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讲述中国故事？——“中国文化走出去”的若干理论与实践问题，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走出去论文,中国文化论文,中国论文,理论论文,故事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国文化走出去”是近年来提升国家影响力的重大战略，已成为政府与知识界的某种共识，①无疑也是近年来学术思想界关于中国文化最活跃的新话语，体现了全球化时代文化重大变化与新的机遇。如何深入理解这一命题，关系到中国当代主流意识形态与知识人话语之间在文化战略问题上的协商与沟通理解，关系到不同知识人文化政治话语之间的沟通理解，更关系到中外文化关系的新开展、当代文化政治格局以及中国思想走向等重要时代课题。
本文将从媒体与认同的角度，重新诠释这一新话语的理论内涵，并指出其中容易造成的思想误区。
一 几个基本概念的简单讨论
讨论“中国文化走出去”，有必要首先将其区分为三个相互联系或对照的概念：文化交流、文化传播、文化认同。
文化交流与文化传播
“走出去”更多的属于文化传播，而不是文化交流。文化交流与文化传播相关而不相等。前者着眼于全人类主义，人类文化的整体是多元的，着眼于文化不是封闭的、雷同的，是在相互对流交往中相互取长补短地发展的，重点在于学习外来文化。而后者则强调地方主义，强调主动地“走出去”、送出去，“送”的目的，其实一大半不在于发展自己的文化，而是增加国家影响力，尤其是文化弱势的形势下，以文化力促进经济与政治力。这就是所谓提升与硬实力可以相辅而成的软实力。当然，透过国家影响力的提高，“软实力”的增强，自然反过来也可以发展文化。但是不要忘记文化传播的基本前提则是文“化”，即中国古代说的德化、教化。当然，今天的中国文化传播，与古代的中华文化教化四邦，尤其是汉唐，不可同日而语，那时中国确实是先进文化。但是，当今中国还是发展中国家，文化传播的目的，还是为了中国自己的发展，而不是将外邦中华化。
其次，文化传播还有一个重要的规律：接受者的需求。文化之所以能传播，关键的并不是传播者做了什么，而是接受者需要什么，接受者发现的传来文化好处，然后慕而学习。佛教传播到中国，正是投合了中国人的精神需求；而佛教中的唯实、因明衰而禅宗兴，也正是与中国人的精神需求与选择有关。所以，一味单向的文化输出，肯定不是真正的文化传播。
文化传播研究的，不仅是发现自身的特点(人无我有)，也不仅是传播本身的特点(接受方式)，更重要的是，文化传播还要问问传播的目的与意义。
文化认同与文化传播
文化认同，有两个重要的含义，一是对于共同文化价值的认同，我们生在同一个地球上，有共同的基本价值，如人权，已经写入了中国的宪法。表明中国对于文明与文化基本价值的认同。“中国文化走出去”既有自己的核心价值，也有可以与世界共同分享、共同对话、共同承认的价值，并共同承担对于世界未来发展的责任。②对于这一部分共同责任与担当，我主张不必分西方与东方，外国与中国。
二是对于民族核心价值的认同。即对于中国代代相传的仁爱、民本、仁政、廉洁、公正、向上、诚信、尊严等基本价值的肯定，对于几千年来良善传承的民族风节与礼俗的肯定。一方面如何透过包括在文化圈内对于共同文化的理解与肯定，实现圈内的文化力的凝聚，另一方面如何透过在外的文化诠释、充分的理解与肯定，真正找到中华文化与异文化之间相契合、相连通、感兴趣或可接受、可分享的内容或形式的特点，实现的文化认同与融合。消除异文化之感，既有文化的特色，又参与交流与沟通，成为大家中的一分子。中国的发展需要文化认同。总之，文化认同有两个侧面：一是认同普世价值(即文明底线，文化基本价值，不能只讲利害，不讲是非)，二是认同民族文化核心价值(不能只认西方)。③
我所理解的“中国文化走出去”，第一，这种文化必须能够让“他者”信服、信任；第二，应该让他们接受；第三，能够让他们与我们共同分享。只有这样，走出去才走得好，走得远，因此，这就是文化传播与文化认同的辩证关系：文化传播要达到文化认同的目的；而文化认同才是文化传播的真正动力。
二 “走出去”的成功经验与困境分析
中国文化的海外传播，成绩突出，成功的经验是政府主导，然而弊病也在于此。由此产生三个较大的困境，一个是中国形象的脆弱性，正面的文化传播不敌负面事件的影响，因而传播努力往往付之东流。二是生根的、有长期、普遍而持续影响力的东西不多。三是文化传播的方式创意不足。而其最根本的问题在于，我们的观念中存在一种思维的误区，好像讲中国文化的走出去，只是我们单方面的工作与使命，误认为只有从文化中心发出的信息与行动，才是中国文化走出去的唯一正能量。这可以称为“自我单向化”，即无视或轻视其他传播力量，无视或轻视其他非中心发出的中国文化传播信息。因而，我们认为：首先应注意四大传播力量并存的现象，进而要注意“政府主导”、“西媒二重”、“叫座优先”、“人即媒体”四种问题。
海外中国文化传播有四种力量：中国政府主导的文化活动、西方媒体观察与报道、大师作品、中国人的形象(效果最大，人是最大的媒体)。以下详论之：
(一) 政府主导：优势与问题
近年来政府传播文化最有成绩的是两件事，一是节日文化，二是语言传播。
1.节日的意义
节日文化传播的特点是动员力强、社会的影响面大，以及有时间节律的重复再生机制和文化涵量充实。以2007年法国的中国春节为例，在文化传播方面，有几个特点：表现了中国文化的生动活力与和谐喜气。中国文化最重要的一个特点，就是它的生动充沛的活力。我们知道，春节是中国的复活节，是万物复苏生命的节日，表现为大地回春与人间闹春的宇宙生命一体的元气，表现为一年之计在于春的奋发、向上喜气，表现为人间吉祥如意、幸福和谐的和气。中国春节在法国、在巴黎发出声响，还只是上个世纪80年代初的事。25年前巴黎13区华侨华人首次举办春节庆祝活动“游神”，主要是面对同乡，范围很小，而2007年则大大不同了。以法国巴黎为中心的春节充分体现了这个中国节日的文化内涵。它的规模大，时间长，节日气氛浓，超过了法国很多本土的节日。从市区的游行来说，最激动人心的是万人香街大游行，不仅为春节之最，而且为巴黎香榭丽舍大街的创纪录。巴黎3区、13区游行，前后跨两个礼拜，有20多万人观看，表明春节活动无疑已经变成巴黎民众的共同节日。法国主流媒体也进行了大量而细致的报道，树立了华人的形象。而且这些越来越活跃的庆祝活动，不但凝聚了海外华人的赤子之心，表达了中国文化在海外的形象与身份，而且表达了作为移民的中国法国侨民，对自己文化的认同，与法国社会对中国文化的认同。从活动的举办者与参与者来说，不仅中国的政府、企业、侨民社团与民间组织，而且法国政府也大力参加，从巴黎市政府到区政府以及法国外地不少市政府都举办了规模不等的春节招待会或团拜会，巴黎市政府已经连续6年举行春节团拜会，巴黎13区政府则连续10多年举行华人春节团拜会。尤其是当年法国4个重量级的政界人物：希拉克总统，法国左右两党总统候选人萨科奇和罗亚尔，巴黎市长德拉诺埃，在同一天通过《欧洲时报》向旅法华侨华人发出诚挚的新春祝愿，这是从来没有过的，体现了法国政界对华人族裔的重视。什么叫和谐，春节就是最典型的和谐。这都要感谢中国文化给中国人带来的喜气。④
值得注意的是，近年来的一个新的趋势，是建立文化中心。如巴黎中国文化中心，又如汉堡－上海旅游文化中心⑤。文化中心是空间的，节日是时间的，一经一纬，共同织成当今文化传播最主要的阵形。
除了传统节日之外，近年来还有新节日：有政府的，也有民间与政府合办的。中法文化节，每年举办一次，欧洲不少城市都有中国月或中国周，或有小型的中国电影节，这也是节日文化的延伸。但是，除了比较成功的春节给西方人很多影响，其他大都如在瓷砖上写字，这些年中国文化的海外传播不可谓不热闹，政府和民间，都花了不少钱，但是效果并不大，关键是生根的、有持续影响力的东西不多。不能光靠一些杂技演出、民间歌舞、武术、美食等出访，也不能只是靠中国文化周、文化月等活动，这些当时暄热一时，有猎奇与新鲜的效果，但无根、无力，留不下什么让人印象深的东西。这几年的文化传播的做法，突显了中国文化走出去，如何走得久的问题。
2.语言的价值
语言是最重要的文化传播手段。语言是存在的家，有语言就有家的感觉。以欧洲为例，欧洲统一的重要基础之一，是它的拉丁文字。这是长期历史传统形成的一种文化纽带，尽管其他还有基督教与国家政治制度。拉丁文字背后连带一系列文明，这应该给汉字文化圈重要启示。首先，汉字也是一种重要的纽带，它的背后也连带一系列重要的文明，儒、佛、道，禅、李白、杜甫、白居易、端午节、清明节、中秋节，都成为汉字圈内共同的东西。所以，越来越多从事汉语对外教学的人已经认识到，语言不完全是工具，而是一种文明的载体。文明正是通过它来影响传播的。
最新统计资料显示：全世界现在学习汉语的人数已超过4000万，全球有109个国家、3000多所高等学校都开设了汉语课程。⑥汉语传播无疑是近年来中国文化走出去最大的成就。
据法国教育部今年(2012)3月公布的数字显示，今年学习汉语的法国学生近5万人。中学生达到了3.3万人，其中29605人在法国国内的中学，另有3100名在海外480所法语国际学校。有1.6万名大学生和2000名小学生进行不同程度的汉语学习。⑦2007年法国学习中文的学生为1万6千人⑧，五年之间翻了三倍。到今年为止，已经在法建立14所“孔子学院”，也是五年前的一倍。汉语教学的增长不仅表现为数量，还表现为伴随着语言地位的明显变化，仅以2004年的统计数据来看，选择汉语作为第一外语或第二外语的学生，达到了比例的40％，而十年前不到20％。⑨
3.政府主导的优势
——以文化交流为基础。在欧洲尤其是法国，中国文化走出去，建立在文化交流的基础上的，政府和民间，都做了很多工作，政府最有力量在文化交流上作出成绩。近年的成绩如：
第一次连续举行了双向对等的文化年。即2003年至2005年中法互办文化年。中法连续两年进行大规模双向文化交流，这在中法关系史上是第一次，在新中国对外文化交流中也是创举，其影响远远超出了两国国界。
文化年使中法关系高潮迭起。中方2007年一年内370多个文化团组访法，又时逢中法建交40周年，极大加深了两国人民间的相互了解与友谊。两国元首一年内互访，两国总理亦一年内互访。特别是，希拉克总统在这三年内两度访华，法总理拉法兰亦两访中国，两国高层往来频凡，是中法建交以来从未有过的，体现了中法关系的亲密性和特殊性。
——文化传播是文化自觉的一种表现，是主动的送去主义，即“文化走出去”。文化交流包含着文化传播，每一次成功的文化交流，都有效地促成了文化传播，但不等于文化传播；文化交流虽然看似双向对等的，但表面的对等，其实仍然是不平等，因为文化交流必然是水往低处流，中国作为弱势国家，在文化交流中，更多的是外来文化流向本土文化。文化交流的长期结果，往往是文化接受，“文化逆差”。即从“拿来主义”，到“西化主义”，渐渐变得看不到自己的民族文化了。陈寅恪先生所说的“一方面尽量输入外来之学说，一方面不忘本来民族之地位，这两者其实很难做到平衡，变成单向主义。
而文化传播包含一种主动性的思维，即“送去主义”。虽然我在经济上并不如你富有，但是我在文化上有自己的特色，有自己的优势。而且越是弱势，越是要从文化上自信自尊。而且，文化可以自成一个领域。正因为你仗着经济强国的势力，可以水往低处流，而我则在文化上主动出击，不以经济来制服你，而以文化来打动你。所以主动将本土文化的优点，好东西，向外传播。
每一个国家都有其文化传播的战略思路，想的是交流，其实做的是传播。所以，每个国家其实都有两套语言，说得透一点，文化交流往往成为外交与政治的台面语，而文化传播才是真正的潜台词。
——要看到一个事实，文化传播与人口数量有关。中国在法国的移民，几万人，整个亚洲不到二十万，只是一个小零头，目前做到这个影响，已经相当不错了。所以，文化走出去，不能做得过猛，要提倡细水长流。
4.政府主导的弊端
新儒学思想家徐复观先生当初说过，中国文化的道与势、政与教靠得太近，道的背后缺少一个闪避的空间，⑩不像西方政教分离，政党政治与文化文明价值适当分开，政党政治不妨是丑的小人的事，而文明与文化价值则自有其尊贵的地位，这样政党可以轮换，可以下台，而文明与文化的基本价值不受影响。
——文化传播有“负性传播”，创造经济上升的同时，也出现制造了文化受伤的可能。即由于经济活动中的问题，诸如产品质量、食品安全之类，使中国的道德形象受损。由于政改受阻与官员腐败等问题导致的形象受损。这是所谓连带效应。体现了文化传播的脆弱性。由于中国当代的文化传播中常常将意识形态的政治宣传与华夏文明混同在一起，因而一损俱损，间接受伤。
——文化传播有“商战受伤”。即为了商业利益，而制造中国产品危机与中国威胁，使中国文化形象无形中受损。
——文化传播有“战略遏制”，西方人从保护主义出发，不仅是商业，而且是国家总体，西方总体利益，狭隘的自我封闭主义，欧盟也有这种障碍。因而，使文化传播受到反弹。越是传播，越是反弹。
回应这一困境，政府主导或民间立意的文化传播，其正确原则是：第一，是非高于利害，文化认同先于经济或政治考虑：我们是一个共同体的成员。我是参与世界新秩序负责任的一员，对人类普世价值的共同分享、维护与肯定。人权、民主、言论自由、新闻自由、舆论监督、法治等，不是西方的，而是人类的普遍价值。第二，要适当区分文化中国与现实中国的关系，前者是文化的应然，即文明与文化的核心价值；而后者是生活的实然，不是文明与文化的基本面相，因而避免混同的连带问题。
(二) 西方主流媒体：建构与损伤
正如众所周知的一个基本的变化：二十年前，在西方的媒体上一周都很难看到中国的信息；十年前，西方主流媒体每周都有涉及中国的信息，而当今，西方主流媒体每天都有关于中国的信息，当然，这些信息基本上都是负面的。近年来主要负面报道所集中的焦点：军事威胁、产业威胁、黑客帝国、黄色间谍、外贸合同纠纷、食品安全、用具安全、环境污染、官员腐败、侵犯人权、无言论自由等。
西方媒体对中国形象负面报道的原因是什么？
一是媒体的规律。媒体理论有所谓“九十九与一的关系”：在真实的生活中，99％的人，遇到99％的东西是正常的，正常的东西没有新闻价值；因为这种情况下，正常的东西只是一个零，不会对生活与心理产生任何作用。但是99％的人，只要遇到1％的不正常的东西，就都会产生较大的心理影响。有的是庆幸，有的是愤慨，有的是惊奇，有的是借题发挥。这就有新闻价值了。这也就是俗称所谓“人咬狗与狗咬人”命题，传播学基础理论之一。
于是，媒体所看到的99％与生活真实的99％必然不一样(一样了就没有新闻价值)。因而，如果民众可以亲自去目的地，民众看到的99％必然与媒体所呈现的99％发生冲突，所以在西方，有的民众渐渐醒过来，懂得了媒体的思路，开始离弃媒体而去了。但是问题是民众不可能事必躬亲地去看。
二是西方仍然认为中国是共产党国家，中西之间，仍然有意识形态的冲突，有不信任。这不是冷战思维，而是非常复杂的文化建构。
三是中国的强大，形成了一个竞争对手，而且这个竞争对手有时候不讲规则，有时破坏秩序，西方不欢迎新来竞争者，不喜欢破坏秩序者，这也是人之常情。这是西方保守主义的一面。而且，当这个竞争对手一旦成为赢家，就会带来全球资源分配格局的重大改变之时，尤其如此。
四是代表着某种利益集团。明显地为利而假义。
五是西方传媒仍有守护文明与文化基本价值的传统。所以人权问题，言论自由问题，一贯是他们的老话题。他们把这个看成社会的基石，不能动摇。
只有第三条与最后一条理由，是有理由。基于其他三种原因而对中国的负面报道，可以用一句话来概括：“都是媒体惹的祸。”也就是说，并不全是中国的祸。但是我这样说，并没有绝对否定西方媒体对中国的批评有重要的正当性。
复杂分析的结果，进而论之，不能天真地认为他们全部都在维护文明价值，不能理念优先，简单地相信什么东西都是西方代表了普世价值，而中国只能作为落后的象征，而要更复杂具体地分析情况，我把这种思路叫做“祛理念化”。
然而更值得注意的是第五点。我们关于中国文化走出去的另一个思维误区，是文化特殊化。认为根本没有一种绝对、固定、抽象的普世价值，不承认有的价值是人类共同的，因而对于西方媒体的批评，完全抱着敌我意识、利害争夺的心态，不能看到这些批评其实也是帮助我们更好地进入国际大秩序，因而对我们有利的、该学的不学，鸵鸟政策。这时，借口文化的特殊，借口走出去，就只是一种形式主义，文化的冷战思维。这是一种虚假的特殊化、形式主义的特殊化，或绝对的特殊化。而中国未来的道路，并不是绝对特殊的。我把这叫做“祛特殊化”。
这就是我之所谓“西媒二重论”。复杂而分析地看待西方媒体，可以成为我们的极重要的补充。而且，我们只有认识到西方媒体也是一种重要的中国文化传播力量，我们才能对海外的中国形象，有一种比较客观与清醒的评估，不至于陶醉在自我媒体的天井里。而且，才能更真实、恰当地定位，究竟中国文化走出去，是拿什么东西走出去？
(三) 大师作品：叫座与叫好
1.文化作品
与法国、日本、韩国相比较，仍然缺乏最好的艺术、音乐、戏剧和文学作品，好的作品，仍然是传播一个国家的民族形象，文化价值的最大的推动力。
台湾这方面有重要经验。如林怀民的云门舞集，无疑是三十多年来精工制作的优秀文化典范，云门的东西，无论是书法、《红楼梦》，有井水处必知之，根本不愁没有人懂。再如白先勇的青春版昆曲，今年，青春版牡丹亭不仅在全球演满了二百场，而且远赴北美第一流的大学、远赴莎士比亚的故乡英国，甚至直抵西方戏剧之发源地希腊，场场爆满，在在引发普遍的惊艳，已成为近十年来中西文化交流史上最重大的文化事件。白先勇无愧于这个时代的文化英雄。他让昆曲活在当代，活在青年人心中，也活在世界上。另外一个例子是台湾的华语歌曲。华语歌曲的丰富多样、创意特强与领袖亚洲，已经是不争的事实。方文山甚至大言：写一本当代华语流行歌史，无大陆，照样结构完整，而无台湾，几乎不可想象。台湾流行音乐无疑是华语传播的世纪功臣。亚洲歌手没有不想到台湾来受培训，犹如当初革命家获得黄埔军校的资格。我们想想，全球有十亿人使用华语，而只有2000万人的台湾人，却领航了华语歌坛，成为华语音乐中心，传播力无远弗届，已经被外界认为中文世界的台湾奇迹。
近几年来，亚洲真正在文化传播上最有表现力的，是韩剧。韩剧的成功经验很简单：鲜明的民族特性，既有当代人的需求，又有厚重的文化内涵。理直气壮地传播自己民族中的好东西。
但是我们反观中国的情况，大师级有分量的作品却相当缺乏。近年来中国文学家却“倔强地回归所谓‘本土叙事’中，埋头于琐碎卑俗世俗与庸趣同沉浮，缺乏超越其上的理想及思想，而任庸俗现实主义盛行。——中国作家企图炼出‘俗土’美学来吸引西方的关注，但这类‘现世主义’文学过于卑琐而无法成为一种鲜明的道德理想和有力的人类价值新模式，因此，‘中国故事’只能跟饮食男女有关。”(11)因而，缺乏前瞻性与理想性的中国文学不能充当中国文化走出去的主动力。
尽管中国的当代艺术品，在法国市场高幅上升，到440％，这里面的因素确实是有金融家投资与炒作——中国仍然缺少好的、影响大的、真正有分量的作品。对现实的批判精神不足，知识人的责任不足。从一个较高的层次上，超越而又回应现实的作品不多。在西方看到的中国美术，以政治符号来取得眼球的较多。有深层内涵的作品不多。中国当代的作品，文化含量不足。
2.叫好与叫座之争
叫好与叫座不宜一刀切。叫好与叫座也有内外之别，在国内不叫好的，在国外可能叫好。贾彰柯的《三峡好人》在法国叫好但不叫座。张艺谋的《黄金甲》不叫好，但叫座，然而都无法与香港电影的贡献相比。
我主张文化中心与文化周边区分论，文化中心的标准，与文化周边二重论。
中国文化中心即大陆，中心的中心即如北京上海等文化区域。文化周边即中国文化在海外的传播区域。越是离中心远的，越是文化周边。
中国文化在文化中心区域的传播，要既叫好又叫座，而且应是叫好优先。这样才能保证文化生产的质量与优胜劣汰。
然而中国文化在文化周边的传播，应叫座优先。永远以叫座为第一原则。这样才能保证文化传播有其内在的生命机能。
然而，政府行为在海外文化传播的大问题是，一直没有将叫座放在优先考虑的位置。这样，往往成为花大钱的沙滩游戏，留不下什么真正的影响力的作品；也无法形成内在生命的源源不断的动能。
3.名流学者之争
这其实并不是近年来的现象，而是一直就有名流据有话语权的现象。古人说的居高则声远，庄子说的“重言”，有名望者的话更有份量。杜维明、余秋雨、易中天、于丹，都是这种现象。名流学者适应传播时代的优点是：他往往借助于电视等新媒体将高深殿堂里的学问，透过聪明的生动的解读，通俗化为一般知识大众的文化消费品。中国文化必然产生真正的大学者，但是也不必讳言，应该在传播时代生产出一批名流学者。这两者并不矛盾。不必以前者的标准，来批评后者。我们处于一个文化传播的时代，文化传播的特点，正是名流学者存在的合法性。
但是，名流毕竟不能代替真正的大师。大师的特点是文化涵量大、文化深度与浓度俱足。上个世纪，鲁迅、林语堂、钱钟书、陈寅恪、熊十力、冯友兰、牟宗三、余英时、饶宗颐以及艺术家黄宾虹、齐白石、徐悲鸿、刘海粟、林风眠、梅兰芳、赵无极、傅聪等，都是中国文化走出去的典范人物。
(四) 文化形象：人即媒体(2007年我在欧洲的实地考察报告)
个案1：一欧元的故事
有一天晚上，我们到佛罗伦萨城边上的一个饭店吃饭，有两个来自上海的女孩子，各自点了一份汤，菜单上是3.00欧元。但是最后埋单的时候，老板多收了1欧元，就去问老板，老板解释说你们看的那份是老菜单，最近已经调整了价格，这一客汤已经成为3.50欧元了。老板还出示了新菜单，说老菜单还没有来得及全部回收，希望能理解。上海女孩就为这事就找导游，要求导游出面与老板说理，要回多收的钱。导游认为这事太小，不值得，而且人家老板已经解释过了，上海女孩不依不饶，心里认为导游白吃人家，所以就不愿得罪他们。就这样为这事发生争吵，有的团员也是站在导游这一边，说为这事产生矛盾不值得，“想想你们出来的目的是什么”，不要为一点事情破坏了旅游的心情。
后来，厉害的上海女孩自己找到了老板，老板不仅退回了多收的钱，而且为旧菜单没有收回而造成的过失而道歉。
我认为这是一个小小的缩影，反映了中国当代的社会特点，也反映了中国人在海外的形象，这个形象也表现了中国文化传播值得注意的问题。什么特点？
其一，学习西方有了成效，用西方人重契约讲理性的方法，取得了胜利，这是好的方面。
其二，但是如果过于理直气壮，过于咄咄逼人，就有点过头，其实不必与导游争吵，可以直接与老板讲理。而且，似不应为一两元钱的东西，把自己变得张牙舞爪，破坏自己文明的形象。
其三，中国人应该懂得的是，在个人的权利之上，有更高的文化权利，即与人为善、助人为乐、乐善好施的文明形象。
中国文化传播、中国形象的一个重要提示：中国强大了，但还是要讲礼貌，讲温柔敦厚，不要过于咄咄逼人。一定要特别注意我们是一个温柔敦厚的礼仪之邦，要有这样的文化自觉。因为中国人不大有礼貌，譬如在吃自助早餐时，就有人从我的肩膀上越过去急急地取东西，也缺少排队的习惯。
从文化形象上看，这在西方人看来，无疑是潜在的征服者。
个案2：咖啡与茶的故事
在路上的时候，导游是个在西方国家生活了二十多年的华人，而且是音乐世家，文化知识特别丰富。他一路讲了很多意大利文艺复兴的音乐、文学、美术、建筑，但是居然中国的团员，有人投诉他，说我们是出来休闲旅游的，不是来增加文化知识，不是来上课的。导游感叹说中国人文教育太可悲了，人都变得这样功利和没有文化。我也赞成导游的观点。其实，这样的旅游者，也传播了中国人的文化形象，就是没有文化，暴发户。
但是这个问题也引起了争执。为什么呢，因为导游确实太过于西方中心论，太西方化了，譬如讲一个咖啡也要讲很久。其实我们的茶文化也很伟大。没有必要讲那么多、学那么多西方的知识。特别是没有必要表现出西方就是最好的心态。
这里有两个问题。一个问题是中国人的文化教养确实不够。西方人对艺术的态度，虔诚专注，那种仔细认真地看画、看展览的态度，很值得学习。另一个问题是，表现了中国当代的一种思潮，即民粹主义，青年一代爱国、对中国文化有了感情，这个是好事，但是不应该把自我尊重与学习别人，对立起来，变成两个相互不能容忍的事情。而且仔细想一想她们自大自尊的感觉，其实类似一种暴发户的心态，我也有钱了，你凭什么教训我？我也有好东西，凭什么你只说你的好？我花钱，是来买服务的，凭什么要来受培训？我消费，我就是主人，凭什么我要被人消费？这样，其实就把自己封闭起来了。以上这两个问题有联系，即封闭自己，可以成为文化教养不足的借口。两者相互成全。
暴发户与自闭者，这两种极端的形象，有时候是统一的。
个案3：自助点菜的故事
又有一天，也是吃饭。我们的合同确实是写明了：用餐是“自助”，导游并没有责任为每一位客人点菜。因而，导游就自己吃自己的，常常不管游客。正好有两夫妇是来自重庆，来探亲的，不懂英文，也不懂法语，无法点菜，所以就到处请人帮忙。这个现象后来成为大家对导游不满的一个理由。导游一方面死扣合同上的文字“自助”二字，另一方面大谈西方社会如何让人“自助”，这背后的文化精神，即让每一个人都能够自主、自立、自己发展自己，在错误中学习成长。导游这样一说，大家也就没有话说的。是呀，合同上没有点菜的责任呀，而且，这个团里，留学生多，应该自主。导游说得不错，合同也是完全遵守了的，没有问题。但是我还是认为导游有错。他错在哪里呢？这里其实有文化冲突。即中国人的人情观念，帮助观念，与西方的契约观念和自立观念，在一个特定的场合有冲突。并不是说西方的不对，而是场合不对，在一个有老人、并且有不懂外语的老人的旅游团里，讲自主自立，并不合适。
这是中国文化传播的缺失问题，即，中国文化该理直气壮的强的地方，并没有强起来。本来可以以中国文化来补充西方文化的不足的地方，但是并没有，文化缺失了。文化缺少了自觉，而本来中国文化是有事可做的。
以上三个故事可作有结构意义的文化传播文本，首先，它们反映了中国目前的形象：
这是一个破碎的、分裂的形象，既有强者，也有缺位者；强者因学习了西方而强，却丢失了固有文明的优点，也只是片面学了西方的某些优点而已。缺位者相反，没有学到西方的优点，即缺失了旅游应该有的丰富性，而只成为一种单一的休闲目标。既有前现代的教养低下者，又有后现代的东方主义者。而且相互加强。试想，如果外国人参加海外中国旅行团，仔细观察中国人的表现，中国人到海外所传播的真实情况，远远超过了其他传播手段。
这样一来，在西方人眼里，中国形象基本上就是：后发而乐观、充满活力，教养不足、秩序不讲而自大自尊，一个不太善意的新来的征服者。
其次，人是最重要的媒体，使吾人认识到，文化传播的首要目的，其实还是为了中国自己的发展，而不是将外邦中华化。文化交流的一个重要功能即从外面照镜子，重新认识自己；“文化走出去”某种意义上也是让中国当代文化在国际秩序中通过检证而看清自己，因而代表着中国文化建设的一次重要机遇。实质是一种双赢契机：一方面是借助中国崛起的机会，传播中国文明的种子，正如第三个故事所启示的，我们在传播中华价值方面可以做的还有很多；另一方面则是借助国际形象重塑的东风，提升国人的教养，成为富而好礼的公民，正如第一和第二个故事所启示的。
三 另一个误区：文化中国与现实中国浑然不分，一损俱损
以上可见，中国文化走出去是机遇与危机并存的。危机的一个很重要的原因当代中国社会仍然在转型与发展中，许多东西正在完善，问题也层出不穷。如果我们过多地、重点地拿当代中国代表了中国形象，又拿这个形象走出去，那么，当代现实中国的重重危机，也会一损俱损，连带了文化中国的走出去的危机。不得不说，这里仍然有一个未曾解决的思维误区：文化中国与现实中国浑然不分。(12)
落实到中国文化的研究上，我不得不说我是一个文化上的“两个中国”论者。这里与台湾香港无关。毫无疑问，台、港都是中国文化的一部分。但是我认为应该适当切割文化中国与现实中国，文化中国应该保持相对的超越意味，文化并不是全部、直接、等同地为现实中国服务或成为附庸的。这其实是古老的柏拉图的观念，也是中国哲学的理气二分的观点。这个观点我已经在上海的一个内部刊物里发表过，这里，我再提出更多的理由如下：
第一，当前，我国社会经济发展处在一个关键时期，这个时期的特点一是矛盾集中易爆，二是树大招风。后者是指经济力量崛起与军事摩擦加剧，在国际上受关注甚至受打压；前者是指在人均GDP突破3000美元这个时期，正是人口、资源、环境、效率和公平等社会问题较为突出的时期，社会利益深刻调整，社会矛盾更加突显，问题与冲突大量出现。某种意义上，要将西方国家二三百年实现的发展浓缩在二三十年间完成，这的确是人类历史上史无前例的变革。再说更具体的，中国目前的生产产能已经过剩，在全球化时代，欧美发达国家的经济衰退和市场的急剧萎缩，使得中国产能过剩危机会逐步演化为一系列社会性危机，有可能造成大量失业人口。所以，既然是一个矛盾和问题可能集中爆发的时期，既然是一个未确定未成熟的发展转型时期，就更是不能拿当代中国作为中国文化的主力形象，走出去，似乎是将一个正在自我恢复的病人将他身上不断新添的伤疤炫给世人。这样，不断涌现的新问题新矛盾新弊端，尽管是我们前进路上的必然，然而到了外面，只能给中国文化减分，只能加剧西方世界对中国的不信任、不认同，因而，适当切割传统中国与当代中国，是一个明智的做法。
第二，由于20世纪中国的动乱不定，也是由于当代中国的社会转型、共识歧路与不确定，中国文化真正的软实力，其实并不是由当代文化的价值来决定的，而是由几千年悠久的中华文化决定的。这是一个无可否认的事实。(13)中国近年来在外交上极其被动的原因之一，是全球化新的战略格局不断调整变化中，所有国际事务中国都得表态，然而我们现在这套价值理念少有人认可，面临四面树敌的危险，这也是无可否认的事实。
第三，适当切割也是一个传播的政治策略。为什么叫“孔子学院”？文化的源远流长与博大精深只是一个方面，西方汉学家早已看出了更政治正确的内容：“使用这个国家最古老最有名的哲学家的名字避免了官方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的联想。今天中国为消除从今对其迅速崛起而产生的担忧一直提倡和平与和谐。而孔子这个教育家和准宗教性人物，则代表了这种和平与和谐。”(14)而一个更现成的例子，是今年一个最高规格的半官方半民间的“文化走出去”的组织：中华文化促进会满20周年。为什么要叫“中华文化”，因为中华文化主要是传统中国文化，而中国文化则更重点是当代中国文化。只有中华，才能认同。
第四，我在欧美的一个感觉是，在大多数知识人心目中，中国的形象还是好的，关键是他们有一个认识图式，即不期然而然地区分了文化中国与现实中国，在他们那里，无论文化中国的一个精神的乌托邦，或绿色的家园，或道禅高人的世界，或温柔敦厚的儒家君子人圈子，(15)正如《当中国统治世界》的作者马丁·雅克说：“决定中华特性的那些关键因素不是来自上个世纪的政权国家时期，而是来自几千年的历史，而这就决定了中国特色的独特性。”(16)总之，海外不像国人早被20世纪革命文化洗脑，将我们过去的文化视为一钱不值了。因此，我们要传播中国文化到海外，一方面要重建文化自信，一方面也要懂得利用海外的认知图式，作适当的切割，而不是从我们的一相情愿出发，一切都混在一起，负面事情一来，一损俱损。
第五，互联网时代，人人都是媒体，人人都是中国形象的传播者。而真正的控制是不可能做到的。任何国家都不可能做到，那样的代价太大。于是，这里就有一个考虑，互联网最重要的功能，是监督政府，监督当代中国的形象，而相对忽略对于传统中国的着力，无论是表彰还是批评。因而，如果不作区分，将中国形象一股脑儿地混同在一起，一损即损，使传统人文中国变成当今中国官员贪腐、环境恶劣、贫富悬殊、人权受侵、教育不公等恶疾的替罪羊、箭靶心、垃圾桶，那就真是在劫难逃了。而适当的区分与切割，不失为新技术时代一种因时制宜的文化智慧。
第六，台湾、香港，不切割也不行。用中国，不如用中华，理直气壮。长期以来，台湾是“中华文化走出去”最重要的桥头堡。(17)而香港最近发生的中学生动员全民抵制国民教育科而大获成功，则是一个惨痛的教训，将当代中国的政治宣传凌驾于真正的国族文化教育之上，完全是混同思路的苦果。(18)
第七，文化传播的一个策略是“利用他者来讲述自己”。如果是“中华文化”，则比较容易进入西方人的视野。这是因为：第一，全球化带来的文化雷同化，必然使得当代中国拉平了文化的异国差异，消除了文化的新鲜陌生感，而遥远的古代中国则具有久远的时间距离，包含着难明的神秘与未知，而据人类学与比较文化学的研究，异国情调正是文化交流与文明了解永恒的冲动。(19)唯其如此，适当切割文化中国与现实中国，有助于这种文化需求中的想象保留。第二，可以利用的他者是：海外华人社会、汉学家与海外众多的中国文化研究机构与团体。他们是非中心的“中国文化走出去”的强大推动力。如果我们过于依赖政府的推动力，就会变成政治宣传与文化侵入，就会遭到反感；然而如果我们将唯一的中心消解淡化，变成非中心、多中心，变成平等的传播关系，台、港、澳、新、马及欧美，都是中心，大家一起帮着走出去，何乐不为？而且海外可以取得新的视角、新的方式，可以化腐朽为神奇，这就是利用他者来讲述自己的好处，这样，四两拨千斤，借力打力，可以收到事半功倍的效果。因此，在海外开展合作，让海外更多的学者、艺术家、文学家和媒体来发出声音，多发声音，远比我们自己发声音更好。(20)
适当切割文化中国与现实中国，从操作的层面上说，有一个简单的办法，即改一个字：中国文化走出去，改而为：中华文化走出去。
四 文化中国核心价值是什么
中华文化主体的内容极为丰富。但是在当前，有极其重要的机缘与正当性要讲。这就是和谐理念。中华文化主体的建设千言万语，皆不及此一理念，来得迫切、来得自然、来得正当。(不要以为只是官方的口号，我们要把它看成机缘已熟的一种表现，这样会省却很多不必要的麻烦)我个人对和谐理念的阐释与别人不同。简言之，有如下两项要义：
一是心与物的和谐平衡。这是从世界文明与社会发展的意义上说的。中华文化最宝贵的财富与最重要的当代意义，正是它不主张过于专注物的一方面，或心的一方面，而主张二者的和谐平衡。这对于回应现代世界越来越走极端的物质主义、技术至上、消费主义和个人主义，有其重要的贡献。
二是政府力量与市场力量的和谐平衡。当前中国仍面临十字路口，要么是回到改革前的政府主导，要么是走西方自由主义市场经济与政治民主化的道路。其实两者偏于一端，中华文化历来在理/势、人为/自然、国家/社会之间，取一种平衡。中华文化有一种老子所谓“执大象、天下往”的能力。大象，即不偏于一隅之大愿景。历史经验表明，单纯的社会主义，或单纯的自由主义，都不能在中国成为中华文化的生命体本身。
“中国文化走出去”的提出，与中国历史上重要的思潮一样，皆是历史发展的重大进程与思想文化回应历史生命本身的问题的产物。在今天，历史发展的重大进程是，中华文明很可能成为人类历史上重新由衰落而复兴的一大文明(这是迟早的事情)，因而，中华文化自觉的新思潮，正是适时地反映了这一历史进程的要求。其次，中华文化主体的建设，也正是为了回应上述提到的两个最重大问题。
中华文化主体不同于中体西用(张之洞们单纯的体、自在的体、未经落在历史脉络中的抽象的体)，也不同于五四西化(以破坏自家、学习西方、拿来主义为特征)，也不同于西体中用(实际上是没有主体性，民族文化生命的空洞化)，而是经过了历史生命化、脉络化(即百年中国中西文化交互历史进程中，学习/对抗、肯定/否定)之后，有机化、正当化的体；是不破坏自家文化底子、在对抗中学习、又各美其美、美美以共的健康良性的体。中华文化新主体，从学习西方，到区别西方，再到中西方共同肯定、共同回应时代问题，其实正是百年中国思想激荡与文明进程的一种瓜熟蒂落的表现，也是中国古老文化经三九严冬而复苏大地春意的表现。
结论：中国文化走出去，面临着从文化冲突到文化融合的重大机遇。今天如何讲述中国故事，一定会经历西方文化在中国传播的过程：从文化接受、到文化交流。而当代中国的文化传播，与当代中国的文化认同之间，有重要的辩证关系。
这是一条中国文化复兴的“新丝绸之路”。
注释：
①“文化自觉”、“文化自信”是学术思想界早就提出来口号。梁启超近一个世纪前就在《欧游心影录》中提出要主动向世界送去东方思想文化；新儒家一直在做将儒家思想世界化普世化的工作。然而，五四之后，从“看不起”中国文化，到“看不见”中国文化，文化思想的主流是西化。近年来，这种思想随着中国国力的增强，才成为官方采用的说法。这一文化共识形成的基本原因是：1，中国文化的文化赤字大大超出，世人皆忧。2，然而国力增强，两方面形成强大的反差，大国崛起随之而来的民族自信心提升。3，国际环境的变化，欧债危机之后的西方文明问题，以及文明冲突的加剧，中国文明的特色突显。4，原先马克思主义、西方自由主义和儒家思想，三分天下的中国现代思想格局，有所松动。主流的社会主义核心价值的构建，以及西方自由主义思想的中国化，都有融汇中国传统思想的努力。而没有取得共识的原因，是自由主义知识人基本上认为我们今天还是学习西方的过程，启蒙可以自我修复；而海外汉学与中国学，皆有其自己言说中国的立场与重心，不主张中国政府式的宣传。另外一个重要原因是，大多数人并不认为我们有一套可以让世人分享的核心价值。(参见《何种文明？中国崛起的再思考》，《知识分子论丛》第10辑，许纪霖、刘擎编，南京：江苏人民出版社，2012年；杨慧林：《汉学及其“主义”中的身份游移》，《读书》2012年第2期；郑永年：“中国缺少的是一套核心价值(core value)，也缺少一套可以和其他文化分享的共享价值。”(郑永年：《中国能否为世界提供另一个文化范式？》(浙江人文大讲堂，2011年12月)《联合晚报网》http://www.zaobao.com/special/forum/pages8/forum_zp111220.shtml)
②也有人认为：“中国现在所进行的文化推广活动，尽管声势浩大，但不会对中国文化的扩张具有任何实质性的意义。很显然，中华文明如果不能发展出一套自己的核心价值，并在此基础上发展出共享价值，那么就会被前面两种文化逐步消解和融化。”(郑永年：《中国能否为世界提供另一个文化范式？》)这个观点我不能完全赞成，我认为中国的核心价值就在几千年的文明传统中。容下文讨论。
③李君如的文章也讲走出去理论必须包含“文化认同”，他认为，我们要认真研究中华文化中，哪些是同他们的信仰以及与此相联系的思想首先相通的，哪些是能够为不同文化与宗教背景的人接受和喜欢的，哪些是能够走进世界上各国人民的头脑和心灵的。依我个人之见，三种内容，都与文明与文化的基本价值分不开。但是李文并没有明确地表明中华文化的核心价值与文明与文化的基本价值是相通的。(《在文化认同上下大功夫真功夫》，北京：《学习时报》2011年12月5日)我与他的区别是：他没有明确说出文化认同包含对传统中国核心价值的认同。
④参见《欧洲时报》、《法国国际广播电台中文网》在2007年春节后的连续专题报道。十一国庆节也得到更多关注。值得一提的是，2007年国庆时法国的主流媒体曾报道天安门看升旗的事，表明了一个重要信息，尽管中国还存在这样那样的问题，但是他的国家认同，还是强大的。仍然是一个有强大民意基础的国家。试想，如果没有国庆这样的文化节日，大概就没有很多国外对于中国的了解了。这就是节日文化对于文化传播的重大意义。
⑤汉堡—上海欧洲旅游中心建于汉堡市中心的汉堡大学附近，占地面积3000多平方米，采用上海豫园风格，有湖以及桥、湖心亭等建筑物。中心建成后，各种具有中国文化特色的展览、讲座和剪纸等中国民间艺人表演以及中国餐饮绝技表演等活动将在这里轮番登场，让欧洲人近距离地体验博大精深的中国文化。此外，游客还可以在这里享受原汁原味的南翔小笼包、上海豫园“湖心亭”茶楼茶艺和“绿波廊”中餐。中国民俗艺术品在此长期展示。
⑥人民网：《中华文化走出去 汉语负重续前行由表及里》2012年6月29日。
⑦人民网：《法驻华大使谈法国“汉语热”最优秀的学生学习中文》，2012年8月1日。
⑧资料来源：法国国际广播电台2007年5月的专题节日。
⑨白乐桑撰，张放译：《法国汉语教授的历史与现状》，《法语学习》2005年第2期。
⑩徐复观：“古代的宗教，一开始便和政治直接结合在一起；政治与宗教的活动，常不可分离。于是一般人常常通过政治领导者的行为以看神的意志。因此，政治领导者的不德，同时也成为神的信用的失坠。不像其他民族，僧侣阶级常常是在背后操纵政治，与政治保持一定距离；对于太坏的政治，使自己有闪避的余地，也便使自己供奉的神，有由闪避而保持权威的余地。中国古代的情形，恰与此相反。”《中国人性论史·先秦篇》，上海：上海三联书店，2001年，第35页。
(11)叶开：《我们和米切尔说什么》，上海：《社会科学报》，2012年9月20日。
(12)这里只举一个简单通用的例子：《百度》的“百科”关于爱国主义教育的定义就是这样说：“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爱国主义主要表现为热爱祖国的壮丽河山、悠久的历史、灿烂的文化，关心祖国的前途和命运。热爱社会主义制度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事业，热爱中国共产党和各族人民，维护祖国的独立和统一。”(http://baike.baidu.com/view/486740.htm)这样的定义用于国内的教育有其政治正当性，但用于“中国文化走出去”，则有很大的问题。
(13)参见前页引郑永年的观点。
(14)Howard W.French,"Another Chinese Export Is All the Rage:China's Language",The New York Time,January 11,2006,A3.
(15)可以从三条路线来认识海外对中国形象的正面书写：一是海外华裔或侨民对文化中国的宣传与倡导。参见我在马来西亚的访问观察与在加拿大的讲学体验(胡晓明《丽娃河畔札记》，凤凰出版社2012年)；二是现代主义作家对东方文化的想象，如詹姆斯·乔伊斯从耶稣教会与中国古典教育的相似性，迷恋中国的建筑、陶瓷、书画与丝绸及汉字；庞德从观音像中读解“上天慈悲情怀和自然的治愈能力”；王尔德将英国乌托邦思想与庄子思想相结合，批判那个时代阶级的价值观；(高奋《“现代主义与东方文化”的研究进展、特征与趋势》，杭州：《浙江大学学报》，2012年第3期，第31—38页)。第三路线是汉学家对传统人文中国的认同。如上个世纪二十年代法国的中国学院成立宗旨，即“融合中国传统思想与欧洲的人文主义”，(胡晓明《巴黎美学札记》，上海：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13年)以及美国哈佛大学费正清中心成立的宗旨之一，是“理解是什么力量导致产生了中国社会的千年盛世”(［美］劳伦斯·H·萨墨士著，褚红艳译《中国学研究的意义》，《海外中国学评论》第2辑，第73页，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7年)。一般而论，汉学与中国学不同。前者更多正面认识中国，后者尤其是近代中国研究，更多视中国为负面形象。
(16)他还说：“现在发生的是一个过程，一个重新提取传统文化中一些深层次、重要的元素，使它跟目前的现实环境和条件相融合的过程。”引自英国广播公司对马丁·雅克的专访：《当“文明国家”中国统治世界时》，载北京：《参考消息》2010年2月10日第12版。
(17)肖曼：《“让台湾成为中华文化的领航者”》，载法国国际广播电台中文网，2011年9月12日。
(18)《香港国民教育风波》，载凤凰网资讯频道，2012年10月9日。
(19)［瑞士］弗朗西斯·约斯特著：《比较文学导论》，黄敏杰等译，长沙：湖南文艺出版社，1988年，第162—163页。
(20)我在法国巴黎访问汉学家陈庆浩教授，他说：“我提倡一种文化整体观，与现在中国国内一些人提倡的不同。他们似乎是一种意识形态化的中心观，一定是强调从中国的文化中心传出去，从中心到海外，我个人认为汉字文化的区域虽然有大块、有小块，但是应是相互包含的，不应是扩散的；应是平等的，不应是一个中心优势的。海外中心当然不对，大陆中心也不一定正确。大家在当中都有自己的份量，只有放在整体中，才知道自己的主张、或自己的东西的份量。譬如韩国主张的端午节申报世界文化遗产，当然是好事，但是就有点好笑。他们没有通过比较，看不清一样东西的真正面目。整体观的好处是通过比较，才透过各种相互的关系，看得清楚自己的真相，然后应该做的什么，也就清楚了。”(引自2007年9月29日访谈未刊稿，巴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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