跨入古国阶段，以祭坛、女神庙、积石冢和玉龙等玉质礼器为标志，产生了我国最早的原始国家。约1000年以后，在距今4000年前，我国中原、关中、山东、西南、江南等地区，也逐步相继进入古国时代，中华大地上出现了万国林立“满天星斗”式的局面。因此，古书中“夏有万邦”、“禹会诸侯于涂山，执玉帛者万国”是有据可依的，它与考古发现互相映证，表明了中国“古国时代”的存在与繁荣。
古国以后是方国时代（距今约4000年前），内蒙古赤峰的夏家店下层文化，是最典型的实例。它继承红山文化，又被战国的燕、秦所继承，完成了从古国—方国—帝国发展的三部曲。夏家店下层文化以内蒙古赤峰为中心，势力已达辽宁、河北和京津地区，是雄据北方的“方国”。在敖汉旗大甸子墓地，出土有青铜权杖首，成组的玉器、礼器，反映了社会等级、礼制的全面形成。在辽宁、赤峰，发现连成一串的石城堡，这是中国历史上长城的原型。在赤峰英金河两岸以及辽宁西部，发现比现代居民点还要密集的石城堡群落，这反映了当时居民人口的繁盛。
根据以上发现，苏先生认为：夏家店下层文化是成熟的方国，它与夏朝为伍，是北方的一个有影响的方国，距今3000年的殷人（殷商的祖先），即起源于此；西周初期所封的“燕”地，也在这里；秦始皇统一六国，仿照燕国都城建阿房宫。至此，中华大地的各方国，历经古国和方国的历史进程，汇入了中华第一个帝国——秦王朝之中。
内蒙古地区的古代文明，经历了从氏族社会到古国，又从古国到方国，最后发展到归入统一帝国的历程，在它的发展过程中，每一步都与中原地区发生联系，互相影响，其历史发展脉络清晰，发现的遗址和文物极其丰富，对于说明中华古代文明的起源，以及国家形成的历史，具有特别典型的意义，因此，苏秉琦先生称之为中国古代国家的“原生型”。
在中国古代国家起源的研究中，苏先生认为中原地区的古代国家，是以内部集中力量“治水”（尧、舜、禹治水，距今约4500年），外部大量接收北方等地文化的影响，历经夏、商、周三代，由于各大文化区之间的交流，各方国之间的战争，才逐渐发展为大一统的秦汉帝国。因此，中华古代国家的“三皇五帝时代”、“夏商周三代”、“春秋战国时代”，都是中华民族多支祖先“群雄逐鹿”，进行组合与重组的重要阶段。最后的大一统，确实可称为“瓜熟蒂落、水到渠成”。秦汉帝国，是多个方国之间长期影响，交流和战争的产物，它是中国古代国家发展三个模式中的“次生型”。在这里，北方民族文化的影响，是其很主要的因素。在秦汉统一中华之后的4000年间，仍然是北方草原民族的多次大迁徙、大融合，推进了中国古代国家的逐步发展和扩大。最著名的几个北方民族，多起源于内蒙古地区。它们是：鲜卑（起源于今呼伦贝尔草原），后建立北魏王朝；契丹（起源于今赤峰地区），后建立辽朝；蒙古（起源于今呼伦贝尔草原），后建立蒙古汗国、元朝）；女真（起源于今东北地区），后建立金朝和清朝。上述古代北方民族，在各自的发展阶段，也都经历了古国和方国，然后才逐步西迁和南下，在中国历史上建立帝国，这种发展模式，可以称之为中国古代国家发展模式中的“续生型”。由中国古代北方民族所建立的续生型国家，虽然晚走一步，却是马上得天下，又在继承了汉文化的基础上，为之注入新鲜的血液。中华文明的多源化，使其文明成果更为灿烂。从东汉末的和林格尔壁画墓，到南北朝的敦煌、云冈和龙门石窟；从唐朝盛世到大元一统；从辽上京、元上都到北京城，都是南北文化交融，北方民族与中原汉族相互促进，共同创造的人类伟大文明。在当代，中华人民共和国各族人民的大团结，中华民族的繁荣和伟大复兴，也与中国古代北方民族的巨大贡献密不可分。这也是苏秉琦先生在香港回归祖国之前，特意委托香港商务印书馆，为其出版《中国文明起源新探》一书的原因。
苏秉琦先生在口述该书之后不久，即与世长辞。苏公的绝唱之作，使中华文明和中国古代国家形成的历史，以鲜明的脉络展现在读者面前。他以历史学家和考古学家的敏锐目光，洞察到内蒙古古代文明和北方民族的伟大贡献，并且逐一加以论述。他的《中国文明起源新探》，已受到学术界的普遍关注，成为指导“夏商周断代工程”，以及研究中华统一多民族国家形成历史的重要参考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