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古代哲学的地域性研究”笔谈——“湘学精神”与“湖南人精神”，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精神论文,笔谈论文,地域性论文,湖南人论文,中国古代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B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0511-4721(2005)01-0014-14
关于湘学研究的意义，可以从不同角度、从多方面来阐论，这里仅从其学术思想史意义和现实意义两个方面略作说明。
一、湘学研究的学术思想史意义
中国传统学术包括儒、道、佛诸多学派而以儒学为主体。宋明理学是儒学的最高理论形态或完成形态，因为它完成了吸收佛、道的思辨哲学而给予儒家政治伦理的合理性以精致的哲学本体论论证的任务，也就是说，完成了儒学史上最重要的一次“综合创新”。
宋明理学中有不同的学术派别，流行的观点是将其划分为程朱理学和陆王心学两大派，还有一种比较流行的观点是在哲学上将其划分为“理本论”、“心本论”、“气本论”三派。这些观点都忽略了在宋明理学中还有对朱熹哲学产生过重要影响、后来又成为朱熹之论敌的，在黄宗羲看来“当时为最盛”的湖湘学派，忽略了在哲学上围绕着当时讨论的主要问题——理气、心性问题，除了程朱的“理本论”、陆王的“心本论”和张载的“气本论”之外，还有以胡宏为代表的“性本论”一派。正如黄宗羲在评论朱陆异同时所说的，宋明理学中的各派实际上是“同植纲常，同扶名教”，它们维护儒家的伦理纲常，企图为儒家伦理的合理性作哲学论证的学术宗旨是完全一致的、共同的；也正如朱熹在给张栻写的祭文中所说的，他们二人是“志同而心契”，“同归而一致”。各派学术观点之异不过是在论证儒家伦理的合理性时，所采取的途径、方法、视角不同而已，其实相互之间有着很大程度的互补性。
作为宋明理学中重要一派的湖湘学派，由于曾经受到朱熹一派的严厉批评，而程朱理学后来又被历代统治者推崇为“正宗”，故前者在理学中只有“旁枝”的地位而不受重视，胡宏的“性本论”在哲学史上也没有程朱的“理本论”和陆王的“心本论”那样显赫的地位，甚至被其遮蔽而湮没无闻。但是，历史选择了程朱理学的结果，儒家“内圣外王”的理想并没有得到真正的落实，而是出现了“内圣强而外王弱”的情况，湖湘学者批评的那种“多寻空言，不究实用”的学风发展到极端，甚至出现了“平居袖手谈心性，临危一死报君王”的可悲局面。“心性徒开道学门，空谈未救金元辱。”正统派理学的这种致命弱点，反而凸显了以倡导“体用合一”、心性之学与经世之学相结合、内圣与外王并重为特征的湖湘学的价值。人们不禁要问：到底是正统派理学，还是被贬为“旁枝”的这种“得其体必得其用”的实学，能更准确地体现“圣人之道”即传统儒学的真精神呢？现代新儒家学者牟宗三可谓慧眼独具，他在梳理宋明理学时，首先将这桩学术史上的公案翻过来，认为不是伊川朱子系，也不是象山阳明系，而是五峰蕺山系，才真正继承了孔孟道统和周敦颐、张载、程颢所开创的理学“圆教模型”之真传。朱熹将形而上与形而下、性与情、存有与活动分裂开来，违背了“圆教模型”，所以不能成为宋明理学的嫡系，而是“别子为宗”。牟宗三的宋明理学三系说，大大提高了以胡宏为代表的湖湘学在宋明理学、孔孟儒学以及整个中国思想文化史中的地位，为改变“湖湘学统为朱子所压服，后世无传”的状况作出了重要贡献。
正确认识和评价湖湘学在宋明理学中的地位，对于湘学研究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因为它是湖湘学统，亦即湘学之有“统”的真正源头。那些受程朱理学正统观念影响较深的学者，往往有意无意地忽视这一点，如钱基博在《近百年湖南学风》的“导言”中，“上推周敦颐、王夫之两贤以端其趣”，极力表彰二先生在湘学发展中的贡献，而只字未提及开创湖湘学统的胡氏父子，以及南宋湖湘学派对近代湖南学风的深刻影响。在湘学人物中，王船山作为中国古代朴素唯物主义哲学之集大成者的地位，以及他作为宋明理学之继承者和终结者的地位，可以说在上个世纪已经基本上得到确立；魏源、曾国藩、谭嗣同等人在中国近代思想史中的重要地位亦为学界所公认。相对说来，南宋湖湘学派在宋明理学和中国思想史中应有的地位，胡宏的“性本论”在中国哲学史中应有的地位，至今尚未得到客观、公正的评价，牟宗三的“宋明理学三系说”还远不是学术界的共识。我认为这是目前湘学研究中，也是中国哲学史、中国学术思想史研究中应该特别予以关注，重点加以探讨、解决的一个问题。
从周敦颐、胡宏、王船山、魏源、曾国藩到谭嗣同，有着近千年历史的湘学传承，不仅学术内涵极其丰富，而且通过岳麓书院和湖南地区其他书院的师弟传授，使其有了学统上的连续性，表现出在学术思想上和学风上有某些前后比较一致的共同特点，形成了一种学术精神传统，深刻地影响了该地区的民风民俗和政治、经济、文化的发展。这种情况在其他地域文化或学术传统中是很少有的。关学、洛学、闽学、江西之学在宋明理学中都是“显学”，但学统深厚如湘学者，传至近代仍能以其“学”名家，在中国近代思想史上仍然占有不容忽视的重要地位的，可能没有一个。作为一个学术思想史概念，湘学却是可与关学、洛学、闽学等媲美而又有更长的传承历史。
湘学研究不仅在宋明理学史、中国儒学史、中国哲学史、中国近代思想史、中国地域文化研究中占有十分重要的地位，而且正如有的学者所指出的，它对于中西文化比较与交流、中国教育史等学科的研究也有着不容忽视的重要意义，我们在此不作详细论述。
二、湘学精神及其现实意义
湘学作为中国传统学术的重要组成部分，已经成为历史上的东西，但是湘学的精神传统却可以是活的，经过现代转换仍然可以为我们今天的革命、建设和改革事业服务。阐明湘学研究的现实意义，主要就是要解决湘学精神的现代继承、弘扬、改造和转换问题。
关于湖湘学派所开启的湘学传统，它在学术思想和学风方面表现出了一些什么共同特点？所谓“湘学精神”到底有些什么主要内涵？湖南地区的学者已经作过不少研究，发表了一些有理有据的、很有启发性的见解。有的学者将其概括为“推崇理学”、“强调经世致用”、“主张躬行实践”三大特点；有的学者认为湘学的根本特点就是把性理哲学与经世之学结合起来，坚持内圣修养与外王事功的统一；有的学者更加看重和突出湖湘学者以天下为己任的强烈的社会责任感，以及强烈的民族忧患意识和爱国主义精神；有的学者还注意到了湖湘学统中有不囿成见、广征博取、兼容并蓄、宽厚大气的开放性的学术品格，如此等等。我认为这些研究都是很有价值的，有助于我们对湘学精神的深入开掘和准确把握。
近代以来，由于湖南成为中国社会各种矛盾聚焦的地区之一，因此一直处于社会变革和政治风暴的中心，“近世湖南人材之盛，国中恐无出其右者”。陶澍、魏源等晚清理学经世派，曾国藩、左宗棠等发起洋务新政的湘军大臣，谭嗣同、唐才常等维新派人士，黄兴、陈天华等资产阶级革命派，几个重要人材群体的相继崛起，把近代湘学推进到了一个前所未有的高峰，“近代湖南学风”也成为学者们颇为关注的一个问题。有的学者在探讨这个问题时，一方面十分重视历史文化传承特别是湖湘学统的深刻影响，另一方面也注意从湖南特殊的地理环境去探讨“民性倔强”的原因，以至有人专门提出了“湖南人精神”这个概念。钱基博在《近百年湖南学风》中指出：
湖南之为省，北阻大江，南薄五岭，西接黔蜀，群苗所萃，盖四塞之国。其地水少而山多，重山叠岭，滩河峻激，而舟车不易为交通。顽石赭土，地质刚坚，而民性多流于倔强。以故风气锢塞，常不为中原人文所被。抑亦风气自创，能别于中原人物以独立。人杰地灵，大儒迭起，前不见古人，后不见来者，宏识孤怀，涵今茹古，罔不有独立自由之思想，有坚强不磨之志节。湛深古学而能自辟蹊径，不为古学所囿。义以淑群，行必厉己，以开一代之风气，盖地理使之然也。
这里揭示了湖湘学风与其地理、“民性”之间的联系。他认为近代湖南先贤之所以能在学问和事功上取得巨大成就，新旧相劘，问学殊途，要之“有独立自由之思想，有坚强不磨之志节”。这也就是所谓“湖南人精神”的实质意涵之所在。
杨毓麟称这种精神为湖南人的“特别独立之根性”。他在《新湖南》中历举周敦颐、王船山、魏源、王闿运、郭嵩焘、谭嗣同等人“无所依傍，浩然独往”的自由创造精神和突出的学术成就，力图说明“我湖南有特别独立之根性”，“其岸异之处，颇能自振于他省之外”。
陈独秀在1920年发表过一篇题为《欢迎湖南人底精神》的文章，他满腔热情地写道：“湖南人底精神是什么？‘若道中华国果亡，除非湖南人尽死。’……湖南人这种奋斗精神，却不是杨度说大话，确实可以拿历史证明的。二百几十年前的王船山先生，是何等艰苦奋斗的学者！几十年前的曾国藩、罗泽南等一班人，是何等‘扎硬寨’、‘打死战’的书生！黄克强历尽艰难，带一旅湖南兵，在汉阳抵挡清军大队人马；蔡松坡带病亲领子弹不足的两千云南兵，和十万袁军打死战，他们是何等坚忍不拔的军人！”毛泽东在青年时代也主张要“充分发挥湖南人之精神，造一种湖南文明于湖南领域以内”。陈独秀所表彰的湖南人的奋斗精神，其中已包含着一种为后人“造桥”的精神。他说：“我们欢迎湖南人的精神，是欢迎他们的奋斗精神，欢迎他们奋斗造桥的精神，欢迎他们造的桥，比王船山、曾国藩、罗泽南、黄克强、蔡松坡所造的还要雄大精美得多。”这种为后人“造桥”，为了创造新文明而不畏艰难困苦、流血牺牲、前仆后继的奋斗精神，表现了湖南人的“坚强不磨之志节”，不仅在挽救民族危亡、推动近世革命中起了十分关键的作用，而且在今天更加繁难的改革和现代化建设事业中，仍然具有积极的现实意义，是我们应该继承和弘扬的一笔宝贵的精神财富。
“湘学精神”和“湖南人精神”是两个有着密切联系而又有不同内涵和外延的概念，有的研究者往往将二者不加区分，笼统地用来说明湘学的精神特质，因而显得有欠严谨。这是在今后的研究中应该加以改进的。我们在探讨湘学研究的现实意义时，不论是对湘学传统还是对“湖南人精神”，都要采取“一分为二”的分析态度，从今天的现实需要出发，区分开哪些是积极的有价值的精神资源，哪些是消极的无益甚至有害的精神负担，批判地继承，做到有“扬”有“弃”，即该扬的扬，该弃的弃，将其改造、转换成为现代新文明的有机组成部分。
在封建时代，主张经世务实的湘学，由于理学的包袱较重，往往容易流于保守。曾国藩、左宗棠等人因创办湘军、兴办洋务、抵御沙俄侵略等事功而成为“中兴名将”，但其理学家立场又使他们成为死心塌地维护腐朽的封建制度和垂死的清王朝的“忠臣”。湘学的经世取向使一部分湖湘士人具有了通变精神而成为著名的维新派，而同样由湖湘学统培育出来的那些守旧派经学家却顽固地反对“新学”、“新政”。湘学的这种两重影响，使湖南在近代经常成为维新与反维新、革命与反革命激烈搏斗的战场。传统湘学以政治伦理为中心的价值取向十分明显，由湖湘学统所培育出来的人才，多为政治家、军事家、哲学家，而少有杰出的自然科学家、工程技术专家和实业家，这与今天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人才需求格局是很不适应的。
所谓“湖南人精神”也并非都是积极正面的东西。左宗棠曾经说过：“吾湘之人，厌声华而耐坚苦，数千年古风未改。惟其厌声华，故朴；惟其耐坚苦，故强。惟其朴也，故塞而鲜通；惟其强也，故执而不达。”这样看问题是比较辩证的。人们常用“骡子精神”、“霸蛮精神”或“挺经”的故事来形容湖南的民性，这一方面是肯定其有坚忍不拔的意志，有刚毅敢为人先、敢打死战、敢撞地雷阵、不达目的誓不罢休的奋斗精神，另一方面也反映了这种民性中有过于执拗倔犟、固塞难通、好胜尚气等弱点，在处理人际关系时往往表现为直傲不屈于人，缺乏合作精神。后者显然是不适应今天社会需要的，这种“民性”就有用现代文明来加以改造的必要。
深入开展湘学研究，可以揭示湖南地区深厚的文化底蕴，为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提供丰富的传统精神资源。湘学虽然主要产生、传承、发展于湖南，但它不仅只是一时一地之学，正如先前有的研究者所指出的：“其人为天下士，为事亦天下事。”周敦颐、胡宏、王船山、魏源、曾国藩、谭嗣同其人其事其学，是中国思想史不可或缺的重要组成部分，绝不能仅以一种地域文化视之。因此，我们开展湘学研究，亦应采取这样的态度：“张扬湖南，而不为湖南，为天下；诵说先贤，而不为先贤，为今人。”“景行前徽”是为了“匡饬时贤”。我们还应有这样的认识：湘学虽然是中国传统学术的一部分，但经过方向正确的批判继承和现代转换，它也可以为新时期中国先进文化的建设作出重要的贡献。毛泽东对湖湘学统的吸取、继承、改造和转换就给我们提供了一个最好的范例。现代湘学研究者除了要在实践中沿着毛泽东所开辟的批判继承、综合创新的道路继续前进之外，还应该加强对湘学的历史和学理的研究，为这门学科的建设和发展作出不愧于时代的新贡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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