农民工教育培训状况及对策研究，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农民工论文,教育培训论文,状况论文,对策研究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G71；G725[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1-6201（2007）05-0005-05
在新时期国家农民工政策的引导和支持下，农民工成为推动我国经济社会发展的重要力量，农民工的工作无论对解决三农问题，改变城乡二元结构作出了重要贡献。但在农民工向城市转迁和在城市生活中仍然存在一些需要进一步研究的问题。解决好这些问题，对于改革发展稳定的全局和顺利推进工业化、城镇化、现代化进程具有重要意义。而这些的有效解决必在对当前中国农民工状况了解的基础之上。为此，2006年10月至2007年2月，我们就农民工问题进行调查。本次调查根据经济发展水平和受教育程度排名，并适当考虑农民工聚集城市省份，在上海、北京、深圳、江苏、辽宁、山东、吉林、河南、四川、安徽、贵州进行农民工调查，共发放农民工问卷7000份，收回问卷6500份，共有6001份有效问卷；调查形式上，我们主要采取问卷和走访。
一、农民工教育培训状况的背景分析
中国农民工教育培训问题的形成有着深刻的社会背景。研究这些背景，有利于我们深入认识和把握农民工教育培训的问题。当前在城市工作的农民工面临高校毕业生就业、城镇新增人口就业高峰、农民工进城高峰、城市下岗再就业高峰就业市场的四峰交叠，而且第二产业的吸纳劳动力的能力减弱，农民工就业压力很大。城乡二元结构和农民工的低质量、低层次教育培训加剧了农民工在平等进入城市就业市场的压力，他们面临在就业市场的不平等竞争，多数都被挤入低端劳动力市场。除了在法律上平等对待农民工之外，还要从观念上、心理上理解农民工，让农民工能够形成对城市的认同，促进有条件留在城市的农民工市民化，以改变城乡人口结构。
（一）社会背景：劳动力过剩与素质竞争
随着农业机械化的提高，农村劳动力不断从农村和农业中转移出来，农村面临转移的劳动力的沉重压力，这些劳动力的顺利转移需要接受必要的教育培训，这给农村教育培训带来了相应压力。大量农村劳动力转移到城镇后，也面临严酷的就业市场竞争。根据调查，1993年全国农民工达到6200多万人，比1989年翻了一番多。经过国家统计局、农业部、劳动与社会保障部的数据和统计方法进行分析，中国农民工问题研究总报告起草组认为目前中国外出农民工数量为1.2亿人[1]。这种大规模转移是伴随高校毕业生就业、城镇新增人口就业高峰、城市下岗再就业高峰完成的，中国农村劳动力市场呈现四峰交叠，加剧了城市劳动力市场压力。根据统计，1990年、1995年、2000年、2003年、2004年、2005年中国普通高等学校毕业生分别为61.4、80.5、90.5、187.7、239.1、306.8万人[2]。1980年、1985年、1990年、1995年、2000年、2005年中国城镇人口分别为19140、25094、30195、35174、45906、56212万人[3]，城镇人口中一定比例的新增劳动力也面临就业。农民工由于素质相对低下，只能在低劳动力市场工作，而且许多行业还不能胜任，这也带来了相应的教育培训压力。
（二）制度背景：二元结构与贫困积累
上个世纪70年代以前，户籍制度及相应配套制度对普通中国公民改变永久居住地进行严格限制。1958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户口登记条例》正式确立户口迁移审批制度和凭证落户制度。1963年，依据是否吃国家计划供应的商品粮，公安部把户口划分为“农业户口”和“非农业户口”。1975年，修正的《宪法》中取消了关于公民迁移自由的法条。1977年11月，国务院批转《公安部关于处理户口迁移的规定》，确立了从农村迁往城市、从小市迁往大市的控制原则。20世纪80年代开始，以“全国城市规划会议”为标志，国家对进入中小城市的限制开始放松。到上世纪90年代后期，户籍限制进一步放松。1997年，小城镇户籍制度改革试点工作开始。以2001年3月国务院批转公安部《关于推进小城镇户籍管理制度改革的意见》为标志，小城镇户籍制度改革全面推进。2001年以来，很多省和大城市也开始允许符合某些标准的流动人口在城镇获得户口。很多省市的规定是依照教育或经济标准来决定是否批准落户城镇的。由于这些限制，改革所产生的影响很有限。
2004年12月，国务院要求废除限制农民进城务工的歧视性措施。这一政策已经取得了一定的成效。目前，城乡二元结构的制度壁垒逐渐弱化，农村劳动力流动的制度壁垒逐渐被取消，而市场壁垒仍然存在。在市场经济中，乡村前现代化水平的生产力水平无法与城市现代文明的生产力水平相竞争。农民前期家庭经济积累是难于支持现代文明对生产效率的要求和现代化水平的消费，难以支持现代意义上的教育培训，农民工前期家庭经济积累难以支持现代城市文明下的生活和工作，难以支付相应的城市行业教育培训。
（三）教育背景：质量低下与吸引力不强
今天的农村劳动力知识文化水平落后和技术缺乏与以往农村教育的发展和农村职业教育的缺乏有着必然的联系。由于农村教育长期以来的为农服务定位和基于户籍制度城乡分割，使农村教育成为精英化的追求，大多数学生没有初中和高中阶段教育的积极性，大量辍学，2002年9月到2003年4月，我们在全国六省六县（每省一县）调查发现，六县平均辍学率分别为3.78％，54.05％，28.06％，3.66％，35.55％，20.97％[4]。大量初中学生辍学反映出农村教育吸引力不强。
职业教育质量低下没有为后来农村人口转移准备好技能基础。农村职业教师的情况可以反映出农村职业教育的质量状况。2005年10月至2006年1月，我们对农村职业教育发展与改革状况的调查发现，许多职业学校的专业课教师缺乏。专业课教师和普通文化课教师的比例失调，文化课教师的比例普遍偏大。教师的知识结构与职业教育所要求的知识结构不相适应，缺乏必要的工作实践能力和专业实践技能。职业教育教师参与继续教育机会少、层次低、培训形式单一、培训内容与教育教学实际脱离，追求学历达标，忽视内在质量。在调查的5省8县中，近两年内，只有26.7％的职高教师参加过地（市）级以上的教师继续教育培训，30.3％从未接受过任何培训[5]。农村成人教育长期以来以扫盲工作为中心，当多数农村人口都已识字或电信发达后，农村成人教育几乎名存实亡，没有承担起培养农村成人相应技能的能力，也没有这种意识。
二、农民工教育培训的问题分析
（一）学历较低与语文素养差
必要的文化知识水平是农民工接受教育培训的基础。没有相应的学历教育，没有必要的文化知识学习，会对农民工教育培训形成很大障碍。学历低成为农民工接受教育培训的一个重要问题。2003年《全国新型农民科技培训规划（2003—2010年）》指出，目前，我国农民平均受教育年限不足7年，农村劳动力中，小学文化程度和文盲半文盲占40.31％，初中文化程度占48.07％，高中以上文化程度仅占11.62％，系统接受农业职业教育的农村劳动力不到5％[6]。
我们调查发现，农民工的学历比2003年《全国新型农民科技培训规划（2003—2010年）》稍高，农民工学历均以初中毕业和初中未毕业为主，农民初中毕业的占31.8％，初中未毕业的占24.3％，农民工初中毕业的占32.7％，初中未毕业的占22.5％。有51.7％的农民认为学历太低，有49.9％的农民工认为学历太低。调查发现，25岁及25岁以下的农民，初中毕业以下的占57.0％，25岁及25岁以下的农民工，初中毕业以下的占30.5％。
（二）技能起点不同与整体素质较低
必要的培训是农民工进行城市工作生活所必要的，但是许多农民工在打工前往往没有机会接受培训。有研究显示，贵阳市在2001年新转移的劳动力中接受过短期职业技能培训的人还不足20％，接受过初级职业技能教育的约占3.45％，接受过中等职业技术教育的仅占0.13％，没有接受过技术培训的高达76.4％以上，而参与职业技能培训有序转移者仅占4.3％，这种现状与当前我市及外省用工企业要求有很大差距[7]。
我们调查发现，只有12.5％的农民接受过进城打工培训，7.4％的农民工接受过进城打工培训。32.6％的农民在家里时接受过种植养殖培训，12.0％的农民工在家里时接受过种植养殖培训。多数农民工的培训都是“边干边学”形式进行的，接受政府和学校组织的培训的农民工比例较小。缺乏必要的培训预备增加了农民工的跨行业流动和农民向城市流动的难度。
据国家统计局统计和有关调查显示，农民的收入水平与其科技文化素质呈明显的正相关。我国农村劳动者科技文化素质不高，不仅直接影响着农民的经济收入，也严重制约着农业劳动效率的提高，影响了国民经济和社会的可持续发展。[8] 调查发现，43.4％的农民工认为自己在打工过程中没有一门过硬的技术是自身方面存在的问题。
（三）教育培训没有经济障碍和时间缺乏
43.4％的农民工认为，城市生活费用高。农民工工资收入低是困扰农民工城市生活的一个重要问题。调查发现，54.7％的农民工认为，“工资低”。36.9％的农民工认为，“农资贵，粮贱，不赚钱”。而农民工又要以这样低的工资收入负担家庭很大的开支，农民工家庭负担都比较重，有65.7％的农民工需要供养两个或两个以上的老人。33.7％的农民工需要供养两个或两个以上的子女，有16.9％的农民工需要供养一个及一个以上的兄弟姐妹，他们的工资收入就显得更加不足。
当前农民工劳动时间长，劳动强度大，在一定程度上影响农民工接受教育培训，使农民工的培训可能性变小。调查发现，52.0％的农民工每天劳动8—12小时，12.1％的农民工每天劳动12小时以上。调查发现，25.1％的农民工认为，“工作又脏又累”。有小样本调查显示出同样的问题，农民工每工作时间超过8小时的有94人占调查问卷总人数94％，仅有6人的每日工作时间符合国家规定的8小时。并且70％以上的农民工反映他们没有星期天、节假日，尤其是实行计件工资的企业更是如此，加班加点是家常便饭。建筑行业和南方的一些装配企业、玩具生产企业，有时农民工的每日工作时间竟然达到14—18小时，甚至更多[9]。
三、解决农民工教育培训的对策
解决农民工的政策基点应该从传统的对农民工的弱势关注转向强国关注。基于这样认识，我们应该把提高农民的素质作为解决农民工问题的第一要务，通过长线教育与短期培训，提高农民工的知识文化素质和职业技能。
（一）视野转换：从弱势关怀到强国关注
人力资本理论的国家主义追求的是国家利益最大化。在强大的国际竞争面前，一个国家要对国家总体发展速度保持高度关注。国家力量的国际排名，是一个开放国家越来越关注的问题。我国作为发展中国家对国家的综合实力也是相当关注的。从国家整体利益最大化的角度看，我国的发展战略应该从优先发展转向均衡发展。因为，国际研究表明，相对而言，发展中国家和贫困人口中的人力资本的重要性高于发达国家和富裕人口[10]。
中国小康社会的一个重要指标就是城镇人口占总人口的比重。农村劳动力能够成功有效地向城市转移，这关系到小康社会的最终实现。中国全面建设小康社会，需要有效降低农村人口的比重，快速提高人们的收入水平和生活质量。近年来，中国城镇人口比例有所提高。据《2005年全国1％人口抽样调查主要数据公报》，全国人口中，居住在城镇的人口56157万人，占总人口的42.99％；居住在乡村的人口74471万人，占总人口的57.01％。与第五次全国人口普查相比，城镇人口占总人口的比重上升了6.77个百分点[11]。
如果中国长期存在大量传统意义上的农民，那么中国以农业文明占主体的经济和生产力水平将很难与发达国家工业文明占主体的经济发展水平进行国际竞争，会始终处于劣势。因此，从综合国力提高的角度，我们需要促进农村人口向城市转移，农业人口向其他行业转移，提高农业生产率，努力使农民成为人口所占比例较小的一个阶层。中国就应当从国家发展角度，而不是仅仅是从公平角度关注农村人口转移和农民工教育培训问题。
（二）长线教育：学力提升与素质培养
解决农民工的最终办法是农民工的市民化。目前许多农民工有长期留在城市发展的愿望。调查发现，62.7％的农民认为，假如打工者学了一技之长或打工赚了很多钱，打工者才应该留城继续发展，55.1％的农民工认为，打工者学了一技之长或打工赚了很多钱，打工者才应该留城继续发展。因此，各农民工流入地区应该创造条件尽快让有能力长期居留在城市的农民工市民化。
农民工的市民化和城市生存与发展必须有相应的知识水平和城市适应能力。农民工教育是在了解农民工现有文化知识水平的基础上，以提高农民工知识水平和城市适应能力为主要任务的教育。因此，要对现在的农民工通过成人教育对农民工进行补偿教育，让他们学习必要文化知识。
对于新生代农民工而言，要提高农村教育的质量，为他们未来向城市转移打下良好的知识文化基础。农民工教育对农民工城市生存、生活与发展具有长远而宽泛的意义，各地要重视农民工教育，积极有效地开展农民工教育。
（三）短线培训：技能获得与市场定向
根据农民工的兴趣和从业情况进行职业技术培训。目前大多数农民工都有接受培训的愿望。81.2％的农民认为，如果出去打工，应该接受打工前的就业培训，74.6％的农民工认为，应该接受打工前的就业培训。他们倾向于针对自己可能从事的行业进行培训。当前，农民工的行业需求表现出一种想转出现在主流打工行业的倾向。
在接受培训的具体模式上，农民工表现出不同倾向。调查发现，29.2％的农民认为，如果外出打工，用人单位先集中培训考核，然后就业较为理想，34.2％的农民工认为，用人单位先集中培训考核，然后就业较为理想。相当数量的农民工也认为，按个人爱好接受培训，然后自主寻找待遇好的单位就业比较理想。
另外，就要“大力发展职业教育”[12]，提高职业教育质量，增加职业教育吸引力，在义务教育或高中教育之后可以增加职业教育，使学生在毕业时不仅有过硬的文化知识，而且有一技之长，为新生代农民工在农村劳动和向城市流动打下技能基础。
（四）经费保证：多元承担与制度支持
长时期以来，农民工培训经费承担主体比较模糊，农民工教育培训工作难以落到实处。2006年“国务院关于解决农民工问题的若干意见”指出，充分发挥各类教育、培训机构和工青妇组织的作用，多渠道、多层次、多形式开展农民工职业培训。建立由政府、用人单位和个人共同负担的农民工培训投入机制，中央和地方各级财政要加大支持力度。
政府部门要努力改变目前农村劳动力的“投亲式”、“靠友式”流动，让农村剩余劳动力理性选择流动去向，缩小不必要的大跨度流动，降低打工成本和打工投入的风险。为此，政府应督促权威媒体和职业中介机构发布全面就业相关信息，使农村劳动力在打工前获得较为可靠的信息。各个大中城市要建立农民工流入登记制度和各用人单位雇工登记制度，让向城市流动的农村人口及时了解各大中城市的劳动力需要与供给情况，理性选择打工去向。
国家要制定政策，保证农民工基本利益。由于农民工数量过剩，出现农民工工资低、工作时间长的问题，国家应该制定各行业农民工的最低工资标准和最高工作时间标准，以有效增加农民工单位时间内的打工收入和为更多的农民工提供打工机会，同时也可以让农民工有时间接受必要的培训。为了实现这些目标，政府要对违反标准的企业和个人追究相应责任，如果某地出现普遍违反标准的现象，追究当地相应行政部门和主管领导的责任。
城市社区应该创设认同农民工的社会氛围。农民工是城市经济发展和中国当前经济发展的重要力量。农民工承载着城市的建筑业、加工业和服务业等支柱性产业。现在城市对农民工有相当大的依赖性。因此，城市当局要为农民工创造宽容和理解的条件，要求各种组织机构无歧视地平等地对待农民工，必要时要为农民工提供法律援助，为农民工提供制度和政策支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