复杂管理语境中的“三元”知识——问题、认识论与合法性，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认识论论文,语境论文,合法性论文,知识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理解复杂的组织管理问题需要更为精细、全面的知识研究。自1990年代以来，频繁而迅速的企业竞争性行为使得管理界日益保持着对知识问题的高度关注，有关学术争论也一直在持续中，主要论文内容包括：知识在管理领域是以何种方式呈现出来的，知识的类型是否限于隐性知识和显性知识，知识是如何改善组织管理绩效，新知识的不断涌现可能带来何种新局面，等等。表面上看去大多文献是实证研究的成果，但其后掩盖的深层问题却属于认识论范畴。Steve这样指出：认识论的研究领域基本问题是：对知识的探求是如何得以组织的？从根本上说，组织管理领域有关争议主要源于各方论者对知识特征判断的分歧，而对事实层面的认知差异最多只是个次要原因。对此，Hamel和Prahalad强调，研究不确定性、复杂语境下的管理问题时，需要特别关注管理者的认知等因素。当复杂管理语境过于集中于某个单一视角，实证研究结果或者其解释将会变得更加有限，甚至相互矛盾。因此，若要在研究上吐故纳新，首当其冲的是突破当前的认识论瓶颈，充分利用多元的研究方法，探讨各类知识之间的复杂相互作用，构建一个基本的认知图景和分析框架。 知识不是一个现成地摆在那里的标准。知识作为一种重要的组织资源和影响未来行为的潜在能力，其自我更新几乎从未停顿。这个事实说明，一方面不存在一种凝固不变的知识观，可作为硬性的标准来判决管理思想，另一方面，要在东西方管理的自我发展中抽取出那个隐然为知识划出界限的一致性。现实的情形是，对传统基础主义认识论批判的不彻底、重构理论自身的不融贯和未来重构路径选择上的不知所措，直接导致了其批判旨趣的放逐和重构诉求的无效。如此，对既有视角的得失检讨及综合就成为无法回避的工作。这就要求我们在知识思潮不断的历史流变中，找到那个通常据以判决管理思想的知识观，并将之变成追问的对象。而捕获这个知识观的先行工作，在很大程度上，是Polanyi之后知识管理史的主要贡献。回顾既往研究，可看到由于深受“主—客”二分思维定势的影响，诸多学者看到了“显性知识”和“隐性知识”之间有明确的界限，但并没有体认到“活性知识”在整个管理领域的巨大潜力和意蕴。事实表明，长期以来西方管理者并没有把自己提出的具有管理意义的命题在认识论上加以完成。其主要原因是，在那个时代，从认识论上完成这个命题的条件并不成熟。认识论问题的解决总是与管理的发展密切相关，在Drucher在世之时，科学的认识论框架基本上也还是属于“解释世界”(我们的目的是“改造世界”)的范式，也就是把管理研究的对象理解为与人的活动并不怎么相连的客体。直至杨百寅(Yang)关于三元知识理论的提出，其生发出来的动态、平衡的整体认识论打破了传统管理认识论的牢笼，将三元知识在管理领域的作用拓展和清晰定位推向了一个新的认识和研究平台。我们认为，只有在认知上对“隐性—显性”进行有效考辨，并在此基础上打破这种限制，形成一种包括语义更广、外延更深的知识概念，才能准确把握复杂管理语境下的知识问题。三元知识为不同认识态度提供了新视野，使得复杂管理语境下的三元认识论日渐繁盛，并能够在其大框架下进行规范的学术交流和概念构建。本文的目标并不是要致力于知识术语的抛弃，或者从古今哲学的角度提出“普遍原理”。因为对于知识的某种解释，既不是建构一个企业知识理论的决定因素，也不会引发研究者和实践者对于组织知识管理的兴趣。不过，仔细考察组织管理领域等文献所讨论的多种知识观点却是非常有用的。这有助于我们揭示管理领域自身问题频发的深层原因——人们并未彻底厘清知识的类型，同时未使三元知识赢得足够的重视。因此，如何系统地阐发三元知识及由此生发出来的认识论问题及其合法性，已经成为复杂管理语境下运行的一个基础性问题。 一、管理知识的二维观：问题与质疑 目前，管理界所面临的最紧迫、最重大的思想任务之一，是对知识的再透析。之所以这么说，一方面是因为知识在管理领域的崇高地位及其在管理中实践效应的巨大延伸，另一方面则是因为在这一发展过程中管理领域所面临的日益尖锐的挑战——这种情形可以被描述为知识的“普遍困境”：它正在成为一种能够被明显感觉到的普遍而深刻的知识缺失。这种缺失意味着：以往的或既与的知识样式已不再具有普遍的约束力了；虽说某些部分或片段依然在起作用，但缺少一种已然成熟的定型的、完备的知识形态，一种足以协调日益复杂的管理实践并使之获得自由表现的知识形态。正是这种普遍缺失的困境将知识的重新认识提到了思想面前。 由于认知的选择性，一些研究者往往专注于不同理论传统或不同理论假设的论证，并由此展开持续的争议，却忽视了中西管理环境之间的巨大差异。加之知识特征问题具有多样性或多元化，因此众多理论加入了这一领域的争论，甚至在探讨过程中，已经出现了某些新的本土化理论模型。虽然所涉理论或论点众多，然而借鉴Giddens的结构化理论的批判性思维，不难发现，现有的不同观点从本质上而言，主要是基于两者知识展开——隐性知识和显性知识。 在以这两类典型的知识主宰的管理领域，认识论问题是尤为重要的一环，所对应的两个主要认识论思潮是理性主义和经验主义。学者们早就注意到这种“二元”对立的思维模式，被用来象征对立的词语不知凡几，谈及对立关系的宏论更是辩证圆通。整体来看，它们之间的经典对立围绕知识以及如何获得、划分知识的问题展开，主要涉及如下四个方面：(1)知识的根本源泉是什么：是感觉经验还是理性的观念；(2)就管理实践而言哪种知识具有无疑的可靠性：是经验知识还是理性知识；(3)通过哪种方法或途径能够有效地获得企业所需知识：是经验归纳还是理性演绎；(4)人的认识能力是否是至上的，它是否囿于一定的范围和界限。知识分类问题是理性主义和经验主义之争的关键，把它看作区分理性主义和经验主义的分水岭是恰当的。Polanyi和Nonaka是在理性主义与经验主义思维模式的影响下，延续着传统管理较为成熟的二元认识论思想，这对后来管理知识思想发生了重大影响，也对当今时代中西管理的复兴具有特别重要的启示意义。 如果说Drucher的认识论是现代管理知识认识论发展的第一个高峰，那么Polanyi的知识二分法开始了管理的认识论转向。而Nonaka沿着Polanyi的认识论路径，认为知识不外乎两种类型：隐性知识(即感性知识)和显性知识(即理性知识)，但涉及具体管理时，隐性知识较显性知识更胜一筹，但隐性知识并不能独立为组织提供机会和应对挑战。这种二元知识同时俱现的认识论既是对西方传统社会分析的、理性的研究认识论思想的继承，又是对解释的、阐述的研究认识论思想的吸收和发展，从而将二元认识论在管理领域推向成熟的阶段。“二元”模式作为一种研究范式，主要诉求是在方法论上有所发展，突破认识壁垒，它在管理学的发展史上起到了一定的作用，甚至可以说有助于管理学披上合法的外衣。 学术界关于认识论问题的研究相当深入且广泛，如关于认识的辩证法、认识过程中的主客体问题、认识与管理实践、创造性思维研究等等，成果丰硕，见地新颖。但上述研究多倾向于对理性认识的研究，而对认识论中非理性问题的研究却显得不足。事实上，人类的认识活动是理性要素和非理性要素相互联系、双向互动的过程。离开非理性要素而单凭理性要素的认识，或者离开理性要素而单凭非理性要素的认识，都是不存在的。在管理实践中，由于对非理性要素的作用的忽视而导致的认识错误屡见不鲜。因此，在认识论研究中，只注重对理性要素的研究，忽视对非理性要素及其在管理活动中的作用问题的研究，是不全面和不可取的。这使得“非此即彼”的二元认识论问题遭到了质疑。 由此可见，在复杂管理语境中，“主—客”二分的思维定势存在着一定的局限性。首先，“主—客”二分只能分别对一些较为特殊的知识具有解释力。但从现实管理来看，这两种思维间存在着广泛的中间地带，这里空白地域亟须填补。其次，依赖于“主—客”二分思维的知识概念具有模糊性。我们对学者关于概念的定义及内容的阐述并无异议，但概念自身较大的伸缩性使得一些对立、相左的观点都可以在同一案例中获得验证，这就不利于学术探讨的深入和细化。受“主—客”二分的思维定势的影响，经过几十年的充分研究之后，现代管理学家对于“知识”(形而上学)认识意义的贡献较为有限，很难再提示出新意。当面对人、社会与自然三者之间的干系时，二元观固然帮助弥合已有研究中的宏观与微观割裂，抽象与具体对立的尴尬局面，并拓宽我们的理论观察视野，问题是，仅仅从“隐性—显性”出发来理解管理领域的知识问题，往往难以完全捕捉组织体现出来的复杂性。以至于，对于奠基于知识的管理认识论问题，在西方一直没有取得大的进展。实际上，从Drucher到Polanyi，从Hammer到Mintzberg，管理界一直囿于“隐性”与“显性”的讨论，但我们的目标是在学界探求管理进步的内在认识论问题，只有这样我们才能成功地对管理的变化过程有一个更深入的了解，而不是仅仅追求下一个管理时尚。单纯地比较显性知识与隐性知识的价值是片面的。其原因是，知识可以区分出不同的层次和类别，在这一点上，“隐性”与“显性”认识论的不足之处愈发凸显，特别是其只注重认识的感性和理性阶段而不求对认识的更深层次的把握。Goldman认为，认识论的使命是阐述我们的认知习惯，在复杂语境下，我们需要做的是改造和超越我们的认知习惯。从根本上说，“二元”对立模式无法涵盖或平衡我们所遇到的各种管理效应，束缚了人们对管理领域遇到新问题的创造性思考。因此，要立足于管理实践的内在要求，必须超越、革新“主—客”二分的传统，以解构的姿态代替对峙的锋芒。 在Habermas(哈贝马斯)看来，诸多学者的思想基础很大程度上是建立在主体和客体的区分，以及主客体相互作用这一经典的原则之上。如今，他觉得这个原则成问题。由于这一点在现实社会中得不到贯彻，他进一步发展了“主体间性”(inter-subjectivity)的理论，完成了对于“主—客”认识模式的突破。Habermas指出，理性是人的独立思考、逻辑推理和明智选择意义上的一种禀赋，它成为人类进步、社会发展的强大推动力。在管理领域，这样一种理性被用来把握管理的规律，并要求科学为人类改变管理服务。其结果是，理性同样导致管理价值的失落。不论是理性(意识)主体还是非理性(情感、身体)主体，都没有看到自我与他者、主体与客体之间的中介——交互主体性。从这一基本诊断出发，Habermas将知识分为三类：技术的认知旨趣(经验—分析的科学研究)、实践的认知旨趣(历史—解释学的科学研究)、解放的认知旨趣(具有批判倾向的科学研究)，从而在更深刻的本质上超越传统的“主—客”二分思维。 Habermas对解释复杂管理语境下的知识认识论提供了重要的思想成分。尤须注意的是，研究Habermas的思想，一般都是首先介绍他的认识论，接着不是捎带就是略微提及，或者干脆忽略其方法论。这种做法并不可取。原因很简单，Habermas的认识论和方法论是融为一体的。他最初崭露头角，靠的就是其方法论。正是因为他建立起了一套以批判和反思为核心的完整的方法论，他才能成功地论述其具有人类学倾向的认识论，从而在一个更广阔的思想空间内诠释我们这个时代复杂多元的管理认识论问题。 如此，近年来学者们(例如Yang)在知识研究中所关注的知识建构、类型特点、影响因素等问题，体现出管理领域“三元”研究方向的核心内容和发展趋势。学界围绕知识而产生的诸多争议和探讨在某种程度上体现了学术的张力和实践的需要，这有助于进一步理解复杂管理语境中的各种问题。我们真正需要的是从实践出发的一系列新鲜的知识概念，在这样的基础上建立符合实际以及可以和西方理论并驾齐驱的学术理论。这是一个艰难的工程，不是一个或几个人所能完成的工程，甚至不是一代人所能完成的工程，但我们可以朝着这个方向走，逐步建立从管理实践出发的知识理论。整体理论为研究提供一定的认知视角，但知识问题研究具有鲜明的多样性特点，我们希望通过展示这些学术上的争议和交锋过程来拓展理论的张力，利用理论的张力和认识论的合法性来促进管理学向前发展，因此要重视知识的多元价值，在此基础上兼容多元方法，以推进研究的拓展与深入。 二、复杂管理语境下知识再概括：基于“三元平衡”的思想推演 尽管一些学者对管理理论及知识管理中的方法问题做出了有益探讨，加深了我们对知识的理解，但大部分学者均致力于为管理提供大的战略思想和具体出路，对理解知识的方法论问题关注较少。对理解知识的方法论问题关注不够，无疑是知识行为研究长期裹足不前的一个重要原因。要对知识进行更加精细的研究，我们需要社会科学方法论的支持。当然，强调社会科学方法论不是要取代历史方法，而是为了相互促进，弥补不足。从方法论层面看，当前的知识研究存在以下几个主要问题：首先，缺乏一个系统的认识框架。大多数情形下，管理领域的知识行为都是复杂的，而要理解复杂的体系需要一个系统的认识框架。部分知识行为研究，特别是Nonaka对知识的研究，已经发展出了知识螺旋理论，在一定程度上弥补了以往的缺陷。然而在方法老套的基础上，此理论并未给出一个用于理解知识行为的实用全面的分析框架。构建一个理解知识行为的实用而全面的分析框架是知识行为研究领域的一个重要任务。其次，国内外知识行为研究领域的研究方法都相对单一，即过于倚重“主—客”二分法。虽然这种方法取得了令人瞩目的成就，但其无法涵盖所有知识类型而忽视了活性知识。最后，管理环境是瞬息万变的，因而知识行为也需要随着环境的变化而调整。 随着实践与认知讨论在知识研究结构中的比重日益提高，我们需要在理论与实践之间建立一种差异性平衡。更确切地说，上述知识研究存在的主要问题根源于理性主义和经验主义二元对立认识论——二元知识无法涵盖管理领域的所有知识，这不足以应对复杂管理语境下产生的多样性问题。组织需要使用多种知识管理方法和系统来有效地处理多样的知识形式和知识属性。随后在对传统“主—客”二分思维模式解构的基础上，Yang批判地继承了(而不是效仿)Habermas的思想成分，认为知识具有三个层面——感性知识、理性知识和活性知识，它们分别隶属于行为维度、认知维度和情感维度。就这三层知识而言，Yang尤其对三者之间的平衡共存和以“情感”和“价值观”表征的活性知识倾入巨大的投入和研究，认为传统意义上的管理只从感性主义和理性主义两个方面来论及知识，忽视情感方面的知识是非常不全面的。Nonaka曾宣称：企业的知识管理就是源于显性知识和隐性知识的不断汇谈。但Yang看到，“主—客”二分对立不能解释人的情感和价值观因素在整个管理中的影响作用，因而他把情感和价值观纳入管理研究领域，提出了一个能够说明“感性知识—理性知识—活性知识”三者统一、互动平衡的三元知识理论。 现存的很多理论倾向于从感知和概念的视角来定义知识，例如“人们在认识客观事物活动中的想象力，是在感觉、知觉材料的基础上，经过新的组合创造出新形象的能力，它是促使人们始料未及的事物出现的一种独特能力”，这忽略了以理想和价值观等为特征来表征的活性知识，几乎没有学者(包括Habermas本人)系统地、深入地探究这三种知识之间的张力及动态关联。Yang指出，知识是人类对从个人的熟悉度、认知的和精神的过程以及情感作用那里得来的对现实事物的认识和领会。这三种知识的对立性分别由三种不同的人类利益所驱动，每种知识拥有不同的属性和特征。相对于我们比较熟悉的前两种，活性知识依附于某种实体的个人情感，它是人类根据一定的价值观对周围事物所做出的一种情感体验或期望。这类知识反映在道德观、善恶观和是非观上，它是以价值观、抱负及理想为基础，以情感、态度、动机、伦理等为表现形式，以追求自由为目的，是对事物重要性的认识。 知识作为社会的建构还具有动态性的关联。理性知识建立在西方哲学史上占据重要地位的“主—客”二分思维的基础上，它关涉理性。理性知识一旦与感性知识割裂开来，或者如果缺乏同人类精神领域的联系，就会成为枯燥无味的数据或者无意义的抽象概念；感性知识建立在主体与客体相互关联的基础上，因而它是由参与者的互动而不断构建的同时发生的、类比的知识。倘若没有活性知识的支持，感性知识也将会成为无关紧要的实践；活性知识不仅是感性知识和理性知识互动的引导力量，而且是学习过程的开端和战略决策的起点。该种知识包括人们对自由和正义的追求，它通过价值和假设被推进。人们并不仅仅通过思想和行动来认知，而且能够获得有关他们情绪和情感的知识。如果没有其他两个层面知识的支持，活性知识就会成为反复无常、不可理解的情绪。在追求自由的过程中，活性知识通常通过伦理的责任而被评价，通过情绪的智力(或情商)被表明。可见，知识整体理论渗透着系统式的思维：每个知识层面既为其他层面提供了存在的条件，也能够转换或支持其他层面。随着认识与研究的深入，活性知识应当发挥更大的甚至核心的作用。这一倾向显然与笛卡尔的二元要求背道而驰，但它的生命力是不可忽视的。活性知识形成和引导了本世纪初以来管理(知识)典型的理论趋向和研究风格，在复杂管理语境中，它的作用越来越得到了学界的注意和肯定。 上述基于“三元平衡”思想推演的知识重新概括和解释，并非偶然。从20世纪后期的知识管理开始，西方管理思想的革命已经发轫，出版了多部内容、风格迥异，但却共同反映了一个时代问题的著作。这些著作说明人们试图对所面临的问题提供一个总体的描述和解答，也是对诸多失落的管理的概括、回顾和展望，它们并没有因其形式和内容的演进而受到曲解，相反，给后来的管理者和实践者以希望。只是当时西方社会还没有多少人像杨百寅教授这样对后现代社会中管理的重要问题有所深刻地洞见。杨百寅教授认为，现代管理充分显示了人类的智慧和能力，但当人们陶醉于所取得的管理伟大胜利时，却突然发现自己深深陷入了人类历史上从未有过的发展困境与生存危机。这些困境与危机也暴露出理性甚至是二元模式的局限，迫使人类对自己管理活动的认识论进行全面反思。 三元知识理论正是在这种时代环境中孕育产生的。在某种意义上，将此思想视为标志着从20世纪后期到本世纪初这段时间管理领域所产生的现象的特征并不为过。这种科学的探讨是先从细部开始，然后一步一步地加以综合，尽管在综合过程中所发生的有机联系是复杂的，但是具体的分析性研究是综合的基础。三元知识理论的外观通常引发人的错觉，以为这是一种晦涩的思想。它不是一部管理著作，而是管理实践的思想火花，是对现代知识管理社会命运富有成效的反思。三元知识理论在对传统感性知识和理性知识重新阐发的同时，独具匠心地将活性知识纳入管理的时代问题，它是整个管理史上一次适宜的突破和革新。总体来看，基于“三元平衡”思想推演的知识理论是以批判地继承方式直指复杂管理语境下的窠臼展开分析。这种适宜的批判一方面被视为管理赋予自身发展的认识诉求，另一方面作为管理的精神品格成为了一个引人注目的现象和聚讼纷纭的时代课题，在此基础上提出的知识整体理论，无论是杨百寅教授的支持者还是他的反对者，都由衷地承认它是管理学界不可轻视的、开创性的思想之一。 三、管理认知的重新划界：三元融合的认识论及其合法性 如果说管理是一种“历史性”的活动，那么“认识”就将成为管理最为根本的存在方式和精神气质，成为始终与人的存在相伴随的、永不终结的开放性活动。这为我们回应、深入理解管理在当代社会与理论语境中的恰当定位和功能、确立管理认识论的当代合法性，提供了重要的依据。许多国外学者认真讨论过感性知识与理性知识的关系问题，说明它们对认识论问题格外重视。Graig认为，管理活动的解释离不开知识概念(包括知识属性)的价值，换言之，我们对概念的解释只有通过评价知识概念的价值才能获得。遗憾的是，长久以来，理性被看做是人类的本质属性，而情感作为一种身体对行为在生理反应上的评价和体验，一直被视为人类灵魂或精神存在的基础。20世纪末，情感现象及其与其他认知过程的相互作用构成了当代认知科学研究的前沿领域。关于灵感、顿悟、信仰、信念等非理性认识形式的关注，无疑对当前人们的管理实践有直接的意义。 相对长的时期内，研究者试图从不同的角度论及隐性知识和显性知识，却没有认识到以情感、价值观标榜的“活性知识”。究其原因，西方管理学家认为“主—客”二分的思维方式所揭示的隐性知识和显性知识囊括了所有知识，即使存在其他类型的知识，也一定是为人们的感性认识和理性判断所统摄。与他们不同，杨百寅认为知识当中涵盖人类对精神过程和情感作用那里得来的对现实事物的认识和领会，理所当然，它应该根据人们的价值和情感来理解，而这必然涉及活性知识。在三元知识理论中，杨百寅教授用整体思维克服了传统认识论的机械性和直观性，深入到连接主客体关系的中介环节，主体和客体自身的历史文化的丰富规定性以及主客体之间的多向度、多层次的关系，为我们构造出一个全新的认识框架，并系统地阐释可能发生的各种管理活动，尤其是对企业未来战略发展起着重要指导作用方面的知识。他明确表示，现阶段的知识理论体系还存在着较大的缺陷，而其缺陷的根源在于对其自身的定位。面对目前管理研究的多元化局面，立足于学科发展的内在需求，必须形成和创建管理知识研究的新路向。他敏锐地察觉到能对企业带来价值创造的活性知识就是新知识的重要来源。如果说显性知识和隐性知识的互动作为一个知识运用与知识创造的综合过程决定了组织的创新与应变能力，那么活性知识的重要性在于它从根本上决定了企业核心价值观与共同理想的形成，从而影响企业的战略发展方向。活性知识是对战略和愿景的向往，以价值(组织存在的意义与使命)追寻为核心。虽然这种知识谈不上是为管理立法，但其重要性是不可置疑的。它的出现，一定程度上为企业提升核心竞争力和获得可持续发展提供了有力的支撑，并打破了知识管理原有框架模型的束缚，使管理在知识经济时代向着更高更深的层面拓展。 在建构知识认识论模型的历史演变中，“三元平衡”是三元知识理论的最好见证。这不仅突破了多年来管理史上以隐性知识和显性知识为中心的研究框架，而且将对三元知识理论表达自身的基本层次和层面的详细探究铺展开来。虽然“三元平衡”不是杨百寅教授的首创，但是将此运用于管理领域的第一人。我们经常听人这样说：你需要看看硬币的另一面。实际上，硬币有三面：正面、反面和边缘。这种类比正好适用于三元知识理论中三种知识的概念。倘若硬币的正反面分别代表了感性知识和理性知识，那么边缘体现的就是活性知识，而现实企业管理中人们恰恰忽视了硬币边缘所代表的活性知识。杨百寅视“三元平衡”为最平衡、最稳定的结构，他将感性知识、理性知识和活性知识纳入一起，既客观地分析了三者的差异，同时又阐明了它们之间的融合，从而戳穿了原有知识管理认识论上的屏障。他在探讨三种知识的存在关系时认识到活性知识与众不同的价值，进而把人的因素拉回管理的情景之中。由于更多的知识成分越来越注重人与组织和其他情感因素的重要价值，这就再次充分证明活性知识以及“三元平衡”认识论在管理领域的不可或缺性和存在的合法性。 三元知识理论在暗示，有效的管理必须注重对“一分为三”认识论理念的运用，与其说要保证三种知识之间的平衡，不如说要以活性知识的巨大作用为契机，在整体思维方式上合理利用三元知识的融合为企业提供有益的服务。更何况，它通过运用整体思维加快了管理创新的进程这一点，在研究者和实践者看来是有目共睹的。它不只是为了从主体间性理论的角度建立一个更普泛管理知识概念，而是要把它与已经不适合今天管理的老套理论分离出来，通过注入新鲜的、有生命力的活性知识元素来揭示管理历史的发展逻辑与演化趋势。对知识的这种三分认识，杨百寅教授的初衷在这里并不是批评某些人的具体思想，而是试图通过这种划分打破传统的惯性思维，消解主体与客体之间截然对立的局面，同时唤醒人们对三元知识尤其是对活性知识(涉及价值、道德、自由等)更深的认识。当然，杨百寅指出“主—客”二分在知识管理领域的不足，同样不是蓄意彻底否定隐性知识和显性知识的存在及其意义，而是在此基础上比前人走得更深更远一些：他的三元知识理论覆盖了管理领域知识的多个方面，对西方研究者来说，他是具有典型的中国式管理思维风格及整体性思维技巧的主要解读者之一。杨百寅教授敏感于管理的变化，始终强调管理语境变化是其他一切变化和革新的前提与基础，而作为对管理变革的回应必然是创新。突破传统范式，不囿于成见，引进新知，变革价值观。在这个意义上，我们看到了知识整体论不失原创性，三元知识的融合为解构传统知识史论走出了关键一步。 知识论的“融合论”(coherentism)认为：“辩护没有什么非信念的来源；所有辩护都来自其他信念。诸信念通过互相‘倚靠’，从其他信念那儿获得辩护的支持，就像用纸牌搭成的房子那样，相互支撑。”复杂管理语境下的知识，需要绽放多元融合的魅力。虽然我们目前还不能对知识的新形态(三元知识)做出非常明确的论断，但它们绝不仅仅从属于一般形式上的知识分类，也不是可以任意罗列或增删的，它们是在复杂管理情景下得到揭示和证明的。今天的多元管理环境无可辩驳地表明：隐性知识、显性知识和活性知识不仅构成整个知识管理领域的三个本质重要的定向，而且形成一个各种知识在其中展开和演化的基本结构。在复杂多变的环境中，三者在管理上不断展开着对话、碰撞和争论，采取各种形式的联合与冲突；虽说其间总是存在着各自力量的消长取舍，但却始终保持着一种积极的和强大的张力。不难预料，如此这般三元一体的平衡状况将持续下去。 在对管理知识重新划界的同时，我们清晰地看到，这种管理认知从总体上说不是一种研究认知的技术，而是一种认识论研究的综合方法。这种综合方法给我们提供了一种结构化研究方法的启示。结构化研究在复杂语境下是管理认识论研究的一个巨大进步，而三元知识整体融合的认识论则是一种富有成效的尝试。因此，对管理知识认识论的恰当理解不能简单地放在某种路径下，而应将之视为整体融合三元知识理论定位的一种新的对话平台。综上所述，就整个管理的情境而言，隐性知识、显性知识和活性知识这三种知识本质地包含在其融合的必要性之中，也使三元平衡的认识论赢得了在复杂管理语境中存在的合法性。这种平衡和融合之所以成为管理的必然，是因为时下的管理精神必以其自身的实践为基础；这种知识融合的真正基础已经先行地体现在我们的管理实践中，体现在由实践所生发出来的各种管理问题中。因此，当今复杂管理语境本身就是一种知识的“融合”，这种融合是现代管理的成果被批判地、积极地占有，并因而也实际地构成三元知识认识论发展的现实基础。 四、批判的效力：三元知识在管理领域的积极尝试及价值 复杂管理语境下的知识问题是时下管理界研究中的关键一环，已有研究已进行了有益的探讨。从相关研究内在理路切入，我们发现现有研究大多依旧沿着“隐性—显性”视角两个方向延伸，这两类文献不但在研究思路上相互对立，而且在研究结论上也多有牴牾，鲜有交集。因此，超越二者的抽象对立并建立新的研究路径已成为一种趋势，而本文正是在这样的背景下的尝试和努力。 对管理领域知识二维特征的描述固然是重要的，但更重要的是对复杂语境下管理知识的“解释”，即为何会出现“三元平衡”现象和特征。就知识活动的系统结构论研究来说，三元知识的出现克服了传统认识论局限于从二维模式对管理活动过程进行描述性分析的缺陷，借此将认识活动过程细化为三种知识所构成的平衡系统来进行考察，这无疑拓展了管理认识论研究的视域。我们相信，应该是某种定律造就了新的理论认识，因而在分析工具的选取上，我们特别注重那些尽可能地超越管理背景的框架。虽然我们不排斥规范性概念，但是特别强调理论工具在分析取向上的“平衡性”或“中立性”。为此，我们引入了复杂管理语境下的“三元平衡”的分析概念——感性、理性与活性，在超越主客对立的知识运作平台上，构建了一个专门针对当下复杂管理语境下的、较为合理的逻辑分析框架，并据此延展出一些可贵的认识论问题。此外，在应用这一分析框架时，我们也尽量避免使用臆断性的猜测或者断言，而是以已有的经验实证研究为重点来展开讨论。因此，三元知识理论绝非纯学术方面的需要，而是管理批判活动的需要。即使在“纯学术”的语境中，三元知识理论往往会被曲解。只有准确地领悟贯穿三元知识理论中的以提升管理效率为主旨的实践应用精神，才能正确地认识和把握三元知识的基本旨意。 如何在知识的纷争中取得一种(三元)平衡的状态，认识论是一个关键性的视角。学术研究最终要与管理实践联系起来，包括不能将对管理模式的研究作为反映个人的组织经营理念，而对以往的认识论置之不理，只有通过实践认识建立起来的知识结构去指导日常管理决策，才不会使研究者成为一个追随理论扩散潮流的人。众多管理大师的经验告诉我们，科学知识的积累并不意味着一个学科需要积累理论和发现，而是需要查明、更重要的是认识并废弃那些薄弱的理论，并用更强大的理论认识加以取代。由此，认识论规范研究知识边界和合法性，并对管理的演进具有至关重要的影响。 从某种意义上说，在全球都在解构的笼罩之下，启蒙性地探索——即批判传统，显示出了可贵品质。正如问题本身仍然在很大程度上被遮蔽着一样，那个试图触动问题的思维框架虽然为人们所赞成或反对、所肯定或否定，却并没有从根本上受到管理的批判。批判本来的或基础的含义是：澄清前提和划定界限。批判的力量不会长时期地被用于自我解释而产生的假象所迷惑，并且不会脱离批判的力量赖以存在的有限基础。当然，要指出的是，管理传统里也还有着并驾齐驱的思想线索，尤其是由隐变现的思脉。三元知识绝不像“法兰克福学派”那样的哲学批判，而是管理批判，也是管理的改造和重建。虽然这实际上是没有得到全盘认可的思想火花，却批判地清理和解构了西方管理中众多的基本问题。当我们将时代的精英谱系与管理史上的思维模式疏通之后，会发现“三元平衡”是个返璞归真的过程。而对于“互动与平衡表征的整体性”模式——旨在提供一个对正在呈现的管理现实的分析框架来说，这样的批判工作似乎还没有被认真做过。但无论如何，当我们在强调二元思维过程时，不应忘记“三元互动与平衡”是时代的新主题，并与这样的时代管理精神同呼吸共命运。 可以确信，三元平衡的认识论对管理科学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在复杂管理语境中，强调“批判”作为一个重要的“黄金分割点”，使西方二元论思维获得一个立足于三的支撑点。从管理史的意义上说，三元知识理论意义不可小觑，这其中包括：一是在知识域扩张过程中慎重处理各种思想资源的冲突；二是在知识的探求过程中力求建构和批判思想活动，两者都以其互补性的实践与理论思考做了最好的证明；三是在思维模式上努力追求一种致思的可能，尤其是以“一分为三”思维去平衡事物。故此管理主流语境基本上冲破了二元对立的束缚，其独特的“三元互动与平衡”系统提供了特别的管理思想资源，这显然可见。 应该承认，即使关于复杂管理语境下的知识问题在本文中得到推进，将“三元平衡”运用于有关命题推导仍然是一种尝试。然而，这些“不足”却在纵横两方面预示着复杂管理语境下知识问题的新“研究纲领”。从现实视角来看，管理知识问题的“三元平衡”绽现了强大的生命力，而且未来发展的方向取决于各个语境中何种理论逻辑将占据主导地位。我们认为，管理领域应该充分发挥自身现阶段拥有的主动功能——三元知识，创设有利于各种管理理论及逻辑间互相促进、融合而非强化相互抵触的基本框架；还应逐步转变现阶段过于强调“主客”二分的管理体系，防止不利于组织健康发展的理论逻辑成为主导。组织应当审视三元知识的平衡点，寻求适合于自身的发展空间。就此而论，强化以“三元平衡”为根基的管理认识论，是当代复杂管理语境下最重要和最迫切的认知课题。 对知识的深入研究是维系管理基业长青的前提，然而知识是复杂的体系，面对这样一个复杂体系，我们需要在全新的认识论基础上重新审视、透析现实管理中存在的问题，促使三元知识与管理的联姻。透过“知识”这一重要媒介，将管理领域存在的问题呈现出来，打开了与以往不同的看待管理世界的认识图景，并且在对管理事业的全新构建和合理组织的基础上，更优化了认识资源。事实已经表明，传统西方知识管理的实质或基本运动就是隐性知识和显性知识，它不是由那一个人独自提出的观点和学说，不是与西方启蒙运动并列的思想潮流，而是西方管理学家命运的基本事件。作为一个世纪的产物，于今它的展开在某种意义上说是管理的桎梏。三元知识理论能够在哈贝马斯的三种认知旨趣说中找到哲学维度上直接的内在依据和理论支撑，它对自笛卡尔以来传统的管理模式(即“主—客”二分)质疑的基础上，将“一分为三”的理念重新建立在一个新的土壤之上，从而使“三元平衡”的认识论在复杂管理语境中赢得了合法性。从这一点上来说，本文立足复杂管理语境中围绕着三元知识认识论及合法性的分析框架展开剖析，有着重要的现实和理论意义。 在知识对管理导向作用日益凸显的时代，企业的经营获得将不得不更多地倾注活性知识的重要性，虽然这种知识不能作为企业管理的主旋律来对待，但它无论如何在探寻管理的整个运思之路上是不可或缺的。这种知识蕴涵着对未来战略管理的美妙设想，为企业重组管理提供了新的基因。三元知识理论就是从知识着手切入管理问题(反映出该理论对现实管理问题的解释力)，实际上是把管理本身建立在三元知识的基础上，从而在后现代社会推动了管理向更高更深层面的演进。三元知识内容的丰富性从另一个侧面对复杂管理语境做出了强有力的解释：当前知识研究中的一个特点是对某一类知识过于关注，从而忽视了对多元“融合”或“平衡”的研究。我们的理想是，能在复杂管理语境中利用三元知识——把三元知识转化为管理行动——改变和规划我们的认知、环境与工作实践。从学术积累的视角看，加强对三元知识的研究可以突破当前的局限，从而产生新的理论增长点和实践效应。标签：认识论论文; 三元论文; 隐性知识论文; 理性与感性论文; 认知发展理论论文; 理性选择理论论文; 二元对立论文; 认知过程论文; 二元结构论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