苏联和华东剧变后社会主义国家的改革实践及面临的挑战_市场经济论文

苏联和华东剧变后社会主义国家的改革实践及面临的挑战_市场经济论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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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社会主义国家不同形式的改革实践

进入20世纪80年代,除朝鲜仍然固守传统社会主义的政治经济体制外,越南、古巴和老挝等社会主义国家都已经意识到变革传统体制的重要性,并开始积极探索适合本国国情的改革和发展道路。苏东剧变发生后,越、古、老各国深刻总结、反思苏东社会主义建设的经验和教训,进一步完善和发展了各自的改革思路。目前,越南“社会主义定向”的政治与经济、老挝“有原则的全面革新”以及古巴“稳步的改革开放”的改革路线和理论体系都已大体成型。而长期坚持社会主义传统体制的朝鲜,也在新世纪来临之际提出了转变观念、振兴和发展国家经济、建设“主体社会主义强盛大国”的口号,并在其后的实践中开始进行“谨慎的经济改革”[1]。综观社会主义各国遵循的这些改革路线,都具有坚持社会主义基本制度、坚持共产党的领导和社会主义发展方向的共同特征,但在政治体制、经济体制改革的具体措施上,又各具特色、形式各异,从而呈现出多样化发展的局面。

1、政治体制改革

在对传统政治体制进行改革的问题上,越古老各国大都提出了政治体制改革的发展目标、制定了改革的具体措施和方法(古巴虽然没有明确提政治体制改革,但也采取了相应措施)。但是受戈尔巴乔夫激进改革对苏联社会造成恶劣影响的启示,越南等国对政治体制改革所持态度相对谨慎,大都坚持改革要与本国现行制度和实际相适应,强调改革步伐的慎重、稳妥,反对极端、过激的民主发展倾向。而朝鲜虽然在经济改革的指导思想和行动上有了初步的变化,但到目前为止,在政治体制改革问题上尚未有试图变革传统体制的举措出台。

——推进民主建设进程。越南对社会主义民主的认识经历了一个从认为社会主义制度天生民主,到强调革新和完善政治体制的主要目标是良好地实现社会主义民主,充分发扬人民当家作主权利的重大转变。当今的越共,把社会主义集体当家作主看成是社会主义民主制度的本质,主张在社会生活各领域实现民主化。新近召开的越共九大,在原先提出的“民富国强,社会公平和文明”的社会主义理想目标基础上,进一步增加了“民主”的说法,即把党的奋斗目标完整概括为“民富国强,社会公平,民主文明”;老挝的社会主义民主建设与国家政权建设紧密结合。在将人民议会的组织机构改称国会,取消了省、县人民议会之后,1993年老挝实现了国会议员的群众直接选举,1997年又规定候选人的产生方式采取由组织、群众推荐与个人自荐相结合的办法,全部候选人要到选民中公开竞选;古共则十分注重群众当家作主积极性的发挥,充分重视人代会和工会、共青盟等组织在联系群众过程中的桥梁纽带作用。20世纪90年代以来,古巴加大了这方面工作的力度,群众参政议政的广度和深度有了突出进展。

——深化国家机构改革。越南等国对国家机构设置进行了一系列调整与改进。自越共六大以来,几乎每次党代会都对国家机构改革问题作出了专门论述。2001年党的九大,着重强调必须提高国家机构在国家管理和事务处理方面的责任、积极性、敏锐性和效率,并把国家机构改革与党的建设和整顿密切联系起来,指出“要建设廉洁高效的国家机器,必须使党的组织和党员在国家机构中有更好的表现”[2];老挝在国家机构改革过程中,提出了建立“精干协调、合理高效的政府机构”的目标,并从1991年开始进行了两次机构调整;古共四大提出要精简机构,提高工作效率。决定将党中央原有的19个部减为10个,专职干部编制由原有的500名减至180名,各省、市委也在随后进行了大幅度精简。

——强化监督制度,推进反腐倡廉工程。总的来看,在应对党内外腐败问题上,现有社会主义各国除从思想上提高认识和警惕外,普遍是把加强监督和完善制度作为反腐败的重要手段。2001年的越共九大重占申了八大将反对腐败和官僚主义,与经济发展滞后、偏离社会主义方向以及敌对势力的“和平演变”图谋并列,视为共产党面临的四项危机的说法,指出干部、党员的腐败以及政治思想和道德、生活方式的蜕化,决不容忽视[3]。2002年7月的越共九届六中全会,进一步讨论了关于加强干部工作的决定,提出要更新对干部的评价方法、加强管理、作好干部的轮换工作。在此次中央全会上,越共中央还对与黑社会团伙有牵连的高层官员裴国辉和陈梅杏进行了严肃处理,撤消了两人的中央委员和其它一切党内职务[4];老挝党早在党的五大上,就强调指出要大力解决好党群关系问题,清除党内腐败现象,维护党的纯洁以及发挥党员的先锋模范作用。在腐败问题上古共十分注意抓苗头,一旦发现问题,就及时采取切实有效的措施,从而做到了防微杜渐,防止了腐败现象的发展蔓延。与此同时,古共也十分注重组织监督和群众监督的作用,2001年6月古政府在中央设立了“监察部”,以对企业领导人和政府官员的腐败行为进行监督。

——重视加强执政党的自身建设。越共认为,增强党的领导作用,党的建设是关键。1999年5月起,越共利用两年时间分阶段进行自上而下的建党和整党工作,广泛开展党员的批评与自我批评,提出了对党员的19条禁令,以把越共建设成一个廉洁、强有力和值得人民信赖的政党;老挝党的党建工作强调坚定理想信念,提高党对社会的责任感,2001年召开的党的七大,着重提出要始终以马列主义为指导,不断增强党的领导核心作用,从政治思想、组织机构、领导方法、监察管理和干部建设等五个方面加强党的建设[5];从特殊政治地理环境出发,古共党建尤其重视加强思想政治工作。古共四届五中全会明确指出,“我们正在为革命和祖国的生存而战,而加强思想政治工作是我们生存的基础”。为了有针对性地作好思想政治工作,古共中央设立了社会舆论调查中心,在全国则建立了一整套完备的党校系统。与此同时,古共还特别强调充分发扬党内民主和实行集体领导的重要意义,认为只有“不靠个人,而要靠党,靠领导集体”,才能保证革命及其连续性。

2、经济体制改革

如果说越南等国在政治体制改革问题上表现出某种程度的一致,那么在对经济体制改革的认识及其推进程度上则存在较大差异。其中,越南和老挝在进行经济体制“革新”上有较大动作,已初步建立起以国有经济为主导、多种经济成分并存的经济体制,并在实践中取得了一定成效;而古巴的经济“改革”起步较晚,且迄今仍步伐不大;朝鲜在新千年里也开始逐渐展示出一些改革的声音和动向,但由于其历时尚短,目前还不能对其具体社会效益与长远发展走向作出清晰判断。

——所有制结构的调整和完善。从主张把经济成分划分为社会主义经济成分和非社会主义经济成分,到发展多种形式的混合经济,再到建立遵循社会主义方向、由国家管理、按市场机制运作的多种成分的商品经济,越南在认识和行动上实现了从所有制绝对化(国家所有制和集体所有制)和不承认多种成分经济,到转向发展多种经济成分的转变;老挝在实践中主张恢复发展多种经济成分,贯彻实行“三多经济结构”方针,即多种所有制成分、多种所有制形式和多种组织形式长期并存,各种经济成分依照市场经济机制在国家管理下开展活动,平等竞争,共同发展;古巴始终坚持公有制的“至高无上”地位。但为了充分调动各方面积极性,古巴政府也采取了一系列政策和措施,包括把国营农场的绝大部分土地转给合作社农民和个体农民经营、建立个体和私营企业、大力吸引外资以建立合资企业等等;朝鲜在经济制度上也有某种程度的“改进”,如在农村实行多产多分多留原则、设立“自由市场”、建立自由贸易区等等。

——市场经济的认识及实践。越共九大认为其市场经济是“社会主义定向的市场经济”,是“处于向社会主义过渡时期的越南所采取的总的经济模式”。越南政府经济顾问黎德瑞指出,越南的这种市场机制根本不同于资本主义的市场机制,它是以共产党为领导、遵循社会主义方向的,以社会主义公有成分占据主导地位。同时,越南的市场机制是在国家管理下的,而不是市场调节一切;在推进经济体制革新过程中,老挝始终坚持循序渐进的方针。从转变中央集中计划入手,变国家指令为指导和宏观调控,同时也对价格、汇率和银行体制进行了相应变革;古巴长期坚持把计划经济作为社会主义的一个本质特征。但在实践中,古巴虽然否定市场经济,却并不排斥“利用市场”,而是强调要把计划经济与利用市场因素有机结合。

——传统单一化分配方式的改革。在对传统分配方式的改革中,越南和老挝成为转而实行多样化分配形式的代表。它们在分配制度上坚持多种分配形式,其中以按劳动成果和经济效益分配为主,同时依据劳动者对生产经营的资金投入和知识等其他贡献的多寡,以及通过社会福利进行分配。越南学者指出,“这办法,看来好像带有改良性的,但是它正是一个革命政策的,属于政治路线的范畴,是越南走向社会主义道路上的一个特点”[6]。

——国有企业改革的不同形式。越共六大后,越政府加大了国有企业面向市场、自负盈亏的力度,强调企业实行经济核算制,改国家对企业的“指令性计划为主”为“以方向性的指令性计划为主”;老挝则要求国有企业进行经济核算,并在此基础上对利税在国家与企业间重新进行划分,由过去企业利润全部上缴改为企业照章纳税;古巴逐步减少了政府对企业的直接干预,给予企业以更大的进行生产和分配的自主权;朝鲜最近出台的经济改革措施中也有涉及国企改革的内容。据报道,朝鲜已开始承认企业具有自律权,并尝试鼓励企业自主权制定计划且自负其责。在2002年7月初,政府在平壤召集了各工厂和企业的财务负责人会议,要求各工厂和企业实行“独立核算”。

二、新世纪初社会主义改革进程中面临的重大理论和现实问题

现有社会主义各国在推进革新事业的过程中,必须居安思危,深入认识和思考由于时代发展变换所产生的一些重大理论和实践问题。能否正确认知这些问题,不仅关系到越朝古老社会主义革新事业的成败,更攸关整个社会主义运动的发展走向、整体实力,以至未来社会主义的前途命运。对于现有社会主义国家而言,这些重要的理论和现实问题主要包括:

1、如何正确认识市场经济在社会主义经济中的地位和作用问题。

市场经济与社会主义基本制度能否结合以及如何结合,是现有社会主义各国迄今尚未能达成共识的问题之一。作为传统体制坚决捍卫者的朝鲜,曾长期坚持计划与市场的二

元对立,认为计划经济是社会主义的本质特征,引入市场经济就是“复活资本主义”。在新世纪初,虽然朝鲜对原有观念作出了较大革新,但对市场经济问题仍然没有予以明确定位;近几年来多少利用了一些“市场因素”的古巴,也始终强调市场经济只是社会主义经济的补充,而不是其组成部分;即使在初步建立起具有本国特色市场经济体制的越南和老挝,其国内理论界和政界人士对于市场经济的认识也存在分歧,如在越南,认为市场经济只是一种策略,社会主义终将回归计划经济的观点就颇为流行。即究竟应把市场经济作为一种权宜之计,还是一种长远性的战略决策。从某种意义上说,能否在相关问题上达成统一,直接关系到现有社会主义国家市场经济的发展走向和前途。

2、探索一党执政条件下推进民主建设的有效形式。

处于现阶段的社会主义各国,当前迫切需要解决的是如何认识和推进一党执政条件下的民主建设问题。一党执政是现有社会主义各国共有的政党制度特征。这种政党体制的形成,既是客观历史环境的产物,也是各国人民自主选择的结果。但是,这样一种久经考验的制度正经受着来自国际国内两方面的冲击。一方面,西方资本主义贬斥一党制破坏民主,并加紧采取各种措施,企图“引导”社会主义各国“和平地向民主过渡”;另一方面,随着市场取向改革的全面铺开,多种经济成分并存已成不争事实。这就在社会主义各国的一些人中产生了思想混乱,认为多种经济成分必然带来政治多元化和多党制。在越南,就出现了国内外所谓“爱国志士”提出的各种带有“政治纲领性质”的声明,叫嚣越南现在只需要“独立和民主”,而根本不必确定什么方向。这些思潮的内外夹击,对党的领导和权威构成了严峻考验。面对这种形势,现有社会主义各国只有从理论和实践上深入探索一党执政条件下民主建设的有效形式和途径,不断推进社会主义民主建设的进程,才能进一步完善党的自身形象、提高党的吸引力和凝聚力,从而应对来自各方面的冲击和挑战。

越南学者提交中越理论研讨会的论文《一党执政条件下发扬民主》,着重阐释了这一问题。文章认为,一党制和多党制不是区分民主或不民主的标志。一党制可能民主也可能不民主,关键在于这一党是否真正革命,是否真正为人民利益着想。在市场经济条件下,由于各种经济成分是以共产党领导的、以国家经济为主导、走向社会主义的国民经济的组成部分,因此并不一定导致政治多元化和多党制。但是,仍然要重视一党执政条件下保证和发展民主的问题。[7]

3、充分重视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合作与斗争的关系问题。

20世纪末期冷战结束,标志着和平与发展时代来临。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间的关系,开始由正面对抗转变为“和平共处”和综合国力的竞争。这种局面的形成,既是战后两种社会制度国家间长期矛盾斗争达到某种均衡态势的结果,也是在新的时代条件下双方为谋求各自利益需要的产物。面对这一时代条件,现有社会主义各国一方面必须与资本主义进行一切可能的交流与合作,以充分吸收、利用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的先进管理经验和生产经营方式,抓住难得的机遇和和平环境推进生产力发展;但另一方面,社会主义各国也必须对两种社会制度间本质上的斗争和对立保持清醒头脑,不能放松警惕。历史地看,资本主义对社会主义的遏制和颠覆在不同时期采取了不同方式,从冷战伊始的经济封锁、贸易禁运、外交孤立,到五、六十年代的直接武装干涉,再到后冷战时期的思想文化渗透与西化分化政策。总的来说,资本主义一直坚持“以压促变”的根本方针,但越来越从实行强硬政策转向使用和平演变的一手。在表面上,资本主义对社会主义的影响力似乎日渐衰退,但实质上资本主义从未放弃争夺社会主义的意识形态阵地,只是迫于国际气候变化以及国内利益群体的政治压力,逐渐摒弃了直接、公开的对立和对抗,转而采取间接的、更为隐蔽的合法策略。对于现有社会主义国家来说,在新的历史条件下反对资本主义和平演变的斗争变得更加复杂、更加艰巨,也更加难于把握。面对新的斗争形势,各社会主义国家只有结合时代发展的特点制定出应对资本主义的正确战略,才能推动世界社会主义运动在21世纪的复兴和发展。

4、社会主义应对全球化的思考和抉择

当前,现有社会主义国家大都承认全球化的客观存在,认为全球化是人类社会发展的客观趋势,“是历史规律,是生产力发展的结果”[8],但在应对全球化的具体策略上,各国又有所不同。其中,古巴对当今世界的新自由主义全球化持坚决批判态度,认为这种全球化“是富国进行统治的工具,是加深各种不平等和使其永久化的因素,是发达国家之间为了控制现今和未来的市场而剧烈竞争的舞台”。新自由主义全球化的趋势,不是使发展全球化而是使贫穷全球化,认为作为资本主义经济体系的世界贸易组织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已沦落成为美国霸权主义的工具,他们不能解决人类经济和生态方面出现的任何问题。因此,古巴主张第三世界各国必须加强团结,大力发展南南合作,为建立新的世界秩序而斗争,指出“团结是我们拥有的惟一财富。是维护我们正当愿望的惟一保证。”由于革新开放迈步较大,越南、老挝对于全球化的态度更为积极。他们强调全球化潮流是大势所趋,不容回避,力行主动“融入”全球化的策略。越南学者指出,“如果不能争取到全球化,即使是目前由资本主义支配的全球化所带来的机遇,我们就建设不了社会主义。”[9]在坚持“融入”、“开放”的同时,越、老也没有盲目乐观,对于当前全球化的资本主义性质及其带来的负面效应提出了理性对策,认为在全球化面前应该坚持民族独立和立足于自己的实力,“不能忘却斗争,必须牢记‘融入’而不‘融化’”。

注:除有标注数字外,文中所引数字均参考中国社科院世界社会主义研究中心内参《世界社会主义研究动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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