试论费孝通的小城镇发展思想
傅 扬
（中国政法大学 马克思主义学院，北京 102200）
摘 要： 费孝通的小城镇发展思想可以追溯到20世纪30年代在江村做调查的时期，他通过实地研究，并且根据中国人多地少的客观现实，以及农工相辅的历史传统，提出了优先发展小城镇的主张。此后，由于各种原因，他在这方面的研究没有深入下去。直到20世纪80年代，费孝通的小城镇研究正式开启，他几乎走遍中国大地，对各地的小城镇进行了深入细致的研究，提出了小城镇的发展模式和发展层次问题。费孝通的小城镇发展道路的设想，对于当前新型城镇化建设，以及如何培育中小城市具有重要的参考价值。
关键词： 小城镇；费孝通；新型城镇化；模式；层次
对于中国的城镇化问题和城镇发展，费孝通是一座绕不过去的高山，他的研究有其独特的视角和方法，精辟的见解与主张，不同寻常的远虑和前瞻，至今值得我们关注并反思。
1984年，费孝通在《
望》杂志发表《小城镇 大问题》一文，标志着他的小城镇研究正式开启，此后十余年的时间里他从东到西由南到北几乎走遍了中国大地，对各地的小城镇进行了深入细致的研究。他指出，中国应优先发展小城镇，这是适合我国国情的城市化道路，小城镇是城乡之间的纽带，是中国工业化、现代化进程中的“蓄水池”。无疑地，费孝通的思想是顺应当时社会的发展的，有其时代特征，但在当前的新型城镇化建设中，仍然具有现实意义和参考价值。
其实，费孝通关于优先发展小城镇的主张早于20世纪30年代在江苏吴江的开玄弓村（学名：江村）进行实地调查时便已埋下伏笔。
1936年，费孝通来到江村进行实地调查，当时他的姐姐费达生正在该村帮助农民学习如何在机器上剿丝，并且她在当地建立起了生丝精制运销合作社。可以说，这是最早的现代技术和管理进入农村的实例。费孝通敏锐地嗅到了这一事件所蕴含的对中国工业化和城市化的意义。随后在云南的调查中，他进一步明确了自己的观点，提出中国应该在乡村中建立现代工业，而不是像欧美国家那样走“都市工业化”的道路，为此他还与吴景超先生展开了论争。吴景超坚决主张“发展都市以救济农村”[1]。费孝通则认为，都市工业吸收人口的过程非常缓慢。以美国为例，“美国农业人口由全国人口的80%降到40%整整经历了六十年。”[2]而当时中国绝大多数的人口在农村，农村又处于瘫痪的状态，根本等不起；其次，中国农村本来有农工相辅的传统，正是这种农业和手工业的配合，才可以使农民过上“不饥不寒的小康生活”。到了近代，由于西洋工业的竞争，手工业受到冲击，小康生活无法维持，若发展都市工业，那农民将会更加无路可走。另外，从城市方面来看，城市工业生产的产品需要广阔的市场，如果农民的收入很少，除了满足基本的生活必需，没有剩余来购买工业消费品，那么城市工业也不能健康发展。
此后由于种种原因，费孝通关于工业下乡的设想没有深入探究下去。而他在1957年被划为“右派”，更是失去了进行实地调查的条件，直到1980年代初，费孝通的学术和政治地位得以恢复，才重新开始农村调查活动。1981年，他在三访江村时，发现江村由于开办了集体小工厂，个人平均年收入位居全国前列，这似乎印证了他年轻时所做的构想。此后，他便把研究的重点放在乡镇企业和小城镇发展上，对各地的小城镇进行了深入细致的调查。他调研的路线从吴江县的村镇逐渐扩展到江浙两省，乃至于全国，对小城镇的“类别、层次、兴衰、分布、发展”做了深入的研究。
费孝通不仅区分了小城镇发展的不同模式，还提出了小城镇的层次说。小城镇的发展参差不齐，应将其划分出层次。但在划分层次时不应以小城镇的人口数量为标准，而是以商业作用为依据。每个小城镇作为商品集散中心，它的商品销售有一定的范围，俗称“乡脚”，“乡脚”大的小城镇层次高，“乡脚”小的层次低。但是，这并不意味着在一个城镇中所有的商品“乡脚”都是一样的，像油、盐、酱、醋等生活必备消费品，则无论城镇的层次高低，它们的销售范围都是在附近约1公里的范围内，而像锅、炒勺等耐用消费品销售的范围则要大得多了。“乡脚并不是以镇为中心的一个清晰的圆周，每一种商品都有各自的乡脚，所以一个小城镇的乡脚由许多半径不等的同心圆组成。小城镇层次的划分实际上决定于它们乡脚的大小。”[3]划分小城镇的层次可以让我们把小城镇和农村之间的商品流通环节搞清楚，一件工业品经过怎样的中间环节到达农民消费者的手中，农副产品又通过什么渠道转运给城镇消费者，每一个环节对商品流通起到什么作用，流通过程中有没有阻塞的地方，如何打通？小城镇与乡村之间的经济发展是互相影响、互相作用的，在小城镇建设中要时刻关注它与乡村之间的经济联系才能做出合理布局。
在调研的过程中，费孝通进一步明确，中国的城镇化不能跟随西方发达国家的步伐，要找到一条适合自己国情的道路，我们应选择优先发展小城镇，而这“并不是从理论上推论出来的结果，而是农民群众在实际生活中自己的创造”[3]。1949年以后，中国的小城镇大多经历了一个衰落的阶段，主要是由于计划经济时期小城镇的功能走向单一，它主要是作为行政中心而非商业中心而存在，失去了商业中心的地位，便也留不住人口，小城镇因人口流失而衰落。直到20世纪70年代末，农村不再以粮为纲，搞单一经济，尤其是有些地方办起了乡镇企业，各地的小城镇便有了复苏的迹象，甚至于兴旺起来。但由于各地所处的地理位置不同，所具备的历史、文化、传统不一样，以及拥有的外部条件的差异，势必要经历不同的历程，采取不同的路径。费孝通主张用“发展模式”来概括各地不同的道路。例如，在苏南农村，公社制度取消以前，便有社队企业，农民利用社队积累的集体资金和乡村中剩余劳动力兴办工厂，并进而创造了经济奇迹，费孝通称其为“苏南模式”，并总结出“无工不富”；而对于温州来说又是另一番景象，温州人可说具有做买卖的基因。改革开放以后，温州人靠着木工、裁缝、修鞋、弹棉花等手艺到全国各地去打零工，积累了资金，带来家庭工业的繁荣，然后依靠运销网络将家庭作坊的产品卖到全国各地，创造了“无商不活”的“温州模式”。此外，珠江三角洲由于比邻香港，受到香港经济的辐射，利用香港的资金、技术和管理促进经济发展，形成了特有的“珠江模式”等等。发展模式的提出有利于对各地进行比较研究。从比较之中既能发现各地区间的相同之处，但重点在于找到各种模式的特点，并且“找出模式由以存在的根据和促成模式变动的诸变化着的构成要素”[3]。小城镇建设不能搞“一刀切”，要因地制宜，合理规划。
法国赛努奇博物馆所藏人物画是赛努奇早期中国绘画收藏的核心，集中体现出赛努奇本人对中国绘画的趣味和观看角度。统观其收藏的中国人物画作品，在时代上集中于中国明清时期；在题材类型上主要是民间传说或是佛道故事中的人物，如钟馗、麻姑和神仙道佛等；在技法上主要是别具特色的指头画；在形制上皆尺幅较大，以适合中堂悬挂的立轴为主。其实技法、形制上的特点皆是与题材的世俗性相互连接的，与赛努奇对中国人物画收藏倾向的特点是相辅相成、互为表里的。
改革开放之初，费孝通提出优先发展小城镇的主张，他为中国设计了一条不同于西方发达国家的由小城镇—中小城市—大城市或特大城市的发展道路，这样的道路设计为的是避免西方国家在都市化进程中的问题和困境，减小社会转型、社会变迁中的阵痛与冲击，使得农业和工业、乡村与城市在现代化的进程中协调发展、共同繁荣。而今，三十年的时间过去了，中国小城镇的发展并没有亦步亦趋地沿着费孝通设想的道路前行。小城镇在20世纪八九十年代确实有过一段辉煌历程，也有些小城镇成长为中等城市了，如费孝通的家乡吴江县的盛泽镇。但绝大多数小城镇的发展不尽人意，尤其是21世纪以来小城镇的发展可以说是落后了。“20世纪90年代初，我国小城镇人口占城镇总人口的比重最高，当时曾达到27%，约8 100万人；到2010年，小城镇人口占城镇总人口的比重已降到了20.7%，约1.38亿人。全国1.9万个建制镇建成区平均人口只有7 000多人，还不如大城市一个社区的人口多。”[4]
天成控股4月12日晚间召开内部会议，认定2016年业绩亏损已成定局，21日收到瑞华所的审计报告。在这之间的4月17日至19日，潘某实际控制的证券账户连续3天集中卖出所持天成控股475.8万股股票，卖出金额4727.76万元，占此3天成交额总额的11%，平均每日卖出股数和卖出金额分别较先前放大了17倍和14倍。
为什么小城镇的发展踟蹰不前呢？难道它的出现只是一个偶然？工业化只能在城市中展开，城市化无法经由小城镇完成？这些问题值得我们深思。如今，截至2017年底，我国已有超过8亿的人口生活在城镇，城镇化率达到了58.52%，城镇化的速度不可谓不快，可是，城镇化进程中的问题也不可谓不多。一些城市已患上了城市病，空气、水污染严重，交通拥挤、社会矛盾激化；而且城乡之间、东西部城市之间差距不断拉大。这样的城镇化是不可持续的，迫切需要改变。
党的十八大明确提出了“新型城镇化”的议题，所谓“新型城镇化”就是要解决城市社会问题，提升城镇化的质量内涵，它的核心是人的城镇化，它的目标是实现城乡一体，协调发展。在“新型城镇化”战略部署中，小城镇仍然是其中的重要一环。2017年十九大报告更是明确指出：“要以城市群为主体构建大中小城市和小城镇协调发展的城镇格局。”由此可见，小城镇仍然是大问题。
不管怎样，小城镇已风光不再，它在发展中遇到很多问题，也受到一些学者的诟病，它能够在“新型城镇化”中发挥其应有的作用，重新出发吗？对这个问题的解答恐怕不是理论探讨可以解决的。费孝通在提出小城镇发展战略时是经过深入的调查研究，适应当时时代的发展的，并且随着中国社会的变迁，他不断地修正和丰富自己的理论。历史发展到今天，实事求是、深入细致的调查研究应该还是小城镇研究的不二选择，搞清楚小城镇面临的新的形势和挑战，明确它的地位与作用，了解它的优势与弱点，找到它的出发点和生长点，积极稳妥地促使小城镇健康发展。
（1）国忌日分，有无乐社会。恃田乐、乔谢神、乔做亲、乔迎酒、乔教学、乔捉蛇。（南宋·西湖老人《西湖老人繁胜录》）
参考文献：
[1] 吴景超.第四种国家的出路[G] //吴景超文集.北京：商务印书馆，2008：65.
[2] [美] 大卫·阿古什.费孝通传[M] .董天民，译.郑州：河南人民出版社，2006：125.
[3] 费孝通.中国城镇化道路[M] .呼和浩特：内蒙古人民出版社，2010：35-258.
[4] 李培林.小城镇依然是大问题[J] .甘肃社会科学，2013，(3)：2.
中图分类号： F291
文献标志码： A
文章编号： 1673-291X（2019）07-0143-02
收稿日期： 2018-10-08
基金项目： 北京高校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研究协同创新中心（中国政法大学）阶段性成果
作者简介： 傅扬（1968-），女，吉林长春人，副教授，硕士，从事马克思主义发展史、中国新型城镇化研究。
[责任编辑 刘 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