基于理论发展和中国管理学学者定位的管理学研究范式选择_功能主义论文

基于理论发展的管理研究范式选择与中国管理学者定位，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范式论文,中国论文,学者论文,理论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2010年前后，中国管理学界在“中西理(论)实(践)”的十字路口发生了两场重要的路线争论：①中国管理学者应做“中国管理理论”(在中国管理情境中检验西方理论)，还是做“管理的中国理论”(针对中国现象和问题提出自己的理论)？②中国管理学者是否需要“直面现实”做实践相关性理论，还是在象牙塔里做“自娱自乐”的纯学术产品？围绕这两场争论，海内外关注中国管理学发展的学者都进行了积极思考与回应，涌现出一批非常值得重视的观点。例如，CHENG等根据台湾学术界的实践提出的本土管理研究路线图；国际管理学者提出的中国两条路都要走和中国管理学者需要更多自信，以及中国本土学者提出的需要做更多实践相关研究等观点，然而，这些争论还有不少问题，特别是研究范式和方法论问题有待进一步讨论与澄清。

      本研究认为：作为以大陆学者为主要成员的学术共同体，既需要发展“中国管理理论”，更需要发展“管理的中国理论”；既需要不直接为实践服务的纯学术产品，更需要能对中国管理实践产生影响的实践相关型理论。作为中国管理学术共同体的一员，每位中国管理学者应该根据自身的特点、个人追求明确定位，并开展富有创意的管理研究和理论生产；中国管理学界作为后发展的知识共同体，不应止步于移植或检验西方的管理理论，而应更多地借鉴西方管理理论发展中的经验——特别是研究范式和方法论方面的经验，来对中国现象和重要问题做出有理论意义的解释，这种基于方法论层面的选择性吸收与融合创新，对发展管理的中国理论不仅十分必要，而且会大有裨益。

      1 什么是好的管理理论？

      “什么是理论”、“什么是好的管理理论”、“什么是好的管理的中国理论”、“如何生产这样的理论”这些问题是中国管理学者确定自己研究定位时需要考虑的基本问题，而它们又是逐层递进的，仔细思考并回答这些问题有助于中国管理学的理论发展与创新。

      狭义地看，理论是“在概念以及成套概念之间的合理的联系”，但从知识生产者的角度看，可以广义地将理论界定为“对概念及概念间联系的生产过程的一套理解”，这种生产过程包括了“三个层级”、“两个阶段”以及“多种表现形式”。具体地说，三个层级中的第一层级是对现象的观察、描述与测量(表现为“概念”或“构念”)；第二层级是对现象的性质及范畴界定(表现为“框架”和“分类”)；第三层级是对概念之间关系的陈述(表现为“模型”)。理论生产的两个阶段是指描述性阶段和规范性阶段，并采用两种不同逻辑：①描述性的，由现象(第一层级)向范畴、性质(第二层级)及其关系(第三层级)提升，采用归纳逻辑；②规范性的，由关系模型(第三层级)向现象(第一层级)进行推演，采用演绎逻辑。由此，广义的理论包括了“概念”、“框架或分类”、“模型”等多种不同形式，却并不是“文献”、“数据”、“变量”、“图表”、“假设”等，虽然它们常常出现在理论发展过程中。据此，理论生产就可以被看成是研究者在上述两个阶段的三个层级上所进行的往复性的研究活动的过程。

      “什么是好的管理理论”，这并非是一个容易回答的问题。一些管理学者认为，好的管理理论需要具备概念明确、范围清晰、逻辑自洽、新颖有趣等特性，有学者则强调准确性、简洁性和普适性，即所谓的GAS原则；另外一些学者则认为好的管理理论还要具备实践相关性，即所谓的有用性和预见性，以及应用范围广泛(即理论涉及现象的全面性)等，然而，西方管理学者已经发现，即使是好的管理理论也很难同时满足所有这些标准。这可以通过不同的管理研究方法有不同的理论表现来加以说明。LANGLEY对常见的过程数据处理策略的理论特性进行了总结，提出了过程数据的6种常见的意义感知策略，这些不同的数据处理策略在GAS 3个维度上的表现有很大的不同。例如，扎根理论策略在理论的准确性上高、在简洁性和普适性维度上低；计算模拟策略在理论的准确性维度上低，在简洁性和普适性维度上表现高(见表1)。这意味着采用某种单一数据处理方法往往只能得到在部分维度上表现好的理论。

      表1 过程数据的意义感知策略与GAS原则

      

      实际上，在以英美为代表的西方管理学界，经过30多年的方法发展与争论，已经有越来越多的管理学者认识到，要发展出好的管理理论，需要在方法论方面做到：①能熟练地运用某种(或多种)特定研究方法，如定量大样本方法或田野调查方法；②各种具有不同特点及优势的新理论发展方法能被开发出来；③使研究方法与研究问题或理论的发展现状相匹配，这被称为“方法论匹配”。近年来，西方管理学者着力开发一些具有新特性的理论发展方法，例如，在2011年美国管理学评论(AMR)组织理论方法专刊上，就有学者提出了强调理论想象力与创造性的“隐喻嫁接法”；注重理论实用性的“实践理性方法”；强调理论新颖性的“归纳式自上而下理论法”，以及强调应用广泛性和整合性的“悖论式理论法”。此外，学者们已经提出的一般方法论匹配原则包括：①研究问题是“为什么(Why)”或“如何(How)”时，一般要采用质性研究方法，如案例研究、扎根研究等；当研究问题是“在多大程度”时，则需要采用大样本统计分析及数学模型方法。②当研究的问题/理论处于成熟状态、新生或中年状态时，研究方法上则分别应该采用量化方法、质性方法或者质性与量化的混合方法。事实上，一些管理学者并不认同这样的简单技术化处理，而提出需要根据其研究对象的性质、研究者的基本假定等而选取不同的研究策略或研究方法体系，这导致了组织研究的范式问题及其争论。

      2 西方管理研究的基本范式与理论构建方法

      在20世纪70年代末，BURRELL等基于一个核心观念而对西方的组织理论范式做出了分类，这一观念是：所有的关于组织的理论都是基于科学哲学(关于社会科学的本质)和某种社会性质的前提假设(关于社会的本质)之上的。他们认为，在本体论上所有的社会科学家在探讨所研究的现象时，都或明或暗地假定其所研究的对象是客观实在或者是主观建构(即社会知识的主观-客观区分)；同时，他们对于社会的性质，又有“有秩序”或者“冲突”的不同假定：前者认为社会在深层是和谐一致的，社会现状是基本合理的，他们关注的是社会秩序的规制需要；后者则认为社会在深层存在着一系列结构性冲突，他们关注的是社会的激烈变革需要，要求把人从结构性压制或全面发展的限制中解放出来。由此，他们把前者作为社会理论分析的第一个关键维度(分为主观-客观的两极)；把后者作为社会理论分析的第二个关键维度(分为规制-激进变革两极)。以上述两个维度(即元理论假设)作为分析标准，可以把所有的社会理论(此处特定为组织理论)划分到一个2×2的矩阵中，它们代表了社会与组织理论的4种理想类型(见图1)，或者所谓的4种范式，分别是功能主义、解释主义、激进人本主义和激进结构主义。

      

      图1 社会与组织理论分析的4种范式

      在这样的视角下，各种社会理论或组织理论，可以依据其假定的研究对象的本质是客观实在或者主观建构(本体论)、知识的基础(认识论)、社会关系的本质(人的假定)以及人们如何探究相应知识(方法论)，而将其理论在上述4个象限中予以定位：①功能主义范式假定所研究的现象具有客观的内在规律，并且被导向于社会的秩序或规制；社会科学家被认为是客观和价值中性的，这一范式倡导理论家与所研究的对象保持距离，并采取严格的科学方法来进行探究。②在解释主义范式中，社会现象虽然也具有秩序与规则，但不具有外在的客观实在，相反，它是一种主体间经历的产物；对于解释主义研究者，社会现象最好通过参与式的行动加以理解，共享的“现实”因此被创造、强化或改变，在这一范式中研究者对能否发展“纯”客观的社会科学表示怀疑。③与解释主义范式相同，激进人本主义认为所谓的现实都是社会建构的，但不同的是，它认为这种社会建构是一种“病态”，处于其中的行动者是他们所创造的秩序的“囚徒”，因此必须加以改变或变革。④激进结构主义认为所研究的社会现象是一种客观事实，它具有独立于研究者的外在客体，这一社会现实(现象)本身是一系列内在紧张或冲突的结果，研究者需要运用客观的科学方法来探究这种内在紧张或冲突的社会或结构性本源。

      BURRELL等的观点在1979年发表以后，得到了组织与管理学者的广泛关注和传播。1990年，GIOIA等对4种范式在管理理论构建方面的特征及具体方法的差异进行了深入的讨论，概括了不同范式的理论方法及具体步骤(见表2)。概言之，功能主义范式是通过因果分析以细化理论；解释主义范式是通过编码分析以求发现；激进人本主义范式是通过批判分析以求揭露；激进结构主义范式是通过结构分析以获得解放。他们还指出，由于功能主义范式建立在对现状肯定的客观主义视角之上，它假定研究对象是存在于研究主体之外的客观实在，因此，所采用的方法属于自然科学方法在组织研究中的延伸运用；理论发展的方式更多地依赖演绎法，即通过发展假设、获得数据和进行统计检验。这一范式被认为在20世纪80年代的西方组织与管理研究中取得相对优势地位(见图2)。

      表2 管理理论构建的4种基本范式及其特征

      

      注：黑体为原文所标注，下同。

      

      图2 功能主义在西方组织理论研究中的主导性示意

      需要强调的是，GIOIA等倡导多元范式的组织理论发展方法，而不是让某一范式(特别是功能主义)成为主导。他们认为，只有理清不同范式的基本假定与方法差异，才能针对复杂的组织现象选择合适的研究方法，并且发展出一种总体上够好而不仅是折中的组织理论。基于此，他们还强调为了避免多元范式的不兼容性带来的知识碎片化及地方化弊端，需要在理论发展中做到：①探讨范式边界交叉地带的理论发展特点，特别是“二阶概念”在关联不同理论流派中的作用，比如，结构化理论就处于主客观知识的中间地带，而试图把解释主义和功能主义范式加以折中；②在元范式层次建立桥梁，即在更高的层次对不同范式的观察/解释提供“元三角测量”，研究者可以在这一层次更好地构思其“二阶概念”，而不必在二分法中选择非此即彼的一极。他们举例说，在4个不同的范式中，都体现了“Structur-”这个词根——解释主义中的结构化(Sructuring)；激进人本主义中的深层结构(Deep Structure)；激进结构主义中的阶级结构(Class Structure)和功能主义中的组织结构(Organization Structure)，以及解释主义-功能主义交叉地带的结构化主义(Structuration)，采用不同范式的组织研究者可因视角的不同而至互补，达到“和而不同”。

      需要强调的是，以上四象限的范式划分只是一种极化与简化处理。实际上，更细化的划分还有不少。例如，1980年，MORGAN等对1960-1970年代美国基于定量实证方法的抽象经验主义研究的泛滥进行了批评，倡导管理学者根据要研究的组织现象的本质来选择一套哲学上(含本体论、人的假设与认识论)合适的研究方法，而不是无的放矢地把定量研究或质性研究简化为一种工具或技巧。他们着重探讨了解释主义和功能主义两种范式，并依据对所研究的组织现象的知识假定，从客观到主观进行了细化——“现实”分别被视作“具体的结构”、“具体的过程”、“情境化的信息场”、“象征性话语”、“社会建构”、“人类想象力的预期”等，由此细分了此两类范式中的6种主要方法类型，提倡研究者选择与研究现象的本质相匹配的研究方法。近年来，一些学者还根据近期研究范式的争论及管理研究方法的发展，特别是针对知识主客观两分法的局限对此范式进行了扩展或修正。例如，CUNLIFFE认为，MORGAN等提出的主观-客观的划分是有争议的，应该代之以3类知识问题，即主体间性、主观论、客观论，它们各自有不同的本体论假设、人的假定和不同的研究方法，因此，他认为管理学者需要更多理解多元范式之内和之间的差异，并放弃认为只有实证研究在方法论上是严谨的观念，而更加接纳和包容多种类型的“手艺化”质性研究。HASSARD等提出以结构的、反结构的和后结构的方式来区分组织中人和环境的关系或组织现象的本质，并以规范和批判两种导向区分其意识形态，进而形成所谓的6种类型的组织研究范式。

      综上可见，由于时代背景和研究的旨趣不同，加上研究者的哲学理念、学术背景与知识结构等方面的不同，不同的学者会选择或偏好不同的研究范式或研究模式，而这些范式或模式可以是上述4种或多种模式中的一种或者相互结合。这种不同一方面体现了学术共同体的规范影响，另一方面也是学者自我选择或者适应的结果。这种自我选择或适应以3位著名管理学者为例加以说明：①伯格曼的案例；②GIOIA的案例；③徐淑英的案例。

      (1)伯格曼的案例 伯格曼是斯坦福大学的著名战略管理学教授，从1980年代开始长期致力于组织战略决策过程研究，提出了“战略决策的组织内生态模型”、“战略决策动态演化框架”等观点，在战略变革和战略学习研究方面成绩卓著。在战略过程研究中，他发现主导的功能主义范式特别是其还原主义方法难以有效地帮助管理学者处理很多复杂的组织过程因素，因此便转向钱得勒式的企业历史学方法对企业战略过程进行质性研究。在此过程中，他又发现，历史方法容易出现“过度决定主义”和“从数据到理论的模糊”等问题，因而便有选择地在研究中运用扎根理论方法，试图更精确地发现例外和战略新模式。此外，他在历史学叙述方法的“一般特例化”和还原主义的“特例一般化”之间找到了一种平衡，或者一种他称之为桥梁式的综合方法——即纵向质性研究方法，其产出则是一种特定的原生性的概念框架。这种“伯格曼方法”，融合了历史方法、扎根方法与案例研究等，从本质上讲是一种介于功能主义和解释主义中间并偏向后者的方法，是较适合发展新理论的一种方法论。在研究实践中，他运用此方法对英特尔公司1988-2001年的战略演化过程进行了跟踪研究，提出了动态环境下组织战略适应的关键在于组织内生态对引致性和自发性两类战略过程平衡的观点。

      (2)GIOIA的案例 他是美国宾夕法尼亚州州立大学的著名管理学者，长期致力于组织形象、认同、学习与变革研究，在20世纪七八十年代曾作为企业工程师参与阿波罗登月工程和福特汽车公司的召回协调工作。在他的大部分学术研究中，都采用了所谓的解释主义的研究范式与编码分析方法。例如，GIOIA等运用解释主义范式和人类学的参与观察等方法，通过对一个大型公立大学的战略变革过程的观察与两级编码分析，提出了一个组织战略变革的四阶段模型，并指出CEO在其中的重要作用在于进行“意义感知”和“意义赋予”。在进行大量此类研究实践的基础上，GIOIA等形成了自己风格的研究方法论，被称之“吉奥亚方法论”。这种方法论运用了表3中解释主义范式的主要步骤，并采用了与传统扎根方法有所差异的编码分析技术和理论形成方法(即“一级编码—二级编码—理论维度与模型”)。从近期发展来看，“吉奥亚方法论”已经在美国主流学术界得到越来越多地扩散和应用。

      表3 管理理论构建的4种基本范式及其步骤比较

      

      (3)徐淑英的案例 徐淑英是国内管理学界熟悉的华人管理学者，是中国管理研究国际学会(LACMR)的创会主席和MOR的创刊主编，曾任AMJ的主编和美国管理学会主席。在她30多年的学术生涯中，主要致力于组织内管理者与人力资源管理的有效性、雇员-组织关系等研究。由于这一研究领域相对成熟，以及她的宗教信仰、教育背景及强烈的科学追求，徐淑英的大部分研究都采用了功能主义范式的实证定量方法，研究步骤包括概念与文献回顾、理论假设、方法、数据分析、结果、结论与讨论等典型过程，理论成果也主要表现为对现有西方主流理论的改进和细化。近10年来，徐淑英大力倡导情境化的中国管理研究，徐淑英及其合作者的研究兴趣也开始向企业文化、总经理领导行为等宏观主题转移。由于中国管理研究的相对滞后以及研究现象的变化，徐淑英(及合作者)的研究方法也出现了质性方法和定量方法相结合的趋势，这表明她在研究范式和方法论上有了一定程度的迁移。从总体上看，徐淑英的研究范式可以被认为是属于功能主义范式的定量实证方法，后期开始向解释主义范式方向有一定转移。值得指出的是，近年来针对日益国际化的中国管理研究，徐淑英也感受到中国研究与美国主流研究趋同可能带来的弊端，呼吁中国研究不能简单照搬美国的研究内容和方法，而应该“用本土适合的方法，探讨本土重要的问题”，并在其主编的刊物和书籍中增加了情境化研究、理论建构和质性研究等内容，这表明她具有推进整个中国管理研究事业的胸怀和超越个人方法技巧的眼光。

      3 在理论-实践“之间”和“之上”：西方管理知识的生产模式及其演进

      在处理理论与实践关系的问题上，西方管理学界也经历了逐步演变的认识过程。HUFF认为，自1950年代卡耐基报告发表后，美国的商学院的知识生产更多地趋向于采用模式1，即以学科为基础、以大学为中心、由高度专业训练的个人来完成的生产模式。在这一模式中，学院以人们在学科中的训练为基础雇佣新教员，并以在少量权威刊物中发表文章作为产出和提升的主要标准。这一体系秉承“为知识而知识”的学术追求，在学院和期刊制度的支持下得到迅速发展，并且在世界各地有扩展之势。与此相对的是解决实用问题导向的模式2生产方式。在这一方式中，知识生产往往是以应用为出发点，由多种不同学科背景的人组成的跨学科研究，它的有效性受到应用的检验，其知识有效性往往是短期的。HUFF认为，在英美管理学界，模式1的生产方式由于二战后美国大学培养博士生的过量而得到扩展，但是，随着世界性竞争加剧和互联网技术的发展，商学院的知识生产也需要对外部需求做出反应。由此，在英美经过了40多年学科为基础的发展之后，英美管理学界有向实践回归的趋势，有人开始倡导向模式2靠拢，因为从本质上看管理是跨学科的，但也有像MARCH这样的著名学者提出不同意见，他认为管理学者应该与实践问题保持一定距离，从而发展和利用学科的洞察力。HUFF认为，在美国学术界，仍然会有大量的研究型大学的商学院处于模式1的方式，虽然它们要对提供更有吸引力的教学产品和更有意义的研究要求做出反应；同时，商学院需要更多适应模式2。事实上，英美的学术资助者(如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已经要求一些研究项目配备实业界的合作者，商学院也要求学生参加实习或实践整合项目，但是从总体上看，跨国公司和咨询公司仍是模式2的主要供应者。从上面两方面的要求出发，她提出了一种折中的观点，即1.5模式的知识生产，这主要是基于3条理由：①学科性知识和理论模型提供了新奇环境下的知识基础，而这是在模式2中难以达到或不希望出现的；②研究机构如果能从生产非直接知识/解决方案中获得重要收入，可以说明其有能力为社会提供“公共产品”，而这是企业或咨询公司所难以做到的；③在商学院可以提供一个可欲的中性立场，使得管理学者在与商业实践者、咨询业者、公众和大学的良性互动中产生综合性的知识。在这一模式中，商学院的教师的价值观和经验是独特的，并倾向于长期有价值的“教育”。对于以研究导向为主的商学院来说，单独采用模式1或者模式2都是资源的浪费。模式1是由理论偏好的精英驱动的，而模式2是由市场驱动的，商学院可以借助1.5模式来避免两种知识生产模式的局限。

      此后，HUFF等提出，应该发展一种可以被称为模式3的知识生产类型。他们认为，为了弥补英美管理学术界的实践相关性差距，需要采取以下多种措施：①成立联合组织和向榜样学习；②增加实践者研究的项目及知识传播；③增加国际化项目；④强化与企业伙伴的合作；⑤继续保护模式1生产；⑥关注学术意义与市场快速反应的平衡；⑦促进管理知识和信息的存储；⑧创造一个聚焦于组织活动的社会影响的研究与扩散平台。不仅如此，“911事件”促使HUFF思考知识生产的目的、商业实践与商学院未来发展的关系，她迫切要求学者“从智力上理解和洞察商业活动和人类存在重要问题之间的关系”。在HUFF等看来，信息电子化和全球化加剧了知识和主导力量的扩散，但同时也加剧了知识分配的不平等，从而导致财富、健康和机会的不平等。由此，这些加剧的社会问题需要一种在目的和范围方面更加合理的管理知识生产方式，它强调解决人类社会的基本问题，这就是模式3，其特征可以在表4的比较中得到体现。在她看来，在现有的模式1和模式2中，与人类有意义地生活相关的若干基本问题没有得到有效处理，它包括知识为何生产、如何生产以及由谁来生产(见表4的前3行)。在模式3中，特定的人或机构(如非营利组织、媒体等)发起对社会基本问题的关心和对话，并通过多种形式的知识活动而改变人们的觉知，进而造福整个人类社会。事实上，近年来对这一新生产模式的呼吁也已经得到国际学术界的响应，例如，欧洲一些学者提出了“造福世界的商学教育”的主张；2013年徐淑英在美国管理学会主席的任职演讲中也呼吁全球学者要做“富有同情心的学术研究”。

      表4 管理知识生产的基本模式

      

      鉴于此，本研究对HUFF等的分类做进一步的引申，将不同生产模式的典型产出分别称之为1.0、2.0、3.0的管理理论/知识(理想类型)。其中，1.0的管理理论/知识是指一种由学科(或其子领域)出发的、接近纯科学目标的理论/知识，典型供应者是学院派学者；2.0的理论/知识指从实际问题出发的、往往是多学科的特定解决方案与对策，典型供应者是管理咨询公司；1.5的理论/知识是指既有学术严谨性又有实践相关性的理论/知识，典型供应者是有实践导向的学者或有理论追求的管理咨询师；3.0的理论/知识是指基于解决社会重要问题的“善的”管理理论/知识(见图3)。此外，本研究把1.0～2.0之间看成是一个连续体，因此，在1.0～1.5理论/知识之间存在本研究所谓的1.25的管理理论/知识，在1.5～2.0之间存在1.75的管理理论/知识。表5是对本研究所说的典型管理理论/知识类型的一个说明和举例。

      根据表5中的管理知识类型划分，可以对西方一些著名管理学者的理论生产与定位特征加以说明：①波特的案例；②HART的案例；③MARCH的案例。

      

      图3 管理理论/知识的典型模式与定位

      (1)波特的案例 波特是1980年代出现的全球著名的竞争战略大师，一直任职于哈佛商学院。1970年代，他从哈佛大学经济学博士毕业后主要从事产业组织的模型研究(即本研究中的1.0或1.25的理论)，但他很快发现经济学的数量模型与管理实用性相距太远，而哈佛商学院的研究与教学强调对实践产生影响，因而他便把产业组织中的一些细化研究根据企业战略环境分析的需要整合起来，形成了后来著名的波特“五力模型”，这是一种他所谓的“框架式理论”，即本研究所说的1.5的理论。对于企业内部分析，他提出的“价值链模型”也同样如此。1980年代中后期，他开始关注更宏观、更急迫的社会问题，其代表作是1990年发表的《国家竞争优势》，在书中他首次提出了所谓的“国家竞争优势钻石框架”和“国家发展四阶段论”，这可以归入本研究所谓的3.0的理论/知识。此后，在2004年他提出了“重塑(美国)国家医疗体系”，在2006年提出了“战略性企业社会责任”模式，以及最近几年来提出的“价值共享型企业”等，这些都可以归入本研究所谓的3.0的理论/知识。

      (2)HART的案例 HART是一名关注可持续发展的美国战略管理学者，他早期从事的研究聚焦于过程及资源基础的战略理论，1990年代提出了“自然资源基础的企业观”、“战略决策五模式”等，这些属于本研究所谓的1.5的理论。后来，他的研究更加关注实践相关性，提出了“企业绿色战略类型”(可认为是本研究所谓的1.75理论)。最近10年来，他关注的问题更加具有社会意义，除了提出“来自金字塔底层(BOP)的创新”理念之外，又对资本主义的未来和企业的可持续责任关系进行了反思，提出了他倡导的“全球可持续型企业模型”(global sustainable firm，GSF)。这些后期的理论发展可以归入本研究所谓的3.0的管理理论/知识。

      (3)MARCH的案例 MARCH是中国管理学者比较熟悉的一名美国著名的组织与管理学家，他1953年获政治学博士学位，先后进入卡耐基梅隆大学、加州大学任教，1970年进入斯坦福大学担任商业、政治学、社会学和教育学的校级教授，一直工作到退休。近60年来，他一直致力于决策与组织理论的研究，在组织学、管理学、政治学等学术领域都有广泛的影响。1958年，在他学术生涯的早期，他与著名的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西蒙合作发表了组织学的经典著作《组织》，提出了决策的“有限理性”和“满意原则”；1963年，他与CYERT合作，发表了“企业的行为理论”，开创了企业理论的一个流派；1974年，他与COHEN等人合作提出了组织决策过程的“垃圾桶模型”；1976年，他与OLSEN合作发表了《组织中的模糊与决策》，开启了政治学和治理研究中的制度与组织观点。1991年，他在组织科学期刊上发表了《组织学习中的探索与利用》，系统阐述了组织学习中的探索/利用悖论及平衡问题；1993年，他与合作者在战略管理学报发表了《学习近视》一文，探讨了组织学习中出现过度强调利用的陷阱，以及如何形成探索和利用的平衡的方法；这种探索与利用平衡的观点显著地影响了组织学习、战略与创新的研究。2004年，MARCH还专门在新创刊的MOR上撰文，对欧洲和美国管理研究的趋同性表示担忧，并期望中国管理学术共同体能够在保持差异的基础上健康发展。同时，MARCH还对诗歌、文学与管理学的关系进行了深入思考，并号召商学院和管理学者追求非功利主义的学术理想。从上述简要的介绍中可以看出，MARCH强调进行与实践保持一定距离的理论研究，他着重关注组织与管理的基本问题(即人类决策制定与行为)，并发展出一系列创新的理论视角和基础观点，对多个学科和学术领域产生了影响。他的研究和理论可以归为本研究所说的1.25或3.0的理论/知识。

      表5 在理论与实践“之间”与“之上”：主要管理知识类型及范例

      

      4 中国管理学术共同体的多元发展与管理学者定位

      综上，梳理了西方学术界关于管理研究的多元范式和不同理论/知识类型的讨论，并且以一些西方著名学者为例，说明了不同学者的理论生产风格与定位的差异。对于后发展的中国管理学界和管理学者群体而言，可以得到如下重要的启示：①中国管理学界应包容多种不同研究范式的机构/期刊/学者的发展，促进多样化的学术共同体的建立；②学者需明确自身的研究范式及理论类型偏好，探索适合自身特点的理论发展方式；③有志于本土管理学研究的学者，应在研究范式和方法论提升的基础上，以本土现象/重要问题为出发点，发展“有世界水平的中国学问”。

      4.1 学术界包容多元范式的发展，促进多样化学术共同体的建立

      综上，在以英美为代表的西方管理学界，研究并不只有一种范式，如目前占主导地位的功能主义/实证主义范式。从中国作为后发展的学术共同体的发展战略来说，需要更加多样化和包容性的研究范式，以适应中国复杂的组织现象、特定的本土问题以及各种类型的学者的特点和偏好。这种多元范式的包容发展，需要在学术期刊、学者个人等多个层次展开。

      从学术共同体的健康发展看，中国(大陆)需要发展各种不同侧重或定位的期刊/刊物，以发表和推动各种不同范式的学术研究的发展。事实上，在西方管理学界，就产生了各种不同类型与差异化定位的优秀学术刊物。例如，仅在美国管理学会(AOM)，就有以发展管理理论为定位的AMR(Academy of Management Review)；以发表经验研究为主的AMJ(Academy of Management Journal)；以管理实践者为主要对象的AMP(Academy of Management Perspective)；以管理教育与学习方法为定位的AMLE(Academy of Management learning & education)。此外，英美管理学界还有以批评与反思管理学发展为定位的AMI(Academy of Management Inquiry)；以组织研究方法为定位的ORM(Organization Research Methods)等。反观国内，由于制度/政策环境的限制和管理学术机构自身的原因，中国管理学界的高质量的刊物非常有限，且覆盖面和分工很不完备，这极大地限制了中国管理学的理论发展和学术共同体的建设。

      鉴于此，应该鼓励中国的学术机构和期刊，拓展众多的学术创业机遇，采取差异化或多样化的定位，并且采用与其相匹配的研究方法论来评审论文及其贡献，这样的学术发展策略可以达到总体上的范式多元化和包容性，促进中国管理学的理论构建和学术共同体的发展，从而创造不同于西方的中国管理学术现代性。事实上，中国已经有一批新兴期刊，如《管理学报》，《营销科学学报》、《管理案例研究与评论》等正在形成其独特的学术导向和定位，并且对促进多样化的学术共同体的有效形成起到推动作用。

      4.2 学者明确研究范式及理论类型偏好，探索适合自身特点的定位

      从学者个人层面看，由于学术背景、研究兴趣以及个性气质的不同，不同学者可根据自身特点而选择不同的主导研究范式与研究方法论，从而在自己所在的研究领域或研究问题上发展出有自己风格的理论/知识。同时，管理学者可以根据自己对实践问题的关注度，选择不同的理论生产类型，从而提供不同的管理知识产品给不同的客户，如同行或管理实践者等，进而对社会产生期望的影响。事实上，在西方理论界，波特、哈特等学者不仅生产了综合性的框架、理论或工具，而且以其高远追求成为影响社会发展的开拓型学者。

      对于中国大陆管理学者来说，具备管理研究范式及理论类型的自觉意识与主动选择能力非常有必要：①由于西方管理学已经有近百年的积累，形成了现代的知识发展机制、学术制度和分工体系，而中国管理学的发展历史较短，从1979年改革开放算起也不过30多年的历史，比较规范的管理学研究仅有数十年历史，而中国的管理学知识存量和知识生产制度都不完备，转型期的管理现实和组织现象又异常复杂，因此，单纯模仿西方(特别是美国)目前主导性的研究范式或偏好单一的理论类型，会破坏中国管理学知识体系构建的多样性基础(即建构/细化/批判/解放等多种学术旨趣)，使中国管理学发展陷入“被学术殖民”的境地；②考虑到中国转型发展时期面临大量的管理挑战以及新兴企业已经产生了不少的管理创新实践，如果中国学者失去了理论范式和方法论的选择能力，会极大地削弱中国学者做出独特知识贡献的能力与潜力；③如果不能自主自觉地选择相应的理论/知识类型(本研究所说的1.0/1.25/1.5/1.75/2.0/3.0理论/知识等)，有志于影响管理实践的学者可能成为现代标准化知识生产体系的无差异成员，而失去对中国现实的直接影响力。事实上，在现阶段，中国的转型发展不仅需要“为学术而学术”的纯理论研究，也需要能影响和指导管理实践的理论或工具，这需要学者根据自身的价值追求自觉地发展；④由于不同的学者具有不同的学术背景和知识结构，合理地选择适合自身条件的研究范式或生产的理论类型，可以最大限度地“人尽其才”，促进中国管理学者群体的可持续发展。

      4.3 本土学者应在研究范式和方法论提升的基础上，发展有世界水平的“中国学问”

      从大陆管理学者的角度看，进行本土管理研究是需要承担的历史使命，也是中国管理学者对世界管理学做出独特贡献的必然选择。事实上，已经有一批华人管理学者对本土管理研究的主要特点和方法路径进行了系统的阐述，其中包括CHENG等、李平。这种本土管理研究的一个必要条件，就是所谓的主位策略，即“现象导向”的管理研究，它遵循“现象驱动的研究问题—观察与分析—理论建构—实证检验”这样的基本程序；另外一个条件，就是在对本土问题探讨的过程中要融入对中国的语言、文化、历史及制度特征的理解，从而形成有独特性的中国本土管理理论/知识。这意味着发展好的管理的中国理论，必须做到以下几点：①从中国的重要现象/重大实践相关性问题出发；②先进行观察和理论建构，再进行实证检验；③把中国的文化及制度特别是历史、哲学和语言作为理解中国现象、提出和解释中国重要问题的重要因素。这样的一套模式在中国社会学、心理学等领域都已经发生过，其方法在台湾等地的管理学界也已经有所实践。例如，台湾的管理学界依据本土组织现象发展了“家长式领导”的概念和相关理论。最近也有一些著名的非华人背景的国际管理学者开始从现象出发，对中国企业的国际化战略行为进行较深入的研究。

      本研究认同这样的本土管理理论建构方法，并在研究实践中形成了一个相对简化的操作模式，即“三腿凳”模式：这种操作模式以“本土重要现象/关键问题及其理论解释”作为研究出发点和归宿(“凳面”)，以作“有世界水平的中国学问”(北京大学蔡洪滨语)为理想追求，以“素材”、“研究方法”、“基础/经典理论(视角)”作为凳子的“3个支撑腿”，通过“凳面”与“3个支撑腿”的4位一体的配合来提升整个研究的质量(见图4)。按照这个模式，研究的质量取决于：①研究问题；②研究素材；③研究的经典/基本视角；④研究方法；⑤因素2～因素4对研究问题的支持及相互配合。其中，因素2～因素4每个系统又包括几种互补的要素而不限于一种单一要素。这意味着某一本土研究的质量，不仅取决于某种具体的研究方法的纯熟与精准，而且取决于研究问题的重要与有趣、素材的丰富与客观、理论视角的新颖与恰当，及其之间的协调与配合是否有效等。

      

      图4 中国管理研究的方法论提升：“三腿凳”模式

      以上述的操作模式为方法论，笔者在过去10年中进行了一系列现象或本土问题导向的研究，这些研究问题包括：①中国本土新兴企业的战略模式是怎样的；②中国优秀企业家的战略思维如何影响企业发展；③影响中国企业绩效的关键影响因素有哪些等。在这些感兴趣的研究项目中，笔者选择了对本土企业管理有重要启发和借鉴意义的现象/问题，并尽可能地搜集丰富而客观的研究素材(体现为访谈、原始文档和二手资料等及其三角验证)，采用新颖恰当的基础理论视角，综合性地利用多种有效的质性研究方法(如上述的研究②中就综合利用了案例研究、扎根方法、认知地图等方法)，并使之得到有效配合，从而获得新的、对本土实践有启发性的概念与理论成果。当然，这一模式只是在研究实践中采用的一个简单化的操作法则，对于那些要提升本土管理研究质量的学者，还需要研究者根据自己关注的研究问题，充分地了解和批判吸收已有的国内外研究成果，借鉴国际上优秀的研究方法和理论视角，并充分考虑中国特定的文化和思维方式的影响等，才有可能获得既严谨又有实践价值的新的理论成果。笔者认为，采取文化双融的态度、关注与思考自己感兴趣的研究问题、扎根于中国企业/组织的丰富的战略与管理实践，并且具备研究范式和方法论方面的技能，是中国学者推动“管理的中国理论”取得进步的关键。

      5 结论与展望

      目前，中国管理学者正处于“中西理(论)实(践)”交叉的十字路口，发展“管理的中国理论”既需要勇气，更需要智慧。中国管理学者不仅可以从中国宽广深厚的哲学与文化中吸收营养和智慧，也可以从西方管理学发展的历史经验与教训中得到启发。实际上，以英美为代表的西方管理学理论的发展，是在多种研究范式和不同理论类型的竞争与争论中发展起来的，而不是只有目前占主导性的功能主义范式甚或实证主义方法。不同的学者可以根据不同的本体论、认识论假定和方法论偏好，选择自己的研究范式及相应的方法论，且可以根据自己对理论-实践连续体的关注焦点，选择生产不同类型的管理理论/知识，从而在理论(学科)-实践(方案)“之间”和“之上”合理定位。事实上，这种定位不仅可能，而且已经被一批西方的著名管理学者有效实践。由此，作为后发展的知识共同体，中国的管理学界应该具有自主意识和选择性眼光，应借鉴西方管理学发展的历史经验——特别是其研究范式和方法论方面的经验，植根中国实践进行一种创新的管理研究，而不是直接引进西方的管理理论或仅对西方理论在中国的适用性进行检验。中国的管理研究机构和期刊，也应该探索自己的差异性定位，通过有规范的多样性发展，促进中国管理学术共同体的包容性发展。

      事实上，随着中国经济的转型和世界互联网革命的发展，中国正涌现出一批世界级企业及大量新颖的管理与创新实践，不仅像华为、联想、海尔等老一代的本土企业受到了学者们的广泛关注，像阿里巴巴、腾讯、小米、海底捞等新兴企业也引起了世界各国管理学者的研究兴趣。中国的管理学界既面临巨大的挑战，也有重要的机遇来发展“管理的中国理论”，中国本土学者应该选择和借鉴西方管理学的多元研究范式和方法论，采取“文化双融”的态度，扎根于中国管理实践，大力发展有世界水平的“中国学问”。未来的10年，既是中国经济转型发展的关键10年，也是中国管理学者的智慧与勇气需要接受重大考验的10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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