通货紧缩、有效降价与经济波动——当前中国宏观经济若干特点的分析，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通货紧缩论文,中国宏观经济论文,经济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国的宏观经济在过去的20年中，经历了典型的计划经济下的通货膨胀，体制转轨过程中的通货膨胀和通货紧缩，最近又出现了价格下降、投资增长的新情况，宏观经济运行呈现出一些新的特点。对这些问题进行全面和科学的分析，无论是在理论上还是在政策上都有着重要的意义。
一、体制转轨中的通货紧缩（1996—1999）
从宏观经济的角度看，中国经济体制在1996年以前还是属于通货膨胀时期。最初经历了传统计划经济体制下的短缺和通货膨胀；然后在20世纪80年代后期和90年代初期，出现了分权制条件下的“软约束竞争”和相应的高额通货膨胀（樊纲，1990；1997；1999）
1996年发生了转折，其标志是从1996年开始，国有企业的“预算约束”，由于“银行惜贷”而开始“硬化”。由于过去国有银行和国有企业之间在政府的干预下积累了大量的银行坏账，加上1993之后实行宏观调控，紧缩了银根，银行积累了大批的不良贷款，到1995、1996年这种不良贷款已经积累到了很高的水平。这使中央政府和货币当局从1996年夏天开始采取了非常严厉的控制银行坏账增长的措施，而且把控制不良贷款当做了银行的头等任务。由于面对的是国有银行，其措施基本上是行政控制。其特点是要追溯银行负责贷款的各级人员的个人责任，包括给个人行政处罚。在这样一种体制下，国有银行的具体办事人员就宁可不贷款也不愿冒个人承担坏账风险的责任。于是从1996年下半年开始，贷款的增长速度突然下降。1996年第四季度中国历史上第一次出现了银行“贷款额度”用不完的情况；1997年全年银行贷款额度没有用完，出现了剩余，到1997年底，中央银行宣布从此取消实行了多年的“贷款额度制度”。
这种贷款增长速度突然大幅度下降的情况，事实上表明中国在1996、1997年发生了“信贷萎缩”（Credit crunch）（樊纲，1998）。银行贷款的增长率从过去的20％甚至超过20％下降到10％甚至10％以下（具体情况见樊纲，1998）。这就造成了有效需求（购买力）的增长速度突然下降，于是产生了总需求的相对不足（相对于供给的正常增长）。在银行信贷紧缩的背景下，1997年10月（在亚洲金融危机全面爆发以前），中国出现了历史上第一次按年价格变动速度计算的零售物价指数的通货紧缩，并持续了44个月。这种物价总水平的下降是典型意义上的由货币增长速度下降、总需求增长速度下降所引起的通货紧缩。所谓通货紧缩，其基本特点就是总需求的增长速度下降、慢于总供给的增长速度所引起的价格总水平的下降。从这个意义上可以说，从1996年到1998年期间，中国事实上已经发生了一次国内金融危机。只不过这种危机的程度不是很严重，也不是国际收支平衡出了问题，而只是国内银行平衡表的危机。这次危机与亚洲金融危机没有直接的关系，它的主要的起因不是亚洲金融危机。亚洲金融危机发生以后当然对它有一定的影响，但它本身是由内部的银行坏账和信贷萎缩所引起的。
图1 1996—2002年居民消费价格指数月度变动趋势图
资料来源：国家统计局，《中国统计年鉴》，1997—2003年。
1996年发生的“银行惜贷”的情况事实上一直延续了下来。到了亚洲金融危机以后，人们对金融危机的后果有了更多的认识。因此防范金融风险、降低银行坏账的动力一直还是存在的；中央政府和货币当局也都继续给予高度重视。2000年以后随着中国加入世贸组织的前景进一步明朗，银行也继续加紧清理坏账的工作。因此，从1996年以后，银行对于国有企业的预算软约束的情况已经大大改观。也正因如此，国有企业从1997年以后不得不加快了改革速度，因为他们已经不能像过去那样无限制获得银行贷款，无限制使用各种资源而不考虑后果，越来越多的国有企业也真正开始面临发不出工资、支不出成本、甚至不能开工的局面，正因如此，国有企业改革才真正提上日程，下岗人员也不断增加，国有企业倒闭的数目也在不断增加，国有企业民营化的步伐也大大加快，到了2001年，县市以下的小型国有企业已经有近80％实行了民营化，或实行了退出和倒闭。一大批中型国有企业也开始实行民营化。从这一历史过程中我们可以看到，1996年开始实施的防范金融危机、控制银行坏账的政策，可以说是中国经济体制改革的一个转折点，也是中国宏观经济运行的一个转折点。从体制上说，改变了过去国有企业预算软约束的局面，企业真正开始进行改革。从宏观经济运行上讲，从此改变了过去需求无限制膨胀的局面，总需求增长的速度开始趋于正常，开始受到预算约束的制约。
1997年开始的通货紧缩，表明总需求的增长速度正在下降。到了1998年，经济增长速度也开始下降到了难以接受的地步，迫使中央政府在历史上第一次明确而主动地采取了扩张性的宏观政策，以避免经济增长速度的进一步下滑。在此之前的（明确制定的、自觉的）宏观政策，基本上都是抑制性的，是为了防止需求的膨胀，控制通货膨胀。在实行抑制性的宏观政策的后期；当经济退到低谷后，当然也会采取一些扩张性的手段，但那只是为了恢复，而不是持续的扩张性宏观政策。而且，1998年也是中国历史上中央政府第一次采取了扩张性的财政政策，而不是靠扩张性货币政策。这一背景在于，第一，货币政策在整个经济中的有效性，仍然由于国有企业制度和银行体制的问题受到限制，利率的变化在中国经济中的作用还不明显。第二，由于银行仍然面临着坏账的问题，即使想降低利率增发贷款，也难以实现，因为债台高筑的国有企业很多已经无法再成为银行贷款的对象。第三，由于中国的银行体制还是以大型国有银行为主，缺乏给中小企业特别是中小民营企业贷款的体制，现有银行也很难增加对中小民营企业的贷款。这就是为什么在1998年以后，中央政府想增加贷款，中央银行也出台一定的鼓励性政策，但贷款规模仍然没有因此而明显地扩大。第四，中国还缺乏有效的资本市场。正是在这种背景下，中央政府采取了扩张性的财政政策，增发国债，来使沉淀在银行中的、不能转化为贷款的大量储蓄存款，通过购买国债，成为政府投资而转化为实际总需求的一部分。从1998年开始连续4年增发1100亿到1500亿的特殊国债来扩大政府的支出。由于这是在银行储蓄继续增长，而银行贷款增长速度下降的背景下发生的，因此基本上没有产生挤出效应，只是把银行贷款的一部分转化成了政府的支出，从而维持了总需求的扩大，保持了每年7％以上的经济增长。这也对中国从1998年以后在面临亚洲金融危机的条件下，保持经济的稳定起到了积极的作用。到了1999年通货紧缩基本停止，经济恢复到了8％的增长。回过头看，1997—1999年可以说是中国历史上第一次以通货紧缩为起点的一轮经济波动；而政府是第一次明确地以扩张性财政政策进行了反周期操作。
图2 通货紧缩的基本形态——供给正常增长、需求增长放慢
1997年以后，中国的宏观经济政策基本上符合经济理论的逻辑和经济现实的要求。从长期发展的角度看，1997年以来，以通货紧缩为起点的经济周期，标志着中国经济进入了一个新的时期，也就是“低通胀增长”的时期。这也标志着中国的市场经济的发展已经进入了一个新的阶段。
二、经济发展过程中的“有效降价”（2001—2002）
在2000年通货紧缩停止之后，中国经济保持7％—8％的水平增长，但在2001年下半年和2002年上半年，又发生了物价总水平的下降。但是，这一次物价总水平的下降并没有伴随投资的严重下降。也没有伴随贷款和货币发行量的增长速度的突然下降。经济增长在2002年实现了8％的增长。投资恢复到了16％的增长率；出口等的增长速度也是不错的。如何解释2001年特别是2002年物价总水平的下降就成了理解中国经济的一个重要问题。
一个有待进一步检验的假说是：2001—2002年的物价水平的下降与1997年的通货紧缩有着重大的差别，甚至是本质的不同。从现象中分析，2001—2002年的物价水平下降不是由于贷款增长速度的突然下滑，不是由于投资增长速度的突然下降而造成的，因此在这个意义上它不属于典型意义上的通货紧缩。我们可以观察到的现象是：
第一，1997年以后各种经济成份都进行了大量的改革，大批国有企业实现了改制，大批乡镇企业实现了民营化，产权落实到了个人；沿海地区的私人经济获得了高速增长。
第二，2001年以后，随着加入WTO的前景逐步明朗和国际经济格局的变化，外国直接投资实现了每年20％左右的增长。2002年外国投资达到500亿以上，成为世界上最大的吸引外国投资的国家。
第三，从20世纪80年代中期以来随着民营企业的增长，外资的进入，人们对技术进步越来越重视。大量的外资也带来了各种新的技术，全国上下进行了大量的技术引进和技术改造。中国的企业特别是民营企业在技术方面也逐步成熟。因此这几年技术进步速度应该说是相当快的。（注：根据统计数字（国家统计局，2002）计算，扣除物价因素，中国工业企业的全员劳动生产率在1995—2001年期间平均每年提高14％左右。根据李京文等对利用中国1978—1995年的数据进行的测算，在这18年中生产率增长对经济增长的贡献是36.23％。中国人民银行货币政策分析小组在《2001中国货币政策执行报告》中的分析结论是，近20年来，我国全要素生产率对经济增长的贡献为20％（中国人民银行货币政策分析小组，2002）。）
总之，由于以上原因，在很多行业和企业里面，这几年确实出现了由于体制改革、技术进步而导致效率提高、成本下降的局面。加上市场经济竞争的机制也越来越发展，竞争迫使各行各业的企业都努力压低成本，同时在市场上将自己的价格压低到成本加平均利润率的水平。总之，市场机制的初步形成，迫使大家想办法去改进制度，改进技术，压低成本，竞争越来越激烈。因此根据各方面可观察的现象，确实有一定的依据（当然还需进一步的论证），我们可以说2001年以来中国物价水平的下降不是典型意义上的通货紧缩，而是由效率提高、成本下降所引起的价格总水平的下降，我们可以称之为“效率改进型物价下降”，简称为“有效降价”（efficiency price-falling）。在通货膨胀的领域，物价上涨的原因没有一个是由于成本效率的改进，因此没有什么可以称为“有效的”；但是在物价下降的领域，可以出现效率改进的情况。其实，一切技术进步、体制改革、结构优化，总之，一切效率的提高，都是为了人类享受同一物品或服务的成本下降。在一定的货币供给条件下，这就可以表现为“有效降价”。
图3 有效降价——给定需求增长速度，成本下降、供给扩大
这种“有效降价”的宏观意义与通货紧缩是不同的。第一，它在短期内可能不会引起投资的下降。这是因为如果物价水平的下降不是由于需求的相对萎缩引起，而是由成本下降所引起。比如说成本下降3％，而物价水平假定下降1％的话，这种物价水平的下降并不意味着企业利润空间的缩小，相反可能依然意味着企业利润空间的扩大，因此在一定时期内，仍然可能发生投资的增长。第二，对于消费者来讲，这种物价水平的下降本身会刺激需求的增长，而不是因为消费需求的下降而导致价格的走低。可以说，将通货紧缩与有效降价区分开来的主要现实依据，或者说区分两者的特征性现象，就是前者在价格下降的同时，伴随的是投资增长率的下降，而后者在价格下降时伴随着的是投资增长率的提高和经济增长率的提高。
在历史上这种情况其实并不独特。欧洲多数国家在19世纪下半叶曾经发生过21年连续物价水平走低，但是经济持续增长的情况。这是和工业革命时期技术进步、效率提高、成本下降的趋势分不开的。美国在20世纪初期，也发生过7年物价完全没有提高而经济持续增长的情况。（注：关于19世纪欧洲主要国家的物价变动统计资料与分析，可参见Mitchell，B.R.1992，Kendrick，J.w.，1961，Friedman，M，and Schwartz，1970。）
三、经济波动的形态
以上分析的“有效降价”，对于一个经济来说，自然是一种非常积极的现象，因为它源于效率的提高。但是，这种“微观效率”的改进，却会引起宏观经济的新问题，那就是，供给的增长速度快于需求增长速度的情况，不会持久地维持下去，而是会在投资需求高涨（甚至会引起一定程度的通货膨胀）一定阶段之后，逐步累积起较大量的过剩生产能力，从而对投资需求产生负面的影响，导致总需求增长速度周期性下降，引发真正意义上的通货紧缩。这种情况，在18—19世纪，西欧国家由于技术不断进步、效率不断提高，也是周期性地引起的生产能力过剩，发生总供给大于总需求，导致经济危机（马克思，1863）。现在的情况与那时的历史情况也有类似之处。
因此，中国经济今后的问题可能在于由于实行市场经济、企业努力降低成本，同时又扩大生产能力、提高经济效率，增加利润，在这种利润动机的驱使下竞争越来越激烈，会产生周期性的以生产能力过剩和供大于求为主要特点的经济波动。从这个意义上说，中国经济今后可能会经常地面临通货紧缩的压力，会经常地面临生产能力过剩的压力。政府的宏观政策的主要倾向也将由过去的压缩总需求变成“扩大内需”。扩大内需将成为经常需要采取的政策。这种在新的市场经济框架下发生的经济波动，其特点也将是由生产能力过剩为起点、以通货紧缩为起点，而政府采取扩张性的宏观政策来弥补总需求的不足，把经济拉出低谷，实现经济的正常增长。这将是未来中国经济波动的主要形态。这也标志着中国宏观经济的运行基础已经由过去的计划经济转化为市场经济；随着市场经济的发展，这种新形态的经济波动也会逐步彻底取代过去那种以通货膨胀和经济过热为起点的经济波动的形态。
四、小结I：经济体制与宏观经济表现
从以上的分析中我们可以看到，宏观经济运行的特征，是以不同的经济体制为基础的，或者说，有什么样的经济体制，就会有什么样的宏观经济波动的特征性问题。在传统的计划体制下，特征性的问题就是需求增长快于供给的增长，是短缺或通货膨胀；而实行体制转轨，搞市场经济，宏观经济的特征性问题就变成了供给的增长快于需求的增长，物价水平下降或通货紧缩，经常会出现过剩的生产能力。这从本质上说不是政策的产物，而是经济体制的规律性表现。
事实上，就国际的情况而言也是这样。由于20世纪30年代到90年代，世界各地要么搞计划经济，要么搞社会福利、财政赤字，所以这期间世界宏观经济的特征性表现之一，是通货膨胀；而20世纪90年代以后，由于经济全球化和全球经济市场化，到处都在搞市场化改革或社会福利制度改革，都在硬化企业的“预算软约束”和减少财政赤字，提高效率，扩大供给，压缩开支，增加利润，到了20世纪90年代下半期，以亚洲金融危机为标志，世界宏观经济的特征就转变为经常性的过剩生产能力和日益加大的通货紧缩压力。在一定意义上可以说，现在全世界的经济体制，在向“古典市场经济”的状况“复归”，全世界所面临的问题，也越来越像马克思、凯恩斯等所分析的1930年以前的那些情况；全世界的宏观经济波动，也越来越具有18—19世纪经济波动的那些特点。这不是偶然的。
在我们向市场经济体制转轨的过程中，认识到宏观经济波动特点与经济体制的关系，对于采取有效的对策应对新的情况与新的问题，是十分重要的。
五、小结Ⅱ：保持需求的稳定增长：体制改革与宏观政策的相机抉择
从以上关于经济体制变化与宏观经济运行特点转变的分析中所能得出的一个重要结论就是：今后中国可能面临的主要问题，将是总需求不足的趋势，无论是在有效降价的情况下，还是在通货紧缩的情况下。我们要防止因过度投资而导致的过剩生产能力，但我们不应阻碍生产效率提高的趋势。因此，在防止经济周期性波动中出现过热和投资过度的同时，我们今后所面临的主要问题，将是如何保持总需求的稳定增长。这需要在体制改革和宏观政策两个方面做出正确的选择。
1.深化体制改革，消除阻碍总需求长期稳定增长的体制性障碍
这方面要做的事情仍然很多，最重要的有：
——产权改革、保护产权。这方面的改革将有利于投资需求的扩大；
——金融体制改革，包括银行体制改革和资本市场的发展。这方面的改革将有利于消除储蓄向投资转化的制度障碍；
——税收体制改革，包括降低农民的税费和在严格税收执法的基础上，适当降低企业所得税；加快投资型增值税向消费型增值税转变的步伐。这有利于投资和消费的增长，而且在此基础上税收总额的增长会加快而不会放慢；
——发展消费信贷。中国目前应该说已经到了利用消费信贷保持消费需求增长的发展阶段。
2.相机抉择，不断发挥宏观经济政策调节总需求的各种作用
现在人们已经在讨论“扩张性财政政策淡出”的问题。在目前来看，这是对的。因为2002年全社会16％的实际投资增长率，应该说已经相当高了。尽管2002年的投资增长还谈不上过热，因为在很大程度上它还具有恢复的性质。但是现在需要我们密切关注下一步投资增长的趋势，如果2003年非政府投资仍然处在这么高的水平，就要适当减少财政投资了。
但是，这第一不意味着过去几年采取扩张性的政策是错的，第二，不意味着从此就不再执行扩张性的财政政策，不应意味着财政政策的“退出”。
宏观政策的基本作用在任何时候都应该是在短期的经济波动过程当中，“拾遗补缺”、“多退少补”——当民间投资少的时候，政府就多投一点；当民间投资多的时候，政府就少投一点，以保持总供求之间的平衡，减少经济波动，使经济稳定增长。经济增长是由市场、企业、民间的活动而决定的，政府宏观政策的作用仅在于防止经济衰退或经济过热，在总需求不足、增长率下滑的时候、“托住”经济（严格说来不是什么“拉动”经济），使市场的各种因素得以“复苏”；而在总需求过大的时候，则是压缩需求，使经济“冷却”下来。从政府决策者的角度来说，不要认为政府可以在没有民间投资和消费增长的情况下支撑长期的经济增长；从企业和个人的角度来看，也不要指望只要政府投资，经济就一定会高增长。
正是因为宏观政策的作用只在于拾遗补缺，它在本质上就是一种需求调节政策——根据总供求关系的特定状况，来确定采取哪一种特定的宏观政策，是增加政府支出，还是减少支出，增加多少，减少多少，还是什么都不做。是否采取一种宏观政策，力度大小，决定的标准就是总供求关系的状态，而且，作为一种短期需求调节政策，其判别标准就是总需求的大小，是大于潜在总供给，还是小于潜在总供给。而不取决于供给方面的因素，不取决于政府应不应该投资一类的制度因素（我们不能等到政府体制一切都改好了再去稳定经济），以及政府投资是否有效率一类的微观效率因素。宏观政策所追求的目标是总量平衡、稳定增长的宏观效率。
这样一种总量调节政策，当然只能是一种短期政策——根据当前（今年）的总供求关系，来决定当前（今年）的宏观政策。它不解决体制改革问题，也不解决长期经济发展问题，而只解决短期内的问题平衡和稳定增长问题，并因此而为长期稳定而有效的经济发展做出其特殊的贡献。
由这些分析所能得出的结论就是：宏观政策，包括财政政策的决策方式，只能是“相机抉择”——根据短期内的特殊的总供求关系决定当前所要采取的特殊政策及其力度。不能在某一时期决定了要扩大政府投资，就不顾情况的变化而几十年不变。在经济学理论中从来没有什么“长期的宏观政策”；在实践中更不应该有什么长期不变的宏观政策。我们过去几年采取了扩张性的财政政策，今年或明年也许就要减少政府支出；到了后年，或许我们需要针对某些情况采取紧缩性的政策，但也说不定由某种因素所决定，那时我们又面对需求不足的问题，又要增加政府支出了。这不由今天决定，而是要到那时去“相机抉择”！因此，那种今天要制定一个今后几年财政投资“逐年递减”的计划的做法，其实是不是符合宏观经济学原理的，在宏观经济政策的意义上是错误的（只有在“政治经济学”的意义上，即在想一下子减少支出但因利益矛盾减不下来，又已经确定要减的情况下，才是正确的）。
相机抉择，同时意味着：某一种宏观政策可以“淡出”，但宏观政策本身应该永远存在，随时准备采用，包括财政政策，不能说到了一定的时候财政政策就可以放弃不用（这就使它变成了一种“长期政策”，即“不用”的政策），只不过用的方向和力度，会因情况的变化而不断变化罢了。作为一个问题很多的发展中国家，体制改革又面临许多难题，多一些政策工具总是好一些。发达国家现在也在两种政策一起用，我们就更应该总是将两种政策工具都当作“备用的”、“供选择”的政策使用。财政政策也是一样，不能再回到过去仅仅是“吃饭财政”的状态中去，而是应该为中国经济的稳定增长做出应有的贡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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