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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图分类号：G642.474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0-4203(2004)02-0080-06
作为教育体系中的一个重要环节，高校招生考试对高等学校人才培养具有基础性作用，对基础教育则具有导向功能。因此，它是教育学研究中一个带有全局性的重大问题，是深化教育改革、全面推进素质教育的关节点。由于高考涉及学生、家长、教师、中学、大学各方面利益，并与教育制度以及现实的政治、经济、科技、文化等因素密切相关，因此高考改革具有相当大的难度，成为一项复杂的牵一发而动全身的系统工程。以往笔者曾对高考与文化的关系作过探讨。本文将结合中国大陆与台湾地区近年来的大学招考改革，进一步研究大学招考改革与传统文化的关系。本文所说的大学招生考试，包括大陆的高考与台湾原先的大学联考及现行的多元入学。
一、大学统一招考制度的建立缘由
任何一种制度的出现都有其产生的客观原因。中国大陆和台湾以往互为隔绝，政治制度迥异，经济发展程度也不一样，却殊途同归，不约而同地于20世纪50年代初在世界上率先走上大学统一招考之路，建立基本相同的统一招考制度，这除了当时各自的政治原因和大学招考发展的内在动力驱使以外，还有中华传统文化的因素在起作用。具体分析，主要有以下几方面的缘由。
其一，统一招考是在清末民国时期高校各自招考出现不少问题之后才作出的改进措施。清朝末年，中国开始引进西方的教育制度。从1862年建立的京师同文馆开始，一批近代新式学堂陆续建立。由于学堂数量不多，且各学堂的性质、层次、规模差异较大，因此皆为独自招考入学。这与世界上其他统考入学的国家和地区一样，在近代高校初建阶段一般是单独招考而不可能产生统考制度，统一招考制度是高校招生考试发展到一定阶段或高级阶段的产物。民国时期，起初也是各高校单独招考。当时各高校自行命题，考试科目不同，且一些高等学校往往用外语命题，难度差异很大，虽各有特色，但出现了高校招考内容与中学教学不相衔接，中学教学无所适从的问题。为此，1919年1月教育部公布《各专门学校大学校中学招生办法训令》，规定今后各高校招生，考试命题须依照中学毕业程度，勿使太过或不及。另外，各校单考竞争程度不一，很多高校以一个标准择优录取新生，导致内地省区升学率不平衡、某些边疆省区的考生无学可升的情况。如1923年北京大学录取新生，云南、福建、甘肃、黑龙江、热河、绥远、察哈尔、蒙古等省的考生均榜上无名。为了解决录取边疆省区及落后省区的考生问题，教育部第10届教育联合会曾提出国立专门以上学校招生宜酌定各省区名额建议案，建议学校将招生名额的一部分分给各省区，各省区初试时分别录取。然而由于考试及录取权在高校，该问题一直没有得到妥善解决。[1]而且，各校自行招生，考试命题的难度不同，评分标准及阅卷的宽严不一，因此无法保证考生在同等的条件下公平竞争，较难保证高校录取新生的质量。此外，各校完全自主招生还存在一个问题，便是高等教育畸形发展，易于开设且报考人数较多的文、法、商科专业数量偏多，而社会经济建设所急需的理、工、农、医类专业却发展缓慢。为了纠正文理专业失衡，教育部于1933年起实行计划招生。后来建立的统一招考体制在很大程度上解决了上述问题。
其二，抗战时期统一招考的示范。1937年，抗日战争爆发，为适应战时需要，提高大学程度，教育部在中央大学、浙江大学和武汉大学三校试办联合招生。在此基础上，1938年起实行国立各院校统一招生，颁布《国立各院校统一招生办法大纲》、《国立各院校统一招生命题及评分标准的规定》，教育部设统一招生委员会，在武昌、长沙等地设立了12个招生区，各区按照部定标准命题，分科评卷，成绩送教育部，由部决定各处录取学生人数。该年参加统一招生的院校有22所。1939年改由教育部统一命题、统一考试，参加的院校增至28所，1940年扩大到省立大学和独立学院，共有41所高校参加统一招考。[2]后因抗战形势紧急，交通困难，1941年被迫中止了统一招生。抗战胜利后，因为受内战等环境的限制，全国统一招考仍无法进行。此时期各高校主要采用联合招生、委托招生、单独招生、成绩审查、保送免试等办法。1938-1940年的统一招考制度虽然存在时间不长，而且是在民族救亡战争的特定历史条件下所出现的制度，但这是中国自清末引入西方教育制度后第一次统一招考的尝试，有利于促进中学按部颁课程标准组织教学，督促中学教学目标的实现。它为20世纪50年代初中国走上统考之路积累了经验，提供了示范。
其三，招考制度发展演进的必然结果。以文化考试为主的高校招考制度的演进，存在着自身发展的内在逻辑。统一招考制度的建立，部分是受传统文化中大一统观念的影响和抗战初期统一招考的启示，部分是由于考试制度自身发展的内在逻辑要求，从分散走向联合，以达到高效、公平和具有可比性。1949年大陆各高校遵照中央“维持现状，立即开学”的方针，实行单独招生。在单独招考的情况下，考生必须自费前往高校所在地或少数几个考点参加考试，这对许多偏远地区的考生尤其是家境清寒的考生而言，是一笔沉重的负担。另外，当时名牌大学经过一次或两次招考，即可招足学额，而许多高校虽经多次招考仍不足额。由于有的学生被多所学校同时录取等原因，各高校录取新生的报到率最高的仅达录取额的75%，最低的只有20%。1950年，政府规定全国多数高校实行联合招生，大部分高校均一次招满足额。1951年，为了进一步改正各校自行招生所产生的混乱状态，实行各大行政区统一招生，收到了良好的效果。在此基础上，1952年6月12日，教育部发布了《关于全国高等学校一九五二年暑期招收新生的规定》，明确规定所有高等学校实行统一招生考试。这是在前两年分区联考和统考的基础上，总结经验采取的重大改革。从此，广大考生可以在本县报考各地的高校，方便了考生，减省了报考的费用。而从各高校来说，也节约了大量的人力、物力和财力，有利于高校在全国范围内择优录取，有利于提高命题水平和试卷质量，也便于以高考成绩来比较评估各高校的生源质量。考试是一种公平尺度，将各校招考中的具有共性的工作统一起来进行，可以体现集约化管理的规模效益，提高效率，这便是为什么后来许多国家的高校招考也出现从分散走向联合的原因所在。统一招考制度的建立，是考试发展的一种必然选择。[3]总体而言，从高校招考的历史演进来看，实行统一考试已成为许多国家高校招生制度发展的大趋势，只是各国的大学如何采用统考成绩作为招生录取的依据有所不同而已。
其四，科举考试的传统渊源。统一招考制度之所以首先在中国而不是在其他国家出现，有其深层的文化和传统因素。日本学者大冢丰认为，不可否认，作为统一考试典型代表的科举考试，对建国初高校统一考试制度的建立，至少是一个远因。在有着上千年科举传统的国家，统一考试应该是最具有中国本土性的典型。[4]从考试形式以及作用影响等方面来看，高考与科举确实明显具有许多相似之处。当然，20世纪50年代，科举在绝大多数人的印象中还是一种落后反动的取士制度，建立高考制度时不会有意去模仿科举，但我们却可以说高考制度的建立至少间接受到科举制的影响。因为传统文化是与生俱来、无法选择的，不论对科举制一千三百年中的功过得失如何评价，中国知识分子的思维和观念或多或少都留有科举文化的烙印。即使建立高考制度时没有直接考虑借鉴古代的考试形式，但科举文化作为民族传统文化的一部分，已在传统文化中积淀下来，因此生长在此文化中的个体或群体多少都带有考试传统的遗传因子。中国向来是一个讲究人情与关系的国度，考试成为制约人情泛滥的有效手段。科举时代在长期的考试实践中形成了在考试成绩面前人人平等的公平竞争观念（当然是指相对的平等），这在等级森严的中国传统社会中是难能可贵的。正是因为中国有着采用统一考试来选拔人才的传统，中国才会在世界上率先采用统一考试方式来选拔高校新生。因此，高考制度的建立有着深远的历史渊源和深厚的文化土壤。
以上主要以大陆高考制度的建立过程来论述统一考试的建制缘由，而台湾原来的大学联考制度建立的原因基本相同。从世界范围来看，当今已有许多国家和地区采用统一考试来选拔高校新生，而中国是世界上最早采用统考办法的国家。中国在世界上率先走上高校招生统考之路，是体现历史发展方向的重大改革和创举，在世界高校招生考试史上占有重要的地位。我们今天在谈论改革大学招考制度时，应了解这一制度的来龙去脉，知道为什么会出现统一招考制度。
二、传统文化对大学招考改革的制约
统一考试自身有诸多的局限，特别是实行多年之后引发一系列的问题，这些问题日积月累愈加显露，因此多年来两岸都尝试以其他招生方式来代替。但大陆废止统一考试的尝试都以失败而告终，推荐保送办法一再出现异化，台湾多元入学制度改革也出现许多问题，并合并一度实行的申请入学方式，皆说明由于文化环境不同，在欧美一些国家行得通的大学招考办法，在两岸却不一定能够顺利推行。
两岸具有相同的文化传统和历史经验，大学入学考试制度十分相似，所遇到的问题也大体相同。影响两岸大学招考改革的传统文化因素，主要有以下几个方面。
1.重视教育、读书至上的传统
儒家文化高度重视教育，信奉读书至上，科举时代形成的重视（甚至是过度重视）教育和考试的传统，使中国在大学招生和其他社会生活中十分倚重考试。着重以考试成绩作为大学招生的主要依据，这已成为包括中国在内的东亚地区高等教育与西方高等教育相区别的一大特色。
受科举取士以考促学的推动，中国古代形成了读书重学的浓厚风气，“为父兄者，以其子与弟不学为咎；为母妻者，以其子与夫不学为辱”[5]。即使是农、工、商家子弟，家长也督促其及早向学。现今中国社会的多数父母，除非万不得已，一般不愿让孩子失去升学机会。家长对孩子读书成长的期望很高，希望他们成龙成凤。台湾作家黄春明曾形容台湾的年轻妈妈都是“教育狂热分子”[6]，大陆的年轻母亲又何尝不是如此。即使是移居欧美国家的华人，在鼓励子女学习方面，也明显地比西方人更热切一些。
如果中国人高度甚至过度重视教育的价值观不改变，升学竞争激烈程度就不可能降低，即使是录取率达到百分之百的时候也是如此。因为社会永远是分层的，社会职业也永远是分类的，当多数或所有适龄青年都有机会接受高等教育的时候，社会便会从重学历变为重学校历了。这是水涨船高的结果，也是学历社会高等教育发展的必然规律。[7]中国多数家长不甘心让孩子读名不见经传的大学，只要有可能，总希望上更好的大学。而只要存在竞争，便会有竞争压力。中国人讲面子、光耀门楣的心理格外强烈，“及第早争先”的传统、家长不甘人后或希望子女出人头地的心理也顽强存在，这在督促子女学习钢琴、英语、绘画、书法等方面表现得十分明显。有的台湾学者认为，美国全部大学都实行申请入学制，能够大体堪行，放在台湾却搞得鸡飞狗跳、人仰马翻，差别除了美国“人情”淡薄外，恐怕就在他们的家长自然放得开，台湾家长“放不下”。[8]美国人对于就读大学与否或就读名大学与否，持比较轻松的态度，仅少数人因升学而补习；而中国人十分看重升学，一心只想挤入名牌大学，于是造成升学管道愈多元，补习项目愈增加的现象。[9]可见，在高度重视子女教育的社会文化氛围中，改变统一考试方式并不能减轻学生的负担和压力。学生学习和升学的压力主要来源于家长，而不仅仅是统一考试制度。没有统一考试制度，学生的压力并不见得会减轻。
2.依托人情、好走关系的传统
中国传统文化重视家庭和人际关系的和谐，但这种亲友关系扩大之后，形成了错综复杂的人际关系网，使人们十分看重人情和关系，有时甚至将人情凌驾于国法之上。国人办一件事情往往首先想到有没有熟人可托，希望能够托关系、走后门业已成为许多人的习惯性思维。因此可以说中国向来是一个人情社会，人情与关系在中国人的社会生活中起着十分重要的作用。
为了有效地制衡人情与关系的困扰，使人情不至于泛滥，使社会不至于无序和失衡，中国首先发明了考试制度。采用考试选才便是采用公平竞争手段。由于能破除血统论、解脱人情困境，考试选才让所有应试者接受同样挑战，将个人的才学和能力放在首位，因而历来被视为可以客观公正地选取优秀人才的公平尺度。早在晋代，葛洪就在《抱卜子外篇·审举》中指出，考试可以杜绝“人事因缘”和“属托之冀”。从宋代以后，中国既是一个人情社会，也是一个考试社会，结果中国人逐渐将考试强调到无以复加的程度，虽带来种种弊病，但也成为社会的减压阀，成为维护社会公平和社会稳定的重要机制。
在当代中国，凡是竞争激烈的地方仍然是人情与关系最希望介入的地方。而大学招生是教育界竞争最为激烈的一个领域，如何防止人情与关系的干扰便成为招生考试首先必须面对的问题。子女升学通常是一个家庭所面对的各种问题中的重中之重，在这方面只要有托关系的可能，很少有中国人会不加以利用的。每到大学招生季节，许多家庭往往动员一切可以动员的力量，为自己子女的升学问题奔走联系，希望能够为其争取尽可能理想的学校和专业。各大学单独招生、面试或采用中学成绩作为大学录取新生的依据，很容易受到人情的困扰。台湾的多元入学方式，其公平性屡屡遭受学生及家长的质疑，甚至有学生在问卷中哀怨地指出，其“弊端丛生，不见有效改善，沦为有心及特定人士的升学快捷方式，如此不公的入学方式，应尽早结束”，“多元入学非常不公平，可以让有关系或门路的学生考上理想的学校”。[10]
大陆也曾多次尝试改变主要依靠考试分数决定升学的做法，如实行推荐制度或保送方式，但都因无法抵挡人情与关系的困扰而告失败或缩减。而采用教考分离的统一考试成绩，人情与关系基本上无法介入，因此为了在激烈的升学竞争中防止人情干扰，保证大学招生的质量，用一种相对公平的办法来选拔录取大学新生，不得不采用统一考试的方式来排除人情的困扰。
在重人情、关系、面子的中国传统文化环境中，发展到以考试分数为主要录取依据，体现了一种不以人的主观意志为转移的客观趋势。如果说考试是一种罪恶的话，那么也是“必需的罪恶”。理论上说考试不一定是最好的选才方式，大家也明明知道这种办法有诸多弊病，但实际上却找不到更好的可操作的公平竞争方式，而考试的办法至少可以防止最坏的情况出现。因为若不以考试来竞争，就很可能用权力、金钱或关系来竞争，所以说统一考试是维护公平竞争、维护竞争秩序的有效手段，是适合中国社会和文化国情的制度，它必须不断地加以改革，但不能废止。
3.诚信缺失、防范作弊的传统
在两岸的大学入学改革中，许多论者或政策制定者经常不由自主地会以美国的教育和大学入学方式作为榜样。确实，美国的大学既参考申请入学者的学术能力性向测验(SAT)或美国学院测试(ACT)分数，同时也很看重其中学的学习成绩和表现、学生自撰申请文章、社区服务等成长纪录，许多大学十分重视申请者在中学同学中的排名以及校长的推荐信，也不时有学科能力性向测验分数很高的学生未被名牌大学录取的情况出现。在这种录取方式下，学生一般没有中国的“应试教育”问题，较能够注意全面发展和各种能力的提高。因此，一些中国人在讨论招生考试改革方案时，往往自觉或不自觉地就举出美国的例子。
可是非常令人遗憾的是，美国行得通的这种录取方式在中国社会却很难照搬。其中原因除了上述高度重视教育和人情关系介入的因素以外，还有一个我们不得不面对的现实——诚信缺失问题。或许因为中国社会是一个较为早熟的社会，由于战乱频仍并不时有饥荒出现，人们的生存环境较为严酷，竞争较为激烈，诚信缺失问题自古以来就很突出。近代以来，鲁迅等许多思想家都曾对包括诚信缺失在内的一些民族劣根性作过批判和反省。这类问题其他国家和民族也不同程度存在，但不可否认中国的诚信缺失问题相当突出，当代中国社会仍然面对着诚信缺失的问题。在考试领域，作弊问题也与中国考试的历史几乎一样悠久，从未完全杜绝。
实行申请入学或参考中学成绩、表现、老师或校长的推荐信等其他方式作为录取依据的方式，有一个基本的条件便是需要较高的社会道德水准作为依托，否则好经也可能让歪嘴和尚念歪了，再好的设想都会出现走样和异化。因为中学在校成绩多是由任课老师评定，随意性较大。即使同一年级的统考，当考试成绩与升学挂钩而竞争对象却不是本校学生时，多数情况下这种考试便失真而变得虚高起来。若规定必须以同校或同班学生中的排名作为录取依据时，权力、关系、金钱等就很容易介入其中。
同样，中学生的在校表现因为没有可操作的刚性评价指标，也很容易失真，而推荐信的普遍夸大现象已到了经常使人不太看重的地步。在中国社会风气并不太好的环境中，家长替孩子捉刀做作业、假的竞赛作品和成绩，包括台湾实行多元入学后假的志工证明等等，一般人是难以判断其真伪的。而在美国，人们很重视一个人的信誉，中学成绩和表现较少弄虚作假现象。
为求公平起见，即使是防止极少数人作弊，也不得不将所有的人一体看待，采取可以排除作假的方式来选拔人才，这便是中国历史上为什么考试越来越被人们倚重的原因。而且，考试中防范作弊的方法还越来越严密，并发展出八股文这种具有一定防止作弊的标准化作文考试文体来，到后来，防止考试作弊甚至走到求才的末路上去。对这种情况，明末清初的顾炎武在《日知录》中曾感叹说是“求才之法不足而防奸之法有余”。在公平选拔同时存在刻板的竞争与全面考核却同时存在舞弊不公之间，几乎存在着非此即彼的关系。
正是因为人们痛恨采用弄虚作假来竞争，而考试的办法至少在形式和程序上较为公平，因此中国人的考试崇拜心理尤其典型，并形成在分数面前人人平等的观念。当有人企图通过不正当手段进行竞争，企图破坏游戏规则时，那些理论上很好而实际上无法防止作弊的招生办法无法持久实行便是很自然的事了。
三、理性推进大学入学制度改革
然而，统一招生考试对中小学教育确实产生了不少负面的影响，如学生学习压力过大，智育一枝独秀，教改难以推行，近视率攀升、体质下降等等。这也是为什么许多人大声疾呼要彻底改革大学招考制度的原因。这些改革建议的出发点都很好，可关键的问题是有没有可行的更好的方式来取代统考制度。如果考虑不周全，实行之后可能出现更多更大的问题。
例如，从2002年开始实行的台湾大学多元入学新方案，本意良善，却因移植美国的制度未考虑文化背景差异而导致弊端丛出，因而主张恢复大学联考之声音一再出现。“多元入学方案的创立，就是为了解除联考带来的桎梏，如今压力不减反增，这一切多么地讽刺？曾几何时，我们眼中的魑魅魍魉——联考，竟然成了这一代青少年怀念的旧时物。……超过七成的民众赞成恢复联考，怀念的不是伴随而来的压力，而是行之多年、制度化、明确又较能取信大众的选才方式，能够减轻家长的经济负担、缩短学生的痛苦期，更让社会中下阶层有公平的立基，藉由联考改变原有的弱势。联考与多元入学方案，孰优孰劣已显而易见。”[11]有的台湾论者认为，联考固为“怪兽”，但多元入学更是“怪兽中的怪兽”，两害相权，许多人怀着无奈，才希望宁愿回到从前。[12]而实际上，多元入学也并不是完全不用考试，多数人还是需要经过大学入学考试中心统一命题的学科能力测试和指定科目考试。2003年台湾的大学招生，虽也实行多元入学新方案，但无论是推荐甄选、申请入学，还是考试分发入学，三种途径的招考都已朝统一简化方向回归许多，而且2004年仍然是继续这一回归趋势。
我们应该认识到，高考并非万恶之源，而是各种教育及社会矛盾的集合点。没有高考，这些矛盾和问题多数还照样存在，只是表现形式不同而已。不要以为只要废止了统一招生考试制度，许多教育问题就可以迎刃而解。有的论者认为高考压抑了创造才能，并将高考制度与诺贝尔奖联系起来，说中国之所以至今还没能得到诺贝尔奖，就是因为实行高考制度导致中国人缺乏创新能力。[13]取消统考制度，实行课程改革之后，中华民族的创新精神就必然会像火山一样爆发出来，“那时，一切关于诺贝尔奖离中华民族有多远的言谈就会自然消失”[14]。然而，实际上问题并没有那么简单。与其说当今中国创新性人才的缺乏是由于学校的考试制度、高考的影响，毋宁说这是教学制度、学术管理以及其他非教育因素综合作用的结果。[15]在统一考试制度之下，求异思维是会受到一定的影响。但同时也应该看到，高考将优秀人才选拔出来，输送到高水平的大学进行高等教育，为他们进行创造性的研究提供了途径，这是科研创新的必要条件。中国至今没有获得诺贝尔奖原因很多，其中最重要的原因之一是原有的研究水平较低、基础太差，长期以来，中国在多数领域落后发达国家十几年甚至几十年的情况下，企望能做出世界领先水平的原创性成果是不现实的。没有处于学科的前沿和高水平的科研平台是很难做出世界领先水平的创新成果的。存在激烈的考试竞争不见得就没有可能获得诺贝尔奖。众所周知，日本的升学考试竞争激烈，向来有“考试地狱”之称，但近年来日本接二连三获得诺贝尔奖的人都是在“应试教育”体制下成长的。如果将中国大陆1977至1997年的教育都归结为“应试教育”的话，我可以大胆预言：将来中国大陆培养的第一个科学方面的诺贝尔奖获得者，很可能就是在所谓“应试教育的轨道”上考上大学者。没有公平合理的升学考试制度将优秀人才选拔出来，没有高考制度，中国人离诺贝尔奖也许还更遥远。
理想的招生考试制度，是使所有的高校挑选最合适的生源，使所有的学生选择最合适的高校，体现双向选择原则的制度。但考虑现实中国的国情，不可能很快建立理想的招生考试制度。教育决策要和文化背景相结合，大学招考改革应充分考虑文化因素的制约，才能使改革不致引发更大的社会和教育问题。不全面考虑文化国情，全盘移植外国的大学入学制度，可能会因水土不服而难以为继。由于高考改革相当敏感且影响重大，一方面，决策者应有“因时制宜”的强烈的改革意识，另一方面又必须保持循序渐进的平稳心态。对其中任何一项改革，都应进行充分论证和小范围试点，证明可行后方可全面铺开。[16]只有在充分考虑包括传统文化在内的各种制约因素之后，理性地稳步推进招生考试改革，才能逐步建立起以全国普通高校招生统一考试为主，与多元化考试评价和多样化选拔录取相结合，政府宏观指导、调控，高校自主招生、自我约束，社会有效监督的高校招生考试制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