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克思哲学的历史存在论意义，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马克思论文,哲学论文,意义论文,历史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最近，我们的哲学话语聚焦在探索“当代中国哲学”之路、构建“当代中国哲学”的问题上（注：近年来，《中国社会科学》(2004年第1期)、《吉林大学社会科学学报》(2004年第2期)、《学术月刊》(2004年第2期)等学术刊物以“当代中国哲学”为题发表了一系列文章，探讨“当代中国哲学”在对话中返本开新的可能，引起了学术界的广泛关注。）。在这个语境中，无论是“探索”，还是“构建”，都离不开对马克思哲学的记忆与反思。从中国近代以来的历史看，马克思哲学是探索“当代中国哲学”不可或缺的思想文化资源。一百多年来的历史告诉我们，马克思哲学对我们的意义在于其作为合法化的意识形态的中国化过程。马克思哲学的中国化有两层含义：一是找到一个合理的解释框架解读马克思哲学；二是确定所解释的马克思哲学与我们的意义关联，从而形成对马克思哲学中国化的文化自觉。实际上，马克思哲学对我们的意义取决于我们从马克思哲学中读出了什么；而解读出什么样的马克思哲学又离不开我们的解读立场，这是我们与马克思哲学在历史遭遇中所形成的解释学困境。本文想以尽可能客观的解读立场，走进马克思哲学的视阈，看看马克思的哲学想做什么？做了什么？何以能够成为我们“探索”或“构建”的思想文化资源。
一
我们所说的“客观的解读立场”是在人们可接受的、可理解的语境中，确立我们的解读原则。从历史形成和目前人们所普遍认可的解读规范看，对马克思哲学的解读应有如下三条底线原则：一是合历史的原则，二是合逻辑的原则，三是文化心理语境的原则（注：这三条解读原则是学界对文本进行解读对话的最低原则底线。合历史的原则即还原的原则，即将文本还原到文本所处的历史境遇中，搞清楚文本“说了什么”；逻辑的原则是要确定文本“为什么这样说”；文化心理的原则即要弄明白文本“想说什么”。对这三条原则应当另外行文论述，在此，我们仅将其作为既定的前提性预设姑且用之。）。这三条原则在具体解读马克思哲学中，体现为哲学问题的演变及解决问题方式的更替。哲学问题是历史中的问题，其演变与更替是有逻辑可寻的，那些哲学问题的意义在于历史中的人类精神与具体的历史文化心理语境相契合。实际上，在具体的解读实践中，这三条原则作为底线原则是共同起作用的，对此应保持一种辩证的态度，而不能跌进简单的非此即彼的“区别”性的思维陷阱中。
我们以往对马克思哲学的解读，大多是以一种本质主义的思维方式来规范马克思哲学的意义，总是试图找到一个合适的称谓来反映其思想的精神实质。比如，马克思哲学是辩证唯物主义，是历史唯物主义，是辩证唯物主义与历史唯物主义，是实践唯物主义，是实践本体论，是实践人本主义，等等。当我们回到马克思的文本，实际上看不到马克思力主以什么固定的词汇称谓自己的思想，而是更多地看到马克思以人、人的本质、感性、异化、劳动、实践、历史、生产力、生产关系、经济基础、政治的上层建筑、思想的意识形态等来批判现实，为“改变世界”提供合理性的说明。我以为，对马克思哲学的解读不在于为其找到一个本质性的规范性词汇，而是要在马克思的文本中还原马克思的思维语境与逻辑，这样才能还原马克思的所思、所想及所为。
对于马克思哲学与以往的哲学的关系，一般都引用马克思在《费尔巴哈提纲》的第十一条，即：“哲学家们只是用不同的方式解释世界，问题在于改变世界。”[1] (P57)显然，在这里，马克思是在哲学的使命上与以往的哲学作区分的。我们的问题是：为什么马克思把以往的哲学看作是解释世界的哲学？为什么马克思把改变世界的问题当作哲学(家)的使命？哲学家们是否能够改变世界？在改变世界的使命面前，哲学应该和能够做什么？这些问题既涉及对哲学问题发展历史的解读，也与理解马克思的哲学革命有关。对这些问题的审理，可能会找到一条走进马克思的路径。
对这些问题的解答，需要回到西方哲学的问题史中去。
如果把泰勒斯“万物的始基(本原)是水”这句话，约定为西方哲学的始端；那么，从泰勒斯到今天的西方主流哲学(现象学运动和分析哲学)，就经历了一个从对“是什么”的“知识论”的追问，到“不可说就应当沉默”和走进“虚无”(空无)的“存在论”的历史过程。这就是作为“爱智慧”的哲学，从对“存在者”的知识论的发问和叙述，转向对“存在”本身的追问，从对“存在”的发问(海德格尔语)中，寻觅“存在”的言说方式的过程。对“存在”的言说方式的寻觅，就是要找到我们以什么样的方式才能走进那个“存在者”之中的“存在”的“林中路”(海德格尔语)。在西方哲学的历史中，存在着两种不同的哲学思考方式，即“知识论”的思考方式和“存在论”的思考方式。
从古希腊哲学到近代以来的德国古典哲学，无论是古希腊的形而上学(以对世界本体“是什么”的追问为特征的哲学)，还是近代以来对知识何以可能的追问，从而为认识划界的努力，都是站在世界之外对世界“是什么”，或世界“应该是什么”的观照。这种观照都是以某种特定的叙述方式对所面对的世界说出其“所是”与“所以是”来。哲学家们都是站在高山之巅对世界的远眺，这些哲学只是在看、在问、在说，这些哲学在世界之外，是上帝意志的理性化表达。因此，按海德格尔的话，这些哲学只是在对存在者说着什么，而没有走进存在本身。
从泰勒斯到亚里士多德的古希腊哲学，尽管对哲学视阈所涉及的内容都有所接触，但其对哲学问题追问的基本路径却是知识论的，亦即在本源性的追问中所形成的本质主义的思维方式主导着人类的哲学思维指向。
从现存的哲学史资料中我们可以看到，古希腊哲学的核心是形而上学。从泰勒斯、巴门尼德，到苏格拉底、柏拉图、亚里士多德所形成的形而上学传统，昭示了人类对自身生存处境及其存在意义的理性自觉。这种“自觉”体现在人类面对茫茫宇宙和人类的生存，生发出各种各样的追问：“我们存在着，这种存在由什么样的理由支撑？”“我们应该有什么样的存在？”在这些本源性的追问中，形成了对感性世界的理性本体的追问，对人类生存状态之合理性的质疑。哲学家们思考的是如何能找到那个可以为人类如此存在提供合理性说明的本体。其中，有的找到了在感性直观层面上具有一定解释力的具体感性存在物作为本体，如“水”、“空气”、“火”、“原子”等；有的找到了一些具有理性逻辑解释力的概念性存在作为本体，如“数”、“存在”、“理念”、“形式”、“质料”等。在这些本体性的追问中，建立起了一种“是什么”的言说语式，他们以这种言说方式追问着：什么是真？什么是善？什么是美？什么是正义？什么是勇敢？在这些“是什么”言说语式的背后，实际上是对“应该如何”的应然性理性标准的憧憬。他们的思维逻辑是：在“我”作为不证自明的前提中，对存在的事物在概念的一般中找到解释的逻辑根据，依据逻辑的同一性原则，对存在的事物给出规范性的说明，即指出其“是什么”。
“是”本身作为本体的意义体现在“是什么”的语式当中。在“是什么”的语式中内含的是一种“问答”逻辑。在“是什么”的语式中，由于有了这个“是”，才使得主词与宾词发生了关联，由于“是”的介入，才使得宾词成为主词的规定。如“张三是人”，“分子是由原子构成的”。这里的张三、人、分子、原子都是存在者，而不是“存在”本身或“是”本身。在“是什么”的语式下，存在者由存在者进行规定、进行限制，形成存在者之间的区别界限。这种语式为认知中的“问”与“答”提供了可能。可以说，“是什么”的语式是以实体、属性、原因、结果、本质、现象等范畴构成的能对存在者之“问”进行回答的认知逻辑。这种逻辑逐渐生发出数学、物理学等科学思维，也就有了“数学何以可能”，“自然科学何以可能”的逻辑根据。因此，在这个意义上说，由认知中的“问答”逻辑衍化出以“存在者”为对象的科学。科学就是通过“是什么”的语式对“存在者”的存在状态进行回答，对其说出“是什么”。古希腊的哲学就是在这种思维逻辑中对自然的存在、社会的政治、伦理作着知识论的把握。这里的哲学是解释的，是对所面对的存在者说着什么，这时还没有意识到知识论的悖论困境，哲学还没有走进历史和实践。
二
哲学在近代有了不同于古希腊的新气象，哲学的发问方式和视阈发生了变异。哲学从天然地把握本体的直观意识状态，转向了人类能否把握到本体的反思状态。近代哲学是从“意识界”的发现开始的。古希腊哲学之所以在寻找“本体”时，陷入了对“本体”自身的否定(找到了各种各样的本体，但都不是本体本身)，是因为他们所诉说的那个“本体”，都是由“我”设定的。也就是说，哲学所要诉说的现象界也好，本体界也好，都是意识界之中的存在。其意义缘于“我”对它的把握。近代哲学把古代哲学没有反思的现象界和本体界还原到了意识界中，一切思考都从意识界开始。所以，近代哲学的主题是“思”，而不是“在”，这些在笛卡儿的“我思故我在”中，洛克、贝克莱、休谟对意识界感性经验的崇尚中，以及在康德为解决知识如何可能而提出的综合先验原理中都有着明显的轨迹。哲学的问题从寻找本体是什么，转到了我们如何确定意识到了的存在的意义，或者说在意识到了的存在中，我们能还是不能确定其意义的界限是什么。近代哲学的这种特征最集中地体现在康德的哲学中。
应当说康德已经看到了经过经院哲学传承下来的古希腊哲学的困境，所以，康德哲学的任务就是通过“划界”，为古希腊哲学的存在问题——“是什么”和“是本身”找到不同的进路。康德面对的是哲学中两个世界(现象与本体、感性与理性)的划分，针对的是作为本质主义的理性主义试图统一两个世界的思维倾向，要达到的目的是明确形而上学的问题就是在纯粹理性的预设中确定知性、理性的使用界限，亦即“先验综合判断是如何可能的？”康德通过“纯粹理性”的批判告诉我们的是：这个“可能”是在人类作为理性的能力所能达到的“应该”的界限内所给予的。康德哲学的结论是：“是什么”只能去说是“什么”，只能对那个“什么”说“什么”，而不能僭越，否则就成为独断。独断是人们的理性所不能接受的。而那个“存在”或“是”本身作为“应该”，其意义在于其作为实践理性给予人们以“应该如何”的指向。所以，在康德的哲学中，“是”“什么”就是“什么”，不能是“是”本身；“应该”不是那个“什么”，“应该”只能是“应该的”。也就是说，虽然我们可以依据知识的习惯对那个作为存在的“应该”问“是什么”，但其“不可回答性”(或不可言说性)使人们进入了另外的与“是什么”不同的领域，在康德哲学中就是道德实践和宗教信仰领域。因为道德是指向自由的，是对只能如此的“必然”的超越；而宗教信仰则是知识“理论理性”所管不了的，“我信”就是最大的理由。
康德看到了哲学所面对的既有一个可说的“是什么”的世界，也有一个不可说的“是本身”(存在本身)的世界。这两个世界有着不同的进路。虽然康德以理论理性和实践理性作为对两个不同世界的不同进路，但对实践理性的规范与把握却仍没有摆脱知识论的纠缠。因为在对某种对象的把握中，上帝只给了我们仅有的一套逻辑和语言系统，所以我们只能有这一种要说出“是什么”的言说方式。因之，康德的哲学在走向实践的存在领域时，还是以知识论的“说”为进路的，这体现在他在《实践理性批判》和《历史理性批判文集》中所采用的对象性的思维方式。在《历史理性批判文集》的几篇论文中，康德站在历史之外描述历史，形成了对历史的“应该如何”的知识论式的判断。在《实践理性批判》中，康德的主旨是以“上帝”“自由意志”来表明实践理性在何种情况下是可能的，亦即说明道德形而上学是如何可能的。这里的“说明”或“表明”，仍然是不自觉地依据一种普遍性的欲求，仍然是对自由的普遍原理的知识论式的表达，仍然是一种“应该”的抽象化描述，还没有走进“存在本身”或“是本身”，这时的哲学还没有进入具体的历史境域。
康德之后，哲学的发问方式与路径有了多种选择，这缘于康德哲学的根本性的发问，把哲学问题各种可能的衍化逻辑摆在了人们面前。在康德看来，我们面对的是两个世界的对立，应该让知性、理性在现象界和本体界各司其职。但康德留下的问题是：对感性、经验、现象，我们可以用作为先天综合判断的先验范畴的“是什么”的语式去把握，这种把握是以言说的方式出现的；那么，作为本体的“存在”本身或“是”本身，我们用什么方式去言说呢？如果我们只有“是什么”这种言说方式，如果那个与感性、经验、现象不同的“存在”本身或“是”本身是不可言说的，我们又该怎么办？实际上，哲学已经以言说的方式(即知识论的方式)关注着伦理、政治与宗教，但都是站在这些历史实践之外的观照，因为知识论的立场使得这些哲学总要对那些不可言说的历史境域说出些什么。在这里，哲学显得很尴尬，哲学在给自己设定的“应该”面前显得无能为力。哲学是否应该、是否可能、如何能够超越知识论立场呢？康德之后的哲学向何处去，无疑是哲学家们要面对的。德国的智慧这时开始显示着独特的魅力。
应该说，充满智慧的德国人在康德之后找到了三条道路。第一条是黑格尔的道路。这条道路坚持本质主义的理性统一(同一)原则，通过辩证法实现本体和现象的统一，本体就是现象，现象就是本体。这种方式最后走向绝对主义。第二条是海德格尔和维特根斯坦的道路。他们认为，我们应该放弃本质主义那种“统一”的思考，应该超越“存在者”或那个“是什么”的“什么”，回到“存在”本身或“是”本身。在对“存在”本身或“是”本身的追问中，必须放弃那种对“存在者”进行诉说的“是什么”的言说方式。对这种言说方式的放弃意味着我们放弃了言说。放弃言说的结果是：或者追问“存在”本身的意义而走向了“虚无”(海德格尔)，或者对那个不可言说的“存在”本身或“是”本身保持“沉默”(维特根斯坦)。第三条是马克思的道路。马克思认为，我们之所以陷入既要面对追问“存在”本身或是本身的宿命，又必须放弃用“是什么”的言说方式去言说“存在”本身的两难困境，原因在于以前的哲学“只是”拘泥于对存在的言说，“只是解释世界”。面对这种困境，哲学还有另外一种选择，就是放弃对“存在”本身所以如此(理性根据)的追寻，回到我们的“生活实践”中。因为不管怎样，我们都要穿衣、吃饭，人与人都要发生各种各样的关系，人作为“类”总要存在下去。所以马克思才说，满足吃喝住穿的“生产物质生活本身”是历史的第一个前提。历史的存在才是存在本身。哲学必须放弃言说的知识论立场，走进历史。所以，哲学不仅要解释世界，更重要的是“在于改变世界”。
我们可以看到，黑格尔和海德格尔尽管走着不同的哲学之路，但都同样拘泥于哲学，拘泥于“哲学的言说”；而马克思则在消解着哲学，消解着言说。在马克思这里，哲学走进了历史。
三
我们知道，在马克思的著作中，集中表述他的哲学思想的主要有《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关于费尔巴哈的提纲》、《德意志意识形态》等。但马克思却没有一部阐明他的哲学思想的完整的纯哲学著作。依德国的文化习惯和学术传统，按马克思本人的教育背景、知识与学术素养及理论旨趣，应该留给后人一些经典性的纯哲学著作。但现实的这种情况是令人费解的（注：这种情况应与马克思的哲学观有关。面对“作为哲学的哲学”，马克思主张，在哲学的自我批判中“消灭哲学”，使哲学变成现实，从而超越哲学，实现“哲学的终结”。关于这个问题请参见张汝伦的文章《马克思的哲学观和“哲学的终结”》(《中国社会科学》2003年第4期)。）。我认为，对这个现象的解释应当与马克思所面对的哲学难题，以及由此形成的对哲学本性的看法联系起来。对马克思而言，他不是为了哲学而去形成某种哲学的看法，哲学在他的视野中不是目的。从马克思的思想轨迹来看，他对哲学有了与以往不同的认识。
首先，在《关于费尔巴哈的提纲》第一条中，马克思比较明确地指出了从前的哲学(包括唯物主义和唯心主义)都“不了解‘革命’、‘实践批判的’活动的意义”。马克思认为以往的哲学远离人的实践，远离人的现实的感性活动，只是为了哲学而哲学，这种哲学没有跳出“知识论”的对象化的思维限制，把哲学本身当成了目的。
其次，在马克思看来，无论是真理的判定也好，还是人与环境的理性关系，抑或是对宗教的世俗基础的解释，这些问题都只有还原到实践中去才能解决。这个“实践”既包含着对人的感性活动的理解，也包含着“全部社会生活在本质上是实践的”的理解。所以，马克思更看重实践中的感性活动、社会中的人类全体、理论基础上的“革命的实践”。
第三，在马克思看来，已有的哲学已经有了不同的对对象的解释方式，但拘泥于这些“解释”则无异于哲学的死亡，哲学必须在“解释”中前行，因为“问题在于改变世界”。
基于对哲学的如此看法，马克思走出哲学(这种走出并不意味着排斥)，在经济学与哲学的交叉点上寻找着进入社会历史的路口，这就是“市民社会批判”或“社会批判理论”。这样，在马克思那里，如何把哲学从“知识论”的羁绊下解放出来，让哲学通过社会、人类、实践等批判性的物质武器走进社会，走进历史，才可能走出康德以后哲学的“两难”境地。由此，马克思的哲学靠近了历史，是属于“历史的”哲学。
应该说马克思的哲学是由实践(感性活动)、人的本质、异化和异化劳动、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等范畴编织的哲学之网，实践(感性活动)是马克思哲学的核心范畴，由此才展开了他的社会批判理论。他对社会历史进行批判的理论基础是在实践哲学基础上的“唯物史观”和“剩余价值学说”。由此，马克思的哲学实现了从“言说”(解释)到“实践”的“实践论转向”，这个实践不是抽象的、虚拟的，而是具体的、现实的感性活动，必须体现在对社会的批判和改变(造)上。所以，从实践到社会批判，是马克思哲学的必然指向。在这个过程中，马克思完成了两个转向，一个是从“言说”到“实践”的“实践论转向”，形成了与以往哲学不同的发问方式和问题视阈；另一个是从“实践论”到“社会批判”的转向，这里主要是马克思从哲学走向了社会经济与政治批判[2]。有这种具有“革命性”的批判，哲学才能借实践的路径走进哲学史中所追逐的那个“是本身”或“存在本身”。在马克思的哲学视野中，那个“存在本身”不在“知识论”的“是什么”的逻辑或理性之中，而是在社会的、人类的、实践的“历史”之中。在这个意义上，我们是否可以称马克思的哲学有着“历史存在论”的意义呢？
对马克思哲学进行“历史存在论”的解读，在以卢卡奇为代表的“西方马克思主义”那里已经被充分注意到了，他们看到了马克思哲学对“历史”、“实践”、“异化”、“社会批判”的青睐，试图在“历史哲学”的视阈中为马克思哲学找到新的定位[3]。我们在此说马克思哲学具有“历史存在论”的意义，是基于这样的一些认识：
首先，从哲学史的视角看，马克思为了超越康德以来的哲学所陷入的主体与客体、自由与必然、人与自然、理性与感性的对峙的思维困境，脱离了那种理性主义“非此即彼”的知识论立场，把哲学的使命从“解释世界”放到“改变世界”的视野中，从而使哲学问题从“是什么”走进“是”(存在)本身。这个“是”(存在)本身不是要哲学对其规定出“是什么”，故不是对其进行理性上的“应该”的设定，而是要对哲学作为“解释”实行批判性的超越，亦即让哲学走进“存在”。
其次，从马克思之后对马克思哲学的各种解读来看，逻辑上属于马克思的“是”本身、或“存在”本身意义的实际上是“历史”。马克思哲学意义世界中的“历史”应该是“生产”与“交换”基础上的“物质生活过程”。要进入这样的“历史”(作为“是”本身和“存在”本身)，就不能依靠理性主义的“应该”或“不应该”，“合理”或“不合理”的观念意识的批判，在马克思看来，这些理性主义作为“批判的武器”首先就要进行“武器的批判”，而“武器的批判”只能由对“物质生活过程”有批判力的“政治经济学”来进行，也只有在对“物质生活过程”进行经济与政治的批判中，哲学才能走进“历史”。马克思正是从“历史”的门径走进了当代哲学的“存在论”主题。
由此可以看到，马克思哲学具有“存在论”的意义，这种“存在论”是一种“历史存在论”。由“历史”契合当代哲学的“存在”主题，使马克思哲学与我们的时代生活有了紧密的关系，所以，马克思的哲学是属于我们当代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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