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代俄罗斯：是否有“新社会主义”的前景？，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俄罗斯论文,前景论文,当代论文,主义论文,新社会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有关当代社会主义的讨论常常或是带有理论性，或是带有明显的意识形态性和政治性。当代社会对社会主义思想的要求问题始终得不到深刻的分析。而正是弄清“左翼”思想的社会基础，确定人民大众对它充满生命力的关心程度，有着原则性意义。
当涉及在20世纪加入世界社会主义体系的国家时，这个问题就变得尤其迫切。在分析当代俄罗斯的社会主义前景时这个问题更是极端重要，因为俄罗斯过去曾是世界社会主义的领袖，现在正处在体制转型中。换句话说，只有把理论分析和经验分析相结合，把政治学方法和社会学方法相联系，才能够深刻而全面地认识社会主义在21世纪的机遇和挑战问题。
鉴于上述情况，俄罗斯科学院综合社会研究所（注：1991年在苏共中央社会主义理论和历史研究所基础上成立，原名俄罗斯社会与民族问题独立研究所，2001年改用现名。——译者注）在实行一项持续多年的对大众的利益和情绪（包括俄罗斯社会各种社会群体的思想方针和生活价值的演化）进行社会学跟踪研究的计划时，十分注意对在俄国公民的群众觉悟发生变化的情况下俄罗斯的社会主义前景的分析。（注：参见米·康·戈尔什科夫主编《世纪之交的俄罗斯》2000年莫斯科版；米·康·戈尔什科夫《转型中的俄罗斯社会（社会学分析）》2000年莫斯科版。）
如果就当代俄罗斯实际情况来谈社会主义前景问题，那么应该承认：当代俄罗斯存在的许多离奇现象依然使许多人，特别是国外观察者感到吃惊。一方面，一个在20世纪大部分时间里曾是世界共产主义先锋队的国家变成了大概是整个后共产主义地区中最“右”的国家之一。正是在俄罗斯（特别是在90年代初），市场改革实行得极其激进。正是在俄罗斯，“右翼”力量在苏联解体后的整个时期占据主要地位，与此同时在东欧许多国家，“左”的、社会民主取向的政党却屡次掌权。另一方面，没有一个东欧国家如此怀念社会主义的过去，如此明确地同情社会主义，把它看作社会公正的思想，这又是一个离奇现象。
这一矛盾情境最直接地表现在俄国人的群众觉悟状况，表现在他们意识形态上的自我认同。俄罗斯科学院综合社会研究所近些年所作的全国调查结果在这方面有什么东西值得注意呢？
首先，引人注意的是，社会主义的概念对大多数俄国人仍然具有吸引力，反之，资本主义的概念则遭到排斥（见表1）。
“苏联”、“西方”、“资本主义”和“社会主义”的概念在俄国人心中引起什么样的感觉（用百分比表示%）
表1
概念
2000年2002年
好感
反感 好感
反感
苏联 86.5
13.5
85.2
14.8
西方 46.7
53.3
55.9
44.1
资本主义 33.7
66.3
32.0
68.0
社会主义 59.5
40.5
70.5
29.5
值得注意的是，不顾俄罗斯许多主要大众传媒的反苏基调，俄国人不赞成对苏联时期国家的社会主义发展阶段的成就作极端否定的评价。只有14%的俄国公民同意在自由派知识分子中广泛传播的“俄罗斯的社会主义实验是死路一条”的观点。仅有18%的被调查者同意“在苏联整个70年历史中很少能够找到使俄国人感到自豪的东西”的论断，而3/4的俄国人不同意这种论断。此外，绝大多数公民（70%以上）认为，正是在苏维埃政权时期，国内有社会保障，存在理想、人与人之间的信任，教育和科学技术取得成就，国家在世界上享有威望。
与此同时，远不是社会主义历史上的一切都得到肯定评价。被调查者认为苏联体制的消极方面有：斯大林时代的恐怖气氛、个人没有获得物质上的巨大成就的机会、对教会的迫害、没有公民自由和政治自由。总的来说，俄国人把苏联社会主义体制存在的70年既看作伟大成就的时期，同时也看作人民在20世纪不得不经受的巨大悲剧的时期。并且苏联解体被认为是主要的悲剧事件。很能说明问题的是，俄国人并不赞成把国家的一切不幸都归罪于苏联共产党和它的合法继承人俄罗斯联邦共产党。主要罪责被归于近十年俄国历史上的两个关键人物——米·戈尔巴乔夫和鲍·叶利钦，同时也归于人们自己，这说明俄国公民具有高度的自我批评精神（见表2）。
俄国人关于谁对国家的不幸负有责任的看法
（用百分比表示%）表2
1994年2001年
苏联共产党 21.9 12.6
共产党人（现在的俄共） 12.2
5.2
米·戈尔巴乔夫 29.0
32.1
鲍·叶利钦 18.1
34.0
国际金融集团 5.46.9
民主派
6.07.2
国际反俄阴谋 7.19.4
美国，美帝国主义 3.75.5
犹太人
4.53.6
黑手党
2.0
25.5
自上而下任命的官僚(номенклатура)26.1
15.8
投机分子 8.34.9
民族主义分子 5.32.4
我们自己23.9
29.9
无人 0.51.8
难以回答 8.6
15.0
表2表明，如果说在1994年，有22%的俄国人认为苏联共产党70年的统治使国家陷入严重的经济和政治危机，那么在2001年，依然持这种看法的公民数量则减少了差不多一半。又如另一个例子。1994年有12%的被调查者提及俄共的破坏性活动，而2001年只有5%的人提及。可见，“苏联范式”继续活在相当大一部分居民的意识中，并且看来还会长期存在下去，它将不仅作为对过去生活的回忆，而且作为用以评价当代社会现实的独特标尺。
然而，众所周知，在苏联解体和社会主义体系崩溃时，当时的苏联公民，包括俄国人在内，大多数没有予以明显抵制。这是怎么回事？
首先，这与80年代末90年代初社会主义思想失去了在社会上的垄断地位有关。社会主义思想不得不公开地与其他意识形态学说竞争，主要是与另一种（这一次是西方的）社会经验竞争，而后者在人们由于数十年的经济和政治停滞搞得疲惫不堪的情况下显得十分有吸引力。结果在俄国人的社会意识中形成了一种由各种意识形态体系片段混合而成的世界观结构（后来表明它是相当稳定的）。一方面，是来自苏联社会主义体系的东西（社会正义、国家庇护等等），另一方面是从西方生活方式中吸取过来的一些标准和原则（高生活标准、出境自由、言论自由、直接选举政权机关等等）。调查显示，俄国人丝毫不反对市场经济、民主、企业经营活动等等。不但如此，俄罗斯科学院综合社会研究所的调查表明，超过半数的俄国公民(59%)尽管否定地评价鲍·叶利钦10年改革时期的结果，却继续认为俄罗斯的改革是必要的。
至于这些改革的消极方面，它们首先与居民生活水平的急剧下降有关。同时，如大众调查表明的，只有15%的公民把对社会主义思想的“背弃”视作社会近十年来的主要损失。换言之，根据许多俄国人的意见，改革的所有主要消极后果，无论居民生活水平下降、社会道德滑坡，还是先进的工业部门的崩溃，甚至社会急剧划分为富人和穷人，其原因都与社会主义体系的消灭没有直接关系。
这一情况至少可以作两种解释。第一，承认俄罗斯社会中的许多问题和不幸远在苏联共产党被解除权力之前就开始了，并且在80年代末达到顶峰。第二，证明俄国人根本不赞成把社会现实“意识形态化”，他们不认为“背弃”或者接近某种思想能够严重影响国家的政治和经济生活。例如，21%的被调查者认为社会主义比资本主义更适合于俄罗斯。但当谈到国家的未来，尤其是什么样的思想能够把俄国人团结起来为一个共同目标奋斗时，认为向社会主义价值回归的思想能够成为这种思想的公民更少——11%（比较起来，认为恢复俄国的大国地位的思想能够成为这种思想的人则要多3倍——占被调查者的42%）。
从上面列举的调查资料可以作出结论，社会主义在当代俄罗斯社会已经不被视为普遍适用的方案，而多半是被理解为更加复杂的和多方面的长远发展目标的部分。这可能与下面的看法有关，即大多数俄国人以及俄罗斯重要的马克思主义者之一A.季诺维也夫认为，作为社会实践的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是一种独特的现象，它只有在“大规模”的条件下和在特殊的文明形式中如在苏联才能实现，那时它才能够平等地与其西方的、资本主义的对手竞争。现在只有中国实际上能够进行这种竞争。这不只是由于经济原因。执政的中国共产党成功地把社会主义思想和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同中国人民的性格、心理、习惯、文化和传统有机地统一起来，当初苏联共产党没能做到这一点。苏共领导人当时把“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看作“修正主义”的表现，但是，显而易见，正是这一特色使得中国共产党保持住国家的统一和国家发展的社会主义方向。
至于当代俄罗斯，许多人认为，社会主义体制在国家当今条件下的复苏简直是空想。第一，因为当代俄罗斯社会被持续不断的改变搞得实在疲惫不堪，所以它将百般抗拒改变，无论这些改变在什么样的意识形态口号下进行。第二，因为现在许多俄国人正在实现着和社会主义思想相去甚远的生活方针。不仅社会学研究结果，而且日常实际均表明，许多俄国人在世界观方面是“反资本主义者”，而在日常生活中却完全是资产阶级化的。这表现为各种各样的形式。例如，许多人首先把物质上的富足看作生活的首要意义；又如，不是把社会利益、而是把个人的私利即自己的、自己家庭的利益看作主要的。
无论这多么反常，今日的许多俄国人非常看重和珍视现有的按照他们的意愿建设自己的生活的机会。一些俄罗斯分析家正是把生活方针的自由选择、把“今日俄罗斯所具有的‘生活风格’的多样性”（注：Б.卡普斯京《作为后现代的后共产主义：俄罗斯的方案》，载于俄《政治研究》杂志2001年第5期第15页。）看作俄罗斯最近十年没有发生严重社会动荡的主要原因。可以得出另一个近似于此的结论，即在过去的年代“叶利钦政权要求人们自己解决自己的问题而别指靠国家，用授给大众的无政府状态权换得他们对制度的忠诚，从而实现了‘消极动员’”（注：В．费多托娃《俄罗斯的犯罪化》，载于俄《自由思想——21世纪》杂志2000年第2期第38-39页。）。
2002年春天，在意大利由于批准新劳动法，全国成千上万的人响应工会的号召走上了街头，类似情景在当代俄罗斯简直是不可想像的。这不仅是因为工会软弱，而且因为社会自身缺乏对自我组织、统一行动的要求。
无疑，在作这样的结论时不能抽象化，不能不看到俄罗斯近十年生活在对共产主义和社会主义思想全面诋毁的环境里，这不能不影响到非常多的人，特别是年青一代对世界的认识，这是一方面。另一方面，也应该承认，在整个这一时期实际上终究没有为俄国人提出明白易懂的“左”的选择。既没有独到的新俄罗斯社会主义的理论学说，也没有印象深刻、令人难忘的讨论。即使进行过这样的讨论，也基本上是在印数不多、几乎赔本的出版物中，因此没能成为社会注意的焦点。在政治空间中，俄共这些年一直占据着主要地位，但关于它是否属于社会主义左翼的问题至今依然至少是有争论的。
许多专家认为，更准确地说，俄共是“传统主义”政党，它在保持绝对“左”的思想的同时，不仅吸收了苏联的，而且吸收了苏联之前的“传统主义”残余，这种传统主义具有极端保守的“整体”（国家）支配“局部”（个体）的观念。由此已经可以看出俄共同欧洲“左翼”传统的本质区别，后者的主要成分是各种各样局部性的，首先是为了保护群体利益的社会自我组织形式（地方自治、生产民主、分设各地的工会网等等）的思想和经验。
正因如此，俄共的“做群众工作”、组织“向克里姆林宫的进军”、“发动人民同现行制度斗争”等一切尝试，通常只具有虚张声势的性质，没有促进社会政治积极性的提高。
可是，不止一次创建同共产主义传统没有直接关系、以社会主义和社会民主主义价值为取向的新的“左翼”政党和运动的尝试也没有成功。大多数尝试由于这些联合的纯粹官僚和权贵的性质从一开始就注定遭到失败。
在注意到“左翼”政党的复杂性和矛盾的同时，必须看到非左翼政党和运动现在正经受着严重的危机。比如，自由党人在俄罗斯社会中得到的支持比俄共还少。这与已经进行了好几年的俄罗斯的“非意识形态化”和“非政治化”的总进程有关。
整个说来，今日的俄罗斯社会大体分成两个相等的可比部分：具有明确的意识形态和政治倾向的群体和阶层以及意识形态上和政治上中立的群体和阶层。从表3可以看出，第一，有在意识形态和政党两个环节上实际完全吻合者。第二，也有一大部分俄国人拒绝承认自己属于意识形态上和政治上的某一派别（见表3）。
俄国人在意识形态上和政党选举上的偏向的对比关系
（用百分比表示%） 表3
%
意识形态派别的拥护者 政党联合的拥护者
%
13.2 自由主义者，市场经济、民主
自由主义力量联合（右 11.2
和亲近西方的拥护者
翼力量联盟、“亚博
卢”
16.2 共产主义和社会主义思想的拥
左翼力量联合（俄共、
15.4
护者 农业党、其他共产主义
派别的政党和运动）
23.6 国家强力政权的拥护者，中派
政治中派（“祖国”、
23.4
分子 “团结党”、“俄罗斯
地区”）
5.4 独立的俄罗斯发展道路的拥护 其他联合4.6
者
41.7 不是任何思想派别的拥护者
不打算为任何一个政党 45.3
联合投赞成票或者全投
反对票
许多俄国人在现今的政党当中没有看到他们的利益的真正的表达者，但这绝不意味着俄罗斯社会具有全面反政党倾向。只不过是许多人不愿理睬由精神上衰老的领袖领导的精神上衰老的政党罢了。这本身已经为形成新的，首先是左翼的、社会主义取向的政治主体开辟了前景。
而且，对社会公正思想的高度支持和这种思想应该体现在当代俄罗斯的政治生活中的要求引起了人们的注意。当代俄罗斯所有主要政党的拥护者，甚至包括来自右翼力量联盟和“亚博卢”的自由党人，都意识到党必须实现社会公正。这样一来，在俄罗斯建立一个反官僚主义政党的思想正在得到很多拥护者。
显然，这里指的是还需要在实践中加以实现的假定的可能。然而，民意调查材料清晰地表明，人们企盼着有一个能将俄罗斯社会中这两个相互联系的需求综合起来的主体。
应该指出，完全没有必要为此成立新的政党。原则上，叶利钦之后的新一代精英代表和首先以国家总统为代表的政权自身能够实现这一需求。考虑到普京总统对社会舆论特别敏感，因此不能排除在下一轮总统选举中普京将会在“左的旗帜下”参选。总之，右翼自由主义意识形态的潜力在俄罗斯实际上已经耗尽，寡头官僚资本主义的潜力也已耗尽。它没有吸收资本主义和社会主义的好处，而只集中了它们的坏处。确切地说就是：“官僚集团的无上权力、企业缺乏具体的主人、没有健康竞争和自由市场，这些是取自社会主义的坏处；取自资本主义的坏处是不择手段地进行对金钱的不可遏止的追逐、对人和资源的残酷剥削、对文化和社会道德准则的破坏。”（注：В．别洛采尔科夫斯基《俄罗斯与资本主义》，载于俄《自由思想》杂志1999年第1期第6页。）
如今，弗·普京以及整个国家都面临着选择，或者继续实施“自由主义的方案”，这种方案不仅使俄罗斯，而且使许多国家，比如拉丁美洲国家（阿根廷、巴西、乌拉圭等）陷入经济和社会危机，或者尝试把国家“非私有化”，步入没有急剧的突变和动荡的平稳发展的轨道，就像近十年来的中国那样。
显然，中国的经验不能完全照搬过来。最近十年来俄罗斯改变的东西太多了，所以不可能这样做。这方面重要的是对改革、对确定国家在改革中的地位和作用的态度本身。确切地说，俄罗斯对一系列欧洲发达国家中的所谓“社会福利国家”的建设经验也不是不感兴趣，在这些国家里，国家对保障社会公正负有社会责任和义务，而这在后共产主义的俄罗斯近乎没有。在社会福利国家如德国和斯堪的纳维亚国家，社会政策适用于所有居民阶层，而不只是针对穷人。在这一政策范围内获得援助是合法的权利，而不是行善。此外，如俄罗斯科学院综合社会研究所的调查表明的，俄国人对国家没有过高要求，他们绝不是把社会公正思想理解成平均主义。大多数公民希望在俄罗斯能有对所有人平等的起跑条件，使所有人能按照自己的劳动贡献、教育程度、技术等级，而不是按照别的什么不为社会所理解的标准和原则来就业和得到自己的劳动报酬。
社会福利国家另一个同样重要的社会注意焦点是，依法保护劳动者不受雇主的欺压，不受本国官僚集团的侵害。在今日俄罗斯，社会和官僚政治之间的矛盾甚至比劳动和资本的矛盾显得还要尖锐。这大概是因为在俄罗斯资本和官僚政治非常紧密地纠缠在一起，而世界上再没有一个国家是这样的。
至于“新社会主义”的社会基础，那么中产阶级，首先是脑力劳动者，即工业企业的技术人员和管理人员、科研人员、医务工作者、教育工作者、职员，能够成为这一基础。他们“集劳动者和特殊资本（文化资本）的所有者于一身。所以在生活中自觉或不自觉地倾向于信奉这种兼备原则的意识形态，即社会民主主义的意识形态”。（注：В．梅茹耶夫《作为政策和意识形态的社会民主制》，载于俄《自由思想》杂志2001年第2期第50页。）根据一些学者的评价，在西方和某种程度上在俄罗斯，在二战后的发展进程中，工人阶级中很大一部分人按其物质状况和社会地位的水平来说也转变成了中产阶级。（注：参见Р．扎拉索夫《混乱之外的选择：“全球资本主义”和社会主义思想》，载于俄《自由思想》杂志1999年第6期第79-80页。）根据俄罗斯科学院综合社会研究所的调查资料，俄罗斯中产阶级已经达到全国人口的近1/3。但是中产阶级目前不仅在社会方面，而且在意识形态和政治方面的聚合力都还很弱。
总之，在后叶利钦时代的俄罗斯存在着发展社会主义思想和形成以这些思想为基础的新的政治主体的可能。但同时存在着许多障碍因素。社会主义前景未来将取决于：第一，在俄罗斯能否出现人数足够多的群体和阶层，它们不仅要有能力作出合理的政治选择，而且自身准备加入捍卫社会主义理想的进程。第二，取决于智力精英，取决于这些精英为未来的俄罗斯制定以社会主义思想和原则为基础的新的“议事日程”的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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