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中国经济高速健康增长的货币支持边界，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中国经济论文,边界论文,货币论文,健康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从1993年第2季度开始，中国经济增长中的“膨胀”苗头逐渐明朗化。为了防止国民经济从“热”的状态演变成为恶性通货膨胀，中央政府采取了紧缩性的宏观调控政策。在实施紧缩政策的过程中，为了避免造成国民经济滑坡，中央采取了“点刹车”来操作货币政策以微调国民经济的策略。实践证明，这种政策选择是正确的。不过，其中也确有许多经验值得总结。例如，在具体操作上，这种“刹车”究竟应当怎样“点”？什么时候“点”？点“哪辆车”的刹车以及“点”到什么程度为好，都是值得讨论的问题。所有这些问题，实质上是一个怎样操作货币政策才能既保证国民经济实现持续高速增长，又不会导致过高通货膨胀的问题。因此，探讨和阐明中国国民经济持续高速增长的货币支持边界，也就成了实现上述政策目标的一个核心问题。
为了便于展开分析，本文将不涉及与宏观经济政策操作紧密相关的财政部门以及与经济增长密切联系的国外部门，重点讨论一个封闭条件下的两部门宏观经济理论与政策模型。可以肯定，在弄清了封闭条件下支持中国经济持续高速增长的货币边界以后，开放条件下的货币支持边界及其政策选择也就有了一个进一步展开分析的基础。
一、理论模型：支持经济高速增长的货币边界
经济增长与货币供给是紧密相关的一对经济范畴。所谓经济增长，也就是以不变价格表示的一定时期一国国民所得的净增加。然而，无论在哪种经济体制下，一国国民所得的净增加，都不可能用实物相加的方式求得，而只能借助于以货币为媒体的价值指标进行间接加总和换算。特别是在市场经济条件下，经济增长问题必然是一个实物产出与货币供给量以及货币流通速度和市场价格水平相关的问题。大家熟悉的费雪方程对此做出了深刻的描述：
MV=PQ。
我们以Q表示实际产出，以P表示价格，以t和t-1分别表示当期和上期，则P[,t]与Q[,t]的乘积就是用现价表示的当期国民所得。一定时期一国的国民所得也就是该国的社会总供给。社会总供给的实现过程，也就是一国经济增长的实现过程，与之相对应的便是社会总需求的形成与实现过程。实践证明，只要市场在起作用，则社会总需求的形成和实现过程实际上也就是一定时期一国的货币供给总量以及由此所形成的社会购买力总量的形成和实现过程。因此，如果以M代表货币供给总量，以V代表货币流通速度，则M[,t]与V[,t]的乘积(M[,t]V[,t])就是当期形成的社会购买力总量。只要能够满足M[,t]V[,t]=P[,t]Q[,t]的要求，以M[,t]V[,t]表示的社会购买力总量也就得到了实现。
应当明确，上述方程由以成立的充要条件是市场充分发展、货币具有充分流动性、价格能够充分反映价值。如果市场还极不完善，货币还缺乏流动性，商品的价格也不能充分反映其价值，那么，M[,t]乘以V[,t]就不能代表当期社会购买力总量或者说社会需求总量，P[,t]Q[,t]也就不能代表当期社会实物总产出或者说社会供给总量。但是，只要具备一定的市场条件，则有些本来不通过货币来实现的需求，实际上也要借助于货币来计算。在这种条件下，上述方程往往要以非外化的形式存在。例如，在中国实施改革开放之前的情况。中国自1978年底开始实行改革开放以来，市场的作用逐渐得到强化（这可以通过市场调节在中国社会商品零售总额、农副产品收购总额、生产资料销售总额中所占比重不断上升的事实得到证明），货币流动性逐步增大，汇率已向自由浮动迈进了一大步，利率则正朝着两轨合一的方向发展，大部分商品的市场价格已经放开，因此，这个方程已经从非外化的潜在形式变成了基本上能够反映中国经济实践的直接外化形式了。
如果对方程M[,t]V[,t]=P[,t]Q[,t]对数化后再进行时间t的求导，然后用m[,t]代表当期货币供给量增长率、用g[,t]代表当期国民所得增长率、用p[,t]代表当期物价水平上涨率、用v[,t]代表货币流通速度变化率，则整理后便有一个在前述各项条件给定情况下的均衡式：
经济增长速度的高低既是由客观条件决定的，又与人的主观能动性的发挥有关。因此，在正常条件下，各国都要根据客观条件与实际可能科学地确定出一个合理的经济增长率，并将其作为本国实施宏观调控的一个长期起作用的政策目标。一般情况下，特别是在中国，在给定一个理想的g的情况下，能够满足这种目标的应当是上述第一种情况，或第二种情况，但绝不会是第三种情况。不过要注意，当以第二种情况为基本政策目标时，g[,t]与g[,t1]之间的差额或者说
的值也不能太高，而必须限定在一个国民经济总体状况允许的范围内，即能够保证今后经济增长不发生大幅度上下震荡，也就是平稳上升的范围之内。至于第三种情况，无论如何都是不能作为长期政策目标的。因为，这种关系意味着国民经济增长过程的持续萎缩。就中国经济所处的阶段而言，作为一种长期政策目标，支持国民经济持续高速健康增长的货币供给边界很可能是第一种情况和第二种情况之间的某个归界阈值，即
或者说MG≥(1+PG-VG)。
二、确定货币支持边界的客观前提：适度经济增长率
前述分析为我们正确把握支持经济持续高速增长的货币边界提供了一个理论基础和主要框架。要使这个模型成为政策实践的一个工具，还必须将其中的一些基本指标具体化。而使这些指标具体化的一个客观前提，是确定与中国经济发展阶段相适应的长期经济增长率目标g。
自实施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经济的增长速度是不断上升的。特别是进入80年代以来，这种趋势更加明显。例如，中国GDP年均增长率在1978-1982年为5.58%，1983-1990年为9.56%，（1991-1993年）为11.55%（国家统计局，1993a）。与世界各国相比，目前中国经济的增长速度不仅是最高的，而且持续时间也是比较长的，引起了各国的普遍关注。
大量统计资料表明，把近年来中国经济高速增长的原因完全归结为各种经济行为主体的扩张冲动是不确切的。实际上，到80年代中后期，中国经济就已经开始出现高增长的势头。虽然这种势头在80年代末90年代初有所减弱，但1992年以后又重新抬头。这个历史过程表明，近年来中国国民经济的持续高速增长具有客观必然性，它是由中国经济发展所处阶段决定的，不依人的意志为转移。
比照发展经济学家钱纳里(H.B.Chenery)等人在他们的“大国模型”中所提出的标准，考虑到中国的具体国情，可以肯定，目前中国经济发展实际上已经进入了工业化实现即“起飞”阶段。做出这种判断的根据主要有以下四条：
1.中国人均收入已接近一般国家在工业化实现初期所达到的水平。到90年代初中国经济发展已经走完了它的工业化准备阶段的路程，开始向标准的工业化发展的第二阶段起步（人均GNP560-1120美元，1970年美元）。
2.中国的产业结构也已经发展到一个较高的水平。1978年以来，中国开始实施改革、开放政策，过去那种片面发展重工业的倾向得到了纠正，一二、三次产业在整个国民经济中的地位逐步变化，1981年第一次出现轻工业产值比重超过重工业的情况（轻工业比重为51.5%），1990年二者近乎持平（分别为49.4%和50.6%），以后在此基础上再次出现重工业比重持续上升，到1992年已达52.4%的情况。（国家统计局，1993b）这次重工业比重的上升与80年代之前的重工业比重较高的性质完全不同，它是一种在具备相当规模的轻工业基础之上的重工业比重重新上升。尽管经过近十几年的重新调整，目前中国的产业结构还仍然面临着相当落后的农业的拖累，但其主体已经开始了向产业结构高级化的迈进过程。农村产业正在打破传统农业居支配地位的格局，农业生产现代化、非农产业集中化面临着新的突破；城市产业出现“退二进三”（即第二次产业退出城区、进入农村，第三次产业替代城市第二次产业）；东部产业发生“东进西移”（即东部地区产业升级并将资金和技术向西部转移）；南部和沿海地区开始进行“产业换代”（即用更先进的产业替换本地技术含量和附加值相对较低的产业，把替换下来的产业外移）；如此等等，都从不同侧面表明，中国工业化发展已经进入了一个新的成长阶段。
3.虽然第一次产业劳动力所占比重仍明显偏高，但就业结构正朝着向第二、三次产业大量转移的方向发展。1978年中国三次产业就业结构分别为70.5%、17.4%、12.1%，到1990年这三项指标已分别变为60.0%、21.4%、18.6%。第一次产业就业比重迅速下降，第三次产业就业比重迅速上升，第二次产业就业比重缓慢上升，这种变动走势是与经济发展水平从低级到高级的发展路径相吻合的。不过，到目前为止，中国第一次产业就业比重仍明显偏高，第二次产业所能提供的支持第一次产业劳动力向第二、特别是第三产业转移的劳动生产率还很低，因此，还不能仅仅根据第二次产业所占比重，对中国经济发展所处阶段做过高的估计。
4.消费结构也已达到较高水平。消费结构是生产和分配关系以及生产力发展水平的综合反映。一般来说，经济发展水平越高，反映消费结构变动的恩格尔系数就越低；反之，恩格尔系数就越高。1990年中国城镇居民人均生活费收入为1544元，人均食品支出为693.77元，平均恩格尔系数为0.449；同期农村居民人均纯收入为783.99元，人均食品支出为339.3元，平均恩格尔系数为0.433。统计表明，目前中国城乡居民的消费结构已经接近钱纳里大国模型中人均收入为560美元（1970年美元）时所应达到的水平。
上述分析表明，目前中国既非处于全面实现工业化前的准备阶段，也非处于全面实现工业化后的稳定增长阶段，而是处于标准的工业化实现即国民经济“起飞”、国民经济进入全面持续高速增长的阶段。因此，中国经济的高增长并没有随着80年代的结束而宣告结束，而是随着90年代的开始和21世纪的即将到来重新开始。由这样一种经济发展阶段所提供的条件和基础所决定，在今后10-15年内，中国的经济增长速度将比90年代初和80年代还高。如何使中国国民经济长期保持适度的增长率，将是目前宏观经济管理面临的一个基本难题。
经验表明，作为长期政策目标的适度经济增长率，是由一国资源条件、产业结构和经济发展所处阶段决定的在客观上允许的增长率。因此，根据中国经济发展所处的阶段，同时再把中国所面临的世界经济增长和国际竞争格局所提出的挑战考虑进去，则可以把近年来中国GNP增长率的均值作为中国长期目标增长率的参照系。统计计算的结果显示，从1985年至1993年，中国GNP的年均增长率为9.64%。把近来中国实际经济增长过程与这个参照系做一下对比，我们发现存在这样一个有规律的现象：实际经济增长率超过这个参照系过多的年份，往往是出现资源严重短缺、通货膨胀压力较大的年份；而实际经济增长率明显低于这个参照系的年份，又往往是资源发生严重闲置、失业压力明显上升的年份。因此，我们认为，对于中国来说，一个符合实际的选择是取9.64%为中间值，上下加减1-1.5个百分点为其阈值，把9.64%±(1～1.5%)作为今年十几年内（比如到2010年）中国经济增长率g的一个长期政策目标。
三、货币支持边界的动态决定：过程与现实
1.关于PG的决定。在给定g的情况下，PG的决定问题，实际上是p的决定问题。众所周知，物价水平P的决定与货币供给量M有着直接联系，是宏观调控的一个重要目标和基本结果。讨论中国经济增长的货币支持边界，必然要涉及物价水平持续上涨即通货膨胀率的高低问题。严格说来，至少有两种性质的物价总水平的持续上涨：其一是合理的，因改革方案的出台和国民经济货币化而导致的物价总水平的持续上涨，其二是不合理的，仅仅由于制度失衡或政策操作失当造成货币过度供给，或因国民产出效率下降造成市场物质产品即总供给不足，最终导致的物价持续上涨。显而易见，后者是经济体制改革和实施宏观政策操作应力图避免或消除的，因此我们在此仅着重分析与改革相关的物价水平的动态决定。
有人曾经估算，因实施经济体制改革而调整价格和放开价格，每年平均要有6%左右的物价上涨率。这种估计的一个根据是，1978-1992年全国零售物价指数年均上涨5.97%，约为6%（参见张卓元，1994）。我们认为这种估计方法不够恰当。例如，把1978-1992年中国年均5.97%零售物价指数的上涨率直接当作“价格改革、理顺价格关系”可能推动的物价总水平的年均上涨率，实际上也就等于把由体制改革所导致的物价上涨与其他性质的物价上涨混为一谈了。这意味着承认由政策失误造成的物价上涨的合理性。
为了对经济体制改革中调整和放开价格所导致的物价上涨做出恰当估计，我们以1985-1993年GNP平减指数代表实际通货膨胀率（用DFZ表示），并将其作为因变量，以同期国民经济市场化指数增长率（用SHZ表示）、广义货币M2增长率（用MZ表示）和GNP增长率（用GNPZ表示）为自变量进行多元回归（参见下面的回归方程）。回归结果表明，近年来，对中国通货膨胀率上升影响最大的是国民经济市场化指数增长率，它每增长1个百分点，导致GNP平减指数平均上升0.639个百分点；其次是GNP增长率，它每增长1个百分点，平均导致GNP平减指数下降0.33个百分点；广义货币供给M2增长率对通货膨胀的影响作用最小，M2每增长1个百分点，1年后才平均导致GNP平减指数增加0.03个百分点。这是一个极为重要的经济现象。这种现象恰与中国经济从传统体制向市场经济体制过渡、中国的经济增长仍然具有速度效益特征、中国的货币供给还受行政约束，因而常常与中国经济的市场化进程不同步、中国的通货膨胀还主要表现为成本推进与需求拉起和制度决定相互交织这样一种现实相一致的。
注：1）SHZ来源于卢中原等《市场化改革对中国运行的影响》一文（见《经济研究》1993年第12期），1993年数据是我们自已估计的。
2）SHZ、GNPZ对DFZ的影响几乎是同步性的，而MZ对DFZ的影响则具有一定的滞后性，因此我们对其进行了一阶差分处理。
根据回归分析得到的结果，以0.639为基数乘以各年市场化指数增长率，由此求得的均值为2.93。2.93就是在1986-1993年间由市场化改革所导致的年均物价上涨率。由于这是一个与其他因素无关、仅仅是因经济体制改革而导致的物价上涨；由于这种物价上涨是中国全体国民为获得长期经济福利所必须承受和能够承受的物价上涨率，因此，我们将其定义为“合理物价上涨率”。其内在涵义是，在中国的经济体制改革最后完成、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真正建立起来之前和这种改革在继续进行下去的过程中，中国的市场物价指数平均每年都将有2.93个百分点的上涨率。注意，平均来说，它明显小于6%；但在具体年份，由于改革力度不同、市场化指数增长率的大小也不同，因此，不同年份的“合理物价上涨率”的实际值也会有所不同。
由于我们已经得到了与经济增长和货币供给量无关的合理物价上涨率，那么，用其与前面分析得出的中国长期政策目标g的中值增长率相除，所得的商就是我们寻求的作为长期政策目标的通货膨胀倍数PG的中值（用PG[,0]表示）：PG[,0]=2.93/9.64=0.304。就是说，在这种假定前提下，作为政策操作的长期目标，社会可容忍的通货膨胀率应当是周期GNP增长率的0.304倍。若对g分别再取一个最高值(+1.5)和一个最低值(-1.5)，则可得到两个极值0.263和0.36。这两个极值就是PG变动的上下限（分别用PG1、PG2表示）。
2.关于VG的决定。改革开放以来，中国货币流通速度(V)呈不断下降趋势，到1993年底广义货币流通速度已经降为1.01次／年，比1986年降低了将近30个百分点。从1986年到1993年广义货币流通速度年均下降5.658个百分点。此间，只有1988年和1993年该变动率是正值，分别为2.96%和6.32%。根据中国经济改革和市场化进程对货币流通的影响的历史经验，在今后一个相当长的时期内，广义货币流通速度下降率仍将维持在5.658的水平上。因此，可取该值作为长期政策目标值，除GNP增长率的长期目标中值和它的两个极值，即可得到货币流通速度倍数中值VG[,0]及其两个极值VG[,1]、VG[,2]，分别为-0.587、-0.508、-0.695。
3.实际MG值与由PG和VG决定的MG值。实际MG的值实质上是由实际的货币供给量和实际的g决定的，而由PG和VG决定的MG值则是经济运行中客观需求的货币数量，或称之为经济增长所需的货币支撑边界。
4.经济增长的货币支持边界不是一条只包括一个唯一解的平均线，而是至少包括较高和较低以及适中等三种可能性的一组平均线。MG[,0]、MG[,1]、MG[,2]前所描述的就是这样一组平均线。它表示为支持GNP以等于前9年（1985-1993年）年均9.64%的增长率，或略高于前9年平均水平的11.14%的增长率，或略小于前9年平均水平8.14%的增长率，广义货币供给量的年均增长率可以有三种选择：第一，适中的选择，此时，g为9.64%，m为18.22%，MG[,0]=1.89，即货币供给量年均增长率应为GNP增长率的1.89倍；第二，较低的选择，此时，g为11.14%，m为19.72%，MG[,1]=1.77，即货币供给量年均增长率将为GNP增长率的1.77倍；第三，较高的选择，此时，g为8.14%，m为16.69%，MG[,2]=2.05，此时货币供给量年均增长率便是GNP增长率的2.05倍。求解实际货币供给量倍数MG，然后用它与作为长期政策目标的货币供给倍数MG[,0]、MG[,1]、MG[,2]相减，即可得出一组表示两者差异的数列：Ⅰ、Ⅱ和Ⅲ（参见表1）。分析这里所给出的数列及其由以形成的市场主体行为背景，对于我们更深刻地把握实现中国经济持续高速增长的货币支持边界，并在此基础上提出能够更有效地促进中国经济持续高速增长的宏观经济政策建议，都有着十分重要的意义。
表1 中国经济增长的货币支持状态分析
年份MGMG1MG0MG2支持状态Ⅰ支持状态Ⅱ支持状态Ⅲ
(1)(2)(3)(4)
(5)=(1)-(2)
(6)=(1)-(3)(7)=(1)-(4)
1985
1.33 1.771.89 2.05 -0.441 -0.561 -0.725
1986
3.61 1.771.89 2.06 1.843 1.723 1.559
1987
2.22 1.771.89 2.06 0.451 0.0331 0.167
1988
1.98 1.771.89 2.06 0.21 0.09
-0.075
1989
4.16 1.771.89 2.06 2.393 2.273 2.109
1990
6.83 1.771.89 2.06 5.056 4.936 4.772
1991
3.23 1.771.89 2.06 1.463 1.343 1.179
1992
2.41 1.771.89 2.06 0.635 0.515 0.351
1993
1.71 1.771.89 2.06 -0.057 -0.177 -0.341
注：(1)MG=M2/g；
(2)MG1=1+PG1-VG1；
(3)MG0=1+PG0-VG0
(4)MG2=1+PG2-VG2
其中，M2代表广义货币供给量增长率，g代表GNP实际增长率；
给定g[,1]=11.14 g[,0]=9.64 g[,2]=8.14，理论目标值PG1、PG0、PG2以及VG1、VG0、VG2的取值就分别为0.263、0.304、0.36和-0.508、-0.587、-0.695。
四、行为分析与政策结论
观察表1所给出的货币实际供给(MG)，不难发现，近年来的大多数年份，广义货币供给的增长都明显高于作为长期目标的货币支持边界。这种现象表明，中国近来的货币政策具有极强的扩张倾向。形成这种扩张倾向的原因主要有三条：
1.转轨时期的体制摩擦和政策目标掣肘。到目前为止，中国的财政职能仍然是双重性的，既承担公共财政职能，又承担安排国家经济建设、重点投资和国有资产收入的管理职能；银行机构（包括中央银行和各专业银行）的职能则是从属性的，至今尚未形成自己的独立职能机构，银行部门所从事的公开市场业务，实际上还远未起到收紧或放松银根、增加或减少货币供给的功能，反而要经常扮演为弥补财政赤字筹资的角色。
2.货币供给“倒逼机制”的推动。所谓货币供给的“倒逼机制”，就是指在中央试图操作收缩政策的过程中，各类市场主体、特别是地方政府逆向行动，用留有缺口的投资扩张等超支行为迫使中央银行放松银根和货币控制力度、造成货币超量供给的机制。客观地说，在中国经济转轨和经济发展的过程中，货币供给的“倒逼机制”确曾起到过“推动”中国经济增长的作用，但由于货币供给“倒逼”过程常常是“无度”的，并且往往是以通货膨胀率的大幅度上升和社会经济生活的混乱为代价的，因此，每经历一次“倒逼”，中央宏观政策操作当局就要被迫通过中国的银行体系进行一次银根收缩。收缩又常常受到“倒逼机制”的抑制，结果不是收缩到位，而是“倒逼”有效，从而造成了货币政策的扩张效应。
3.信贷额度管理缺乏坚实的微观基础，利率调节又遇到了投资成本上升的制约。在中国经济体制转轨时期，甚至在现代市场经济体制在中国完全建立起来以后，保留一定规模和数量的信贷额度管理都是必要的。然而，目前中国宏观经济管理中所实行的信贷额度管理的基础还相当脆弱。其主要表现是，企业经营效率的差异还没有形成一个统一的市场选择标准与机制，一部分国有企业开展生产经营还主要依赖于国家和中央信贷支持，大部分非国有企业和一定数量的国有企业，在通过间接融资无法获得国家和中央信贷支持的情况下，则常常走直接融资的道路。在信贷实行额度管理的情况下，非官方的市场利率必然大幅度提高，但相当数量的企业为维持生存、求取发展，仍然要选择直接融资的方式。此时，中央银行如果提高利率，能够起到适度吸收存款，增加资金供应的作用。但对于占国有企业总数40%以上的低效率企业来说，这又意味着投资成本的提高。因此，这类企业倾向于支持中央银行实行贷款配给管理。这就容易形成资金的低效率运行，有花高价借债能力的企业将主要通过黑市或灰市进行融资。
可见，对近年来持续存在的货币扩张倾向要做具体分析，不能笼而统之地或简单地将货币供给视为单纯的政府行为或中央银行行为。实际上它是经济体制转换过程中的一种货币现象，需要引起我们的高度重视。
实践证明，在经济体制转轨时期，经济增长从货币供给中所获得的支持还远不及从行政干预中所获得的支持大。然而，这并不是说货币供给范畴就失去了其经济价值和政策意义。相反，理论研究中应当正面回答的一个重要问题是，在给定行政干预度情况下，货币政策操作中如何把握支持中国经济持续高速增长的货币边界。前述分析表明，作为在中国现行经济条件下，能够支持国民经济持续高速健康增长的货币政策长期目标是一组至少包括MG0、MG1、MG2三种具体指数的边界(frontier)，它处于1.77～2.06之间，即全社会货币供给量的增长大体上是GNP增长率的1.77～2.06倍。一般情况下，GNP增长率越高，MG值就应当相对低一些；反之，就应当高一些。例如，如果给定GNP的长期目标增长率9.64%，则M2的增长率就应当是它的1.89倍，即M2的增长率应为18.22%。这就是能够支持中国国民经济长期持续高速增长的货币供给边界。这是与张卓元教授的看法（张卓元，1994）相吻合的，尽管我们的具体估算方法与他不同；也是与处于起飞时期的台湾在60-70年代（狭义货币供给增长率为15.1%，经济增长率为8.6%）、南韩在80年代（狭义货币增长率为18.4%，经济增长率为7.9%）、日本在1953-1968年（广义货币增长率为16%，经济增长率为10%）的实践相一致的。（朴圣相，1977）
如何使中国货币政策操作对象的变动轨迹更接近于上述政策参数，而不是远离该参数，是中国经济增长能够真正获得货币支持的一个重要条件。由于在中国目前阶段市场经济体制还处于全面发育过程之中，无论是宏观调控机制，还是微观经营机制，或是经济运行约束机制都还处于破旧立新的状态，能够有力地支持中国经济持续高速增长的货币供给机制还远未形成。因此，在具体操作中，我们必须学会同时运用两种手段：一是行政性的货币调控手段，二是市场性的货币调控手段。实现这两种手段有机结合的一个重要途径就是，一方面要积极运用好利率调节，“加强利率在宏观调控中的作用”（刘国光，1994）；另一方面要合理有效地运用好额度管理。二者必须相辅相成，运用适当有度。
最后，我们还必须指出一点：在中国现阶段特别需要正确认识和全面理解货币政策在推动中国经济增长中的作用，不应过分夸大货币政策的作用，甚至不顾客观条件的变化，直接用操作货币政策代替操作财政政策以及其他宏观经济政策，即使这种操作并不过度背离保证中国经济实现持续高速增长的货币支持边界所给定的有关参数阈值（M2的供给量增长率处在正常的货币支持边界之内）。例如，在通货膨胀已经由需求拉起转换成为成本推进以后，如果宏观政策操作中仍然照旧使用以货币政策为主体的需求管理，忽视以财政政策为导向、外贸政策为补充的供给管理，那么，这种政策实施的后果必然会事与愿违。就是说，我们所论证阐明的所谓“货币支持边界”及其参数只是一个相对概念，在具体政策操作中必须以一定的条件（特别是体制条件——这要靠深化体制改革来解决）为客观前提，同时参照其他政策参数，而不能盲目硬性套用。在这方面，近15年的实践中已经有过不少教训，需要我们认真汲取。
本文是中国社会科学院经济研究所的重点研究项目：“中国宏观经济理论与政策评价”的一个阶级性研究成果。参加本文研究与讨论的有：于祖尧、袁钢明、张平、张曙光、盛洪、王诚、杨帆、仲济垠、刘霞辉、刘迎秋。王燕坊女士承担了本项目研究的后勤服务工作。本文由刘迎秋执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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