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尊与心理应激反应的关系：社会认知需求的中介作用_自尊量表论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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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文章编号：1001-4918(2014)04-0435-441 中图分类号：B844.3 文献标识码：

       1 引言

       经历同样的应激诱发情境，有些个体的应激反应非常强烈，而有些个体的应激反应却相对平静。被试的个体差异，如自尊水平和控制力水平等，被认为是影响心理性应激反应的重要因素(Lazarus,1999)。国内外调查研究发现，个体的自尊水平与其主观报告的心理性应激症状(主观报告的应激，疲劳，躯体抱怨和身心不安等症状总和)呈负相关(Schraml,Perski,Grossi,& Simonsson-Sarnecki,2011; Bodecs et al.,2011；杨娟，齐铭铭，关丽丽，沈伊默，张庆林，2013a)。由于个体的主观报告可能带有掩饰的成分，研究者尝试通过实验研究来探查自尊水平与心理性应激反应的客观指标(例如：心率、皮肤电、唾液皮质醇含量等)之间的关系。国外研究者比较了高低自尊水平被试在TSST情境中(数字运算作业)的应激反应差异，结果发现在年轻被试中，个体的唾液皮质醇水平与自尊水平呈显著的负相关，即自尊水平越低，应激反应越强烈(Pruessner et al.,2005)。国内研究者考察了中国被试的自尊水平与心理性应激反应的关系，结果发现个体在TSST情境中的心率和唾液皮质醇水平与自尊水平呈正相关，即自尊水平越高，个体的在TSST情境中的应激反应越强烈(杨娟，侯燕，杨瑜，陈伟海，2013a)。由此看来，以TSST情境下客观的应激反应参数为指标，国内外对自尊与心理性应激反应之间关系的研究上得到了相悖的结论。国外研究者认为，在TSST情境下，高低自尊水平个体不同程度的内控性(locus of control)可能导致了他们不同的应激反应强度(Pruessner,2009)，高自尊个体具有较强的内控性，当面临应激情境的时候，他们认为通过自己的努力可以改变糟糕的情境，进而降低了应激情境的不可控性；而低自尊个体具有较弱的内部控制力，他们认为面对应激情境时只能依靠机遇和运气等未知因素，而个人无能为力，因此应激情境的不可控性也较高，心理性应激反应也就更为强烈(Pruessner et al.,2005; Pruessner et al.,1997)。中西方关于自我及自尊的文化差异研究发现，个人主义文化下的个体注重自我的能力与价值，而集体主义文化下的个体更在意集体或社会对自我的评价(Brown & Cai,2010；黄希庭，尹天子，2012)，因此在集体文化背景下，他人负面评价的威胁可能会对高自尊个体造成更加强烈的应激反应。国内研究结果证实社会认可需求在自尊与心理性应激反应的关系中起着中介作用(杨娟，齐铭铭，关丽丽，沈伊默，张庆林，2013a)。

       由此可以看出，同样是高自尊个体，国外研究者认为其内控性高，在心理性应激情境中的反应不那么强烈，而国内研究者从集体文化(中国)考虑，则认为其社会认可需求较高，因此在心理性应激情境中的反应更强烈。虽然问卷调查的初步结果支持社会认可需求在自尊与心理性应激反应的关系中起着显著的中介作用(杨娟，齐铭铭，关丽丽，沈伊默，张庆林，2013a)，但之前研究表明，自我报告的应激知觉水平容易受到多种外界因素的影响，如自我掩饰，知觉错误等，相对来说不能成功的预测个体真正的应激反应水平(Pruessner et al.,2005)。因此，需要采用更为客观的指标来进一步探讨社会认可需求在自尊和心理性应激反应之间的中介作用。

       本研究采用TSST作为应激反应诱发情境(杨娟，侯燕，杨瑜，张庆林，2011)，采集被试在TSST情境下应激反应的客观参数(心率)作为心理性应激反应的客观指标，进一步考察自尊与心理性应激反应之间的关系。TSST被证实包含诱发个体心理性应激反应的主要内容，如公众演讲，观众评价性威胁、心理算术、期待等(Kirschbaum & Hellhammer,1994)，该任务相对于以往的问卷调查，能更直接的考察个体的应激反应，为自尊与应激反应之间关系的结论提供相对客观的证据。另外，根据国内研究的发现(Pruessner,2009；杨娟，齐铭铭，关丽丽，沈伊默，张庆林，2013a)，我们构建了自尊预测心理性应激反应的模型示意图(图1)，以心理性应激反应(心率)为客观指标，同时考证社会认可需求和内控性的中介作用。其中实线部分是以社会认可需求为中介变量的模型，虚线部分是以内控性为中介变量的模型。我们认为，在集体主义文化(中国)下，自尊与心理性应激反应之间的关系是间接的，是通过社会认可需求这一中介变量起作用的。内控性在自尊预测心理性应激反应中不起中介作用。

      

       图1 自尊预测心理性应激反应的模型示意图

       2 方法

       2.1 被试

       通过张贴广告的方式选取国内某高校43名本科生，2名被试因在贝克抑郁量表上的得分超过14分而被删除。正式参与实验的被试为41人，平均年龄为19.78±1.2岁，其中男性19人，平均年龄为20.44±1.3岁；女性22人，平均年龄为19.36±0.9岁。身体健康，无急慢性疾病，实验结束后给予一定报酬。

       2.2 量表材料

       2.2.1 自尊量表

       Rosenberg自尊量表由10个条目组成。分4级评分。总分范围为10～40分，分数越高，表示自尊水平越高(Rosenberg,1965)。该量表在国内外都得到了广泛应用，具有良好的信效度。Fleming等(1984)曾报告该量表的Cronbach's α系数分别为0.88，且与其他自尊量表具有显著相关。国内研究中曾报告该量表的Cronbach's α系数分别为0.83。在本次调查中，量表的Cronbach's α系数值为0.81。

       2.2.2 内控性量表

       内控性量表选自内控性、有势力的他人及机遇量表(Internality,Powerful Others,and Chance Scale)。该组量表反映了心理控制构成中三个不同的组成部分：内控性、有势力的他人和机遇，每个量表可被视为独立的(Levenson,1981)。每一分量表包含8个条目，整个量表共有24个条目，以7分制评定。所有条目均以第一人称陈述，评分－3(很不同意)～＋3(很同意)。根据本研究的目的，只选择了内控性分量表的得分。此量表在国内的研究中也被广泛地应用(张磊等，2008)。本次调查中该分量表的Cronbach's α系数值为0.61。

       2.2.3 Marlowe-Crowne社会期望量表

       以往研究认为Marlowe-Crowne社会期望量表(Marlowe-Crowne Social Desirability Scale,MCSD)揭示了个体的认可需要，或者是对不认可的回避(Crowne & Marlowe,1960)。33个条目属于下述两种情况之一：(1)符合社会期望但不常见，(2)不符合社会期望但很常见，要求被试对每个条目做出“是”或“否”的回答，得分范围是1～33分，高分表示较强的认可需求。本次调查中该分量表的Cronbach's α系数值为0.74。

       2.3 实验程序

       被试首先在休息室完成自尊量表、内控性量表和MCSD，然后在实验室完成TSST。TSST是由Kirschbaum教授设计的一个标准化的心理性应激情境，通过虚拟化的“工作面试”来诱发被试的心理性应激反应(Kirschbaum,Pirke,& Hellhammer,1993)。已有研究发现TSST诱发了中国被试现场的应激反应，具有良好的适用性(杨娟，侯燕，杨瑜，张庆林，2011)。在实验准备阶段，被试被带到实验室，实验室中坐着2个“专家”，主试给被试讲解实验任务：“你的任务是参加一场工作面试，你有5分钟的时间陈述你胜任这份工作的理由，你的语言陈述以及非语言的肢体表现都将由这2个资深的专家当面评判，同时你的整个面试过程都将被摄像和录音，你将有10分钟的时间准备面试，在准备过程中，你可以用纸笔记录，但在正式面试过程中，将不允许用纸笔。”紧接着，被试被主试带回休息室准备。测试阶段，被试被再次带到实验室并开始正式的面试。面试过程持续10分钟，分为两个部分，第一部分是被试陈述，时间为5分钟，如果陈述时间少于5分钟，“专家”首先表现平淡，然后说“你还有一些时间，请继续”；如果5分钟陈述时间到，被试还在继续陈述，“专家”要求被试停止陈述。第二部分是口算作业，时间为5分钟，专家告诉被试“你接下来的任务是口算作业，从3271开始，依次减去13，越快越好，越准确越好，请开始。”一旦被试报告的结果出错，“专家”立即说“停止，从3271开始”，5分钟口算时间到，被试被带回休息室。实验流程以及数据收集时间详见表1。整个过程中，通过Spirit-10无线遥测(蓝牙)10通道生物反馈仪和BioTrace软件对心跳进行记录和分析(Spirit，荷兰)。被试用5点评分的方法评估自己在某一特定时刻的紧张和压力程度，其中：1.非常紧张；2.比较紧张；3.介于紧张与放松之间；4.比较放松；5.完全放松。

      

       2.4 数据分析方法

       根据以往研究((Pruessner et al.,1997)对心率和主观应激报告进行预处理，即以TSST过程中的峰值水平减去基线水平作为应激反应强度和主观应急报告强度的指标。数据处理采用SPSS16.0统计分析软件包进行，路径分析采用AMOS 22.0结构方程软件包进行。

       3 结果与分析

       3.1 主观应激报告的变化分析

       对被试在5个时间点上的主观应激报告走向见图2。性别×主观应激报告强度的二因素重复测量方差分析结果表明，主观应激报告的主效应显著，F(4，156)=28.38，p＜0.01，

=0.42。进一步多重比较分析发现，TSST准备阶段(10分钟时)的主观应激报告强度显著高于休息阶段(50分钟和60分钟时)，p＜0.001。性别的主效应不显著，F(1，39)=1.96，p=0.17；性别和主观应激报告强度的交互作用不显著，F(3，117)=1.78，p=0.15。

      

       图2 被试的主观应激报告

      

       图3 被试的心率变化图

       3.2 心率的变化分析

       被试在5个时间点上的心率走向见图3。性别×应激反应强度(心率)二因素重复测量方差分析结果表明，心率的主效应显著，F(4，156)=81.20，p＜0.01，

=0.68。进一步分析后发现，TSST准备阶段(10分钟)和面试结束(20分钟)时的心率显著高于休息阶段(0分钟，50分钟和60分钟时)时的心率，p＜0.001。性别的主效应不显著，F(1，39)=0.11，p=0.74；性别和时间的交互作用不显著，F(1，117)=0.53，p=0.64。

       3.3 自尊预测心理性应激反应模型的检验

       将被试在20分钟时候的心率作为心理性应激反应的指标，自尊、内控性、社会认可需求和心率的相关情况见表2。从表2可以看出，自尊得分与内控性、社会认可需求和心率都呈显著的正相关，社会认可需求水平与心率呈正相关。

      

       之后，参照图1设置了自尊分别通过社会认可需求和内控性预测心理性应激反应的饱和模型。通过结构方程模型的统计分析，逐步删除不显著的路径后获得了如图4所示的模型。该模型拟合良好：df=2，

=1.99(p=0.37)，NFI=0.93，CFI=1.00，IFI=1.00，RMSEA=0.00。进一步采用拔靴法(bootstrapping)对社会认可需求在自尊与心理性应激关系中的中介作用进行了检验，经过2000次重复抽样，选取95％的偏差矫正置信区间，结果表明自尊通过社会认可需求预测心率的置信区间(confidence intervals)是0.006～0.132，这说明自尊通过社会认可需求来预测心理性应激反应的中介模型能够获得支持。

      

       图4 社会认可需求中介模型的路径分析图

       4 讨论

       4.1 自尊与心理性应激的关系

       本研究以健康大学生为被试，以被试自尊量表得分和TSST过程中的心率水平为指标，分析自尊与心理性应激反应的关系。结果表明TSST成功地诱发了被试的心理性应激反应。在经历TSST的过程中，被试的主观应激报告在准备阶段显著高于恢复阶段，被试应激反应的客观参数(心率)在20分钟的时间点达到峰值，显著高于其他阶段。其次，在TSST开始时(20分钟)，自尊水平与心率呈正相关，这与之前的研究结果也是一致的，即个体的自尊水平越高，其在应激情境中的反应越强烈(杨娟，侯燕，杨瑜，陈伟海，2013b)。两个研究采用相同的自尊问卷并经历了同样的应激情景，但在不同时间以及不同受试群体中发现了一致的结果，从另一方面也证明了这种相关关系的可信度。

       这个结果与已有采用问卷调查的方法得到的结果相悖，已有研究发现个体的自尊水平越高，其主观报告的应激性生活事件发生的频率和受影响的强度越低(杨娟，齐铭铭，关丽丽，沈伊默，张庆林，2013a)。我们认为这是由于应激反应指标采集方式不同造成的。在问卷调查中，被试的应激反应是主观应激指标，被试主观报告出负性生活事件对自己造成的苦恼程度，例如“考试失败或不理想”。由于高自尊被试的社会认可需要更强烈(这一点已经通过本研究中的相关关系再次得到印证)，因此他们更倾向于做出符合社会期望的回答，从而主观报告出较低的应激水平。采用应激反应的客观参数可以从一定程度上避免这一现象的发生，除非受过特殊训练的人，无法主观控制自己的客观生理指标。因此，通过客观生理参数获得的心理性应激反应指标更为可靠。

       该结果同时与国外的同样采用客观生理参数的研究结果相悖，国外研究结果发现在心理性应激情境中，个体的唾液皮质醇水平与自尊水平呈显著的负相关，即自尊水平越低，应激反应越强烈(Pruessner et al.,2005; Pruessner et al.,1997)。虽然本研究并未采集被试的唾液样本，然而已有的研究结果发现同样在中国被试中，个体的自尊与唾液皮质醇水平呈正相关，自尊水平越高，唾液皮质醇水平越高(杨娟，侯燕，杨瑜，陈伟海，2013b)。就表明相悖的结果并不是由于采集不同的客观指标(国外研究采集唾液皮质醇，本研究采集心率)造成的。

       4.2 自尊预测心理性应激反应的模型

       为了同时考证社会认可需求和内控性的中介作用，本研究采用结构方程模型的方法来考察自尊影响心理性应激反应的机制。结果发现自尊通过社会认可需求来预测心理性应激反应的中介模型能够获得支持，内控性在自尊预测心理性应激反应中不起中介作用。这与已有研究结果一致，结果发现社会认可需求在自尊水平与受应激性生活事件的强度的关系中起着显著的中介作用(杨娟，齐铭铭，关丽丽，沈伊默，张庆林，2013a)。

       虽然一系列研究结果支持自尊通过社会认可需求来预测心理性应激反应。然而社会认可需求并非是自尊预测心理性应激反应的唯一中介变量。值得注意的是，目前支持社会认可需求中介作用的所有研究都是在中国被试中开展的，受中国集体主义文化的影响，中国人在集体性特质上的自我评价要高于其在主体性特质词上的自我评价；而在西方文化则相反，西方人在主体性特质上的自我评价要高于在集体性特质上的自我评价(Brown & Cai,2010)。这表明中国文化下更加强调个体的集体特质，而西方文化下强调个体的个人特质。已有的国外研究成果也一再强调由于高低自尊个体不同程度的内控性造成了其在心理性应激情境中的不同反应(Pruessner,2009)，由此看来，自尊预测心理性应激反应的模型可能需要在不同文化环境中来分别探讨。

       4.3 本研究的理论价值和贡献

       以往研究都从相关关系的角度出发，探讨自尊与心理性应激反应的关系，虽然也在一定程度上对自尊影响应激的机制做出了分析，但都停留在现象学分析层面，例如低自尊个体的内控性水平更低(Pruessner,2009)，过高估计消极反馈带来的负面影响(Brown,1988)，倾向于对应激源做出负性的认知评价(Lee-Flynn,Pomaki,Delongis,Biesanz,& Puterman,2011)，并且缺少应对应激源的能力和资源(Schneiderman,Ironson,& Siegel,2005)；高自尊个体的社会认可需求更高(杨娟，齐铭铭，关丽丽，沈伊默，张庆林，2013a)，在面对威胁时通过自我提升的策略来降低消极反馈所带来的负面影响(Baumeister,1982)等。虽然已有的问卷调查结果支持社会认可需求在自尊与心理性应激反应的关系中起着显著的中介作用(杨娟，齐铭铭，关丽丽，沈伊默，张庆林，2013a)，然而被试的自我主观报告毕竟带有掩饰性的成分。本研究采集被试的客观参数(心率)作为心理性应激反应的指标，并且采用结构方程建模的方法来考察自尊影响心理性应激反应的机制，这对于深入揭示自尊影响心理性应激反应的机制具有重要的理论意义。其次，从文化差异角度提出自尊预测心理性应激反应的机制可能是不同的，中西方文化下个体对待自我的概念存在差异(Brown & Cai,2010)，自尊影响应激的中介作用或许也不同，从文化差异角度进行研究，这将有利于进一步深入探索自尊影响应激反应的机制，丰富自尊与应激的研究成果。最后，社会计量理论指出，自尊水平的高低是个体在成长过程中形成的，如果在成长过程中经常受到来自重要他人和同伴的接纳和认可，就会发展为高自尊，如果受到亲人的忽视，同伴的排斥则会导致低自尊水平(Leary & Downs,1995)。因此本研究的范式可以进一步拓展的儿童青少年的研究，从儿童早期去探讨自尊水平，社会期望，应激反应以及同伴关系等儿童发展中关键的因素之间的关系。或许可以为儿童青少年的自尊教育以及自我价值感的培养提供新的认识。

       4.4 本研究的缺陷和进一步改进方向

       首先，由于在本研究中对同一组被试适用了三个问卷来进行调查，这就容易产生共同方法变异导致的共同方法偏差。本研究并未对共同方法偏差进行控制，主要有两个原因：第一，研究中最重要的因变量数据是被试的心率，这并不是通过问卷调查得到的；第二，虽然自变量和中介变量都是通过问卷调查得到的，并且它们之间也发生了关系，但是由于本研究中每个被试都需要经历TSST场景并且采集了应激反应的客观参数，因此每个被试的实验时间都为1个小时以上，被试数量的不足导致了很难对共同方法偏差进行控制。以后研究在人力和物力充足的情况下，可以尽量多地采集更多的被试数据。其次，本研究仅仅采集了被试的心率作为心理性应激反应的客观指标，虽然心率也是反映心理性应激状态的稳定参数，未来研究在财力充足的情况下，可以同时采集唾液样本数据，以确保研究结果的稳定性和可靠性。最后，本研究只在集体文化(中国)下发现结果支持了社会认可需求在自尊影响心理性应激反应中起到中介作用，内控性不起中介作用，如果能在个人主义环境中发现内控性在自尊影响心理性应激反应中起到中介作用而社会认可需求不起中介作用，则能更好地支持当前的结论。

       感谢夏凌翔、陈有国在数据分析过程中给予的帮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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