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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清代众多词家中，纳兰性德无疑是本世纪清词学界目力所最趋注者。在80年代前有关清词研究的56篇专题论文中（注：据华东师范大学中文系古典文学研究室编《词学研究论文集》统计，上海古籍出版社1982年3月版，附有1949-1979年间论文索引；1988年3月版，附有1919-1949年间论文索引。），关于纳兰研究的论文达21篇，而纳兰词集、诗集的印行亦不下20次。80年代后，“纳兰热”在清词学界继续升温。据中国人民大学复印中心编《报刊资料索引》及其他相关资料统计，自1980-1997年，有关清词研究的论文约250篇，其中纳兰研究论文达126篇，占50%强。而纳兰研究专著及诗集、词集在本期亦多有出版，如黄天骥《纳兰性德和他的词》、张钧《纳兰性德全传》、冯统《饮水词》、张草纫《纳兰词笺注》、张秉戍《纳兰词笺注》等（注：黄天骥书广东人民出版社1983年10月版；张钧书长春出版社1997年3月版；冯统书系夏承焘主编《天风阁丛书》之一，广东人民出版社1985年9月版；张草纫书上海古籍出版社1995年版；张秉戍书北京出版社1996年10月版。）。
一、对纳兰词的总体评价
在清代林立之词派、词家中，纳兰能倍受学界关注，自是由于其词作之独特魅力所致。因此，如何看待纳兰词之独特价值？如何评价纳兰词于清词史乃至中国词史之地位？这是纳兰词研究者所无法回避的问题。综观自晚清以来的纳兰词研究，学界于纳兰词之总体评价上多持肯定的态度，但其中亦不乏持否定意见者。而研究者所处时代及评判尺度的不同，对纳兰词无论是褒是贬，均各具风貌。
晚清时期的词坛名宿如文廷式、谭献、陈廷焯、朱孝臧、王国维、况周颐，均对纳兰词发表过独具心得的见解。但各家学词宗尚不同，论词标准各别，看法亦自有异。
从道德角度极力褒扬纳兰之人格魅力，如文廷式《琴风馀谭》中论及纳兰时云：“容若当时爱贤礼士，物论归之。康熙初年维持文物之功，定当指数。不独词章清越，足示方来也。”强调纳兰“爱贤礼士”于清初文坛所起的团结和倡导作用，顺便称美其“词章清越”。这种对纳兰人格美的激赏在晚清颇多同调，如谢章铤对纳兰义救顾贞观之友吴兆骞事，赞叹不已：谢氏将纳兰视之为“翩翩浊世佳公子”。
与文、谢等过多关注纳兰之人格魅力即注重道德评价不同，谭献、胡薇元、况周颐、王国维等则通过对纳兰词之审美观照并与清人其他词家相比，试图为纳兰于清词史上寻找一合理定位。谭献论词，本诸常州“意内言外”之旨，其《复堂词话》分清人词家为“才人之词”、“学人之词”和“诗人之词”三种，纳兰属于后者：“文字无大小，必有正变，必有家数。《水云楼词》固清商变徵之声，而流别甚正，家数颇大，与成容若、项莲生二百年中，分鼎三足。”（《词话丛编》第4023页）评纳兰可以与蒋春霖、项鸿祚平分秋色。胡薇元亦倡“三鼎足”说，然与谭著以纳兰与常州流裔比较不同：
倚声之学，国朝为盛，竹垞、其年、容若，鼎足词坛。陈天才艳发，辞风横溢。朱严密精审，造诣高秀。容若《饮水》一卷，《侧帽》数章，为词家正声。散璧零玑，字字可宝。（《岁寒居词话》，见《词话丛编》第4038页）
认为纳兰与陈维崧、朱彝尊三家“鼎足词坛”，各具特色。较之谭献囿于师说的门户之见，视野要开阔得多了。其实此说亦非胡氏独创，清人杨芳灿早已论及（注：参见汪元治结铁网斋刻本《纳兰词》杨芳灿序。），丁绍仪《听秋声馆词》亦持此说。
况周颐《蕙风词话》则着眼于纳兰于清初词坛之开启作用，认为“纳兰容若为国初第一词人”：
容若承平少年，乌衣公子，天分绝高。适承元明词敝，甚欲推尊斯道，一洗雕虫篆刻之讥。独惜享年不永，力量未充，未能胜起衰之任。其所为纯任性灵，纤尘不染，甘受和，自受采，进于沉着浑至何难矣。（《蕙风词话》卷五）
况氏论词主张“真字是词骨，情真景真，所作必佳”（《蕙风词话》卷一），故称誉纳兰为“国初第一词人”，其对清词之弊的掊击，均本于其论词主“真”这一理论标的。
同样论词重“真切”的王国维，不但对谭献之评颇为不满：“《水云楼词》小令颇有境界，长调惟存气格；《忆云词》亦精实有馀，超逸不足，皆不足与容若比。”对况氏“国初第一词人”之评也不以为然：“同时朱、陈，既非劲敌，后世项、蒋，尤难鼎足。”即视纳兰词为清词之冠冕，无有堪与颉颃者。对纳兰词之“真切”“自然”，王氏更是激赏不已：“纳兰容若以自然之眼观物，以自然之舌言情。此由初入中原，未染汉人风气，故能真切如此。北宋以来，一人而已。”（《人间词话》）这段话显然有失偏颇，不独将纳兰词风自然、真切之原因归之于“未染汉人风气”大有商榷馀地，将纳兰词推为“北宋以来，一人而已”，也有过誉之嫌。
与上述诸家虽见解各异却都从肯定态度出发不同，陈廷焯《白雨斋词话》对纳兰词则颇有微词：
容若《饮水词》，在国初亦推作手，较《东白堂词》（佟世南撰）似更闲雅。然意境不深厚，措辞亦浅显。（《白雨斋词话》卷三）
陈氏论词，力主“沉郁”，强调写情“若隐若见，欲露不露，反复缠绵，终不许一语道破”，故对纳兰词之真切自然，颇为不满。其指责虽未必尽当，然指出纳兰一些词作过于直露、浅显，亦非毫无见地。
民国时期，学界于纳兰词总体评价上，大体不出晚清所论，依其褒贬态度的不同，亦有三派。
一派评价甚高。如谢无量认为，纳兰词于清初词坛“独为一时之冠”，“盖其情致旖旎，不徒模拟古人，亦所自得者多也。小令尤善”（注：谢无量《中国大文学史》，中华书局1918年10月版，卷10第31页。）。胡云翼对纳兰小词也激赏不已：“纳兰性德的个性与作品都和李后主相伯仲，他的小词在清代是无足与抗衡的。”（注：胡云翼《新著中国文学史》，北新书局1937年2月版，第271页。）
一派则评价较低，如陈子展即认为纳兰词“成就也极有限”，并结合纳兰生活际遇予以分析：
恰好他的爱妻死了，悼亡叹逝，不觉流露于字里行间，罩上了很浓厚的感伤气氛，可以传染读者。恰好他常常陪侍皇帝出巡打猎，引起了他的边塞悲凉之感，也足以动人。同时他是由科举出身的贵公子，自命风雅，肯和许多名士往来：他又救了一个遭难的文人吴季子，所谓热情侠气，也成了他词里的一部分；加上他的不幸短命；这样，他就成为一代无双的词人了。（注：陈子展《中国文学史讲话》（下），北新书局1937年4月版，第340-341页。）
对纳兰词甚至其本人均持全盘否定态度，然亦不得不承认纳兰词“可以传染读者”，“足以动人”的艺术魅力。
大多数学者对纳兰词则持甚为谨慎的态度，即不过于褒扬，亦不一味贬抑。如唐圭璋认为，纳兰词“全以真胜”，“情真景真”，基本遵承了王国维、况周颐等人的意见，但也指出其词作“长调多不叶律，短调亦有平衍处”（注：唐圭璋《纳兰容若评传》，《中国学报》1944年第1期。）。与学界多称许纳兰小令不同，同样持肯否相间态度，罗慕华之论与时调迥异。罗氏认为，词自宋后因脱不出宋人腔调，渐成失却词人自我之“赝品”，而纳兰却“很有独立的性质，富于创造精神”，高于只知摹拟的作家。同时朱、陈不免太多学者气味，纳兰则以口写心，“清新秀俊，自然超逸，情词俱胜，无懈可击”。罗氏同时也指出，纳兰词“女性气”过重，少豪迈气概。然又正是这种“女性气”成为“所以成就他的绝妙好词的要素”。具体到其词作中，罗氏则认为，纳兰词中长调为其上品，小令要弱一些（注：罗慕华《纳兰性德》，连载于北平《晨报》副刊，1927年10月8－17日。）。不同于学界于纳兰词多贬长调而褒小令的传统看法。
五六十年代学界，对纳兰词的研究甚为冷漠，相关论文仅三两篇，对纳兰词之总体评价上，多持肯定态度。如夏承焘即认为“他是满族中一位最早笃好汉文学而卓有成绩的文人，他的令词，是五代李煜、北宋晏几道以来一位名作家”（注：夏承焘《影印〈词人纳兰容若手简〉前言》，《文汇报》，1962年5月5日。）。本时期出版的各种《中国文学史》，于纳兰词多是泛泛介绍，评价则多所贬抑，如北京大学中文系55级编《中国文学史》认为纳兰词“多是些委婉感伤之作”，“其最大的缺点是缺少生活内容，过去对他评价很高是不适当的”（注：北京大学中文系55级编《中国文学史》（下），人民文学出版社1958年版，第539页。），游国恩等主编《中国文学史》也只视其为清初词人中“较有成就”的作家（注：游国恩等主编《中国文学史》（四），人民文学出版社1964年3月版，第211页。）。
80年代后，纳兰词再度成为清词学界之研究热点。就总体评价看，都持肯定态度，学界比较普遍的评价是沿袭前此学界“三鼎足”说，即视纳兰与陈维崧、朱彝尊于清初词坛鼎足而三。唐富龄即认为：“从清词中兴的整体格局来看，纳兰词则与朱、陈词是清初词坛的三鼎柱，各有特色，难排名次。”（注：唐富龄《明清文学史》（清代卷），武汉大学出版社1992年10月版，第362页。）但也有一些学者通过对三家的比较，试图评定座次，结论则有两种，一种看法认为：“在清初词人中，他的成就虽不及朱彝尊和陈维崧，但名气很大。”（注：李寿冈《〈纳兰词〉之谜》，《湘潭大学学报》1979年第3期。）只承认其“名气”大，而于其成就则以为不及朱、陈，偏于贬抑。另一种看法则偏于褒扬，即视纳兰为“清初第一词人”（注：盛冬铃《清初第一词人纳兰性德》，《中国古典文学论丛》第4辑，人民文学出版社1986年版。），成就远在朱、陈之上，即认同况周颐等人之论，如张菊玲、赵景深、李平等，均持大致相同看法。（注：参见张菊玲《清代满族作家文学概论》，中央民族学院出版社1990年11月版，第45页；赵景深、李平《纳兰性德》，载《中国历代著名文学家评传》(5)，山东教育出版社1985年版，第234页。）
二、纳兰词风之界定
纳兰词是以真切自然见胜，还是以哀感顽艳见长，抑或以雄奇奔放为主，甚或兼而有之？换言之，纳兰词到底属何种风格？这是只有在对纳兰词进行全面考察后，才可回答的问题。然而不同学者考察角度的迥异，得出的结论也各个不一。大致而言，主要有三种看法。
（一）“真切自然”说
纳兰之座师徐乾学首倡此说，其为纳兰所撰之《墓志铭》中即指出纳兰词“清新秀隽，自然超逸”。晚清王国维、况周颐等人，对纳兰词之“真切”“自然”更是激赏不已，王赏其“以自然之眼观物，以自然之舌言情”（《人间词话》）；况赞“其所为词，纯任性灵，纤尘不染”（《蕙风词话》卷五）。王、况为其时词学名家，故他们对纳兰词风格的认定对其时及后世学界影响极大。民国以后，论及纳兰词风时，学者们多喜引用王、况之语，却少有对此说予以全面检讨者。80年代后，学界对此说则多所阐发。其中叶嘉莹和王国玺二人的阐发，颇具代表性。
叶嘉莹通过对自己体认纳兰词的三个不同阶段的描述，强调了年龄经历、学识修养于纳兰词之知解时的重要性。然在论及纳兰词风时，叶氏对纳兰词“清新流丽”的风格颇为心仪。指出其幼年时喜爱纳兰词，是由于“纳兰词无论写景或言情，都有其所独有的一份敏锐真切的感受，而且能够不因袭模仿前人，而全以他自己活泼的想象和生动的语言表现之”。在“经历了一段悲苦患难的生活”后，“纳兰词既表现得过于直接自然，遂使人感到不耐咀嚼，缺少了令人寻思探索的吸引力”。而“近年来”通过对唐五代、两宋词人的一番较为系统性的研讨及对西方文论的深切体悟，再读纳兰词时，“最后又重新认知了纳兰词之清新自然自有其胜过于知解与诠释的另一境界”（注：叶嘉莹《论纳兰性德词——从我对纳兰词之体认的三个不同阶段谈起》，《南开学报》1992年第2期。）。
叶氏对纳兰词三个不同阶段的体认，实则是众多不同经历、学养之读者切入纳兰词时的共同感受，从而从读者层面阐释了纳兰词真切自然风格为世所赏的内在原因，而其第二阶段对纳兰词缺乏社会内容的理性思考（即“反思的说明性的阅读”）和第三阶段对纳兰词真切自然风格的“重新认知”（即“历史性的阅读”），也指出了纳兰词风形成的原因及其不足。因此，叶文之价值，不仅在于其对纳兰词真切自然风格的独特阐发，更在于其为学界审视纳兰词所提供的崭新的切入视角。
王国玺《清新自然，蕴藉秀美——试探纳兰词的美学风貌》一文首先通过对“词史的洄溯”，认为纳兰词作“天然去雕饰，清淡朴素，写景咏物，情感真挚”的风格特色，“是继承词史上优秀作品的现实主义精神，在清初词坛上作出新的突破”。而就纳兰于词之见解而言，其《填词》一诗“强调填词要重比兴，写忧患，有寄托，抒真情”。因此，“纳兰词的创作较重视内容表现，以写真情为念，同时也注重艺术形式的继承与创新”。从而说明纳兰词真切自然风格之形成是有其历史渊源和纳兰本人的理论认同的。其后则通过对纳兰词作的具体考察，指出纳兰词“多半抒写离别相思以及个人的愁苦和哀怨”，“情调基本上是低沉宛转，抑郁蕴藉的，风格颇近李煜”。因此，“自然流丽，深挚清婉，是纳兰词在风格上的主要特征”（注：王国玺《清新自然，蕴藉秀美——试探纳兰词的美学风貌》，《社会科学辑刊》1993年第2期。）。
（二）“哀感顽艳”说
与纳兰交谊颇厚的阳羡词主陈维崧早已指出：“《饮水词》哀感顽艳，得南唐二主之遗。”（江顺诒《词学集成》）纳兰挚友顾贞观《通志堂词序》中亦认为，纳兰“所为乐府小令，婉丽凄清，使读者哀乐不知所主”。其他如吴绮、杨芳灿等均持此论（注：参见道光十二年汪元治结铁网斋刻本《纳兰词》卷首吴、杨二人之序。）。与纳兰同时代众多学者对纳兰词风的这种共识，后世学界多所遵循并给予了颇为充分的阐释。较之“真切自然”说，“哀感顽艳”说拥有更多的支持者。
晚清学界如梁启超、陈廷焯等于纳兰词风体认上，均主“哀感顽艳”说，但议论却颇为零碎，缺乏系统性。对此说较为系统而全面的阐发，是民国以后的事。其中分析最细致、评论最为精切的，当推罗慕华《纳兰性德》一文。
罗文认为，由纳兰“多情善怨”之性格决定，凄婉欲绝的愁情抒写成为纳兰词之主旋律。其追念前妻的悼亡诸作“哀感缠绵，沉痛欲绝”自不必说，即便其它的写情之作，也充满“吞吐掩抑、悱恻伤感”的气氛；而那些“写往日幽欢的甜蜜”之作，其实也是为了“反衬现实的凄凉”；其咏怀词“或叹繁华易逝，或伤飘零无着”，多陈黯淡的身世之感；出塞诸作，虽写得悲壮苍凉，不亚苏、辛，但情绪低沉，“似乎一触目间，便要动边关凄苦之思”；赠友诸作，多写与失意文人的友情，亦饱含酸苦之味，与寻常酬赠之作自是不同。当然纳兰词中也并非全是这类凄怨愁苦、哀感顽艳之音，如其《金缕曲·赠梁汾》一阕，“看这阕词里含着多少不平之气，怨言触忌，也顾不及了！”从这类为数不多的情绪激昂的作品看，纳兰“究竟不是消极忘情的人”，而是对生活怀有“无限蕴蓄的热情的”。
本世纪学界在认同纳兰“哀感顽艳”词风时，还对其渊源进行追溯。或谓其“得五代人凄惋之意”（陈廷焯《白雨斋词话》卷六），或以为“叔原、方回之亚”（周之琦语，见张秉戍《纳兰词笺注》之“附录”第573页），然评述最多的，是以为纳兰凄惋词风，源于南唐后主李煜。如陈维崧首倡此论，近人梁启超、吴梅等均持此看法（注：如梁启超《渌水亭杂识跋》云：“容若小词，直追李主。”吴梅《词学通论》评纳兰词“洵足追美南唐二主”。）。80年代后，不少学者在体认纳兰哀婉词风时，进一步展开了对纳兰词与李煜词以及诸多具哀艳风格之词家的比较工作。其中值得一提的，是宋培效《纳兰词与李煜词之比较》一文。
宋文首先分析了纳兰与李煜“相近相似的一面”。一是两者都“发挥了词便于抒情的长处，直抒胸臆，深入细致地抒写自己的真实感觉”。二是“都具有凄婉的艺术特色”。三是“语言明净本色，也是李煜词纳兰词的共性”。李、纳词也有相异的一面。一是“在内容上有很大差异”，如李煜词写宫廷之乐、亡国之悲，纳兰写不出；而纳兰“扈从独宿的苦恼，师友聚散的欢乐和伤感，以及北地的壮阔，南方的明丽等自然景物”，李煜即使才高也写不出。即使写相同之事物，两人亦有别。如爱情词，“李煜似乎更着重表现其欢乐和喜悦”，而纳兰则主要“表现爱情的苦闷和悲伤”。二是两人在艺术风格上“大同小异”，“他们都以写离愁哀绪为主，都凄清委婉。但李煜在凄婉中见明丽，而纳兰在凄婉中见缠绵”。三是两人“典型化的方法不同”，李是“抓住人类感情的某一点，并用贴切的比喻把这种抽象的感情具体化形象化，使之可感可触”，纳兰则是“真实地写下自己的感情体验，以自己的低沉情绪来造成与当时‘繁华’时代不协调的效果，以此来反映封建末世的内部矛盾和思想危机”。最后，宋文对李、纳词作成就之高低进行了比较。认为“从总的成就看，平心而论，纳兰词逊于李煜词”。“‘文学的最高境界是无技巧’，这话用在李煜身上极为恰当”。即认为纳兰词在艺术上不如李煜之作。“但我们必须看到，纳兰词的思想性比李煜词要高。李煜着重写人生的感慨，很难说有多大的进步意义。纳兰词曲折地反映了当时政治的黑暗，因而有较高的社会意义和认识价值”（注：宋培效《纳兰词与李煜词之比较》，《承德师专学报》1986年第4期。）
三、“凄婉兼悲壮”说
清人徐釚曾指出，纳兰“词旨嵚奇磊落，不啻坡老、稼轩”（《词苑丛谈》卷五）。前文所述罗慕华《纳兰性德》一文中，也曾注意到纳兰词中含有“不平之气”的词作。80年代后，亦有不少学者对纳兰词中颇富豪放风格之作给予关注，如宋培效《试论纳兰性德的豪放词》、朱家骅《论纳兰性德边塞词及其艺术风格》等。然诸家之论，均只是以豪放词为纳兰词之一小部分，并未由此上升到对纳兰词之总体风格的评价。1991年，乔希玲《论纳兰性德凄婉兼悲壮词风的形成原因》一文指出：“纳兰性德的词风，向称‘悲凉顽艳’，笔者认为，惟‘凄婉兼悲壮’表述之则更为恰切。”（注：乔希玲《论纳兰性德凄婉兼悲壮词风的形成原因》，《内蒙古师大学报》1991年第3期。）然乔文主要着眼于探讨这一“独特艺术风格的成因”，至于这一风格之具体表征及美学内涵，却并未作任何说明和阐发。因此，对纳兰词风“凄婉兼悲壮”的概括，只是聊备一说而已。
然而，学者们对纳兰词风的界定，多只是列举一些相关词作以作说明，却少有人由此以深求隐于这些词作之后的“微言大义”。这或许与纳兰一生过于平淡有关，其词中除一些爱情词颇动人对其婚外是否另有恋情的遐想外，确乎甚少“耐人咀嚼”之作。而另一方面，纳兰本人似乎亦不欲借词以逞学使才，托喻兴寄：“诗乃心声，性情中事也。……昌黎逞才。子瞻逞学，便与性情隔绝。”“作诗欲以言情耳……好古之士，本无其情，而强效其体，以作古乐府，殊觉无谓。”（《渌水亭杂识》，见《通志堂集》卷十八）可见纳兰为词，重在抒写其内心之本真，是悲是喜，皆随心所发。由此而言，“真切自然”之说，或许更为切合纳兰词之实际。
对纳兰词风的如上种种概括是否准确无关紧要，因为风格的多样性有时恰正是一个作家艺术生命之所在。仅此而论，所谓真切自然、哀感顽艳、凄婉兼悲壮，固可看作不同角度审视下的纳兰词之主体风格，又何尝不可统观为纳兰词风格多样性之表征？
三、纳兰词风之成因
无论学界对纳兰词风之界定作何种表述，学者们都不得不承认纳兰词中那或隐或显的难言之恫。然而，“为甚麟阁佳儿，虎门贵客，遁入愁城里？”（张芑川《百字令》）对这一矛盾现象之原因的揭示，可说是本世纪学界最感兴趣之话题。
其实，清代学者便颇多对此进行剖析者。纳兰挚友顾贞观认为：“非文人不能多情，非才子不能善怨。骚雅之作，怨而能善，惟其情之所钟为独多也。”故纳兰词之“婉丽凄清”，“定其前身，此岂寻常文人所得到者”（《通志堂词序》）。以纳兰词之哀婉系由于其本身之“多情”“善怨”禀性决定，而这种禀性又是其“前身”所定。清咸丰时李慈铭也说：“以承平贵公子，而憔悴忧伤，常若不可终日。虽性情有独至，亦年命不永之征也。”（《越缦堂读书记》下）均将纳兰词之哀婉归之于“性情”，即张芑川《百字令》所谓“此事不关穷达也，生就肝肠尔尔”，虽是一种唯心解释，却启迪了后世学者由此展开对纳兰“多情善怨”性格原因的探讨。
1927年，滕固《纳兰容若》一文，侧重于从纳兰贵胄生活之环境中去寻找其悲凉怀抱之成因，认为纳兰长期充任侍卫，“‘出入扈从，服劳惟谨’，这种不自然的被束缚的生活，和艺术家的根器，放纵不羁的情性，两不相容的。这种生活逼迫他，使他外面强作尊严，而内面的哀愁，至于无穷期无尽期了”（注：滕固《纳兰容若》，《小说月报》17卷号外，1927年6月。）张荫麟《纳兰成德传》一文，对滕文观点又有所补充和阐发：
盖其心境之怆恻，厥有三故：生性之多情善感，一也；爱情之摧挫，二也；理想与现实之冲突，三也。所谓理想与现实之冲突，又有二事：其（一），容若具浪漫性格，爱自由，爱闲逸，而其所官侍卫（换言之，皇帝跟班）却为最不自由最戕灭个性之奴隶职，苦可知矣。……其（二），容若一生高洁，慕善亲贤，而目睹其父所为，龌龊苟且，黑幕重重，而又无从规谏，更无从匡救，曷能无恫于中。……容若岂独忧危虑倾而已哉？抑且其内心有洁汙是非之搏战焉耳。（《学衡》第70期，1927年7月）
“又有二事”之（一），即滕文所论，但“最不自由、最戕灭个性之奴隶职”云云较滕文措辞更为尖锐。第（二）则指出父子间的深刻矛盾，这乃是张文的重要补充。纳兰与其父明珠父子情深，徐乾学《纳兰君墓志铭》云：“容若性至孝，太傅尝偶恙，日侍左右，衣不解带，颜色黝黑，及愈乃复初。”而“太傅公失其爱子，至今每退朝，望子舍必哭，哭已，皇皇焉如冀其复也，亦岂寻常父子之情也。”然正是这非同寻常之父子情，使纳兰之志洁行芳与其父之“龌龊苟且”成为不可调和的矛盾。纳兰对其父，恨之讳其亲，爱之嫌其丑，恨不得又爱不得，形成深深的灵魂折磨。父亲和侍卫职差一样，都无法选择和摆脱，纳兰的痛苦也便永难解脱。父子间的矛盾实质是纯真的诗人人格与混浊之官场世界的矛盾，因而极具时代性和社会性。张文从“父慈子孝”的背后，洞见“洁汙是非之搏战”，发现造成纳兰悲剧性格的又一主因，是颇具卓见的。
王国维《人间词话》曾推究纳兰词风成因为“未染汉人风习”。1930年，苏雪林关于《清代男女两大词人恋史的研究》一文，有一段逸出恋情考订的议论，也试图从满汉文化的交互影响角度，对纳兰生平与创作风格之矛盾予以阐释，认为：
容若是个生长绮罗丛中而多愁善病的公子，是深中汉人文弱之毒的书生。……他血管里没有他祖宗的热血了。游牧民族精悍剽疾的本色，早被他那汉族柔弱的文化和富贵温柔的生活淘汰尽了。他的神经纤维已经变得很灵敏，很细腻，富于感受性，需要高尚精美的美术文学，或浪漫神秘的恋爱来刺激他了。因为他生长在满州贵族家庭里，不敢不习武；做了侍卫，伺候皇帝，不得不出塞，其实又何尝是他所欢喜的啊！（《国立武汉大学文哲季刊》第1卷第3号，1930年10月）
强调汉族文弱风习对纳兰剽悍血液的同化和过滤，与王国维“未染汉人风习”之说注重纳兰对本民族纯朴自然禀性的认同，可说是同一立论视角下截然相反的结论。
50年代后，随着一些有关纳兰生平资料的被发现，以及马克思主义文艺批评方法的引入，在对纳兰“性近悲凉”成因的研究上，又出现了几种新的看法。
其一，是“家族世仇”说。叶恭绰即认为纳兰之所以“言行中似对清朝若有隐憾”，是由于其忘不了“那拉上代与爱新觉罗族（清皇族）一段恨事”（注：叶恭绰《纳兰容若致张见阳手札书后》，见《矩园馀墨序跋》第1辑。）。据《清史稿·杨吉砮传》、《清太祖武皇帝实录》诸书记载，明朝末年，海西女真族叶赫部逐渐壮大，为抵御明朝军队，其首领纳林布禄与建州女真族联合，以妹许婚建州女真族首领努尔哈赤。后两家反目成仇，1593年，纳林布禄率部攻打努尔哈赤，却为努所败。努乘胜进兵，包围叶赫部东西两城，城俱破。纳林布禄之弟即纳兰性德高祖金台什，在战斗失败时自焚身死（一说被执缢死），其子尼雅哈归降被编入满洲八旗，授职佐领，叶赫部从此渐被努尔哈赤吞并。此即叶恭绰所言“恨事”。
对于历史上叶赫部与清皇族之间的这段仇怨，尽管有学者认为“不必过于认真看待”（黄天骥《纳兰性德和他的词》），但大多数学者对叶恭绰之说表示赞同，认为这段“恨事”于纳兰影响很大，是形成其哀怨词风的主要原因之一。李寿冈《〈纳兰词〉之谜》即认为：“叶赫的复仇观念很强烈，这种烙印一定深深铭刻在纳兰的思想里头，成为一种不敢明言的隐痛。”叶嘉莹《论纳兰性德词》一文也认为，“清朝皇室与叶赫一族之恩怨”，“是纳兰心中所可能含蕴的矛盾痛苦之一端”。
其二，是“民族仇怨”说。李寿冈《〈纳兰词〉之谜》在指出纳兰“惨痛的家史”是其词作“充满愁恨”的一个原因之后，又进而从纳兰一些词作推论纳兰之身世“别有根芽”，有可能“原是南方汉族幼儿，被收养于旗人纳喇氏”。“纳兰虽然托身贵族门第，有一个仕宦得意的经历，但他的身世别有隐恫，原来是一个‘别有根芽’的被收养的汉人，所以像个孤臣孽子，遗老羁囚，所写的是一派凄婉哀愁的悲歌。”由于李文对纳兰为汉人的指认无有力佐证，纯属“假设”，故学界对李说多持怀疑甚或否定态度。
其三，是“末世悲凉”说。李泽厚《美的历程》论及“明清文艺思潮”时指出，清代初年，“作为明代新文艺思潮基础的市民文艺不但没有任何发展，而且还突然萎缩，上层浪漫主义则一变而为感伤文学。《桃花扇》、《长生殿》和《聊斋志异》则是这一变易的重要代表和典范杰作”。究其原因，乃在于“当社会发展受到严重挫折，或处于本已看到的希望倾刻破灭的时期，例如在元代和清初，这种人生空幻感由于有了巨大而实在的社会内容（民族的失败、家国的毁灭）而获得真正深刻的价值和深重的意义”：
就纳兰词的作者本人来说，皇室根苗，贵胄公子，少年得志，世代荣华，身为满人，根本不应有任何家国哀、人生恨。然而其作品却是极其哀怨沉痛的。……这反映的不正是由于处在一个没有斗争、没有激情、没有前景的时代和社会里，处在一个表面繁荣平静实际开始颓唐没落的社会阶级命运中的哀伤么？（注：李泽厚《美的历程》，文物出版社1981年3月版，第201-203页。）
黄天骥《纳兰性德和他的词》一书也持大致相同看法：“在封建制度临近崩溃的前夜，统治阶级内部产生不可遏制的苦闷情绪，必然会反映到创作上来，透过纳兰性德哀婉凄厉的词章，我们依稀听到了封建层冰摇曳澌裂的声音。”强调封建社会临近崩溃时的普遍的社会苦闷情绪即“末世悲凉”对纳兰性德词心之影响，说明纳兰哀婉词风之形成有其社会必然性，在马克思主义文艺批评思想为主流的当代论坛，这一说法颇为学界所接受。
其四，是“理想破灭”说。与上述诸家均从外部环境对纳兰之影响角度阐释纳兰哀怨词风的成因不同，80年代后，不少学者则试图从纳兰本人之生平遭际和词作表现中去追寻其心境凄凉之奥秘。盛冬铃《清初第一词人纳兰性德》一文即认为，纳兰“有过治国平天下的雄心壮志”，其词中便颇多“忧时”之作，然而“清圣祖并没有重用他”，只让他充当侍卫之职，“这对一个有志之士来说，是何等的悲哀！”而“当初明珠正处在竞争的漩涡中，难保能长邀帝眷”，这就使得纳兰虽“目睹龙颜之近，时亲天语之温”，却时有“如临深渊、如履薄冰”的心理，“这种人不得而知的矛盾痛苦的心情，反映到创作中，自然就成为愁苦之音”。纳兰本是“一个多情种子”，与卢氏婚后，“情投意合，如胶似漆”，然而，“几番离合总无因，赢得一回僝愁一回亲”（《虞美人》）。而卢氏婚后三年，不幸早逝，这更使纳兰“伤心不已”。此外，纳兰“婚前曾有过一个恋人”，“这少年情事既在他脑海中留下了美好的记忆，也在他心灵上蒙上了一层难以清除的阴影”。因此，“也就无怪乎他的词作是那么哀感顽艳了”。纳兰曾自称“我本落拓人，无为自拘束”（《拟古四十首》之三十七），“渴望能摆脱名缰利锁的羁绊，跳出尘世礼俗的樊笼”，然而，贵公子的身份，使他“难以与这‘浊世’分清泾渭”，而“明珠的相府本非可以避世的桃源”，这也使纳兰的“内心世界充满了矛盾和痛苦”。最后，盛文总结道：“忧时也罢，多情也罢，落拓也罢，重重的追求只带来重重的失落。……理想的破灭使纳兰性德产生深沉的失落感，幻灭感。一部《饮水词》，大多是凄苦之音，正是这种难以消除的失落感、幻灭感的反映。”
盛文的看法在80年代后学界颇具代表性。在其前后发表的不少有关论文中，只是表述、发挥偶有不同，立论范围、结论则大致相近。如徐育民《纳兰词“凄婉”风格形成的原因》即是从“漂泊天涯，行役之苦”、“怀念亡妻，伤悼之苦”、“英雄壮志，未酬之苦”三个方面阐释纳兰词风“凄婉”之原因的（注：徐育民《纳兰词“凄婉”风格形成的原因》，《文史哲》1983年第3期。），除前者盛文未曾论及外，后二者则为盛文所沿袭并有所发展。李欣《“哀感顽艳”之绝唱——纳兰性德创作动机浅论》也从三个方面探讨了纳兰“理想与现实的矛盾”，首先，在社会上，“政治斗争的残酷性”，包括明珠的受贿倾轧，以及“海西女真与建州女真的世仇”，对纳兰均有影响。其次，在爱情生活上，“失恋的痛苦，爱妻卢氏的早逝，使纳兰性德发现生活中的一切不过是灰色的梦”。第三，在个性发展上，“单调呆板的侍卫生活，束缚了纳兰性德个性发展，使纳兰性德产生了一种压抑、沉郁的畸型心理”。所以，“纳兰性德的一生是现实与远大理想这对矛盾相互碰撞的一生，而诗人的作品正是这种碰撞之声的记录”（注：李欣《“哀感顽艳”之绝唱——纳兰性德创作动机浅论》，《黑河学刊》1989年第2期。）。李文的看法，与盛文多所暗合而稍有补充。
清代学者曾从纳兰之“性情”角度探讨其词风哀婉之成因，但最终均走向宿命论。民国以后学界，多从形成纳兰哀怨多情性格之环境角度着眼探讨其词风成因。80年代后，除上述诸说大行其时外，亦颇有一些学者，又回归了清人关注纳兰“性情”的思路，即从纳兰之资质禀赋和学术修养角度入手，而清人所谓“三生慧业”之类宿命见解自被扬弃。其中张弘和杨勇的两篇文章颇值得重视。
张弘《纳兰词评价的几个问题》一文，认为“研究纳兰词的创作，应该联系他的词学思想一起进行”，纳兰于词学上推崇“忧患”之作（如其七古《填词》云：“往往欢娱工，不如忧患作。”），高扬“情致”之说，“一定的艺术原则引导着他努力实践自己的词学主张”，因而纳兰词“无一不在字里行间渗透着一种深挚而带哀怨的情思，即使是慷慨激昂之作，也都竞响着变徵之音”。其次，从“艺术个性”而言，顾贞观为纳兰所作《祭文》中曾说纳兰“所欲言之情，百不一吐”，说明纳兰“根本的个性特点是他性格内向”。而纳兰“内心深处”对侍卫职使的“极端嫌弃”，爱情的不幸及对“尖锐的社会冲突”的接触和了解，等等，“纳兰内向的性格，又习惯于把这些矛盾与痛苦紧锁在心里，独自体味，独自品尝。这些，自然进一步加深了他的痛苦感伤”，从而寓于词，“在太平盛世里吟唱着一曲曲悲歌”。因此，清人谭献说纳兰填词“幽艳哀断”，是“别有怀抱”（《箧中词》），“我们理解，所谓‘别有怀抱’，就是指词作者主观方面的因素，今天无疑应从更高的认识水平上对它作进一步的探讨与说明”（注：张弘《纳兰词评价的几个问题》，《学术月刊》1985年第4期。）。
杨勇《论纳兰容若的个性气质对其词的影响》一文则认为，首先，“由于纳兰容若极重感情，情发之于词，便能产生感人的艺术效果。……以至情感人是纳兰词具有不朽魅力的原因之一”。其次，“作家的个性在很大程度上决定他们对艺术形式的选择”，“纳兰容若天生敏感，……敏感的性格决定了他不以长调见长，而善于在小令中通过人物一刹那间的感触、行动来展示人物的内心世界”。再次，“纳兰容若本性放达不拘，时时向往自由自在的生活。这种自由的个性在现实生活中受到压抑，于是便全部转移到词创作中”。并给他的词“形式方面的突破很大的影响”（注：杨勇《论纳兰容若的个性气质对其词的影响》，《湖北大学学报》1990年第3期。）。强调纳兰之“个性气质”对其词之内容与形式方面选择的“决定”作用，与张文着眼于纳兰之“别有怀抱”不同。这种从创作论角度对纳兰“个性气质”的阐发，较之前此诸家“性情说”或流于宿命论，或局限于词风成因，其立论视野显然更为宏阔。
最后，需作说明的是，80年代后，学界在对纳兰词风成因探讨上，大多数学者是持“综合论”的，即认为上述诸因素均对纳兰词风之形成构成影响，只是在对这些因素的组合及谁主谁从上各有不同而已，本文将其归类为数说，乃是出于叙述方便的考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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