身份政治：苏丹河岸部落实现优势地位的历史原因与影响∗
梁娟娟
摘 要 ：苏丹尼罗河岸的贾阿林、舍基亚和栋古拉这三大阿拉伯部落，从殖民时代以来一直主宰着苏丹的政治、经济、安全等重要国家部门。他们在构建苏丹国家身份上拥有主导性，并利用身份政治的运行机制不断巩固其权力优势。苏丹河岸阿拉伯部落的早期发展优势、奴隶贸易以及英国殖民统治遗产是其塑造身份统治地位的历史条件。民族主义和伊斯兰教政治化是后殖民时代阿拉伯部落巩固身份地位的主要策略与手段。而身份政治所形成的“中央-外围”模式使非阿拉伯和非穆斯林部落不断遭受边缘化，引发持续至今且难以弥合的部落冲突。因此苏丹急需摆脱身份政治陷阱，构建基于国家统一的国民认同。
关 键 词 ：苏丹；身份政治；河岸部落；贾阿林人；舍基亚人
苏丹国内存在着不同部族、部落、宗教文化以及相互竞争的政治价值，国家治理受到身份政治的严重影响。美国人类学家克利福德·格尔茨(Clifford Geertz)认为，原始纽带的建立依赖亲缘关系以及家庭团体，而在此基础上形成的社会组织——部落，是人类行为的自然结果和重要组成部分。[注] Goran Hyden, African Politics in Comparative Perspective , New York: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2006, pp. 186-187. 格尔茨观点的反驳者认为，非洲的部落是殖民统治产生的结果。在欧洲人给予其定义之前，部落身份一直处于变动之中。一些政治学家也认为殖民官僚机制在建立基于同族团体和政治单位的“部族”身份方面发挥了关键作用，因为殖民者在土著权力关系的基础之上建立了一种低投入且能达到统治目的的间接管理制度。[注] Bruce Berman et al . eds., Ethnicity and Democracy in Africa , Columbus: Ohio University Press, 2004, p. 5. 在这种新型制度下，部落身份成为财富和权力竞争优势，尤其是获取国家资源的有力工具和塑造社会等级的产物。[注] Ibid., p. 317. 南非政治学家维尔斯(David Welsh)则认为，虽然部族或民族认同可能产生自殖民时代，但其主要外力则来自于政治竞争。[注] David Welsh,“Ethnicity in Sub-Saharan Africa,” International Affairs , Vol. 72, No. 3,1996, p. 485. 换句话说，部落身份认同被用作政治资源，而身份在苏丹已然成为实现权力和占有资源的手段，人们认同一个可以给他们带来经济和政治利益的部落身份。苏丹著名外交官兼学者弗朗西斯·邓(Frances Deng)指出：“在苏丹，部落身份已经从良性自我观念转向了国家象征主义的政治竞争阶段，具有塑造与分享权力、财富以及国家价值观的影响力。”[注] Francis M. Deng, War of Visions :Conflict of Identities in the Sudan , Washington, D. C.: The Brookings Institution, 1995, p. 4. 国家的决策机制作用于部落身份的认同，使其成为一种政治和经济资源，是人们获取生活资本的一种策略方式。不同的部落身份使各自部落民为适应国家发展环境，在利益争夺上激烈竞争并抢占制高点。部落作为一种社会单位，它被赋予的冲突性质是在社会和国家建构过程中形成和发展起来的，强制性边界和有意的边缘化政策更是加剧了各自部落或族群在冲突时彼此之间的相互区分，部落所体现的排他属性反而成为必然结果。身份问题作为社会关系的产物，在苏丹国家发展中处于不可忽视的地位，苏丹人的身份建构要求占主导地位的部落平衡“自我”与“他者”之间的利益关系。
本文尝试分析苏丹河岸部落实现政治优势的历史演变、成因及策略手段，并以此为基础分析苏丹身份政治的运行模式及其对族群冲突的影响，进而指出苏丹国家建构存在的问题。
一、 苏丹河岸部落实现政治优势的历史演变及原因
“在苏丹独立之后的50多年时间里，基本上只有三个部落——贾阿林人(Ja’aliyyin)、舍基亚人(Shayqiyya)和栋古拉人(Danaqla)——一直垄断着政府中从内阁部长到最下级公务人员的所有职位。这也成为寻求国家身份认同的主要障碍之一。”[注] [美]罗伯特·柯林斯：《苏丹史》，徐宏峰译，北京：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2010年版，第10页。 三大河岸部落几乎抓住了苏丹历史发展上所有的有利契机，利用文化和政治部族主义将自身置于苏丹的上层阶级，至今仍然在政治上拥有绝对权力。例如，前总统加法尔·尼迈里上校(Ja’afar Numayri)是栋古拉人，协调南北签订《全面和平协定》的前副总统阿里·奥斯曼·塔哈(Ali Osman Taha)是舍基亚人，而现任总统奥马尔·哈桑·艾哈迈德·巴希尔(Omar Hassan Ahmad al-Bashir)就来自贾阿林部落，苏丹人民解放运动北方局的领导人亚瑟尔·赛义德·阿尔曼(Yassir Saeed Arman)[注] 曾作为苏丹人民解放运动的总统候选人，但最终未参与竞选。 同样来自贾阿林部落。以贾阿林人、舍基亚人、栋古拉人三大部落为主体的河岸部落实现政治优势的历史进程大经历了以下三个阶段。
(一) 三大河岸部落的早期发展
苏丹曾是非洲面积最大的国家，在南北方分裂之前，共拥有50多个部族，近600个部落。最大的部落是阿拉伯部落，其次是丁卡、贝贾、努尔、努巴、努比亚和富尔部落。阿拉伯人约占原苏丹总人口的40%，这是近千年时间内部落迁移和族际通婚的结果。居住在尼罗河河岸的阿拉伯部落所占人口比例很小，根据费伊(R.S. O’Fahey)的定义，河岸部落指的是位于阿斯旺和喀土穆之间，那些生活在尼罗河谷以及杰济拉的部民，还包括位于青白尼罗河之间热带草原东部和西部的居民。他这样描述河岸部落的特征：“几乎所有人都说阿拉伯语，全部都是穆斯林，尽可能地将自身谱系与阿拉伯半岛先知时代的圣裔家族联系在一起”。[注] R.S. O’Fahey, “Islam and Ethnicity in Sudan,” Journal of Religion in Africa , Vol. 26, No 3, 1996, p. 25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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苏丹阿拉伯人的身份具有部族和宗教双重特性。许多阿拉伯部落声称其祖先来自先知穆罕默德的族系，例如贾阿林人将自身追溯到先知的叔父阿拔斯的后代——伊卜拉辛·杰阿勒(Ibrahim Ga’al)，而舍基亚人的祖先沙伊克(Shaik)是贾阿林人的祖先伊卜拉辛·杰阿勒的兄弟。“栋古拉人声称自己是贾阿林人，但是却为其出身于努比亚而倍感自豪，而且其中许多人今天仍然讲努比亚方言。”[注] [美]罗伯特·柯林斯：《苏丹史》，第5页。 16世纪时，一些自称具有纯正阿拉伯血统的部落酋长与苏丹土著人自由通婚，居住于沙布鲁卡北部并形成强大族群，声称他们是“纯粹的”阿拉伯人。[注] 苏丹北部阿拉伯部落与土著人通婚，具有努比亚人、努巴人、利比亚人、柏柏尔人等多种血统。 17至18世纪，通过部落迁移和外族通婚，苏丹北部形成较为完整的阿拉伯社会。贾阿林人自中世纪时就具有强大的政治影响力，他们在尼罗河谷地发展定居农业和工业，拥有遍及苏丹的贸易网络和政治影响力。18世纪，舍基亚人已经在北部河岸地区建设小型州县，在19世纪成为埃及政权的重要支柱，为自身发展奠定了经济和政治基础。随着伊斯兰教的传播，非阿拉伯部落如努比亚人、贝贾人、努巴人和富尔人渐渐同化于阿拉伯文化并且改宗伊斯兰教，但他们被认为是具有“非洲属性”的“阿拉伯人”。
苏丹独立之后，历届政府多以推行阿拉伯化和伊斯兰化为基本政策。代表北方河岸部落的伊斯兰教精英意图通过宗教斗争来彰显其阿拉伯穆斯林身份的优势，继而强化并推广这种概念。在北方河岸部落的眼中，那些否定阿拉伯伊斯兰观念的南方人并不是真正的“苏丹人”，因而必须在南方开展圣战(Jihad)，消灭异质文化的影响，进一步催化了南北双方的矛盾。
4.1 自噬的发生 当AKI发生时，广泛的细胞应激可以触发自噬，活性氧类的产生以及随之而来的氧化应激促进AKI的发生。肾组织中存在大量的线粒体，其易受活性氧类的攻击，从而导致线粒体功能障碍，线粒体膜电位的缺失可触发线粒体自噬[16-17]。
(二) 奴隶贸易引致早期部落身份差异
自努比亚王国时期至马赫迪统治时期，苏丹一直盛行奴隶贸易。从13世纪起，面对阿拉伯游牧部落的扩张，苏丹的基督教王国日趋衰弱。[注] Ibid., p. 42. 接下来的四个世纪，苏丹北方继续阿拉伯化和伊斯兰化。16至19世纪，丰吉和富尔王国不断扩大政治和经济影响，逐渐控制了苏丹北部区域。自两个王国诞生起，奴隶制度就成为其社会、政治和经济结构的重要组成部分。早期奴隶贸易促进了王权的集中，对苏丹早期的国家形成做出过重大贡献，但却在部族身份形成的初始期产生了不良影响。针对非穆斯林和南方黑人的奴隶贸易持续了三个多世纪，舍基亚人联合巴卡拉人(Baqqara)[注] “巴卡拉”一词指“放牛的人”，最初来自沿尼罗河生活的朱海纳人，随着他们不断向西迁徙，在与北纬13°纬线相平行的苏丹地区进行季节性放牧，从白尼罗河延伸至乍得湖泊的广阔地带。参见Harold Alfred Macmichael, A History of the Arabs in the Sudan ,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2011, pp. 274-276. 除了舍基亚人之外，巴卡拉人是苏丹最为好战的部落，是根深蒂固的奴隶贸易者和入侵者。 等在苏丹南方、努巴山区和青尼罗河地区进行猎奴行动。努比亚时期的奴隶贸易将苏丹居民划分为穆斯林、基督徒和无信仰者[注] 主要指除穆斯林和基督徒以外的生活在青白尼罗河南部地区的人。参见Amir H. Idris, Conflict and Politics of Identity in Sudan , p. 42.，此种区分为后来的苏丹埋下了战争隐患。丰吉和富尔王国的社会阶层分为贵族、臣民和奴隶，下层对上层的服从关系和各阶层之间的不平等由习惯法确定，对奴隶的拥有以财产所有权的方式加以确定。一方面，奴隶被剥夺一切参与社会、经济和政治的权利，贵族垄断王国所有的政治和经济权力，臣民从事体力劳动并向统治阶层交纳贡税。另一方面，两个王国的统治者确定自身的阿拉伯穆斯林身份处于显赫地位，部族和宗教更是成为身份划分的主要标准，严格的社会阶层确定了丰吉和富尔王国实施奴隶贸易的基础。
在埃及入侵之前，苏丹南部与北方几乎没有接触，苏德沼泽形成的地理障碍确保了伊斯兰文明的影响止于北方，这种状况终止于土耳其人与埃及人对南方实行的奴隶贸易。1820年，埃及帕夏穆罕默德·阿里(Muhammad Ali)开启武力征服苏丹的历程，这是苏丹和埃及历史上最大规模的武力交往。舍基亚人对阿里的忠诚使得他们对苏丹的政治影响非常大，他们不仅成为军队的主要力量而且有不少人担任政府收税官，一度成为土埃政权打压其他部落的工具，他们的影响延续至今。[注] Harold Alfred Macmichael, The Tribes of Northern and Central Kordofan , pp. 213-220.土埃政权将现代化的基础设施引入南方，修建了铁路和学校，但仍然热衷于奴隶贸易，针对南方进行的猎奴行动受到上层支持，甚至由国家出面组织。[注] Dunstan M. Wai, The African —Arab Conflict in the Sudan , New York and London: Africana Publishing Company, 1981, pp. 20-23.埃及人的定居也加剧了部落之间的冲突，强征税赋和部落迁移加剧了社会经济的不稳定，尼罗河岸部落(栋古拉人、贾阿林人)和部分巴卡拉人由于经济压力，逐渐迁移至苏丹西部的达尔富尔和加扎勒河地区，他们中受过良好教育的人成为新的精英阶层，担任政府官员或者成为从事奴隶贸易和象牙贸易的杰拉巴(Jallaba，小商人)。土埃政权的统治不仅改变了南方的社会和经济结构，同时也改变了北方的社会经济基础。土埃政权颁布新的税收政策，其税收费用以现金、奴隶或者农产品形式上缴。军事力量的壮大需要大量的男性奴隶，进而引发的劳动力缺乏导致农业生产日益衰退。象牙贸易的萧条和建立其它市场的难度巨大，反而鼓励更多商人从事以奴隶贩卖为主的经济方式，结果奴隶直接成为税务替代品被送往当地税务机构和士兵招收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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土埃共管时期，政府主要从苏丹南方、努巴山区以及青尼罗河地区获取自然资源和劳力资源，据不完全统计，“19世纪阿拉伯奴隶贩子从苏丹南方抓捕了将近20万黑奴”。[注] [英]埃德加·巴兰斯：《苏丹秘密战争(1955-1972)》，伦敦：费伯出版社1977年版，第20 页，转引自杨勉：《南苏丹独立的背景与前景》，载《学术探索》2011年第10期，第30页。 在整个土埃统治期间，约200万南方黑人遭到奴役和贩卖，其中主要是丁卡人。[注] Deng D. Akol Ruay, The Politics of Two Sudan :The South and the North , 1821-1969, p. 24.非阿拉伯部落同样成为猎奴目标，仅1824年，努巴山区被掠为奴的努巴人就高达4万人，1839年上升到20万人。[注] Guma Kunda Komey, Land ,Governance ,Conflict of the Nuba of Sudan , Suffolk: James Currey, 2010, pp. 36-37.
来自南方和西方的奴隶被贬斥为具有低劣文化和低等社会属性的部族，处于北方社会阶层的最底端，尽管小部分奴隶受到北方文化的同化会说阿拉伯语并成为穆斯林，但仍然被认为是没有社会、经济和政治权力的下等人。马赫迪统治时期，自1882至1898年是苏丹历史上最残酷的奴隶掠夺时期，政教合一的伊斯兰政权借伊斯兰传统教义确立了奴隶贸易的合法化，穆斯林可以奴役任何与其具有不同肤色和不同族群的异教徒。这种残暴的做法产生了严重的消极影响，甚至苏丹独立后，南北双方仍然运用 “Abid”(奴隶)和“Mudukuru”(掠奴者)称呼对方。[注] Oduho Joseph and William Deng, The Problem of the Southern Sudan , London: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63, p. 53.奴隶贸易最为严重的影响是使苏丹社会发展处于僵化状态，上层转向独裁专制，那些松散的部落组织逐渐衰弱并处于停滞不前的状态，进而遏制了有效政治制度的演化以及领袖人物的产生。
(三) 英埃共管时期部落身份等级的形成
欧洲殖民主义者带着“人种优劣论”的狭隘观念进入非洲大陆，他们根据人种和宗教差异，将非洲人分为高贵的人种和低劣的人种，结果造成 “白色人种”、“阿拉伯人”与 “黑色人种”、“尼格罗人”的二元对立格局。阿拉伯的闪米特部族远远高贵于低劣且原始的尼格罗部族，埃及人在文化和政治地位上远远高于苏丹人。殖民者认为苏丹北方阿拉伯人的历史和文明是相对高级的，南方人是最落后的原始人类，只能在基督教的感化下才能转变。
苏丹独立后，河岸部落精英主要运用两种策略加强和保护自身的身份地位，一是构建阿拉伯—伊斯兰民族主义认同，二是实行伊斯兰教政治化，运用宗教影响不断扩大政治主导权。两种策略的实施加剧了阿拉伯部落与非阿拉伯部落之间的身份差异与对立，导致国家陷入旷日持久的南北冲突。
国内高校图书馆主要依托本馆自身馆藏资源、紧扣本校优势学科特色，联合学校各部门展开文化展览活动，极大地丰富了校园文化生活。如清华大学图书馆每年校庆之际，均会推出馆藏珍品展览，展出馆藏的古籍以及甲骨文、青铜器等文物；上海交通大学图书馆开展了“李政道科学与艺术作品展”；上海海事大学图书馆针对“海洋节”“航运物流节”开展了“海洋航权史图片展”；同济大学图书馆推出同济人著作展、缤纷华夏等文化展示活动，同时还设立专门的同济博物馆，开展了敦煌壁画艺术展等一系列高质量的专业化展览；上海师范大学图书馆针对近现代文学丰富馆藏开展“俄罗斯文学在中国”“英国文学在中国”及“意大利文学在中国”等系列活动。
安·莫斯利·莱斯(Ann Mosley Lesch)认为，苏丹南北冲突是双方民族主义观点的冲突。北方河岸精英倾向运用民族主义构建国家，国家对应一个自我定义的族群，即河岸阿拉伯人。而南方则赞成领土模式，这种模式是一个特定领土的居民对国家忠诚的思维模式，不考虑族群因素。[注] Ann Mosley Lesch, The Sudan -Contested National Identities , Bloomington and Indianapolis: Indiana University Press, 1998, pp. 6-7.唐纳德·罗斯肖尔德(Donald Rothchild)和亚历山大·格罗斯(Alexander Groth)指出：“基于特定标准，民族主义群体成为国家的主要群体，他们拥有强烈的排他性，以感知的外部威胁为基础来维持内部凝聚力和群体的忠诚度，从而达到保护自身地位的目的。”[注] Donald Rothchild and Alexander J. Groth, “Pathological Dimensions of Domestic and International Identity,” Political Science Quarterly , Vol. 110, No. 1, 1995, pp. 70-71. 这是苏丹北部精英所采用的主要策略，其民族主义具有强烈的两面性特征，它对内部相同部族实行宽容和人道，对其他异质族群则体现出偏狭与残忍。独立之后的苏丹在构建民族国家框架下应寻求具有人格魅力的领导人，实施积极政策推动良性族群互动，这样才能避免民族冲突。然而权力与利益诉求促使苏丹领导人致力于优先保护河岸阿拉伯部落的利益，而非阿拉伯部落的利益却受到倾轧。
传统上，对于无线点数较少，覆盖范围不广的区域，一般会采用胖无线接入点AP(Access Point)，如图1所示。这种方式需要对逐台设备进行配置和管理，无法形成一个整体，无法实现无线网络中的漫游服务功能。这种方式在校园内无线点数比较密集，用户移动性比较频繁的情况下，是不适合的。
20世纪初，苏丹部落身份的政治化过程始于英国殖民时期，殖民主义者根据生活方式给不同部落贴上标签，例如，“阿拉伯人”是游牧为主的部落，而“巴卡拉人”是蓄养牛群的部落。间接统治更是将“阿拉伯人”和“非洲人”身份制度化，在此政策之下，灵活的文化身份转变为硬性的政治身份。殖民统治政策将部族特权固定下来，最终加剧了不同族群之间的不平等，非阿拉伯部落受到边缘化和歧视，致使部落关系向暴力化发展。间接统治将多数群体分化成少数群体，将文化群体转化成以部落为基础的政治团体，实现了少数人对多数人的统治。虽然在历史上河岸阿拉伯人属于后来者，但是他们却依靠权力制造了土著部落(如富尔人、努巴人等)和非土著部落(如拉沙伊达人、法拉塔人[注] 法拉塔人来自西非，16世纪开始陆续迁移至苏丹定居，其祖先是马里和尼日利亚的富拉尼人。 等)之间的差别，前者是土生土长的原住民，以部落名称作为自身的身份识别，后者则是没有公民身份的后来者，而河岸阿拉伯人却将自身排除在这两种划分之外，这种划分甚至影响到后殖民时代居民的合法权利。英国在苏丹实行分而治之的殖民政策，扶植当地部落酋长，造成南北不平衡的发展格局。1947年，英国殖民势力不断衰落，北方人继承了英国人对于苏丹人身份的划分模式，相信阿拉伯化和伊斯兰化过程最终将同化南方，在苏丹独立过程中，南方人明显处于不利地位，长期遭受忽视。
二、 苏丹河岸部落实现身份政治优势的主要策略
在英国人的观念里，非洲土著居民远远落后于欧洲文明的特点，据此可以把苏丹人分为三类。比如，弗雷德里克·卢加德(Frederick Lugard)把苏丹人划分为原始部落、高级群体以及欧化的非洲人。原始部落没有书写语言，甚至没有形成任何接近于文化的东西，其内部制度带有极强的专制主义色彩，显著特点就是“无视人类生活的暴虐统治”。高级群体是指那些受益于伊斯兰政治和社会影响的穆斯林群体，他们由于含闪米特血统而体现出较高的群体形态，拥有书写语言、统一文化以及包括税收体系和宗教法庭在内的相对复杂的政府体系。欧化的非洲人则已经模仿欧洲人的穿着和风俗，与土著部落之间的共同点越来越少。[注] David Spurr, The Rhetoric of Empire :Colonial Discourse in Journalism ,Travel Writing and Imperial Administration , Durham: Duke University Press, 1993, p. 68.苏丹的贾阿林人、舍基亚人、栋古拉人显然处于最高的一层，他们中多数是阿拉伯商人或者在当地政府任职，备受殖民政府青睐，以河岸部落为代表的阿拉伯—伊斯兰身份认同开始扩大到苏丹北方。
在英埃共管时期，苏丹社会经济发展的重点集中于喀土穆以及北部省份，特别是商业投资、社会服务和教育。这一局面导致了具有垄断经济、政治权力的中产阶级的出现，他们广泛地活动在国家中心区域。[注] Elfatih A.A/Salam, “The Politicization of Ethnic Sentiments in the Sudan: Implications for Nation-Building,” Journal of Third World Studies , Vol. 25, No. 1, 2008, pp. 118-119.但苏丹的中产阶级并没有涵盖所有部落，相反，这一主宰苏丹政治和经济发展的新兴阶级只是局限于北部河岸部落。不属于这个中间阶层的部落在政治、经济、权力上处于劣势，同时中央以牺牲外围为手段控制政治和经济的局面开始形成。另一个对苏丹产生恶劣影响的殖民政策便是间接统治，其根本目的是英埃政府试图保持南方与北方的分裂状态，要么在将来使南方成为受制于英国的独立地区，要么融入英国管辖的东非肯尼亚殖民帝国。对于英国殖民者而言，间接统治是非常理想的统治方法，因为它可以成功地分化苏丹，“政治制度上添加一些传统成分能够形成保护性‘腺体’，防止农村人口受到民主思想和民族主义‘毒瘤’的感染”。[注] G. N. Sanderson, “Review of Mohammed Omer Bashir’s Book,” Middle Eastern Studies , Vol. 12, No. 1, 1976, pp. 108-111.为扩大南北差异，英国人禁止在南方使用阿拉伯语，削弱伊斯兰教的影响，招募土著人代替阿拉伯官员，在初级学校推广地方语言。[注] John W. Burton, “Development and Cultural Genocide in the Sudan,” The Journal of Modern African Studies , Vol. 29, No. 3, 1991, p. 512.1922年，英埃政权颁布《封闭区法令》，禁止苏丹人在没有许可的情况下进入苏丹南方和西部，这一政策旨在消除阿拉伯—伊斯兰文化的影响力并维护南方的非洲特性。如果说阿拉伯主义是殖民奴役的产物，那么非洲主义就是殖民地实施间接统治的结果，是英国殖民统治者强化了苏丹土著居民的“非洲性质”。彼得·康克(Peter Kok)指出，英国殖民主义的遗产构造了苏丹中北部一个阿拉伯—伊斯兰性质的霸权集团，遗留下一个欠发达和具有部族特色的苏丹南方。[注] Peter Kok, “Between Radically Restructuring and Deconstruction of State Systems,” Review of African Political Economy , Vol. 23, No. 70, 1996, p. 556.
(一) 民族主义对身份差异的强化
“苏丹人”的含义体现了身份意义的嬗变，它随着时间的推移而发展，特别是殖民时期有了区别于以往的意义。“苏丹”这个词最早出现在早期穆斯林地理学家的著作中，撒哈拉沙漠以南的地区称为“Sudan，即黑人的土地”。奴隶贸易兴盛时期，绝大多数奴隶都是黑人，“苏丹人”这个词则有了“受奴役者”的意思。一直到1900年，北方人都将“苏丹人”定性为非穆斯林以及那些曾成为猎奴对象的土著人。在20世纪二三十年代，北方精英们开始使用“苏丹人”表示国家范畴下的国民。英国培养了一批受过教育的阿拉伯年轻人，他们绝大多数来自北部三大河岸部落，拥有先进的民族主义意识形态和高效的政治管理能力，赞成阿拉伯身份的定性，无视其他部落的存在价值。[注] Heather J. Sharkey, Living With Colonialism :Nationalism and Culture in the Anglo -Egyptian Sudan , Berkeley: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2003, pp. 29-30.。20世纪三四十年代，民族主义成为苏丹争取独立的主要意识形态，受过教育的精英阶层成为其主导力量。对于抵制英国殖民统治而言，苏丹民族主义力量发挥的作用极为有限，其主要行动集中在后殖民时代对国家身份竞争的政治诉求上。[注] Amir H. Idris, Conflict and Politics of Identity in Sudan , p. 44.苏丹民族国家构建的困境是“没有民族整合的过程却接受了民族主义，没有国家权力的框架和传统却要建立现代国家。”[注] 刘德斌主编：《国际关系史》，北京：高等教育出版社2018年版，第20页。 独立之后，北方的河岸阿拉伯人将自己视为英国殖民遗产的自然继承者，并开始基于自己的身份界定“苏丹人”的身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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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世纪40年代，苏丹总理穆罕默德·艾马德·马祖巴(Muhammad Ahmad Majub)表示：“苏丹国家性质虽然由阿拉伯和非洲双重身份来定义，但是文化优势显然归功于阿拉伯人。”[注] Heather J. Sharkey, Living with Colonialism :Nationalism and Culture in the Anglo -Egyptian Sudan , p. 33.苏丹的历史叙述体现出北部精英阶层的观点，将自身置于苏丹历史叙事的中心，并将阿拉伯伊斯兰民族的意识形态传递给非穆斯林和非阿拉伯团体。[注] Amir H. Idris, Conflict and Politics of Identity in Sudan , p. 68.在20世纪四五十年代，随着民族主义力量的不断壮大，英国企图通过增加政府中的苏丹籍官员数来安抚激进的民族主义者，这一政策被称为“苏丹化”。受过教育的北方精英掌握了国家的行政大权，当苏丹获得独立时，北方河岸精英的力量在政府中已经根深蒂固。公民身份也是北方精英巩固权力的工具，根据1948年《苏丹国籍法》的界定，苏丹公民应是在1898年英埃共管时期所统辖领土上生活的人。这种模糊的定义使得某些出生在苏丹的人，即使其父母也出生在苏丹，但却得不到苏丹认可的公民身份。[注] Ibid., p. 95. 事实上，属于阿拉伯部族的人都应该被授予公民身份，然而那些具有西非起源的部落民，即使其家人在英国人到来之前就已生活在苏丹，也无法获得苏丹公民身份。[注] Jay O’Brien, “Toward a Reconstitution of Ethnicity: Capitalist Expansion and Cultural Dynamics in Sudan,” American Anthropologist , Vol. 88, No. 4, 1986, p. 67.
苏丹爆发的两次内战，其主要动力是民族主义观念的相互竞争，全国伊斯兰阵线(National Islamic Front)认为民族主义应围绕其阿拉伯—伊斯兰认同展开，其特点是部族民族主义，占主导地位的河岸部落领导人为寻求同质性，采取压制差异和忽视其他部落利益的做法。作为南方政治力量代表的苏丹人民解放运动(Sudan People’s Liberation Movement)则带有地域主义的认同观，其领导人约翰·加朗提出了“新苏丹论”，提倡国民应包括苏丹全体人民，应基于自治原则来治理国家。北方河岸部落的精英们清楚地看到他们曾经的历史地位成功地为其抢占了制高点——河岸部落身份即代表苏丹国家身份。加朗主张的领土模式则排斥精英们强加给国家身份的狭隘观念。双方的对立表明，只要北方精英们继续追寻部族民族主义模式，不符合阿拉伯—穆斯林身份定义的苏丹人将会继续开展政治斗争。
(二) 伊斯兰教政治化致使部落身份对立
苏丹阿拉伯部落的伊斯兰信仰以苏菲主义为基础，由于苏菲主义的神秘主义特征以及苏丹内部缺少乌里玛宗教阶层，伊斯兰教在苏丹的发展呈现分散性和自治性特征。苏丹早期伊斯兰教发展具有平民性，同时宗教组织的分散性弱化了整体力量，当时民族国家政权还没建立，伊斯兰教还未完全进入政治化发展时期，因此呈现出平和特征。但随着伊斯兰教不断政治化，部落身份政治也由此被激活，具体表现在两个方面：一是法基(Faki)[注] 指伊斯兰教中受人尊敬的圣者。 和教团领导者会选择亲近政府来扩大影响力。不同部落民众成为不同苏菲教团的信众，并基于政治权力的竞争而呈现一定程度的身份对立；二是阿拉伯穆斯林认为伊斯兰教不能与阿拉伯人以及阿拉伯文明区分开来，国家宪法应该以伊斯兰教为基础，就如萨迪克·马赫迪(Sadiq al-Mahdi)所说：“苏丹的首要特征应是伊斯兰，而它的表现就是无可抵制的阿拉伯化。”[注] Dunstan M. Wai, The African —Arab Conflict in the Sudan , p. 24.后者使苏丹分裂为阿拉伯穆斯林、南方基督教徒与原始信仰者相互对立的身份格局。
除了河岸部落之外，大多数苏丹人，特别是达尔富尔省和科尔多凡省北部，选择具有苏菲神秘主义和非洲传统相结合的伊斯兰信仰。尽管这些省份的苏丹人也是虔诚的穆斯林，却不遵循河岸阿拉伯部落对伊斯兰教义做出的诠释。而绝大多数北方部落以阿拉伯语、伊斯兰教和圣裔血统为基础，追求与北非和中东的阿拉伯人达成意识形态和族群的一致性。这导致阿拉伯穆斯林和非阿拉伯穆斯林之间产生宗教分歧。随着宗教与政治的相互交织，苏菲教团之间开始激烈竞争，特别是马赫迪教派和哈特米亚教派。两大教派以宗教扎卡特(zakat)[注] 天课，指穆斯林每年一次的慈善捐款。 形式获取教派发展的资金，并构建了通过教派认同获取政治发展的民众基础。安萨尔教派(前身是马赫迪教派)获得西非移民“穆哈基伦”(Muhajirun)、沿河两岸部落(栋古拉人、贾阿林人)、部分巴卡拉人、部分贝贾人，以及除哈特米亚教团以外其他传统苏菲教团的大力支持。哈特米亚教派受到舍基亚人定居部落以及苏丹东北部游牧部落的支持，它在城市地区的势力大于安萨尔教派，所以哈特米亚教派的支持者主要是喀土穆、喀土穆北方和恩图曼三大城市中的新兴阶层。两大教派在政治利益的驱使下发展为乌玛党和民族联合党，他们各自的追随部落因立场不同也形成一定程度的对立。
目前我国的个人理财产品仍然采用推销式销售，对于互联网技术的运用相对较少。不仅如此，目前商业银行的运行系统是建立在单一个体或企业账户的基础上，而不是客户基础上。这样很难对客户的信息进行挖掘，无法利用大数据等前沿技术对客户需求进行分析，为客户提供更好的服务，扩大业务来源，造成了数据信息的浪费。
在独立过程中，苏丹没有形成基于全民共识的国家认同体系，一味宣扬伊斯兰教在国家中的主导地位，忽略国家内部的各种意识形态和宗教背景的迥异状态，加深了内部分歧。“在这种局面下，教派主义的因素非但没有削弱，相反，民族国家的出现和不同群体在国家体制内的政治利益之争，更加强化了教派身份认同，使之成为国内政治博弈中的主要因素。”[注] 王宇洁：《教派主义与中东政治》，载《阿拉伯世界研究》2013年第4期，第42页. 大多数苏丹政党致力于伊斯兰化的动机都是获取政治实力，这些政党的领导人在个人利益的驱使下，试图运用宗教影响加大对政治的控制。“乌玛党、民族联合党及伊斯兰民族阵线之间的分歧严重削弱了国家的权威和行动能力，弱化了国家‘最高协调器’的职能，对南方问题无法找到一致的解决方案。全国伊斯兰阵线的统治更是使国家极端化，国家的合法性进一步削弱。坚持社会的一切应首先坚持伊斯兰，有意识地将非穆斯林排挤于政治机构之外，这既是对非穆斯林的歧视，也是使少数人服从于精英人物定义的多数人的实践”。[注] 刘辉：《民族国家构建视角下的苏丹内战研究》，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1年版，第42页。
虽然苏丹早期的阿拉伯部落并没有进行暴力性扩张和国土整合行动，但是文化部族主义造成的身份差距已初见端倪。从16世纪到19世纪，苏丹多数领土处于丰吉王国的统治下。1504年，丰吉王国推翻了信仰基督教的努比亚王国，奉伊斯兰教为国教。[注] Amir H. Idris, Conflict and Politics of Identity in Sudan , New York: Palgrave Macmillan, 2005, p. 26.在伊斯兰政权的主宰下，伊斯兰教和阿拉伯文化成为苏丹主体文明，正如阿米尔·伊德里斯(Amir H. Idris)所说：“不具备上述任何一点的人只能无限制服从，遭受剥削和奴役”。[注] Ibid., pp. 18, 27. 在此种背景下，非阿拉伯人或者非穆斯林只能从事农业、游牧业或者充当家仆等身份低下的工作，而讲阿拉伯语的河岸部落推崇伊斯兰文明的优越性，其社会地位处于上层。
三、 苏丹身份政治的运行模式及其影响
现代苏丹的建立是英国殖民主义的遗产，而不是国内不同部落、族群与宗教信仰的自由组合。苏丹政府长期以来执行“分化统治”政策，使部落身份、部族概念与政治、经济利益相连，阿拉伯河岸部落的优势地位已经成为一种政治遗产。阿拉伯河岸部落处于政治中心，为了获取社会、政治和文化资源，实行牺牲外围部落利益来巩固中央权力的政治模式，即“中央—外围”模式。这种带有部族偏见的政策加剧了部落之间的差距和分歧，与旨在促进现代国家和谐发展的原则相悖。
在政治上，苏丹“中央—外围”模式依然根深蒂固，作为苏丹政治外围的部落居民在政治上没有自身利益的实际代表，政治制度缺乏透明与公正，政治发展过程中互利群体相互包庇，暴乱事件不断滋生。外围部落因无法通过和平政治程序实现变革，只能转向暴动来实现诉求。在经济上，被边缘化地区经济发展滞后，财富与权力资源分配不均，社会服务条件较差。加之政府实施阿拉伯移民定居、开发矿产资源、发展农业机械化项目、改变放牧路线等引发边缘地区部落民的经济利益受损，弱化或摧毁了当地人的生存基础。在文化上，苏丹中央试图将北部尼罗河谷地的阿拉伯文化作为国家模式强加给外围部落。身份政治的极端化发展致使部落主义抬头，区域内部的部落矛盾随之出现。有学者指出，“当欧洲殖民者撤出后，为了维护当地秩序和既得利益而支持一个集权的中央权威，部族民族主义便作为一种反力量而重新浮现出来，反对过度的国家中心化与同质化”。[注] [美]凯尔文·C.邓恩、[加]蒂莫西·肖等：《国际关系理论：来自非洲的挑战》，李开盛译，北京：民主与建设出版社2015年版，第20-24页。 目前在达尔富尔、苏丹东部、努巴山区以及苏丹南部，外围部落反抗中央边缘化政策的冲突仍在持续。
(三)在财政层面，监管不到位，由于非税局人员力量薄弱，没有将“征、管、查”有效地结合起来，使得非税监管工作开展不到位。同时，受到财力分成的负面作用影响，对非税收入往往并不是应缴尽缴，而是会视财政调度收入进度情况和本镇街收入完成情况酌情上缴，造成人为调节收入的现象。
(一) 达尔富尔危机
北方河岸精英所推崇的民族主义给南方人带来消极影响的同时，达尔富尔地区的土著部落也受到长期的身份歧视和边缘化，最终引发了震惊世界的族群冲突。达尔富尔分为北部、中部、南部三个地区，既有阿拉伯部落，也有非阿拉伯部落。自17世纪中期，达尔富尔地区的传统权力由本地非阿拉伯部落掌握，这种状况一直持续到1916年富尔王国的灭亡。但是苏丹独立后(1956至1980年)，达尔富尔人在权力分配中遭到排挤，主要官员几乎都来自尼罗河区域，“自马赫迪革命时期，苏丹就存在动员西部阿拉伯部落支持中部尼罗河岸阿拉伯人事业的传统。”[注] 姜恒昆：《达尔富尔问题的历史溯源——再论达尔富尔冲突的原因、阶段及性质》，载《西亚非洲》2008年第9期，第25页。 2000年5月，《黑皮书：权力与财富不平衡》[注] 此文件为非公开出版物，被秘密分发于喀土穆清真寺等场所，最初并不知道作者身份。 首次记录了苏丹自独立以来的制度模式，揭露了三大河岸部落在军队、行政、司法等部门占据政治优势的现实，同时指责苏丹政府对其他地区实施边缘化政策。[注] Julie Flint & Alex De Waal, Darfur :A Short History of a Long War , New York: Zed Books Ltd, 2005, p. 18.达尔富尔危机涉及资源争夺、经济落后、权力斗争、外来势力干预等多种原因，但部落之间的冲突一直是其主要表现。2003年，达尔富尔反政府武装“苏丹解放军”(Sudan Liberation Army/SLA)和“正义与平等运动”(Justis and Equality Movement/JEM)与苏丹政府军以及阿拉伯民兵组织“金戈威德”(Janjawiid)发生大规模武装冲突。虽然“阿布贾和谈”对达尔富尔危机的解决产生了积极意义，但达尔富尔问题从未真正解决。在“金戈威德”民兵武装犯下骇人听闻的暴行被披露的十年后，苏丹政府在达尔富尔滥用职权的现象仍然十分普遍。2013年，苏丹执政党在达尔富尔地区开采金矿的兴趣不断高涨，遂武装阿拉伯新民兵组织“阿巴拉”(Abbala)来控制达尔富尔北部具有丰厚利润的金矿。此外，苏丹政府实施强制性人口迁移，引发当地居民的反复性流离失所和持续的地域碎裂化，以致很多居民流溢于外围地区，联合国估计至少有15万人无家可归。[注] Omer Ismail and Akshaya Kumar, “Darfur’s Gold Rush: State-Sponsored Atrocities 10 Years After the Genocide,” Satellite Sentinel Project , May 9, 2013, p.http://www.satsentinel.org/report/darfurs-gold-rush-state-sponsored-atrocities-10-years-after-genocide，登录时间：2019年2月14日。2017年5月，达尔富尔硝烟再起，反政府武装和政府军发生多次激战，再度加剧了当地部民的生存危机。
(二) 东部地区的隐性危机
苏丹东部贝贾部落同样面临喀土穆政府实行的边缘化政策，东部人毫不掩饰他们的愤怒，并希望建立一个独立的东部苏丹。为了维护自身部落的非阿拉伯特性，保护祖先遗留下来的生存之地，追求公平合理的资源分配和良好的资源管理，贝贾人重组“东苏丹解放民主革命阵线”(Democratic Revolutionary Front for Eastern Sudan’s Liberation)，呼吁民主与公正。拉沙伊达人(Rashaida)最初来自于也门，在19世纪中期迁移到苏丹东北部。作为后迁移至苏丹的部落，拉沙伊达人没有土地使用权和占有权，因分散于六个不同地区，难以对部落进行统一管理，其内部矛盾不断滋生。苏丹政府禁止边境贸易走私，严重损害了拉沙伊达人的经济利益。为摆脱边缘化、祛除贫困以及谋求公平发展，拉沙伊达人的斗争转变为政治方式，1990年，马卜鲁克·穆巴拉克·萨利姆(Mabrouk Mubarak Salim)组成“拉沙伊达自由狮”(Rashaida Free Lions)。2005年，“自由狮”、贝贾大会以及其他反政府组织组建东部阵线。截止目前，苏丹东部尚未爆发新的冲突，但由于社会和经济条件持续恶化，部落关系正在趋于恶化，表面上保持着脆弱的和平现状，而内部却暗潮涌动。苏丹政府急需设计一个真正全面的方案来解决东部地区人们的身份、地区制度以及财富和权力共享问题，否则，厄立特里亚很可能成为东部反政府武装的后方基地。冲突一旦爆发，极易引发境外战争，从而在东部重现“达尔富尔危机”的翻版。 2016年9月，东部反政府组织“解放与正义人民联合阵线”(United People’s Front for Liberation and Justice，UPFLJ)呼吁为东部地区开辟新的和平道路，并强调任何无视苏丹东部的做法都将使该地区人民感到沮丧，导致他们诉诸其他不符合民族团结的选择。[注] “Opposition Group Calls for New Peace Process in East Sudan,” Sudan Tribune , September 24, 2016, http://www.sudantribune.com/spip.php?article60333，登录时间：2017年11月20日。
(三) 努巴人的反抗
努巴山区曾与南苏丹一样，其土著居民努巴人在历史上长期受到阿拉伯部落巴卡拉人的压迫，被迫充奴的悲惨历史记忆一直挥之不去，南北双方的内战更是将巴卡拉人和努巴人分裂为两个完全对立的利益群体。苏丹政府实施的农业机械化运动忽视努巴人的传统土地习惯法而肆意开发和分配土地，加之《全面和平协定》中未对土地争端问题做出合理和及时的解决，导致努巴山区的努巴部落和巴卡拉部落一直处于冲突之中。2011年，苏丹南北分离，随着民族政治路线的变更，努巴山区巴卡拉人和土著居民之间的关系又进入一个新的充满张力和极端化发展的情境之中。努巴山区留在北苏丹，“苏丹人民解放运动”承诺给努巴人建立新苏丹的愿望化为泡影，而历史上努巴人一直处于被边缘化和被掠夺的境地，也未能充分利用其他部落间的分歧为自己营造有利局面，导致努巴人陷入迷茫和两难之中。2011年，南北双方再次爆发战争，努巴山区成为“苏丹人民解放运动北方军”(SPLM-N)的后方基地。当地努巴人不断遭到政府军的飞机轰炸，居民流离失所，生活状况非常糟糕。2016年3月，据联合国难民事务高级专员办事处称：“自2011年努巴山区战争开始以来，已有近25万苏丹难民逃往南苏丹”。[注] “Sudan: Five Years on, Refugees Still Fleeing Conflict in South Kordofan,” Africa Renewal , June 3, 2016, https://www.un.org/africarenewal/news/sudan-five-years-refugees-still-fleeing-conflict-south-kordofan-un-reports,登录时间：2018年10月15日。2017年7月，内部冲突已使南科尔多凡州和青尼罗州正式关闭外部人道主义援助，努巴山区持续遭受轰炸约4000次，人道主义危机日益严重。[注] “Sudan: Nuba People Wary of U.S. Proposal to Lift Sanctions,” All Africa , July 11, 2017, https://allafrica.com/stories/201707120419.html, 登录时间：2018年6月15日。努巴人现今仍然敌视喀土穆政府的政策，如果不能在协调一致的原则下妥善处理土地、牲畜、水源和放牧路线、习惯法与国家法之间的矛盾等问题，努巴山区的冲突将一直持续。
(四) 新南方问题
南北苏丹分离后存在严峻的领土争端，主要是阿卜耶伊、南科尔多凡州和青尼罗河州的归属问题。南科尔多凡和青尼罗河地区属于苏丹最边缘化的地区，同时也是国家矛盾集聚的中心地区。2011年7月，南科尔多凡州成为南北双方最具争端的地区，其中阿卜耶伊地区、黑格里戈地区、卡拉萨纳(Kharasana)地区以及努巴山区的南部低地成为两国竞争的焦点。2012年4月，此地区再次爆发激烈战争，南科尔多凡州以及青尼罗河州的冲突使苏丹从内战转入地区冲突。战争的主要原因依旧是当地部落所面临的经济、政治和文化的持续边缘化。[注] Frances Stewart, Horizontal Inequalities as a Cause of Conflict :A Review of Crise Findings , Brandford: CRISE: Centre for Research on Inequality, Human Security and Ethnicity, January 2011, pp. 6-8.当地居民经常抱怨财富被政府征用，没有得到土地和资源(石油和水)收入的合理份额，而国家财政预算也没有按协议进行配置。南北双方再度交战后，平民生活困苦不堪，战争的白热化导致更多平民流离失所，多数平民面临食物短缺和营养不良等问题。2012年12月，超过73万平民需要救助，包括436,000名流离失所者。[注] N° Africa Report, Sudan ’s Spreading Conflict (I ):War in South Kordofan , Brussels: International Crisis Group, February 14, 2013, p. 29. 南苏丹边境的伊达难民营(Yida refugee camp)充斥着来自南科尔多凡州的难民，仅2012年5月至10月，难民人口就从31,000人增长到65,000人。[注] Ibid. 南科尔多凡的战争一度陷入僵局，众多武装团体积聚于此，不断招募当地部落居民来扩充军力，进一步恶化了此地的混乱局势。自2014年起，总统巴希尔多次宣布停火，就战争局势进行和平谈判，但利益争执导致双方不时开战。2016年6月3日，联合国难民署指出：“冲突持续5年以来，人们仍在逃离苏丹南科尔多凡州的暴力事件。”[注] “Sudan: Five Years on, Refugees Still Fleeing Conflict in South Kordofan,” Africa Renewal , June 3, 2016, https://www.un.org/africarenewal/news/sudan-five-years-refugees-still-fleeing-conflict-south-kordofan-un-reports,登录时间：2018年10月15日。由此可见，解决冲突和结束苦难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加紧迫。2018年7月13日，苏丹政府军再次单方面延长停火期限，但是此地区的真正稳定不仅有赖于和平的完全实现，还需要外围地区边缘化危机的有效解决。
四、 结 论
苏丹河岸部落具有阿拉伯和穆斯林的双重身份，自殖民时代以来就一直主导着苏丹的政治发展进程，利用历史叙事塑造自身相对于其他非阿拉伯部落的优势地位，并且根据自身利益界定谁是“苏丹人”。在历史进程中，三大河岸部落构建了阿拉伯穆斯林所拥有的文明优势，并通过他们作为奴隶主的主导地位形成对其他部落的暴力控制。英国殖民者也强调北方的阿拉伯穆斯林在文明上优于非阿拉伯人或“南方黑人”，并通过间接统治和封闭区法令等分化政策加强了这种模式，北方精英因而有足够的政治优势将自身文明强加给苏丹其他部落。
从某种意义上说，苏丹是两次身份劫持的受害者。一方面，英国允许来自北方河岸部落的精英以阿拉伯人身份为主重新定义“苏丹人”的意义，将其作为阿拉伯人自身的同义词，并依此确定其他苏丹人的身份，同时实现保证其政治优势的国家构建。北方阿拉伯人对“黑人土地”进行重新定义，否认其原来的地域意义和代表它的非洲黑人。另一方面，激进主义者抢夺了苏丹历史上较温和的苏菲主义所具有的传统社会地位，导致伊斯兰教在苏丹独立后变得更加激进。第一次身份劫持成为第二次身份挟制的先例，充分培养了北方河岸阿拉伯精英们在构建苏丹国家身份上的主导性，以及利用身份政治来巩固其权力优势的运行机制。
A：我跟很多国家的出版人做过交流，他们觉得中国的文化是十分惊艳的，他们会感叹于中国传统文化，认为其非常吸引人。当然，我们也要让其他国家知道，中国不仅仅传统文化很有看点，当下的新文化也是很有特色的。
苏丹国家保持完整的可能性，在北方排外主义的统治中脆弱不堪，以至于南方认为独立才是实现其身份的唯一方式。只要北方精英们仍想以自身立场来定义苏丹人的身份，那么其他少数非阿拉伯部落就会一直面临边缘化处境，这是撕裂国家认同和国家统一的主要原因。然而，苏丹和南苏丹分裂后，双方仍都存在着大量不同宗教和文化背景的部落，国家构建急需跨越传统的身份政治陷阱，建构基于国家统一的国民认同。
作者简介 ：梁娟娟，博士，西北政法大学政治与公共管理学院讲师(西安710122)。
文章编号 ：1673-5161(2019)02-0034-15
中图分类号 ：D815
文献标识码 ：A
* 本文系2015 年度国家社科基金重大项目“中东部落社会通史研究”(15ZDB062 )的阶段性成果。
(责任编辑： 章 远 责任校对： 邹志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