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工业企业的规模经济与规模经济_规模经济论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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企业规模是指劳动者、劳动资料和劳动对象等生产要素和产品在企业中集中的程度。规模经济或规模生产效益一般是指企业在扩大规模时其生产效率提高,因而使其长期平均成本下降,产生内在经济效益。之所以产生规模经济,原因在于规模的扩大促进了分工和专业化程度,分工和专业化程度的提高有利于提高工人技术熟练程度,从而提高劳动生产率;规模大的企业可选用专用设备和先进技术,较之于小企业的通用设备单位能力的制造和运转费用较少,且产品质量较高;大企业中产品平均费用下降,例如随着产量增加,企业搜集分析各种信息及广告的平均成本下降,原材料平均价格随采购量增加而下降;随着企业规模扩大,企业抵御技术研究开发风险能力和开发能力提高,同时技术的发明创新也能在更大范围内利用,更充分地从创新的递增收益中获益,促进企业增加科研投入,促进技术进步;企业规模的扩大,纵向一体化、横向一体化的发展使企业能以内部组织的交易代替一部分市场交易,减少了大量合约签订及对合约监督的费用,导致产品平均成本的下降和经济效益的提高。

从历史的角度来看,现代经济史的发展同时也是企业规模不断扩大、生产不断集中、企业之间相互兼并、巨型企业不断成长的历史。在英国,前100家大企业的产值占国民生产总值的比重由1910年的15%上升到1960年的45%和80年代的60%。法国汽车行业在1924年时有155家汽车公司,1932年时有60家,到1939年剩下37家,在50年代其大汽车公司的产值已达汽车行业的90%,同时,在这过程中,汽车的需求不断上升。成立于1916年的美国通用汽车公司,在1920年时占全美汽车产量的17%,到1927年上升到43%,到90年代已发展成为在全球40多个国家设有生产、销售、仓储网点和维修中心,全部员工达70多万,年销售额高达1500多亿美元的超级企业。在全世界的小汽车、卡车只有1/4以上标着“通用”标记。以上分析表明,不论从理论上还是从实践上都说明了扩大企业规模有其经济上的合理性。

一般认为最具规模经济潜力的是那些产品同质有差别或无法替代的行业部门如汽车、钢铁、石油、重化工、家电、有色金属加工等行业。

随着我国工业化程度的提高,企业平均规模在逐步扩大,产业集中度也在相对提高。但总的说来我国企业规模仍然偏小,且产业集中度过低,生产要素配置过于分散。通过对我国企业评价中心公布的1994年我国500家最大工业企业与美国《幸福》杂志公布的94年全球最大500家企业(两者都以企业销售额数排列)作一个比较,发现我国大企业的规模与国外相比真是“小巫见大巫”,不可同日而语。我国最大500家工业企业销售总收入为12986.10亿元人民币,以人民币对美元汇率8.5计,折合1527.77亿美元,还不及美国通用汽车公司一家的销售额1549.51亿美元。下面我们就我国几个典型行业中的企业与《幸福》杂志上的同行业作一简单比较。见表1,人民币对美元汇率以8.5计。

很明显,我国大型企业在国民经济中的骨干作用远远不够。另外从现阶段工业主要产业部门的集中度来看,属于高集中度的产业(CR4>80%)几乎没有;属于较高集中度的产业(60%

通过以上比较分析和统计数据,我们可以看出我国工业企业规模不论就其绝对规模还是大企业在国内的相对规模都是偏低的,这也影响了我国工业企业规模结构的合理化。在全球范围内我国的工业企业规模严重偏低,直接影响了产品在国际市场上的竞争力,产品的档次、质量、服务及价格都与国际先进水平有较大差距,缺乏在国际市场上知名的品牌,产品附加值和增加值太低,如德国奔驰汽车公司,其主业即为汽车,年产量为60万辆,相当于我国汽车总产量的42%,但其销售额却高达641.69亿美元,远远大于我国汽车行业的销售总额。

如果不考虑经营管理水平、所利用资源的差异、外部条件的不同等因素,可以认为:在多数产业中,在一定区间内,企业规模较大则规模经济效益较好。也即:在企业规模结构中,如果大中型企业占的份额较高,则规模经济效益较好;如果专业化协作程度较低的小企业占的比重过大,则规模经济效益较差,这一判断是比较粗糙的,严格的考察应以最佳企业规模为标准。各企业由于所用的各种资源的质量不同,技术不同,使用不同资源的企业若规模相同,其规模经济也会不同,而相同的效率可在不同规模中获得,从而使不同规模企业得以共存。这样就使得对企业最佳规模进行测度变得不易。施蒂格勒的研究为我们提供了一种新思路,他认为可以用“生存技术”来判定一个企业是否处于最佳规模,即凡在长期竞争中得以生存的规模就是最佳规模。而我国企业如果没有各种保护措施,显然竞争不过国际上的企业巨人,按照这种逻辑,我国企业现在也未处于最佳规模,而是规模偏小。也就是说,多数企业的现有规模处于长期成本随规模增加而下降的区域,而非处于长期成本曲线(U型)平坦的底部。有人可能认为企业规模受市场需求容量的限制,我国市场需求有限,因而企业规模偏小。我们认为这种观点忽略了一个事实即我国市场中充斥了越来越多的洋货,而国货受到排挤,更不要说走出国门去占领国际市场,甚至于有的行业已逐渐被国外大公司所鲸吞,如我国的民用洗涤用品市场即逐渐被美国宝洁、日本花王、德国汉高、英国利华四大国际民用洗涤品公司所瓜分。看来市场容量小不是借口,我们应树立全球市场观念。

我国大企业的骨干作用发挥得还很不够,各行业中CR4值严重偏低,与发达国家的相应指数差了近50个百分点。同时大企业和小企业间的分工协作程度不高,存在大量的“大而全”、“小而全”的全能型企业。有不少行业已发展多年,市场容量也极具规模,该产业已进入生命周期中的成熟期,而我国的企业却处于产业生命周期中的新生期。所以应壮大企业规模,发展规模经济,提高产业成长素质,这也是企业改革的重要内容之一。

另一个发展我国规模经济中急待澄清的问题是企业有了盈余,逐渐长大了,是继续发展主业还是搞多角化经营。我们认为,当前我国绝大多数企业的规模还不到规模经济临界点,例如汽车行业,规模经济临界点由60年代的60万辆上升到70年代的100万辆、80年代的200万 辆。而我国100多家汽车生产厂家加上600多家改装厂的总产量也远远不到200万辆,因而搞多角化经营为时过早。多角化经营最大的优势就在于减少风险,以图“东方不亮西方亮”,而多角化经营的弊端也是显而易见的,企业进入一个新领域,其进入成本可能会很大,企业得重新了解该领域的竞争状况,搜集技术、市场等情报,同时增加了管理的难度。一般来说企业难以在该领域形成特色经营,难以形成规模,竞争不过该领域的既存企业。多角化经营往往会出现“副业”侵蚀“主业”的情况。从实践上看,美国管理最好的公司中单一业种的企业占了72%,在全美获利最高的100家企业中单一业种和以一业为主附以相关经营的企业占了79家。美国的国际商用机器公司(IBM)的成长历程也说明了这一点。在办公室用品领域原来有两大企业,其中一家就因多角化经营而被淘汰,而IBM公司坚持打字机及相关经营,终成大器。《追求卓越》一书的两位作者早在15年前就指出,就盈利来看,集中经营核心产品的企业最高,其次是相关多角化经营的企业,最低的则是那些采取不相关多角化经营战略的企业。

我国现在有的企业有了“富余”资本,不知往哪里投资,于是今天收购这行业的企业,明天收购那行业的企业。综观其经营效果,新开辟的领域基本不成功,有的甚至搞一个亏一个,市场经济基本原则即为专业化分工,不能专业化就不能占领市场,也就没有持久的生命力。当一个企业经营的几种商品的利润率和经营风险不相关时,企业总利润率的经营风险能因多种经营而减小,这可以从数学上给以证明,然而在现实中新增的投资项目因各种因素而多以亏损告终,这样非但没有降低风险,还大大降低了利润率。经济学理论表明,企业在没有达到最佳规模前搞多角化经营是不经济的。从西方国家企业多角化经营的经验来看,采用多角化经营也是必须考虑一些前提条件的,比如这个企业所在的行业是否已经没有增长潜力了,这个企业在所在的行业中是否占据了相当稳固和非常有利的地位,是否积累了足够的人才和资金实力,新进入的行业是否能带动原来的主业或者可以受到原来主业的带动,等等。所以,从我国企业实际情况出发,现阶段多数企业应把富余资本投到主业产品质量、品性、技术研究开发上,使主业趋于有效规模。

以上分析表明我国企业规模过小,应扩大企业规模,促进生产集中。途径不外乎资本积累和资本积聚,前者是指企业通过内部积累把利润用于扩大再生产,日本企业是采用这种模式的典型;后者是指通过企业竞争对手之间的兼并、合并、托管等途径来扩大规模。美国企业是这种模式的代表,可以说没有一家美国大公司不是通过某种程度、某种方式的兼并而成长起来,几乎没有一家公司主要依靠内部扩张成长起来。基于我国是后发外生型经济,同时企业效益普遍不好,由内部扩张扩大企业规模变得不可能,或者速度太慢,达不到“纲要”提出的到2010年形成一批具有较强国际竞争力的大企业、大集团的要求,因而通过资本积聚来发展企业规模更具现实意义。资本积聚中最主要的形式就是兼并即被兼并企业将其产权有偿转让给兼并企业,兼并企业实现资产一体化,同时取消被兼并企业法人资格的一种经济行为。

兼并主要有以下几种类型:横向兼并——生产同类产品的企业为了扩大企业规模,提高市场占有率而形成兼并;纵向兼并——具有纵向协作关系的专业化企业之间的兼并,混合兼并——指跨行业的兼并。从国外市场经济国家企业形成和发展史可以发现,企业兼并经历了横向兼并到纵向兼并再到混合兼并这样一个历史过程,应当说每一次过渡都是有条件的。从前面的分析可知,我国企业目前面临的问题主要是企业规模过小,产品竞争力不强等,因而对于多数企业来说目前该选用的兼并方式应主要是横向兼并,虽然纵向兼并、混合兼并也有其独特的优势和用处,我们不能脱离经济发展水平而盲目提前多角化。

兼并的发生、发展要求制度创新。在企业真正成为自负盈亏的独立法人之前,兼并不可能健康发展。为此,当务之急是为兼并创造环境与条件。第一,继续大力推行企业改革,使之尽快向现代企业靠拢;第二,改革现行各种体制,引导、促进兼并行为;第三,通过产业政策,界定、引导兼并发生、发展的规范范围;第四,加速兼并立法工作,加强对兼并行为的监督。只有这样才能促进兼并行为的健康发展,使我国企业规模在尽可能短的时间内有较大改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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