农村居民点整治中利益相关者博弈分析

李佩恩¹，陈怡君¹，刘小波¹，匡垚瑶²

(1.内江师范学院，四川 内江 641199；2.重庆两江新区置业发展有限公司，重庆 401147)

摘要： 在界定利益相关者的基础上，阐述了农村居民点整治过程中各利益主体的行为偏好，运用博弈矩形，分析利益主体在整治中的博弈行为，探寻了影响各利益主体博弈的相关因素。研究结果表明：完善中央政府对地方政府的经济考核指标，加大对地方政府的惩罚力度，能够有效抑制地方政府的违法整治行为；提高农民的整治补偿收益，建立健全公众参与机制，能增加农民对整治工作的支持力度。

关键词： 农村居民点整治；利益相关者；行为偏好；博弈矩形；博弈分析

1 引言

随着中国城镇化进程的加快，大量人口涌入城市，城市规模不断扩大，加剧了城市对土地的需求，城市得不到足够的用地指标，土地在一定程度上成为了制约城市发展的瓶颈。与此同时，农村“一户多宅”、“旧房未倒新房又立”、超法定面积占用宅基地等现象普遍，宅基地闲置、粗放利用等情况严重。城市发展对土地的迫切需求与农村居民点不合理利用造成的土地资源浪费形成了鲜明对比^[1～3]。农村居民点整治成为协调城乡人地关系的重要工具。然而，由于农村居民点整治是一项庞杂的系统工程，涉及多方利益主体，各利益主体的目标倾向不一致，利益目标差距扩大，导致整治中利益冲突显性化，矛盾频发。因此，把握各主体间的利益平衡点，合理处理不同主体间的利益关系，是有效推进农村居民点整治工作进行的关键。

近年来，农村居民点整治的潜力^[4，5]、整治模式^[6，7]、整治评价^[8，9]等人地关系方面受到了广大学者关注，但仅有少部分学者对农户居民点整治中人与人的关系进行研究。如王兵^[10]运用博弈矩阵对中央政府、地方政府和整治区农户之间的关系研究发现，地方政府的行为倾向是决定农村居民但综合整治效果的关键因素，中央政府应降低监督成本，建立科学合理的农村居民点综合整治补偿标准和整治收益分配机制。关江华、黄朝禧^[11]通过建立在自发流转模式下和政府主导模式下的博弈矩阵，发现在自发流转模式下，村集体与农户的均衡策略为(不干预、流转)；在政府主导模式下，政府与农户的纳什均衡为(合理，接受)。农村居民点整治，归根到底是利益博弈的问题，是各利益主体之间的利益再分配^[12]。因此，本文在界定利益相关者基础上，运用博弈论构建博弈模型，分析农村居民点整治中各利益主体的博弈关系，探讨相关影响因素，以期为整治工作的顺利开展提供理论依据和科学建议。

2 利益相关者界定及其行为偏好

2.1 利益相关者界定

1984年，Freeman在《战略管理：利益相关者管理的分析方法》一书中，将利益相关者定义为能够影响一个组织目标的实现或者受到一个组织实现其目标过程影响的所有个体和群体^[13]。农村居民点整治中的利益相关者即指个人或群体对参与整治拥有特定的利益诉求，并且此利益诉求能在一定程度上对整治目标产生影响。因此，本文研究中的利益相关者具体指中央政府、地方政府及农民。

“这真离奇。一个偷香窃玉的男人，找到真爱却又遭到抛弃而最终厌倦了女人。这个情场的浪子回头又太迟了。他遇到了一个女浪子。我想现实生活中不会有这样的男人。”

2.2 利益相关者的行为偏好

农村居民点整治是以中央政府为主导，地方政府为主体，整治区农民参与的公共决策行为。由于整治中各利益主体追求的目标不同，加之环境、文化水平等方面的影响，因而其存在不同的整治行为偏好。

中央政府是农村居民点整治中的政策制定者和监督者，作为国家的领导机构，它所追求的不仅是经济效益，还包括社会效益、政治效益、生态效益等，其利益目标包含统筹城乡发展，缓解耕地保护压力，促进农村土地节约集约利用，建设美丽乡村，提高农民生活水平，增加农民的土地财产性收入等多方面。

地方政府在农村居民点整治中具有双重身份，一方面，是贯彻相关的政策，在城市化建设中保护农民的利益^[14]；另一方面，是增加地方财政收入，满足政绩需要，争取更多的建设用地，招商引资，发展当地经济。由于目前国家严格保护耕地的政策，农用地转为城市建设用地较为困难，成本高、风险大，而通过农村居民点整治换取建设用地费用低，风险小，且有巨大的获利空间。因此，地方政府在农村居民点整治过程中可能会出现不顾农民意愿，不切当地实际的整治现象。

“先吃一点吧”，黑背心从床下拉出一个包，“等完事了，你想怎么潇洒就怎么潇洒去！”他给我扔来两包锅巴，又甩来一瓶纯净水。

农民是与农村居民点整治最直接相关的，他们的利益偏好就是从整治中获取补偿，改善生活条件，提高生活质量。然而，由于农民长期以来在公共事务决策中都处于弱势、被动地位，受生活环境、接受教育年限和村委宣传力度等因素影响，农民对农村居民点整治的认知较为模糊，加上故土情节、难以改变现有生产方式和担心整治后生存成本升高等考虑，往往不愿意进行整治。

3 博弈模型

博弈函数：

开展农村居民点整治实际上就是通过利益相关者的博弈，在尽力满足各参与主体的经济利益条件下，实现最大或最优的社会效益、经济效益和环境效益的纳什均衡。

表 1博弈模型

4 不同利益主体行为博弈分析

4.1 中央政府与地方政府

中央政府和地方政府对于农村居民点整治的关注侧重点不同。中央政府认为要严格把控指标关，而作为具有“经济人”思维的地方政府，受区域经济发展目标的内在驱动以及地方财政增收的外在需要，会想方设法利用土地生财，以满足财政支出以及各项建设的需要，而违法整治有可能获得高额的收益^[16]。尽管中央处于强势地位，但具体关于农村居民点的整治工作还要委托地方政府执行，为了防止地方政府在执行政策的过程出现投机行为，中央政府会对地方政府的行为进行监督。因此，中央政府与地方政府可构建如下博弈模型。

参与主体：中央政府，地方政府；

博弈策略：中央政府为(监督，不监督)，地方政府为(遵守，不遵守)。

博弈模型是运用博弈论来研究主体之间发生直接或间接作用时，所采用的各种决策，以及行为主体所采用这些决策的均衡性问题。参与人、战略集、支付函数(可用效用表示)是构建博弈模型的核心要素^[15](表1)。 参与人是指选择行动以最大化自己效用的决策主体，即参与1和参与人2。 战略集是选择行动的规则，即参与1=(策略1、策略2)，参与人2=(策略3，策略4)。 支付函数是参与人从博弈中获得的效用水平，即效用1-效用8。

本组收治的30例产后出血产妇经临床护理干预后,均得到有效控制,伤口愈合满意,子宫复旧好,并康复出院,且无并发症。

(1)中央政府监督，地方遵守。假设中央政府的收益为GA，监督成本为GB，则总收益为GA-GB。地方政府的收益为RC，地方政府遵守成本为RD，其总收益RC-RD。

假设农民支持概率为P₁，反对概率为1-P₁；

1月后A组完全缓解率88.1%（37例），部分缓解率7.1%（3例），失败率4.8%（2例）。B组中完全缓解率97.1%（33例），部分缓解率2.8%（1例），失败率5.5%（2例）。比较长期疗效后发现，A组完全缓解率明显低于B组（P=0.0389），A、B两组完全缓解率及有效率比较，差异均有统计学意义（P＜0.0001）。

(3)中央政府不监督，地方遵守。中央政府收益为GA，监督成本为0，总收益GA。地方政府收益为RC，遵守成本为RD。总收益RC-RD

(4)中央政府不监督，地方违反。在中央政府不监督，地方政府不遵守的条件下，地方政府会存在一定的隐形收益，假设为RX。而中央政府的不监督行为会使其信誉下降，其损失为GY，此时监督成本为0。中央政府总收益GA-GY。地方政府总收益为RC+RX(表2)。

表 2中央政府与地方政府博弈矩阵

假设地方遵循中央决策的概率为P₁，不遵守概率为(1-P₁)：

2010～2015年，山东省基层医疗机构的数量显著增加，尤其是社区卫生服务中心增加较快。其中，公立医院，政府办医院以及非营利医院的床位占比大，社会以及个人办医显然不足，“倒金字塔型”的资源配置方式仍未解决。目前国家层面正将社会力量办医的权重加大，保基本医疗服务的前提下，在基层如何充分发挥社会力量提供多层次、多样化的医疗服务，成为医改在供给侧结构型改革中的关键[1]。

齐人伐燕，胜之。宣王问曰：“或谓寡人勿取，或谓寡人取之。……取之，何如？”孟子对曰：“取之而燕民悦，则取之。古之人有行之者，武王是也。取之而燕民不悦，则勿取，古之人有行之者，文王是也。以万乘之国伐万乘之国，箪食壶浆，以迎王师，岂有他哉？避水火也。如水益深，如火益热，亦运而已矣。”[4](P222)

（2）草海湿地沉积物重金属元素除Cu、As平均含量未超过贵州省土壤元素背景值，其他5种重金属均超出贵州省土壤背景值含量，尤其是Cd，高达背景值21倍，可见草海存在严重的Cd污染。根据潜在生态危害指数的综合分析可知：Cr、As、Pb和Zn污染较严重，其中Cd和Hg污染最严重，已达到极强的潜在生态危害程度。

中央政府如果采取监督措施，可获得的期望收益为E=P₁(GA-GB)+(1-P₁)(GA+RZ-GB)；

中央政府采取不监督，可获得的期望收益为E=P₁GA+(1-P₁)(GA-GY)；

得到1-P₁=B/(Z+Y)。

(2)地方政府鼓励，农民反对。地方鼓励带来的收益为RA，支付的补偿为RB₁，其他成本为RB₂，失去农民支持的收益为RY，总收益为RA-RB₁-RB₂-RY。农民获得的收益为0，且需支付一定成本FD，收益为0-FD。

地方政府如果不遵守，可获得期望收益为E=P₂(RC-RZ+RX)+(1-P₂)(RC+RX)。

以上建立的博弈模型是一个纯策略的纳什均衡模型。当地方政府不遵守规则时，中央政府的最优策略为监督；当地方政府遵守规则是，中央政府自然会选择不监督。而当中央政府选择监督时，地方政府会选择遵守；当中央政府不监督时，地方政府的最优策略则为不遵守。如此一来，两个利益主体就会陷入无限的循环。然而，在现实生活中，这种状态几乎是不存在的，在中央政府进行监督时，地方政府也有可能选择不遵守。这时就需要用到混合策略。

中央政府无论采取何种策略，期望收益相同的均衡条件为：

P₁(GA-GB)+(1-P₁)(GA+RZ-GB)=

P₁(GA)+(1-P₁)(GA-GY)；

假设中央政府进行监督的概率为P₂，不监督的概率为(1-P₂):

地方政府无论采取何种策略，期望收益相同的均衡条件为：

P₂(RC-RD)+(1-P₂)(RC-RD)=P₂(RC-RZ+RX)+(1-P₂)(RC+RX)；

得到P₂=(X+D)/Z。

通过以上分析可以看出，当中央政府加强监督成本时，地方不遵守的概率会增大，反之，地方不遵守的概率则会减小。当惩罚力度加大时，地方政府不遵守的概率会降低，中央政府也会降低监督的概率。当地方能够获得更大的隐形收益时，中央政府会加大监督力度。

4.2 地方政府与农民

农村居民点整治是与农民息息相关的一项重要工程，直接关系到农民的切身利益。农民为了自身利益的最大化，会根据自己及家庭的情况作出支持或反对的策略选择。地方政府出于完成中央下达指标和统一区域内的规划，对农村居民点整治会作出鼓励和限制的选择策略。因此，两者间的博弈为：

检索Pubmed、Cochrane和EMBASE数据库中的临床研究，检索时间为1999年1月1日—2018年9月30日。检索词：“functional abdominal pain” 、“FAP” 、“functional abdominal pain disorders”、“FAPD”、“random”、“RCT”、“child”等。检索式以PubMed为例，见表1。

参与人：地方政府、整理区农民；

博弈策略：地方政府(鼓励，限制)，农民(支持，反对)。

博弈函数：

(1)地方政府鼓励，农民支持。地方鼓励带来的收益为RA，支付的补偿为RB₁，其他成本为RB₂，如乡村文明损失等，则总收益为RA-RB₁-RB₂。农民支持整治获得的收益补偿为RB₁，其余收益为FC， 增加的生产、生活成本为FD，总收益为RB₁+FC-FD。

地方政府如果遵守，可获得期望收益为E=P₂(RC-RD)+(1-P₂)(RC-RD)；

⑤为确保在任何水位组合下水流平稳、水闸稳定、水跃均发生在消力池内，要求分级启闭闸门，相邻闸门开启高差不得超过0.5 m,逐级循环启闭至计算高度e。一个操作循环结束，要留有合理的时间间隔，待水流平缓后，再进行下一个循环操作。

(3)地方政府限制，农民支持。地方政府限制不仅收益为0，且会付出一定的成本RB₂,将会失去民心Y，损失信誉为RY，总收益0-RY-RB₂。农民会有收益FC，付出成本FD，总收益FC-FD。

通过分级才能按级包装、定价、收购和销售。分级不仅可以贯彻优质优价的政策，而且可以推动果树栽培管理技术的发展和提高。通过分级、剔除病虫果和机械损伤果，既可使产品按大小分级便于包装标准化，又可减少在贮运中的损失，减轻一些危险病虫害的传播，并将这些残次产品及时销售或加工处理，以降低成本和减少浪费。总之，苹果的分级是苹果商品化生产中的一个重要环节，应引起高度的重视。

在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过程中对非物质文化遗产实施产业化开发，从而形成产业化经营是一种尤为重要的保护方式，把能够进入市场的非物质文化遗产进行产业化开发，顺应当前市场经济，充分挖掘其经济价值，将文化与经济相结合，会更好地推动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傈僳族传统纺织技艺具有一定经济价值，火草布纺织耗时长，织一件活草衣需要大量时间，制作工序复杂，且需人工完成，机械不能代替。同时傈僳族活草布具有很高的艺术特征，能够与现代女装设计相结合，使其既具有超前的时尚感又蕴含丰富的民族文化特色。

(4)地方政府限制，农民反对。两者的成本和收益均为0(表3)。

表 3地方政府与农民博弈矩阵

(2)中央政府监督，地方不遵守。地方政府不遵守相应的规则，被中央政府发现，将会受到惩罚，假设惩罚为RZ，该惩罚将成为中央政府收益的一部分。因此中央政府总收益为GA+RZ-GB，地方政府收益为RC-RZ。

地方政府鼓励达到的期望收益为E=P₁(RA-RB₁-RB₂)+(1-P₁)(RA-RB₂-RY)。

（1）整个电子铅封系统从加封到开封形成一个大闭环，处在监控中心的监控之下。安全、可靠，一旦加封，任何换铅封的可能性都不存在。

地方政府限制达到的期望收益为E=P₁(0-RB₂-RY)；

假设地方政府鼓励概率为P₂，反对概率为1-P₂；

农民支持达到的期望收益为E=P₂(RB1+FC-FD)+(1-P₂)(FC-FD)。

农民反对达到的的期望收益为E=P₂(0-FD)。

由表3可知，如果政府选择限制农村居民点整治，农民不会主动选择反对，并且在实际的农村居民点整治中，农民往往是处于被动决策的地位。因此，不论地方政府采取何种策略，其期望收益相同的均衡条件为P₁(RA-RB₁-RB₂)+(1-P₁)(RA-RB₂-RY)=P₁(0-RB₂-RY)，得到P₁=(Y+B₁+B₂-A)/2Y+B₂，由于Y和B₂都是难以量化的指标，因此农民选择支持与否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地方政府给予的补偿B₁，补偿费越高，农民支持的概率就越大。

王晓晶在“2018年化肥市场形势分析与后市展望”的报告中指出，目前我国化肥行业景气度进一步提升，产能产量进一步缩减，供过于求转变为供需基本平衡，特别是化肥价格为3-4年来的最高水平。但是当前农业需求减少、农民用肥积极性减弱，将会导致经营风险加大、社会库存也处于历史低位。

而不管农民采取何种策略，其收益相同的均衡条件为P₂(RB₁+FC-FD)+(1-P₂)(FC-FD)=P₂(0-FD)，得到P₂=(D-C)/(B₁+D)。从中可看出，政府鼓励整治与否的态度，也与补偿标准B1有关，B₁越大，政府鼓励的概率就越小。所以，补偿标准的高低往往是地方政府和农民博弈的重点。

5 结语

在中国建设新农村的转型时期，纯战略纳什均衡显然是不存在的。

(1)地方政府违法进行农村居民点整治的概率与中央中央政府的监督成本呈正相关，与中央的惩罚力度呈负相关，因此，中央应适当减少监督成本，同时加大惩罚力度，使地方政府充分认识到投机的带来的损失，有效减少地方政府违反的概率。

(2)中央政府进行监督的概率与地方政府的投机收益呈正相关，与惩罚力度呈负相关。中央政府应扭转并完善对地方的经济考核指标，从源头上遏制地方政府违规的诱因。

(3)农民反对农村居民点整治的概率与补偿标准负相关关系。在现实生活中，农村居民点整治会在一定程度上改变农民的生产生活方式，提高他们的生存成本，农民往往会因为对补偿收益不满足，对“失地”无后续保障而反对整治。

为了协调农村居民点整治过程中各行为主体的利益，保障整治工作的顺利进行，提出以下建议。

(1)加大对地方政府违法整治的惩罚力度。建立责任连带制，地方政府违法整治，一经查处，必须严肃处理，斩断相关利益链，让违法者付出高额成本和代价。同时，运用高科技手段，如“3S ”技术，进行动态监察，力争将违法行为扼杀在摇篮中。

(2)建立公众参与机制。农村居民点整治作为一项公共政策，基于农民参与公共事务的弱势性，应当对弱势群体提出的合理利益要求最大限度的满足。在农村居民点整治过程中，要充分保障农民的知情权。由于农民消息来源的渠道少，村集体尤其要做好相关政策的宣传工作，力争让每个参与者都能了解相关信息。同时，要确保农民有正常有效的利益诉求渠道，充分表达自己的想法。

(3)增加农民的整治收益。合理提高补偿的标准，科学确定整治补偿费的计算方法，让参与整治的农民真正享受到土地增值收益的分配。并且要加强对整治补偿费的管理，防止少数干部截留、私用、挪用整治补偿费，损害农民的合法利益。

(4)完善农村社会保障制度。进一步完善农村低保、农村医疗保险和农村养老保险制度，使农民“生有所靠、病有所依、老有所养”，转变农民靠“土地”养老的观念，保证参与整治农民的基本生存权利，激发农民参与整治的热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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Game Analysis of Different Stakeholders in Rural Residential Land Consolidation

Li Peien¹, Chen Yijun², Liu Xiaobo¹, Kuang Yaoyao²

(1.Neijiang Normal University ,Neijiang ,Sichuan , 641199, China ; 2.Chongqing Liangjiang New District Real Estate Development Co .,Ltd .,Chongqing , 401147, China )

Abstract : Based on the stakeholder theory, the paper elaborates the behavior preference of stakeholders in rural residential land consolidation process. Using the game rectangle, this paper analyzes the game behavior of interest subjects in remediation and explores the relevant factors that affect the game of various stakeholders. Research shows that: it can effectively restrain the illegal behavior of local government by completing economic assessment indicators of the central government to local government and increasing the punishment of local government. 2. it can increase farmers’ supports for the rectification work by improving the remediation compensation income of farmers, setting up and perfecting public participation mechanism.

Key words : rural residential land consolidation; stakeholders; behavior preference; game theory; game analysis

收稿日期 ：2019-04-28

基金项目 ：内江师范学院2017年度校级科研项目(编号：17JC24)；专业转型发展改革试点—土木工程(编号：川教改办〔2015〕2号[1])

作者简介 ：李佩恩(1992—)，女，硕士，助教，研究方向为土地经济与政策。

中图分类号： TP79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674-9944(2019)12-0287-0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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