略论第二次世界大战对美国妇女的影响，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美国论文,世界大战论文,妇女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摘要 二战使美国妇女的地位发生了变化，主要表现为妇女就业人数的增加，就业范围及就业结构的变化；二战使美国妇女的女性意识得以提高，从而为20世纪60年代的女权运动埋下了革命的种子；二战对人们的妇女观有较大冲击，但传统的妇女观并没有发生根本性的改变。自从20世纪60年代美国当代妇女运动兴起以来，美国史学界关于美国妇女史研究的广度、深度都在加强。客观地分析美国妇女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发挥的作用，着重阐述第二次世界大战对美国妇女的影响，是个具体的历史研究问题。同时，把性别作为研究历史的新视角，亦可为传统的史学研究拓宽一个新领域。
关键词 二战 美国妇女 妇女地位 女性意识 妇女观
第二次世界大战深刻地影响了美国经济、社会生活的各个层面，对于妇女而言，意义则更为深远。二战对美国妇女的地位、女性意识以及人们的妇女观都有或大或小的影响和冲击，诚如美国著名史学家威廉·H.查夫所言：“二战及其随后的岁月构成了美国妇女发展的里程碑。”[①]本文试对这影响做一略论。
一
“美国女性的社会地位并不是一成不变的，因各个时代的经济条件和社会条件而异，美国女性在社会上的地位也就不尽相同。”[②]第二次世界大战的紧急时期，把妇女推到“光天化日”之下，战争的全面爆发不可逆转地改变了美国妇女和男子的生活，使人们的日常生活具有了政治意义。“随着战争总体性的加强，妇女在战争中的作用也在扩大，更多的社会领域希望妇女去接管男子的工作，去军工厂，为军队提供辅助性服务，在野战医院护理伤病员，甚至有时候在保卫国家的最后奋战中要求妇女参加军队作战。”[③]这样，美国妇女作为一支浩大的生力军，以其特殊的爱国热诚响应着国家的号召，活跃在国内生产的各个领域，投身到武装部队的各条战线上，“在各种各样的工作岗位上为其国家做着贡献”[④]，为美国妇女史谱写了一曲曲极为辉煌的乐章。正因为这种特殊的经历，使妇女的某些方面得到了改善，尽管有些方面仍然保持不断的歧视，但“与前半世纪的改革和舆论所取得的成果相比，战争给妇女的经济地位和前景带来了巨大变化。”[⑤]
“妇女实现其社会解放的重要前提条件之一就是妇女大量地、社会规模地参加生产”[⑥]。第二次世界大战给美国妇女提供了前所未有的就业机会。战争期间有600万以上的妇女——相当于过去的两倍——涌进劳动力市场，首次参加工作[⑦]，在劳动大军中的比例从1940年的25%增加到1944年7月的35%，以至于1945年已高达38%[⑧]。
由于成千上万的男子参加了军队，妇女便成为最大的人力资源。“为了进一步吸引妇女进入工厂，同时又能排除人们对这种变化的忧虑，政府发起了大规模的宣传运动，新闻媒体和广告商积极配合，给予支持和帮助。”[⑨]美国妇女们以其前所未有的技术和智慧对这场空前的战争做出反应。在国防危机的头几个月中，女性劳工的最大流量是民用需要部门。“妇女局发现妇女们在大大小小的地方工作……宾馆，商店以及办公楼中电梯操作人员，电报员，传递员之类的服务。”[⑩]此外，办公室中工作的妇女增加了200万。但对“妇女力量”的最大需求是战争工厂。国防工业吸引了200万的妇女。战争也使国家的商业、专业方面的人员短缺，打破了雇佣妇女的一些障碍。仅华盛顿妇女新闻工作者的人数就增长了3倍。更引人瞩目的则是在各兵种中服役的35万女兵。她们从事护理、通讯、行政工作；做驾驶员、无线电操作人员、人事专家、技师、教练员等非战斗性的工作；还有许多在海外服役，其足迹遍及欧洲、非洲以及太平洋战场。美国的女兵们以其勇气、耐力克服重重困难，在战时部队中发挥着她们的巨大作用。
历史学家苏丽·M.哈特曼认为，“二战对美国妇女的影响是一个复杂的问题，战争对不同的妇女有不同的影响。”美国妇女以史无前例的规模成为社会公众生活的焦点，但种族和阶级差别依然存在着，而且即便取得成果，也常常是在不改变妇女在观念、行为上所承受的根本不平等结构情况下发生的，但这并不妨碍承认战争给美国妇女经济地位带来的变化。
美国妇女的广泛就业，在战争中发挥了其巨大作用，为世界反法西斯侵略战争的胜利做出了贡献，这是不容置疑的。更重要的是，美国妇女本身的地位也因此发生了重大变化，这尤其体现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妇女就业结构的变化——从传统的女性职业如服务性行业、纺织、食品之类的非耐用品制造业向男性职业如飞机制造业、造船业的移动；另外，妇女劳动力大军的结构发生了变化，已婚妇女的增加，继续持续了整个战后历史时期……”那么，“这远不是一个暂时的偏离，战争是妇女与工作关系永久变化的分水岭。”[11]因此，我们可以说这种战争行为对妇女社会地位的变化具有重要的影响，不仅仅意味着就业上的解放，也标志着整个社会的重大变革；妇女参加工作，不仅仅使其在经济上赢得了独立，更为重要的是其构成一股强大的力量，影响着妇女自身意识的觉醒，冲击着人们传统的妇女观。
二
“当战争结束的时候，妇女们知道是她们和男人一道使胜利成为了可能，她们表现出的精神力量和爱国热情给公民身份和自我意识赋予了新的含义。”[12]
第二次世界大战爆发后，她们以极大的热情投入了工作，以全副的精力投入了战争，使其对待婚姻、家庭以及工作的态度因战争的冲击，因工作的经历都有所变化。例如1944年进行的一次关于妇女登记注册的民意测验发现，被调查的妇女中36%的人反对登记注册，只有27%的人把“妇女的位置是在家中”作为理由，没有更多的妇女还相信“她们的位置是在家中”[13]这样的看法了。同年，战争人力委员会的官方调查发现，许多妇女并不想回到家务中去。从妇女们那里听到的典型回答是：“如果不夺走男人的工作，他们需要我，我愿留在工作中。”[14]尽管她们不愿夺走退伍军人的工作，但她们要继续工作。而对工厂中女工的调查表明，所有战时女工中的61%～85%要在和平时期继续就业，而所有已婚妇女一半以上要继续坚持她们的工作。她们喜欢工作，喜欢从工作中得到的满足感、成功感。正如巴尔的摩的一位家庭主妇所说：“妇女们喜欢走出去，参与世界，她们感受到一种令人愉快的自由、活力、个人的满足感，她们忘掉了自己的小家庭。”[15]“妇女们不完全一样了，许多人不安于家务工作，战争第一次带给她们解放的机会，而对她们而言，洗盘子、看孩子同战争工厂有趣的，且令人激动的具有社会性的工作相比，是令人厌倦的、单调乏味的。”[16]妇女们对工作的这种看法，自我意识的提高都有助于战后妇女就业趋势的发展。
此外，妇女们在战争中做出的巨大贡献，发挥的重要作用，一方面是对其自身能力的证实，另一方面则促进了她们自信心和竞争意识的发展。
一位妇女工人在解释其渴望就业时谈到：“战时工作表明了美国妇女毫不令人怀疑的能力，为什么要浪费这些能力？那就是因为一个信条——‘妇女的位置在家里’或其他什么吗？”一位女钢铁工人宣称“如果妇女有能力做，为什么她们应该放弃职位给男子……关于妇女的位置在家里的传统说法不再存在，永远不再存在。”[17]安妮·菲罗尔·斯科特在战争期间，得到了研究生奖学金，并获得了几乎理所当然地全部给男性的政治学方面的硕士学位，最后她得出了一个结论：“当一个人在年轻且什么都不稳定时，没有什么比被社会需要更能培养其自信心了。”一位曾经在国防工业中工作的妇女1984年回忆说：“对我而言，国防工业中的工作经历是我作为一名妇女解放的开始，有生以来第一次发现，我除了能在烤盘旁烘烤面包外，还能用自己的双手去干些别的工作。我有和男子一样敏捷的头脑和智力看懂、设计图纸，使用测量工具。我也遇事好问，但这是用以提高我的技术，不是用来发展我的传统角色。我意识到自己是金工车间里唯一的一名女工，而且面临男子所设下的种种挑战和刁难。正因为如此，产生了一种竞争意识，并努力证明自己才能不比男子差。这一切，再加上我在工会的工作，给了我极大的自信心。”[18]这一系列事实不仅体现了妇女们对其自身能力、自身价值的认同，同时也使人感受到了妇女们身上那种强烈的爱国精神和社会责任感，反过来更有助于妇女们日趋走向成熟。
第二次世界大战中，美国妇女们的战争行为的重大意义在于，惊人的就业大军使她们汇成了一股强大的社会力量，向旧的传统观念提出挑战，向社会上歧视妇女的观念及行为宣战。澳大利亚学者雅纳·汤普森在其《妇女与战争》一文中谈到：“战争后果本身，不仅把大批妇女带进政治和社会组织中，而且改变了妇女们所关心的地方。”[19]她们不仅要求就业与训练机会平等，而且要求同工同酬及增加社会福利，并懂得了联合起来争取达到要求的重要性。1940年美国工会中的妇女人数不足8万人，代表了不足10%的工会会员，1944年后达到了300万，代表了工会会员的22%。妇女工会会员们联合起来争取同工同酬。1945年，无线电和机械工人联合会取消了性别歧视和同工不同酬的规定；橡胶工人联合会为工会妇女提供了同酬条款。
战争期间，美国的两大党都批准了“平等权利修正案”。国家也采取了一些社会福利措施，如建日托中心、公共食堂、临时住房等等，从而为工作的妇女解决了一些困难。
尽管美国妇女所争取到的这些权利和待遇离男女真正平等还有一段距离，但这些努力和斗争的长期且深远的影响则是不可低估的。二战中妇女争取同工同酬的斗争，争取其自身权益的努力，为60年代的女权运动积累了经验。诚如有的学者所说，战后“男子确实返回到他们原来的工作中，而妇女们则大批地返回家庭，但这并不意味着战争对妇女们的自我意识和自我能力的思考方式没有永恒的影响。”[20]
二战中，美国妇女自我意识的增强，自我能力、自我价值判断的提高以及斗争自觉性的加强等都为战后美国女权运动得以重新高涨奠定了基础。二战动员了相当数量的妇女，给社会带来诸多方面的大转变，已埋下了性别革命的种子，这颗种子在二战中萌芽，在战后的岁月里成长，在60年代的妇女解放运动中开花结果。从这个意义而言，以二战为契机，随着妇女就业人数的增长，美国女权运动也日臻成熟起来。
三
“如果说，战时的紧急状态促使妇女可以进入各种行业，那么战争年代也是改变国民对事务看法的催化剂。”[21]美国社会中传统的妇女观认为妇女的位置和职责是在家里。这种观念由来已久，影响广泛且根深蒂固，甚至赋予了其政治和法律的意义。战争使成千上万的妇女就业，家庭也因此受到了冲击。“公众对妇女去工作的态度也发生了变化，至少暂时地从直接的谴责到容忍的认可。”[22]决定这种改变的因素：一是战争的危急形势，二是妇女们在各行各业中的出色表现，三是广播、报纸、杂志的宣传。
珍珠港事件发生后，美国官方和公众舆论一致看到妇女作为人力资源的具大潜力，战争人力委员会成立，其附属的妇女顾问委员会专门负责动员妇女参加工作。妇女应该走出家门、参加工作已成为当时美国人的共识。
其次，妇女们的战时成绩使一些工厂，一些男人开始平等地对待她们。尽管性别歧视仍然限制着妇女们就业及成功的机会，但工作场所、劳动环境的变化确实使过去的性别歧视失去了其权威性，妇女们正是以其自身的实际行动来征服美国人们改变其传统的妇女观。
广播、报纸、杂志在战时动员妇女为战争做贡献方面发挥了巨大的作用。与此同时，它们也以其巨大的舆论力量来征服美国公民，特别是那些工作着的已婚妇女的丈夫们。如当时一幅动员妇女参加工作的广告画上写到：“我骄傲……我的丈夫让我去承担我的那份责任。”
战争期间，人们的妇女观确实发生了某种变化，但这种变化究竟达到怎样的程度，对平等的妇女地位究竟有怎样的影响呢？
战争刚刚结束时，美国妇女就出现了大批失业者。伴随失业的出现，许多美国人认为妇女们返回家里的时刻来到了。一些观察家认为妻子和母亲继续工作将直接威胁社会制度的稳定。“如果说妇女因在战争年代承担了男人的工作，并在自己的国土上帮助军队在前线继续作战而受到表扬的话，那么她们却因为没有很好地养育儿子而受到批评”[23]。取代玛丽·埃德森的妇女部部长弗雷德·米勒评论说：“公众的意见已从过分地认同妇女能做任何事情的时代转向妇女们应该高高兴兴地放弃工作，回到她们最适合的地方——厨房这种观念上去了。”一些民意测验也表明相当一部分的美国人反对妇女参加工作。因此，战争尽管引起人们妇女观的某些变化，但传统的关于“妇女的位置”的观念并没有彻底改变。之所以如此，部分地“由于对战后经济衰退的恐惧”，“更主要的是由于对待妇女平等地参与经济世界的敌视观念的连续性。”[24]
因此，战争对人们妇女观有所冲击，但并没有从根本上改变。“无论如何，宣传鼓励妇女从事战争工作，使公众形象适合于战时形势，但并没有对社会现存的妇女观提出根本性的挑战。”[25]此外，“在平等工资、职业隔离、公共服务以及妇女领导的认同上缺乏巨大进步，也使人们就战争对妇女观的永久影响提出怀疑。”[26]战争期间，妇女们尽管受到了高工资的待遇，但依然存在工资上的不平等以及同工不能同酬的问题。1945年同1940年时一样，在制造业工作的妇女平均只能挣到男子工资的65%，而国家战时劳工委员会的努力也只是缩小工资上的性别差异，但并不能消灭；即便是做同样的工作，妇女的薪水也常常比男子少。妇女们确实大批地进入重工业部门，但无论情况如何变化，雇主们都能很快地为某些工作可集中使用妇女，某些工作排斥妇女提供一个合理的理由，许多战争工作不清楚地被雇主们标上了“妇女的”或“男子的”标签，至于较高的商业和政府职位，妇女们则就更难问津了。
因此，二战中，人们的妇女观受到了冲击，发生了一定的转变，但这种转变只是使妇女的公众形象适应于战时特征，而传统的妇女观并没有发生根本性的转变。在长期的经济发展中，以其文化上的滞后为特征，也表明了深深扎根的思想观念是很难在短时期内就能改变的。
总之，尽管人们的妇女观没有发生根本性的改变，尽管妇女们没有达到与男子完全平等的地位，尽管美国妇女的女性意识中还有许多滞后的表现，尽管“妇女的家庭和社会地位，不会简单地随着参加社会劳动而改变，因为经济不是决定她们社会地位的唯一因素，传统文化及其他的社会因素，亦起到极其重要的作用”[27]，但无论如何，第二次世界大战给美国妇女所带来的影响是深远的。它为妇女们长期就业趋势的社会化提供了有意义的杠杆作用，对已婚妇女就业的合理化提供了决定性的推动，这些都不可避免地影响性别角色的整体架构，使性别不平等的价值观，现存社会秩序的永久性受到挑战。因此，我们可以说二战在美国妇女史中代表了一个关键性的时刻。
注释：
① ⑤ [17] [22] [26] 威廉·H.查夫：《二十世纪的美国妇女：变化的矛盾性》，牛津大学出版社1991年版，第174、121、158、133、152页。
② 富士谷笃子著，张萍译：《女性学入门》，中国妇女出版社，第144页。
③ [19] [20] 参见《国际妇女研究论坛》1991，14—1／2。
④ 安杰拉·霍华德·索菲：《美国妇女史手册》1990年版，第700页。
⑥ 《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论妇女》，人民出版社1978年版，第152页。
⑦ [21] 卡多尔·卡尔金斯主编，王岱等译：《美国社会史话》，人民出版社1984年版，第210页。
⑧ 南希·沃洛克：《妇女和美国历程》，纽约1984年版，第461页。
⑨ [12] [23] 埃文斯著，杨俊峰等译：《为自由而生——美国妇女历史》，辽宁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250、259、265页。
⑩ [14] [16] 《战争的洗礼——二战是如何改变我们的社会和性别观念的》，波士顿1985年版，第179页。
[11] 克伯尔和德哈特：《现代美国，1920—1990——重新审视过去》，牛津大学出版社1991年版，第442页。
[13] [15] 伯金和诺顿：《美国妇女史》，波士顿1979年版，第350、353页。
[18] 贝利和肯尼迪：《美国精神》第2卷，莱克星顿1987年英文版，第338页。
[24] [25] 利拉·J.鲁普：《为战争动员妇女：1939年—1945年美国和德国的宣传》，普林斯顿大学出版社1978年版，第174页。
[27] 鲍晓兰主编：《西方女性主义研究评介》，三联出版社1995年版，第75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