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本的“科技立国”与“科教兴国”战略下的中日经济技术合作，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科教兴国论文,日本论文,中日论文,经济技术合作论文,战略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在当今世界各国的社会经济发展中，科学技术和教育日益突出地摆在重要的战略地位，成为社会经济发展的决定性因素、是21世纪发展的关键。正是在我国处于社会经济变革的重要时期，我们抓住了科学技术和教育这一关键因素，明确提出“科教兴国”战略，指明了社会经济发展的重点。面对“科教兴国”战略下的我国社会经济发展，日本的“科技立国”道路为我们提供了许多经验和教训。如何从“科教兴国”战略出发，实现中日经济技术合作的深入发展，这是下一世纪中日双方共同面对的重要课题。
一、日本的“科技立国”道路
（一）“科技立国”基本方针的提出
“80年代通商产业政策研究会”于1979年8 月提出了一个有关日本经济发展的报告，在此报告基础上，通产省产业结构审议会于1980 年3月提出了《80年代通商产业政策的指针》，其中明确提出了“科技立国”方针，指出“‘科技立国’是日本的奋斗目标。有效地利用头脑资源进行创造性的技术开发，提高竞争能力和经济实力是日本的必由之路。”“科技立国”基本主针的提出，体现了时代发展的特殊性及基本趋势，反映了日本经济发展的战略性转变。70年代以来，整个世界形势发生了重大变化，“石油冲击”、环境危机以及各国发展的不平衡等使日本“贸易立国”时代在技术上所采取的“吸收型”战略，已不再适应时代的要求。另外，日本国内已形成了较强的吸收、消化国外先进技术的能力，在尖端技术的应用和开发方面已达到世界先进水平，已完成了日本社会经济发展的所谓“第二次远航”。但是，与欧美发达国家相比其科技总体水平没有实质性的提高。所以，《80年代通商产业政策的指针》指出：“80年代是把过去那种将欧美土地上培养出来的优良技术引进来、并加以改造的收获型技术，转变为发挥创造性的播种、培育型技术的时候了。”这体现了现代日本经济中以科技为核心的“第三次远航”。
（二）“科技立国”方针实施的进程
1、实施“科技立国”方针的起步阶段（1978—1982）
该阶段是针对“科技立国”方针进行广泛地论证和确立目标的时期。这一时期从日本经济所面临的严峻形势出发，充分论述了实现“科技立国”的必要性和紧迫性。除了《80年代通商产业政策的指针》对此做了充分论述外，《新经济社会7年计划》、《走向21 世纪产业结构的展望》、1981年的《科技白皮书》及1982年出版的《日本的尖端技术力》等，分别从确保经济安全、发展尖端技术产业、形成长期社会发展战略以及确立综合安全保障体制等角度做了较详尽的阐述。同时，明确了“科技立国”的任务、目标和方向，使“科技立国”方针具有了实质内容。
2、实施“科技立国”方针的发展阶段（1983—1989）
1983年出版的《技术立国论》，从理论研究的角度对日本的“科技立国”方针的形成过程及有关政策问题做了比较系统的阐述。1983 年8月日本政府发表了《80年代经济社会的展望和方针》，就日本科技发展方向、重点发展领域、科技体制和人才等问题对“科技立国”方针做了进一步阐述。直至1989年底，由于泡沫经济的崩溃及世界新形势的挑战，使日本的“科技立国”方针面临新的转折时期。这一阶段表现为原有确定的“科技立国”方针指导下，动员社会各方面力量，扎扎实实地深入落实“科技立国”战略。首先，制定“科技立国”的总方针、总计划，用以指导科技的整体发展。如日本科学技术会议于1984、1985、1990年3次制定了科技发展的总方针等。其次，日本政府在税制、 金融等方面采取措施，鼓励实施“科技立国”方针，同时设立“新技术事业团”，通过“委托开发”和“开发斡旋”来促进科技成果的转化。再次，企业积极参与到“科技立国”活动中，以尖端技术领域为中心，投入了巨额研究开发费用。如1985年《钻石周刊》的调查表明，仅1985年的研究开发费用，日立制作所达1303亿日元，日本电气达1221亿日元，即使排行第十的东京电力也达到333 亿元。（注：〔日〕柳田邦男：《企业活力的奥秘》， 国际文化出版公司，1989年，第392页。）最后，积极从事对外科技合作，加强“科技外交”。但是，这一阶段的“科技外交”都是限于发达国家范围内的多边科技合作和以联合国为纽带的全球性多边合作。
3、实施“科技立国”方针的反思阶段（1990—）
这一阶段是在80年代科技发展的经验、教训基础上，以泡沫经济崩溃为转折点，立足于国际关系新格局及未来的发展趋势，进行反思的阶段。进入90年代以后，日本经济的长期萧条，使日本越来越意识到建立富有活力和创造性的经济社会的必要，而建立创造性社会与企业的关键因素是科学技术，所以90年代中期来，日本“科技创造立国”的战略思想得以确立。
二、日本“科技立国”的反思
（一）“科技立国”的经验
1、成功的实现了以政府为主导， 以企业为主体的“科技立国”道路，突出反映了日本市场经济模式的特点。在实施“科技立国”方针的过程中，一方面发挥政府的主导作用，通过制定官方文件，形成相应的法令，并做广泛的宣传，使“科技立国”方针深入人心、深入社会。同时，政府还从全局出发协调科技与社会、人、环境的关系。另一方面，充分运用了市场机制对科技发展的推动作用，发挥了民间企业作为科技发展的主力军的活力，推动科技向生产力的转化。总之，日本发展科技的一个重要经验就是既重视并较多地运用了计划手段，又突出了市场这个基本经济运行机制的作用。
2、“科技立国”方针提出后， 日本形成了“官产学一体化”的科研体制。“官产学一体化”的科研体制，目的是使技术研究、开发与应用一体化，促使科技尽快转化为现实生产力。值得注意的是，日本政府研究机构把它研究开发的重点放在以下几个方面，即与产业技术密切相关而大学又难以进行的基础研究，在应用阶段需要大规模工业化试验装置的研究，防止公害技术等必须由公共部门进行的研究等等。而且，通过设立新技术事业团，采取税制、金融等方面的有效措施，形成促进科技研究与开发的有利的社会环境。
3、“科技立国”方针从提出到落实、发展， 始终本着务实的精神，不断巩固已取得的成果，发现问题及时解决，预测新的发展趋势，制定新的发展战略。日本在70年代末80年代初明确提出了“科技立国”方针，是适应社会经济发展规律的明智选择，从而使日本超越了“贸易立国”的各种障碍，获得了稳定的发展。进入90年代以来，科学技术的发展无论是范围、规模还是内容都是空前的，为了促进新形势下的“科技立国”方针，日本政府将科学技术振兴作为促进新产业发展和创造就业机会的新领域，自1995年起被纳入国家年度预算案中。
4、通过建立高科技研究开发区，振兴地方科技事业。 促进高技术产业的地方分散化，把振兴科技与实施国土开发计划结合起来，这已体现在《80年代通商产业政策的指针》中所提出的“技术集聚城市”设想。1983年日本国会通过了《技术集聚都市法》，使技术的地区开发得到保证。90年代以来，日本以振兴地方社会经济的繁荣为主要目标，给予地方政府以较大的权力，支持地方的各项建设性投入，并以社会资本的充实和调整为重点，加大科技投入。
（二）“科技立国”的教训
1、实施“科技立国”方针后，日本的科学技术， 主要是某些技术领域，正在达到世界先进水平。但是，基础研究能力始终很差，严重制约了日本经济发展的进程。从统计上看，1985年至1994年的十年里，日本的基础研究费用占全部研究开发费的比率只增长了13%—14%，与美国的15%，法国、德国的20%相比较低。（注：〔日〕科技厅科技政策研究所编：《科学技术指标》，大藏省印刷局，1995年，第11—12页。）如果以美国1992年的独创性基础技术研究水平为100，那么， 同期的欧洲联盟（EC）为80，而日本仅为40。（注：〔日〕土金达男：《“技术大国日本”的虚与实》，讲谈社，1994年，第313页。 ）从基础研究的人才角度看，根据人类新领域科技研究计划的生命科学研究计划，几个主要成员国的研究人员参与到“长期研究员事业”中并得到补助。据调查，参与该项研究并得到补助的美国人和加拿大人最多，共79位，欧洲人23位，日本人只有1位。 这些都在一定程度上表明日本基础研究的落后。导致这种落后的主要原因是，科学技术一直是以民间为主体发展起来的，这种民间主导型的科技研究与开发体制，使与生产直接相关的技术得到迅速发展，而长期的、独创性研究则很薄弱。
2、科技发展中的对外保守性，影响了正常的对外技术交流， 导致技术封锁，最终失去在国际社会中形成战略合作伙伴关系的基础。长期以来，日本存在着对外科技交流的故步自封与谨小慎微，技术民族主义倾向日益严重，甚至出现技术封锁，严重影响了它的经济国际化进程。如日本在技术输出时，对发达国家只是输出二、三流的技术，对发展中国家顶多输出三、四流的技术。而且技术贸易严重不平衡，美国技术贸易基本上年年出超，日本则年年入超。这不仅影响了日本与其他国家的合作关系，而且更不利于自身的科技发展。
3、面对21世纪的到来，“科技立国”中的教育改革受到挑战。 新时期的科技竞争主要表现为人才竞争，虽然日本的教育较发达、较健全，但却不再适应科技新发展的要求。其主要弊端在于，学校管理落后，学科设置不合理，教科书的内容跟不上时代的变化显得陈旧过时，这就必然造就一批缺乏开拓精神的年青一代。尤其是考试制度的因循守旧，导致年青人在学习上“死记硬背”，无暇思考，不利地创新精神的培养。这种教育制度使日本在基础研究和技术创新方面始终难以有大的突破。此外，日本的科研环境不利于年轻科研人员能力的发挥，并在国际的研究交流与合作中缺乏灵活性和长远性。
三、“科教兴国”与“科技立国”的比较
“科教兴国”是在我国科技、教育与悠久的历史、众多的人口及大国地位不相适应的国情下于90年代中期提出来的，有其特定的含义。它既包括普及教育和科技知识，又包括提高教育和科技发展水平，促进科学技术转化为现实的生产力，表现为科学技术的产业化与实施素质教育两方面的内容。“科技立国”是在日本经济处于转折时期、国内外资源环境出现重大变化、主要发达国家的增长方式发生变革的形势下于80年代初提出来的，其含义是指科技进步是日本社会发展的根本动力，是关系到国家政治、经济、文化等各个领域发展的基础性因素，它强调有效的利用头脑资源进行创造性的科学技术研究，实现科技成果的转化、革新与开发，不断创造出领先的自主技术成果，提高企业的竞争能力和国家的经济实力，这不仅体现了国家发展的基本方针，也是日本经济的必由之路。
无论是“科教兴国”还是“科技立国”都存在着三个一致的内容：一是提出的背景的一致性。都是在经济国际化、竞争全球化、产业信息化和科技大发展的时期提出来的社会经济发展方针。二是含义上的一致性。都高度重视科学技术与人才对于经济发展的重要意义，认为科技是经济的基本动力。三是目的的一致性。都是强调社会经济发展战略的转变，提高本国经济的整体竞争能力，迎接下一世纪的挑战。
但是，两者的不同是明显的，表现为：第一，各自所依据的国情不同。“科教兴国”是在资源丰富、人口众多、传统文化源远流长，而科学技术与教育又十分落后，与政治大国不相适应的这一国情下提出来的。“科技立国”则是在资源贫乏、民族单一、经济发展达到较高水平、贸易摩擦日益激烈、科技与教育都有相当的基础这一国情下提出来的。第二，各自包含的内容不同。“科教兴国”既包括普及教育、普及科学技术知识，也包括提高教育水平和科技发展水平，把教育当作科技发展的基础来抓，把科技转化为现实生产力作为当务之急。“科技立国”是指把社会经济发展重点放在科技技术上来，全社会致力于科技研究、开发与创新，强调加强基础研究和高精尖技术的开发，从而实现“技术大国”的目标。第三，两者各自所处阶段不同，所以各有自己的侧重点。“科教兴国”是在我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发展的初级阶段提出来的，所以，科技与教育的普及，提高人口素质及科技向产业转化成为其侧重点。“科技立国”是在社会经济发展的成熟阶段提出来的，所以，争取在科技领域中的领先地位，开创自主技术，以科技优势称雄于世界是其侧重点。
四、新形势下的中日经济技术合作
中日两国分别实施“科教兴国”与“科技立国”方针，使两国之间的联系与合作有了新的基础和新的目标，相互之间的联系更为密切了。在两国各自沿着自己所确定的道路寻求发展的过程中，我们既要看到差距与不同，避免盲目的仿效，又要看到具有规律性的方面与相互间的紧密关系，吸收合理与合适的因素，加强合作，共同发展。
（一）中日经济技术合作的新方向
中国实行改革开放以后，中日经济技术合作迅猛发展，两国在能源、运输、邮电等基础设施领域的合作进展较快，人员交流、学术研究合作较为频繁，企业的合资合作活动不断展开。尽管取得了一些成绩，但科技领域中的合作仍进展不大。进入90年代以来，世界政治经济格局发生了显著变化，今后要使中日关系进一步发展，关键是要确立中日经济技术合作的新方向，从实质上改变80年代的经贸关系。值得注意的是，近年来以日本对华直接投资的发展为标志，两国间的合作开始进入较高层次的国际分工新阶段，中日经济技术合作已开始起步。
1、日本对华直接投资规模急剧扩大，预计到21世纪初， 日本每年对中国直接投资的规模将接近整个欧洲。1981—1985年期间，日本对华直接投资只有2.61亿美元；1986—1990年期间，该投资额增至25.35 亿美元；1991—1995年期间，该投资额达到105亿美元。 （注：〔日〕日本亚洲经济研究所：《日本对东亚的直接投资》，1997年，第49—57页。）1996—1997年的两年期间，该投资额为44.97亿美元。（注：〔日〕《ジエトロセンサ—》，1998年9月，第59页。）从1981年到1997 年，日本对华直接投资年均增长率为26.15%， 远远高于日本对外投资总额的平均增长率。
2、投资结构出现升级趋势， 开始形成以制造业为主体的“工业化”结构。预计21世纪前期将进一步形成多层次的水平型国际分工体系，并进入结构高级化新阶段。90年代以来，日本对华直接投资的产业结构已升级为制造业占绝对优势的结构。1986—1990年期间，日本对华直接投资总额中制造业仅占26.1%，到1991年—1994年期间，制造业的比重已上升到71%，形成了典型的工业化结构。至此，中国已成为日本制造业投资比重最大的国家。1996年底，日本在华的制造业企业数为1544家，占日本在华企业总数的74.6%。特别是日本对华制造业投资的内部结构不断高度化，其中技术含量较高的电气机器工业等所占比重不断提高。如在1991—1994年期间，在日本对华制造业投资总额中电气机器所占比重已上升到26.8%，比80年代上半期所占比重的7.7%上升了19 个百分点以上。1996年底，日本在中国建立的电气机器企业数（332 家）已超过了同期日本在美国建立的电气机器企业数（240家）。 （注：〔日〕《1997年东洋经济海外进出企业总览》，第20—30页。）此外，日本对中国的金融、信息、电子业等的投资也在不断增加。
3、中日双方企业界的科技合作方兴未艾。目前， 日本许多大公司如中远电子工业、日本光电工业、日本精工、日商岩井等都着手在中国投资生产高技术产品。1997年5月， 上海华虹电子有限公司与日本电气公司就在我国成立合资公司共同建设集成电路生产线达成基本协议，这是中日两国在高科技领域最大的合资项目。为纪念中日邦交正常化25周年，由日本钢铁、商社、机电等参加的约200 家企业组成的“日中科学、产业技术交流机构”，按中方提出的技术合作课题安排各部会，在日本政府的支持下，积极向中国转让技术，并以合资等方式研究开发新技术。
4、中日之间的地方交流不断加深， 中国内地对日资的吸引力增大，突出表现在基础设施建设和环境治理上的科技合作日益加强。如日本的北九州市凭借其环境治理方面的丰富经验与大连市合作，建立中国的环境模范地区，成为国际地方合作的典型。1993年10月，日本的广岛县、中国的四川省，以及广岛市、重庆市四方合作，在重庆市建立了“酸雨研究中心”，并将该中心发展成“日中酸雨研究交流中心”。
5、中日之间的技术贸易潜力巨大。 日本的“科技立国”战略与我国的“科教兴国”战略使两国之间的技术贸易成为当前经济技术合作的焦点。虽然日本的科技实力存在着基础研究落后的弊端，但其作为科技发达国家的地位已经确立。从日本的技术出口看，目前主要面向亚洲地区，对该地区（不包括西亚）的技术出口额占其出口总额的46%，其中对我国的技术出口额为173亿日元，而对韩国、泰国、中国台湾、 新加坡、马来西亚的技术出口额分别达到531亿日元、362亿日元、300 亿日元、265亿日元，217亿日元。（注：郭燕青：《日本经济发展的科技实力》，载于《世界经济》，1999年第3期第52页。）仅由此可以认为， 中日之间的技术贸易合作潜力巨大。
（二）中日经济技术合作的问题与前景
尽管中日经济技术合作因“科技立国”和“科教兴国”战略的实施而扩大和深化了对接点，呈现出广阔的发展前景，但其中的问题仍不可忽视。第一，日本对中国的技术输出表现得比较保守，这主要是基于“飞镖效应”的担心。正是这种顾虑使美国、韩国在中国的一些地区如山东半岛的投资捷足先登。第二，重新思考“雁阵模式”，吸取亚洲金融危机的教训。“雁阵模式”的结构性缺陷在金融风暴中暴露无遗，表现为日本对东亚发展中国家和地区的直接投资及其他资金转移具有特殊性，即一方面日本严格控制高技术外流，将劳动密集和污染环境的产业移往这些国家和地区；另一方面，80年代后期以来，大量日本资金进入这些国家和地区的房地产及股票市场，实际上是日本输出泡沫经济。金融危机的深刻教训之一，就是随着日本产业结构调整的高级化，日本应向东亚发展中国家和地区转移技术，带动这些国家和地区的产业升级。同时，东亚发展中国家和地区不仅要重视发展速度，更要重视产业结构和竞争力的提升。这样，才能使该地区的经济互惠互利、协调发展，保证经济安全。第三，在人才交流和开发中，中日之间存在一些隔阂。早在明治维新时期，日本就喊出了“脱亚入欧”的口号，时至今日，尽管“脱欧返亚”的势头已起，但在国际交往中仍存在着严重的等级观念。同时，历史认识问题和地区安全问题始终是交流中的主要障碍。事实上两国人民之间的交往历史久远，拥有相近甚至相同的人文基础，在教育模式上及教育改革中有共同的追求。
应该说，中日经济技术合作前景广阔。这不仅因为经济技术合作是国际经济合作的大势所趋，而且还因为中国20年来的改革开放已明确了经济发展方向，“科教兴国”战略将进一步唤起中国巨大的科技发展潜力，并形成世界上最大的市场需求，这会给中日经济技术合作带来更大的发展空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