历史研究和历史哲学，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历史论文,哲学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作为“科学的科学”的哲学，是关于探讨自然界、人类社会和思维的发展规律的学说。人类社会的各种活动记载表述为历史，也从一个重要方面体现为哲学思想，并成为哲学的重要组成部分。近代把这种人类历史活动表述和总结的哲学思想，名之曰历史哲学。作为历史哲学的萌芽和雏型，应当起始于文明史的开端，而形成于科学文化高度发展的近代社会。然而人类几千年文明史对人的社会关系以及物质与精神生产的记载，总是自觉不自觉地以某种历史哲学为指导。历史活动本身也在不自觉地作历史哲学的表达。历史主体的人以思想学说的形式，在不同的时代都作过同那个时代条件相适应的历史哲学的表述，目的是反馈社会，作为认识和改造社会的媒介。历史活动、历史记载、历史研究和历史哲学是不可分的。历史研究若不以历史哲学为指导，不会取得突破性的进展。从中国学者来说，历史研究——历史哲学——中国历史哲学，应成为中国史学发展的方向和坐标。
从康德的历史哲学说起
18世纪的德国哲学家康德，曾以他关于太阳系起源星云说的著作《自然通史和天体论》轰动了学术界。他关于人类历史和社会发展的历史哲学的论述也是振聋发聩的。他指出，是人的恶劣的情欲成为历史发展的动力。由人之初的善转向恶导致从和谐到不和谐的变化，由之而产生嫉妒、争斗、欺压的社会行为和忧虑、恐惧、苦恼的文明心态，并开始了人类的历史。当人性的对抗以战争的极端形式出现时，大自然就通过战争这一“恶”的形式，实现作为带动文明继续前进的一种不可或缺的手段，使人类在互助敌视和对抗中逐步实现地球上的永久和平。康德坚信历史始终是不断进步的，历史将指向一个充分发挥人的全部聪明才智的美好未来社会。但历史又必须伴随着灾难和倒退。人类的每一场灾难、每一次倒退都是人类为进步所付出的代价，而每次巨大的历史灾难无不以历史的进步作为补偿。代价是历史进步的必然伴随物。[①a]康德这些为黑格尔和马克思、恩格斯充分肯定并继承的历史哲学观点的正确性、深刻性，是为几千年文明史所证实了的，已成为人类思想宝库中的一部分。
然而，体察了历史的特殊本质的康德、清醒地意识到历史研究不是自己所长，从没有把发现历史规律的功绩纪录在自己的功劳簿上，也没在历史学上留下过宏篇巨著。他希望会出现一位历史知识丰富并且有哲学头脑的思想家，通过对人类历史的考察和高度的概括，科学地找到一个历史线索，撰写一部具有普遍性意义的历史，建立他曾为之思索过而未能成书的历史哲学。在他以后不久，黑格尔用他的《历史哲学讲演录》[①b]完成了康德的未了之愿，当之无愧地建立了近代意义上第一个完整的历史哲学体系，第一次把人类的历史描写为处在不断运动、发展和变化的过程。这是重于思维的德意志民族对人类文明的一大贡献。
作为一个生活在现实世界中的哲学大师，黑格尔当然会重视并研究现实世界的源流及其动向，把历史作为他的哲学体系框架结构中不可缺少的组成部分。他在19世纪二、三十年代以他的唯心主义辩证法对世界历史进行理性总结而写的《历史哲学》，是人类文明史上第一部自成体系的历史哲学著作。（这不等于说在此之前的人类思想史上不曾有过哲学思想的精辟论述。即使古代社会，从西方的希罗多德到东方的司马迁，都已初步形成闪耀着光芒的历史哲学思想。这里强调的是“自成体系”的历史哲学著作。）正如英国的约翰·西布利在1857年所评论的：“这书具有一个大的价值，就是以一个截然新颖的观点，来论列‘历史’上各种主要事实。”[②b]他还指出，黑格尔的历史哲学，“尤其是同政治直接有关的那部分理论，对于最主张‘实际’的人也是值得注意的。”[③b]例如，黑格尔曾讲过一段有关历史经验的话：“人们惯以历史上的经验教训，特别介绍给各君主、各政治家、各民族国家。但是经验和历史所昭示我们的，却是各民族和各政府没有从历史方面学到什么，也没有依据历史演绎出来的法则行事。”[④b]这历史经验的“经验”，充满着哲学的智慧，算得上是历史哲学的一条具体法则。
黑格尔用历史哲学的宏观眼光，论述了西方和东方的历史，其中有大量篇幅涉及中国的历史。人们不能不叹服，黑格尔对离他如此遥远而陌生、文字不通、史料汗牛充栋的中国的历史、文化和思想和评论，竟如此惊人的准确和鞭辟入里。不能说黑格尔是通晓中国历史的历史学家。但因为他有哲学的头脑，有历史哲学的高瞻远瞩，有从天宇看世界、从人类文明的比较看中国历史的气派和眼光，这就使他在总体的史识上乃至在某些具体历史问题的评论上，令一般史家相形见绌。这是哲学的力量。深邃的历史眼光和博大的哲学思想是共生的。人类的历史就是构成哲学思维的有机组成部分。
从康德到黑格尔，已经自觉地把历史哲学的思想光环投注于人类世界。黑格尔还注意到具有悠久历史、色彩斑斓的东方世界的中国是文明构成的特殊群体。时间的推延又使西方的哲学家日益加重对中国历史的关注，并试图从历史哲学的高度，审视这个东方文明的典型国家的历史变迁，能在哲学上提供多少对人类有意义的启示。被西方学术界誉为“本世纪最伟大的历史学家”的英国的汤因比（1889—1975），对中国历史的哲学研究及其观点的变化，说明在世界学者眼中，中国和中国历史的丰富内涵，已成为升华历史哲学的取之不尽用之不竭的思想源泉。汤因比以他渊博的历史知识、广阔的视野，对人类6000年文明史进行了纵横剖析和比较以后，建构了他的“文明兴衰论”的历史哲学。按照他的理论对世界各种文明进行“诊断”后，他认为全世界已有的28个文明，至少已有18个已经死亡和消失。剩下的文明系统，除西方文明外，包括中国文明在内不是衰落就是面临死亡，即使没有死亡也免不了被西方文明同化或消灭。[⑤b]汤因比认为中国文明早已越过它辉煌的历程而进入漫长的解体过程，处于僵化冥眠状态。这一曾遭到中国学者严厉批判的观点，本质上是近代社会西方资本主义文明（科学、技术、制度、文化）发展到人类历史前所未有水准的哲学观念的阶段性体现。它不是汤因比试图总结的终结真理，只能是相对真理，有很大的局限性。可贵的是，作为一个思想家的汤因比并没有停留在原有的水准上。当他观察了当代社会历史的巨大变化以后，他改变了自己的观点。他在1973年完成的著作《人类与大地母亲》，从对世界历史的发展和比较中，对中国历史作了许多同《历史研究》的观点有显著变化的新的诠释，对西方文明的本质特征和现实行为表现了极大的疑惑和忧虑。他认为文明中心历史的下一个章节，主导作用可能会从美洲转移到东亚。东亚的核心应是中国文明。中国文明对于我们整个人类未来命运的走向有很重要的启示。[①c]汤因比的文明兴衰论的历史哲学也是变化发展的。他对西方文明和中国文明认识的变迁，是出于对以西方文明为特征的现代社会给人类带来的始料不及的灾难的真切痛思的结果。哲学家的思维总是痛苦的过程。历史哲学的每一个结论也是从历史和现实中进行痛苦思维的结果。
作为在现代世界上确立了“霸主”地位的美国的历史学家，从他们规划的世界总体结构和全球战略中，也没有忽视从历史哲学上来认识中国和研究中国的历史。用“冲击——反应”模式框定和解释中国近代史的美国历史学家费正清，对中国历史有特殊的理解。他认为“中国的悠久历史可能代表了有组织人类历史的四分之一”，中国文化是人类“伟大历史文化中最杰出而又最隔离的文化”。[②c]其根本原因是“钦定的儒家思想的宏伟构思把道德和政治结合了起来，并且把社会秩序和宇宙秩序融为一体”，由此形成了中央政权高居地方官僚统治之巅同时又是同心园式的分成等级的世界体制。[③c]且不论“冲击——反应”模式是否符合中国近代史的实际，值得中国学者引起重视的是，美国和西方的中国史学者，每每有勇气用一种自创的历史哲学，来解释同他们的社会历史区别甚大又引起疑惑的中国历史，以寻求一个“终极性”的答案。有无“终极”的结果或结论并不重要。重要的是这种探索过程和过程中所借用的历史哲学。这是人类的思维花朵，不管它结果不结果。
从康德——黑格尔——汤因比——费正清，西方的哲学家、思想家和历史学家，用他们的理论和学术实践，表明了人类对自身发展过程的哲学追求，也说明了国外学者对中国历史的关注。他们在探究世界发展模式的同时，是把中国作为世界整体的一部分加以研究的。哲学——历史哲学——中国历史哲学，这一人类思维的同心园，既由外向内渗透，也由内向外延伸。它呼吁也同时启示中国的历史学家，在探究中国历史的道路时，不仅不能把中国放在世界历史之外，也不能把历史研究置身于历史哲学之外。如果历史研究不是在高明的历史哲学指导下的研究，历史研究就会踟步不前。如果历史研究不能在历史哲学上有所建树，历史研究也不能真正体现它的价值。
历史学的深层内涵是历史哲学
中国这个文明古国，从某种意义来说，又是历史之国、历史古国、历史大国。历史是中国文明、中国文化至广至大有起始而无终极的载体。5000年的文明史充满了辉煌，又伴随着悲壮、曲折。在漫长时间延续的广大空间上，曾演出过多少威武雄壮的活剧，其中也不乏悲剧、喜剧、闹剧、丑剧的介入。在记载和评论这些史剧的文字功能上，中国人从上古的“巫”“史”不分的时代开始，好像生来就有一种无事不录、有事必评的本性和嗜好。历代皇朝的更迭变迁、兴衰存亡，通过在朝的史官和在野的“布衣”之手，留下了汗牛充栋、尘封千年的历史典籍。战火和自然灾害都没能消灭它们。几百年、几千年以后，人们发现，这些在甲骨、简牍、绢本和纸张上留下的文字符号，竟那样真实地接近当年发生的人与事的原貌。虽然也有伪史和秽史，也留下不少千古之谜。考辨家们又以他们的智慧和白首穷经的毅力部分地订正了历史，解了一些历史之谜，让大体真实的历史留传至今。是什么原因使中国人如此重视历史？是帝王将相们借之载功载德、留芳百世吗？当然不乏此种因素，但是人们还是从历史中见到大量记载统治者足以遗臭万年的大量罪恶。这当然不会是他们的主观愿望。究其根本，中国人重视历史，是为了借助人事绵绵不断的记载，从中寻求宇宙、自然、社会、历史的答案。用影响中国思想文化发展的儒家（道家亦然）的特定语言来表述，是探究“天道”（自然）“人道”（社会）的关系（联系、影响和互动关系）。司马迁把它概括为“究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①d]这不自司马迁始。司马迁实际上是以孔子为师的。孔子整理鲁国史书《春秋》也是有明确指导思想的：“知我者其惟《春秋》乎！罪我者其惟《春秋》乎！”[②d]孔子是借整理《春秋》表达他的政治哲学和历史哲学的。司马迁是以继承《春秋》精神自居的，所以他说“亦欲以”。[③d]秦至汉形成的政治思想上大一统的时代条件，使司马迁比孔子大大前进了一步，从而使他能明确地表示要“成一家之言”，这“一家之言”，就是司马迁的历史哲学。也是时代条件的限制，司马迁没有成就近代意义上的《历史哲学》（姑且借用这个近代学术概念），但他用《史记》自成体系的52篇纪、传、表、书和“太史公曰”，具体、形象地同时也是抽象地表述了当时最高水平的历史哲学。
中国历史的丰富、多采、曲折和大量史籍的存留，加上历史大动荡加之于历史主体人的无穷尽的灾难、坎坷，导致其思想文化上的代表人物在思想感情上的矛盾冲突。种种问题产生了，种种思想、观念在精神的煎熬与思想的探索中形成了。人们对社会、对历史、对人与人的关系、对人和自然的关系，对人的善恶道德观念的形成及其变化，有着无数说不清、道不明的疑问。不同的社会背景、不同的经历和不同的思维方式左右着不同的社会群体和个人，也因此形成种种不同的观点、不同的学派，有着各自的不同的答案。春秋战国社会历史大转折造就的先秦诸子百家争鸣中的天道观、自然观、历史观、政治观、伦理观的丰富多采、发人深思的思想价值的长远意义，表达的就是这种对自然和历史发展规迹进行探索的印记。如果说，孔子是以整理《春秋》的方式含蓄地表述他的历史哲学（他的言论集《论语》则是百科式的哲学语录，也包含了历史哲学的内容），那么，与他同时代或时代相近的老、庄、墨、荀、韩和兵、农、名、纵横诸家，也从不同的角度、以不同的方式和各具个性的语言，深浅有别地表述了他们的历史哲学（当代学者的著作常用“历史观”一词来表达，但“历史观”一词未必能包容历史哲学的广博内涵）。各家各有所长，但表达最凝炼、最深刻，又最经得起时间考验的，我认为是周朝史官出身[④d]的老子和他的《道德经》五千言。老子没有对历史事实作任何陈述，而是对历史作了高度的哲学概括，把辩证法和历史观熔为一炉、混为一体，以发展、变化的观点看待社会和历史的变迁，审视天道和人道的关系。他的深刻的未必都得到所有人首肯的却为社会和自然的事实不断证明的哲学观点，构成后人永远研究不完的伟大思想体系。而这体系的得以完成，恰恰又同老子是周朝史官是历史学家分不开。不独老子如此，先秦诸子的宏论无一不是以丰富的历史事实作为他们立论的根据，无不从历史事实引伸他们对社会发展和演变的哲学见解。历史是哲学的载体。哲学和历史是互傍互依、相与共生、共同发展、互为动因的。
就中国史官和史家的多数人而言，还只能是“寓理于史”，即在历史的陈述中表述自己的历史观点，阐述自己的历史哲学（许多人达不到这一思想境界，只能是有所涉及或接近）。历史哲学是近代思想学术领域出现的学术名词和学术概念，但不等于古代社会不存在历史哲学。有历史的记载，就会有对历史的认识，就会相应地形成历史观和历史哲学。司马迁在《史记》中的“太史公曰”，班固在《汉书》中的“赞”和“序”，范晔《后汉书》中的“序”和“论”，都是历史哲学的表达方式。它们未必都成体系，却可从大量片言碎语中整理出体系的雏型，从中寻觅古代史学的历史哲学思想，大可到对天人关系、对历史的总体认识，小可至对某一具体人与事的评定论述。在他们之后，历代史官的“史臣曰”、史家的史论，虽然有不少迂腐内容，但也有不少精彩独到的论断。如《资治通鉴》中被某些史家认为是毫无价值的“臣光曰”，也是学者研究司马光的历史哲学思想的第一手材料。这种借史寓论的传统，即使在清初文化专制主义的“文字狱”血光四溅的高压政策下，也以潜伏、曲折、隐晦的方式，在经史著作中表达、传播而没有中断。这是中国历史学的优秀传统，也是中国历史哲学的优秀传统。从事实中求义理，是中国历史学、历史学家的追求。如果历史仅仅是事实的排比、罗列、考订和叙述，如果史学只是流水帐似的成年累月的堆积，历史对后人后世又能有多大的价值？只要有岁月的流逝，有人物的存息，有行为的记载，就有文字的不断积累，就有史册的尘封。但材料只是材料，事实只是事实。虽然材料要排比整理，事实也须考订辨伪，但历史研究不能停留在这一步。考史证史是基本的史实清理过程，它极有学问，极具功力，但本质上还是最初步的准备工作。章句之学不可少，但章句之学培育的只能是章句小儒（也有章句“大家”）而不是思想家。清戴震考订《孟子》作《孟子字义疏证》，但他不是章句之儒，而是借乾嘉考据的外部形式阐述了他伟大的哲学思想。人类文化的光辉首先不是材料的积累，也不是某一项具体的技术发明，而是从大量事实和材料中提炼出来的思想的光辉、理论的创造、哲学的总结。因为它影响的是一个时代而不是一事一物。只有从大量历史事实陈述中的哲学总结，才有时代的意义和长远的历史的价值。只有高度概括并凝炼为哲学的思想，才有普遍和长久的意义。深刻的思想犹如从大量矿砂中提炼出来的金子。历史著作应当充满哲学智慧，才能启示人，教育人，发挥历史学能动的社会功能。历史的借鉴，不是事实的比照，而是思想的启示、理论的感悟。
有一种观点认为，在马克思主义出现之前是谈不上对历史的科学认识，也谈不上真正的历史研究。这种说法如果是指马克思主义的辩证唯物史观指导下的历史研究，在不少方面超越了以往的历史认识水准，那是有道理的。但如果认为以往的历史家、哲学家就不存在对历史的探索（历史规律的追究）并相应地得出某些在今天看来也不乏真知的结论，则是偏颇的。“历史研究”虽然是一个近代学术名词，但历史上的任何文明时期都存在着基于那个时代条件在某种哲学思想指导下的历史研究和探索，都产生过闪烁思想光芒的相对真理的颗粒。否则人们就不会对人类几千年创造的历史文化成果不间断地再探索，从中继承批判，进行再创造，也不会有马克思主义。认为在马克思主义出现以前没有真正意义上的历史研究和历史哲学，这种看法至少不全面。
应当充分肯定马克思主义的辩证唯物论和历史唯物论传进中国后对中国新史学发展的巨大作用。在这个前提下中国才有近代意义上的《历史哲学》的出现。三、四十年代，中国某些新史家写了好几本《历史哲学教程》之类的著作。但平心而论，那实际上是历史唯物论和辩证唯物论的基本原理的阐发，并没有从分析世界史或中国史的具体史实中得到几许有历史特性的历史哲学命题或结论（如前所论及的康德和黑格尔的具体论点）。辩证唯物论的新史观，曾指导了中国历史的研究，出现了一大批对中国历史作出新解释的新史著，它们是中国史学的近代成果的重要内容。但也要看到历史辩证法法则也在左右着思想文化的进程。一旦政治优势的确立导致思想优势的确立及其理论上的固定化、程式化乃至法定化，科学的理论也会被窒息并阻碍自身的发展和更新，使学术的争鸣、学派的繁荣流于形式并导致思想的凋零和文化的荒芜。这是我们曾经历过的思想历程。这也是为什么在建国后直到80年代，史学上除5朵“金花”以外再无重大的史学建树、也没有造就新的史学大师（岂敢如此！）的原因之一。这也可以解释，何以80年代以后所有曾被“批判”过的史学观点（虽然未必都正确）重新泛起并形成为理论热潮。如果从理论上实践上论定“百花齐放、百家争鸣”是我们这个伟大历史转折时代思想上的客观规律，那就没有董仲舒，没有“独尊儒术”，那就有学术文化的繁荣。这同坚持马克思主义的指导思想并不矛盾。马克思、恩格斯一生的理论创造，都是在伟大历史转折和思想、学术的争论中完成的。
从严格的意义上说，由于中国近现代社会变化的剧烈和动荡，由于政治因素对史学的冲击和干预，由于学术自身发展阶段与过程的反复，理论和实证意义上的中国历史哲学还没有形成，充其量还只处于开始形成的雏型阶段。但这并不否认我们某些史学大家的史学论著中，具有不少实证性的历史哲学观点。给我个人印象深刻的是冯友兰、翦伯赞和陈旭麓等先生的著作。他们分别用中国哲学史、古代史论和近代史论的形式作为阐述自己历史哲学观点的载体。在他们著作中迸发的历史哲学思想的火花，给人耳目一新之感。人们在领悟史实的同时也受到深刻的哲理启示。顺便说一句，在文史哲的结合上，在“文以载道”的运用上，他们的著作也是炉火纯青的。台湾的一些学者如钱穆先生，也在历史哲学上达到很高的水平。这是他们几十年“修炼”和追求的结果。我这样说，没有任何菲薄其他历史学家和学者的意思。一来是所学所知极为有限，二来只是个人的感受，不可能也没有资格进行全面的评价。
历史研究追求的只能接近而不能达到的终极目标，是不断探求历史哲学的真理。历史学的范畴很广，但它最深层的内涵应当是历史哲学。学习和研究历史，是为了接受历史经验，发扬爱国主义和国际主义精神，但最根本的是为了获得哲学的启示。恩格斯曾说：“历史不是‘神’的启示，而是人的启示，并且只能是人的启示。”[①e]人的启示表达为历史哲学的启示。只有哲学的启示才是深刻的、超越时空并带有普遍意义的启示。虽然由于帝王史观的长期影响，史学和帝王治术的关系给历史学打上很深的烙印，“经史致用”的观念（有其合理的一面）长期引导了史学的方向，我们还是要说，历史不是统治者治术和权术的智谋库，史学不是帝王将相的庙堂史学。史学应当属于人民。人民真正领悟了历史，人民才能成为历史的主人。历史学在现实社会中有现实功利的一面，却从不以功利为目标，而是一种哲理的探索、真理的追求。认识这个本质，接近这个真理，历史学才能对人类历史从自在到自为的发展起到能动的推动作用。历史学、历史哲学就是这样一个层层相因、不绝如缕的真理探求过程。它伴同着历史辉煌，又缠绕着历史曲折和灾难。许多人为此受苦受难甚至断送了性命。但这个过程不曾中断。艰难的历史探索过程本身就是一部可歌可泣的历史。历史哲学的思想成果就是可歌可泣历史的最高层次的产物。
建立中国的历史哲学体系
史家不为历史的辉煌狂呼，也不为历史的坎坷悲观。历史就是历史。它不以人的意志转移。它需要冷静地审视，理智地分析，探求变化莫测中的必由之路。史家对史学发展的途径和趋向也是坦然的，因为史学的发展和成就，不能不受时代的限制。历史巨著、史学大家不靠包装，也不是靠政治扶植和广告效应造就的。它是时代的产物。
然而，史家可以而且应该在历史的曲折和史学的起落以后，通过反思调整自己的思路。中国80年代史学思想的变化，就是这种心路历程的反映。史学工作者对我们原来的历史研究的哲学基础——历史唯物论——被简化的检讨，对5种社会形态是不是普遍规律的诘问，对历史动力阶级斗争单一源的疑问，对历史学社会功能的重新探讨，对曾被否定的资产阶级史家和流派的再评价，对“西门”畅开后西方学术思潮对中国学术界两方面作用的讨论，这些问题的提出和争鸣，在很大范围内涉及到历史哲学范畴。80年代中国史学界兴起的史学理论、文化史、社会史研究的三大热点中，历史哲学涉及到历史研究的各个层面。专业刊物《史学理论》的创刊和研究工作的开展，对历史哲学的探索起了重要作用。这都表明，中国几千年的历史积累特别是近现代巨大的历史变迁，已发展到应当进行历史哲学的理性总结的高层次阶段。从思想文化史发展的规律和规迹来看，这是必然的趋势，也是一大进步。
我们不能不看到史学研究这种矛盾的情况：一方面是史学领域的扩展、史学分支的衍生、史学论文的连篇累牍，一方面又是史学深度的浅化。它有如淤塞的江河，水面面积急骤扩大，江河深度却日益变浅。许多国外境外学者都有一个共同看法：中国发表的史学论文数量是空前的，但真正有深度、有见解的论文不多。我的老师谭其骧先生生前曾对我说：五、六十年代他能把每一篇发表的史学论文都看完，现在根本不可能看完，真正给他印象深刻的文章不多。西安一位很有成绩的中年学者并非狂妄地说：现在的（史学）文章我基本不看，因为所获不多。史学杂志的编辑们对好文章不多也有同感。或许有晶莹的学术珍珠混杂在沙土里，但平心而论，由于各种社会原因（如评定职称）造成的急功近利式的论文和论著的急就章，造成了以巨大数量为标志的“学术增长”（评职称动辄以“几百万字”计量），急骤地降低了学术质量。学术的“通货膨胀”必然导致学术的贬值。高科技化（电脑）引进学术研究，也有加速这种负效应的趋势（这不是科学的罪过）。学术一旦商品化，学术的伪劣产品必将层出不穷，文字垃圾将严重污染学术。
作为基础理论的哲学的前瞻性和长远性的本质，不可能为急功近利尽绵薄之力，因之受到相应的菲薄是题中应有之义。这在客观上会带来思想浅化，并导致学术浅化。没有深刻的思想就谈不上深刻的分析。表现在历史研究上，对历史哲学、历史理论的不够重视（不少学者片面地认为它是空洞理论）是客观事实。许多学者还未必认识这一事实会带来历史研究的负向效应。
历史哲学在揭示社会发展规律上是本质的、长远的。它通过无数历史事实的综合、概括，揭示这一规律的普遍性、共同性，于普遍性、共同性中认识特殊性。恩格斯说：“人类的历史……是人类本身的发展过程，而思维的任务现在就在于通过一切迂回曲折的道路去探索这一过程的依次发展的阶段，并且透过一切表面的偶然性揭示这一过程的内在规律性。”[①f]每一种历史哲学都为这种探索作出过建树，但没有那一种历史哲学（包括马克思主义在内）是终极真理。他们追求的共同目标，是为了使人类对自身的发展从自发上升为自觉，从迷茫、不解、失望转变为希望、追求、信心和力量。
历史哲学为的是寻究普遍的人类发展道路。但共同的人类是由不同的民族、国家、地域的人民组成的。历史哲学不可避免要通过世界各民族各地区的历史说明人类发展的特殊性和多途径。地球上的世界是共存的，又是分割的，因此有个性，有各自的利益，有交往，也有纷争。在交往与纷争中融合并绵绵无期地趋向“大同”。世界史表明的各民族国家的发展道路不是同一模式。世界史也表明时代造成的文明中心不是不变的，以“××中心”论统治世界只能是幻想。人类大致循着东西方的文明系统各走各的路（不排斥其内部的差异性）。文明的互动和融合是不可避免的，又是艰巨的、漫长的。在发展的这一阶段可能是这条道路的优越性多些，另一阶段又可能是另一条道路的优越性多些。利益仍然驱使着人们交往和斗争。历史哲学对历史的进程的辩证关系解释越深刻，越切合国别史、民族史的实际和世界的关系，就越能使人类正确地认识自身、正确处理自己和社会同世界的关系。因此，历史哲学和国情研究存在内在联系。它离不开对一个民族、国家的社会形态、政治体制、意识形态的定向研究，找寻它同世界的同异点、结合点，并制作相应的操作方案。
从本质上说，历史哲学不是历史经验的汇编，但包含着历史经验的总结。这经验包括统治经验、斗争经验，还包括人和自然对立统一关系的经验，人类在思想文化方面探索的经验。历史哲学是这些经验的哲学升华和理性提炼。表现为历史经验的历史遗产有教育、启示和借鉴作用。一个重视历史经验的民族和他们的统治者，他们的明智度和自觉性应当高些，在社会的发展与管理上应当有良性效应（即“长治久安”）。但历史经验往往又成为权术的教科书，在不同集团为利益而进行的权力斗争中，不可避免地表现为“厚黑学”的权谋与权术的借鉴。这在本质上不属于历史哲学范畴。视历史经验即为历史权术同属历史哲学不是误解就是歪曲。历史充满了人与人之间层出不穷、变化莫测、诡谲奇险的斗争，历史也确实记载了这些斗争并为后人提供了参照。但历史哲学超越了这些历史经验来审视历史的发展规迹。历史哲学是世界的理性的“上帝”。历史哲学家是他的代言人。历史哲学也研究“恶”的情欲的形成和历史作用，它最终的目的是把全人类的思想水准提高到自觉地认识世界改造世界的水平，完成由恶向善的人类历史的根本转变。
历史辩证法是历史发展与变革的运动形式，也是历史哲学的表现方式。列宁说过：“辩证法包括历史性。”[②f]无论是唯物论还是唯心论的历史哲学，只要不是形而上学的，都强调历史辩证法在人类社会发展中的意义。马克思、恩格斯继承、改造了黑格尔的历史哲学建立了辩证唯物论的历史哲学体系，并在历史领域中加以运用[③f]，通过剖析大量历史实例提出了许多透彻入微、发人深省的历史哲理的具体命题，生动地运用了历史辩证法，让过往的历史具有了无限的生命力和永恒的理论价值。本文提到的西方哲学家运用辩证法阐述历史哲学的实例，也从不同的方面阐明了历史的运动性、历史的普遍性、历史的特殊性、历史的否定性、历史的曲折性、历史的因果性、历史的善恶性、历史的必然性、历史的偶然性等等历史哲学的基本法则，同样具有理论意义和历史价值。
在外国学者关注影响世界发展的中国历史和历史哲学，同时也在构造他们各自的历史哲学体系时，富于理论思维、有着悠义历史传统的中国历史学者，在国际的学术竞争中显然是落后了。丰富的历史宝库由于理论思维的滞后，没有为中国历史哲学的形成和建树起到应有的作用。这显然同当代对哲学和历史哲学的忽视有关。或许时代已唤醒我们要重视历史哲学，并把这种重视同中国历史的研究结合起来。我们当然要坚持辩证唯物论和历史唯物论对历史研究的指导，同时为了使学术在争论、对比、鉴别中发展，也要有雅量和度量允许用不同的哲学观点解释中国历史（它们能存在，就说明有存在的价值和合理性），逐步形成中国的历史哲学体系。中国史学界已有一个好的开端。不少老中青学者已开始这样的尝试，有了如陈旭麓先生的《近代中国社会的新陈代谢》这样阐释中国近代历史的历史哲学著作，[①g]它告诉我们，中国学者是完全有能力进行历史哲学的总结和创造的。但这不是少数史学工作者所能包揽的，需要史家群体的共同努力和深入探讨，需要以各个历史分支学科的深入研究和成果作为基础。通过若干年的努力，不仅能使中国的历史研究达到一个新的水平，也会在百家争鸣、百花斗艳的学术氛围中涌现一批为大多数人所公认的史学大家和思想家、哲学家。20世纪一个世纪的历史振荡和世纪转折中国的改革开放给中国学者带来的哲学思考，要求我们对5000年的中国文明史和一百几十年的中国近现代史进行哲学的总结，用哲学指导我们民族在未来21世纪的思想和行动。这是历史对中华民族和中国学者提出的要求。我们应当责无旁贷地承担起这个责任。
注释：
①a以上有关观点见康德《历史理性批判文集》，商务印书馆1991年版；参见王连喜《康德历史发展观述论》，《史学理论研究》1994年第4期。
①b中文译本作《历史哲学》，王造时译。
②b见《历史哲学》中译本《英译者序言》。
③b同前，《历史哲学》中译本《英译者序言》。
④b《历史哲学》中译本，第44页。
⑤b参阅汤因比《历史研究》上册和中册，上海人民出版社版。
①c参阅汤因比《人类与大地母亲》，上海人民出版社版。
②c费正清主编《七十年代的任务》，引自《现代史学的挑战》，上海人民出版社版第46页。
③c费正清主编《剑桥中国晚清史（1800—1911）》，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版，上卷第27页。
①d ③d《报任少卿书》。
②d《孟子·滕文公下》。
④d《史记·老子、韩非列传》：“老子者，……周守藏室之史也。”《索隐》曰：“藏室史，周藏书室之史也。又《张苍传》‘老子为柱下史’。”
①e《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卷第650页。
①f《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3卷第63页。
②f《对布哈林〈过渡时期的经济〉一书的评论》，第42页。
③f《法兰西内战》、《路易·波拿巴政变记》、《德国农民战争》、《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是其历史哲学的学术理论成果。
①g《近代中国社会的新陈代谢》，上海人民出版社1992年版。遗憾的是，由于陈先生不幸病逝，此书是由他的两位高足按讲课提纲和笔记整理而成的，不可能保留先生思想和文字的全部风格。这是一个无法弥补的历史遗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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