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现代化征程的艰难跋涉（下），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征程论文,中国论文,艰难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四、轮船航运
（一）广东行商族人潘仕成在修建船舰上的创新活动
近代中国引进西方科技于生产活动，是在鸦片战争结束以后，处于带头地位的，是属于坚甲利兵的船舶修造业。1861年成立的官办安庆内军械所在1863年制造的“黄鹄”号军用轮船，可算是最初的标志。这是人们长久以来形成的共识。
然而，要说到最初的尝试，却可以追溯到20多个春秋以前的1842年。发起这一尝试活动的就是和广州行商关系密切的潘仕成。
在《清史稿》的“兵志”中，对潘仕成的造船活动，有一段概括性地叙述：
道光二十二年（1842），“以海上用兵二载，闽、粤、江、浙水师，迭致挫败。令四川、湖广等省，采购巨木，速制坚船，驶往闽浙等省，防守海疆。寻因各省战船，为快蟹、拖风、捞缯、八浆等船，仅能用于江湖港汊，新造之船，亦止备内河巡缉，难于海上冲锋。惟潘仕成捐资新制之船，坚固适用，炮亦得力，并仿美利坚国兵船制造船样一艘，又仿英吉利国中等兵船之式，调取各省工匠，改造大船。其倒修师船，一律停造，以资挹注。并以船炮图说，饬江苏、福建、浙江三省督抚详勘，何者利用，由广东省制成，分运各省”。①
从以上征引的资料中，至少可以看出以下几点：
1.潘仕成所造之船，是否为使用动力之轮船，资料中还不能证实。但它在技术上有所改进，在同时众多设计之中，属于上乘，这是可以肯定的。据奕山奏称：潘仕成在造船之外，还“配合火药”，“制造水雷”。他“不惜重资，雇觅咪利坚夷官壬雷斯”在“僻静”处进行制造，“所制水雷一物，尤为精巧利用”。② 因此，潘仕成的造船活动应该纳入新的环境之中而具有新的色彩。
2.道光皇帝对潘仕成的活动，表现积极支持的态度。他明白表示：以后制造船只，应归该员一手经理，断不许令官员插手。另一方面，对潘仕成则发给工价、宽以时日，从容监制。各尽所长，并不一味冒进。这些措施在当时条件下，应该说是富有远见的。而以后没有下文，则又说明他并不坚决和彻底。
3.潘仕成的创新，最后并未实现。他的活动，都受到一些新疆大吏的贬抑。他们把潘仕成的符合发展方向的造船措施，诬之为“务商大之名”，而把自己的因循，拔高为“因地制宜”。而所谓因地制宜，无非是“中国既鲜坚大之材，又无机巧之匠。勉强草创，断不能与夷船等量齐观。”③ 这是典型的抢残守拙，无所作为。由于这样一些阻力，潘仕成的创新活动，变成了昙花一现。
（二）徐寿、华蘅芳与中国第一艘自制轮船的面世
中国第一艘自制轮船是1865年在曾国藩创建的安庆内军械所建成的。早在1861年，清王朝在外国的怂恿下，拟向国外购买轮船，投入镇压太平天国的战争。这一建议，得到当时正同太平军作战的曾国藩的同意。并进一步建议在购买外国轮船之前，先自行试制。
1862年，曾国藩首先在安庆设立内军械所。并委派徐寿、华衡芳等技术人员主持仿制工作。经过多次试验，到1865年才制成一艘定名为“黄鹄号”的小轮。根据当时的记载，这艘木制小轮船重25吨，长55尺。高压引擎，单汽筒，直经1尺，长2尺。轮船回转轴长14尺，直径2/5寸。锅炉长11尺，直径2寸。船舱设在回转轴的后面，机房设在船的前面。试航时，顺流时速28里，逆流时速16里。④ 曾国藩对它的评价是：“行驶迟钝，不甚得法，”⑤ 看来在当时航行的轮船中也是比较落后的。
然而，这艘“行驶迟钝”的“黄鹄”，它的设计者和制造人，却是中国现代化的杰出先驱。它的代表人物，就是当时专门研究格物致知的学者徐寿、徐建寅父子和著名的数学家华衡芳。而核心人物，则是徐寿。
徐寿的生平事迹，在《清史稿》中有比较详尽的记载。兹摘录于下：
徐寿字雪村，江苏无锡人。道、咸间，东南兵事起，遂弃举业，专研博物格致之学。时泰西学术流传中国者尚未昌明，试验诸器绝妙。寿与金匮华蘅芳讨论搜求，始得十一。苦心研索，每以意求之，而得其真。知枪弹之行抛物线，疑其仰攻俯击有异，设远近多靶以测之，其成学之艰类此。咸丰十一年，从大学士曾国藩军，先后于安庆、江宁设机器局，皆预其事。
寿与蘅芳及吴嘉廉、龚芸棠试造木质轮船，推求动理，测算汽机，蘅芳之力为多。造器置机，皆出寿手制，不假西人，数年而成。长50余尺，每一时能行40余里，名之曰“黄鹄”。国藩激赏之。招入幕府，以奇才异能荐。既而设制造于上海，百事草创，寿于船炮枪弹，多所发明，自制强水棉花药，汞爆药。
子建寅，字仲虎。从父于江宁、上海，助任制造。光绪末，张之洞调至湖北监造无烟火药，已成，药炸列，殒焉，赐优
。⑥
《清史稿》中的列传，难免有夸张之处，如“黄鹄号”的时速，曾国藩是不满意的，他明明说过，“行驶迟钝，不甚得法”，传记却说“国藩激赏之”。然而他们都是那个时代中国现代化的带头人，他们永远值得后人的尊敬。
（三）川江上第一艘中国轮船的出现
19世纪末以至20世纪初，当外兵舰和商船纷纷涌入的时刻，长江的上游川江，第一次出现了中国商办的轮船运输公司。几乎与京张铁路修建的同时，川江之上出现了第一艘中国人自己经营的轮船运输——象征着四川对外开放的“蜀通”号。这是一艘载重80吨、吃水3英尺的浅水轮船，时速13.5海里。它购自英国，组装却是在上海江南制造局的船坞完成的。它的载重虽然不及百吨，却要在中国人自己的手中，试一试三峡中的急流险滩。它于1909年9月6日由宜昌出发，经过8天的航程，安全到达重庆，顺利完成了越过三峡的处女航⑦。
这条首航川江的小轮船是属于一家在四川士绅和商人组成的川江轮船公司的。这是一家在四川士绅和商人组成的川江轮船公司，是四川收回路矿利权的运动中诞生的华商公司。它打着官商合办的招牌，但在经营的过程中，却受到官府的阻碍。它虽然得到四川总督赵尔丰在草创时期的赞成，但却遭到湖广总督陈夔龙在营运过程中的反对，以至后来竟一度闹到“蜀通”轮船不准进入湖北的境地。⑧ 尽管如此，“蜀通”号还是出了川江。此后数年，川江之上还陆续出现了众多的小轮船公司。它们的寿命，大都是短暂的。但川江轮船公司却顶住了困难。它在1912年将资本增加1倍，达到30万两⑨。从1915年起，川江宜昌、重庆间行驶百吨以上轮船已有5只。登簿吨位，共1583吨，总吨位当在2600吨左右。⑩
然而好景不常。从1916年起，连年军阀混战，长期扣留轮船，致使商运大减。为了躲避军阀的骚扰，他们都挂上外国的旗帜，乞求外国的保护。到了1921年，在宜昌和重庆间航行的12家航运企业中，竟没有一家轮船公司悬挂自己国家的旗帜。就连原来打算依靠官府的川江轮船公司，到了1921年，也不得不把首航川江的蜀通卖给英商隆茂洋行。其余轮船，一并交法商聚福洋行悬挂法国旗帜航行。顿时千里川江，一变竟全部变成洋旗飘扬的天下。（11）。
应该指出，外国船只让中国船只悬挂他们的国旗，并不是白挂的。这里中国船只还要付给高昂的挂旗费，以“蜀通”号为例，它和“蜀亨”两船悬挂法国旗帜的挂旗费，都在万元以上，最高的达到26916.68元，他们的领事签一个字，就需要申请者奉上签字费多达千元以上（12）。毫无疑问，这一笔签字费，也构成华商内河航行船只的严重负担。当时一位作者写道：“悬挂外旗亦多耗费：领事注册有费、悬挂旗帜有费、结关签字有费、因办理挂旗而更有手续酬劳之费、挂旗而延请律师有费，不挂而退旗亦有费。其所敲剥者，所费不赀。照究逾于供差之尚得保障者，又岂国人之所愿哉？”（13） 旨哉斯言！
（四）中国远洋航运公司的兴衰
中国对南洋各国和东邻日本的帆船航行，是悠久的历史传统。而对美洲和西欧的轮船运输，则是19世纪末至20世纪初中国的现代化过程中出现的新生事物。这里仅就中美之间远洋航运公司的兴起和结局，作一简述，以概其余。
中美之间的远洋轮运，始自清末民初之际。其间比较重要的活动有三起：即1909年的中美轮船公司、1915年的中国邮船公司和1919年的中华航业公司。这三家远航公司的史实，在聂宝璋、朱荫贵两位先生主编的《中国近代航运史资料》（1895—1927）一辑中，都有若干史实的著录。主编者的辛勤，令人敬佩。以下所述，大多据此可敬的著录。
1.中美轮船公司。这是一个名义上的中美合资企业，实际上它是一个美国大资本家个人发动的结果。他就是1901年首次贩运木材运来上海出售、四年以后（1905）又在上海设立大来公司（Dollar Trading Co.）的罗伯特·大来（Robert Dollar）。1908年他策划了中美商会的互访活动。中美合办轮船公司的提出，便是他的设想的第一步。（14）
中美轮船公司的招股简章规定：“公司拟招股本英洋六十万元，中美各半”。“总行设于中国之上海，分行设于美国旧金山。”“本公司现由发起人具禀邮传部、农工商部注册，作为中国公司”。“设董事部，共举董事八人。拟定华董五人，西董三人。俱由股东推举，以权数多者当选”。公司简章还特别规定：所有船只，一律“悬挂龙旗”。而令中国股东感到实惠的，又有两条规定：一是大来君已在英国定购了一艘8600吨的大轮船，“此船未到沪以前，应付造价暂归发起人大来君先行担认，俟股本招足后，照数拨还”。二是“大来君自有轮船七艘，准中国侨商八股八分之一”。“一俟办有成效，再拟添招股本，广置轮船，以便自立门户”。（15） 正是由于有这样的优惠，这个计划得到了中国实业界人士的积极响应，以至像张謇和弼士这样的著名人仕，也热心为之奔走。（16）
然而，时机看来还没有成熟，所有计划，都不过昙花一现。而它的收摊，至少是在1928年以前。（17）
2.中国邮船公司。这个公司是旅美华侨抵制日本要索21条的产物。公司资本，初定为250万元。最初以30万美元购万吨邮船1艘，命名为响亮的“中国号”。公司10月成立，11月即由旧金山作第一次的中国航行。回程则湖南长沙华昌炼矿公司之矿产，惟公司为之运美是赖。公司开办仅数月，即已获利数10万。“客货各舱，无不满载，营出之盛，传播一时”。（18） 曾经专门研究中国轮船航运业的樊百川先生认为中邮“为华商自办的发展最快而又规模最大的远洋轮船企业。”（19） 然而此后，却不见它的进一步发展。
3.中华航业公司。这个公司也是旅美洲华侨兴办的一家企业。在公司总理呈请交通部的核定书中，公司总理写道：“商等侨居海外，默察世界大势，非商业无以立国，非航业无以兴商。南北美洲自加拿大、美利坚、墨西哥、巴拿马以及智利、秘鲁不下十余国。华侨经商作工者，数愈十万。行旅之往来，货品之运输、岁费数百万之巨。”“商等痛甚切虑，力图挽救。筹维再四，佥以组织公司，自办航业”。“爰先就秘鲁、智利侨商中募集股本秘银一百万元，即合国币一百万元。每股五千元，共二万股，先后缴足，于民国八年四月二十七号在秘京利马开成立大会。定名为中华航业股份有限公司”。“并决定航线为由香港、上海经檀香山、墨西哥、巴拿马、秘鲁而达智利。”“又近年中美两国商务，日益增进，由巴拿马、古巴以达纽约之航线，于发达我国在美之商务，尤为重要。当依据公司章程于九年三月十二号议决向古巴、纽约、檀香山、香港、上海等处添招六万股，共三百万元。并增加香港、上海、经檀香山、巴拿马、古巴而达纽约之航线。现原集资本，已实数收到，添招股本、亦已认定过半，暂时拟租船航行”。“上海裕丰公司之华丙商轮，业由商等承租，订立合同”。“不日即可开始航行”。（20）
章程中生气盎然，实际生活都是垂危待毙。公司注册于1921年5月，不到7年，“中华航业公司倒闭”的新闻，就出现在当时的《银行月刊》之上。它传出的消息是：“我国远洋航业，自中国邮船公司破产后，仅南美洲秘鲁华侨所组织之中华航业公司置有轮船四只，往来香港、南洋各岛及南美之间。近顷以来，我国频年内控，出口货物日见减少，该公司营业不振，亏累不堪，负债过巨。”“因此该公司不能支持，刻已实行停业，我国远洋航业，刻已完全失败”。（21）
“完全失败”，这是有事实依据的。中国的轮船航运，希图在20世纪初叶插足世界，还为时过早。但中国轮运业的现代化，又是历史的必然。失望与希望同在。
五、贸易
中国商会加入国际商会的历程和表现
国际商会诞生于1920年6月。中国的加入在11年之后。（22） 1931年2月，国际商会中国分会成立于上海。以上海商业银行总经理陈光甫为会长。各省市商会及经济团体均可成为团体会员。属于上述团体之自然人，也可成为个人会员。
在成为正式会员之先，中国即已参加过两次大会的活动。第一次是1929年1月在巴黎举行的中国问题讨论会。会议开幕辞中说：各国商人“愿以各国之经验、知识技能贡献于中国商界”。但在讨论具体问题时，各国代表无不从本国利益出发，对中国代表提出种种要求。中国代表俞大维则坚定站在国家和民族的立场上，据理力争产生了较好的影响。例如英国代表先是对中国代表一再要求废除不平等条约，表示不满，还指责“中国之外债久不偿还”，中国代表俞大维一方面着重表示中国偿还外债之决心，另一方面又阐明“外国商人应与中国商人一致，谋求中外关系之改善。而最善的对策，莫如取消领事裁判权、交还租界、租借地，撤退外国驻军，放弃内河航行等特权”。中国代表的义正辞严，引起了与会国家的同情。连英国代表也不得不承认“中国代表报告甚为详明，且极平允。深信大会同人皆深佩服”。
第二次大会是1929年7月在阿姆斯特丹举行的。中国代表团人才济济。团长为张嘉璈，副团长为陈光甫、朱吟江，成员有寿景伟、郭秉文等著名人士，共10人。另外还有专门委员数人，实力雄厚，与西方代表又进行了一次尖锐的交锋。特别是对治外法权，中国代表“竭力主张”将不平等条约及治外法权所有各种弊害，详载报告中，以期唤起各国商界之注意。对于这一要求，少数西方国家虽然表示支持，但力谋阻止者亦大有人在。初步讨论的结果是将此问题留待第五次大会再行复议。国际商会最后应先将英国等4国提案撤回，将中国代表团的要求，详细载入正式讨论的中国问题报告书中。最后大会将国际商会理事会草拟、并经中国代表团赞同之诀议提交表决，获全体一致通过。而张嘉璈也当选为会议的副主席。
中国参加两次会议并随即加入国际商会，在许多方面、特别是对中国商会的发展，具有不可忽视的重要作用。
首先，正式加入国际商会，使中国商会得以首次登上国际舞台，是中国商会走向世界的一个重要步骤。加入国际商会之后，中国商会与世界各国商界之间的联系和合作，也大为增强，从而对于促进中国工商界扩大眼界、加深对西方资本主义发展状况的了解，学习和引进国外先进的生产技术和管理方法，推进中国经贸的发展均具有一定的积极影响。
其次，在加入国际商会的过程中，中国商会首次向国际工商界展示了自己的风貌，表达了中国工商界的愿望与要求，增进了相互之间的了解。在促进国际贸易和商业往来的基础上，坚持取消各国强加于中国的不平等条约，废除治外法权，建立平等的中外合作关系，增强了国内工商界的爱国热情，有力地配合了国内方兴未艾的爱国运动。
最后，通过加入国际商会以及国际商会的两次重要会议，使中国工商界的代表人物对许多相关重要问题的认识，有所提高。对此后中国工商业和对外贸易的拓展，也具有一定的积极影响。出席第五次大会的中国代表团，在会后向全国商联会写了一份内容十分丰富的报告书，提出了许多颇具启迪意义的建议，使国内工商界的认识，同样有所提高。（23）
六、文化、教育、科技、卫生
（一）《时务报》——中国早期现代化中的传播媒介（24）
《时务报》是中国早期现代化中的传播媒介中“蔓延最广”（25） 的一家。虽然这家报纸为旬刊，而且存在为时甚暂，政见未必一致。但“数月之间，销行万余份”，（26）“为中国有报以来所未有”，却是事实。
然而，《时务报》从它出生之日起，内部就存在意见的分歧。对政治上顽固守旧和学术上占统治地位的汉学，作为主笔的梁启超把它看着是变法维新的绊脚石而猛加抨击，而作为总理的汪康年则依违两可，他表面上劝梁启超“多译实事，少抒伟论”，实际上是要梁启超不发“伟论”。而他自己则以“总理不能管主笔之事”，以相推诿。结果导致梁启超之离沪赴湘、改良派的言论被“改正”。其后虽然有黄遵宪的参加，但局面依然如故。
虽然如此，《时务报》的功能仍然不可淹没。现在仅从中国早期现代化的角度，撮要略述以下三点具体的实事。
1.关于科技新知的介绍。在《时务报》的读者来稿中，有许多涵盖科技新知的介绍。它的内容丰富，吸引了众多的读者被誉为是“领导维新伟业的火车头”。在这方面，“屡屡供稿”的钱恂，便是一个有代表性的人物。“如他想将自己往年‘从俄国译回’的‘《俄西伯利亚铁路估价及工程次第》译本十六纸’”刊于《时务报》；他又撰“有《铁路估工法》约三、四千字，请于第四五期付刻”。至于张之洞请设“武备学堂”的奏折，福州船政洋监督上船政大臣条陈，之所以会在《时务报》上问世，也都是他提供的。（27）
2.关于农业革新的支持。清末罗振玉等人发起务农会，并拟出版《农业报》。《公启》刊诸《时务报》后，受到不少读者的支持。除了罗振玉本人捐“洋银二百元”以助之外，还得到蒋黼（伯斧）的共创。而借“鹿材居士之名的李智俦，也捐银三百两以示支持。”（28） 视“农村不修”为“缺事”的朱祖荣，则“阅竞不禁雀跃三百，喜予志之不孤”。（29） 如今在罗振玉与《时务报》的通讯中，还提出“中国百事皆非措大利所能为，惟振兴农学事，则中人之产便可试行。”要求《时务报》进行宣传，并介绍友人蒋伯斧商诸《时务报》，俾得有成。此事结果如何？尚无定论。但在如今保留下来的《时务报》中，却刊有罗振玉、徐树兰、朱祖荣及蒋黼本人函谢汪康年“代登此启”，可见《时务报》对此的赞助立场。（30）
3.关于妇女不缠足的提倡和宣传。中国妇女的缠足，有很长的历史。这不仅是妇女生理痛苦、社会男尊女卑的重大问题，同时也是解放生产力，实现现代化的严重障碍。因此在先进的《时务报》上，也得到了较快的反映。它全文发表了梁启超属稿的《试办不缠足会简明章程》。（31） 当时就有人称赞“所论禁缠足一会，甚惬鄙怀”，表示愿意参加。还有人以自己妻子之名，支付捐款。更有人直接投稿，支持《时务报》的主张。（32）
以上三条，可以说是《时务报》的组织者之间形成的共识。但是在组织者和他们的后台彼此之间，也存在明显的矛盾。这主要产生在汪康年与梁启超以及后来汪康年和黄遵宪之间。
从浅近处看，汪、梁之争，似乎是有关人事权之争或者说是管理权之争。有的论者指出：汪梁之间的矛盾，主要集中以下四点：一是汪视报馆为己资，淹没他人创业的功绩，二是报馆发生亏空，以致“年底几于不能度岁”，三是汪康年诽谛康有为，并因此而及梁启超，四是汪梁二人的学问不同。（33） 这里的学问“不同”，汪康年也承认。他在答复梁启超的信中重申：“康与卓如订交于庚寅年（1890），两人交若兄弟。自开报馆以后，尤觉亲密。但以学术不同，加以构建，致渐乖异。”（34） 这里的“学问”也好，“学术”也好，他们两人的不同，应该换上或者至少应该补上“政治的观点上”。梁启超曾与汪康年的约定：“由汪氏管理事务及外间应酬，他则主持报纸的文字工作”。（35） 这里的“文字工作”四字，不言自知。它的核心，只能归结到他们的人生观和世界观上。有一位学者说得好，“汪、梁之争，作为戊戌变法思潮中的一个不和谐音，已无法抹煞”。（36）
（二）中国现代化过程中会计体制的改进
中国传统的会计体制在其长期发展的过程中，经历了不同程度的多次变化，形成了自己独特的、以单式为主的记账体制。进入近代以后，中西在铁路营运方面会计制度的不同，遭遇到一些有关外事方面的困扰，并且主动作了若干的改进。对此，中国近代铁路事业的管理方面富有研究的张瑞德先生写道：
“中国办理铁路之初，缺乏铁路会计方面的知识。由于借款的关系，财权多操于外人之手。故每筑一路，即由洋总会计制订各种会计办法及簿记格式，其严密的程度胜于传统的中国政府所使用的四柱清册。但是各路所采用的西式会计制度，由于借款关系每多不一致，致使各路财务状况，无法加以比较。民国成立后，交通部在美籍顾问亚当士（Henry C.Adams）（1851—1921）的协助下，将各路会计办法统一。亚当士曾在美国办理铁路会计统一事宜，历经10余年方告成功；在中国，则由于有了过去的经验，仅花了年余的时间，即将各路会计统一。自此每年均有完整的铁路会计统计数字。由于后出转精，其周密的程度，不但在国内各项统计中，居于首屈一指的地位，有人认为甚至有独步全球之势。”（37）
当然，在会计体制现代化的过程中，我们不能漏掉亚当士，不能忘记他的功劳。但是，在涉及到这个问题的时候，人们也不应当忘记我们自己的另一位先行者，他就是我国新会计体制建立的功臣——蔡锡勇。
蔡锡勇的历史，现在还不大清楚。人们只知道他是1896年死去的，至于他是哪一年出生的，连集中国的专家在1988年编写出版的《中国大百科全书》都是打了一个问号。（38）《大百科》的作者写道：“1840年鸦片战争后，中国的商业会计出现了一个中式会计的改良和借贷复式簿记的引进同时并存的局面。清末，蔡锡勇（？—1896）的《连环账谱》（1905）一书，为中国引进借贷复式簿记之开端。谢霖（1885—1969）与孟森合著的《银行簿记学》（1907）一书，为引进借贷复式簿记创造了条件。1908年大清银行创办之时，即采用现金收支复式记账法，为中国改良中式簿记之先声”。
就我们所见的记载而言，蔡锡勇在他人生的最后几年，是为张之洞所赏识的人才之一。当张之洞在湖广总督任内，大力兴建铁厂、准备铁路所需铁轨之际，蔡锡勇是以道台的身份，担任铁政局的驻局总办。（39） 在他的手下，有外国工程师5人。化学师1人，工头1人。后来又添上一位中文名字叫白乃富的总矿师。（40） 传说蔡锡勇曾经留学英国，从这一信息中似乎有可能得到证实。但是在他主持之下的铁政局，看来并不顺利。他去世前一年的6月28日和7月25日两天，一连两次收到他的顶头上司张之洞的函电：一则批评他不能多炼钢铁，在一连追问六个问题之后，然后带有挖苦之意说道：“铁厂办事太迟延，用费无所底止，不知该道亦着急否？”（41） 另一则是铁轨生产，未能上马，并且威协说：“鄂厂大炉不开，既不能再奏请拨款，阁下亦不能引见”。（42） 这对蔡锡勇说来，毋疑是一个致命地打击。不过一年，他就离开了这个世界。因此他的《连环账谱》，也没有得到广泛的传播和推广。
尽管如此，《连环账谱》的社会影响是不能低估的。进入民国时期，大型工商企业一般都先后采用借贷复式簿记。20世纪30年代初，会计师徐永祚发起一次改良中式簿记的运动。另一著名会计师潘序伦则通过立信会计学校和立信图书出版社使借贷复式簿记在中国得到广泛的传播，并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三）中国台湾第一次出现男子和女子学校
1884—1887年间，中国的宝岛台湾，第一次出现了由外国友好人士发起和担任教习的女子和男子学校。
1884年，当中国大陆女子还停留在依附男人、从事为男人服务的缠足劳动时，在中国的宝岛台湾，却出现了中国历史上空前的第一家被誉为有“界石”（Landmark）意义的女子学校，它是由一位来自加拿大的友好人士，在中国通称为偕睿理（George Lestie Mockay）的长老会教士首创的。
偕睿理牧师出生于1844年，在加拿大已经是一位著名的医生。来华以后，在台湾传教施医。他于1871年来华，1880年即在台湾创设淡水偕医馆。这是在台湾创设的第一家医院，和上述的女子学校，并称于世。此外，他在台湾期间，还先后著有供台湾本地人使用的《中西字典》（Chinese-Romanized Dictionary of Formosa Vernacular）（1892） 和《台湾遥寄：福摩萨岛的人民与传教活动》（From Far Formosa:the Island,its People and Missions）（1896）两部著作，在西方世界产生了广泛的影响。
然而，他的活动，又是非常艰辛的。尽管他的学校提供了新的西方教材，学生的伙食和住宿，都一律免费。但这个新生的女子学校，在它开办的第一年，只有54个人报名，她们主要来自台湾东北沿海的宜兰，缺少对全台的号召力。为了他事业的顺利开展，他娶了一位台湾女子，协助他的事业，用实际的行动表明女子无才便是德和缠足是为了女子美观的荒谬。他的女子学校，终于产生了台湾的第一个女大夫。她在偕睿理女子学校的资助下留学日本，并于1928年首创了一家产科医院，开女子社会活动的先河。
偕睿理牧师殁于1901年。他的人离开了这个世界，但他首创的医院，却一直受到台湾人民的尊重和追忆。（43）
附带在这里提一下台湾第一次出现的由外国人士担任教习的西学堂。
1887年4月，台湾巡抚刘铭传计划在台湾设立一座西学堂，聘请英国人胡圻森（W.D.F.Hutchison）担任教习。最初只是为了造就翻译人才。第二年就进一步“推广图算、测量、制造之学”，使“台地现办机器、制造、煤矿、铁路，将来亦不患任使无才”。学生中有刘铭传本人的子弟，由此可见刘铭传对西学堂的重视；（44） 但是，随着1891年刘铭传台湾巡抚的病免，这个西学堂也随即停办。（45）
此外，刘铭传还于1890年9月在台北府开办电报学堂1所，训练电报人才。（46） 也旋即停办。
（四）近代中国最早出现的一部有关科学技术的期刊
近代中国最早出版有关科学技术的期刊是一个在江南制造局担任翻译的英国人付兰雅（Fryer,John）（1839—1928）1876年在上海创办的《格致汇编》（The Chinese Scientific Magazine）。在此之前4年，广学会的丁韪良（Martin,W.A.P.）计划在北京创办《中西见闻录》的期刊，但内容不以科学技术为主。付兰雅为了科学技术的传播，曾在1875年提出发行一种专门报导科学知识的刊物。正好这时广学会打算停止这方面的活动，双方协商的结果是：将《中西见闻录》停办，并计划在上海刊印《格致汇编》月刊。第二年更将月刊的英文名称改为The Chinese Scientific and Industrial Magazine，表示内容扩大。（47）
作为《格致汇编》主编的付兰雅，始终坚持一个办刊的方针，即刊载的文章内容广泛。除了由英、美期刊中译载科学新知之外，还特地介绍日本学习西方科学的成就。并特载哥伦布、富兰克林和瓦特等外国科学名人的传记。一些江南制造局翻译的西书，在未正式发行以前，也曾予以刊载。1878年付兰雅休假返回英国，《格致汇编》也因而停刊两年。1879—1881年又渐恢复正常。此后续办了10年、于1892年正式停刊。当时的销售量每期约4000册（48），这在当时是一个不小的数字。而在此前的1885年，他又创设了一家格致书屋，（The Chinese Scientific Book Depot），以扩大《格致汇编》的影响。（49）
1896年付兰雅由华赴美，先后担任奥克兰州立大学（Oakland Jtate University）（50） 和加利福尼亚大学东方语言文学教授（Professor of Oriental Language University of Colifornia）（51），1915年退休后为名誉教授。（52） 大约在此之前又回到中国。
在中国，从1861年起，他先后任香港圣保罗书院（St.Paul' s College）院长。旋应北京同文馆之聘，任英文教习。1865年转任上海江南制造局编译局编译，编译过许多科学书籍。其后是1911年对上海盲童学堂（Institution for the Chinese Blind）的支持，这个盲童的教育机构由于得到他的赞助而兴办。（53）
他在从事社会活动之余，还留下了若干属于传媒性质的著作，其中为公众所知者有《中国教育名录》（The Educational Directory for China）（1895），《中国留美学生获准入学记》（Admission of Chinese Students to American Colleges）（1909）等书。（54）
附带值得一提的是：他的儿子小付兰雅（John Rogers Fryer（？—1896）），也是一名中国通。他也曾在江南制造局工作过。（55） 他的去世，在他父亲之前32年。
（五）中国政府对烈性传染病防治的开始
中国封建王朝对烈性传染病鼠疫（plague）的防治，千百年来，基本上属于无知的状态。鼠疫是鼠疫菌导致的烈性传染病，对于人类社会造成极大的危害。世界历史上发生的三次大的鼠疫流行病，都曾造成数千万人口的死亡。这三次大鼠疫，都与中国有关。
直到20世纪初，清朝政府才明确地改变了方针。着手开展公共卫生事业。1902年在天津成立了天津卫生总局，它表示了中国医疗卫生事业的开始，也是“国家医疗”（State medicine）的开端。
从1910到1911年，在东北整个地区以及直隶、山东等地，发生了鼠疫流行，清朝政府在北京设置了京师临时防疫事务局，1911年在奉天召开了万国鼠疫会议。（International Plague Conference）。 1917—1918年山西省又爆发了鼠疫流行，政府在北京设置了中央防疫处。它起到了中央机关在卫生事业中的作用。1928年国民政府制定了“全国卫生行政系统十纲”，1930年国民政府在国际联盟的支持下，接管了海港检疫机关收回了检疫权。
鼠疫在中国的流行主要集中在中国南部和东北。北京政府在20世纪初开始着手医疗和卫生事业的“制度化”。民政部卫生司开始对北京内城、外城的住宅、店铺、旅馆、会馆进行调查。同时，开始执行妓女检查，老鼠捕捉等措施。当时天津军医学堂监督伍联德也领着学生支援这些对策。协和医院的医生也参加了鼠疫防御对策的活动。
对于鼠疫流行的研究，民间学者也作出了杰出的贡献。在这方面前辈学者伍连德作出了杰出的贡献。他在成功地组织扑灭了1911年东北地区流行的鼠疫并主持召开万国鼠疫大会后，还曾研究中国历史上的鼠疫流行问题。他的研究对于鉴别历史文献中记载的有关鼠疫症状具有重要的示范意义。他对明代鼠疫流行的研究，得到学术界的认同。以后医史学界有关中国明代鼠疫的论述，不超过伍连德论述的范围。
遗憾的是，在伍连德有关论著发表以后的半个多世纪中，国内医史学界对于中国历史上鼠疫流行情况的研究，没有得到应有的进展。而海外的研究，如H.Dnstan和J.D.Spence以及Carol Benedict等人的著作，反而得到可观的进展。它唤醒中国学者的急起直追，对中国历史上的鼠疫流行，进行有较高学术水平的总结。这不仅是医学界、而且是整个学术界的期望。（56）
注释：
①《清史稿》志110，兵6，第3989页。
②《筹办夷务始末》（道光朝）卷63，第2470页。
③《筹办夷务始末》（道光朝）卷65，第2554页。
④North China Daily News，1868年8月31日。《清史稿》记时速为“每一小时能行四十余里”，参阅《清史稿》第46册，第13930页。
⑤曾国藩：《新造轮船折》，转引自张国辉《洋务运动与中国近代企业》，第31页。
⑥《清史稿》第46册，卷505，第13929—13931页。
⑦《海关贸易报告》重庆口，第35—36页；樊百川：《中国轮船航运业的兴起》，第410页；聂宝璋：《川江航权是怎样丧失的》，参阅《聂宝璋集》，第224页；聂宝璋、朱荫贵合编：《中国近代航运史资料》第2辑下册，第919—925页。
⑧《〈海关〉十年报告》（1912—1921年）卷1，宜昌，第261页；《交通史航政编》第3册，第1253页。
⑨樊百川，上引书，第486页。
⑩樊百川，上引书，第487页。
（11）樊百川，上引书，第490页。
（12）聂宝璋、朱荫贵编，上引书，第1262页。
（13）郑少琴：《川江航业史》，载《西南实业通讯》第8卷第5期。有个别处可能误印。
（14）参阅虞和平《论清末民初中美商会的互访和合作》，见《近代史研究》1988年第3期。
（15）中美轮船公司招股简章，1911年，转见聂宝璋、朱荫贵《中国近代航运史资料》第2辑下册，第1153—1154页。
（16）聂宝璋、朱荫贵，上引书，第1152—1153页。
（17）聂宝璋、朱荫贵，上引书，第1166页。
（18）聂宝璋、朱荫贵，上引书，第1161页。
（19）樊百川：《中国轮船航运业的兴起》，第478页。
（20）聂宝璋、朱荫贵，上引书，第1165页。
（21）聂宝璋、朱荫贵，上引书，第1166页。
（22）1902年在上海成立的商业会议公所，是中国最早的商会组织。1904年设商务局于各省，以前的商会组织，一律改称商会。因此中国商会之参加国际商会，是在18年或16年之后。
（23）本条系节录朱英先生的大作《近代中国商会加入国际商会的历程与表现》（见《光明日报》2005年6月14日）而成的。节录与注释如有不当，责在本人。
（24）本条标题借用闾小波先生的大著书名，该书1995年由三联书店出版。
（25）“蔓延最广”一语见胡思敬《戊戍履霜录》卷1，第18页。
（26）语见汤志钧《康有为与戊戍变法》，第195页。
（27）《时务报》第25册，第1664—1667页，转见潘光哲《〈时务报〉和它的读者》，载《历史研究》2005年第5期。
（28）同上。
（29）同上，第78页。
（30）同上，第83页。
（31）同上，第66页。
（32）同上，第66、70页。
（33）廖梅：《〈时务报〉三题》，见《近代中国》第4辑，第219页。
（34）原见汪诒年编《汪穰卿传记遗文三种》，转见廖梅上文，第219页。
（35）廖梅，上引文，第221页。
（36）廖梅，上引文，第223页。
（37）原文见张著《中国近代铁路事业管理的研究——政治层面的分析（1876—1937）》，1991年版，第4—5页。
（38）见《中国大百科全书》经济学卷Ⅲ，第1355页。
（39）《张之洞集》电稿。转见孙毓棠编《中国近代工业史资料》第1辑，第772页。
（40）Herald，1890年7月11日，第43页。
（41）张之洞电稿抄本，转见孙毓棠，上引书，第806页。
（42）张之洞电稿抄本，转见孙毓棠，上引书，第796页。
（43）据Taiwan Journal March 17,2006,2.National Affairs,《近代来华外国人名辞典》，第303页。
（44）刘铭传：《刘壮肃公奏议》卷6，第15—16页，参阅Consular Reports，1888年淡水，第4—5页。
（45）Consular Reports，1891年，淡水，第8页。
（46）Trade Reports，1890年，淡水，第321页。
（47）林准祥：《华洋珍本录》，第77页。
（48）林准祥，上引书，第77页。
（49）孙瑞芹等编：《近代来华外国人名辞典》，第155页。
（50）Herald，1896年8月21日，第301页。
（51）Herald，1899年3月20日，第471页。
（52）孙瑞芹等编，上引书，第155页。
（53）上引书，第155页。
（54）上引书，第155页。
（55）Herald，1896年12月18日，第1047页。
（56）本条目主要根据国内学者曹树基的《鼠疫流行与华北社会的变迁》，见《历史研究》1997年第1期以及日本学者饭岛涉的《传染病与辛亥革命》，见中国史学会编《辛亥革命与20世纪的中国》中册，第1472—1492页。谨致谢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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