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克思公共性视域下的人类命运共同体探析
张 翠，刘玉娟
(重庆理工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重庆400054)
[摘 要] 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与马克思公共性思想都深切关怀人类共同利益与命运，都以解决人类社会面临的公共性问题为旨趣，二者在理论追求和解决现实问题上具有相通性。马克思公共性思想为“人类命运共同体”提供思想资源与理论基础。其中，人与社会的公共性为“人类命运共同体”提供存在论基础；超越国家界限的公共利益为其提供共识基础与价值诉求；“自由人联合体”为“人类命运共同体”指明方向，是“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实践旨归。
[关键词] 马克思；公共性思想；人类命运共同体
“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自提出以来，引起了国内外各界人士的广泛关注，尤其是国内学术界的关注，成为国内学术界研究的一个热点问题。从总体上说，国内学术界主要从内涵、形成、发展、历史地位及其实践路径等方面进行研究，而对人类命运共同体理论基础的研究相对较少，有部分学者从马克思共同体思想、马克思世界历史观等视角对其进行了解读。本文则试图从马克思公共性思想的视角考察“人类命运共同体”所蕴含的公共性意蕴，以夯实“人类命运共同体”的理论基础。
人类命运共同体是对21世纪“世界怎么了、我们怎么办？”世界之问的回答，顺应历史发展潮流，符合世界人民期盼。该理念旨在维护世界和平，促进人类共同繁荣与发展，共同应对现代性生存危机，努力营造一个安定和谐、共同繁荣、清洁美丽的世界，旨在增进世界人民的共同利益、整体利益和长远利益，让全人类共享发展成果、让更多人获益、让人们生活得更好，本身蕴含着丰富的公共性意蕴。人类命运共同体所蕴含的思想实质是符合马克思主义的，在一定意义上可以说是对马克思公共性思想的继承与发展。虽然马克思的经典著作没有明确出现“公共性”概念，但是其中蕴含着丰富的公共性思想。马克思基于唯物主义历史观的立场，对“人的本质”的回答揭示了人与社会的公共性；对“人何以存在”的回答，即人类以共同体的方式存在，追求私人利益与公共利益的动态平衡，表现了共同体与公共性的内在统一性以及人类对公共利益的不懈追求；对“人类如何生活得更好”和“人的解放”问题的思考，指出通过无产阶级革命，消灭私有制、消灭剥削，最终实现全人类的解放，实现每个人的自由而全面的发展，都蕴含着丰富的公共性思想。因此，马克思公共性思想为我们提供了一种公共性理念，可从此视角考察人类命运共同体，阐释人类命运共同体的思想基础与理论依据。本文将从马克思公共性思想的三个方面来阐述人类命运共同体的理论依据。其中，人与社会的公共性为“人类命运共同体”提供了存在论基础；超越国家界限的公共利益为其提供了共识基础与价值诉求；“自由人的联合体”是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实践旨归。
一、人与社会的公共性：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存在论基础
马克思指出：“人的本质不是单个人所固有的抽象物，在其现实性上，它是一切社会关系的总和。”[1]139这表明在马克思眼中，人不仅仅是类存在物，而是社会存在物，他强调的是人的现实性与社会性。这里的人，是处于一定社会历史条件下从事物质生产的实实在在的人，不是孤立存在的单个个体，而是处于社会关系中的、相互联系的人。人的社会性体现了两个层面的公共性：一是作为主体的人类共在于世，即人类共同生活在地球上；二是主体间的公共性，即人们在社会生产中所形成的复杂的社会关系，这种社会关系将人与人联系起来，使得人们之间相互协作、互利共生。第一个层面的公共性，即人是类存在物、人类共在于世尚未揭示出人的本质，未能将人与动物区别开。为此马克思批判费尔巴哈眼中的人“只能被理解为‘类’，理解为一种内在的、无声的、把许多个人自然地联系起来的普遍性。”[1]135马克思认为“一当人开始生产自己的生活资料，即迈出由他们的肉体组织所决定的这一步的时候，人本身就开始把自己和动物区别开来。”[1]147这就是说唯有劳动才能将人与动物区别开来。同时，恩格斯认为“劳动的发展必然促使社会成员更紧密地互相结合起来，因而使互相帮助和共同协作的场合增多了，并且使每个人都清楚地意识到这种共同协作的好处。”[2]553劳动不仅使人脱离了动物界，而且使人意识到了自己的存在，使人意识到了共同合作的好处，并且使人们开始有意识地开展合作。因此，人不仅从事实上说是一种社会存在物，而且人能意识到自己的社会存在。在现实社会实践活动过程中，小到个人最基本的衣食住行需求，大到全人类的生存与发展，人们或自愿或被动地联系起来构成复杂的社会关系网络，形成人类赖以生存的共同体。人与社会是相互促成的，人离不开社会，社会也离不开人。人是社会中的人，社会是个体活动的共同体。
人与社会的公共性为“人类命运共同体”提供了坚实的理论基础与现实基础。人是社会的人，脱离社会的人是不存在的，人只有在社会中才能得到确证与发展。人类共同存在于地球村，并且由于生产关系等社会关系的联系日益密切。同样，处于国际社会中的国家共同存在于地球村，国家间的联系日益密切，面临着共同的全球性问题，这些“共在、共生、共处”的公共性问题为人类命运共同体奠定了现实基础，同时也使人类命运共同体表现出了公共性。恐怖主义、重大传染性疾病、气候变化、生态环境恶化、资源枯竭等全球问题的挑战，逐渐打破了国界的限制，使得人与人之间的联系日益密切。“没有哪个国家能够独自应对人类面临的各种挑战，也没有哪个国家能够退回到自我封闭的孤岛。”[3]处于21世纪的人类，不管是发达国家还是发展中国家，各个国家之间都是平等的，都是国际社会的一员。人类只有通力合作才能应对全球问题的挑战，才能促进共同发展、共同繁荣。同时，由于经济全球化的迅猛发展，使得各个国家的经济联系日益密切，相互依存程度加深，国家间的命运息息相关。一个国家的经济出现波动，会影响其他国家的经济形势，甚至会产生“蝴蝶效应”，2008年的金融危机就是最好的例证。目前的形势虽然谈不上是“一荣俱荣”，但绝对是“一损俱损”。世界经济增长乏力、全球问题日益凸显以及世界人民对美好未来的期盼，需要各个国家的共同努力。正是基于这许许多多的共性问题与共同需求，使得“人类命运共同体”顺应了时代要求，符合世界人民的共同愿望，得到了国际社会大多数人的认同。
二、超越国家界限的公共利益：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共识基础与价值依托
马克思从整个人类社会出发，所关涉的是整个人类的共同利益，所追求的是整个人类社会的解放，所渴望实现的是每个人自由而全面的发展。当然马克思对人类社会解放的追求是在深刻分析现实的人与深刻剖析现实社会的基础上所确立的。马克思深入社会现实发现了“人们为之奋斗的一切，都同他们的利益有关”[4]187。这种与生俱来的私利性是由人类维持个体生存的本性所决定的，使人具有利己性的一面；同时人又是生活在一定社会关系中的“社会的人”，又具有公共性的一面。为此，马克思揭示了人的利己性(私人性)与利他性(公共性)之间的关系：“(1)每个人只有作为另一个人的手段才能达到自己的目的；(2)每个人只有作为自我目的(自为的存在)才能成为另一个人的手段(为他的存在)；(3)每个人是手段同时又是目的，而且只有成为手段才能达到自己的目的，只有把自己当作自我目的才能成为手段。”[5]198这就是说私人利益的实现需要借助于他人利益的实现，并且也只有在实现了他人的私人利益时，才能实现自己的私人利益。这样，在不同的私人利益之间就产生了共同利益、一般利益，即公共利益。因此，可以认为公共利益与私人利益是互为前提的，公共利益是在私人利益相互实现的基础上实现的，而私人利益只有在公共利益实现的同时才能实现。由此可知，马克思强调公共利益并不是要否认私人利益，而是要限制私人利益的过度膨胀。马克思深刻剖析社会现实，揭示了资本主义社会公共利益的异化，“这些特殊利益始终在真正地反对共同利益和虚幻的共同利益，这些特殊利益的实际斗争使得通过以国家姿态出现的虚幻的‘普遍’利益来对特殊利益进行实际的干涉和约束成为必要。”[1]164这就是说，国家是为了调和私人利益与普遍利益之间的矛盾以及阶级矛盾而出现的，但是国家一经出现便产生了公共权力，而公共权力掌握在统治阶级的手中，这样统治阶级便以国家的姿态利用公共权力光明正大地维护自身利益，使广大无产阶级处于被统治地位、被剥削的地位。无产阶级只有推翻资产阶级的统治，才能摆脱这种被剥削的局面，才能获得解放。无产阶级的解放需要各国无产阶级的团结，需要“全世界无产者，联合起来”。
从这里可以看出，“人类命运共同体”超越了民族国家、意识形态、社会制度的界限，立足于全人类的共同利益，提倡各个国家共建、共赢、共享，表现出了超越民族—国家界限的胸怀天下的公共性。具体体现在国际经济方面，跨越地域限制，倡导建立合作共赢、共同发展的经济共同体，如“一带一路”倡议，中国欢迎沿线国家搭乘中国经济发展的顺风车，让沿线国家获益，让沿线人民增收。在政治方面，超越意识形态与社会制度，倡导建立包容互鉴、和平共处的政治共同体，各个国家平等相待，加强沟通与理解，拒绝冷战思维，用对话与协商来解决争端与冲突，共同维护世界的和平与安定，建设一个持久和平的世界。在文化方面，尊重各民族文化，摒弃民族偏见，倡导建立兼收并蓄、共同繁荣的文化共同体。在生态方面，跨越地域阻隔，坚持整体性原则，树立命运共同体意识，坚持共建、共享、共治的理念，建设一个清洁美丽的世界。“人类命运共同体”是在肯定各个国家追求自身利益的同时，兼顾或顾及其他国家的利益。2017年3月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通过了联合国安理会决议，实现了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从中国倡议走向全球共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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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自由人的联合体”：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奋斗目标与实践旨归
马克思指出：“只有在共同体中，个人才能获得全面发展其才能的手段，也就是说只有在共同体中才可能有个人自由。”[1]199人类一开始就是以共同体的方式存在，人类只有在共同体中才能得到确证与发展。在一定意义上可以认为，公共性就是处理人与共同体的关系以及人与人的关系，公共性是伴随着共同体的发展而发展的。马克思通过对社会历史发展形态的分析，揭示了人类共同体发展的历史逻辑并将其分为三个阶段，即自然形成的共同体阶段、虚幻的共同体阶段以及自由人的联合体阶段。
马克思公共性思想中对公共利益的强调为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提供了重要的思想资源。现阶段国家共同体仍然不能实现普遍的公共利益，仍然不能实现真正的公共性，因此只能依赖国家间的利益联合来实现相对的公共利益。“利益是使世界各民族国家和人民逐渐联合起来的重要纽带，但利益的样态决定着这种联合的耦合程度，单向度的利益索取将会使世界其他民族国家因利益分歧而走向‘离散’，而建立在多方、共赢、共享基础上的共同利益则必然使中国与世界各国的这种‘联合’成为具有内生性的和极大向心力的‘黏合’。”[8]利益是人与人之间以及国家与国家之间联合起来的纽带，这一纽带能否长久存在取决于彼此之间的共同利益。共同利益(公共利益)是相对而言的，在民族国家内部，公民个体的利益是私人利益，国家利益是公共利益；在国际社会大背景下，国家利益则成为了私人利益，世界人民的利益是公共利益。由此看来，全人类的公共利益与国家和民族的私人利益是相对而言的，我们并不否定各个国家和民族的私人利益，而是要适当限制私人利益的过度发展。习近平总书记提出的“人类命运共同体”不只是立足于中国人民的利益，而是站在世界人民的立场上考虑问题，兼顾世界人民的利益。
第一个阶段主要指前资本主义时期，此时的共同体主要是依赖血缘关系和地缘关系构成的；在这个阶段生产力低下，人类的生存主要依赖于自然供给，对自然的依赖导致人与人之间相互依赖，个体无法独立生存，对共同体的强烈依附性使个体丧失存在感，没有自我发展的空间，人们处于极度不自由状态，实质上这个阶段是一种以人的依赖关系为基础的消极公共性。
马克思和恩格斯特别关注波兰的民族解放斗争，一方面是对遭受民族压迫的波兰的深切同情，另一方面是基于波兰民族解放运动对欧洲革命具有独特的作用与意义。他们从无产阶级与国际主义的根本立场出发分析波兰民族问题，认为波兰民族问题已经超越了一个国家的范围，成为影响欧洲革命全局的国际问题。马克思和恩格斯认为，波兰民族解放斗争是欧洲革命和反革命的“决战场”，是法国革命和欧洲革命的“前卫”，是沙俄企图称霸欧洲的障碍，是欧洲革命的“寒暑表”。波兰民族解放斗争与英国革命、德国革命以及俄国革命密切相关。马克思在论及波兰民族解放斗争与英国革命关系时指出：“无产阶级对资产阶级的胜利同时就是一切被压迫民族获得解放的信号。”[6]694-695马克思认为，波兰民族问题的实质是摆脱民族压迫，民族压迫的实质是阶级压迫，而英国是阶级压迫最严重的国家，英国革命的爆发势必影响波兰的民族解放运动。恩格斯在论及波兰民族解放与德国革命关系时，指出：“一个民族当它还在压迫其他民族的时候，是不可能获得自由的。因此，只要波兰没有从德国人的压迫下解放出来，德国就不可能获得解放。”[6]696恩格斯认为德国和波兰的利益是一致的，都是为了摆脱俄国的束缚和压迫，因此，德国应该与波兰团结起来，建立民主波兰、民主德国。马克思在论及波兰民族解放斗争与俄国革命关系时，指出：“波兰的独立和俄国革命是互为条件的。”[7]356马克思和恩格斯主张无产阶级应积极支持、声援波兰民族的解放斗争，并将被压迫民族的解放运动作为国际无产阶级革命的重要组成部分，这启示人类命运共同体需要扬弃民族国家间的区隔。
随着我国的城市化建设不断加快，我国城市与乡村之间的经济水平存在一定的差距，这也使得越来越多的乡村劳动力开始向城市转移，乡村的劳动力大量减少。劳动力的减少使得在山区玉米种植的过程中，田间管理只能由劳动力较低的人群来进行，这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了田间管理的效果。另外，由于青年劳动力向城市转移，也使得目前山区田间管理人员的受教育程度不足的问题越来越明显，使其在管理过程中难以及时的发现问题和采取科学的方式来解决问题。这样的情况经常会引起玉米产量难以提升、品质也得不到保障。
第二个阶段为资本主义时期，在这个阶段由于社会分工与私有制的出现，以及商品交换使得人与人分离，人有了相对独立性，不再依附于共同体，也不再依赖于具体的某个人，有了形式上的平等。但由于商品、货币以及资本对人的影响与“统治”，人类陷入了“物的依赖”的局面。马克思认为，“经济学所研究的不是物，而是人和人之间的关系，归根到底是阶级和阶级之间的关系；可是这些关系总是同物结合着，并且作为物出现。”[9]44这就是说，现代社会到处笼罩在“物”的统治之下，现代社会关系被“物化”了。这种“物化”通过商品关系、货币关系、资本关系展现出来，造成人与人之间的社会关系表现为物与物之间的关系。这就表明不只是工人处于“物”的统治之下，资本家也处于“物”的统治之下；工人是人格化了的劳动时间，资本家成为人格化了的增值资本。因此，工人解放也是人类解放，这意味着人类命运共同体需要扬弃阶级对立。
第三个阶段也就是共产主义社会，在那时国家消亡了，每个人都是自由平等的，每个人都可以获得全面的发展，同时每个人都是怀着“公共善”来维护社会和谐，每个人都能发挥自己的价值为联合体做贡献，整个社会融为一体，成为自由人的联合体，呈现出真实的公共性的社会。马克思的公共性思想就是要实现“每个人的自由而全面的发展”，这只有在“自由人的联合体”中才能实现。因而，实现“自由人的联合体”是马克思公共性思想的归宿，同时也是马克思发挥聪明才智，为人类构想的一种公共性的制度安排。“马克思认为实现真正的共同体只有两条途径：其一是各国和各民族之间的普遍交往；其二是物质生产规模的扩大。”[10]真正的共同体，即“自由人的联合体”是建立在生产力高度发达，物质财富极大丰富，人们精神境界极大提高的时候才会出现的。而现阶段的生产力还不够发达，物质资料还不够丰富。因此，对于现阶段的我们来说，需要扬弃国家间的区隔、扬弃阶级对立，加强各国和各民族之间的交往，努力维护国际社会的和平，努力促进世界历史的形成，使人类能够处于和平环境下促进生产力的发展与生产规模的扩大。
因此，从这个角度看，“自由人的联合体”是我们的奋斗目标，是管方向、管大局的，为我们指明方向。处于当下的“人类命运共同体”则具有现实性，是习近平总书记在深刻分析国际形势的基础上做出的历史抉择。“人类命运共同体”是顺应历史潮流和符合历史发展趋势的，倡导世界各国加强合作与交流，齐心协力应对全球问题的挑战，共同维护国际社会的安定与和谐，共同促进全球经济的繁荣，使更多人获益。人类命运共同体是顺应历史发展潮流、符合历史发展趋势的，积极倡导世界各国加强合作与交流，齐心协力应对全球问题的挑战，共同维护国际社会的安定与和谐，共同促进全球经济的繁荣，使更多人获益，使人类生活得更好。“人类命运共同体”与“自由人联合体”都渴望人类生活得更好，都深切关怀人类共同命运，二者具有共通性和一致性，在一定意义上可以认为二者是最高纲领与最低纲领的关系。“自由人联合体”是最高纲领，是管方向、管大局的，为我们指明了奋斗方向；而“人类命运共同体”则是最低纲领，是能够在现阶段生产力的基础上实现的，它为“自由人联合体”的实现准备条件、奠定基础。因此，可以认为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为实现“自由人的联合体”开辟了更加切实可行的当代路径。
[参 考 文 献]
[1] 马克思恩格斯.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2012.
[2] 马克思恩格斯.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9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
[3] 习近平.决胜全面建成小康社会 夺取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胜利[N].人民日报,2017-10-19(02).
[4] 马克思恩格斯.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2002.
[5] 马克思恩格斯.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0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
[6] 马克思恩格斯.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1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
[7] 马克思恩格斯.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3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
[8] 庄穆,吴美川.马克思公共性思想视阈下“一带一路”的思考[J].马克思主义研究,2017(7):110-117.
[9] 马克思恩格斯.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2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
[10] 付泽宇.“人类命运共同体”的科学内涵与时代品格——以马克思的真正的共同体思想为视角[J].湖北行政学院学报,2017(1):15-19.
An Analysis of the Community with a Shared Future for Mankind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Marx’s Public Thought
ZHANG Cui ,LIU Yu -juan
(College of Marxism, Chongqing University of Technology, Chongqing 400054, China)
Abstract : Both the concept of‘a community with a shared future for mankind’ and Marx’s publicity thought share similarities in theoretical pursuit and in solving practical problems as they are each concerned about the common interests and destiny of human beings and they all aim at solving the public problems among human society. Marx’s publicity thought provides the ideological resources and theoretical fodder for the ‘community with a shared future for mankind’. To be more specific, the publicity of human and society provides the existential basis for the latter; the public interest beyond national boundaries provides the consensus foundation and value demand for it; and ‘the community of freeman’ provides the guideline and thus is the practical purpose of the latter.
Key words : Marx; public thought; a community with a shared future for mankind
[中图分类号] B27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1-6597(2019)03-0064-06
doi: 10.16088/j.issn.1001-6597.2019.03.008
[收稿日期] 2018-11-28
[基金项目] 国家哲学社会科学基金西部项目“习近平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思想的‘中国逻辑’研究”(18XKS019)；教育部项目“历史唯物主义视阈下的当代公共性问题研究”(14YJA720013)；重庆市社科规划项目“空间正义视阈下重庆城市治理研究”(2017YBMK03)
[作者简介] 张翠(1973- )，女，四川郫县人，重庆理工大学副教授，哲学博士，研究方向：马克思主义理论、西方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
[责任编辑 李长成]
标签：马克思论文; 公共性思想论文; 人类命运共同体论文; 重庆理工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论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