跛者不忘履——沈从文建国后的文学写作生涯（之一），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不忘论文,生涯论文,从文论文,文学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我们相爱一生，一生还是太短。”（注：参见林蒲：《投岩麝退香》，《长河不尽流》，第160页，湖南文艺出版社1989年。）这是沈从文对文学感情的真实写照。在他转向文物研究的时期，对文学的热爱之情不但一点没有被缓释，反而由于远离文坛更增加了对文学的热爱。即便在他一生最为艰难的日子里，沈从文也一刻没有放弃对文学的关注。他曾把自己的这种心态形象地比喻为“跛者不忘履”：“这个人本来如果会走路，即或因故不良于行时，在梦中或在日常生活中，还是会常常要想起过去一时健步如飞的情形，且乐于在一些新的努力中，试图恢复他的本来。”（注：参见《沈从文全集》27卷，第462页，北岳文艺出版社2002年。）
1949年7月2日，中华全国文学艺术工作者代表大会在北京开幕，虽然沈从文不是代表，他自己又尚在重病中，但他依然眷念着文坛，向来探望他的朋友们问这问那，似乎自己根本没有被隔绝在文坛之外。“首届文代会期间，我们几个人去从文家不止一次，表面上看不出他有情绪，他脸上仍然露出微笑。他向我们打听文艺界朋友的近况，他关心每个熟人。”（注：巴金：《怀念从文》，《长河不尽流》，第11页，湖南文艺出版社1989年。）在革命大学期间，尽管沈从文已经作出了离开文坛的决定，但这只不过是对阴晴未定的文艺政策的一种回避策略，在沈从文的内心世界里，文学才是他魂牵梦绕之地，在这期间创作的《老同志》便是这一情结的有力证明。多年来，他已经形成了一种隶属于他自己的文学观，告别文坛的他，经常不由自主地按照自己的理念评价当下的文坛。在这个时期的书信中，经常可以读到沈从文对文坛现状的看法和自己的写作计划：
近来在报上读到几首诗，感到痛苦，即这种诗就毫无诗所需要的感兴。如不把那些诗题和下面署名连接起来，任何编者也不会采用的。很奇怪，这些诗都当成诗刊载，且各处转登不已。
——1951年9月2日致一位青年记者的信
这回下乡去是我一生极大事件，因为可以补正过去和人民群众脱离过误。二十多年来只知道这样那样的写，写了许多文章，全不得用。如能在乡下恢复了用笔能力，再来写，一定和过去要大不相同了。因为基本上已变更。你们都欢喜赵树理，看爸爸为你们写出更多的李有才吧。
——1951年10月28日致沈龙朱、沈虎雏
这么学习下去，三个月结果，大致可以写一厚本五十个川行散记故事。有好几个已在印象中有了轮廓。特别是语言，我理解意思，还理解语气中的情感。这对我实在极大方便。
——1951年11月8日致张兆和
你说写戏，共同来搞一个吧，容易安排。或各自作一个看看，怕没有时间。因为总得有半年到四个月左右空闲，写出来才可望像个样子。背景突出，容易处理，人事特殊，谨慎处理易得良好效果。可考虑的是事的表现方法，人的表现方法。用歌剧还是用话剧形式。我总觉得用中篇小说方式，方便得很。用把人事的变动，历史的变动，安置到一个特别平静的自然背景中，景物与人事一错综，更是容易动人也。但当成戏来写，社会性强，观众对于地方性生产关系，也可得到一种极好教育。只恐怕不会有空闲时间来用。
——1951年12月2日致金野
从这些书信可以看出，沈从文对文学创作的留恋之情。在建国初的几年里，尽管有关方面表面上鼓励沈从文继续从事写作，但文坛上没有一扇大门是为沈从文敞开的。自1950年5月起，沈从文就在暗自使劲，悄悄地创作了纪实性的小说《老同志》，到1952年1月已经七易其稿，但辗转数家报刊杂志，没有一家愿意刊登。 最后，这位名满天下的老作家，不得不委曲求全地给丁玲写信，请后者予以推荐：“寄了篇文章来，还是去年十一月在四川写的，五月中寄到一个报纸编辑处，搁了四个月，现在才退回来，望为看看，如还好，可以用到什么小刊物上去，就为转去，不用我名字也好。如要不得，就告告毛病。多年不写什么了，完全隔了。”（注：1952年8月18日致丁玲，《沈从文全集》第19卷，第353页。）为了发表这篇小文，沈从文已经把要求降到了最低点，但这篇小说在沈从文生前一直没有得到发表的机会。
新作难以获得发表的机会，旧作的出版渠道也对沈从文关上了大门。1953年春，多年合作的开明书店给沈从文发来一封公函，大意是：尊作早已过时，开明版纸型及全部库存作品均已代为销毁。尽管沈从文作为代表参加了第二次全国文代会，但却是以美术代表的身份与会的。这两件事对正尝试重操旧业的沈从文来说，无异于当头棒喝。多年来，开明书店与沈从文一直保持着密切合作关系，从1941年开始，开明书店陆续推出了沈从文的作品集，到1948年时已出版了多种，尚有五六本待印，那时沈从文的书是抢手货，出版商把他当作赚钱的工具。正是有这个依托，即便在形势最为严峻的1948年，沈从文依然非常乐观。但斗转星移，三年刚过，已然物是人非，作品还是那些作品，人还是那个人，可一切都翻了个儿，人被当作“反动”作家，作品已然没有了存在的意义。世事已然如此，这使沈从文对创作产生了畏惧心理，这也正是建国初他一再拒绝从事文学写作的终极原因。此后，每当拿起笔来的时候，总是前怕狼后怕虎，这种心态最终决定了沈从文1949年后文学创作的失败。
不过，“听党的话”一度是沈从文的生活信念，虽然文学让他如此伤心，在特定的历史情势下，沈从文也难以拒绝来自各方领导的好意。1956年，建国以来的政治风雨已经使作家们变得畏首畏尾，一种工作惰性悄然弥漫在人们心头。在这种情形下，“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文艺方针适时推出了，由此形成了1956—1957年之交的“早春”天气。
在这种情况下，已经寂寞多时的沈从文成为各级领导关注的对象。1956年上半年，《人民日报》正酝酿着改版，准备出版文艺副刊，时任中共中央副秘书长的胡乔木对此非常重视，亲自改定了副刊的编辑原则，并拟了一个作者名单，已从文坛隐没多年的沈从文也出现在他的名单上，并特意叮嘱说，“一定要请沈从文为副刊写一篇散文”。（注：参见袁鹰：《胡乔木同志和副刊》，《我所知道的胡乔木》，第194—197页，当代中国出版社1997年。）沈从文为此创作了散文《天安门前》，发表在刚创办不久的《人民文学》副刊上。文章对天安门前的今昔进行了一组组对比，表达了沈从文对新中国建设的由衷赞叹。一个曾经被贴上“反动作家”标签的作家的作品发表在最高级的中央机关报上，带给人们的震撼是可想而知的。
实际上，《天安门前》并不是沈从文建国后发表的第一篇文学作品，率先刊发沈从文作品的是《旅行家》。1956年4月出版的《旅行家》第4期上，刊登了沈从文的散文《春游颐和园》。虽然文章的格调是明亮的，但在当时的情形下，敢为天下先地刊登这位老作家的新作品，还是需要一定勇气的。从这时起，到1957年7月， 《旅行家》先后刊登了《从一本书谈谈民族艺术》、《新湘行记》、《谈写游记》等四篇文章，这个刊物的主编正是沈从文的老朋友、著名记者子冈。1946年8月，沈从文到北平后的第一篇访问记《沈从文在北平》也是她采写的。作为一个老共产党员，她了解沈从文，沈从文也格外信任自己的这位朋友，乐于将自己的作品交给她主持的刊物发表。这是心灵的默契使然。
既然是“调整”文艺政策，文艺界的主管领导周扬自然也会积极参与。他一再叮嘱中国文联所属各协会主办刊物的主编，要请多年不曾动笔的老作家们重操就业。他对《人民文学》的主编严文井说：“你们要去看看沈从文，沈从文如出来，会惊动海内外。这是你们组稿的一个胜利！”（注：涂光群：《沈从文写〈跑龙套〉》，《中国三代作家纪实》，第273页，中国文联出版公司1995年。）严文井本来就是在沈从文提携下走上文坛的，对此自然乐于从命。况且《人民日报》向沈从文约稿还有极其便利的条件可以利用，有张兆和在这里做编辑，关系自然比别的刊物更近一层。严文井带上编辑部主任李清泉去看望自己的老师，同时希望他为《人民文学》写稿。在这一背景下，1957年第7期的《人民文学》上发表了沈从文的《跑龙套》。同时， 人民文学出版社也已将《沈从文小说选集》列入出版计划，用不了多久，沈从文建国后的第一部旧作选集就会与读者见面了。“利好”的消息一个接着一个，过去一扇扇紧闭的大门又重新向沈从文敞开了，他进入了中国作家协会会员的行列。对于已经著作等身的老作家来说，这无疑是一项迟到的“荣誉”。
另一方面，这时节正是沈从文在历史博物馆最为困难的一段：没有一个固定的办公桌位；没有必要的经费支持；没有得力的助手……几乎事事不从心。有时沈从文偶尔到文物局去看新收购来的文物，风闻此事的馆领导就会认为他是打“小报告”去了，马上就会有领导亲信在办公室里敲山震虎：“凡是到局里反映馆中情况的，是‘越级’，这一点要弄清楚，免得犯错误。”（注：1978年5月致胡乔木，《沈从文全集》第25卷，第247页。）在这种情况下，沈从文对历史博物馆还有什么可留恋的呢？
沈从文渐渐有了“归队”的想法。1957年3月， 中国作家协会向会员征集创作计划，沈从文第一次向协会坦露了自己的创作设想：
有关写作计划，打量到可以进行的，大致有两个中篇的初步准备，如时间能作自由支配，还容易着手：一以安徽为背景的，将来得去那边乡下住一个月，已经有了底子；二以四川内江丘陵区糖房生产为背景的，我曾在那里土改十个月，心中也有了个数目，将来如写也得去住一二月，并在新成立大机器糖房住十天半月。这些东西如能有自己可使用的时间，又有能力可到想到地方去住住，并到别的地方去，如像青岛（没有文物的地方！）住一阵，工作或可望能够逐渐顺手完成。又还想再试写些短篇游记特写，照情形看来，也得在暑中或暂时离开工作，到湘西自治州或别的地方去，才有希望从比较从容情形中说动笔。
我还希望能在另一时，有机会为一些老革命记录点近代史事情，例如为何长工部长记下些有关井冈山当时情况。如记下成绩还好，就再找别的一位，如记南昌起义，瑞金扎根，长征前夕，遵义情况，延安种种……或记人，或记事，用些不同方法，记下些过去不曾有人如此写过，将来也不易有人写，而又对青年一代能有教育作用的故事特写。（注：摘抄自沈从文：《创作计划》，《沈从文全集》第27卷，第509—510页。）
在当时，这自然是一个令人兴奋的写作计划。经过各部门的多方协调，决定在本年度的8月份安排沈从文去青岛疗养，给他提供一个良好的写作环境。 对此次青岛之行，沈从文充满信心。8月3日，沈从文动身去青岛的前一天，在给大哥的信中写道：“在海边住一月会好一些。如有可能，住半年也许还更好些，因为有半年时间，一定可写本小书。有好几个小册子都没有时间可写。”（注：《沈从文全集》20卷，第182页。）
青岛对沈从文来说是故地重游，但他没有心思游山玩水，他不愿意浪费这来之不易的机会。“在这小房间里，五点即起来做事，十分顺手。简直下笔如有神，头脑似乎又恢复了写《月下小景》时代，情形和近几年全不相同了。如一年有一半时间这么来使用，不知有多少东西可以写出！即或是写诗，或戏剧，也一定会有意料不到成绩。因为似乎生命全部属于自己所有，再也不必为上班或别的什么老像欠债一般，还来还去又总不会完，——这里却真做到了自己充分支配自己，写什么尽管同样用力大，而相当累，躺个一天半天，又回复过来了。”（注：1957年8月13日致张兆和，《沈从文全集》第20卷，第185页。）
沈从文的创作激情在燃烧，没出几天，即完成了一篇以打扑克为题材的小说。但小说写得似乎并不成功，从张兆和写给他的信中即可以看出这一点来：“拜读了你的小说。这文章我的意思暂时不拿出去。虽然说，文艺作品不一定每文必写重大题材，但专以反对玩扑克为主题写小说，实未免小题大做；何况扑克是不是危害性大到非反不可，尚待研究。即或不是在明辨大是大非的运动中，发表这个作品，我觉得也还是要考虑考虑。我希望你能写出更好一些，更有分量的小说，因为许久不写了，好多人是期待、注意你的作品的，宁可多练笔，不要急于发表，免得排了版又要收回。”（注：1957年8月11日张兆和致沈从文，《沈从文全集》第20卷，第183页。）张兆和不但是一位文学编辑，也是一位作家——她早年也出版过小说集，可以说是一位高明的鉴赏家。
读了张兆和的信，再回过头来仔细端详自己新写的作品，方知张兆和说得不错。这下他明白了，从《老同志》起，自己写短篇的能力其实已经失去了，现在想找回来，已然很难。这让沈从文真正体会到“难成而易毁”的道理，如果毁的原因是来自于纯粹外在的原因，随着外部环境的好转会慢慢恢复，但如果这种失败同时来源于个人的精神危机，这危机虽然看不见、摸不着，却腐蚀着对工作的信心和热情，最终陷入无可挽救的境地。自己的情况到底属于哪一种呢？
“反右”运动的声浪不时通过报纸、广播和张兆和的书信传过来，形势越来越严峻了，在此形势之下，容不得沈从文再追根究底。丁玲、彭子冈、萧乾、陈梦家、程应镠……一个个熟人都被抛出来了，危机似乎一步步迫近了，文艺界的风浪真是太大了！他想到《小说选集》的题记中写了一句“德不孤，必有邻”，别人会怎样理解这句话？是不是指……沈从文越想越后怕，于是在给张兆和的信中加了一句“选集序，我想如果不发表，就不用好。书中那篇如来得及我也想抽去，我怕麻烦”的话。大环境如此，休养地的住房也越来越不适宜创作了，房子里又住进了第三个人，而只有一个写字桌，根本无法静下心来写作。沈从文决定提前返回北京。8月27日，沈从文踏上了北返的火车，建国后的第一次休养就这样结束了。
1957年10月，《沈从文小说选集》终于出版了，他写信给沈云麓：
大哥：
我新印的集子已出版。……
第一版印二万四，如二年内能销到十万左右，生活略有些保障，不必向公家借钱，我也许还可自由支配一下生活，有几年不做事，专回到乡下写两本书。如第一版即卖不完，大致写作生命就只好告一结束，来写个《丝绸工艺史》或《工艺美术史》了。其实也都是一样工作，比较起来丝绸史一定还会写得相当好，因为这一行常识还够用，材料又多。写来也不至于出毛病。小说可并不怎么好写，批评一来，受不了。
解放后，有些人写近代文学史，我的大堆作品他看也不看，就用三五百字贬得我一文不值，听说还译成俄文，现在这个人已死了，这本文学史却在市面流行，中学教员既无从读我的书，谈五四以来成就，多根据那些论断，因此我这本小书的出版，是否能卖多少，也只有天知道！这也真就是奇怪的事，一个人不断努力三十年工作，却会让人用三五百字骂倒，而且许多人也就相信以为真。令人感到毁誉的可怕，好像凡事无是非可言。看到那些不公的批评，除灰心以外还感到一种悲悯心情，想要向他们说：“你们是在作什么聪明事？你那种诽谤，对国家上算？你不觉得你那个批评近于说谎？”（注：1957年11月3日复沈云麓，《沈从文全集》第20卷，第220—221页。）
这封信流露出一种矛盾心态：一方面对写作事业心存留恋；另一方面又对文学前景心存不安。一方面历史博物馆的工作环境让他心情抑郁；另一方面，随着自己对文物的研究越来越深入，有把握写出很好的研究著作，况且不容易让人挑出政治上的错误，比较起来相对安稳。一开始从事文物研究时，他留恋文学；现在有机会专门从事文学创作了，文物事业却又让他难以割舍。沈从文陷入了两难之中，这种两难从此伴随着沈从文，一直到他生命的终结。“文学”和“文物”，他已经分不清哪一个是他的“履”了。
随着政治环境的转暖，沈从文的文物研究也渐有起色：
1957年12月，中国古典艺术出版社出版了沈从文、王家树合编的《中国丝绸图案》。
1958年6月，《龙凤图案的应用和发展》发表于《装饰》杂志。
同年9月，出任《装饰》杂志编委。
1958年11月，《唐宋铜镜》由中国古典艺术出版社出版。
1959年2月，《金花纸》发表于《文物》第2期。
同年6月，《文物》杂志发表《谈谈〈文姬归汉图〉》。
1960年3月，《龙凤艺术》由作家出版社出版。
在文物研究领域，沈从文已经取得了丰硕的研究成果。自他成为政协特邀委员以来，他的发言和提案都是围绕着文物工作展开的。1957年3月， 在政协第二届全国委员会第三次会议上，沈从文做了《历史文化和民族文化需要些什么雨露阳光》（注：这篇发言后刊登在1957年3月23日的《人民日报》上，收入《沈从文全集》31卷时，编者改名为《历史文化和民族文化工作的四点建议》，未注明出处。）的发言；在1959年4月召开的政协第三届全国委员会第一次会议上，又作了《关于文物“古为今用”问题》（注：发表于1959年5月7日的《人民日报》。） 的发言，而这还仅仅是沈从文工作的一小部分。在历史博物馆，他既是说明员，还要为各种各样的文物展览进行陈列设计、抄写陈列说明，同时还要到各地进行巡回展出。
尽管在历史博物馆里受到了种种不公正的对待，他依然拼命工作、埋头研究。他把它当作一项事业来做，不仅是整理古典文化遗产，同时也想把自己的知识服务于现实，因而，在出差途中，不仅会到博物馆指导工作，同时还到和自己专业相关的纺织厂、陶瓷厂考察，他希望自己的专业知识能为新中国的生产建设出力。1959年，为庆祝新中国成立十周年，北京十大建筑相继落成，中国历史博物馆新馆也在十大建筑之列，沈从文非常激动。这年6月，他先后给大哥写了两封信， 描绘着自己的工作的蓝图：
希望十月后有个像样的研究室，有两万册书，二十万个文物图片，三五个得力助手，扎扎实实来搞三几年，一定会突破纪录，把文物工作引到一个正常方向上来，结合文献和实物，解决一系列问题。特别是丝绸服装史和工艺美术史、家具发展史，……都可作得很像个样子。将来可以使历史戏、历史画根本改观。生产也会有好处。（注：1959年6月13日致沈云麓，《沈从文全集》第20卷，第319页。）
我这几年搞文物，就和打仗一样，武器不好环境困难时也打，一点不休息，什么都充满热心去学，凡事都抓抓，要动手时即动手，初初看来倒真像是漫无头绪，时间一下去，情形即大不相同了，和那些不用功而满足于已得一点成绩的比，我懂得可多了，用处方面也广大了，把文献和文物结合起来搞研究，在若干部门，深度或不能如某些同事，但综合各门类作分析探讨，提出问题，并加以解决，我的基础工作好些，也就博厚一些，说得有道理中肯一些。用处也多些。特别是文化史中许多空白点，某一文物在工艺史中提法，说来时，易把握轻重。许多过去人不敢碰的专门新课题，不好作的研究，我们都积累了些常识，要进行只要有人来着手，都可以在已有知识基础上进行了。和当时写作一样，埋头下去狠心一学，初初看不出情形，稍过几年就不同了。（注：1959年6月20日致沈云麓，《沈从文全集》第20卷，第321页。）
由此可见，沈从文对自己的文物研究是有着很高的期望的，他不仅要为文物研究提供一种新范式，同时还要把自己的研究所得应用到生产实践中去。但他毕竟是将近60岁的人了，还有很重的高血压病，常年四处奔波，又要兼顾创作、陈列、研究多种工作，他的身体终于垮了下来……
1960年冬，沈从文发现右手已经不能像往常那样运用自如，而左手也转折不灵，有时晚上异常痛苦，工作时间一长，心脏即隐隐作痛，怎样休息也无济于事。体检显示，他的各项生理指标均已严重超标：心脏动脉粥样硬化，胆固醇275， 血压达到200/110，已经达到了极限，很难再坚持正常工作。医生建议他什么事情也不要做，最好住院治疗。在这种情况下，历史博物馆决定让沈从文全休。
1961年1月5日，沈从文住进了北京阜外医院，这是一家治疗高血压病的专科医院，只有40来个病人，比较安静，有利于病人休养。但沈从文哪里是一个闲得住的人，既然暂时不便从事文物研究，一种重操旧业的想法再度抬头（注：沈从文在住院期间写给大哥的信中说：“若一月后医生还说心脏不大健康，倒也许是另外一种转机，因为工作恐得改变。如能作半天工，或者看看近来许多近于公式的歌剧、话剧及小说，写土豪、劣绅、军官等等恶人通不够深入，写好人也不怎么扎实，特别是组织故事多极平凡，不亲切，不生动，我还应当试把笔用用，才是道理。如真的照过去那么认真来写，一礼拜写个五六千字，用四个月或半年写一中型小说，不会太吃力，写成也一定不会太看不下去。”《沈从文全集》第21卷，第15页。）。住院期间，他看的都是文学书籍，托尔斯泰的《战争与和平》、《安娜小史》（即《安娜·卡列尼娜》）、高尔基的《我的大学》、屠格涅夫的《父与子》、左拉的《萌芽》以及新近出版的贝奇柯夫的《托尔斯泰评传》……读着这些名作，沈从文对文学的感觉越来越亲切了，写作的欲望重新在他的内心深处激荡：
我联想到如能有精力，好好收集一百家乡家中及田、刘诸家材料，和陈玉鍪近四十年材料，特别是近四十年家乡子弟兵在抗日一役种种牺牲材料（其中我只记住一部分，还是廿七年在沅陵谈到的），我可能还可以利用剩余精力来用家乡事作题材，写一本有历史价值的历史小说。规模虽不会怎么大，却必然还有一定意义。因为从局部看全体，用家乡子弟抗日为主题，也会写得出很好作品的。我似乎预感到这个作品是会从我手中完成的。倘若能得你的协助，尽可能把你能明白的材料为记下来，由祖父起随日记下些，不拘记多少。我们将可以共同完成这个作品，也是对家乡一种责任。这些亲友限于知识气度，以及种种不良习惯，各自有一定的缺点，无关大体，重要是在国家紧急关头，他们为国家牺牲了。特别是那些朴质勇敢的兵士！我因为从他们身边长大，极懂得他们的情绪。过长沙时，还看过得余集合他们出医院的一队人一次训话。记忆永新，动人得很。当时写《云庐纪事》就打了个腹稿，以为会写到廿多万字的。一搁下来即十多年。现在因读托的评传，忽又想到如果体力能许可；写完鼎和传记后，第二本书将是这个未完成的故事。有几个人一定可以在笔下写成活人的。盼望你能支持这一工作，尽你明白的，一天拉杂随笔写一点来，我会重新抉择应用的。这半年来，每到医院去，医生总是说：“休息休息，不用再做事了罢。”大致有时是血压比他所说的还高。……我一定要努力把生命用到一件为家乡子弟抗战纪念性工作上去。要好好的来完成它。如果能动手写时，为熟习空气，可能会回家乡搞半年的。（注：1961年1月11日致沈云麓，《沈从文全集》第21卷，第5—6页。）
张鼎和，又名张璋，中共党员，是张兆和的堂兄，20世纪30年代初在北京从事地下工作，筹组北方左联，沈从文到北平工作后，曾多次到沈从文家里去。后来，张鼎和奉命回到原籍安徽，1936年10月牺牲于安庆。虽不是亲兄妹，但张兆和与张鼎和的感情甚笃，他牺牲后，张兆和把他的事迹陆陆续续说给沈从文听，沈从文大受感动。据张小璋回忆：“父亲牺牲的第二年，沈从文的中篇小说《大小阮》问世了。它的主人翁‘小阮’是以我父亲为原型的，它以‘要世界好一点，就得有人跳火坑’为主题，宣扬共产党人的高贵品质，为生活在黑暗里的劳苦大众指明出路，提出希望的曙光。”（注：张小璋：《沈从文未了之愿》，《天津日报》2002年9月3日。）《大小阮》1937年6月发表于朱光潜主编的《文学杂志》，朱光潜还在编辑后记中对这篇小说进行了评述，“从题材、作风以及对人物的态度看，《大小阮》在沈先生的作品中似显出转变的倾向。”小说确实取材于革命题材，但说“小阮”系张鼎和原型恐不确，因为小说发表时在篇尾注明了写于“二十四年四月十四日”，即1935年，而此时，张鼎和还没有牺牲。
沈从文决定要为张鼎和写一部小说的想法，是以后的事。张鼎和牺牲后，他的妻子吴昭毅及其子女饱受家族人的欺凌，尝遍了人情冷暖。1944年冬天，吴昭毅带着子女辗转到达昆明。沈从文从吴昭毅那里，进一步地了解了张鼎和的事迹，渐渐萌生了写一本以张鼎和为原型的小说的想法。1948年，张以瑛因在上海从事学生运动被通缉，逃到北平后住到沈从文家，并从这里转往解放区，沈从文向她表示：“我要写你们家。”同年秋天，吴昭毅再度来到北平，并住在沈从文家，沈从文得以更多地了解张鼎和的身世。从此，沈从文开始有意识地收集张鼎和的资料，准备创作小说。
北平解放后，沈从文的这种想法更加强烈了。在题材决定一切的年代里，以革命烈士事迹为蓝本的小说肯定大受欢迎，受此影响，沈从文开始尝试创作这部小说。“为此，每逢母亲路过北京，他都要不失时机地请母亲为他叙述，根据母亲提供的线索遍访了与我父亲一起工作过还健在的范文澜、刘尊棋、杨纤如等老同志，还计划去我们家乡，实地观察。”（注：《沈从文未了之愿》，《天津日报》2002年9月3日。）
1951年冬天，沈从文在四川参加土改期间，亲自感受了农民的革命热情，也亲眼看到了农民翻身以后的欣喜心情，他把这场景和张鼎和的故事联系起来，自信能够写出一部好小说。“虽不曾去过四哥住的新旧圩子，得不到大圩子印象，但是把四嫂的叙述和这个景象一结合，有些东西在成熟，在生长，从模糊朦胧中逐渐明确起来。那个未完成的作品，有了完成的条件。给我时间和健康，什么生活下都有可能使它凝固成形。大致回来如有一年时间可以自由使用，会生产一个新的东西，也可能是我一生中仅有的作品。即把这里背景移到四哥故事中去，把这里种种和鼎和活动对照起来，一种米丘林式的移植法，在文学，如求典型，必然是特别容易成功的。”（注：1951年11月19—25日致张兆和，《沈从文全集》第19卷，第173页。）然而，这一写作计划最终没有付诸实施。
1957年，借给中国作家协会填写创作计划的机会，再度把这部小说的创作提了出来。为此，中国作家协会给他提供了一切便利，并为他请了一年的创作假。1960年夏秋之际，为进一步搜集张鼎和的材料，沈从文两度到宣化，吴昭毅和女儿张小璋都在那里，沈从文此行收获很大。至此，沈从文为创作这部小说已经陆续积累十万字的材料，创作时机基本成熟了。此外，他还陆续给张鼎和过去的战友写信，向他们了解情况，1960年10月10日，写信给中国科学院副院长张劲夫：
劲夫先生：
我是张鼎和（即张璋，安徽合肥人，西安事变前数月因返乡在安庆被刘镇华害死。）的亲戚，今年组织上让我拟就鼎和一生参加革命工作写一传记式小说，从鼎和爱人吴昭毅同志方面已搜集了部分材料，主要是在合肥家乡时种种活动，及家庭背景。至于在日本、平津、上海情形，知道的还不甚明确。闻鼎和公子张以瑞说，有些事情或可从先生方面明白一些问题。不知先生是否还想得起和鼎和工作时种种，可不可以让我有机会来看看你（或我个人来或和吴昭毅同志同来），听听你的指教？你如工作忙，没有时间见客，或为便中写点材料，也十分感谢。我近在历史博物馆工作，住在东堂子胡同廿一号，电话：57516。吴昭毅同志本住在宣化龙烟公司她的大女儿张小璋处（小璋在龙烟公司党委宣传部工作），现正来北京暂住我家里。极希望你能在百忙中给我一个回信。
此致敬礼！
沈从文
十月十日
对张鼎和的材料，沈从文已经烂熟于心，只待时机成熟便可动笔写作了。这次生病住院为他提供了完整的阅读、思考时间，多年来，难得能有这么好的机会静下心来构思、写作。在生病住院期间，沈从文给汪曾祺写了一封信，在信中详细披露了小说的写作构想：
休假一年，打算写本故事，是三姐家堂兄闹革命，由五四后天津被捉，到黄埔清党逃出，到日本又被捉，到北京被捉，回到安徽又被捉，……终于还是在“蒋光头”西安被困三个月以前，在安徽牺牲了。死去后第二代经过种种事故，到昆明我们又碰了头。第二代又活动，复员后，回到上海，又被捉，幸亏手脚快，逃往冀东解放区。（注：1961年2月2日致汪曾祺，《沈从文全集》第21卷，第19页。）
沈从文对这次写作充满了信心，他相信“估计写出来必不会太坏，可兼有《红旗谱》、《我的一家》两方面长处。”（注：《沈从文全集》第21卷，第19页。）也就是在这年春天，中国作协派人与沈从文联系，希望他回到自己的老本行，从事写作，至于写什么，完全由沈从文自己决定，不一定非要写新题材，也可以写五四以来的社会现象，总之是让沈从文按照自己所习惯的方法进行创作。无论到什么地方去，作协方面愿意提供一切便利。
1961年6月21日，中国作家协会给四川省作家协会发了一封公函：
最近，经周扬同志指示，我们对沈从文同志的创作做了一些安排，并已向历史博物馆领导和齐燕铭同志为他请准了创作假。他将于六月二十五日左右动身去成都，初步打算住一个半月左右，动笔写酝酿已久的一部长篇小说（以其内兄——一九三六年牺牲的共产党员张鼎和同志一生斗争事迹为题材，写知识分子的道路，约二十万字），请对他的住宿等问题作安排。
沈从文同志患心脏冠状动脉硬化症，血压时有上升，并伴有心绞痛发生，请在安排住处时注意安静、医疗等条件。（注：此信笔者未见原件。转引自陈徒手：《午门城下的沈从文》，《人有病天知否》，第28—29页，人民文学出版社2000年。）
沈从文并没有去四川，他最想去的还是青岛。在5月27日写给沈云麓的信中就说，“我想有可能去青岛写半年，即可让朝慧同去海边疗养半年，对她身体会有转机。”（注：《沈从文全集》第21卷，第52—53页。）信中所说的沈朝慧是沈从文三弟沈荃的女儿。沈荃，生于1907年，原名沈岳荃，又名沈得余，黄永玉称之为“巴鲁表叔”。沈荃投身军旅，毕业于黄埔军校，1937年11月，任国民党陆军128师764团团长，率部参加了嘉善战役，身负重伤，伤愈后又重新投入抗战中，当时沈从文恰好从长沙经过，亲眼目睹了三弟集合士兵开赴前线的场景。抗日战争胜利后，任职于南京国防部，授中将军衔。但由于不属于蒋介石的嫡系部队，沈荃在部队中郁郁不得志。不久即返回家乡凤凰，并参加了凤凰的和平解放，1951年底被判处死刑（注：黄永玉的《这些忧郁的碎屑》中曾对沈荃的人生最后一幕有过描述：“在河滩上他自己铺上灰军毯，说了一句：‘唉！真没想到你们这么干……’指了指自己的脑门，……打这里吧！……”《比我老的老头》，第70页，作家出版社2003年。历史证明这是一桩冤案，1983年重新确定为“起义人员”，获得“平反”，家属得到了500元的赔偿。）。一年后，沈从文才间接知道弟弟的死讯，明知弟弟冤枉，但也只有徒叹奈何了。1959年11月，沈从文将沈朝慧接到北京，作为自己的女儿来抚养，不久即发现沈朝慧患有严重的肺结核，沈从文愿意去带沈朝慧去青岛写作的原因可能就在这里。
1961年6月27日，沈从文给中国作家协会副秘书长张僖写了一封情真意切的信，表示愿意自己承担一部分路费，“不必要公家破费，望你能够同意，免得我住下情绪上反而成为一种担负，也失去了组织上让我休息之原来的好意！国家正在事事讲节约，我们能从小处做起，从本身作起，我觉得是应当的。务请将我应出车费收下，免得住在那边心不安定，只想早回！”（注：《沈从文全集》第21卷，第63页。）但不知什么原因，沈从文带沈朝慧同去的愿望并未实现。在青岛期间，沈从文即投入小说写作中，“本月能写出三四章，出个二万字左右，即明白如何继续下去了。我主观想这么办得到。”（注：1961年6月30日致沈云麓，《沈从文全集》第21卷，第64页。）
沈从文毕竟已经有十余年没写小说了，而这部小说的从构思、题材到风格都与沈从文早年的写作方式有着很大的距离。另一方面，尽管沈从文想极力适应时代的要求，但在其内心深处，“文学”依然是一个极其神圣的所在，来不得半点虚假，因而时常在书信中表达对文学创作现状的不满。“看看近来许多近于公式的歌剧、话剧及小说，写土豪、劣绅、军官等等恶人通不够深入，写好人也不怎么扎实，特别是组织多极平凡，不亲切，不生动……”（注：《沈从文全集》第21卷，第15页。）“在《人民日报》上拜读老舍写的如何写散文那种既不精练又不深刻的散文，也算是学习，也算是享受！同时自然也不能不想到，这么来教人写作，怎么教得好？”（注：1961年2月2日复汪曾祺，《沈从文全集》第21卷，第27页。）由此可见，尽管沈从文在思想上认同了官方的主张，但在文学领域，他却一直护卫着文学的纯洁性。1963年4月21日，在第三届文联全委会扩大会议上，沈从文在会上发言：“风景诗不能说是小摆设，但要有个比例，不能太多。风景诗写好了，革命性、战斗性也很强，他不赞成有人说，读坏书把青年变坏了。他说，不能怪书，不能因噎废食。要提倡青年多读书。不读书的人照样做坏事。”（注：黎之：《回忆与思考——“大写十三年”的大争论及其背景（下）》，《新文学史料》，1997年第4期。）在“大写十三年”、“反修防修”大行其道的情况下，沈从文提出这样的观点是难能可贵的。实际上，在青岛的这段时间，他也一直在思考着文学的出路：
在艺术若干部门中，也还正在封建意识毒素中散发其恶臭，唯独在文学作品中却过分加重他的社会影响、教育责任，而忽略他的娱乐效果（特别是对于一个小说作家的这种要求）。过分加重他的道德观念责任，而忽略产生创造一个文学作品的必不可少的情感动力。因之每一个作者写他的作品时，首先想到的是政治效果，教育效果，道德效果。更重要有时还是某种少数特权人物或多数人“能懂爱听”的阿谀效果。他乐意这么做，他完了。他不乐意，也完了。前者他实在不容易写出有独创性独创艺术风格的作品，后者他写不下去，同样，他消失了，或把生命消失于一般化，或什么也写不出。（注：沈从文：《抽象的抒情》，《沈从文全集》第16卷，第533页。）
沈从文陷入了进退维谷的两难境地。这种矛盾心态由来已久，从他决定复出的那一天就开始了。1960年写给沈云麓的信集中表露了这种矛盾心态：
我近来正在起始整理小说材料，已收集了七八万字，如能写出来，初步估计将会有廿五万字。目前还不决定用什么方法来下笔。因为照旧方法字斟句酌，集中精力过大，怕体力支持不住。而且照习惯一写作体力消耗极大，急需大量吃流质和糖，现在情形却不许可。如照普通章回小说写，倒不怎么困难，但是这么一来，将只是近于说故事，没有多大意思，一般读者可能易满意，自己却又不易通过。大致到十月将试写几章看看效果如何。社会背景虽熟悉，把握问题怕不大好办，因为照实写，也还有不甚宜于当前读者处！近来写作不比过去，批评来自各方面，要求不一致，又常有变动，怕错误似乎是共通心理，这也是好些作家都不再写小说原因，因为写成一个短篇非常费事，否定它却极容易，费力难见好。我则因为近十年学的全是文物制度问题，工艺上花花朵朵诸事，用脑子方法是傻记，工作对象是为人服务，为各方面。写作小说却要靠明白人事，组织事件变化，准确描叙背景，长于运用语言表现性格思想，这种种和近十年学的均有矛盾，是另外一套知识。把这十年学的完全抛弃，既不可能也不经济，兼顾并及亦有限度。所以真的要写小说，恐怕还得用个一二年试验摸索时间，写个三几十篇，从失败中取得些新经验，才会见成绩。不是下乡下厂即可解决，因为下乡下厂人够多了，不会写还是难有成绩。我最大困难还是头脑已不甚得用，文字表现力也已经大半消失，许多事能记忆，可再不能通过文字组织来重现，真是无可如何。（注：《沈从文全集》第20卷，第465—466页。）
在这种情形下，动笔前信心满怀，而一旦写起来的时候，免不了缩手缩脚，最终还是写不下去了。他把这种想法告诉了张兆和，我们无从知晓在此期间沈从文到底和张兆和说了些什么，但从张兆和给沈从文的回信中还是可以略知他不愿再写的态度：
从文兄：
……我觉得你的看法不够全面，带着过多的个人情绪，这些个人情绪妨碍你看到许多值得人欢欣鼓舞的东西，惹不起你不能自己的要想表现我们社会生活的激情。你说你不是写不出，而是不愿写，被批评家吓怕了。……当初为寻求个人出路，你大量流着鼻血还日夜写作，如今党那样关心创作，给作家各方面的帮助鼓励，安排创作条件，你能写而不写，老是为王瑶这样的批评家而嘀咕不完，我觉得你是对自己没有正确的估计。至少创作上已信心不大，因此举足彷徨无所适从。写呢？不写？究竟为什么感到困难？不能说没困难，创作这种复杂的活动，主观方面，客观方面原因都有，重要在于能排除困难，从创作实践中一步步来提高，不写，空发议论是留不下好作品来的。我希望你能在青岛多住些时，一则因为今夏北京奇热，夜晚蚊蚋多，睡不好觉，二则能在青岛写一篇或两篇小文章，也不辜负作协为你安排种种的一番好意。这在你并不是很困难的。（注：1961年7月23日张兆和致沈从文，《沈从文全集》第21卷，第76—77页。）
沈从文并没有听从张兆和的劝告。他还是决定离开青岛，回到北京去。为此，他给中国作家协会的张僖写了一信，在感谢作协安排的同时，也提出了暂停写作的种种理由——当然这些理由要比他内心的真实想法冠冕堂皇得多：
张僖同志：
得从这边文联转来的信，谢谢关心厚意。……本来第一次看医生即以为“还是疗养院妥当些”，我因疗养所多远离市区，极不方便。既已住下，又并不久住，不动还是好些。近来一次血压，医生认为还是高一些。不过我想只有十多天住了，还是不必再换住处，免得麻烦主人。我意思是月底回北京，看看工艺美院编书情形，因为一定会碰到些使用材料和文献上不可免的困难，我常识比较多，能协助解决一下，对工作必有好处。他们编的书既得年底搞出，我和陈之佛先生负责审定。时间已不多，万一必要随时得问到我，即在北京，不再走动。总之，把这工作解决告一段落，再搞写作（他们十月到十二月才定稿）。……
至于写作，头脑能否使用到过去一半样子，也无多大把握了。毛病是一用过了头即有些乱，过一阵子又才回复。心脏部分不太严重，已不容易好。初步拟想把所收小说材料重誊一份，理出个顺序线索，万一我不能用，另外同志还可利用这份材料。最好当然是我自己能用它，好好整理出来成个中型故事。初步估计用十六万字安排，可以写得清楚。……
并候佳好
沈从文 七月十八日
沈从文和张僖说的虽不是纯然的心里话，但也基本符合客观情况——他身体确实不好，也正主持着一套教材的编写工作，但这比起他内心的矛盾来说，只是次要的原因。自1951年赴四川内江参加土改以来，沈从文已经将全部精力投入到工作中去了，是一位“爱岗敬业”、“大公无私”的模范公民：
沈先生每次来校讲课，总是亲自抱着一大堆文物资料、图片、照片，给我们系统、详尽、具体的讲授分析，课前准备非常充足，课后又亲自给我改笔记，开书目，还常常抽时间带我到前门外珠市口的古董商店去看明清时期的织锦经面，刺绣衣服及绣片，缂丝小品，等等。有时候把我和吴光启带回故宫、中国历史博物馆资料室去看织绣文物，详细分析各个时代的艺术风格和特征。沈先生常常在古董店里自己花钱，买了大包大包的锦片和古书，雇了黄包车送到学校，给我们讲课时分析；讲完课之后，就把资料送给学校的资料室。这年寒假，学校会计室叫我给沈从文送去兼课费，沈先生不肯收受，嘱咐我把兼课费原封不动地退还给中央美术学院会计室。有一次，新闻电影制片厂到中央美术学院来拍摄报道留学生情况的片子，学校叫我去请沈先生来拍给留学生讲课的场面，沈先生说自己只是给吴光启讲了一些辅导课，不愿在电影上出头露面，拒绝了拍电影的邀请。（注：黄能馥：《师表常青》，《长河不尽流》第252—253页，湖南文艺出版社1989年。）
这绝不仅仅是一种姿态。无论馆内馆外、本职兼职，沈从文总是有求必应，忘我地去工作。同时，他向来不计较个人得失，也不愿得到特殊的优待。1959年底，因沈从文的工作突出，馆里给了沈从文一份奖金，但他没有接受，在给馆长的信中说：“在馆中工作这一年，做事极少，且做得极不好，给我这份奖金，在馆中本出于好意，事实上可令我十分为难，不知如何是好。工作已十年，能少犯错误，即很好了，不应当受奖，所以还给公家，少笔开支。或不可能再由公家收回，就请你为设法处理一下，或捐献给公家，或补贴十分需要经济补助同志。”（注：《沈从文全集》第20卷，第362页。）这是沈从文的一贯态度。
1956年，沈从文应故宫博物院吴仲超院长之邀担任织绣研究组顾问，为了提高研究组成员的业务水平，他把自己多年积累的资料搬到故宫博物院，最终积累了满满的一书橱，这些书有线装书，也有民国期间的图书和画册、报纸，直到1980年才由沈虎雏取回。据陈娟娟回忆：“这些书，都是沈老在我们组当业务指导时，一本本从家里抱来、提来的。就像蚂蚁搬家，今天搬来几本，第二天又抱来几本，只要我们想看的，或是他认为我们应该看的，哪怕珍本、孤本，他都毫不吝惜地为我们找来，放在组里，由着我们随便翻翻。”（注：参见刘北汜：《执拗的拓荒者》，《长河不尽流》，第185页，湖南文艺出版社1989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