与权力做斗争——拒绝美国国际关系研究中的实证主义，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实证主义论文,国际关系论文,美国论文,权力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修回日期：2009-05-27]
[中图分类号]D80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6-9550(2010)02-0133-10
一个实证主义和美式方法论的“幽灵”正在中国国际关系学界徘徊。如果这个幽灵得其所愿，中国的国际关系研究将注定进入一种苍白地模仿美国国际关系研究的状态。而且，如果中国的国际关系学者屈从于压力而以“严格(rigor)”和“科学方法(scientific methods)”为标准进行研究的话，那么中国国际关系学界与除作为极少数派的美国学界(它们对与非美国学界进行对话一事并无特别的兴趣)之外的世界其他国家学者对话的能力将会受到严重制约。笔者从与某些中国学者的闲谈中得知，一些留美归来的中国学者断言实证主义和“美式”形式建模(formal modeling)研究法胜过其他研究法。这对中国国际关系研究的未来而言是极其危险的。本文赞成反思主义研究路径(reflectivist approach)，即拒绝国际关系研究中实证主义的谬伪和所谓“科学”的美式主张，呼吁中国学者不要痴迷于美国学界的资金实力和慷慨大方，要认识到在美国之外，国际关系理论建设还有更多令人感兴趣的发展动向。
一 理论的作用
对理论的作用与地位的反思居于国际关系学的心脏位置。正如罗伯特·考克斯(Robert Cox)所声称的：“如果我们不预设某种基本结构的话，就不能定义全球政治中的某个问题。这种基本结构由重要的实体和实体间重要的关系形式(比如理论建设)所构成。”①但是有人说国际关系学科是“最后一个被元理论遗忘的角落”，②还有人对国际关系学界出现的“看不见理论”和“理论基础的全面缺乏”等现象表示痛惜。③这种缺失在中国学界尤为明显，因为国际关系领域关于元理论的反思仍付诸阙如，由此导致中国学者用一种不发达的路径也就是美式方法论来从事研究。
在理论建设层面，中国学界有所进步。那些不属于现实主义/自由主义传统的研究工作——受法兰克福学派启示的批判理论、新葛兰西主义、英国学派或女性主义——目前基本上处于萌芽状态。既然如此，在研究中绕向或转向与元理论有关的问题就是重要且必须之事，这也是对中国国际关系学未来发展的一大贡献。
二 实证主义与国际关系学
承认实证主义长期以来主宰了国际关系学界是很重要的。④虽然在全球范围内非实证主义研究成果有所增加，但实证主义仍是主流路径，国际关系学仍被“那些资金充裕、对后实证主义批评毫不理会、回避哲学讨论并继续做自己研究的学者”所主宰。⑤这种状况同时也出现在经济学界，经济学被分为“实证经济学”和“规范经济学”。一位学者说：“实证经济学属于客观的、价值中立的探索，是对客观上是什么的一种陈述，而不探讨你或其他人的价值观或主观感受……规范经济学是包含有或暗或明价值判断的经济分析。”⑥主张价值中立的“解释”强有力地表明，研究者要假定一种认识论上的确定性立场，但“问题在于得自于经验观察的事实必定被观察者的特殊性所扭曲”。⑦既然如此，实证主义理论建构的基本假定和弱点何在？它们与国际关系学又有何关联呢？
这种理论建构方式的主要错误可能在于其缺乏反思性。在客观主义认识论范围内，人们无须关注作为所有科学探索基础的、未阐明的预设是什么。⑧这种客观主义的确主张把客体与观察者分离开来，正如一位学者所批评的那样，“科学家通常抱有一种天真的信念：如果他们能发现关于某个问题的足够的事实，那么这些事实就会以某种方式达成一种富有说服力的、正确的答案。(然而)科学家所提出的问题，他们的解决办法及其倾向于接受的答案，都以他们生活和工作于其中的知识、社会和经济环境为前提条件”。⑨
有人假定，问题的提出只与社会探索有关，科学和科学方法论是非问题性(nonproblematic)的，这种假定令人怀疑。一位学者指出，研究方法和检验技术由阐述性范式所引领，因此，自然科学与社会科学的探索逻辑是相同的。⑩然而，知识并不是中性的，而是代表了各种利益，这些利益通过特定的阐述方法和本体假定显现出来。简言之，科学是由学术共同体执行的社会行动，经由社会建构，决不是“客观的”，虽然实证主义科学家总是致力于通过诉诸“客观”、“中立”和“解释”来隐藏原初问题群背后的现实社会利益。在实证主义者的研究框架中有控制和主宰的硬核，这一点非常重要。(11)国际关系学和国际政治经济学领域也是如此，在这两门学科中，那些支持现状结构的学者“通过声称建构性(也就是替代性的)描述是‘有偏见的’、‘不科学的’而且不了解政治经济学的事实来抵制对传统描述的威胁。而且，他们用这种现实不断地、工具主义式地实现和维持支配地位”。(12)
这种做法如何影响学术界呢？有充分的理由相信，他们通过诉诸“事实”，质疑和/或拒绝替代性研究计划，来推广并嵌入一种特定的话语，把他人对“可接受的”研究计划的批判变成一种本身不合法的行动。毫无疑问，“某种常识一旦建立起来，理论就有令人难以置信的威力，因为它们不但勾画出认识的范围，而且还勾画出明智的谈论或建议的范围……定义常识因此是政治权力的终极目标”。(13)因此，我们应当根据特定的历史环境、支撑理论的意识形态和理论所推广、维持和挑战的社会形式来理解理论建构。(14)的确，“理论总是服务于一些人和一些目的。所有的理论都有独特的视角。视角源于时空的定位，特别是社会和政治时空的定位”。(15)并不是说这个时空位置必将导致相对论(relativism)。尤尔根·哈贝马斯(Jürgen Habermas)指出，虽然知识基于历史和限于利益，但它能够从一个关于真理的主体间共识理论中生成：真理的主张通过终将达成共识的理性的讨论得以解决。(16)
哈贝马斯根据交往能力(communicative competence)考察了建构过程和正当性(justification)之间的关系，认为所有的话语都指向一个真正的、通过论证而达成的共识(这种共识很少出现)观念。简言之，交往行动描绘出一个承认普世规范的理性的轮廓。关于共识的分析表明，这一观念涉及规范的维度，这一维度定型于哈贝马斯所说的“一个理想的言说环境”概念，他认为这个概念隐含在交往行动当中，并包含伦理的和规范的承诺。(17)在这种言说环境中会产生一个“理性的共识”，这一共识就是判断的一个明确尺度，用以判断陈述的真伪或者规范正确与否。(18)这就是承认接近于相对论一端的解放维度(emancipatory dimension)。
哈贝马斯的批判理论以解放为研究的起点。这一目标树立在规范的基座之上，这一基座不是任意地存在于社会行动和言语的结构当中，而是其固有之物。我们可以把他的理论作为批评被扭曲的人际交往(其话语会促成和阐明当代的意识形态)的规范标准。这些意识形态只能通过强制来维持其“合法性”，一旦面对理性的话语或理想的言说(ideal speech)，它们就会丧失合法性。这种理性的话语预设陈述可以被理解，是真实的、正确的和真诚的。(19)因此，任何旨在解放的研究计划，其过程都包含对既存的、被扭曲的人际交往体系的超越，以便使更好的论点能够胜出。(20)由此，关于陈述之真伪正误的共识就能在一种被剥除了权力和曲解的环境中达成。(21)这一过程需要进行批判性反思和批评，惟其如此，各种形式的主宰才能被暴露出来。
这种反思回避了相对论。由此，在知识之间做出判断的基础要求成为康德启蒙事业直接的派生物，对那些想要将基础知识与解放目标关联起来的人来说是一种力量之源。(22)它克服了后现代主义的相对论，这种相对论，正如哈贝马斯所指，不能或不愿意说明规范的基础。(23)当然，这不是说哈贝马斯是一个实证主义者。他并不认为使事实与理性相一致需要我们使用“科学的”方法论和寻找“客观的”知识。一个“客观的”方法要求直达真理和漠视主体间性，认为它彻底地不可靠、不“科学”。对哈贝马斯而言，行为者内在的事实不应被忽视和忽略。这就是一条受哈贝马斯主义影响的国际关系研究路径，既克服了相对论，又保留了非实证主义。
实证主义企图把自然科学和数学作为其基础模式。(24)当下的美国国际关系学通过形式模型、数学公式和理性选择路径而自命不凡并走向极端。美国人的主张当然有先例可寻，斯宾诺莎就曾利用几何学来证明其伦理学主张。许多学者呼吁用“科学的解释”来生成一种特定的话语，并声称它是“现实主义的”和“真实的”，而实际上这种说法是被扭曲的人际交往的产物。我们需要一个更反思的理论构建来剥除上述主张，并将这种特定的、隐藏在价值中立的“客观性”表面之后的规范性计划暴露于世。简言之，就是为了理解“由科研共同体在知识生产和证明过程中所扮演的主动的和关键的角色”。(25)
这一点对研究方向具有重要的政治-规范意义，即按照“其发现世界的原样对待世界，把占支配地位的社会关系和权力关系以及将之组织起来的制度视为行为的给定框架”。(26)它以排除替代性方式和研究主体为代价而使人们接受和拒绝“适当”的研究议程。“国际关系学界的绝大多数学者……从不有意识地反思其所作研究的哲学基础或前提。”(27)这种做法对知识的追求以及在区域和全球层次上保留既有的权力关系过程中充当一种有力的工具具有重要影响。换言之，经验主义认识论“反映出对学界内外的霸权的关注”。(28)由此，“占支配地位的哲学共识和理论共识使某些形式的‘理论’探索合法化，又使其他形式的‘理论’探索丧失合法性”。(29)诺姆·乔姆斯基(Noam Chomsky)在讨论美国经济学现状时这样阐述上述观点：“当一位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思考经济体系可能的范围时，他看到的是一幅光谱，一端是彻底的自由放任，另一端是‘生产的极权专制(totalitarian dictatorship of production)’。如果采取这种框架，那么‘今天的政策选择’就是决定我们的经济位于这条光谱的何处……但是，还有其他的维度，同样具有两极。比如，一极是对生产的民主控制，另一极是政府或私人资本实施的专制控制。在此情况下，替代性选择范围的形成将极度限制相关的政策选择。”(30)
一个类似的政策两分法试图为国家的对外政策创造出“现实主义的”选择。在政策辩论中，“现实主义者”断言他们所说的是“常识”，其他人的话是胡说八道，因而可以被放心地忽略掉。那些假定国际关系学对现实政策有用的人(就是绝大多数运用理性主义路径的美国学者)总是把实证主义的“解释”赋予某种特权地位，但这么做缺乏正当性，因为不同的解释是以不同的基本价值作为支撑的，而不是以基于经验主义的、所谓的检验作为支撑。不仅如此，而且声称“相关性”和“现实主义”也是不真诚的，因为“实际上观点的相互竞争问题由武力和情感来解决，根本不考虑‘科学的’学术知识。就是说，这一问题是在实证主义者的知识声称要去除的价值(社会的、政治的和道德的)基础上得以解决和做出选择的”。(31)这一过程维护强者的利益，把“相关性”建立在与主流的利益需要的关系基础上，把体系中不平等降格为最好由问题解决理论(problem-solving theory)来解决的技术性问题。
那些国际关系学界中质疑上述状况的人总是在反问：“有什么别的办法？”换言之，为了(临时)吸收撒切尔主义，有人会创设出一个研究议程，并说除撒切尔主义这套特定的规范之外没有其他选择。这种做法不仅关上了辩论的大门，还通过划分什么是“有价值的”研究和什么是“无价值的”研究(这一点更重要)而限制探索的界限。
三 国际关系学中的界限设定力量
在学界内，有两股力量在设定研究领域。一是美国霸权，它通过定义可被讨论的事务来提供研究议程，并且通过“在国际关系学术研究领域内树立知识霸权的过程，来为需要‘解决’的问题提供方法论和核心概念”。(32)二是经济学霸权，它“提供了适当的认识论并使研究形式和内容合法化”。(33)一项针对英国和美国大学国际政治经济学教学的调查发现，美国大学基本不要求学生阅读非传统问题的文献。因此，美国的文本有一种特定的管理学的味道。不仅传统事务得以强调，而且重点落在美国对国际经济的管理之上。霸权的维持是基于美国大学课程阅读文献的核心内容。(34)
由于美国的出版商和学术界主宰了被称为“一门美国的社会科学”的国际关系学，它们就能够设立各式话语。(35)这不仅对学术实力较弱的国家(比如中国)具有严重的影响，(36)而且还导致一些顶级的学术杂志不对正统派的批判者敞开大门。(37)当美国对社会科学的主宰地位形成后，这一点尤其成问题，因为美国学者与美国权力关联在一起，而且这种霸权地位“具有权威性，它负责找到只发言不倾听的人”。(38)
学术界的上述特征导致批判理论家被边缘化，因为他们的作品与强大的、人数众多的北美学术界的主流话语对不上号。力促某种特定话语的美国学术界成为众相攀比的对象。(39)这种主宰地位也导致傲慢自大，比如，史蒂文·克拉斯纳(Steven Krasner)就认为，“卢森堡人肯定有好的想法……但是谁在乎呢？卢森堡又不是霸权国”。(40)当罗伯特·卡根(Robert Kagan)在反击所谓“对美国霸权矫揉造作的抱怨”时声称：“多数眼睛雪亮的国际观察家都清楚地知道美国拥有世界的主宰地位这一事实。而且美国的仁慈霸权对世界大多数人来说都是件好事，这也是事实”。(41)这种以美国为中心的姿态简直是登峰造极。这种态度显然有利于特定利益者，而且是为了建立服务于特定话语(指美国的权力)的各种界限。毕竟，如果一个人不在那些“眼睛雪亮”者的视线之内，那他的研究又怎么会得到重视呢？如果一个人不是美国人，那他要想得到“眼睛雪亮”者的重视，能做的就只剩下模仿美式方法论和认识论了。
在这些由各层次霸权力量设定的界限之外的研究议程已被退缩到学界话语的边缘地带。用苏珊·斯特兰奇(Susan Strange)的话说，它们成为“孤独者”，与学界名流的“粉丝”们作对。(42)这整个过程非但不是“客观的”和“科学的”，而且必定是意识形态化的和有意维护“符合既定秩序的国家、部门和阶级的特殊利益”。(43)“有名望的知识分子及那些将被严肃知识分子所承认的人将不可抗拒地成为服从于权力的人。”(44)
这种情形致使理论构建被局限于考克斯所谓的“问题解决”范围。这种路径接受主导的社会关系、权力关系和组织，而它们又被安排成为特定的研究框架。任何问题解决研究路径的基本目的是使这些关系和制度顺利而有效地运转，办法是应对那些会对既定秩序的稳定带来威胁的特殊难点。由于制度和关系的一般方式没有引起异议，具体的问题可以被认为与之出现于其中的专门活动领域有关。因此，各类问题解决理论分散在多种多样的行动领域。人们可以实现对似乎具有普遍有效性的规律或规律性的陈述，但这些法则隐含了问题解决理论方法中假定的制度性和关系性界限。(45)
问题解决方法论倾向于使既存的本体论具体化。在国际关系学科内，对国家行为的研究相对于其他研究议程具有优先性。当前，它已成为分析外交政策时的主要本体论，虽然它在用于理解外交政策时很不令人满意。那些假定孤立的实体——比如以国家为行为体——为本体论工具、同时忽略结构主义的解释和行为体(国家)源自其中的社会和历史环境的研究，是抽象的和不令人满意的。除非我们先了解和分析一个国家的历史特征，否则从此类分析的焦点和抽象的层次中派生性特征就会变得太不具有确定性。(46)同样的情况也适用于“外交政策”，如果它作为社会-经济环境的派出物却又忽略了特定的(国家和国际层次上)社会-经济环境，同时又促成所谓“无政府状态是国家造就的”这一观点的话。(47)
四 结论
人们通常称国际关系是实证主义的大本营，因为它在二战后发展成为一门美国的社会科学。在1945年之前，美国外交政策采取孤立主义立场，因而无须研究国际关系，即美国与世界其他国家之间的关系。二战改变了这一切：美国成为新霸主，并在突然之间有了参加政治科学“速成班”的急迫需求。布尔指出，是科学而不是融合了政治哲学、法学和历史学的“古典方法”为美国提供了必不可少的“捷径”。美国政治科学是为了新超级大国管理世界应运而生。这就是为什么现实主义(“权力政治”)而非外交史或国际法的路径成为主导路径。在美国各大学里，绝大多数的系名叫“政治科学”，而欧洲各大学叫“国际关系”。也就是说，国际关系现象只在其与美国决策者和美国学术界具有相关性的情况下才会被研究。
痴迷于操作化技术表明，现代主义者希望人类能有效地调教自然界和人类社会。实证主义者把这一假定奉为圭臬并非偶然，即社会规律实际上与自然规律(自然主义)完全一致，人类实践能被“客观地”或“在不带研究者个人偏见的情况下”加以考察。其结果是，作为实证主义者的政治科学家辩称，国际关系理论应当以经验研究为导向，或者说应当产生能对国际政治的现实世界带来意料之中变化的政策建议(政策科学主义)。因此，他们声称，理论建设绝非仅仅是一个理解当代世界的概念栅格。
一个非历史的、价值中立的理论(比如实证主义)完全不起上述目的。它能够增加技术性知识，却与实践性知识的术语相抵触。那些力促形式模型、实证主义和理性选择等概念进入国际关系学的观点是欺骗性的，而且与美国国际关系学所取得的霸权地位——这一地位的取得与美国学者的理论建设水平无关，而与美国各大学超强的资金能力有关——密切相关。毕竟主要是美国各大学能为中国学者提供奖学金。但如果中国的国际关系学者允许体现美国人意志的认识论取得支配地位的话，那将是一个巨大的错误。这不仅会把中国的国际关系学带入一个知识的荒原，而且还表明中国国际关系学界对美利坚霸权卑躬屈膝。当令人振奋的新理论正从中国诞生之时，当人们正在探索一条中国式的国际关系研究特殊路径之时，任何采纳数量公式和实证主义的伪谬的举措都应当遭到所有严肃的中国国际关系学者的严厉抵制。
注释：
①Robert Cox,"Towards a Post-Hegemonic Conceptualization of World Order:Reflections on the Relevancy of Ibn Khaldun," in James Rosenau and Ernst-Otto Czempiel,eds.,Governance without Government:Order and Change in World Politics,Cambridge: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1992.
②Philip Nel,"Political Relations and the Analog of Language," Theoria,No.81/82,1993,p.56.
③Fred Halliday,"International Relations:Is There a New Agenda?" Millennium:Journal of International Studies,Vol.20,No.1,1991,p.66.
④William Olson and Nicholas Onuf,"The Growth of a Discipline Reviewed," in Steve Smith,ed.,International Relations:British and American Perspectives,Oxford:Blackwell,1985,pp.1-28.
⑤Thomas Biersteker,"Critical Reflections on Post-Positivism in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International Studies Quarterly,Vol.33,No.3,1989,p.265.
⑥G.Walton,Understanding Economics Today,Homewood:Irwin Publishers,1991,pp.16-17.
⑦L.Keita,"Neoclassical Economics and the Last Dogma of Positivism:Is the Normative-Positive Distinction Justified?" Metaphilosophy,Vol.28,No.1-2,1997,p.84.
⑧Mark Neufeld,The Restructuring of International Relations,Cambridge: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1995,p.55.
⑨Theodosius Dobzhansky,Mankind Evolving:The Evolution of the Human Species,New Haven and London:Yale University Press,1962,p.138.
⑩Marvin Stauch,"Natural Science,Social Science,and Democratic Practice:Some Practical Implications of the Distinction between the Natural and the Human Science," Philosophy of the Social Sciences,Vol.22,No.3,1992,p.338.
(11)Mark Neufeld,The Restructuring of International Relations,p.103.
(12)Roger Tooze,"Constructive Criticism:Threats,Imperatives and Opportunities of a Constitutive IPE," in Kurt Burch and Robert Denemark,eds.,Constituting International Political Economy,Boulder:Lynne Rienner,1997,p.209.
(13)Steve Smith,"Positivism and Beyond," in Steve Smith,Ken Booth and Marysia Zalewski,eds.,International Theory:Positivism and Beyond,Cambridge: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1996,p.13.
(14)Yosef Lapid,"The Third Debate:On the Prospects of International Theory in a Post-Positivist Era," International Studies Quarterly,Vol.33,No.3,1989,p.250.
(15)Robert Cox,"Social Forces,States,and World Orders:Beyond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Theory," in Robert Keohane,ed.,Neo-Realism and Its Critics,New York: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1986,p.208.
(16)Jürgen Habermas,Communication and the Evolution of Society,Boston:Beacon Press,1979,pp.1-68.
(17)Jürgen Habermas,"On Systematically Distorted Communication," in Eric Bredo and Walter Feinberg,eds.,Knowledge and Values in Social and Educational Research,Philadelphia:Temple University Press,1970,pp.370-390.
(18)Michael Pusey,Jürgen Habermas,London:Routledge,1987,p.89.
(19)William Outhwaite,Habermas:A Critical Introduction,Cambridge:Polity Press,1994,chapter 3.
(20)Jürgen Habermas,Moral Consciousness and Communicative Action,Cambridge:Polity Press,1990,pp.66,89.
(21)William Outhwaite,Haberrnas:A Critical Introduction,p.40.
(22)Steve Smith,"Positivism and Beyond," p.28.
(23)Jürgen Habermas,The Philosophical Discourse of Modernity,Cambridge:Polity Press,1987,p.276.
(24)Max Horkheimer,Critical Theory,New York:Herder and Herder,1972,p.190.
(25)Mark Neufeld,The Restructuring of International Relations,p.56.
(26)Robert Cox,"Social Forces,States,and World Orders:Beyond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Theory," p.208.
(27)Thomas Biersteker,"Critical Reflections on Post-Positivism in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p.265.
(28)Roger Tooze,"The Emergence of a New International Political Economy:A Realist View," Millennium:Journal of International Studies:Journal of International Studies,Vol.16,No.3,1987,p.524.
(29)Roger Tooze,"Understanding the Global Political Economy:Applying Gramsci," Millennium:Journal of International Studies:Journal of International Studies,Vol.19,No.2,1990,p.273.
(30)Noam Chomsky,Problems of Knowledge and Freedom,London:Barrie and Jenkins,1972,p.53.
(31)Roger Tooze,"International Political Economy and the National Policy-Maker," in Christopher Hill and Pamela Beshoff,eds.,Two Worlds of International Relations:Academics,Practitioners and the Trade in Ideas,London:Routledge,1994,p.59.
(32)Roger Tooze,"International Political Economy and International Relations:From 'Enfant Terrible' to Child Prodigy,or Just a Cuckoo in the Nest?" Millennium:Journal of International Studies,Vol.16,No.2,1987,p.349.
(33)Roger Tooze,"International Political Economy and International Relations:From 'Enfant Terrible' to Child Prodigy,or Just a Cuckoo in the Nes?" p.349.
(34)Robert Denemark and Robert O'Brien,"Contesting the Canon:International Political Economy at UK and US Universities," Review of International Political Economy,Vol.4,No.1,1997,p.229; Kim Richard Nossal,"Tales That Textbooks Tell:Ethnocentricity and Diversity in American Introductions to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paper presented at biennial meeting of the Association for Canadian Studies in Australia and New Zealand,Macqaurie University,North Ryde,New South Wales,Australia,July 9-11,1998.
(35)Stanley Hoffmann,"An American Social Science:International Relations," Daedalus,Vol.106,No.3,1977,pp.41-60.
(36)Teresa Healey and Mark Neufeld,"Critical Reflections on a Discipline:A View from North of the 49th Parallel," in Robert Crawford and Darryl Jarvis,eds.,International Relations:Still an American Social Science? Toward Diversity in International Thought,New York:State University of New York Press,1998.
(37)British International Studies Association,Response of BISA to Research Assessment:Consultation RAE 2/97,http://snipe.ukc.ac.uk/international/bisa.dir/raesponse.html.
(38)Frederick Gareau,"The Political Economy of Social Science:Where the Trail Leads," 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Comparative Sociology,Vol.31,No.1-2,1990,pp.61-62; Frederick Gareau,"A Gramstian Analysis of Social Science Disciplines," International Social Science Journal,Vol.45,No.2,1993; Frederick H.Gareau,"The Increasing Ethnocentrism of American Social Science:An Empirical Study of Social Science Encyclopedias," 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Comparative Sociology,Vol.24,No.3-4,1983,pp.244-258.
(39)Nicholas Onuf,"Hegemony's Hegemony in IPE," in Kurt Burch and Robert Denemark,eds.,Constituting International Political Economy,1997.
(40)Quoted in Richard Higgott,"Toward a Non-hegemonic IPE:An Antipodean Perspective," in Craig Murphy and Roger Tooze,eds.,The New International Political Economy,Boulder:Lynne Rienner,1991,p.99.
(41)Robert Kagan,"The Benevolent Empire,” Foreign Policy,No.111,1998,p.26.
(42)Robert Cox,"'Take Six Eggs':Theory,Finance,and the Real Economy in the Work of Susan Strange," in Robert Cox and Timothy Sinclair,Approaches to World Order,Cambridge: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1996,pp.177-178.
(43)Robert Cox,"Social Forces,States,and World Orders:Beyond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Theory," p.208.
(44)Noam Chomsky,"The Cold War and the University," in Noam Chomsky,et al.,The Cold War and the University:Toward an Intellectual History of the Post-war Years,New York:New Press,1997,p.189.
(45)Robert Cox,"Social Forces,States,and World Orders:Beyond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Theory," p.208.
(46)Vendulka Kubalkova and Albert Cruickshank,Marxism and International Relations,Oxford:Oxford University Press,1989,p.12.
(47)Alexander Wendt,"Anarchy Is What States Make of It:The Social Construction of Power Politics," International Organization,Vol.46,No.2,1992,pp.391-42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