思想政治教育研究
延安时期高校政治课教学的艺术及现实启示
张志强，郝 琦
(延安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陕西延安716000)
摘 要： 延安时期是中国共产党思想政治教育理论与实践的成熟与定型时期，这种成熟与定型反映在高校政治课教学上，就是形成了一整套的教学方法和艺术，主要体现在：以理服人，言之有物；观点鲜明，生动活泼；灵活多样，因材施教；教学一致，教学相长；学以致用，学践结合。这些方法和艺术对今天的高校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学工作依然具有重要的启示和价值。
关键词： 延安时期；高校；政治课；思想政治理论课
2016年12月召开的全国高校思想政治工作会议提出：“要用好课堂教学这个主渠道”。为了贯彻全国高校思想政治工作会议精神，2017年被定为高校思政课教学质量年，教育部明确提出要打好高校思政课教学的质量攻坚战。2018年4月，教育部先后印发了《高校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师队伍建设专项工作总体方案》和《新时代高校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学工作基本要求》。2019年3月，又专门召开了由习近平总书记主持的学校思政课教师座谈会。这足以说明党中央对高校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学工作的高度重视。在高校开设思想政治理论课是我国高等教育的传统特色和优势，延安时期高校开设的政治课就是这一传统的直接来源。
延安时期，面对大批知识青年奔赴延安，中国共产党从抗战建国的客观需要出发，在极其艰难的环境下，高瞻远瞩，适时创办了30多所各类的高校和干部培训学校。1937年5月，在《为争取千百万群众进入抗日民族统一战线而斗争》一文中，毛泽东指出，“指导伟大的革命，要有伟大的党，要有许多最好的干部”。[1]277边区高校的主要任务就是培养革命干部，边区高等教育的实质其实就是干部教育，对于干部教育而言，最重要的就是培养正确的政治方向，所以，这些学校都高度重视思想政治教育工作，它们无一例外都把思想政治教育作为全部教育工作的基础，以保障学员树立坚定的政治方向。1939年7月，在中央军委对抗大工作的指示中指出：“学校一切工作，都是为了转变学生的思想，因此教育应当是中心……政治教育是中心之一环。”[2]延安时期的高校思想政治教育工作成效显著，积累了很多经验，形成了一整套的高校政治课教学的方法和艺术，有些至今仍具有重要的借鉴价值。
《金鱼的复仇》创作于1981年，从桑迪·斯各格兰德所起的名字，你一定会感受到一种矛盾。她后来的场景造型更多地采用狐狸或狗的形象。观看者显然会因为看见《到处是细菌》(Germs areEverywhere,1984年)中的细菌而感到恶心，或是因《被辐射的猫》(1980年)里猫科动物闪着绿光的脸而感到不适。就算是《聚会天堂》(Gathering Paradise,1991年)里烦躁的松鼠们，似乎也比那些闯入中产家庭卧室里的大个金鱼更具攻击性。
一、延安时期高校政治课教学的艺术
延安时期形成了不同于“西南联大模式”的高等教育“延安模式”，高等教育“延安模式”的形成与延安时期高校政治课教学是紧密联系在一起的。延安时期高校政治课教学不仅内容丰富，而且方法多样，探索出一套行之有效的高校政治课教学艺术。
(一)以理服人，言之有物
在《〈黑格尔法哲学批判〉导言》中马克思深刻论证了理论与群众的关系，指出：“理论一经掌握群众，也会变成物质力量。理论只要说服人，就能掌握群众；而理论只要彻底，就能说服人。所谓彻底，就是抓住事物的根本。”[3]延安时期的高校政治课教学都旗帜鲜明地坚持以彻底的理论——马克思主义为指导。在保安红大新校舍建成时，毛泽东风趣地给红大学员讲：“你们是过着石器时代的生活，学习着当代最先进的科学——马克思列宁主义。”[4]延安时期高校的政治课教学奠基在马克思主义这种彻底理论的基础上，使其有了科学的根基和强有力的说服力。
在抗日救国的共同革命目标指引下，延安时期高校政治课教学的一个重要特点是教学相长，教与学的一致性。延安时期高校的师生关系是民主平等的，他们相互信任和尊敬，尤其是政治教员更是与学生休戚与共，能够消除与学生的隔膜。在学员看来，教员是教学活动的组织和主导者，必须信任和尊敬；在教师看来，民族解放的事业要靠青年学生，他们是革命的先锋和桥梁，代表了中国的未来和希望，所以必须好好教育。在教学上，政治课教师不是满堂灌给学生固化的理论，而是发扬民主，教学相长，和学员一起经常讨论现实问题，广泛征求学员的意见。政治课教师结合不断变化的形势不断学习，孜孜不倦，表现出“先当学生，后当先生”的精神。他们严于律己，在实际生活行动上，艰苦奋斗的作风上，思想意识的锻炼上以及自我学习上，处处以身作则，给学员以教育示范。延大的教员与学员的关系正是在生活上达成一片，互相了解，在教学上共同研究，互相学习。这体现了毛泽东提出的教员应该是“学七分，教三分”的原则，同时也是教学民主的表现。
延安时期的政治课教学是我国当前高校思想政治理论课的雏形，延安时期的高校政治课教学积累了一整套的方法和艺术，这给当今高校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学提供了重要的经验和启示。
延安时期高校政治课的教学内容更多地是紧密结合中国的历史和现实，讲授目前的形势和党的政策，这和国民党单纯的“党化教育”形成了鲜明的对比，同时，还讲授马克思主义基本理论，指导学生用马克思主义的思想武器解决中国的现实问题。1941年12月，在中共中央发布的《关于延安干部学校的决定》中要求：“必须强调学习马列主义理论的目的是为了使学生能够正确的应用这种理论去解决中国革命的实际问题，而不是为了书本上各项原则的死记与背诵。”[6]257
为了提高政治课的教学效果，在革新教学内容的同时，延安时期的高校对政治教员也提出严格的要求，在贯彻《中共中央关于延安干部学校的决定》的过程中，抗大对政治教员明确提出三点要求。其中第一点就是课前有准备，为此还经常组织教员集体备课，以做到有备无患、言之有物。延安时期的高校政治课教师大都是选派出来的得力干部，同时，为了提高政治课的教学实效性，还经常邀请从前线返回延安的干部、将士“现身说法”。除此之外，当时的中央领导还经常接受高校邀请去讲课、作报告、发表演讲。他们的讲授往往能紧密结合当时的形势，对问题的把握深入浅出，讲授平易近人，以理服人，言之有物，让广大学员听后备受鼓舞，倍感振奋，大大提高了政治课教学的效果。
总之，延安时期的校舍是简陋的，但是教员的课程讲授却并不“简陋”，他们本着为民族培养人才的责任感，不敷衍，精心准备着每节的课程。教员们深知，“客观环境和条件的困难，自己的老本不厚，从书本到书本的照本宣科也不行。要上好一堂课，就像组织一场战斗一样，要花很大的力气”。[7]教员往往是“把自己的工作看作是提高学员思想觉悟的引路人，所讲的道理如果受到欢迎，就会感到莫大的欣慰，若使人似懂非懂，就难免产生‘失职’的难过”。[8]胡华在回忆他接触的第一个理论教员何干之讲课时说“他在寒风中大声讲课，滔滔不绝，手里没有拿讲稿……，他讲的这些理论，完全是新鲜的、闻所未闻的。我们这些青年完全被吸引住了。他讲课条理清晰，内容丰富，又讲的如此生动有力。这次课，深深地引起我对中国革命问题的兴趣”。[9]正是基于此，赵超构在访问延安后得出这样的结论：“延安教育中，最不重要的校舍，最关重要的教师。”可见，由于延安时期的政治教员能做到以理服人，言之有物，才取得良好的教学效果。
综上所述，核磁共振对于股骨头坏死的诊断具有很好的发展前景，其效果优于CT检查，在选择诊断方法时，医生要依据患者病情决定，本着细心严谨的工作态度，发挥核磁共振与CT的最大价值。
(二)观点鲜明，生动活泼
在《论党》一文中，刘少奇曾提到毛泽东把马克思主义从欧洲形式变为中国形式，并用中国人民通俗语言的形式表达出来，使之成为中国无产阶级和劳动人民战斗的武器。延安时期毛泽东更是不止一次地强调宣传工作一定要做到观点鲜明、生动活泼，而且自己也身体力行，率先做到这一点。
另外，在腔体端部斜向(近90度，注入中性束D2(280Kev、0.001A，与轴近90度)，或D离子，阻止高能电子逃逸，减小电位差，补充能量，和燃料，增加密度，使反应稳态进行。
从延安时期毛泽东写的文章的题目上，我们便可以感受到这一点，如《论反对帝国主义的策略》《中国共产党在抗日战争时期的任务》《反对党八股》《为人民服务》等等。在《改造我们的学习》一文中，毛泽东在开篇写下这么一段话：“我主张将我们全党的学习方法和学习制度改造一下。其理由如次……”[10]795开宗明义，鲜明地表达了作者的观点，引导听众耐心倾听。在毛泽东的文章、报告和演讲中，无论涉及到深奥的哲学命题，还是复杂的现实问题，都能做到简单明了，通俗易懂，深入浅出，让普通群众读了不嫌深，高级干部读了不嫌浅。这种简单平实是毛泽东把马列主义的普遍真理与中国具体革命实践相结合，并用通俗易懂的语言表达出来的产物。反对枯燥的宣传是毛泽东的一贯原则，他指出，语言必须接近民众，革命斗争不需要蹩脚的不中用的宣传家，他引用季米特洛夫在共产国际七大上的讲话表明自己的观点：“应当学会不用书本上的公式而用为群众事业而奋斗的战士们的语言来和群众讲话，这些战士们的每一句话，每一个思想，都反映出千百万群众的思想和情绪。”[10]842
3.1 个体化系统管理模式降低了新生儿出生缺陷率 本研究在孕前及孕早期开展了健康生活方式的教育[5-6]，生殖遗传咨询门诊，建立了新生儿缺陷的三级预防体系[7]。结果显示，观察组新生儿出生缺陷(4.95‰)明显低于对照组(12.53‰)，说明在孕前开展个体化的优生优育知识健康教育工作的必要性，观察组建立孕前—围产期档案、计划妊娠管理，从年龄、营养、遗传和环境因素进行孕前风险评估，做好优生优育的科普教育，减少遗传性畸形的出生。孕早期及时补充叶酸及少量维生素，开展实验室筛查、羊水检测等物理诊断，充分做好三级预防体系，将孕期保健时间节点前移，为孕产妇提供一体化的延伸服务措施。
毛泽东经常受邀到抗大作报告和讲演，不少抗大学员都听过毛泽东讲授哲学，著名的两论——《矛盾论》《实践论》正是由毛泽东在抗大的哲学讲稿整理写成的。毛泽东在讲课前总是把提纲发给学员，在讲课时往往结合具体实际，观点鲜明，重点突出，深入浅出，通俗明了，生动形象。如在讲《矛盾论》时，毛泽东为了说明“外因是变化的条件，内因是变化的根据，外因通过内因而起作用。”这个论点，举例说“鸡蛋因得到适当的温度而变化为鸡子，但温度不能使石头变为鸡子”。[1]302在讲《实践论》时，为了说明“你要有知识，你就得参加变革现实的实践”。[1]287举了一个人要知道梨子的滋味，就得亲口尝一尝。据当年听过毛泽东讲课的抗大学员回忆：主席讲哲学深入浅出，讲得非常生动，活泼有趣，许多听众不断发出笑声，有时则哄堂大笑。当他听到学员们反映爱听他讲哲学课后，幽默地说：“我折本了。我花了四夜三天的时间，才准备好了讲课提纲，讲矛盾统一法则，哪知只半天就讲完了。岂不折本了吗？”[11]由此我们看出，毛泽东讲政治课的良好效果也是下了很大功夫才取得的。
延安时期高校政治课教学坚持灵活多样、因材施教的原则，根据不同情况，采取理论讲授、参观访问、生产实践、文艺活动、自我教育等灵活多样的方式进行教学活动，在课堂讲授的技术问题上，灵活运用演绎、归纳、启发、讲演等方法，取得良好的效果。
女大为了使学习与实践活动相一致，在学校政治课上经常组织各种政治问题、事实问题、各地民运和妇运报告，这样使他们把学得的理论能够和实际问题结合起来体验，各组对这些报告还进行深刻的讨论。为了把“学践结合”落实到实处，学校还规定各礼拜一为“救亡日”，以便同学们对现实问题进行讨论。
(三)灵活多样，因材施教
延安时期特殊的环境决定边区高校的办学形式没有统一性，这也就决定了延安时期高校的政治课教学必然是灵活多样的，必须针对不同类型的学校，不同层次的学员因材施教。
延安时期中国共产党创办的高校不仅数量多，而且类型全。在《中共中央关于延安干部学校的决定》明确了各干部学校的具体分工：“中央研究院为培养党的理论干部的高级研究机关；中央党校为培养地委以上及团级以上具有相当独立工作能力的党的实际工作干部及军队政治工作干部的高级与中级学校；军事学院为培养团级以上具有相当独立工作能力的军事工作干部的高级与中级学校；延大、鲁艺、自然科学院为培养党与非党的各种高级与中级的专门的政治、文化、科学及技术人才的学校。”[6]257从培养目标来看，有培养党政军干部、财经干部、艺术干部、科技干部的不同类型的学校；就学校类型来说，可以分为抗大式、党群式、延大式和专门学院式等学校。
西安人大都以古城墙为傲，谈起古城墙就如数家珍。游人眼中的惊奇，对于他们则是生活。这道静默地屹立的古城墙，有如这座城市的巨大脉管，将历史和现实紧密相连，从历史中迤逦而出，延伸到西安人的现代生活，延伸到西安人的灵魂之中，成为了他们的文化之根。每天上班下班、买菜、接送小孩都穿梭在城墙之间;在城墙根下晒太阳、吼秦腔，爬上城墙吹吹埙、望望月……日子就这么过着，古城墙也就默默地守望着。
不同类型的学校，政治课教学比重也不同。如抗大式的干部学校办学思想突出坚定正确的政治方向，所以抗大的政治课教学分量就较大，尤其是在抗大政治队里，政治课占2/3，在军事队中，政治课也占到1/3；党群式干部学校以培养做党务工作和群众工作的人才为目标，这类学校的政治课教学注重马列主义理论教育，其代表中共中央党校和延安马列学院因其培养理论人才的特殊性更是如此；延大式的干部学校办学目标是培养战争和边区建设的人才，政治课的设置坚持“少而精”的原则，教学内容突出理论与实践统一、学与用一致的基本精神，其前身陕北公学有普通班和高级研究班之分，在普通班中主要开设《社会科学概论》课程，在高级研究班则开设更多的课程，如《马列主义》《中国革命运动史》《世界政治》《战区政治工作》等，甚至还要求学员直接读原著；专门学院式的干部学校的办学目标培养服务边区建设的各类专业人才，政治课的设置更是坚持“少而精”的原则，主要是引导学员树立坚定正确的政治方向，培养“又红又专”的专业人才干部。如延安自然科学院的政治课占年教学总学时的20%，新文字干部学校的政治课程则只占10%的学时，业务课的教学工作时间更多。在《中共中央关于延安干部学校的决定》中对各类学校的课程设置作了专门规定：“凡带专门性质的学校，应以学习有关该项专门工作的理论与实际的课程为主。文化课、政治课与专门课比例应依各校情况决定之。一般说来，专门课应占百分之五十(不须补习文化之学校，则专门课应占百分之八十)，文化课应占百分之三十，政治课应占百分之二十。坚决纠正过去以政治课压倒其他一切课目的不正常现象。”[6]259-260
抗大在总结教学经验时指出，必须研究对象与认清对象，这是一切教授方法的出发点。延安时期大批革命青年奔赴延安，他们的文化程度参差不齐，从小学生到博士生都有，他们的职业也不尽相同，所以当他们进入到中国共产党创办的高校进行学习时，所采取的方法也是灵活多样的。如针对文化层次较低的工农干部，在强化他们政治立场的同时，教学内容应更多地向提高他们的文化程度上倾斜，政治课教学以课堂讲授为主；对刚参加革命的青年学生，应偏重于加强思想政治教育，以改造他们的思想，提高他们的政治觉悟，政治课教学以课堂讨论，启发式教学为主；对于学历较高的人才和党的高级干部，在确定完成思想改造后，应重点培养，政治课教学应偏重于理论的提高和经验的总结，以自学和探讨为主。
“计算机应用基础”是公共基础课程测试中的一门，而且是第一门参加考试的科目。在这样的特殊背景下，中职“计算机应用基础”教学面临着诸多困境。诸如，学校机房的软硬件配置不够齐全、教务教学课时量安排不够合理、学生的重视程度严重不足，学习积极性不高、教师的教学方法老旧等。种种因素严重影响了“计算机应用基础”的教学成果。
在毛泽东等中央领导的指示和身体力行的示范下，延安时期的高校政治课教师向领袖们学习，在政治课教学中尽力做到观点鲜明。延安时期高校政治课教学工作更是不拘泥于固定的理论教学形式，往往是寓于丰富多彩的文体活动中来进行，让相对枯燥的理论以生动活泼的形式呈现出来，寓教于乐，大大提高了政治课教学的实效性。在中国共产党创办的高校中，政治课教学可以说既是手段，又是内容，这和国统区大学的“党化教育”有着根本的不同，因为那些学校只是采取单一的填鸭方式，向学生注入空洞的、八股文似的理论和文稿。抗大学员于蓝在回忆王鹤寿讲授《中国革命史》这门课程时说，我们都很爱听，他总是把党的许多基本原则深入浅出地讲给我们听，特别是他有很多实例，像有趣的故事一样深深地吸引着我们。[12]
延安时期毛泽东等中央领导高度重视引导高校树立理论联系实际的教风和学风，《在生产战线上的抗大》特辑中毛泽东题词：“现在一面学习，一面生产，将来一面作战，一面生产，这就是抗大的作风，是足以战胜任何敌人的。”[15]毛泽东还亲自给抗大师生讲《实践论》，他把“理论联系实际”确立为陕北公学的办学方针，还给中央党校题写“实事求是”的校训。在毛泽东的倡导下，延安时期高校教员尤其是政治教员特别注重在教学过程中坚持贯彻理论联系实际的原则，使学生树立起“理论是灰色的，实际是常青的”观念。抗大副校长罗瑞卿在总结抗大经验时指出，抗大要求政治教员在讲授时“每一个抽象概念的说明，都必须证之以具体的例证，每一具体经验的讲述，应该引导向一定的原则。总之，在讲述任何革命理论的时候，都必须特别注意到与当前中国革命运动相联系，以及与学生所切身经验过或者所体贴到的许多实际工作实际斗争相联系”。[16]可见，抗大把理论联系实际作为教与学的根本原则，贯彻于政治课教学中。
(四)教学一致，教学相长
延安时期高校思想政治教育的核心就是为了转变学生的思想，使其树立坚定正确的政治方向，但思想的转变不能单纯依靠组织力量来实现，必须使学生自觉醒悟，才能起到良好的效果，否则往往流于形式。1936年11月在《中央关于青年工作的决定》中指出：“要善于根据青年群众自身的经验，要善于采取一切适合于青年心理的方法，来提高青年群众的觉悟程度，引导他们走向共产主义的道路。”[5]
延安时期高校的师生年龄往往差距不大，所以在生活上能达成一片，政治课教师因其工作的特殊性，他们常常深入到学生中了解学生的思想，进而有的放矢地进行教学。课堂教学的重要环节就是按小组进行讨论，由老师先提出问题，学员以小组为单位准备，讨论时可随意发言，展开争论，教师最后适当总结。小组讨论的好处是能使小组中的每个学员对问题有更为全面的认识和理解，同时教师参与讨论，也能从中学到不少东西，陕北公学在总结教学经验时指出，教学方法的中心就在领导与组织学习。不仅在课堂教学中可以进行讨论，陕北公学甚至在制定教育计划时都广泛征求全体教师和学员的意见，提出“教育计划就是学习计划”，并把“教与学的一致性”作为一条重要的教学原则，还定期召集会议检查教育计划的执行情况，教员与学生在会议上站在改进教学的立场上相互提意见，相互共勉，教员自己则加紧学习，以身作则地模范工作。为了彻底做到教学一致，陕北公学还鼓励程度较高的同学帮助程度较低的同学，努力做到职员、学员、教员，教育方针、计划内容与教学方法之间的统一和一致。
延安时期的高校师生之间休戚相关，没有隔膜，能互相研究，共同探讨，教员不仅教育学生，使学生进步，而且还向学生学习，求得自己进步，彻底改变了旧教育制度下教师往往以为自己“奇货可居，高高在上”的不良状况。正如近现代教育家戴伯韬评价说：“从前，教师是主动者，独裁者；现在，学生已有民主自由，已经在主动的地位，先生只是他们的顾问和朋友，他们也得服从先生和尊敬先生……并不是盲目地服从。”[13]
(五)学以致用，学践结合
延安时期中国共产党所处的特殊环境，客观上不允许高校政治课教学脱离革命战争的实践，坐而论道。而是应该尽快地把所学应用到实践中去，以解决革命所面临的现实问题。毛泽东在《改造我们的学习》中明确提出：“对于在职干部的教育和干部学校的教育，应确立以研究中国革命实际问题为中心，以马克思列宁主义基本原则为指导的方针，废除静止地孤立地研究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方法。”[10]802用学员的话来概括，延安时期的教育“不仅限于课堂操场，而在于她的一切实际活动”，当时“师生一体，劳武结合，劳文结合，文武结合的教学实践”，是“为了生存，争发展，闯出的一条活路，具有明显的时代特征”。[14]
教师多年来面对的对象是相对自己综合素质低的受教育者打交道。长期的固定知识层次的交流，使教师的知识层次存在着很强的惯性，很难提高和充实。教师处在一个固定的教育教学圈子中，一直处在校园这个人际关系单纯的环境里，与社会外界交往的时空有限，能力也有限，教师到社会上办事往往机械死板，加之缺少有影响力的熟人，因而到处碰壁，从而形成诸如猜疑心理、嫉妒心理、自傲心理、自卑心理、强迫心理、孤僻心理等交际障碍。
经过联合药物治疗后,观察组患者的舒张压及收缩压为(70.04±5.33)mm Hg、(89.62±8.47)mm Hg,对照组患者的舒张压及收缩压为(102.25±8.14)mm Hg(140.52±10.09)mm Hg,两组差异明显,具有统计学意义,P<0.05,见表1。
在抗战高于一切的原则下，当时的高校政治课教师用通俗易懂的语言鲜明地指引学生必须树立起坚定正确的政治方向，为中华民族解放的伟大事业而坚持不懈地奋斗，同时教育学生要走历史的必由之路，即经过新民主主义到达未来的社会主义乃至共产主义社会，切实提高了高校思想政治教育、教学的实效性。可以说，延安时期中国共产党创办的高校已经能够运用政治课教学的行为规范的培育职能和抗日救国的时代责任紧密相连，这为延安时期高校思想政治教育的成功奠定了坚实的思想基础。
延安时期的高校政治课教学根据实际需要制定教育的方针政策、设置课程、确定教学内容，树立理论联系实际的教风和学风，在政治课教学上坚持少而精，急用先学，学以致用，学践结合的原则。在办学过程中当时的高校也曾经出现过“理论脱离实践，学与用相脱节”的问题，中央很快发现问题，并对其进行及时的纠正。在《中共中央关于延安干部学校的决定》明确要求高校要“用马列主义的精神和方法去分析中国历史与当前的具体问题，去总结中国革命的经验，使学生养成这种应用的习惯，以便在他们出校之后善于应用马列主义的精神和方法去分析问题与指导实践”。[6]260在党中央和高校政治课教学的正确指引下，原来肩不能挑、手不能提的城市青年，“脱下学生装，穿上粗布衣”，他们在延安一边学习，一面生产，用自己的双手开出一眼眼窑洞，建起了一座座校舍，用辛勤的汗水浇灌了千亩万亩的荒地；他们一边学习，一边生产……他们深入工农，奔赴前线，直接投身于边区建设，广泛开展宣传文艺、民众运动、政权建设、选举活动、生产劳动等社会实践活动。如抗大师生在半个月就挖出175孔新窑洞，修筑长达三千米的“抗大公路”，解决了校舍问题。毛泽东盛赞延安的青年“他们在学习革命的理论，研究抗日救国的道理和方法。他们在实行生产运动，开发了千亩万亩的荒地。开荒种地这件事，连孔夫子也没有做过”。[17]正是因为延安青年坚持了理论与实践结合的正确的方向，延安的青年运动才成为“全国青年运动的模范”。
延安时期的高校政治课教学立足于解决当时中国亟需解决的实际问题，坚持学以致用，学践结合，做到了教、学、实践三位一体的统一。这彻底改变了将学生囚禁于书斋，强调所谓“两耳不闻窗外事，一心只读圣贤书”的旧式教育的做法，沟通了学校与前线、工厂和城乡的联系，教育、引导学生走进社会，深入群众，以实际问题和实践精神来充实我们的教育，以促进学校教育的不断发展和进步。正是由于延安时期的高校政治课教学普遍贯彻了理论联系实际的原则，才在短时间内培养出当时急需的能解决中国实际问题的大批人才，取得巨大的办学成效，开创了中国共产党高等教育史上的辉煌。
二、延安时期高校政治课教学艺术的现实启示
批评和自我批评作为党的优良作风，同时也是延安时期高校政治课教学的重要途径和方法。延安时期的高校普遍采用民主讨论、启发和说服教育的方法开展思想政治教育工作，对于学生思想上存在的各种问题，学校总是帮助找出错误思想产生的主客观原因，对症下药，改正不良思想，而不是用行政命令压制的手段解决思想认识上的问题。如在抗战前途问题上，“速胜论”和“亡国论”两种不正确的言论对学员都有干扰。对此，政治教员不是在课堂上压服学员必须接受自己的观点，而是以科学的理论进行分析、论证，引导学员理解、接受为什么抗战不会是“速胜”，也不会是“亡国”，而是会经历“持久战”，进而认识到为什么必须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
(一)因材施教，切实提高思想政治理论教学的针对性
延安时期的高校政治课教学坚持灵活生动、因材施教的方法，有针对性地展开政治课教学工作，取得良好的成效。针对性不强正是陈宝生把脉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学提出的主要问题之一，可见，提高思想政治理论教学的针对性是破解当前高校思想政治教育工作的关键。
思想政治理论课必须要有明确的指向性，否则会有迷失方向的危险。提高思想政治理论教学的针对性主要需要在以下两个方面做工作：一是进一步优化高校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学的设置。当前高校的思政课设置在专科、本科、硕士、博士阶段各不相同，体现出一定的针对性。马工程的统编教材高屋建瓴，给思想政治理论课建设提供了基本的遵循，但较难体现出个性差异，可以鼓励各省、各校根据自身情况编写特色的辅助教材配合使用，以体现地域及学科差异。教育部日前印发的《新时代高校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学工作基本要求》明确提出，鼓励各地高校结合实际开设思政课选修课；二是思政课教师必须根据学生情况做到因材施教。习近平在全国高校思想政治工作会议上的讲话中指出：“思想政治工作从根本上说是做人的工作，必须围绕学生、关照学生、服务学生”。[18]抓好这三个环节是提升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学针对性的关键，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学要以围绕学生为出发点，以关照学生为立足点，以服务学生为落脚点。要根据学生所需、所惑、所喜，有针对性地设定教学目标，选择教学内容和教学方式，真正做到因材施教，以达到思想政治理论教学的目的。如可以采取自由选课的方式开展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学工作，让学生自由选择自己喜欢的老师，还可采取考研班、公考班等方式有针对性地开展教学工作。
(二)坚持教书和育人相统一，言传和身教相一致，增强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学的亲和力
由于客观形势等诸多原因，延安时期的高校政治课教员和学员交往密切，能实现教学相长，教学一致，使得政治课教学在融洽的氛围中进行，取得良好的思想政治教育效果。亲和力不够是陈宝生把脉当前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学提出的又一主要问题。
（5）扇体的中扇—内扇相带、异常高压带和构造应力集中带是油气富集的有利区带，“三带”重合部位是最有利的钻勘目标。
当前高校大学生对思政课的期待不高，兴趣不大，和思政课教师之间更是存在不同程度的“隔阂”，我们必须着力化解这种隔阂，让思政课更有温度，以提升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学的亲和力。具体要做到：一是思政课教师必须端正态度，以自身的人格魅力和教学艺术感染学生，让学生“亲其师，信其道”。在《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中，马克思指出：“如果你想得到艺术的享受，那你就必须是一个有艺术修养的人。如果你想感化别人，那你就必须是一个实际上能鼓舞和推动别人前进的人。”[19]说到底，思想政治理论课是育人的课程，必须做到教书与育人的统一，言传与身教的一致。作为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师，如果仅在课堂上夸夸其谈，课下自己都不能做到言行一致，言传与身教严重偏离，这给学生带来极不好的影响；二是拉近师生之间的距离，密切师生关系。思想政治理论课是育人的课程，必须做到育德与育心相结合，只有建立了良好的师生关系，才能使学生心悦诚服地接受教育和引导。高校思想政治教育工作的主渠道是思想政治理论课，思政课教师既是传授知识的教师，更是高校思想政治工作队伍的一分子，不能因为学生不是本院的就主动疏远学生，仅把课堂时间留给学生，课下从不和学生交流，甚至连联系方式也不给学生留，要通过各种方式密切与学生的关系；三是主动了解00后大学生的诉求，推进课堂教学的改革创新。习近平指出，高校思想政治教育工作要“找准思想认识的共同点、情感交流的共鸣点、利益关系的交汇点、化解矛盾的切入点”[20]432要主动实现教材体系向课程体系的转换，知识体系向信仰体系的转换，回应大学生的现实关切，解答其成长路上遇到的困惑和难题，并且以大学生喜闻乐见的方式呈现出来，让思政课更有温度，使其真正成为照亮大学生青春底色的大学第一课。
(三)创新思想政治理论课的形式，提升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学的获得感
良好思想政治教育内容需要通过行之有效的教育方法才能真正发挥效果，正如毛泽东所讲“我们的任务是过河，但是没有桥或没有船就不能过”。[1]139延安时期的政治课教学探索出一整套行之有效的教学方法和艺术，取得了良好的效果。习近平指出：“有铁的事实、好的道理，还要有耳目一新、引人入胜的表达。高明的议题设置，往往都是时机、技巧、方法的最佳运用。”[20]428陈宝生指出，当前思想政治理论课抬头率不高，人到了心没有到的原因是“配方”比较陈旧，“工艺”比较粗糙，“包装”不那么时尚。所以，只有创新思想政治理论课的形式，破解抬头率低，人到心没到的症结，才能提升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学的获得感。
思想政治教育方法的有效是保证思想政治教育效果的关键，尤其是对于三观尚未定型的大学生而言更是如此。新时代高校的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学要借鉴延安时期政治课教学的历史经验，结合新时代和当前大学生的特点不断创新思想政治教育的方法，自觉摒弃传统思想政治教育的“惯性思维”，实现高校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学方法的与时俱进和技术革新，一方面充分利用互联网等技术手段，探索在信息化条件下提高大学生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学实效性的方法，加强网络平台建设，通过网站、微博、客户端、微信等手段抢占网络思想政治教育的制高点，实现线上和线下的结合。“要运用新媒体新技术使工作活起来，推动思想政治工作传统优势同信息技术高度融合，增强时代感和吸引力。”[18]另一方面，要按照“贴近群众、贴近生活、贴近实际”原则，把思想政治理论课的教学内容用“00”后大学生喜闻乐见的方式呈现出来，更新思想政治教育的“配方”，精细思想政治教育的“工艺”，美化思想政治教育的“包装”，以提升思想政治理论课的吸引力。如把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学内容寓于文体和学践活动中，通过开展一系列的文体和学践活动开展隐性思想政治教育。通过讲述红色故事，开展一系列结合学生专业的活动、以他们喜闻乐见的方式来开展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学活动。
能源消费结构不断优化，与2015年相比，2030年煤、油比重分别下降15.2%和5.6%，天然气和非化石能源比重分别上升8.0%和12.8%[4-5]。
习近平指出：“做好高校思想政治工作，要因事而化，因时而进，因势而新。”[21]新时代高校思想政治理论课要与时俱进，不断创新。《新时代高校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学工作基本要求》明确提出，要科学运用课堂教学、实践教学、网络教学的方法，实现“配方”先进，“工艺”精湛，“包装”时尚，坚持增强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学的获得感，实现“有虚有实，有棱有角，有情有义，有滋有味。”
(四)引导学生自觉实现“两个结合”，强化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学的实效性
延安时期的高校政治课教学高度重视理论联系实际，鼓励学生自觉走与工农相结合的道路，使青年学生在“两个结合”中迅速改造了思想，思想政治教育成效显著。
当前，时代环境发生很大的变化，我们很难也没有必要和延安时期一样要求大学生参加生产劳动，向农民学习上劳动大学，但是我们依然要借鉴延安时期“两个结合”的历史经验，鼓励大学生到社区进行社会实践，到农村进行田野调查，使当代大学生深入实践，真正了解基层，增进与人民的感情，进而树立起为人民服务的理念，使自己根植于基层与人民之中，获得力量和养分。习近平的成长经历正是说明了这一点的重要性，他在自述《我是黄土地的儿子》中写到：“15岁来到黄土地时，我迷惘、彷徨；22岁离开黄土地时，我已经有着坚定的人生目标，充满自信。作为一个人民公仆，陕北高原是我的根，因为这里培养出了我不变的信念：要为人民做实事！无论我走到那里，永远是黄土地的儿子。”[21]总书记以自己的经历证明基层锻炼对个人成长的重要性。
在新时代背景下，要通过高校的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学课内和课外的结合来进一步增强其教学效果。《新时代高校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学工作基本要求》中提出，为了进一步开展思政课的实践教学，将在本科思政课的现有学分中划出两个学分，从专科思政课的现有学分中划出一个学分，用于实践教学，让学生去接近群众，贴近实践，以强化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学的实效性。
延安时期的高校政治课教学积累了丰富的经验，形成了一整套政治课教学的方法和艺术，取得了显著的成效，彻底改造了青年学生的思想，使他们树立起坚定正确的政治方向，培养出一大批无产阶级的革命青年，为抗战建国奠定了人才基础，我们应该以史为鉴，不断探索提高新时代高校思政课教学实效性的良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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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Art and Practical Enlightenment of College Politics Teaching in Yan ′an Period
ZHANG Zhi-qiang,HAO Qi
(School of Marxism,Yan′an University,Yan′an 71600,Shaanxi)
Abstract ：Yan′an period is a stage of maturity and stereotypes of the theory and practice of the ideological and political education of the Communist Party of China.This maturity and stereotype is reflected in the teaching of political courses in colleges and universities,which forms a set of teaching methods and art,mainly embodied in: persuading people with reason,expressing things in words; distinct and lively views; flexible and diverse,teaching students in accordance with their aptitude; consistent teaching and learning; learning to use,combining learning with practice.These methods and art still have important enlightenment and reference significance for today′s college ideological and political theory courses.
Key Words ：Yan′an period; colleges and universities; political course; ideological and political theory course
中图分类号： G411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4-9975( 2019) 03-0111-07
收稿日期： 2019-03-16
基金项目： 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研究青年基金项目“延安时期青年思想政治教育有效性研究”(17YJC710113)；陕西省教育科学规划课题“延安时期高校思想政治教育有效性研究”(SGH17H062)
作者简介： 张志强(1984—)，男，山东莘县人，延安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讲师；郝 琦(1964—)，男，山东鄄城人，延安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教授。
[责任编辑 茹梦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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