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供给、需求曲线变动看1914-1925年中国棉纺业的繁荣与萧条，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棉纺论文,萧条论文,年中论文,变动论文,繁荣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棉纺业是近代中国第一大支柱产业，20世纪中国近代工业化的象征，无论是工厂数量、资本额、工人人数还是产值历来都高居榜首，近代不少行业的荣枯往往以它的消长盛衰为进退。因此，近代史研究从不缺乏对它的关注，其中对1914-1925年上半年中国棉纺业繁荣与萧条成因的看法，史学界长期流行的观点是：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由于帝国主义国家忙于世界大战，无暇东顾，获得了喘息的机会，从而飞速发展，空前繁荣；战后帝国主义卷土重来，民族棉纺业便步入萧条时期。
这一观点有这样几点值得探讨：首先，第一次世界大战仅限于欧洲，欧洲帝国主义国家忙于战争，无暇东顾，但美国、日本并未参加战争，在此期间，美、日对华贸易额大幅度上升，说明并不是所有帝国主义国家“无暇东顾”；其次，中国棉纺业的战时繁荣并未随第一次世界大战的结束而告终，一直延续到1922年；再次，如果战后萧条是因为帝国主义“卷土重来”，那么在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到第二次世界大战爆发期间，并没有资料表明帝国主义势力在中国撤退了，为什么中国棉纺业在1925年中期－1926年又获得了短暂发展，1929-1931年形成第二个发展高峰，1936年秋-抗战爆发摆脱衰退，1938-1941年再度繁荣？我们不妨来看看中国历年棉纺织品进口统计：
1913-1932年中国棉纺织品进口统计情况
资料来源：陈真《中国近代工业史资料》第4辑，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61年版，第312-313页。
*此处数据已修正。
上述统计资料表明第一次世界大战后帝国主义“卷土重来”仅限于棉织品。棉织品进口从1919年开始明显回升，较1918年上升了33.29%，比大战爆发前一年1913年增加20.48%，1920年继续攀高，比1913年多进口1/2强，除了1932年大幅度下降外，其余年份棉织品的进口量不仅比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要高，还超过战前水平。
棉纱、棉线的进口则不然，第一次世界大战时期有所下降，如1914-1916年，年减幅不到10%，1917年起有较大幅度的下降，1918年的进口量仅为1913年的42.65%，这是战时进口棉纱、棉线最少的一年，但并不是历史的最低点，进口的最低值并不出现在战时，恰恰在战后。战后棉纱、棉线进口继续呈下降态势，1919-1922年的进口量相当于1913年的45%-53%，虽略高于1918年，但仍大大低于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其余年份的进口量，1923年进口的棉纱、棉线跌至1913年的30%以下，1928-1930年更猛降至1913年的10%以下，1913年创下底量，仅为1913年的6.28%，减少到几乎微不足道的程度。以往的论著往往大量引用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及战后初期棉纱、棉线进口减少的统计资料，以此为论据说明帝国主义减轻了对民族棉纺业的压力，而对战后棉纱、棉线进口大幅度下降的事实则避而不谈，这种断章取义的做法是不可取的，而对战后全部棉纺织品进口笼统地下“帝国主义卷土重来”这样粗线条的断语更是不符合历史事实的。
所谓帝国主义“无暇东顾”与“卷土重来”的观点只看到了国际政治经济变动对中国工业发展的影响，而从根本上忽视了研究中国棉纺业内在供给、需求规律的运行，从而也就无法全面、准确地解释1914-1925年中国棉纺业的发展变化。第一次世界大战后中国棉纺业出现萧条，除了国际原因外，主要与这一行业在战后初期盲目发展，过度、过速扩张有关。发展过度，导致供求关系严重失衡，必然会调整，这也是重建均衡、回归理性的过程。本文试图从中国棉纺业的原料－棉花的供给需求曲线和产品－棉纱、棉布的供给需求曲线角度对中国近代第一大支柱产业在1914-1925年上半年的盛衰作一探讨，并对帝国主义“无暇东顾”、“卷土重来”等传统观点中合理的内涵予以新的解释。
一、供给、需求曲线移动与1914-1922年棉纺业繁荣
（一）1914-1922年棉纱、棉布供给、需求曲线移动
本阶段棉纱、棉布需求大增，表现在两个方面：第一，国内需求扩大，主要得益于19世纪末20世纪初大规模的铁路兴建运动，仅1902-1912年，共有中东、胶济、平汉、京奉、沪宁、京张、沪杭、滇越、广九、津浦、陇海路汴洛段等11条铁路通车。1895年中国几乎没有铁路，至1913年铁路里程已达6000英里以上。铁路在运输速度、运载数量和运输成本方面所体现的优越性是以往任何传统运输工具所无法比拟的。铁路运输扩大了中国国内市场容量，提高了社会购买力。由于铁路的通行，大量的机制棉纱、棉布可以以较快的速度、较低的运输费用运往内陆腹地、乡村边陲，国内机制棉纱、棉布的消费量因此成倍增长。中国开始较充分地享受铁路运输成果约在1914年，这一年爆发了第一次世界大战。第二，世界大战发生后，国际市场纱、布需求旺盛，中国棉纱、棉布出口急剧上升。1914年棉纱出口较上年增加2578匹，增幅达201.88%，1915年更增加到20158匹，是1913年的15.79倍，1916年与1915年相比稍稍有所下降，1917年出口再增至1913年的21.62倍，以后又屡创新高，1920年达69594匹，是1913年的54.55倍，1921、1922年有所减少，但仍分别为1913年的20.22倍和30.35倍。
世界大战对中国棉布出口的影响从1915年开始，该年出口额增加到1913年的4.5倍，1916年骤升至29301匹，为1913年的48.43倍，1917年在此基础上再增一倍，本阶段棉布出口以1922年为最高，达122223匹，是1913年的202.02倍（注：根据徐雪筠等译编《上海近代社会经济发展概况，1882-1931年》，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1985年版，第369页统计表计算而得。）。很明显，需求曲线在国内外市场
需求急剧扩大之下，大幅度向上移动至d'd'（见图1）。
本阶段棉纱、棉布供给量的增加却有限。首先棉纱、棉布进口减少。棉纱、棉线进口量从1914年开始下降，1918年最少，仅为1913年的42.65%，战后初期1919-1922年的进口量维持在1913年的45%-53%之间。棉织品进口自1915年起才减少，1916年创下本阶段进口最低值，是1913年的66.16%，1919年回升至战前水平，该年进口量比1913年增加20%，以后各年的进口额均比1919年大。其次，国内棉纱、棉布生产因大战期间设备进口受到限制以及战后初期从订货、到货、安装、形成生产能力需要一定时间，因此短时间内产量提高并不很大。大战爆发后头二年，全国棉纱年产量为521千包，较1913年增加131千包，增幅为32.79%。1916-1918年提高到800-900千包，约为1913年产量的1倍，1919年跃升至1100千包，1921年产量最高达1500千包，是1913年3.75倍。国内产量相对于出口量而言，增幅要小得多，如果扣除进口减少的数量，则供给净增加量还要小，供给曲线只是稍稍向下移动至S'S'，移动的幅度明显小于需求曲线。
图1所示：需求曲线dd因国内市场扩大、出口增加大幅度向外移动至d'd'；供给曲线因进口减少，国内产量增加受到限制微微向下移动至S'S'，新的交点E'高于原交点E，供需之间存在较大缺口，棉纱、棉布价格飞涨，1920与1915年相比，上海16支纱价格上涨91%，14磅布价格上涨76%（注：转自《旧中国民族资产阶级》，江苏古籍出版社1990年版，第194页。）。
（二）棉花的供给、需求曲线移动
棉纺业的主要原料是棉花，占总生产成本的70-80%，因此棉花价格的涨落对棉纺业成本的增减和企业的盈亏影响很大。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棉花供应充足：第一，国际原棉生产稳定。世界五大产棉国美国、印度、中国、埃及和俄国，除俄国外，其余皆不是欧洲国家，而俄国又远离世界大战主战场，因此第一次世界大战对世界棉花生产几乎无任何破坏性影响；第二，国内棉花生产稳中有升，1918年国棉喜获丰收，棉产高达10221000担（注：陈真：《中国近代工业史资料》第4辑，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61年版，第310页。），创历史新高。另外，1915年以后原棉进口逐年递增，1921年起进口量超过100万担，是战前进口量的10倍多。（注：《近代上海社会经济发展概况》，第359页。）
需求方面：由于西欧国际棉纺织基地忙于世界大战及战时运输梗阻，西欧各国原棉进口锐减，与此同时中国原棉出口则年有下降，除1918、1919年出口额在100万担以上外，其余各年均在100万担以下，低于战前出口量。需求因国内棉纺织设备扩充受到极大限制而增加有限，如图2所示，s[,1]s[,1]供给曲线因国内产量上升，进口增加大幅度向外移动至s[,1]'s[,1]'，需求曲线d[,1]d[,1]因国内消纳量有限、出口下降而稍稍上移至d[,1]'d[,1]'，新的交点E[,1]'明显低于E[,1]，棉花供过于求，棉花价格虽随纱、布价格飞涨而上扬，但涨幅大大低于后者，这可从花纱交换比价不断提高上得到充分说明，1915年每件纱合棉花393.5斤，1919-1920年上升到580斤左右（注：转自《旧中国民族资产阶级》，第194页。）。
1914-1922年尤其是1920年以前，由于棉纱、棉布的供给、需求曲线移动和棉花的供给、需求曲线移动对纱厂生产特别有利，因此棉纺业利市百倍。1916年16支纱每件赢利5.45两，1917年增加到15.32两，1919年高达50.45两。在这样繁荣的年代，纱厂普遍赢利丰厚。1919年申新一厂赢利率高达131%。许多战前一再亏损的企业也在此时犹如枯木逢春，获得了高额利润，如宁波和丰纱厂，战前困难重重难以维持，1919年竟以90万元的资本获净利125万元（注：转自《旧中国民族资产阶级》，第195页。）一些出租的纱厂也纷纷收回自办。受暴利刺激，战后棉纺业成为人们投资的首选目标之一，1919-1922年出现了空前绝后的设厂高潮，3年中仅新设的华商纱厂就有39家（注：陈真：《中国近代工业史资料》第4辑，第200页。），比大战前历年所开办的中外纱厂总和还多。伴随着大量新增生产能力的形成，棉纺业赢利呈递减之势，“1921年秋季每包纱尚可获利20-30两，至冬季只能获利16两，1922年则无利可赚……”（注：《华商纱厂宣言》，《申报》1927年5月11日。）。
据此，我们不难发现，1914-1922年棉纺业的繁荣虽与帝国主义国家忙于世界大战“无暇东顾”有一定关系，但并非决定性因素，根本原因是国内国际各种因素的综合影响，棉纱棉布因供不应求价格飞涨，而棉花却因供应充足需求有限，价格上涨大大落后于纱价，企业生产成本提高不多，纱厂在原料的供给、需求曲线移动和产品的供给、需求曲线移动双向有利情境下，赢得了空前的利润，1914-1922年成为中国棉纺业的暴利时代。
二、供给、需求曲线移动与1923-1925年中期棉纺业萧条
上期纱厂利市百倍的繁荣景象从1923年起形势急转直下，1923年每件棉纱亏本达10余两（注：《华商纱厂宣言》，《申报》1927年5月11日。）。曾几何时昔日盛况恍如隔世。中国棉纺业步入消化、吸收前期过度扩张的生产能力，重建供需均衡的阶段。
（一）棉纱供给、需求曲线移动
本期棉纱的供应量急剧增多。一方面民族纱厂设备骤增。华商纱厂纱锭由1913年的504千锭至1923年发展为2033千锭，是1913年的4.034倍。另一方面外资在华纱厂加快了扩容步伐，1923年英国在华纱厂的纱锭增至1913年的l.45倍，达255千锭；日资纱厂1923年达到962千锭，是1913年的12.83倍（注：陈真：《中国近代工业史资料》第4辑，第202页。）。日资纱厂在华势力的快速增长除了第一次世界大战后经营重点由本土转向亚洲特别是近邻中国这一原因以外，1918年中国修改进口税则对此也起了推波助澜的作用。1918年上海税则修改委员会议决对进口棉纱改征复杂从价税，日本纺织业于是认为与其以棉纱运销中国，不如在华设厂可免进口税更有利可图，因而积极在华建造纺织厂。1918年日本在华纱厂纱锭数量仅29万枚，至1921年激增至86.7万枚，增加199%，1923年再增至96.2万枚，增加232%，增幅惊人。1923年中国境内中外纱厂共有纱锭325万余枚，是1913年的3.89倍（注：陈真：《中国近代工业史资料》第4辑，第202页。）。棉纱产量随着纱锭设备的大规模扩充而迅速上升，1925年达1792千包，是大战初期产量的3倍多，是大战后期产量的2倍余。
本期进口情况：棉布进口“卷土重来”，棉纱、棉线进口不仅未恢复到战前水平，甚至较战时及战后初期各年还少，继续呈下降趋势。本期棉纱、棉线进口以1923年最高，是1913年的29.14%，1924年最少，仅为1913年的21.72%。本期进口量最高之年与上期进口最少的1918年相比，尚少365232担，减幅为31.68%，若以本期进口最少的1924年与上期进口最高的1915年相比，则差额达2113534担，减幅为78.26%。本期与上期进口相比，平均减少约800000担左右，减幅约60%。由于国内棉纱产量增幅过巨，进口棉纱下降仍改变不了国内市场棉纱供给总量骤增的现状，供给曲线在s's'的位置继续向外移动至s''s''，见图3。
需求：国外需求仍然畅旺，出口继续上升。1923年棉纱出口89001匹，1923年升至146775匹，1925年为64928匹（注：《近代上海社会经济发展概况》，第369页。）。本期出口最少的1925年与上期出口最大的1920年相近，仅减少4726担，减幅6.78%，1924年与1920年相比，棉纱出口增加了77101匹，增幅达111%。本期出口与上期相比，平均增长约3倍。
国内需求由于连年战争，交通阻塞，购买力下降而有所减少。需求曲线因出口继续扩大而有所上移，但幅度小于供给曲线的移动。
图3中新的交点E''低于图1的E'，纱价虽随棉价而有所上升，但涨幅远低于后者。
（二）棉花供给、需求曲线移动
供给方面，首先国际棉花减产。如果以1920-1921产量为100，则世界产棉量1921-1922年骤降至73.17，及至1924-1925年才恢复并略高于1920年水平，达到116.38（注：转自《永安纺织印染公司》，第35页。）。
其次，国内棉花歉收。受第一次世界大战后世界粮荒的影响，中国粮价自1920年起飞速上涨。在粮食价格强劲上涨的拉动下，国内粮食作物逐渐挤占棉田，1920年棉田较上年减少500万亩，1921年再减111129亩，加上内战影响，棉花产量逐年下降，1921年棉花产量仅5429220担，只相当于1918年产量的一半，1923-1925年均在700万担左右（注：陈真：《中国近代工业史资料》第4辑，第310页。），比1918年减少30%。与上期相比，国内棉花供应量明显减少，供给曲线向内移动至s[,1]''s[,1]''，如图4。
在棉花供给严重短缺之际，棉花需求却直线上升。
(1)国际需求殷切，国棉大量出口。20世纪20年代是国际棉纺织业大发展的时代，世界纺织大国英、美两国的棉纺织生产能力在1920、1921年间达到顶峰，分别为58692千锭和36728千锭，远高于战前水平。欧洲其他主要纺织业国家的棉纺设备也在1921年前后纷纷超过战前水平或接近战前规模，亚洲各国的增长势头更猛，如日本，1913年仅有纺锭2300千锭，至1921年已高达5592千锭（注：陈真：《中国近代工业史资料》第4辑，第318－319页。），增加一倍有余。
战后国际棉纺业大发展的结果是世界纺锭总数剧增，棉花消费量不断增加，而1921-1924年又适逢世界棉荒，国际市场棉花供不应求，价格节节攀高，中国原棉出口逐年递增，1924年出口高达1080019担（注：《上海近代社会经济发展概况》，第369页。），为1920年的2.87倍。美国、日本为收购我国上等原棉，采取“抛盘定货’等方式与民族企业竞买，它们挟雄厚之资力，常常在收棉时节未届之时，即派人分赴产地，贱价向农民预购，至新棉上市后交货，所以在棉花产区，往往新棉刚登市，货源已告竭。
(2)国内纱厂、纺锭陡增，棉花消纳量大幅度上升。1919-1920年全国纱厂棉花消费量共260万担，1922-1923年达到540万担，增加了一倍多，与大战时期相比，增幅更巨。除外，因棉价屡创新高，引来了大量投机商人蜂涌入市，抢购棉花囤积居奇，因而相当一部分棉花滞留于流通领域，并未真正进入生产领域，制造了一部分虚假的棉花消费。凡此种种致使需求曲线在d[,1]'d[,1]'位置继续向上大幅度移动至d[,1]''d[,1]''，正如图4所示新的交点E[,1]''大大高于E[,1]'，反映棉花供需出现缺口，价格不断推高，1922年通州棉价格每司马担46.80元，1923年涨至53.76元，1924年再升至60.61元，较1922年上涨13.81元，涨29.51%，与战时及战后初期相比，则更不可同日而语。
本期棉纱、棉花两组供给、需求曲线的移动情形与上期相比，呈明显的反方向变动趋势，花纱比价出现逆差，即“花贵纱贱”。据华商纱厂联合会估算，花纱比价必须维持在每件纱能换取棉花4.40担左右，生产才能保本，1922年已跌破这个底限，仅4.082担，1923、1924年更低至4担以下，纱厂生产严重不敷成本。于是本期棉纺业一改前期销旺、价高、利厚的景气现象，销路呆滞，纱价疲颓，企业亏损累累，停工、减产、倒闭事件时有所闻。早在1922年8月，由于纱价低落，民族纱厂处境日趋不利，华商纱厂联合会为挽救危局，曾召集全体同业共商对策，决定一律停开夜班，并议定16支纱的最低售价为135元，企图以此维持纱价，减少亏损，但实施后收效甚微。同年12月再次决定华商纱厂一律减工25%，1923年4月减工率又提高到50%。期间宝成一、二厂和华丰纱厂等由于亏损巨大无力偿还债务而为外资企业所吞并；大丰、同昌、德大、经纬等厂也因亏蚀甚巨无法维持而被迫出售、出租或宣告停工；被同业称为“模范工厂”的大中华纱厂因不胜债务负担被迫廉价售予永安纺织印染公司。这种情形正如《海关十年报告》所言：“那些想分享繁荣时期厚利，没有长远的打算，又不顾效率与成本一味开设新厂的企业，现在都纷纷倒闭。虽然所有工厂都普遍受到经济危机的影响，但遭到打击最重的则是那些在上期期末新开设的大量小工厂、小企业。这些工厂组织不善，资金缺乏，财务管理方式陈旧，开支浩大，以至多数无法维持，相继倒闭。”资力薄弱的被淘汰了，敦促“那些资力比较雄厚，尚能在险浪中前进的企业，也不得不采取严格措施，消除一切浪费，减少不必要的开支，把他们的工厂建筑在一个非常巩固的现代化的和高效率的基础之上。”（注：《上海近代社会经济发展概况》，第277页。）
从本期棉纱、棉花两组供给、需求曲线不同的移动图形，我们不难看出，1923-1925年中期中国棉纺业所经历的战后萧条并非帝国主义“卷土重来”所致。统计资料表明，本期棉纱进口比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及战后初期要少得多，出口却有增无减，国际棉纱进口对国内市场的冲击较小。棉布进口虽“卷土重来”，但国内棉布需求依然旺盛，利润不薄。因此萧条的根本原因在于：第一，设厂时点过于集中，设备、产量的扩展过速、过量，而需求并没有相应地扩大，棉纱严重供过于求，销路由旺转滞。货不能畅其流，再生产环节必然受到影响，棉纱生产不得不收缩规模，减工、减产、停工、关厂等即是一种被动的调整行为。棉花因国际国内减产而供给量减少，但需求却十分旺盛，供不应求，价格不断上涨，致使棉纺业生产成本持续上升，收益却在高成本、低需求的两不利境遇中日趋下降。第二，中国民族棉纺业发展还存在结构失偏的问题。其一，纺纱与织布发展不同步。纺纱设备扩展过猛，织布业发展却很迟缓，棉纱因后序产业吸纳力有限而大量过剩。本期纱与布的境遇大相径庭，纱市疲滞而布市俏旺就是最好的证明。外国棉布得以“卷土重来”，实缘于国内棉布供给不足。其二，中国民族纱厂生产的纱支品种主要集中在粗支纱、低支纱上。20年代中期除了上海等地个别民族纱厂能纺制细支纱以外，全国大多数华商纱厂所生产的棉纱品种以8支、10支、12支、16支、20支为主，20支以上产品较少，因为生产低支纱的技术要求不高，工艺落后，行业进入堡垒很小。但正处于方兴未艾的机制棉织业如织汗衫、袜子等均需20支以上细纱，外销棉纱更以高支纱为主，因此粗支纱市场需求拓展的空间有限，竞争激烈，其程度几达白热化，价格跌幅最深的就是低支纱。外资纱厂特别是日资纱厂由于注重织布设备的配套发展及大力纺制细支纱，从而能在不景气的市道中逆势而上，1922-1925年上海民族纱厂的纱锭总数减少了12.39%，全国民族纱厂的纱锭总数减少11.02%，而日资纱厂的纱锭数却净增加了341千锭，增幅35.45%（注：陈真：《中国近代工业史资料》第4辑，第202页。）。本阶段民族纱厂永安纺织印染公司和申新集团，由于大力增添织布设备并努力发展细支纱生产，因而当其他华商纱厂纷纷倒闭或被人兼并之际，它们却能廉价兼并他厂，向集团化、规模化发展，以规模降低成本，以高精尖产品拉开与同行的差距，从而增强了企业的综合竞争实力，因此它们的状况要好于其他民族纱厂，这是一个重要的因素。
三、历史的启示
（一）如何把握投资机会？
盛极而衰，衰竭而兴，高潮中潜伏着危机，绝望中孕育着希望，1914-1925年中期中国棉纺业的起伏发展清楚地说明了这一点，因此切莫把钱投在热得发烫的场所，这时距供求失衡往往仅一步之遥，转势随时会发生。过热以后，经相当一段时间的调整、消化和吸收，供求关系将重趋均衡。当然这个阶段是十分痛苦的，常常伴随着大量的企业停工、倒闭、出租、改组甚至亏损累累，经此大浪淘沙，一旦某些因素的作用，打破了这一局面，则情势马上发生逆转，熬过逆境的人们或此时介入投资必定收益匪浅。抓投资机会慧眼独识的奥秘，即在于寻找需求潜力已然萌生而供给暂时不足的事业。
（二）对目前中国纺织行业现状的思考
中国纺织行业昔日被誉为“摇钱树”，今日却成了“苦菜花”，是下岗职工最多的一个行业。为谋生存计，许多纺织企业争相转产，或破墙开店，或物业置换，大搞三产，报纸曾一度大加渲染，誉之为纺织业的“第二次革命”。如果说有一、两家纺织厂这样做则未尝不可，但假如上海乃至全国的纺织企业因为这个行业一时的不景气而纷纷改营别业，或以纺织业为副业，那么若干年后我们一定会后悔今天的举动。衣、食两业是传统工业，它们虽称不上朝阳产业，但也绝不是夕阳产业，人类再怎么发展总离不开吃饭和穿衣，它们是任何时代都需要的产业，因此说食品、纺织两业是工业发展史上的常青树也并不为过。中国是个人口大国，12多亿人的穿衣，是一个很大的需求市场，所以我们有充足的理由相信中国的纺织业是大有可为的。随着中国加入WTO步伐的日趋加快，从比较利益的角度看，纺织业也是中国应当大力发展的一个行业。当然这绝不是说要按传统的路子走，中国的纺织企业普遍存在设备老、产品老，工艺落后，科技含量低等问题，上海等大城市的纺织企业还面临劳动力成本高，远离原料产地等劣势，因此如果按传统的模式发展，中国的纺织企业要想在更加开放的市场竞争中获胜将难乎其难。针对中国纺织行业的现状，近年来中央痛下决心，采取压锭、敲锭等强有力措施，坚决淘汰落后的、过剩的生产能力，据报道目前中国纺织业已提前实现全行业扭亏，非常难得。但这种调整方式是经济转轨时期中央对我国纺织行业不得不采取的一种政府行为，属于非常时期的非常之策，今后中国纺织行业的进一步发展，必将更多地从全球的角度，根据市场自身的供求规律来进行调整。中国的纺织业要想在国内外市场竞胜，还有很长的路要走。当前急需要做的是中国的纺织业必须形成合理的布局，即从内地到大都市呈一定的梯度结构，坚决制止盲目重复建设，避免产品高度雷同，拉开竞争档次，改变在大路产品、低档产品上过度竞争，收益不断递减，而在高精细产品方面十分缺门，不得不大量仰赖进口的状况。沿海地区大城市的纺织企业应高瞻远瞩，从提高国际竞争力的角度出发，率先创新，向资本有机构成高、深加工、高附加值方向迈进，通过产业升级既为自己的发展拓展新的天地，又为内地企业的发展留出一定的空间。在这方面上海有条件也有能力走在前列。内地企业则应更多地从当地的资源禀赋和比较优势出发，侧重于发展适合内地消费需求特点及为大城市纺织企业生产配套的产品。这样内地与沿海的纺织企业可以各具优势并互补，获得共同发展。在加入WTO的新形势下，既可以牢牢地占领国内市场，同时又可以利用WTO给中国带来的机遇，稳步地拓展国际市场。总之，目前中国的纺织业只要肯下功夫，巧捕商机，是大有希望的。